肠道及其菌群，正在参与我们如何“感知自己”

谷禾健康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紧张时胃里”七上八下”，悲伤时”心如刀绞”，吃到变质食物瞬间反胃，闻到油腻的甜食突然失去胃口？又或者，在某个重要会议前频繁想上厕所，而在专注工作时完全忘了饥饿？

这些日常体验背后，是一套对身体内部状态进行感受、解释和整合的系统，被科学界称为“内在感知”（interoception）。

我们习惯把眼睛、耳朵、鼻子理解为感觉器官，却很少意识到，身体内部同样有一套庞大的感觉网络。

它负责监测身体内部的状态——心率、血压、呼吸、体温、血糖、肠胃的扩张与收缩、炎症信号、微生物代谢产物——并把这些信息源源不断地送往大脑。大脑再据此做出判断：饿了、饱了、恶心、舒服、焦虑、安全。

内在感知其实是大脑持续认识身体的一种方式。大多数时候，你不会清楚感觉到自己的血糖正在被调节…大量内部信息会先在脑干、下丘脑、自主神经和内分泌系统中被自动处理，只有其中一部分最终进入意识，变成我们熟悉的感觉。

所以，“感觉”从来不是大脑凭空制造出来的体验。大脑需要身体不断提供信息，才能知道自己正在管理的是一个怎样的身体。

在所有内脏器官中，肠道是一个尤其特殊的界面。它每天直接面对食物、机械扩张、化学物质、炎症以及复杂的微生态，同时又通过激素、免疫和神经通路不断与大脑交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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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发表在《Nature》上的一项里程碑式研究表明：衰老过程中肠道菌群的变化会通过一条“微生物—肠道—大脑”通路损害海马体的记忆编码，而恢复迷走神经的感觉输入有可能逆转认知衰退。这项研究与此前一系列证据共同指向一个逐步清晰的结果：肠道的感觉功能，是理解我们如何进食、如何感受、如何记忆，以及如何衰老的关键。

本文将系统梳理内在感知的科学图景和应用前景：它是什么，它的神经元如何连接大脑，肠道为何是内在感知的枢纽，微生物组如何参与感知与记忆，内感知失调如何导致饮食障碍、功能性胃肠病和认知衰退，以及为什么肠道微生态有望成为连接科学、临床与产业的重要桥梁。

01 大脑如何持续读取身体状态

我们最熟悉的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这些感觉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主要帮助神经系统理解外部世界。

比如，眼睛告诉大脑哪里有光，耳朵告诉大脑哪里有声音，皮肤告诉我们哪里受到了压力或高温…

神经科学把这类面向外界的感觉称为外感知（exteroception）。

但一个生命体只知道外面发生什么，显然还不够。我们无法知道自己是否饿了、渴了、累了、发烧了、组织受伤了。因此，神经系统还进化出一整套面向身体内部的监测体系——内感知。

1906年，英国生理学家查尔斯·谢灵顿在《神经系统的整合作用》中，用“内感受”来区分来自身体内部与外部的感觉输入；在当时的分类中，它主要指来自内脏的信号。今天，内感知的含义已经明显扩展，不只包括传统的内脏感觉，也涉及对营养、代谢、温度、炎症、机械状态等身体信息的综合表征。

感觉到一个信号，和“知道自己感觉到了什么”，其实不是一回事

这里需要先区分两个容易混在一起的概念：

感觉（sensation）和 知觉（perception）。

• 感觉是感受器对刺激的检测，例如味蕾感知到糖分子、胃壁感知到扩张、肠道内分泌细胞感知到脂肪酸。
• 知觉则是大脑对这些感觉信号的整合、解释和赋予意义。同样的胃部收缩，在不同情境中，最后形成的主观体验完全可能不同。在饥饿时被解释为”该吃饭了”，在焦虑时被解释为”心慌”，在食物中毒时被解释为”恶心”。

所以，我们最终意识到的“饿”“饱”“痛”“恶心”“舒服”，并不是某一个感受器直接告诉大脑的答案，更像是大脑收到许多数据以后，做出的一次综合判断。

这也意味着，内在感知是否正常，不仅取决于身体有没有发出信号，也取决于神经系统怎样读取和解释这些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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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身体信息，其实我们意识不到

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时时感到自己的血压、血糖、胃排空速度和肠激素水平正在变化。这些信息大量由脑干、下丘脑、自主神经和内分泌系统自己处理，用于维持血压、体温、水盐平衡、能量状态等基本稳态。

只有当某些信号达到一定强度，或者对行为具有足够重要的意义时，它们才更容易进入主观体验。比如：

• 血糖和能量状态变化，逐渐形成饥饿；
• 胃肠扩张和营养信号累积，参与形成饱腹；
• 有害刺激或感染可能产生恶心和疼痛；

所以，内感知首先是一套维持生命稳态的监测系统，其次才成为我们能够明确描述的“感觉”。

而这些感觉最终又会推动行为：饿了去找食物，渴了去喝水，疼痛让人避开损伤，恶心帮助减少继续摄入潜在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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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内部”和“外部世界”的边界，没有那么清楚

按照定义，外感知感受外界，内感知监测身体内部。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分工明确。

肠道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从解剖上看，消化道是一条从口腔一直延伸到肛门、与外界相通的管道。肠腔里的食物、细菌和消化液，在拓扑学上仍然位于身体”外部”——它们尚未被吸收进入血液。

但身体不可能把它们当成与自己无关的东西。肠壁上的感受器把这些内容物的化学组成、渗透压、机械张力和微生物代谢物当作内部信号来处理。

肠道是一个把外部世界翻译为内部信号的界面。

味觉也说明了这条边界有多模糊。

食物还在口腔时，TAS1R、TAS2R等受体参与识别甜、鲜、苦等化学特征，这通常属于外感知；而相同或相关的受体也表达在胃肠道部分细胞中，继续参与对已经进入消化道的营养物和化学信息的识别。

于是，一份食物其实经历了两轮不同的“被感觉”：

• 入口时，它是味道、气味和口感；
• 进入胃肠后，它变成营养、机械张力、激素和代谢信号。

食物离开口腔后，判断并没有结束。胃肠道还要继续识别营养、机械扩张和潜在危险，并把这些信息传给大脑。

而完成这一步的，正是肠壁上一整套精密的感觉系统。

02 食物下肚之后身体还会再尝一遍

从感觉的角度看，肠道更像一个由上皮细胞、肠内分泌细胞、免疫细胞、神经网络共同组成的感知界面。

它要完成的事情，可以简单概括成三步：

• 先识别肠腔里有什么
• 再判断身体发生了什么
• 最后把结果传给神经系统

肠道和舌头，共用一部分“味觉分子”

在舌头上：

• TAS1R2与TAS1R3组成甜味受体，帮助识别糖和部分甜味物质；
• TAS1R1与TAS1R3组成鲜味受体，主要参与识别谷氨酸等氨基酸；
• TAS2R家族则负责苦味感知。

注：人类拥有大约25种TAS2R苦味受体，用来识别范围很广的苦味化合物。

有意思的是，这些受体并不只存在于舌头。相同或相关的TAS1R、TAS2R受体也表达在胃肠道的一些细胞，尤其是部分肠内分泌细胞中。

舌头上的受体在肠道，任务发生了变化

• 在口腔里，甜味受体被激活，我们会产生“甜”的感觉；鲜味受体让我们感受到食物的鲜味…
• 到了肠道，这些受体会帮助判断：什么样的化学物质已经进入消化道，身体接下来应该作出什么反应。

例如，肠道中的甜味感受机制可以与葡萄糖感知和GLP-1、GIP等激素释放相联系；而苦味受体检测到某些生物碱、毒素或药物成分后，则可能参与改变胃肠动力、防御和回避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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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对营养的判断并不只依靠这些“味觉受体”

葡萄糖还有SGLT1等感知和转运机制；脂肪酸可以通过CD36、FFAR1、FFAR4等分子被识别；氨基酸和肽类也有各自的感知通路。

所以说，身体把一部分原本用于识别食物化学性质的分子工具，同时部署在了口腔和肠道。

而把这些糖、脂肪、氨基酸和其他化学信息进一步翻译成激素与神经信号的关键角色，就是接下来要说的肠内分泌细胞（EECs）。

专业延伸｜肠道到底有多少种“分子天线”？

如果把肠道的感觉装备展开，会看到一个非常庞大的分子工具箱。

碳水化合物相关感知包括TAS1R2/TAS1R3、SGLT1以及KATP等；

脂肪酸和脂质信号可涉及CD36、FFAR1（GPR40）、FFAR4（GPR120）、FFAR2（GPR43）、FFAR3（GPR41）、GPR119；氨基酸和肽类可以涉及TAS1R1/TAS1R3、CaSR、GPRC6A等；

机械感知涉及PIEZO1/PIEZO2以及感觉神经末梢；

TRPV1、TRPA1参与刺激、炎症和伤害性化学信号；

TLR、NOD1/NOD2负责识别部分微生物结构成分；

AhR可以读取部分菌群色氨酸代谢信号；

FXR、TGR5则参与胆汁酸信息的识别。

肠内分泌细胞：把“吃进来了什么”翻译成身体语言

肠内分泌细胞（EECs）在整个肠上皮细胞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却分布在整个胃肠道，能够检测碳水化合物、脂肪酸、氨基酸、胆汁酸以及其他肠腔信号，再释放不同的激素和信号分子。

比如：

• 十二指肠和空肠中的部分EEC可以在脂肪酸、氨基酸等营养物到达后释放胆囊收缩素（CCK），参与胆囊收缩、消化酶分泌和饱腹调节；
• L细胞可以响应糖、脂肪以及部分其他肠腔信号，释放GLP-1和PYY；
• K细胞则可以释放GIP，参与餐后的葡萄糖代谢调节。

注：

L细胞主要分布于回肠和结肠，在小肠近端也有少量分布。它们可响应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消化产物及短链脂肪酸等微生物代谢物，分泌GLP-1和PYY。GLP-1可增强葡萄糖依赖性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并延缓胃排空；PYY则参与抑制胃肠动力和食欲。

K细胞主要位于十二指肠和空肠，分泌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IP）。GIP可响应葡萄糖、脂肪等营养物质，并促进葡萄糖依赖性胰岛素释放。

胃饥饿素主要由胃底和胃体的P/D1细胞分泌；胰腺ε细胞也可产生胃饥饿素，但在成年人体内数量较少。胃饥饿素通常在餐前和空腹时升高，可刺激食欲并促进生长激素释放。

肠嗜铬细胞（EC细胞）是胃肠道5-羟色胺的主要来源，胃肠道合成的人体5-羟色胺约占全身的90%以上。EC细胞可响应机械刺激、营养物质、炎症信号以及微生物及其代谢物，释放5-羟色胺，参与调节肠道蠕动、分泌和内脏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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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肠内分泌细胞很像一种“翻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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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大脑不是直接“闻到”肠道里的葡萄糖，而是读取肠道细胞对葡萄糖作出的反应。

肠道不仅知道“吃了什么”，还知道“装了多少”

我们吃一顿饭什么时候应该停止？

如果说只看热量，那么一碗汤和一小块高能量甜点，即使热量相近，对胃造成的机械刺激也完全不同。

因此，胃肠道还有另一套感觉：机械感知。

胃壁撑开、肠道发生牵张和收缩，这些物理变化都会激活机械敏感结构。其中，迷走感觉神经在胃肠壁中形成机械感受末梢，可以读取器官的扩张和张力；PIEZO2等机械敏感离子通道也参与对胃肠扩张的检测。

所以，“胃里装满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状态。胃扩张需要先被转换成神经活动，这样大脑才知道是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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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肠道细胞，甚至可以直接连上感觉神经

过去人们常把肠道和大脑之间的交流想象成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肠道检测到食物，释放激素；激素进入血液；最后影响大脑。

近年的研究发现，部分肠内分泌细胞可以通过被称为神经足（neuropod）的基底突起，与迷走感觉神经形成突触样连接。

也就是说，某些来自肠腔的营养信息并不需要完全依赖激素进入全身循环，而可以通过局部的细胞-神经连接快速转化为神经信号。

研究表明，突触样连接适合较快速、局部的信息传递，而激素信号则可以产生更持续、更广泛的代谢调节。

这也改变了我们对肠道的理解。它并不只是一个“吃完以后慢慢分泌激素”的器官。其中一部分细胞的功能，更接近真正的感觉转译单元：

• 一端面对肠腔，读取食物；
• 另一端连接神经，把信息送向大脑。

肠神经系统——本地处理网络

肠壁内部还有一套复杂的神经网络——肠神经系统（ENS）。它主要由肌间神经丛和黏膜下神经丛组成，可以在局部调节胃肠运动、分泌和血流，也包含能够响应机械和化学变化的神经元。

因此，肠道里的每一次变化都不需要先上传大脑，再等待大脑下命令。

很多事情可以在当地完成：

• 感受到肠壁扩张；
• 调整平滑肌收缩；
• 改变分泌；
• 推动食糜向前；
• 随后再把重要状态上传给中枢神经系统。

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看，肠神经系统更像一个本地网络：先处理一部分肠道信息，再与迷走神经、脊髓感觉通路以及自主神经系统持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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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的信息通过不止一条路进入大脑

至少有三类重要路径共同参与：

• 神经路径——迷走和脊髓感觉神经把机械、营养、炎症和其他信息送入中枢；
• 内分泌路径——CCK、GLP-1、PYY、GIP等信号通过局部或循环途径作用于神经和其他组织；
• 局部细胞网络——EEC、免疫细胞和ENS先在肠壁完成一轮信息转译和整合。

其中，迷走传入是目前研究最充分的肠-脑感觉线路之一；脊髓传入则尤其参与机械、痛觉以及部分代谢信号。

研究将肠-脑通信概括为对机械、化学、激素和其他肠道输入的共同整合，由此参与饥饿、饱腹、代谢和稳态调节。

所以，一顿饭进入胃肠以后，身体得到的是一堆信号组合，同时包含：营养成分、体积、机械张力、激素变化以及局部生理状态。

然而，肠内分泌细胞和免疫细胞面对的，并不只有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肠腔中还有数以万亿计、不断进行代谢活动的微生物。它们自己没有神经，却能够改变肠道感觉细胞所面对的化学环境。那么，微生物又是怎样接入这套内感知系统的？

03 肠道菌群怎么进入身体的感觉系统？

微生物虽然不能像神经元那样“感觉”，却可能改变人体感觉系统正在读取什么。

微生物不断制造代谢物、释放自身成分，也会改变肠道感觉细胞和神经的状态。所以，菌群参与内感知主要有三个层面：

• 它们产生什么信号
• 身体如何识别这些信号
• 菌群又怎样改变人体的感觉系统

微生物产生了哪些信号？

肠道微生物会利用我们吃进去的食物继续代谢，产生大量宿主自身不会以同样方式产生的分子。

最典型的是短链脂肪酸 （SCFAs）

膳食纤维进入结肠后，可以被微生物发酵成乙酸、丙酸和丁酸等短链脂肪酸。

• 丁酸是结肠上皮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并具有抗炎和维护屏障的作用；
• 丙酸在肝脏参与糖异生并刺激肠道激素；
• 乙酸可激活副交感神经，经迷走通路促进胰岛素分泌。

短链脂肪酸通过 FFAR2（GPR43）和FFAR3（GPR41）受体被肠上皮细胞、免疫细胞和神经元感知。

次级胆汁酸是另一类重要微生物代谢物

肠道菌群将肝脏合成的初级胆汁酸转化为次级胆汁酸（如脱氧胆酸和石胆酸），后者通过FXR 和 TGR5 受体调节脂质代谢、葡萄糖稳态和肠激素分泌。

另一个重要例子是色氨酸代谢

色氨酸代谢物（吲哚、吲哚丙酸、犬尿氨酸等）由细菌分解膳食色氨酸产生，可激活芳香烃受体（AhR），调节屏障功能和免疫，并与 5-羟色胺合成竞争同一前体，间接影响情绪相关通路。

所以，同样一顿饭进入不同的肠道微生态，最后形成的化学信号并不一定相同。食物是原料，微生物参与了二次加工。人体读取到的除了食物本身，还有这些食物在这个微生态中被加工成了什么。

身体如何识别微生物及其信号？

微生物产生信号之后，还需要有人能够“听见”。

这个“接收端”就是宿主细胞上的各种感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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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微生物代谢物层面，身体还能够识别微生物本身的一些分子特征。例如，TLR（Toll样受体）家族可以响应脂多糖、鞭毛蛋白等微生物相关成分，NOD1、NOD2则能够识别细菌肽聚糖的特定片段。

也就是说，人体不仅能够感知“这里有糖”“这里有脂肪”，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判断：这里出现了什么样的微生物信号。

这些受体广泛存在于上皮和免疫系统中，因此微生物组成或活动发生变化时，宿主接收到的免疫信息也会随之改变。

这一步很重要，因为免疫系统本身也是内感知网络的一部分。

一些研究把肠道免疫细胞视为一种感觉中继（sensory relay）：它们可以读取微生物抗原和代谢物，再通过细胞因子、局部神经以及其他途径，把肠腔环境的变化转化成宿主内部信号。例如，短链脂肪酸可以通过FFAR2作用于某些免疫细胞。

因此，大脑并不需要直接接触肠腔里的细菌。很多信息在到达神经系统之前，已经先经过了一轮翻译：

微生物或代谢物 → 上皮和免疫细胞识别 → 内分泌、免疫或神经信号。

菌群又怎样改变人体的感觉系统？

如果微生物只是制造一些代谢物，那么它们还只是这套感觉系统里的“信号源”。但实际上它们可以进一步影响负责读取信号的细胞本身。

例如，肠内分泌细胞不仅能感知营养，也可以感知微生物来源的代谢物。研究已经显示，某些细菌色氨酸代谢产物能够被EEC读取，并进一步激活肠神经和迷走通路。

部分EEC还表达TLR5等模式识别受体，可以对细菌鞭毛蛋白作出反应并改变PYY等信号的释放。

肠嗜铬细胞、免疫细胞、肠神经元以及外周感觉神经的兴奋性，也都可能受到微生物及其代谢环境影响。

因为菌群改变的，已经不只是：“肠道里有什么信号。”它还可能改变：“谁在接收这些信号，以及接收得有多敏感。”

同样的营养物、同样的机械刺激，在不同的肠道微生态和免疫状态下，最终进入神经系统的信息强度和性质，都可能有所不同。

于是，菌群和内感知之间的关系，更像一个不断变化的信号网络：饮食改变微生态，微生态改变代谢和免疫环境，代谢和免疫环境又改变肠道感觉细胞与神经的工作状态。

所以，与其说“菌群在感觉”，不如说：菌群正在参与决定，我们的身体能够感觉到什么。

04 肠道如何参与食物偏好？

我们通常以为，喜欢一种食物，是因为它好吃。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食物进入肠道之后产生的信号，也会反过来参与塑造我们对食物的选择。

摄入后的肠道信号，也会强化食物偏好

肠道并不是简单地向大脑报告“有食物进来了”，它能够分辨不同类型的营养输入。

糖、脂肪、蛋白质等进入胃肠道后，会分别被肠上皮、肠内分泌细胞以及感觉神经上的不同分子机制识别；CCK、GLP-1、PYY等肠道激素，再与胃肠扩张等机械信号一起调节迷走传入和脑干、下丘脑中的进食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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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息甚至可以细化到是什么营养物。

动物研究显示，向胃内直接灌注糖或脂肪，会激活结状神经节（nodose ganglion）中不同的迷走感觉神经元群体；也就是说，肠-脑通路并不是用一个笼统的“热量信号”处理所有营养物。

同时，糖、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物的摄入后信号，还可以降低下丘脑AgRP神经元的活动。AgRP神经元是重要的“饥饿神经元”，在能量不足时活跃，并参与把食物的感官线索与摄入后的营养结果建立联系。

所以，肠道反馈除了吃饱之外，还在参与一个学习过程：某种味道和气味之后，通常会带来什么营养结果。

糖和甜味剂，进入肠道后的信号不同

糖是这套机制里研究得最清楚的例子之一。糖和非营养性甜味剂都可以激活口腔甜味系统，因此在舌头这里它们都可以产生甜。

但进入小肠后，开始分开。

发表在《Nature Neuroscience》的一项小鼠研究发现，十二指肠中的一类神经足细胞（neuropod cells）能够直接与迷走神经形成突触，并区分真正的糖和非营养性甜味剂。

这种区分甚至发生在分子和神经递质层面。

葡萄糖的识别涉及SGLT1等钠-葡萄糖转运机制，随后促使神经足细胞释放谷氨酸；而三氯蔗糖等甜味剂更多通过甜味受体通路，引发以ATP为代表的嘌呤能信号。也就是说，同样是“甜”，肠道细胞向迷走神经发送的却不是同一种信号。

在小鼠中，抑制十二指肠神经足细胞，或者阻断其谷氨酸信号后，动物原本明显的蔗糖优于三氯蔗糖的偏好显著减弱。

这说明，糖的营养强化并不只是因为它在嘴里更甜，而与小肠向大脑发送的快速神经信号有关。

肠道不是在判断“真假”，而是在识别甜味刺激是否同时伴随着可以被吸收、代谢的葡萄糖信号。

糖和脂肪会进入不同的肠-脑奖赏回路

发表在《Cell Metabolism》的研究发现，在小鼠中，向胃肠道直接输入糖和脂肪，会分别激活不同的迷走感觉神经元群体。

这些信号进入中枢后，又分别招募不同的黑质-纹状体多巴胺通路（nigrostriatal dopaminergic pathways），从而形成针对糖或脂肪的营养强化。

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第一，大脑并不是只计算“摄入了多少卡路里”。

它保留了营养物类别的信息。糖是一种信号，脂肪是另一种信号。

第二，当糖和脂肪同时出现时，两条通路可以叠加。

研究中，即使控制热量因素，同时激活糖和脂肪的肠-脑回路，产生的纹状体多巴胺信号和进食强化也强于单独激活其中一条通路。

这为理解为什么高糖+高脂的食物特别容易形成强烈强化，提供了一种神经生理解释：它们并不只是味道更好，还可能同时调动两套相对独立的摄入后奖赏线路。

而且，两种营养物上传大脑的路线也并不完全一致。

现有动物研究提示，肠道脂肪的信息主要依赖迷走传入，而葡萄糖除迷走神经外，还可以通过脊髓感觉传入向中枢报告。

大脑会学习“这个味道后面跟着什么营养”

这些摄入后信号最终还会参与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风味-营养学习（flavor–nutrient learning）。

假设一种新的味道反复与葡萄糖进入肠道同时出现。

最初，大脑可能只知道“这是某种味道”；但随着肠道不断反馈葡萄糖的营养结果，这个味道就逐渐获得了预测意义：闻到或尝到它，大脑就开始预期后面会有能量。

AgRP神经元正参与这一过程。

动物研究显示，营养物到达胃肠道后产生的摄入后信号，是调节AgRP神经元活动的重要因素；而AgRP神经元的活动又参与把外部食物线索与后续营养价值建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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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群可能进一步改变这种“营养-奖赏”关系

不同的饮食长期进入肠道，会选择不同的微生物生态；而不同的菌群又会产生不同的短链脂肪酸、胆汁酸衍生物和其他代谢物，并影响EEC、免疫细胞、肠神经和感觉神经的状态。

因此，理论上存在一个持续反馈的过程：

饮食改变菌群，菌群改变肠道信号环境，肠道信号又参与调节饱腹、奖赏和下一次进食。

动物研究已经提供了一些更直接的线索，这种影响可以进一步触及奖赏和选择系统。

动物研究显示，将具有不同觅食策略的野生啮齿动物菌群移植给无菌小鼠后，受体小鼠的自愿饮食偏好也出现差异；另一些研究则证明，微生物来源的代谢物能够通过感觉神经调节纹状体多巴胺和动机行为。

因此，更合理的理解是：菌群可能参与塑造食物偏好的生理背景，而不是单独决定食物偏好。

总的来说，我们想吃什么，取决于多方面因素，舌头对食物的即时评价，肠道对营养后果的反馈，大脑对过去经验的学习，以及微生态对这些身体信号环境的持续影响。

正常情况下，这套系统帮助我们把“想吃”“需要吃”和“已经够了”协调在一起。但如果身体发出的信号变弱、变强，或者大脑对这些信号的解释发生偏差，会发生什么？

下一章节我们来看，内在感知研究的另一个核心问题。

05 当身体传给大脑的信息失真…

正常情况下，内在感知系统并不需要让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如果这套系统出现偏差，情况就会不同。

有时是身体发出的信号变弱了，大脑没有得到足够的信息；有时是感觉神经过度敏感，原本普通的刺激被不断放大；还有一些情况下，在大脑对身体信号的整合和解释过程中可能出现问题。

于是，原本用于维持稳态的感觉系统，也可能参与疾病。

进食障碍：饥饿和饱腹信号也可能出现偏差

进食行为看起来是一个主动选择，但它始终建立在身体信号之上。

以神经性厌食症为例，研究显示，患者可出现胃排空延迟、餐后CCK信号增强以及对胃扩张更敏感，少量进食就可能产生明显的饱胀、恶心。

同时，负责整合身体内部状态的岛叶皮层也存在异常，使实际营养不足与主观饥饿感之间出现脱节。长期限制进食又会反过来改变胃肠动力、激素分泌、菌群，形成“进食减少-生理改变-内感知进一步异常”的循环。

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障碍则可能呈现另一种模式：胃排空加快，对胃扩张和CCK等饱腹信号的迷走反应减弱，使停止进食所需的反馈变得迟钝；反复催吐、泻药使用等行为又会进一步扰乱胃肠反射。

暴食障碍患者常伴有肥胖，而肥胖本身会削弱肠-脑饱腹信号：高脂高糖饮食降低迷走神经对 GLP-1、CCK 的敏感性，菌群失调引发的低度炎症干扰下丘脑和脑干整合。

这种异常并不局限于胃肠道。

进食障碍研究中还常观察到内感知准确性下降：患者不仅较难判断心跳等内部信号，对饥饿、饱腹与情绪状态的区分也可能更加困难。

功能性胃肠病：为什么正常的肠道信号会变成不适？

在功能性胃肠疾病中，肠易激综合征（IBS）和功能性消化不良（FD）是最典型的代表。现在，这类疾病越来越多被归入“肠-脑互动障碍（DGBI）”，问题往往涉及肠道感觉、免疫、神经和大脑加工的共同异常。

其中，内脏高敏感是理解 IBS 和部分 FD 症状的重要机制之一。同样程度的肠道扩张，在内脏高敏感患者身上更容易产生腹痛、腹胀和明显不适。

这种高敏感可以从肠壁开始

动物实验通路：肠道代谢物异戊酸（isovalerate）可以激活肠嗜铬细胞上的OLFR558，促进5-羟色胺释放；随后，黏膜感觉传入对肠道扩张变得更加敏感。抑制肠嗜铬细胞后，这种内脏高敏感可以减弱。

免疫系统也参与放大信号

肥大细胞释放的组胺可以使内脏感觉神经敏化；与此同时，支配结肠的部分TRPV1⁺背根神经节神经元表达机械感受通道PIEZO2，在IBS动物模型中参与把结肠扩张转化为过强的疼痛反应。

就是说，同样的机械刺激，经过微生物代谢物、5-HT、组胺和感觉神经兴奋性的共同调节，最终产生的神经输出可以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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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还会继续向上传递

研究显示，持续的内脏刺激可伴随脊髓、脑干敏化，以及岛叶、前扣带回、杏仁核等区域对疼痛和不适信号加工的改变；下行疼痛抑制也可能减弱。

压力则通过另一方向加入这套回路。

• 交感神经和HPA轴可以改变胃肠动力、通透性和免疫反应，也会影响菌群环境；
• 反过来，持续的腹痛和腹胀又不断向中枢提供异常内感知输入。

因此，肠-脑互动障碍中的症状并不一定意味着肠道受到的刺激更强，也可能是微生态、免疫和感觉神经共同改变了内脏信号的编码与放大方式。

衰老与认知衰退：当肠道传给大脑的感觉输入变弱

如果说前面的肠-脑互动障碍更像是内脏信号被过度放大，那么衰老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感觉输入本身变弱。

《Nature》研究发现，小鼠随年龄增长，肠道菌群组成和功能发生变化，其中 Parabacteroides goldsteinii增多，并伴随中链脂肪酸（MCFAs）积累。

进一步实验显示，P. goldsteinii 培养上清中富集的 3-羟基辛酸（3-HOA） 等小分子可以复制部分认知损伤，提示关键是其产生的代谢信号发生了变化。

从代谢物到迷走神经，中间隔着免疫系统

这些中链脂肪酸会激活主要表达在巨噬细胞、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上的GPR84，促进 TNF、IL-1β等炎症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观察到的炎症主要集中在胃肠道及相关外周组织，而不是先出现广泛脑内炎症。

接下来受影响的是迷走感觉神经。

携带老龄相关菌群的年轻小鼠在接受肠道营养刺激时，结状神经节中响应的迷走神经元数量减少、反应幅度下降；实验性抑制 PHOX2B⁺TRPV1⁺迷走感觉神经元，也会造成海马新异反应减弱和记忆受损，而破坏相应的脊髓传入并没有产生同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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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通路受损，而非肠道信号缺失

研究者还从不同位置干预了这条通路。

针对相关肠道细菌的噬菌体可以降低 MCFA 水平；敲除或抑制 GPR84 可以减轻认知损伤；而使用 CCK、GLP-1 刺激迷走感觉通路，则能恢复部分海马反应和记忆表现。

一个很关键的发现是：衰老过程中 CCK 和 GLP-1 本身并没有明显减少。也就是说，问题不一定出在“肠道没有发出信号”，而可能出在感觉神经对信号的响应能力下降。

因此，总的来说，认知功能的变化，不一定全部起源于大脑内部。外周微生态和免疫环境，也可能通过改变身体向大脑发送的感觉输入，间接影响脑功能。

06 菌群会留下过去饮食和环境的痕迹

我们的身体感受发生在当下，但大脑读取到的，未必完全是一个“只属于今天”的身体。

肠道菌群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一次感染、用药，都可能让群落发生变化。但它同时又具有历史依赖性——扰动结束之后，微生态并不一定完全回到原点。过去长期的饮食、药物和生活环境，可以在今天的菌群中留下持续的生态痕迹。

长期饮食和生活环境，会不断重新筛选菌群

2018 年《Cell》研究比较了生活在泰国和美国的苗族、克伦族人群，并追踪了部分移民。研究发现，迁居美国后，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部分功能迅速发生变化，植物纤维降解相关能力减少；而且这种“西方化”趋势会随着在美国居住时间增加而加深，并可跨代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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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16/j.cell.2018.10.029

菌群保存的是，事件留下的生态后果

菌群不会保存某一顿饭、某一次焦虑或某段生活的具体内容，它没有神经元意义上的情景记忆。

更准确地说，是过去的环境通过反复的生态选择，改变了哪些微生物能够留下、哪些功能被保留，以及整个群落更倾向于产生怎样的代谢环境。

因此，菌群更像一份生态档案，过去形成的菌群状态仍在今天继续代谢食物、改造胆汁酸、产生微生物代谢物，并影响上皮、免疫和感觉神经。

这正是它与内感知发生联系的地方。

过去的生态痕迹，可以进入今天的内感知

我们前面讲到的，2026 年《Nature》的衰老研究把这件事展示得尤其具体。随着小鼠年龄增长，菌群的物种组成和微生物基因功能都发生系统性改变，其中P. goldsteinii随年龄增加；这种老龄相关微生态状态可以通过共居和菌群移植转移到年轻小鼠，并影响它们的认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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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体感觉，到“我是谁”

神经科学家 Antonio Damasio 曾把自我区分为不同层次：

• 最基础的“原我”（protoself），是神经系统对身体当前状态持续形成的表征；
• 在此之上，“核心自我”（core self）让我们产生一种“此时此刻，是我正在经历这一切”的感觉；
• 更高层的“自传体自我”（autobiographical self），才进一步把记忆、经历和未来计划组织成一个连续的身份。

从这个角度看，“自我”并不完全从思想和记忆开始。在我们能够回答“我是谁”之前，大脑其实一直在处理另一个更基础的问题：

“我的身体现在怎么样？”

心跳快还是慢，呼吸是否顺畅，胃里是空还是满，身体是轻松还是紧绷，有没有疼痛、恶心、疲劳或其他内部变化——这些信息经过脑干、岛叶以及其他脑区不断整合，共同构成了我们对“此刻的自己”的身体背景。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内感知发生明显改变时，受到影响的有时不只是某一种身体感觉。

• 严重焦虑或创伤状态下，有些人会出现与身体疏离的体验；
• 抑郁状态中，也有人会描述身体异常沉重、迟钝，甚至觉得“什么都感觉不到”。

这些现象背后的机制远比单一脑区复杂，但它们至少提示了一点：稳定的自我体验，本身就与大脑持续获得和整合身体信息有关。

肠道，正是这套身体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进食后的机械扩张、营养信号、肠激素、免疫状态以及微生物产生或改造的代谢物，都可能参与塑造大脑正在读取的“身体背景”。

所以，关注饥饿、饱腹、胃肠不适、压力下的身体变化，更深一层，它是在学习分辨：身体正在告诉我什么，而我又是怎样感觉到自己的。

这也让接下来的实践有了更明确的意义，这条从身体信号产生、被感知、被传递，到最终被大脑解释的信息链需要尽可能保持稳定和清晰。

07 如何维护肠-脑内感知系统：实践建议

讲到这里，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既然肠道、菌群、免疫和感觉神经共同参与内感知，我们能做什么来维护这套系统？

首先需要明确，目标并不是让身体越敏感越好。前面章节我们已经看到，感觉信号过度放大可以表现为内脏高敏感，反应过弱又可能造成身体信息上传不足。更理想的状态是：信号来源稳定、接收不过度、神经传递保持适当增益，大脑能够区分和解释这些身体信息。

先让饥饿和饱腹信号变得清晰

一顿饭进入胃肠道后，大脑并不是等到“胃装满了”才知道该停下来。维护内感知的第一步，是尽量保留 “饿—吃—饱” 之间清晰的身体变化。

长期不停吃零食、边工作边无意识进食，或者习惯性吃到非常撑，都会让我们越来越少注意餐前饥饿和餐后饱腹之间的差别。

实践上更值得做的是：减少持续性的无意识进食，避免把“明显过饱”当成一顿饭正常结束的标准，也给胃肠和大脑一点时间完成饱腹反馈。细嚼慢咽，别在信号传给大脑之前就吃完了。

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必须严格三餐，重点是：

给每一次进食留下相对明确的开始和结束，让身体状态有机会被区分。

维护感觉系统运行的生理背景

压力正是影响这套背景的重要因素。HPA 轴和交感神经可以改变胃肠动力、肠道通透性和免疫反应，并进一步影响肠道感觉状态。

• 高压状态下，尽量不要同时把进食节律打乱

比如避免忙到白天不吃、晚上集中暴食，或者压力一大就持续吃高糖高脂食物。稳定的进食节律，本身就在给肠道提供更清晰的营养和饱腹信号。

• 给自主神经一个明确的“退出高唤醒状态”的过程

例如工作结束后短暂步行、缓慢呼吸，或安静休息几分钟，再进入进食或睡眠，避免身体长期停留在“持续应激”的状态。

• 观察压力与胃肠反应的对应关系

压力之后是否更容易腹胀、腹泻、便秘、反酸或食欲异常？这种重复出现的模式，本身就是重要的内感知信息，也能帮助我们更早识别身体的应激反应。

如果胃肠道症状长期与焦虑、压力高度同步，可进一步评估脑-肠互动，而不是简单归因于“肠胃不好”或“想太多”。

• 运动和肠道健康可以相互促进

运动还能加速胃排空，并在某些情况下降低结肠癌风险。这种关系可能是双向的。临床前研究表明，特定肠道菌群模式可通过影响大脑中与运动相关的区域而改变运动表现。

例如，细菌产生的脂肪酸酰胺可激活肠神经系统中的内源性大麻素受体，增强运动过程中的神经元活动，并通过多巴胺通路提升运动能力。这提示存在一个正向反馈循环：运动促进肠道健康，而健康的肠道又可能提高运动的意愿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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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16/j.neuron.2025.11.026

重新学习区分：饿、饱、不适，还是情绪？

很多身体感觉本来就不是泾渭分明的。饥饿可能表现为胃部空虚，也可能只是注意力下降…因此，需要建立自己的“刺激-身体反应”对应关系。

• 吃饭前，可以留意自己是不是真的出现了生理性饥饿；
• 进食过程中，观察什么时候从“还想继续吃”逐渐过渡到“已经够了”；
• 餐后则可以区分正常的充盈感，与反复出现的腹胀、疼痛或恶心。

同时，也可以观察某些食物、睡眠不足或压力是否总与同一种胃肠反应同时出现。主要是提高内感知的分辨率——逐渐知道哪些只是短暂波动，哪些信号要回应，哪些在反复提示同一个问题。

菌群：你给它什么底物，它产生什么

饮食提供底物 → 菌群代谢能力被调用 → 肠腔化学环境改变 → 宿主接收到的信号改变。

对于没有明显胃肠症状的人，更实际的做法不是追逐某一种“明星益生菌”，而是让菌群长期面对更多样的底物来源。例如：

• 全谷物和可溶性纤维来源：燕麦、大麦、糙米等；
• 豆类：鹰嘴豆、扁豆、黄豆及其制品；
• 不同种类的蔬菜和水果，而不是长期只吃固定的几种；
• 坚果和种子，作为植物来源多样性的一部分；
• 在能够耐受的情况下，可将酸奶、开菲尔、泡菜等发酵食品纳入整体饮食。

重点在于持续提供不同类型的碳水化合物、植物化学物和其他微生物可利用底物，让菌群维持较丰富的代谢空间。

但“增加底物”并不意味着纤维越多越好。

对 IBS 来说，关键是吃对纤维

对于容易腹胀、腹痛的人，一次大量增加麦麸、粗粮、豆类等高度发酵食物，可能反而增加肠腔产气和扩张。肠道本身如果已经存在内脏高敏感，同样程度的扩张也可能产生更明显的不适。

因此，IBS 人群更强调类型和耐受量。

目前更支持可溶性纤维，例如燕麦和车前子壳等尤其对于以便秘为主的 IBS，可以从较低量开始，逐渐增加，根据腹胀和排便反应调整。

如果腹胀、腹痛、排便异常仍然明显，则可以在专业指导下尝试低FODMAP饮食。

注：FODMAP 指一组容易在小肠吸收不完全、又容易被肠道微生物发酵的短链碳水化合物。常见来源包括部分乳制品中的乳糖、小麦和洋葱、大蒜中的果聚糖，豆类中的低聚半乳糖，以及部分水果和代糖中的果糖或多元醇。

对于部分 IBS 患者，减少这些底物进入肠道，可以降低渗透负荷和快速发酵造成的气体生成，从而减轻腹胀、腹痛和排便异常。

低FODMAP 不是长期戒掉所有发酵食物

比较规范的做法通常分为三个阶段：

短期限制（约 2-6 周）
→ 分组重新引入 FODMAP 食物
→ 找到个人能够耐受的种类和剂量，形成长期个体化饮食。

很多高 FODMAP 食物同时也是菌群重要的发酵底物，长期过度限制不仅会使饮食越来越单一，也可能减少部分具有益生元作用的底物。因此，它真正的目的是找出个体肠道对什么敏感，以及敏感到什么剂量。

在 IBS 内部，策略也不完全相同

• 以便秘为主的人，更值得关注可溶性纤维、饮水以及纤维逐渐增加后的排便反应；
• 以腹泻为主的人，则需要留意大量山梨醇等糖醇、部分高 FODMAP 食物以及自己的乳糖等个体耐受；
• 腹胀特别明显的人，重点往往不是把所有纤维都去掉，而是辨别哪些高度发酵底物、什么摄入量最容易诱发症状。

因此，饮食真正需要追求的不是理论上的“最健康”，而是在营养充分和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逐渐找到自己的微生态能够利用、自己的肠道又能够耐受的饮食结构。

身体对食物的实际反应，本身就是需要读取的一条内在感知信息。

菌群检测，如何帮助了解“内感知信号”？

以肠道菌群检测中常见的功能指标为例，短链脂肪酸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类。报告可以从菌群及其功能信息中评估丁酸、丙酸、乙酸等相关代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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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谷禾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对内感知系统来说，这些分子的意义并不只是“有益代谢物”：宿主可以通过 FFAR2、FFAR3 等受体读取短链脂肪酸信号，进一步影响肠内分泌、免疫和屏障功能。

谷禾肠道菌群检测报告中可以看到色氨酸、吲哚，以及部分神经递质相关指标。肠道菌群能够改变色氨酸进入不同代谢路径的比例，其中部分吲哚类代谢物可以通过 AhR等受体作用于肠上皮和免疫系统；而肠道 5-HT等信号又参与胃肠动力和感觉调节。

这些指标帮助我们观察，菌群是否可能正在改变一组能够影响肠道感觉环境的化学信号。

例如，一份菌群报告同时提示色氨酸、GABA 和谷氨酸相关功能偏低，而多巴胺相关功能偏高。

色氨酸并不只有制造血清素这一条去路。它还可以进入犬尿氨酸通路，也可以被肠道微生物转化成不同的吲哚类代谢物；其中一些分子能够通过 AhR 等受体作用于肠上皮和免疫细胞。

GABA 和谷氨酸这两类分子都参与神经活动，但这里的偏低不能理解成脑内 GABA 或谷氨酸不足。更值得关注的是，它们提示菌群参与局部神经活性分子生成和转化的能力可能发生了改变。

肠神经系统、肠内分泌细胞和感觉神经都生活在这样的化学环境里。于是我们可以继续提出一个假设：

如果局部神经活性信号发生改变，这个人对胃肠道内部变化的“读取方式”，会不会也跟着改变？可能表现在哪里？

有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并不是“肚子痛得很厉害”，而是身体信号变得不够清楚。

比如：

吃饭前很难判断自己到底饿不饿；
明明已经吃了不少，却没有很清晰的饱腹感；
或者相反，一点点胃肠扩张就觉得明显不舒服。

再看多巴胺相关功能偏高，与此同时 DOPAC 等后续代谢相关指标又偏低，那是不是生成、利用和后续代谢之间是否出现了不对称？

这个人会不会更容易出现这样一种体验：

身体真正的饥饿信号并不强，但看到食物、闻到食物，或者处在压力和无聊状态时，却很容易产生“想吃”的冲动。

然后再回头看该检测者的菌群代谢、屏障、炎症、胆汁酸、SCFA、色氨酸通路能不能提供其他相关的解释线索。

如果同时看到 LPS、炎症相关指标升高，我们就要进一步考虑：是不是存在一个更偏炎症性的宿主环境，使感觉神经的阈值发生改变。

如果胆汁酸转化相关功能异常，又伴随餐后腹泻或明显胃肠反应，则可以继续考虑菌群-胆汁酸-FXR/TGR5-胃肠动力和感觉这条线。

08 结语

肠上皮、免疫细胞、肠内分泌细胞和感觉神经不断读取身体内部的变化，再通过神经、激素和免疫信号把这些信息送往大脑。大脑把它们与外界环境、过去经验和当下情绪放在一起，最终形成我们主观感受到的——饿、饱、舒服、不适、紧张、安全等。

我们对自己的体验，始终建立在一个真实、不断变化的身体之上。

而肠道又让这件事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会被菌群再次加工，形成短链脂肪酸、胆汁酸衍生物、色氨酸代谢物以及各种免疫相关信号；这些变化又会被身体读取，成为内在感知信息的一部分。微生物并不会替我们思考，也不会替我们产生情绪，但它们可以改变大脑正在读取怎样的身体背景。

肠道菌群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理解身体内部信号环境提供了微生态线索。只有将这些数据与一个人的真实饮食、排便、饥饿感、饱腹感、压力状态及身体感受结合起来，我们才有可能逐渐看清身体正在传递什么信息，以及该如何回应。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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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 L, et al. Enteric neurons link the gut with the brain and mediate sugar appetite. Nature. 2022.

枸杞多糖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对健康影响的益处，个体差异与科学补充

谷禾健康

“保温杯里泡枸杞”几乎成了当代养生文化的代名词。无论是写字楼里加班到深夜的年轻人，还是公园里晨练的中老年人，枸杞都以一种近乎”万能保健品”的姿态出现在日常饮食中。人们相信它能明目、护肝、抗衰老、增强免疫力，甚至把它当作熬夜后的”补救良药”。然而，当我们把一捧干红枸杞丢进热水时，真正被我们喝进身体的“有效成分”究竟有多少？这些成分又是怎样在体内发挥作用的？答案远比想象中复杂。

枸杞（goji berry）是茄科植物，在中国已有约2300年的药用与食用历史，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是典型的”药食同源”物种。现代研究表明，枸杞果实中含有多糖、黄酮、生物碱、类胡萝卜素、甜菜碱、维生素C类似物（2-O-β-D-吡喃糖基-L-抗坏血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其中，枸杞多糖（Lycium barbarum polysaccharides，LBPs）占干果重量的5%–8%，被认为是枸杞最主要的活性物质，具有免疫调节、抗炎、抗肿瘤、抗氧化、降血糖、降血脂、神经保护、视网膜保护等多种药理活性。

但一个常被忽视的关键是：枸杞多糖本质上是水溶性大分子碳水化合物，结构上包括阿拉伯半乳聚糖、果胶、葡聚糖、木聚糖等多种类型。这类大分子多糖几乎不能被人体自身的消化酶分解——它们会”完整地”穿过胃和小肠，最终抵达大肠，在那里被数以万亿计的肠道微生物所发酵、利用。换言之，你喝下去的枸杞多糖，真正决定其健康效应的，不是你的胃，而是你肠道里的“微生物工厂”。

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枸杞多糖作用机制的理解。近年研究证实，枸杞多糖的诸多健康益处——从调节免疫、改善肥胖与糖尿病，到缓解结肠炎——都依赖于肠道菌群的中介：多糖被菌群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SCFAs）等代谢物，这些代谢物才是真正作用于宿主免疫与代谢的”信使”。这意味着，同样吃枸杞，肠道菌群不同的人，获得的效果可能天差地别。

本文将系统梳理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当前人们补充枸杞多糖存在哪些问题与不足？第二，枸杞多糖与肠道微生物群之间存在怎样的双向相互作用？第三，如何“借菌发力”，利用肠道微生物群让枸杞多糖的补充更科学、更高效。

枸杞多糖是什么？
其对人体有哪些益处？

近年来，随着“药食同源”、肠道健康和功能食品理念持续升温，枸杞多糖正从传统枸杞中的“幕后活性成分”走向大众消费市场。作为枸杞中最受关注的生物活性成分之一，它不仅频繁出现在枸杞原浆、养生茶饮、固体饮料、乳制品、营养代餐和保健食品中，也被开发为胶囊、口服液及功能性配方原料。

人们对其抗氧化、免疫调节、肠道菌群调节及代谢健康等潜在作用的关注不断增加，使枸杞多糖成为连接传统养生文化与现代营养科学的一类热门天然成分。

枸杞多糖到底是什么？

枸杞多糖不是一种单独、固定的“神奇成分”，而是一大类从枸杞果实中提取出的、由许多糖分子连成的复杂大分子，英文常写作（LBPs/Lycium barbarum polysaccharides）。

从化学结构上看，它是以阿拉伯糖、半乳糖、葡萄糖、鼠李糖、甘露糖、木糖等拼成的复杂多糖，常还带有少量蛋白质。它更像枸杞中一组结构各异的“功能性膳食纤维—糖蛋白复合物”，是当前枸杞研究最受关注的成分之一。

doi: 10.2147/DDDT.S72892.

（A）枸杞的果实；（B）棕色的枸杞多糖；（C）以及枸杞多糖中存在的六种主要单糖

↘ 枸杞多糖的一些特点

• 枸杞干果中，多糖通常约占 5%–8%。
• 它们多为水溶性成分，所以日常用热水泡枸杞、煮粥、炖汤，确实可以溶出一部分。
• “枸杞多糖”并非一个统一物质：产地、品种、成熟度、干燥方式、提取温度和工艺不同，得到的多糖分子大小、分支结构和活性都可能不同。
• 已报道的分子量跨度很大，这也是为什么不同产品即使都写“枸杞多糖”，实际效果未必完全相同。

枸杞多糖具有哪些生物活性？其中哪些作用对人体健康更有实际意义？现有研究提示，它可能参与免疫调节、抗氧化、肠道与代谢健康、眼部保护、神经保护及放化疗辅助等多个过程。不过，不同作用的证据基础差异很大，以下将依据现有科学证据的强弱逐一说明。

免疫调节：研究最多、证据最充分

免疫调节是枸杞多糖（LBPs）研究最集中、证据也相对较充分的领域。

↘ 枸杞多糖影响免疫细胞，改善抗体反应

细胞和动物研究显示，LBP可影响T细胞、B细胞、自然杀伤（NK）细胞、巨噬细胞及树突状细胞等多种免疫细胞，促进IL-2、IFN-γ等免疫相关因子的表达，并可能改善抗体应答。部分动物研究还发现，LBP可促进滤泡辅助性T细胞及生发中心B细胞反应，提示其可能参与适应性免疫调控。

其机制可能涉及TLR2/TLR4、NF-κB和Notch等信号通路；此外，LBP还可能经肠道菌群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影响肠道相关淋巴组织和肝脏免疫细胞，形成“肠—肝—免疫”调节链条。

枸杞多糖可能具有的免疫调节作用机制

doi: 10.2147/DDDT.S72892.

↘ 人体补充枸杞汁后免疫分子水平升高

人体证据方面，早期小型研究使用枸杞汁制剂，剂量约为每日120 mL、相当于LBP约1.63 g，连续补充2至4周后，受试者的主观精力、睡眠、胃肠规律性和幸福感有所改善；部分研究还观察到淋巴细胞、IL-2和IgG水平升高。

枸杞多糖在宿主中的双重免疫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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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390/foods11203177.

另有一项较早的晚期肿瘤辅助治疗研究显示，LBP联合LAK/IL-2可能提高客观缓解率和NK/LAK细胞活性，但这类结果仍需现代、高质量临床试验验证。

总体而言，枸杞多糖在维持免疫平衡方面具有一定潜力，但尚不能据此将其视为“增强免疫力”的药物。

抗氧化：有作用，但并非万能药

↘ 能够提高多种抗氧化酶活性

枸杞多糖可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和过氧化氢酶（CAT）等内源性抗氧化酶活性，并降低丙二醛（MDA）等脂质过氧化指标。

健康中老年人的小型人体研究中，连续补充枸杞汁后，SOD和GPx有所升高，MDA有所下降，提示其可能具有一定抗氧化效应。

↘ 激活抗氧化防御通路

研究还指出，不同分子量的LBP功能并不完全相同，部分低分子量组分可能具有更强的抗氧化活性。在细胞和动物模型中，LBP可通过激活Nrf2/HO-1、NQO1等抗氧化防御通路，减轻氧化应激对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等组织的损伤。

枸杞多糖的抗氧化活性及其作用机制

https://doi.org/10.1016/j.jff.2026.107191

但“抗氧化”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清除自由基，更不能据此推断其具有明确的抗衰老或治病作用。目前人体证据主要是短期生物标志物变化，长期健康结局仍缺乏充分验证。

抗炎作用：降低促炎细胞因子的水平

枸杞多糖作为枸杞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具有良好的抗炎作用。

↘ 枸杞多糖调节TNF-α、IL-6等水平

核因子κB 是关键的转录因子，能够调节炎症反应。研究表明，枸杞多糖可以通过抑制 NF-κB 及其核转移，从而降低促炎细胞因子的水平，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等。

实验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枸杞多糖的抗炎效果，枸杞多糖可能通过相关信号通路调控STAT1、STAT6介导的巨噬细胞极化，从而减轻结肠炎小鼠的体重下降、结肠缩短和疾病活动指数异常等表现。

因此，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枸杞多糖的抗炎机制，并深入探索其重要的作用途径，以充分发挥枸杞多糖的多种抗炎效果。

代谢与肝脏健康：人体数据有限

↘ 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糖水平

动物研究表明，枸杞多糖（LBPs）可能通过促进GLUT4转位、激活AMPK通路和抑制肝糖异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和糖代谢。

在针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观察到：在连续三个月服用枸杞多糖后，患者的血清葡萄糖水平显著下降，而胰岛素分泌指数和高密度脂蛋白水平则有所上升。这表明枸杞多糖可能是治疗 2 型糖尿病的潜在有效辅助药物。

枸杞多糖对糖尿病患者血糖稳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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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389/fnut.2022.916271.

↘ 枸杞多糖护肝作用及改善肝脏损伤

枸杞多糖具有肝脏保护作用。研究表明，它可降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水平、提高肠道微生物丰富度，并减轻乙醇诱导的肝损伤。研究进一步表明，分子量约为5—10 kDa的枸杞多糖具有较强的乙醇性肝损伤保护作用，未来可进一步比较不同分子量组分的功效差异。

可能具有保护肝脏作用的枸杞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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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2147/DDDT.S72892.

此外，长期暴露于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可能导致肝脏解毒酶异常和肝功能障碍。研究显示，枸杞多糖可抑制肝脏孕烯X受体及其下游Ⅰ相、Ⅱ相解毒酶的表达，从而改善相关肝脏损伤。

注：在四氯化碳诱导的急性肝损伤模型中，20 mg/kg枸杞多糖可减轻线粒体损伤，改善脂质代谢，并缓解肝脏结构损伤和过度纤维化。

↘ 还可能有助于改善肥胖、血脂异常等

部分研究还提示，它可降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并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枸杞多糖和益生菌对代谢综合征的改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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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390/foods11203177.

不过，目前与糖尿病、肥胖、血脂异常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相关的主要证据仍来自动物实验。尽管已有小样本2型糖尿病临床研究提示辅助降糖潜力，但尚不足以支持其替代规范治疗，更不能作为降糖、降脂或减肥产品的依据。

改善肠道屏障与消化系统

↘ 枸杞多糖有助于肠道健康

枸杞多糖（LBP）本身难以被人体直接完整吸收，其部分作用可能与肠道菌群利用和代谢有关。在动物模型中，LBP可维持ZO-1、occludin和claudin等肠道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抑制NF-κB和MLCK相关异常信号，从而减轻肠上皮屏障损伤。它在DSS诱导性结肠炎模型中也显示出一定保护作用。

可能的意义包括：

• 帮助维持肠道菌群多样性；
• 支持肠黏膜屏障；
• 通过“肠—免疫—代谢”轴影响炎症和代谢状态。

这些发现为枸杞多糖支持肠道健康提供了合理的生物学解释，对于普通人而言，更适合将其理解为可能有助于维持肠道微生态和屏障功能的膳食成分。本文将在后续内容中进一步阐述，肠道微生物群如何有助于机体更充分、更有效地利用枸杞多糖。

抗肿瘤活性：有潜力，但避免夸大

↘ 枸杞多糖能够促进肿瘤细胞凋亡、辅助抗肿瘤

在细胞和动物实验中，枸杞多糖（LBP）可影响肿瘤细胞周期、促进凋亡，并调节Bax、Bak、Bcl-2及caspase-3/9等相关信号。部分研究还观察到其可能改变乳腺癌细胞的雌激素代谢，或提高某些肿瘤细胞对放疗、化疗的敏感性。

在放化疗相关研究中，LBP在动物模型中曾显示出减轻多柔比星心脏毒性、骨髓抑制和放射损伤的潜力，且部分结果提示其未削弱抗肿瘤药物的杀伤作用。早期临床研究也曾观察到LBP联合LAK/IL-2用于晚期肿瘤时的辅助获益。

枸杞多糖具有抗癌活性的可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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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2147/DDDT.S72892.

↘ 不同枸杞多糖对肿瘤细胞的作用存在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枸杞多糖不是单一、固定的化合物，而是一组结构和分子量各异的多糖组分。不同组分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结果：某些低分子量组分表现出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而另一些高分子量组分则可能促进增殖。因此，不能将“枸杞多糖”笼统等同于抗癌成分。LBP不能用于替代肿瘤规范治疗；肿瘤患者若考虑补充，也应先与主治医生沟通。

眼健康：已有初步人体研究

眼部健康是近年来较受关注的方向。枸杞含有玉米黄质等类胡萝卜素，而LBP可能与这些成分协同，通过Nrf2/HO-1等通路减轻蓝光和氧化应激对视网膜细胞的损伤。

注：玉米黄素（Zeaxanthin），是叶黄素类脂溶性色素成分，为β-胡萝卜素的二羟基衍生物。

↘ 提高黄斑色素光密度，改善视觉对比敏感度

一项人体研究提示，补充枸杞相关制剂可能提高黄斑色素光密度，并改善视觉对比敏感度。这为其潜在眼部益处提供了初步临床线索。动物研究还显示，LBP可能减轻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缺血再灌注损伤。

但这并不意味着食用枸杞或补充LBP可以治疗黄斑变性、青光眼或其他眼病。现有研究的样本量和持续时间均有限，眼病患者仍应以眼科规范诊疗为主。

其他健康益处

↘ 神经保护效应

在认知障碍和衰老动物模型中，枸杞多糖（LBP）可能改善空间记忆，并涉及BDNF/TrkB、PI3K-Akt和Nrf2等信号通路。它也可能通过调节小胶质细胞极化、降低TNF-α和IL-1β等炎症因子，减轻神经炎症。

枸杞多糖对脑损伤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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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2147/DDDT.S72892.

↘ 心血管保护

心血管方面，动物实验提示枸杞多糖可能经NO-cGMP通路促进血管舒张，并可能减轻氧化低密度脂蛋白相关损伤、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和内皮功能异常。

枸杞多糖具有心脏保护作用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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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2147/DDDT.S72892.

↘ 生殖保护

此外，枸杞多糖在多种生殖损伤动物模型中表现出一定保护作用，例如减轻热应激、氧化应激、辐射或环境化学物导致的睾丸损伤，并可能影响精子线粒体功能和卵巢相关指标。

枸杞多糖对双酚A引起的精子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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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2147/DDDT.S72892.

不过，这些领域目前主要是机制探索和动物实验结果，缺乏可靠人体证据，不能直接推断为改善认知、保护心血管或提高生殖功能的效果。

目前人们如何补充枸杞多糖？
存在哪些不足？

随着枸杞多糖功能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应用已由传统食用方式逐步拓展至功能食品、营养补充剂及医药辅助研究等多个领域。

然而，不同应用形式在成分组成、有效剂量、质量控制和科学证据水平方面仍存在差异。了解枸杞多糖当前的主要使用方式，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实现其更科学、安全和高效的利用。

1

日常食品：最普遍、最成熟

这是它目前最常见的应用场景，包括：

• 干枸杞泡水、煮粥、煲汤；
• 枸杞原浆、饮料、茶饮；
• 枸杞酸奶、乳饮品、谷物棒、烘焙食品；
• 枸杞粉、冻干粉等。

需要注意：吃枸杞不等于只摄入枸杞多糖。 枸杞还含有玉米黄质、类胡萝卜素、黄酮、甜味糖、有机酸等。因此，完整枸杞食品的效果通常是多种成分共同作用，不能把所有益处都归功于多糖。

2

保健食品与营养补充剂：越来越常见

市场上常见“枸杞多糖提取物”“枸杞多糖胶囊”“枸杞多糖口服液”等。这类产品的优势是剂量集中、携带方便；但问题也很突出：

• 标注“多糖含量”不代表结构和活性完全一致；
• 有的产品测得的是“总多糖”，不一定等同于高纯、结构明确的枸杞多糖；
• 原料产地、提取方法、杂质控制、批次稳定性差异较大；
• 目前尚缺乏针对多数健康目标的统一推荐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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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与临床：仍处于“研究阶段”

枸杞多糖在抗肿瘤辅助、糖尿病辅助管理、脂肪肝、神经保护、眼部保护、药物递送材料等方面都有研究，但总体仍不能把它视为成熟的标准治疗药物。

最准确的定位是：枸杞多糖已经是有较多基础研究支持的功能食品成分；在临床治疗层面，仍属于证据持续积累、标准化不足的研究方向。

当前人们补充枸杞多糖存在的不足

⑴ “吃枸杞”不等于“定量补充枸杞多糖”

日常生活中，人们主要通过干枸杞、原浆、茶饮、酸奶和枸杞粉等摄入枸杞。由于完整枸杞还含有类胡萝卜素、黄酮、有机酸和糖类等成分，其作用通常是多种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完全归因于枸杞多糖。不同产品的用量、加工方式和多糖保留率也各不相同，不能仅凭产品名称比较其效果。

泡水只能提取部分水溶性多糖，若只喝水而不食用果实，实际摄入量可能较低。原浆和粉剂虽能保留更多成分，但部分产品含有添加糖。对于需要控制血糖或能量摄入的人，糖含量往往比产品是否含有枸杞多糖更值得关注。

⑵ “总多糖”不能代表明确的活性成分

枸杞多糖并非一种固定物质。其分子量、单糖比例、糖苷键、支链数量及是否结合蛋白质，均可能影响其发酵特征和生物活性。研究报道的枸杞多糖分子量跨度很大，不同产地、品种、成熟度、提取温度及纯化方法都可能改变最终组成。

市场产品常用比色法测定“总多糖”，但这一数值主要说明样品中可被该方法检测的糖类总量，并不能回答以下问题：其中有多少是结构明确的枸杞多糖？是否混有单糖、低聚糖或其他杂质？分子量和支化程度是否稳定？不同批次能否产生相同的菌群效应？因此，两个均标注“多糖含量30%”的产品，其结构和实际作用可能并不相同。

⑶ 提取和加工过程可能改变结构

热水、超声、酶解等提取纯化方法虽能提高多糖得率或纯度，也可能改变其分子量、支化和聚集状态，因此高得率、高纯度并不等于高活性。精制多糖也不能与市售粗提物直接等同。

2024年的研究发现，LBP1、LBP2和LBP3对肠道菌群及短链脂肪酸的影响各异：富含阿拉伯糖和半乳糖的LBP3更能促进乙酸和丙酸生成，LBP1和LBP2则与丁酸生成相关。可见，枸杞多糖并非越多越好，其结构及相应的发酵效应更为关键。

⑷ 动物实验剂量不能简单换算为人类补充剂量

现有证据主要来自体外和动物实验，各研究的剂量、周期、动物品系及疾病模型差异较大。由于人和动物在代谢、肠道结构与菌群组成上存在差异，动物剂量不能直接用于人体。

⑸ 个体菌群差异可能造成“同样补充，不同反应”

肠道菌群受饮食、年龄、遗传、疾病、药物及生活方式影响。枸杞多糖需依靠微生物酶降解：缺少关键菌时，其发酵和利用受限；拥有完整的“降解—交叉喂养—产酸”菌群网络时，则可生成更多有益代谢物。

因此，菌群不仅影响枸杞多糖能否被利用，也决定乙酸、丙酸和丁酸等产物的比例，这可能解释不同研究结果不一致甚至相反的现象。

枸杞多糖与肠道微生物群
如何相互作用？

许多人以为枸杞多糖能直接被肠道完整吸收进入血液，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由于难以被人体消化酶直接分解，枸杞多糖进入结肠后会被特定菌群发酵利用，调节菌群组成并促进短链脂肪酸等代谢物生成；同时，个体菌群的结构与代谢能力又决定其降解效率和生物效应。因此，肠道微生物群是连接枸杞多糖摄入与健康作用的重要纽带。

肠道微生物对枸杞多糖的降解作用

枸杞多糖（LBPs）会被微生物特有的碳水化合物活性酶（如 GHs 和 PLs）水解，而这种活性酶通常在人类基因组中是不存在的。

注：糖苷水解酶（GH）和多糖裂解酶（PL）

↘ 枸杞多糖大部分需要靠微生物中的酶来进行分解、转化

研究发现，枸杞多糖跨越肠上皮细胞层的比例很低，这意味着其作用重点可能并非“完整吸收入血”，而是肠腔内的局部作用和微生物转化。

可以将这一过程理解为：人摄入的是“原料”，肠道微生物负责进一步加工。只有携带相应酶系统的细菌才能切开多糖主链或支链，释放较小糖片段；这些片段随后还可被其他细菌继续利用，形成交叉喂养网络。

枸杞多糖对不同肠道微生物的影响

↘ 枸杞多糖抑制致病菌与肠道炎症

变形菌门中包含志贺氏菌、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幽门螺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等多种潜在病原体。变形菌门，尤其是革兰氏阴性菌的异常增殖，是肠道菌群失调的典型特征。

与革兰氏阳性菌相比，革兰氏阴性菌可诱导人源细胞产生更多促炎因子IL-6和IL-8。其中，脂多糖（LPS）可被TLR4等模式识别受体识别，并通过MAPK/NF-κB通路促进TNF-α等炎症因子释放，进而加剧肠道炎症和稳态失衡。

研究显示，阿拉伯糖半乳糖型LBP-3可显著减少结肠炎小鼠体内的变形菌，尤其是具有促炎特性的肠杆菌科细菌；葡聚糖型LBP则能抑制TLR4-MAPK/NF-κB通路，降低IL-1β和TNF-α水平。此外，该类型LBP还可减少高脂饮食诱导的NAFLD小鼠体内变形菌数量及LPS/TLR4/NF-κB通路活性。补充阿拉伯半乳聚糖型LBP-W后，异常升高的变形菌相对丰度也可显著下降并恢复至正常水平。

↘ 枸杞多糖促进益生菌增殖与稳态

体外研究显示，12–20 mg/mL的枸杞多糖（LBPs）可显著促进多种双歧杆菌和乳杆菌生长。

同样，由葡萄糖、麦芽糖和鼠李糖组成的LBPs，也能显著促进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长形双歧杆菌、动物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和植物乳杆菌在体外的生长。

其中，嗜酸乳杆菌和长双歧杆菌在MRS培养基中的最大浓度分别达到8.23 ± 0.30和6.34 ± 0.11 log₁₀ CFU/mL。在正常小鼠中补充LBP可提高乳酸杆菌相对丰度和结肠sIgA水平，从而增强先天免疫。

此外，每日补充50 mg/kg体重、分两次给予的阿拉伯半乳聚糖型LBP-W，不仅提高了肠道菌群多样性，还增加了正常及高胰岛素饮食诱导肥胖小鼠体内乳杆菌的丰度。

↘ 枸杞多糖富集多糖利用菌并重塑菌群结构

除病原菌和益生菌外，LBPs还可富集含多种糖苷水解酶（GH）和多糖裂解酶（PL）的多糖利用菌。体外人肠道菌群研究表明，阿拉伯半乳聚糖型和果胶型LBPs均能促进拟杆菌属增殖；不同LBPs也可增加正常饮食小鼠和C57BL/6J小鼠中“第二代益生菌”Akkermansia的丰度。此外，LBPs可提高正常小鼠和结肠炎小鼠中产次级胆汁酸的瘤胃球菌科细菌丰度。

然而，枸杞多糖对短链脂肪酸产生菌的影响存在差异。在环磷酰胺诱导的免疫抑制小鼠中，阿拉伯半乳聚糖型LBPs可增加拟杆菌属、Lachnospiraceae和Ruminococcaceae的丰度；阿拉伯半乳聚糖—果胶复合物WBPPS则在富集拟杆菌属和Ruminococcaceae的同时，降低Rikenellaceae、Marinifilaceae和Alistipes的丰度。

此外，未经化学表征的枸杞多糖可改变标准饮食小鼠中Akkermansia muciniphila、Allobaculum stercoricanis、Citrobacter、Tannerella、Spirochaeta和Parasutterella excrementihominis等菌的丰度，提示其作用受枸杞多糖类型及动物模型影响。

总体而言，枸杞多糖对宿主健康的益处可能源于其能够丰富益生菌、减少病原体数量，并稳定共生细菌的数量，从而调节微生物结构。

枸杞多糖调节肠道微生物产生的代谢物

肠道微生物产生的小分子代谢物是连接菌群与宿主的重要媒介，可调节肠道及全身免疫。由于肠道菌群高度复杂，其整体代谢状态难以用单一菌种的代谢活动解释。短链脂肪酸、次级胆汁酸和色氨酸代谢物是三类主要微生物代谢物，对维持肠上皮完整性和屏障功能至关重要。

枸杞多糖对肠道微生物群和肠道屏障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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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390/foods11203177.

↘ 枸杞多糖提高短链脂肪酸水平进而减轻炎症

短链脂肪酸是枸杞多糖（LBP）发酵的主要终产物，可通过多种途径调节宿主生理功能：

1.降低肠道局部pH、促进黏蛋白分泌，并抑制病原体生长与黏附；

2.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调控炎症和免疫相关基因表达，减少TNF-α等促炎因子分泌；

3.激活上皮细胞或免疫细胞表面的G蛋白偶联受体GPR41、GPR43和GPR109A，诱导免疫反应；

4.为肠上皮细胞提供能量，促进其分化和增殖，改善屏障功能；

5.抑制NF-κB信号通路并减轻氧化应激，从而降低结肠炎症及癌变风险。

研究表明，枸杞多糖不仅能提高短链脂肪酸水平，还可促进相关产酸菌生长，如产乙酸的双歧杆菌、普雷沃拉菌和拟杆菌，产丙酸的双歧杆菌、粪球菌和瘤胃球菌，以及产丁酸的粪球菌和粪杆菌属。

↘ 枸杞多糖调控氨基酸及有机酸代谢

研究还发现，阿拉伯半乳聚糖型LBPs可逆转多种氨基酸和有机酸代谢异常，涉及色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谷氨酰胺、高丝氨酸和亮氨酸，以及酮脲素、尿黑素原、2-异丙基甲酸、抗坏血酸、葡萄糖酸、（S）-2-羟基谷氨酸和牛磺酸等。

通路分析显示，LBP-3还可调节戊糖磷酸途径，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的生物合成，以及苯丙氨酸代谢。

↘ 枸杞多糖降低脂多糖水平并改善糖尿病代谢

脂多糖（LPS）也被视为肠道细菌来源的代谢产物。在高脂饮食（HFD）/链脲霉素诱导的糖尿病模型中，枸杞多糖（LBP）干预可显著降低大鼠和小鼠体内的LPS水平。

尿液代谢组学分析进一步表明，葡聚糖型LBP可提高糖尿病大鼠的肌酐、2,2,3-二羟基丁酸、D-半乳糖醛酸和柠檬酸水平，同时降低甲基丙酸、苯甲酸和木糖醇水平，使其趋于正常。

↘ 枸杞调节炎症相关代谢物水平

此外，补充枸杞成分可降低亚油酸和花生四烯酸等ω-6多不饱和脂肪酸，以及L-缬氨酸、L-苯丙氨酸、L-丝氨酸、L-赖氨酸、L-甲硫氨酸和L-谷氨酸等炎症相关氨基酸的水平；这些氨基酸在白细胞介素-10缺乏小鼠的粪便中与肠道炎症密切相关。

编者小结

枸杞多糖与肠道菌群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促进益生菌”，而是一个由多糖结构、微生物酶系及菌群协作共同决定的生态过程。不同结构的枸杞多糖会选择性富集具有相应降解能力的细菌，其分解产物又可通过交叉喂养被其他菌群利用，最终形成短链脂肪酸等活性代谢物。

因此，枸杞多糖的健康效应可能取决于个体原有菌群是否具备完整的“降解—传递—发酵”网络。这也提示，同一种枸杞多糖在不同个体中可能产生不同效果。未来应从单纯观察菌群丰度变化，转向解析多糖结构、功能菌群与代谢产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为枸杞多糖的精准营养应用提供依据。

利用肠道微生物群更好地补充枸杞多糖的策略

枸杞多糖的健康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肠道菌群的参与，因此，补充枸杞多糖的同时，也应注重养护肠道菌群，使“补多糖”与“养菌群”协同进行。

本章将围绕原料选择、菌群协同、膳食搭配、剂量与节奏、补充时机及人群适配等层面，提出一套“借菌发力”的实践策略，帮助枸杞多糖更好地被肠道菌群利用，力求使其真正抵达结肠并充分发酵，从而切实“发挥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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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对”多糖形态”

——从结构入手提高菌群利用率

↘ 优先选择具有阿拉伯半乳聚糖结构的枸杞多糖

枸杞多糖是结构异质的混合物，不同结构对菌群的“喂养效率”不同。研究发现，阿拉伯半乳聚糖型枸杞多糖对双歧杆菌与乳酸杆菌的促生长效果最为突出，因为其富含的阿拉伯糖、半乳糖及阿拉伯寡糖、半乳寡糖片段，恰好是这些益生菌偏好的底物。因此，优先选择保留阿拉伯半乳聚糖结构的产品，是提高菌群利用率的第一步。

↘ 温和的工艺使分子结构保留比高浓度更易吸收

在提取工艺上，超声辅助提取兼具高效率、短时间、低溶剂消耗的优势，且能通过降低分子量、打断氢键来增强多糖的生物活性。分子量适中的多糖片段更易被菌群的碳水化合物活性酶（CAZymes，如糖苷水解酶GH、多糖裂解酶PL）切割利用。

相比之下，传统长时间高温水提虽简单，却可能破坏多糖分支结构、降低益生元活性。对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与其追求”高浓度原浆”，不如关注”温和工艺、结构保留、分子量适中“——后者才是菌群”吃得动”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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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元+益生菌”协同

枸杞多糖本质是益生元，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肠道内有相应的益生菌来发酵它。枸杞多糖能促进嗜酸乳杆菌与长双歧杆菌增殖，并在小鼠体内提升脾脏与胸腺指数、增加结肠sIgA。这意味着，枸杞多糖与益生菌像是”原料与工人”的关系，缺一不可。

↘ 摄入枸杞多糖的同时补充乳杆菌、阿克曼菌等

实践中可采用合生元策略，在补充枸杞多糖的同时，摄入富含双歧杆菌、乳杆菌的食物或制剂（如无糖酸奶、发酵乳、益生菌补充剂），或日常多吃富含天然益生菌的发酵食品。

研究还指出，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作为”第二代益生菌”新秀，可被枸杞多糖富集，与肠道屏障完整性和代谢健康密切相关。一个”先养菌、再喂多糖”的顺序也值得考虑：先用1–2周调整菌群（增加益生菌与膳食纤维摄入），再系统补充枸杞多糖，发酵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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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菌群的整体生态

——用高纤维饮食为降解菌”扩充”

枸杞多糖的发酵效果深受整体膳食结构影响。高脂高糖饮食会抑制多糖降解菌，促进变形菌等促炎菌增殖；富含膳食纤维的饮食则有助于维持拟杆菌、双歧杆菌、瘤胃球菌和粪杆菌等糖类利用菌的丰度。这些菌富含GH和PL酶系，是发酵枸杞多糖的主要力量。

↘ 多样化饮食，尤其是富含纤维的食物

对普通健康人而言，最现实的办法是保持多样化、富含天然膳食纤维的饮食，包括全谷物、豆类、蔬菜、水果、菌菇和坚果。其目的不是保证某个菌属一定增加，而是为多糖降解菌和短链脂肪酸产生菌提供连续、丰富的底物，维持微生物之间的交叉喂养。

枸杞可作为这种饮食的一部分，而不应取代其他植物性食物。较为稳妥的生活化方式是将适量完整枸杞用于酸奶、燕麦、杂粮粥或其他正常膳食，同时注意总糖和总能量。这样既能摄入枸杞成分，也能为菌群提供更加多样的植物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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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与节奏：规律、渐进的摄入方式

↘ 枸杞多糖补充也并非一下子越多越好

体外实验表明，枸杞多糖对益生菌呈“钟形”剂量效应：5%浓度促生长效果最佳，增至15%后反而减弱，说明过量补充可能抑制益生菌，甚至被条件致病菌利用。

动物实验的有效剂量为50～400 mg/kg；换算至人体，日常摄入量宜控制在数百毫克至1～2克，而非越多越好。

↘ 枸杞多糖宜少量分次持续补充

在节奏上，”少食多餐”优于”一次大量”。肠道菌群适应新的可发酵多糖需要时间。分次摄入能让多糖更均匀地抵达不同肠段、被不同菌群接力发酵，避免一次性过载导致发酵不充分或产气不适。建议将枸杞多糖分散到早晚餐或加餐中，而非一次性冲泡大剂量。同时，持续补充优于短期突击：动物实验的有效周期多为4–12周，菌群的重塑与代谢物水平的稳定需要时间，指望”喝三天就见效”并不现实。

如果出现持续腹痛、明显腹泻、便血或体重异常下降，应停止自行尝试并就医，不能简单解释为“菌群正在调整”或“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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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与搭配：让多糖”走对地方”

↘ 最好随餐摄入，尤其可搭配富含益生菌的食物

枸杞多糖不易被小肠消化酶分解，可完整到达结肠，因此空腹或餐后服用对其作用影响不大。不过，与食物同服可延缓胃排空，使多糖更均匀地进入肠道，并减轻胃部刺激。还可搭配苹果、菊芋、香蕉等富含果胶或菊粉的食物，形成“复合益生元”效应，为多种降解菌提供底物。

枸杞多糖也可与酸奶、泡菜、纳豆等发酵食品同食，形成“益生元+益生菌”的协同作用。其发酵产生的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可通过GPR41/GPR43受体调节免疫并强化肠道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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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补充需要功能检测

真正的精准补充不应只是检测粪便中有没有双歧杆菌或阿克曼菌，而应评估菌群是否具有利用目标多糖的功能。未来可结合宏基因组分析、碳水化合物活性酶谱、体外粪菌发酵和短链脂肪酸检测，判断个体更适合哪一种结构的枸杞多糖。

例如，若体外发酵显示某人的菌群对阿拉伯半乳聚糖产生较多乙酸和丙酸，而对果胶型多糖产生更多丁酸，就可能据此选择不同组分。但这一模式目前主要属于研究和产品开发方向，尚未成为常规临床服务。

面向不同人群的个性化补充建议

枸杞多糖”借菌发力”的策略，落到具体人身上不能一刀切。不同年龄、生理状态与基础疾病的人群，肠道菌群基线与代谢需求差异显著，补充方案应因人而异。

一、健康成年人

对于普通人，较稳妥的原则是：把枸杞视为多样化膳食中的一种食物，而不是药物，重在膳食协同。

健康成人的菌群结构相对稳定，枸杞多糖的作用是”锦上添花”——放大已有的菌群代谢优势。建议每日多糖摄入控制在数百毫克至1克级别，分散于早晚餐或加餐；优先选择阿拉伯半乳聚糖型；与酸奶、发酵食品同食形成合生元；以全谷物、蔬果的高纤维膳食托底。

评估信号：排便规律、腹胀减轻、精力稳定。

二、中老年人群

以“养菌”为先，兼顾免疫与代谢。随着年龄增长，肠道菌群多样性和双歧杆菌等有益菌丰度下降，条件致病菌增多。中老年人可先用1～2周增加益生菌和膳食纤维，再从每日数百毫克枸杞多糖开始，持续观察8～12周。

研究显示，枸杞多糖可改善脾脏、胸腺指数及结肠sIgA等免疫指标。正在服用降糖药或降压药者，应注意潜在相互作用，并在补充前咨询医师。

三、代谢综合征/肥胖人群

以”调菌”为核心，配合生活方式。代谢综合征患者常伴菌群失调（变形菌丰度增加、阿克曼菌减少、慢性低度炎症）。枸杞多糖可通过富集阿克曼菌、增加丁酸盐生成、调节GPR受体改善胰岛素抵抗与脂代谢。

建议在医生指导下，将枸杞多糖嵌入“低升糖+高纤维+规律运动”的综合方案，每日1–2克、持续12周以上，以短链脂肪酸生成与代谢指标（血糖、血脂、腰围）为评估点。

需强调：枸杞多糖是辅助而非替代药物，不可擅自停药。

四、儿童与青少年

谨慎为宜，优先食补：儿童菌群处于发育期，对外源多糖的耐受与反应不同于成人。文献缺乏儿童专项研究，建议优先通过天然食物（枸杞果、杂粮、蔬果）补充，避免高剂量提取物。确需补充时，剂量减半、密切观察消化反应。

五、特殊人群

孕妇、哺乳期、免疫缺陷或正在使用免疫抑制剂者，因缺乏安全性证据，应在医师指导下决定是否补充。枸杞多糖虽属食药同源，但其免疫调节与菌群重塑效应在特殊生理/病理状态下需审慎评估。

总体而言，利用肠道微生物群提高枸杞多糖利用效率的核心，不是简单增加剂量，而是实现结构明确的多糖、具备相应降解能力的菌群、持续健康的饮食环境之间的匹配。现阶段最可行的是将枸杞纳入多样化饮食、避免过量和夸大功效；未来则需要通过标准化多糖、特定菌株合生元和高质量人体试验，逐步实现更精准的应用。

结语

从一粒枸杞，到结肠深处菌群发酵产生的分子丁酸——枸杞多糖的健康之旅，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本文沿着”多糖—菌群—代谢物—宿主“这条主线，把其中的关键环节说清楚。

第一、枸杞多糖并非像维生素那样直接入血发挥作用，它的主要”舞台”在结肠：人体消化酶拿它没办法，绝大多数要靠肠道菌群的碳水化合物活性酶（GH、PL等）切割发酵，生成短链脂肪酸等代谢物，再经由GPR41/GPR43等受体调节免疫与代谢。这意味着，”吃了多少克”远不如“菌群发酵出了什么”重要。

第二、枸杞多糖本质是益生元，需要与益生菌（双歧杆菌、乳酸杆菌、阿克曼菌等）形成”原料—工人”的合生元关系；它的发酵效果又被整体膳食结构深刻影响——高纤维饮食、降解菌丰度充足，多糖才能发挥出价值。

第三、补充应因人而异：健康成人侧重增效，中老年人兼顾养菌与免疫，代谢综合征患者重在调节菌群，儿童优先食补，特殊人群需谨慎评估。剂量也并非越高越好，应采用少量分次的方式，根据效果再进行调整。

总之，枸杞多糖的作用取决于多糖结构、菌群状态、膳食基础、剂量及个体差异。它不能替代药物或均衡饮食，而可能通过优化菌群—代谢—免疫网络发挥辅助作用。理解枸杞与肠道菌群的双向互动，才能让“保温杯里泡枸杞”更具科学依据。

注：本账号发表的内容仅是用于信息的分享，在采取任何预防、治疗措施之前，请先咨询临床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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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拆解沙门氏菌的入侵路径：从肠道信号到预防应对

谷禾健康

在日常肠道菌群检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值得讨论的现象：进入夏季以后，样本中沙门氏菌的检出有所增加。

看到报告上的沙门氏菌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是不是感染了？为什么没有腹泻、发热，也会检出？需要用药吗？…

沙门氏菌进入消化道后，可能只是短暂经过，也可能在肠道中停留；只有部分细菌能够进一步靠近并黏附肠上皮，启动侵袭过程或引起宿主免疫反应，这时才更接近感染。

而感染是否进一步发展为腹泻、腹痛、发热等症状，还受到细菌数量和菌株特征、肠道屏障、原有菌群状态以及个人免疫功能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同样是检出沙门氏菌，不同人的实际意义可能并不相同。

本文将带大家沿着沙门氏菌进入人体后的路径，了解它需要闯过哪些屏障，肠道菌群如何阻止它留下，它又怎样侵入上皮、利用炎症环境并躲避宿主防御。最后，我们再回到检测报告本身，讨论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沙门氏菌的检出。

01
检出沙门氏菌，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沙门氏菌？

沙门氏菌是一种杆状、革兰氏阴性、有鞭毛、兼性厌氧的细菌，属于肠杆菌目。沙门氏菌属包含 约 2600 多种血清型（这些血清型通过 Kauffman–White 分型方案进行鉴定）。

沙门氏菌的显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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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herris医学微生物学（第4版），麦格劳-希尔出版社（2003）

沙门氏菌并不是一种单一细菌，而是包含大量血清型的细菌类群。根据人类沙门氏菌病的临床表现，可以分为伤寒型沙门氏菌和非伤寒沙门氏菌。

沙门氏菌分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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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80/1040841X.2026.2668055

注：几乎所有沙门氏菌都能够在其致病性和毒力武器的帮助下感染、繁殖和在人体宿主细胞中存活，这使其成为致命且重要的公共卫生病原体。

其中，肠炎沙门氏菌和鼠伤寒沙门氏菌是较常见的非伤寒沙门氏菌。非伤寒沙门氏菌是一种常见的肠道细菌感染，表现为腹泻、呕吐、腹痛以及其他临床体征 (WHO, 2018)。

鼠伤寒沙门氏菌血清型可以感染多种动物，例如牛、羊、山羊、猪、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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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后文讨论的食物暴露、肠道菌群竞争、定植、侵袭和炎症机制，主要针对非伤寒沙门氏菌，尤其是鼠伤寒沙门氏菌和肠炎沙门氏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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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谷禾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检出 = 感染 ？

在粪便样本中检出沙门氏菌，是否就代表已经感染？

答案是：不一定。

• 检出：只是说明在这份样本中发现了沙门氏菌相关信号；
• 感染：意味着沙门氏菌已经与人体组织发生实质性相互作用，例如黏附或侵入肠上皮，并引起宿主免疫反应。

二者之间并不能直接画等号。

从接触沙门氏菌到真正发病，中间可能经历几个不同状态。

进入消化道，不一定能留下

沙门氏菌通常通过受到污染的食物、水、动物或环境进入人体。

但吃进去只代表发生了暴露。细菌到达胃肠道后，还可能被胃酸、胆汁、肠道运动和原有肠道菌群清除，最终随粪便排出。

因此，即使多人接触了同一批受到污染的食物，最后的检测结果和身体反应也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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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可能只是短暂经过

一部分沙门氏菌可能只是随食物短暂通过消化道，没有在肠道中建立相对稳定的生存状态，就已经被排出。

如果采样时间恰好处于这个阶段，粪便检测可能得到阳性结果。此时的阳性更接近近期曾经接触过沙门氏菌，不一定说明细菌已经在肠道中持续存在。

能够留下，也不是说已经发病

如果沙门氏菌能够获得空间和营养，并在肠道中持续存在一段时间，就可能形成携带或定植状态。

• 携带强调人体内存在这种细菌，并可能随粪便排出；
• 定植强调细菌已经在某个生态位置中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生存状态。

携带或定植并不一定伴随腹泻、发热等症状。人体原有肠道菌群、肠道屏障和免疫系统，可能把沙门氏菌限制在较低水平，使其暂时没有造成明显健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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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和发病，区别在哪里？

当沙门氏菌开始黏附肠上皮、侵入细胞或激活明显免疫反应时，才更接近感染的含义。

研究表明，沙门氏菌经口进入人体，耐受胃内环境，到达小肠后黏附并侵袭肠上皮，随后可能在细胞内生存，少数情况下进一步向其他组织扩散。

感染并不一定立即产生明显症状。人体可能在早期就限制细菌扩增，因此只有轻微不适，甚至没有明显感觉。

当感染进一步引起腹泻、腹痛、恶心、呕吐或发热等临床表现时，才进入发病阶段。

沙门氏菌病由沙门氏菌引起，是全球最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估计每年有9380万病例和约15.5万例死亡。
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沙门氏菌病都被报告为最常见的食源性人畜共患病之一，与急性、慢性肠炎和败血症等一系列疾病综合征相关。

这是一条可能的进展路径，但不是每个人都会依次经历全部阶段。多数沙门氏菌可能在前面的屏障中被清除，只有部分能够继续定植、侵袭并引起疾病。

02
为什么夏季可能增加接触沙门氏菌的机会？

沙门氏菌主要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水、动物或环境进入人体。禽肉、蛋类、肉制品、乳制品、果蔬和受污染水源，都可能成为传播环节；其中，食物储存不当、加热不足、厨房交叉污染，是较常见的风险来源。相关研究也把这些食品来源和处理环节列为沙门氏菌暴露的重要途径。

注：肠炎沙门氏菌是常见的非伤寒沙门氏菌血清型之一，主要与禽类、蛋类及相关食品链有关。但暴露也可能发生在禽肉加工、厨房交叉污染、设备和环境表面污染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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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夏季更容易形成有利于沙门氏菌存活、增殖和传播的生活场景。

夏季首先改变的是温度条件

较高温度会加快许多细菌的生长，而冷藏只能抑制沙门氏菌增殖，不是完全杀灭它。即使食物经历冷冻，沙门氏菌在解冻并回到适宜条件后仍可能恢复生长。

有时候，时间、温度和交叉污染同时出现。例如：

• 熟食、凉菜或外卖在室温下放置过久；
• 食物运输或聚餐过程中冷链中断；
• 烧烤、大块肉或肉馅制品内部没有充分加热；
• 生肉汁液污染刀具、砧板、水槽或即食食品；
• 食物反复解冻，或在冰箱中长期存放；
• 野餐、露营和长途出行时缺乏稳定冷藏。

这些场景会增加食物中沙门氏菌数量上升的机会，也可能让原本只发生在生食区的污染扩散到已经加工好的食物。

动物接触也是暴露途径之一

宠物犬等动物有时可以在没有明显症状的情况下携带沙门氏菌，并通过粪便、食盆、生活环境或生食传播细菌。

研究显示，宠物犬即使没有腹泻等明显临床症状，也可能作为沙门氏菌的无症状携带者。

伊拉克一项针对140只宠物犬的调查中，25只犬（17.9%）检出沙门氏菌。

这提示：宠物没有腹泻等明显症状，也有可能携带病原菌。

对家庭而言，值得注意的是“粪便或宠物食物—手和环境表面—厨房与即食食品”这条污染链。清理排泄物、处理宠物生食、清洗食盆之后，如果没有及时洗手或清洁接触面，细菌就可能被带入食品制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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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重点阻断排泄物清理、宠物食物处理、食盆及接触表面清洁与厨房食品制备之间的污染链。

03
进入人体后，沙门氏菌要闯过哪些障碍？

夏季可能增加的是接触机会，但一次暴露能否继续发展，并不只取决于吃进去了多少沙门氏菌。细菌进入消化道后，还要连续面对胃酸、胆汁、肠道运动、黏液层、肠上皮等多重屏障。

这些屏障不断减少能够继续前进的细菌数量。

只有少部分细菌成功通过这些关口，才有机会在肠道中停留、定植并进一步引起感染。

胃酸：第一轮数量筛选

沙门氏菌随食物进入胃部后，首先面对的是低pH环境。

胃酸会破坏细菌的蛋白质、细胞膜和正常代谢，大量外来微生物会在这一阶段失去活性。因此，胃部可以看作一道重要的数量筛选屏障。

沙门氏菌具有一定的酸耐受能力，能够在酸性环境中启动应激反应，调整膜结构和相关基因表达。

注：耐受胃酸只代表细菌获得了继续前进的机会，并不等于它已经开始侵入肠上皮，也不意味着感染已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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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胃内酸性环境会诱导沙门氏菌表达 SPI-1（Salmonella pathogenicity island-1）编码的III型分泌系统，促进其侵入回肠派尔集合淋巴结上皮中的 M 细胞，进入后续感染过程。

也就是说，这里胃酸完成了一轮筛选：大量细菌在这里失去活性，而少数具备适应能力的沙门氏菌不仅存活下来，还可能提前进入准备攻击的状态。

胆汁和消化环境：持续的膜与代谢压力

进入小肠后，沙门氏菌还要面对胆汁、消化酶、渗透压和营养条件的变化。

胆汁具有类似去污剂的作用，能够干扰细菌细胞膜。沙门氏菌虽然具备一定的胆汁耐受和应激调节能力，但仍需要消耗能量修复损伤并维持正常功能。

因此，食物中原本存在的沙门氏菌数量，不等于最终能够到达肠道深处的数量。细菌在经过胃和小肠上段的过程中，可能已经经历多轮削减。

肠道运动：不给外来细菌无限停留的机会

肠内容物始终在向前移动。

尚未黏附、没有找到适合生态位的沙门氏菌，可能随食物残渣和粪便被排出。肠道运动因此构成一种机械性清除机制。

这也说明，短暂检出并不一定意味着沙门氏菌已经在肠道中建立了稳定关系。细菌只有在被排出之前成功靠近黏膜、获得空间和营养，才可能进一步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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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发生时，肠道运动和液体分泌增加，可能加快病原体排出；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水分和电解质丢失，并影响原有菌群和屏障状态。因此，腹泻既是感染表现，也可能是人体试图限制病原体的一部分反应。

黏液层：隔开细菌与上皮细胞

肠道表面覆盖着黏液。黏液由杯状细胞分泌，能够减少细菌与上皮直接接触，同时把部分抗菌物质保留在黏膜附近。沙门氏菌要进一步侵袭，必须穿过或绕过这一层物理屏障。

黏液层会不断更新，并受到饮食、菌群和炎症状态影响。黏液结构完整时，外来细菌更难接近上皮；一旦屏障受损，沙门氏菌与上皮细胞接触的机会就可能增加。

肠上皮：最后一道局部结构防线

肠上皮细胞之间通过紧密连接相互连接，形成连续屏障，把大多数微生物限制在肠腔内。

与此同时，上皮细胞并不只是被动的墙。潘氏细胞和其他上皮细胞能够分泌抗菌肽等物质，直接限制靠近黏膜的细菌。

有研究表明，黏蛋白、REG3γ等黏膜防御成分有助于减少沙门氏菌接近和穿过上皮。

只有成功接近上皮、形成稳定黏附，并进一步启动侵袭程序，沙门氏菌才可能从肠腔中的外来细菌转变为参与感染过程的病原体。

即使沙门氏菌成功到达肠道，它仍然没有进入一个空白环境。肠道中原有的微生物已经占据空间、消耗营养并塑造局部代谢条件。下一章将进一步讨论：肠道菌群怎样形成定植抗性，使沙门氏菌即使到达肠道，也未必能够真正留下来。

04
肠道菌群怎样阻止沙门氏菌留下来？

外来细菌进入后，必须与这些已经适应肠道环境的微生物竞争。肠道菌群通过这种整体作用限制病原体定植，称为定植抗性。

可以概括为空间占据、营养竞争、抑菌物质、代谢环境调节以及对宿主黏膜屏障的支持。

1
先占据生态位置，让外来细菌难以立足

肠道中的黏液表面、食物颗粒和上皮附近，都已经存在相对稳定的微生物群落。

这些共生菌附着在适合自己的位置，并持续利用当地资源。沙门氏菌进入后，首先面临的问题不是怎样迅速大量繁殖，而是能否找到足够的空间停留下来。

因此，定植抗性是一个成熟生态系统已经把大部分位置占满，使外来者难以建立稳定关系。

如果原有菌群因疾病、饮食剧烈变化或药物作用而明显减少，部分生态位置可能暂时空出，沙门氏菌获得立足机会的概率也可能上升。

2
争夺营养，让沙门氏菌难以持续扩增

空间只是第一步，细菌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能否获得足够营养。

肠道共生菌会持续消耗糖类、氨基酸、矿物质和其他生长所需物质。沙门氏菌进入后，需要与原有菌群争夺这些有限资源。

共生细菌通过多种策略抑制沙门氏菌在肠道环境中的定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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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80/19490976.2024.2424914

大肠杆菌和肠杆菌科成员等共生菌株产生抗菌肽和其他生物活性代谢物，进一步阻碍病原体的定植。此外，这些共生菌占据关键生态位，通过空间排斥和代谢优势阻止病原体的进入和定殖。

带鞭毛的大红色细菌代表沙门氏菌。

相关研究发现，不同共生菌可以通过竞争特定碳源、铁、锌和其他营养物质限制沙门氏菌。保护作用取决于整个菌群是否具有足够的资源竞争能力。

这也说明，单纯观察“菌种多不多”并不能完整判断肠道是否具备较强定植抗性。重要的是，菌群是否保留了占据生态位和消耗关键资源的功能。

共生大肠杆菌是目前研究较多的一类。小鼠来源的共生菌株大肠杆菌Mt1B1，可以与鼠伤寒沙门氏菌竞争半乳糖醇等碳源，减少沙门氏菌能够利用的生长资源。

人体来源的大肠杆菌Nissle 1917，也就是EcN，可以通过竞争铁、锌以及氧等资源，限制沙门氏菌在炎症肠道中的扩增。EcN还能够产生微菌素，直接抑制具有相应铁载体受体的沙门氏菌。因此，同一个共生菌株可以同时参与营养竞争和直接抑菌。

黏液相关共生菌Mucispirillum schaedleri能够利用硝酸盐，与沙门氏菌竞争呼吸所需的电子受体，并影响其侵袭相关基因表达。

3
代谢产物塑造不利于沙门氏菌的环境

共生菌在利用食物和黏液成分时，会产生短链脂肪酸等代谢物。

这些物质可以改变肠腔酸碱度、上皮代谢和局部氧环境，从而影响沙门氏菌的生长方式。

动物研究显示，部分拟杆菌产生的丙酸可以干扰鼠伤寒沙门氏菌的胞内pH稳态，限制其生长；给予丙酸或转移具有产丙酸能力的拟杆菌，也能够增强小鼠对沙门氏菌的定植抗性。

例如，产丁酸菌能够支持结肠上皮的正常能量代谢，使靠近肠腔一侧的氧被充分消耗，帮助维持低氧环境。这种环境更适合许多严格厌氧共生菌，却不利于沙门氏菌利用呼吸代谢迅速扩增。

关于炎症如何改变氧和其他代谢资源，将在后文单独讨论。

4
部分共生菌还会直接抑制沙门氏菌

一些肠道细菌能够产生细菌素或其他抑菌分子，直接限制邻近细菌。

例如，乳酸片球菌Pediococcus acidilactici产生的细菌素，在体外研究中能够抑制鼠伤寒沙门氏菌生物膜形成，同时限制浮游状态细菌的生长。

部分益生芽孢杆菌则可以产生subtilosin A、subtilin等细菌素，主要表现为抑制沙门氏菌生物膜形成，对浮游状态细菌的杀伤并不明显。

部分共生肠杆菌还可以与沙门氏菌竞争铁、氧和其他资源。此类作用往往具有明显的环境依赖性：同一种细菌在不同菌群背景、营养条件或炎症状态下，效果可能不同。

因此，不宜把某一个菌种简单标记为“保护菌”。

5
菌群还会帮助人体维持屏障

肠道菌群与上皮并不是彼此独立的。

正常菌群产生的代谢物，可以促进黏液分泌、上皮紧密连接和抗菌分子表达，使微生物竞争与人体屏障形成联合防御。

一旦菌群受到明显扰动，影响的不只是微生物数量，还可能包括黏液、上皮代谢和局部免疫功能。

动物研究常通过抗生素预处理削弱菌群，使沙门氏菌更容易定植并诱发炎症。这类模型说明，抗生素造成的菌群扰动可能降低定植抗性。

如果沙门氏菌无法获得稳定位置和足够资源，就可能随肠内容物排出；如果它成功突破这种生态防线，下一步才是靠近肠上皮、启动侵袭程序，并真正进入感染过程。下一章将讨论：沙门氏菌怎样从“已经到达肠道”进一步发展为“侵入上皮并引起疾病”。

05
沙门氏菌怎样从到达肠道发展为引起疾病？

沙门氏菌成功到达肠道并突破菌群的定植抗性后，并不意味着感染已经完成。要引起疾病，它还需要靠近肠上皮、完成黏附和侵入，并在宿主细胞内维持生存。

这一过程的关键，是沙门氏菌开始与人体组织发生直接相互作用。

1
先靠近并黏附肠上皮

肠内容物始终在移动。沙门氏菌如果不能及时靠近黏膜，就可能被继续向后输送并排出。

它可以借助鞭毛运动，向适合自身生存的区域移动，并利用表面黏附结构与黏液或上皮细胞形成接触。

肠腔中的沙门氏菌常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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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16/j.micres.2024.128013

黏附的意义在于，它让沙门氏菌不再只是悬浮在肠腔中的外来细菌，而是获得了进一步作用于上皮的机会。

这一步主要依赖菌毛和其他表面黏附结构。以I型菌毛为例，位于菌毛顶端的FimH能够识别宿主细胞或黏膜表面的特定分子，使细菌获得更稳定的接触。

部分沙门氏菌还会分泌由蛋白、多糖和胞外DNA构成的基质，形成生物膜。生物膜不仅让细菌更容易附着在肠道或环境表面，还可以延缓抗菌肽和部分抗生素对细菌的作用。因此，“能否黏住”本身就是决定短暂经过还是进一步感染的重要分界点。

不过，黏附本身还不等于侵入。决定沙门氏菌能否突破上皮的，是其后续启动的毒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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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SPI-1侵入上皮细胞

沙门氏菌的重要侵袭机制之一，是由沙门氏菌致病岛1编码的Ⅲ型分泌系统，通常简称为SPI-1或T3SS-1。

T3SS-1是沙门氏菌经典的触发式侵入装置。沙门氏菌通常先利用菌毛等结构接近并固定在上皮表面，随后通过T3SS-1把多种效应蛋白送入宿主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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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效应蛋白会操纵Rac1、Cdc42等细胞骨架调控通路，使上皮细胞的肌动蛋白重新排列，细胞膜形成明显褶皱，最终主动把细菌包入细胞内部。沙门氏菌因此不是单纯依靠机械力量钻进上皮，而是在改写宿主细胞自身的吞入程序。

沙门氏菌并非只有一条侵入路线

除了前面介绍的T3SS-1触发式侵入，沙门氏菌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入肠上皮或黏膜组织。

其中一种是拉链式侵入。

在这种情况下，沙门氏菌表面的Rck、PagN、OmpV等蛋白与宿主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使细胞膜像逐步拉上拉链一样包裹细菌。与触发式侵入相比，这种方式引起的膜变化通常更加局部。

此外，沙门氏菌还可以利用肠道派尔集合淋巴结表面的M细胞跨越上皮，也可能被特定吞噬细胞摄取后带入黏膜组织。

因此，SPI-1是沙门氏菌重要的侵入系统，但不是唯一通道。不同侵入途径之间可能相互补充，这也意味着，某一条侵入路线受阻后，细菌未必会完全失去进入组织的能力。相关研究将沙门氏菌侵入概括为触发式、拉链式、M细胞途径、特定吞噬细胞途径及其他特殊机制。

3
进入细胞后，沙门氏菌还要避免被清除

细菌进入上皮细胞或被巨噬细胞吞噬后，通常会被包裹在细胞内囊泡中。

正常情况下，这类囊泡会逐渐与宿主的杀菌系统融合，使细菌受到酸化、活性氧、抗菌蛋白和营养限制。

沙门氏菌则能够改造这一细胞内环境，形成所谓的“沙门氏菌含菌液泡”。

此时，另一套由沙门氏菌致病岛2编码的Ⅲ型分泌系统，也就是SPI-2或T3SS-2，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它可以向宿主细胞内输送效应蛋白，改变囊泡运输和细胞杀菌过程，从而帮助沙门氏菌继续存活和复制。

这也是为什么沙门氏菌一旦进入细胞，清除难度会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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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氏菌含菌液泡是会经历早期、中期和晚期的成熟过程。沙门氏菌通过T3SS-2输送多种效应蛋白，干扰Rab蛋白介导的囊泡运输、溶酶体融合和自噬识别，使含菌液泡避免被完整送入宿主的杀菌通路。

成熟的含菌液泡还可能向外伸出被称为“沙门氏菌诱导丝状结构”（Salmonella-induced filaments，SIF）的膜性管道。这些结构与宿主的膜运输和细胞骨架系统相连，有助于细菌维持含菌液泡并获得复制所需的物质。

不过，含菌液泡并不是绝对安全区。如果液泡受损，沙门氏菌仍可能被溶酶体或自噬系统清除。少部分细菌则可能逃出液泡，在上皮细胞胞质中快速增殖，形成所谓的“超复制”。

因此，进入宿主细胞并不意味着感染已经摆脱免疫控制，而是意味着双方的主要战场从肠腔转移到了细胞内部。

躲进细胞后，人体怎样继续追击？

无论是在上皮细胞内，还是被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等吞噬细胞摄取后，沙门氏菌都要继续面对宿主的细胞内防御。

局部免疫细胞可以识别沙门氏菌的脂多糖、鞭毛蛋白以及被送入细胞内部的细菌成分，释放IL-1β、IL-18等炎症信号。随后，沙门氏菌特异性的CD4⁺ Th1细胞会产生IFN-γ，进一步激活巨噬细胞，增强其控制和杀灭细胞内细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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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体对付沙门氏菌并不只是依靠抗体在细胞外拦截，还需要T细胞向巨噬细胞发出指令，处理已经进入细胞内部的病原体。

注：现有证据主要来自小鼠感染模型，尤其适合解释侵袭性或系统性沙门氏菌感染。

在这场细胞内部的攻防发生之前和同时，肠道局部也会迅速启动炎症反应。腹泻、腹痛和发热，正是这种防御反应在临床上的表现。

4
腹泻和发热是怎样出现的？

沙门氏菌侵入上皮后，人体会迅速启动免疫反应。

上皮细胞和局部免疫细胞识别细菌及其结构后，会释放炎症信号，招募中性粒细胞，并增加肠腔中的液体和电解质分泌。

这些变化共同造成：

• 腹泻；
• 腹痛；
• 恶心或呕吐；
• 发热；
• 排便急迫感。

因此，症状不只是细菌直接损伤的结果，也来自人体清除感染时产生的炎症反应。

症状强弱与检测到的菌量并不一定完全一致。有人菌量不高，但炎症反应明显；也有人已经发生感染，却只有轻微不适。

5
为什么少数人会出现更严重的感染？

多数免疫功能正常的成年人，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主要表现为局限于肠道的胃肠炎。

但如果沙门氏菌穿过上皮，并在吞噬细胞中持续生存，就可能进入肠系膜淋巴结，少数情况下进一步扩散至血液、肝脏、脾脏或其他组织。

沙门氏菌的系统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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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16/j.micres.2024.128013

成功入侵肠道的沙门氏菌可以被巨噬细胞或树突状细胞吞噬。然后，它扩散到肠系膜淋巴结，进入血液，然后扩散到肝脏和脾脏，最终导致沙门氏菌在全身传播。

是否发生这种肠外扩散，与多个因素有关：

• 接触到的沙门氏菌数量；
• 菌株毒力特征；
• 肠道屏障是否完整；
• 年龄和基础疾病；
• 免疫功能是否受到抑制。

因此，同样是沙门氏菌感染，健康成年人可能只出现短期腹泻，而婴幼儿、老年人或免疫功能低下者则更需要警惕严重感染。

06
炎症，是为了清除感染，为什么有时反而会帮助沙门氏菌？

沙门氏菌侵入肠上皮后，人体会迅速启动炎症反应。

这套反应的首要目的，是限制细菌扩增、清除受感染细胞，并阻止病原体继续向组织深处扩散。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活性氧和活性氮等防御机制，都会参与这一过程。

但炎症并不是只作用于沙门氏菌的“精准武器”。它同时会改变肠道中的氧、营养、电子受体和菌群结构。沙门氏菌恰好具备利用这些变化的能力，因此可能在炎症环境中获得新的生长优势。

也就是说，炎症既是人体清除感染的重要手段，也可能在某些条件下，为沙门氏菌创造更适合扩增的环境。

炎症会改变肠道中的氧环境

前面提到，正常菌群及其代谢活动有助于维持结肠相对低氧的环境，并通过营养竞争限制沙门氏菌扩增。

炎症发生后，这种平衡可能被打破。

部分产丁酸菌可能减少，上皮对丁酸的利用下降，进入肠腔的氧随之增加。原本以严格厌氧菌为主的低氧环境，开始更有利于兼性厌氧肠杆菌科细菌。

动物研究显示，丁酸产生梭菌减少后，肠腔氧水平上升，可推动沙门氏菌在肠道内扩增。

这并不是说氧本身造成感染，而是炎症改变了不同细菌之间的竞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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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还会产生新的“呼吸资源”

细菌获得能量时，需要电子供体和电子受体。正常低氧肠道中，可供沙门氏菌进行呼吸的电子受体较少，它更多依赖效率较低的发酵。炎症产生的活性氧和活性氮，则可以推动硝酸盐、四硫代硫酸盐等氧化物形成。

这些物质可以被沙门氏菌利用，进行硝酸盐呼吸或四硫代硫酸盐呼吸。

研究指出，炎症环境可提供氧、氧化氮化合物和氧化硫化合物等电子受体，使沙门氏菌获得比部分共生菌更高的能量效率。

因此，人体制造这些氧化物原本是为了攻击病原体，却也无意中创造了沙门氏菌可以利用的代谢条件。

这些含硫资源，也可能经过菌群共同加工

四硫代硫酸盐和硫代硫酸盐等含硫电子受体，并不完全是宿主单独产生的。肠道菌群也可能参与其前体物质的生成。

一项未进行抗生素预处理的小鼠多组学研究发现，沙门氏菌感染后，肠道中的硫酸化胆汁酸、硫酸化黄酮以及氧化蛋氨酸等有机硫化合物发生了明显变化。肠道细菌可以利用硫酸酯酶或含硫氨基酸代谢通路，从这些有机物中释放硫酸盐或硫化氢。

在这一小鼠模型中，粪肠球菌、鸡肠球菌和沙门氏菌贡献了大部分检测到的硫酸酯酶转录；嗜黏蛋白阿克曼菌、Luxibacter、Anaerotruncus及其他部分梭菌，也表达了参与蛋氨酸和半胱氨酸转化的相关基因。

这些菌群产生的硫化氢随后可在炎症产生的活性氧作用下，被氧化成硫代硫酸盐和四硫代硫酸盐。沙门氏菌则具备利用这些物质进行呼吸的能力，从而获得相对于许多发酵型共生菌的能量优势。

因此，炎症环境中的含硫“呼吸资源”，可能是宿主反应、菌群代谢和沙门氏菌利用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炎症还会改变碳源由谁产生、由谁利用

炎症不仅改变电子受体，也会重新组织肠道中碳源的生产和利用关系。同一种代谢物，可能由一种细菌产生，又被另一种细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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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就是一个代表性例子。

在一项小鼠多组学研究中，沙门氏菌感染组粪便中的乳酸平均丰度约为未感染组的3.9倍。

宏转录组结果显示，约翰逊乳杆菌、动物乳杆菌、粪肠球菌、鸡肠球菌等乳杆菌，可能是感染环境中乳酸的重要来源。沙门氏菌则表达了利用D-乳酸和L-乳酸的相关基因，提示它可能把宿主和其他菌群产生的乳酸作为碳源。

但乳酸并不只会流向沙门氏菌。Luxibacter、Acetatifactor、Anaerotruncus等部分梭菌类群，也可能利用乳酸并将其转化为丁酸或乙酸，从而与沙门氏菌形成底物竞争。

因此，感染肠道中的乳酸代谢可能同时存在交叉喂养和资源竞争。某一种菌或代谢物究竟有利还是不利，取决于它处于怎样的菌群网络和炎症环境中。

除乳酸外，研究还检测到沙门氏菌表达利用琥珀酸、1,2-丙二醇、乙醇胺、岩藻糖和阿拉伯糖等碳源的相关基因。这说明沙门氏菌能够根据炎症环境中的资源变化，灵活调整自身的代谢策略。

注：这些机制大量来自小鼠模型、无菌或简化菌群模型以及代谢组研究。

炎症和沙门氏菌形成正反馈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出现以下过程：

沙门氏菌侵入上皮→ 人体启动炎症→ 氧、电子受体和碳源发生变化→ 部分共生菌竞争力下降→ 沙门氏菌获得扩增优势→ 更多细菌继续刺激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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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可能的正反馈。这构成了一种可能的正反馈：炎症原本是为了限制感染，却可能改变肠道生态，使沙门氏菌获得新的代谢优势。

但它不会无限持续。肠道运动、免疫清除、上皮修复和菌群恢复都会限制沙门氏菌。最终是被清除、短期携带还是继续感染，取决于病原体利用环境的能力与宿主防御之间的平衡。

07
沙门氏菌会根据肠道信号，切换侵袭与定植策略吗？

上一章讨论了炎症如何改变肠道中的氧、电子受体和碳源，使沙门氏菌获得新的生长条件。

但肠道中的化学物质并不只是营养。一些物质还可以被沙门氏菌识别为环境信号，告诉它：当前更适合侵入上皮，还是降低侵袭程序、转而在肠腔中增殖和维持定植。

不同肠段，会向沙门氏菌发出不同信号

沙门氏菌进入肠道后，并不会始终维持相同的侵袭状态。

在十二指肠，较高浓度的胆汁会抑制部分侵入上皮所需的功能，避免沙门氏菌过早启动强烈的侵袭和炎症反应。

到达回肠后，局部浓度较高的甲酸可以促进侵袭相关基因表达，使回肠成为沙门氏菌较重要的侵入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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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进入结肠后，化学环境再次发生变化。这里存在较多短链和长链脂肪酸，其中一些能够抑制沙门氏菌的侵袭基因，使其从积极侵入上皮的状态，逐渐转向肠腔内增殖和结肠定植。

因此，沙门氏菌的毒力程序并不是简单地“打开”或“关闭”，而是受到肠道位置和局部化学环境的动态调节。

侵袭能力越强，不一定越有利于长期生存

沙门氏菌的SPI-1侵袭系统由大量结构蛋白和效应蛋白组成。合成和维持这套装置需要消耗相当多的能量与物质，代谢成本较高。

• 在需要突破肠上皮时，这种投入是必要的；
• 但在已经建立肠道生态位后，如果仍然持续高水平表达SPI-1，不仅会增加代谢负担，还可能引起更强的宿主免疫反应。

一项研究使用了一种不能正常响应脂肪酸抑制信号的沙门氏菌突变株。该突变株会持续表达较高水平的SPI-1：

• 感染早期，它一度表现出一定竞争优势；
• 到了感染中后期，野生型沙门氏菌反而占据优势。

进一步删除SPI-1后，这种长期生存劣势随之消失，说明问题主要来自持续制造SPI-1装置本身的代谢成本，而不只是细菌是否真正进入了上皮细胞。

因此，“侵袭基因表达下降”不能简单理解为沙门氏菌已经失去危害。有时，这意味着它正在从积极侵袭转向更有利于增殖、定植和传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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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HDA研究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

这项研究重点分析了肠道相关细菌嗜麦芽寡养单胞菌，在氧化应激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脂肪酸信号——顺式-2-十六碳烯酸，简称c2-HDA。

c2-HDA属于扩散性信号因子家族。沙门氏菌感知这种分子后，c2-HDA可以作用于SPI-1的核心调控蛋白HilD，促进HilD降解，并干扰其与DNA结合，从而降低hilA、sopB等侵袭相关基因的表达。

研究发现，在氧化应激和亚硝化应激条件下，嗜麦芽寡养单胞菌会通过RpfF相关通路增加c2-HDA的产生。沙门氏菌诱发的炎症可以激活巨噬细胞，产生活性氧和活性氮；这些炎症信号又可能改变嗜麦芽寡养单胞菌的代谢输出，使其释放更多c2-HDA。

沙门氏菌随后感知c2-HDA，降低SPI-1表达，将一部分原本用于制造侵袭装置的资源转向细菌增殖。

研究者还专门检验了c2-HDA是不是仅仅被沙门氏菌当作脂肪酸碳源。

结果显示，即使沙门氏菌不能正常通过β-氧化利用脂肪酸，c2-HDA仍然可以促进其生长；而不能响应c2-HDA调控信号的突变株则没有获得这种优势。这说明c2-HDA在这里主要发挥的是调控信号作用，而不是简单地为沙门氏菌提供食物。

这一结果可以概括为：

沙门氏菌诱发炎症→ 局部氧化应激增强→ 共生菌改变代谢物产生→ 沙门氏菌感知代谢信号→ 调整侵袭和增殖策略

这是一种“宿主-菌群-病原体”三方信号链。沙门氏菌不仅会利用炎症产生的氧和电子受体，还能利用炎症对其他菌群成员造成的代谢变化，调整自己的感染策略。

降低炎症，不一定意味着沙门氏菌数量减少

这个研究中还有一个看似矛盾的结果。

在产生c2-HDA的嗜麦芽寡养单胞菌存在时，沙门氏菌的侵袭基因表达和结肠炎症指标下降，但沙门氏菌的结肠定植能力反而增强。能够感知c2-HDA的沙门氏菌，比不能感知这一信号的突变株获得了更明显的定植优势。

这说明：

炎症减轻、侵袭基因降低和病原体被完全清除，并不是同一件事。

病原体有时可以通过降低高成本、高炎症的侵袭程序，转向症状相对缓和但更适合持续定植的状态。

注：这只是在特定实验模型中观察到的现象，不能据此推断无症状携带者都存在同样的机制。

嗜麦芽寡养单胞菌曾在人体结肠隐窝或黏膜相关样本中被发现，但在人体粪便菌群研究中并不普遍，不能将其视为人人都具有的核心肠道菌。

这项研究主要基于体外实验和小鼠模型。这项研究说明，肠道菌群不仅通过竞争资源影响病原体，还可能通过化学信号改变病原体的行为。

沙门氏菌也不是一种始终保持高侵袭状态的细菌。它会根据肠道位置、炎症水平和菌群代谢信号，在侵袭、增殖和持续定植之间调整策略。

08
沙门氏菌突破肠道防线后，免疫系统如何决定结局？

沙门氏菌能够突破肠上皮、进入宿主细胞，并根据肠道环境调整侵袭和定植策略，但这仍不意味着感染一定会持续发展。

细菌最终是被清除、短期存在，还是继续扩增并向肠道以外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体能否及时控制已经进入细胞和组织的沙门氏菌。

控制细胞内细菌，是阻止扩散的关键

沙门氏菌进入巨噬细胞等吞噬细胞后，人体与病原体的主要较量会转移到细胞内部。

对抗沙门氏菌感染的适应性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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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16/j.imlet.2024.106930

吞噬细胞会通过酸化、活性氧、活性氮、营养限制等方式杀伤细菌。与此同时，宿主细胞还可以识别沙门氏菌进入细胞内部的成分，释放IL-1β、IL-18等炎症信号。

其中，IL-18可以增强CD4⁺ Th1细胞产生IFN-γ的能力。IFN-γ进一步激活巨噬细胞，提高其控制细胞内沙门氏菌的能力。

因此，人体对付沙门氏菌，并不只是依靠抗体在细胞外识别细菌，还需要T细胞和吞噬细胞协同处理已经进入细胞内部的病原体。

如果这一控制及时建立，感染通常会逐步受到限制；如果吞噬细胞杀菌能力、T细胞反应或相关免疫通路受到明显影响，沙门氏菌持续存在和肠外扩散的风险可能增加。

免疫反应既要有效，也不能过度

炎症的目的，是限制细菌扩增并清除感染，但免疫反应并不是越强越好。

• 反应不足时，沙门氏菌可能继续在细胞内生存和扩散；
• 反应过强时，则可能加重肠黏膜损伤、腹泻、发热和全身炎症。

因此，决定感染结局的并不是某一种炎症因子越高越好，而是人体能否形成一种有效、协调而不过度的免疫反应。

谷禾肠道菌群检测报告中同时涉及IL-1β、IL-18、TNF-α、IFN-γ等炎症相关指标，它们可以作为免疫激活或黏膜炎症的线索，但通常不具有沙门氏菌特异性。

注：单独一个炎症指标，不能证明沙门氏菌正在引起活动性感染；指标变化是否同时伴有腹泻、发热、腹痛或其他临床表现。

为什么健康成年人往往能够自行控制感染？

对于多数免疫功能正常的成年人，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通常表现为自限性胃肠炎，也就是说，人体往往可以依靠自身免疫系统逐步控制感染。

婴幼儿、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者，以及存在严重基础疾病的人，可能因为屏障功能、吞噬细胞杀菌能力或适应性免疫不足，更容易出现严重感染或肠外扩散。

因此，同样一次暴露，最终结局可能不同：

• 有人迅速清除
• 有人短期携带
• 有人发生胃肠炎
• 少数人出现持续感染或肠外扩散

免疫反应并不是越强越好

免疫反应的目标不是制造最大程度的炎症，而是在清除病原体的同时尽量减少组织损伤。

反应过弱，沙门氏菌可能继续扩增和扩散；反应过强，则可能造成明显腹泻、黏膜损伤和更剧烈的炎症。

因此，有利的状态是有效而不过度的免疫控制。

09
无症状、持续阳性、反复检出，分别意味着什么？

看现在，有没有症状？

-没有任何明显不适

如果目前没有腹泻、发热、明显腹痛、恶心、呕吐等症状，日常状态也正常，那么一次菌群检测中发现沙门氏菌，并不能直接说明正在发生活动性感染。

它可能对应近期的一次暴露、短暂经过，也可能是低水平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因为看到“沙门氏菌”几个字就立即把自己当成感染患者，更不建议自行使用抗生素。

为什么不能仅凭检测结果自行选择抗生素？

沙门氏菌可能携带多种耐药基因。这些基因可以通过产生药物灭活酶、保护抗生素作用靶点或增强药物外排等方式，降低抗生素对细菌的抑制和杀伤作用。

耐药基因，会怎样影响抗生素的作用？

例如，blaTEM和blaCTX-M类基因主要与β-内酰胺类药物耐药有关（这些基因导致沙门氏菌对氨苄西林、四环素、氯霉素和复方新诺明等传统常用药物普遍耐药）。

• qnrS1等基因可能降低沙门氏菌对氟喹诺酮类药物的敏感性；
• oqxA、oqxB等外排泵相关基因可以减少细菌内部的药物浓度；
• sul2、tet(A)和floR则分别与磺胺类、四环素类和氯霉素类药物耐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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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80/19490976.2023.2229937

耐药基因还可能位于质粒等可移动遗传元件上，在细菌之间传播，使一个菌株同时获得对多类抗菌药物的耐受能力。

一株沙门氏菌可能同时携带多种耐药基因，从而形成多重耐药。不同血清型和不同地区流行菌株携带的耐药基因组合并不相同，因此耐药情况需要结合具体菌株进行判断。

注：抗生素清除缓慢并不一定完全都是耐药基因造成的。即使实验室药敏结果仍显示敏感，沙门氏菌在感染组织中也可能因营养匮乏、生长速度降低而对抗生素杀伤表现出暂时耐受。

因此，耐药基因检测只能提示细菌可能具有什么耐药能力，培养药敏反映细菌在实验室条件下对药物是否敏感，而抗生素在人体内能否顺利清除细菌，还会受到感染部位、细菌生长状态和人体免疫反应等因素影响。

可以先回顾近期有没有可能的暴露，例如吃过未充分加热的禽肉、蛋类或肉制品，是否存在生熟食物交叉污染，是否接触过可能携带沙门氏菌的动物或其排泄物。

继续观察。

-检出沙门氏菌，同时正在腹泻、发热或腹痛

这种情况下，这个结果就更值得重视。

尤其是近期突然出现明显腹泻、腹痛、发热、恶心或呕吐，同时又存在可疑饮食或动物接触史，沙门氏菌检出与当前胃肠道症状之间的关联需要进一步评估。

多数免疫功能正常成年人发生非伤寒沙门氏菌胃肠炎后可以逐渐自行恢复，但症状严重程度存在明显个体差异。

但如果出现持续高热、明显脱水、血便、严重腹痛，或者症状持续加重，应及时去医院。

婴幼儿、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者以及存在严重基础疾病的人，也需要更加谨慎。这种情况需要及时就医，谷禾肠道菌群检测报告可以辅助临床医生判别，或者结合专门的病原检测、培养以及其他临床信息进一步确认。

采样前，是不是刚有过一轮胃肠道症状？

有这样一种情况：

前几天刚刚腹泻、发热或肚子不舒服，等到采样或拿到报告时，症状已经基本消失了。

这时候仍然检出沙门氏菌，并不矛盾。

症状缓解，主要说明肠道炎症和宿主反应正在恢复，并不意味着沙门氏菌一定在症状消失的那一天同步完全清除。

注：临床症状恢复和微生物学上的完全清除，不一定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点。

如果近期确实经历过一次急性胃肠道症状，再结合可疑饮食史，报告中的沙门氏菌就可能与前一段时间的感染或暴露有关。

此时更重要的是观察症状是否已经稳定恢复。

近期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暴露机会？

回想检测前一段时间是否有：

• 食用未充分加热的禽肉、肉类或蛋类；
• 凉菜、熟食、外卖等在高温环境中放置较久；
• 生肉和即食食品共用砧板、刀具或容器；
• 野餐、烧烤、旅行过程中冷藏条件不足；
• 接触动物粪便、宠物生食或受到污染的生活环境。

果蔬、沙拉等，也可能受到沙门氏菌污染

生产链长、污染源难追溯

2020年，北美曾发生一起与红洋葱相关的纽波特沙门氏菌（Salmonella Newport）暴发。调查将涉事产品追溯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农场，这也是美国近30年来规模较大的沙门氏菌暴发之一。但即使经过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人员仍未能最终确定细菌最初从哪里进入生产链。

这类情况并不罕见。果蔬从农田到餐桌，要经历灌溉、施肥、采收、清洗、分拣、包装、冷藏和运输等多个环节。受到动物粪便或污水影响的灌溉水、未经充分处理的有机肥、受污染的清洗用水、加工设备和包装环境，都可能将沙门氏菌带到食物表面。由于洋葱等产品通常不会在食用前接受充分加热，一旦污染发生，后续就缺少彻底杀灭细菌的步骤。

同一血清型可能具有多种宿主和传播来源

2019年，美国还报告了与新鲜木瓜有关的 乌干达沙门氏菌（Salmonella Uganda）暴发，涉事产品被追溯至墨西哥的一家农场。调查认为，污染可能发生在采收前、采收过程中或采收后的处理环节，但由于生产和流通记录不完整，最终仍无法确定具体污染节点。值得注意的是，乌干达沙门氏菌此前还曾与猪肉和宠物鬃狮蜥相关，说明部分血清型可以跨越不同动物、食品和环境来源传播。

这两个案例说明，果蔬相关的沙门氏菌风险并不是蔬菜水果自己产生了细菌，而是细菌借助水、土壤、动物、设备和人员操作进入了食品生产链。与肉类不同，很多果蔬、沙拉等即食食品没有最终加热环节，因此前端的一次污染，可能一直保留到入口时。

对普通人而言，这并不意味着要减少果蔬摄入，而是要认识到“新鲜”和“即食”并不等于没有微生物风险。购买预切水果、沙拉和即食凉菜后，应注意冷藏条件和保质时间；处理完整果蔬时，应先清洁双手和操作台面，并避免让清洗后的食物再次接触生肉汁液、未经清洁的刀具或砧板。

没有症状，但还是有点担心，怎么办？

对于目前完全没有症状、也不属于高风险人群的人，一次菌群检测发现非伤寒沙门氏菌，通常不需要因为这一项结果立即采取激进处理。

更实际的做法是：

先观察身体状态，同时减少新的暴露机会。

如果仍然比较在意这个结果，可以在间隔一段时间后，在身体状态和采样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再次检测，看看这一信号是否仍然存在。

如果再次检出，则说明这个信号并非只出现在第一次样本中，值得进一步结合症状、暴露史以及具体情况分析。

总的来说，谷禾肠道菌群检测更适合作为理解肠道微生态状态的一个窗口，而不能脱离症状和临床背景，把某一个菌的检出直接当成疾病诊断。本身属于高风险人群或者已发生感染症状人群，应及时进入临床诊疗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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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沙门氏菌后，日常生活中该怎么做？

如果谷禾肠道菌群检测中检出沙门氏菌，真正能够落实到个人层面的干预主要有两部分：

• 一是减少新的暴露和传播机会；
• 二是在胃肠道症状恢复后，逐步帮助肠道生态恢复。

近年来研究者也在探索能否通过益生菌、益生元或合生元、菌群代谢物以及植物来源活性物质，增强肠道原有的定植抗性，或者直接降低沙门氏菌的定植和致病能力。

益生菌

植物乳杆菌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Lp01

Liu 等在小鼠感染模型中使用来源于猪肠道的 Lp01，益生菌浓度为 5×10⁹ CFU/mL，随后以 5×10⁸ CFU/mL 的S.Typhimurium ATCC14028进行感染。结果显示，Lp01 可改善小鼠存活，并降低肝脏和脾脏中的鼠伤寒沙门氏菌水平。

干酪乳杆菌 Lactobacillus casei ATTC334

El-Sharkawy 等开展的是肉鸡模型。益生菌浓度为 2×10⁹ CFU/mL，挑战用 S. Typhimurium 为 1×10⁸ CFU/mL。研究观察到，使用该菌株后，从盲肠扁桃体回收到的 S. Typhimurium 减少。

婴儿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 infantisBL2416

肉鸡实验，益生菌浓度 2×10⁹ CFU/mL，S. Typhimurium 挑战浓度 1×10⁸ CFU/mL。研究观察到 S. Typhimurium 数量减少，同时 IFN-γ 和 TNF-α 水平增加。

枯草芽孢杆菌 Bacillus subtilis CSL2

在蛋鸡模型中使用 1×10⁷ CFU/g 的 B. subtilis CSL2，并以 1×10⁸ CFU/mL 的 S. Gallinarum KVCC-BA0700722进行挑战。研究报告粪便菌群状态趋于正常，同时乳杆菌增加。

注：这里研究的是禽类沙门氏菌模型，并不能直接套用于人体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

枯草芽孢杆菌 B. subtilis HU58 + 地衣芽孢杆菌 B. licheniformis SC307

S. Enteritidis 挑战浓度为 4×10⁹ CFU/mL。研究结果显示，这组芽孢杆菌干预可降低肉鸡胃肠道中的沙门氏菌负荷。

大肠杆菌 Nissle 1917（EcN）

EcN 可以与沙门氏菌竞争铁等矿物资源，从而降低 S. Typhimurium 的肠道定植；EcN 产生的微菌素还可在炎症环境中限制 S. Typhimurium，而对整体菌群的影响相对有限。

益生芽孢杆菌（probiotic Bacilli）

一项体外生物膜研究：益生芽孢杆菌产生的 subtilosin A、subtilin 等细菌素可以抑制沙门氏菌生物膜形成，而并未明显杀伤浮游状态的细菌。

益生元、合生元

Asahara 等在 2001 年的小鼠研究中，将双歧杆菌与反式半乳糖基化低聚糖（transgalactosylated oligosaccharides）联合使用，结果显示小鼠对 S. Typhimurium 感染的抵抗力提高。

膳食、营养干预

维生素B12

一项小鼠研究发现，维生素B12缺乏会减少短链脂肪酸产生菌，并有利于 S. Typhimurium 扩增；补充维生素B12后，这些变化可以得到恢复。

维生素A

2024 年的一项小鼠研究显示，维生素A缺乏会损害中性粒细胞对沙门氏菌的控制，使动物更容易发生播散性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

膳食纤维

肠道细菌发酵膳食纤维可产生乙酸、丙酸和丁酸等短链脂肪酸。体外实验显示，从粪便材料中分离出的乙酸和丁酸能够抑制 S. Enteritidis 生长，尤其是在厌氧和接近小鼠结肠pH的条件下。

恢复正常、多样化饮食和菌群代谢功能可能有益，但不能把某一种纤维或糖类简单视为“抗沙门氏菌益生元”。

菌群代谢物

丙酸

研究显示，丙酸能够抑制S. Typhimurium；综述同时提到，直接给予丙酸或能够产生丙酸的拟杆菌属，都可以增强定植抗性。

琥珀酸

研究表明，给予琥珀酸可促进有益梭菌定植、降低肠道中的 S. Typhimurium 负荷，并降低肠道氧浓度。不过研究同时提醒，沙门氏菌在其他环境下也可能利用宿主来源琥珀酸增强自身毒力，因此这一作用具有明显环境依赖性。

γ-氨基丁酸（GABA）

在小鼠模型中，GABA以及伴随增加的 Alistipes、Lactobacillus 与沙门氏菌感染受抑制相关。

这些结果说明后生元或微生物代谢物也是值得研究的方向，但同样还不能直接转化成普通人的补充剂处方。

植物化学物质

酚类、多酚与单宁

酚类相关物质包括黄酮、儿茶素、白藜芦醇，以及缩合单宁、没食子单宁、黄烷醇没食子酸酯、鞣酸和没食子酸。

研究表明，这类物质可通过影响细胞壁或细胞膜、螯合金属离子、降低部分细菌蛋白酶活性，以及干扰群体感应等途径，抑制沙门氏菌生长或定植；部分单宁还被讨论为可能影响黏液、紧密连接和局部免疫反应。

精油成分与萜类

研究列出具体成分包括香芹酚（carvacrol）、百里香酚（thymol）、丁香酚（eugenol）、肉桂醛和反式肉桂醛（cinnamaldehyde/trans-cinnamaldehyde）、香叶醇（geraniol），以及茶树油中的萜品-4-醇（terpinen-4-ol）、1,8-桉叶素（1,8-cineole）、α-松油醇（α-terpineol）、萜烯和倍半萜。

• 香芹酚、百里香酚、丁香酚和儿茶素可扰乱细胞膜完整性；
• 茶树油中的多种萜类可改变膜通透性；
• 百里香酚和香芹酚还表现出抗生物膜作用。

例如，丁香酚是丁香等植物中的一种活性成分。

Zhao 等的研究显示，丁香酚能够显著下调 S. Typhimurium多种与T3SS和毒力相关的基因，包括 SipA、SipC、SpiC、MisL、HilA 和 HilD。

生物碱及其他活性成分

这些物质包括小檗碱（berberine）、5′-甲氧基氢化可豆素(5′-methoxyhydnocarpin)、胡椒碱（piperine）、β-间苯二酚酸(β-resorcylic acid) 和辣椒油树脂（capsicum oleoresin）等。

小檗碱与5′-甲氧基氢化可豆素被描述为可共同促进小檗碱在细菌内积累并抑制多药耐药外排泵；胡椒碱与部分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组合，表现出协同或杀菌活性。

白术提取物

Gao 等研究的是白术氯仿提取物。这是一项以沙门氏菌生物膜、黏附和宿主细胞侵袭为终点的体外/细胞实验。

研究发现，该提取物能够抑制 S. Typhimurium 生物膜形成，并下调与鞭毛、菌毛和生物膜相关的 filA、filC、fimA、fimH、csgA 和 csgB 等基因，随后观察到沙门氏菌黏附和侵袭宿主细胞的能力下降。

植物化学物质及其对沙门氏菌的最低抑菌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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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389/fvets.2023.1188752

植物化学物质 + 抗生素

植物化学物质与抗生素联用，可能通过抑制外排泵、破坏细胞膜、干扰生物膜形成，以及抑制药物灭活或靶位修饰机制，提高耐药沙门氏菌对抗生素的敏感性。

研究列举了丁香酚或肉桂醛与抗生素联用破坏 S. Typhimurium 生物膜的结果；百里香酚、胡椒碱与阿米卡星、卡那霉素或链霉素联用也表现出协同抑菌作用。

植物化学物质与抗生素协同活性及其最小抑菌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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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389/fvets.2023.1188752

注：现有证据主要来自体外研究，并不是自行把植物提取物或精油与抗生素联合使用的依据。临床应用仍需进一步验证。

11
结 语

沙门氏菌能否在肠道定植并诱发疾病，是菌株特性、暴露剂量、肠道屏障完整性、肠道微生态基线以及宿主免疫状态共同作用的结果。

伴随微生态机制研究持续深入，益生菌、菌群代谢物与植物源活性物质，有望为沙门氏菌的风险管控提供新的干预思路。

肠道菌群检测可解析肠道群落组成与功能特征，辅助识别相关潜在风险、评估肠道生态状况，对有可疑暴露史或反复检出相关致病菌的人群，可为个体化健康评估提供参考信息。

注：本账号内容仅作交流参考，不作为诊断及医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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