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 短链脂肪酸

肠道微生物群与大脑衰老:从机制到干预

谷禾健康

记忆力下降、反应变慢、注意力不集中、认知功能减退等问题,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脑雾、记忆力下降、疲劳注意力减退等认知相关症状影响了更多人群,也让大脑健康不再只是老年人的话题。

大脑衰老不仅会带来记忆和反应能力下降,还会增加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风险。随着认知功能逐渐受损,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工作效率、生活质量,甚至独立生活能力都可能受到影响。

以往谷禾写过:大脑退行疾病的两个重要诱因:氧化应激和肠道失衡,人的脑部大约有860亿个神经元和数万亿个突触连接,由250-300亿的神经胶质细胞支持,消耗基础氧气中约20%的比例来维持ATP驱动的活动。

这种高代谢特征,也让大脑更容易产生大量活性氧,也就是ROS。同时相比其他组织,大脑的抗氧化防御系统相对较弱。一旦ROS水平长期超过抗氧化系统的清除能力,就可能出现氧化还原稳态紊乱,形成氧化应激

氧化应激会损伤细胞结构,干扰能量代谢和神经信号传递,也是多种神经系统疾病的重要病理基础。

可以说,大脑是一个高度耗能、也高度脆弱的器官。

过去,人们更多把神经退行性疾病理解为神经系统内部的问题,而相对忽略了外周器官,尤其是肠道,对大脑功能的长期影响。现在,越来越多证据显示,肠道和大脑之间存在一条复杂的双向通讯网络,也就是微生物群-肠-脑轴

这条通路并不是单一机制,而是通过神经、代谢、免疫和内分泌等多种方式,把肠道微生态状态与大脑功能紧密连接起来。

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自身代谢产物或次生代谢产物,影响氧化应激、系统性炎症、能量代谢、血脑屏障、神经递质和应激反应,进而参与大脑衰老和认知功能变化

本文将从机制到干预,系统梳理肠道菌群如何影响大脑衰老:包括微生物群-肠-脑轴核心通路、可能加速认知衰退的风险菌、支持认知健康的有益菌,全面总结包括饮食、生活方式精准微生态管理等干预策略,希望为关注脑健康的专业人士和大众提供科学、前沿、实用的知识框架。

01
微生物群-肠-脑轴的核心通讯通路

如果说过去对大脑衰老的理解更多集中在中枢神经系统内部,例如神经元损伤、突触丢失、小胶质细胞活化、Aβ相关蛋白病理,那么近年的研究正在把视角进一步前移:大脑衰老并不只是脑内事件,它与肠道微生态、外周免疫、代谢信号和神经内分泌网络密切相关。

肠道微生物群中枢神经系统之间的双向通讯网络是理解肠道菌群如何影响大脑衰老的基础。

编辑​

doi.org/10.1007/978-981-99-8803-7

接下来,我们将从神经通路、代谢通路、免疫通路和内分泌通路四个层面,梳理肠道菌群如何影响血脑屏障、神经炎症、海马功能和认知表现。

神 经 通 路
迷走神经把肠道状态传给大脑

在微生物群-肠-脑轴中,迷走神经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神经通路

迷走神经如何把肠道信号传给大脑?

迷走神经是人体最长的脑神经之一,其中约80%的纤维属于传入纤维。

它可以把来自胃肠道的机械刺激、化学信号、免疫状态和代谢变化,传递到脑干孤束核,再进一步影响海马、杏仁核、下丘脑、前额叶皮层等脑区。

编辑​

doi.org/10.1007/978-981-99-8803-7

这些脑区分别与记忆情绪压力执行功能有关。因此,当肠道菌群失衡影响迷走神经信号时,最终可能反映为认知表现、睡眠状态、情绪稳定性和压力应答能力的变化。

肠道菌群不是直接发消息,而是先改变肠道信号环境

肠道菌群产生或调节的多种代谢物,包括:短链脂肪酸、胆汁酸、色氨酸代谢物和微量胺类物质等,首先影响的是肠道局部环境,包括肠上皮细胞、肠嗜铬细胞、肠神经系统和免疫细胞。随后,这些局部变化再通过迷走神经、内分泌信号和免疫炎症信号传递到中枢神经系统

也就是说,肠道菌群先改变肠道内部环境,再通过迷走神经把这些变化翻译成大脑能够识别的信号

★ 5-羟色胺

——肠道产生,但主要通过信号通路影响大脑

人体外周约90%的5-羟色胺(简写5-HT)由肠道肠嗜铬细胞合成,但肠源性5-HT通常不能大量直接穿过血脑屏障。

因此,肠道5-HT对脑功能的影响,更多是通过调节肠神经系统、迷走神经活性、免疫细胞和内分泌信号间接实现。

已有研究显示,部分共生菌能够促进肠嗜铬细胞释放5-HT,并改变肠道神经活动和胃肠动力。

肠道产生的5-羟色胺通常不能大量直接穿过血脑屏障。因此,它对脑功能的影响,并不等同于“肠道5-羟色胺直接进入大脑”。它主要通过激活肠神经系统、迷走神经传入纤维、免疫细胞和内分泌信号,间接影响脑内神经活动、情绪调节和认知过程。

★ GABA和多巴胺

——更多是间接影响神经信号

除了5-HT,肠道菌群还可能影响GABA、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相关通路。

GABA 能帮助大脑放松。部分乳酸菌双歧杆菌具有谷氨酸脱羧酶系统,可能参与GABA相关代谢。

比如植物乳杆菌 PS128,被认为是一种有潜力的精神益生菌,能改善情绪和运动功能。

注:目前仍然缺乏脑脊液检测等严格的临床数据来证明这种直接的转化关系。

多巴胺,是大脑的快乐与动力分子,一些肠道细菌也可以影响酪氨酸、苯丙氨酸等芳香族氨基酸代谢,并产生酪胺、苯乙胺等微量胺类物质。

这些代谢物可以作用于微量胺相关受体,例如TAAR家族受体,从而影响肠道神经、免疫和内分泌信号。

不过,这里也需要避免一个常见误解:不能简单说“酪胺进入大脑后,会被多巴胺β-羟化酶转化为多巴胺”。事实上,多巴胺β-羟化酶的经典作用,是将多巴胺转化为去甲肾上腺素

肠道菌群影响多巴胺系统,并不是直接往大脑里输送多巴胺,而是通过间接方式,比如:

  • 调节合成多巴胺的原材料(前体代谢)
  • 发送外周神经信号(如刺激迷走神经)
  • 改变身体的免疫和炎症状态

多巴胺:从肠道到大脑,掌控你奖赏、成瘾与健康的“超级信使”

衰老后,这条肠-脑神经通路可能变迟钝

在衰老过程中,肠道菌群组成、肠屏障功能和色氨酸代谢都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影响5-羟色胺合成相关酶,例如色氨酸羟化酶1(TPH1)的表达或活性,并进一步改变肠—脑信号传递。

与此同时,衰老相关的肠道菌群失调,还可能削弱迷走传入神经元功能。也就是说,肠道里的信号还在发生,但大脑对这些信号的接收和响应能力可能下降

海马学习、记忆和空间认知密切相关。因此,当迷走神经介导的肠—脑通讯减弱时,海马神经元活动和记忆编码过程也可能受到影响

相关动物研究显示,恢复较年轻的肠道菌群组成,或改善肠道代谢环境,可能有助于增强迷走神经介导的肠—脑通讯,并改善部分与衰老相关的认知功能下降

最新 Nature 研究:神经通路在认知老化中具有因果作用

近期,Cox等人在《Nature》发表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衰老相关的肠道菌群失调,会通过抑制迷走传入神经元功能,削弱大脑接收肠道内感受信号的能力。

这种信号传递受阻,最终会导致海马功能下降和记忆编码受损。

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说明肠道菌群与大脑衰老有关,更进一步证明了:神经通路在认知老化过程中具有直接的因果作用

编辑​

代 谢 通 路
肠道菌群释放的化学信号,如何影响大脑衰老?

如果说迷走神经像是信息高速路,那么微生物代谢产物就像是肠道菌群释放出来的化学信号

这些信号可作用于肠道、免疫系统、血管内皮细胞,甚至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炎症和屏障功能。其中研究最深入的代谢物,就是短链脂肪酸

★ 短链脂肪酸:连接饮食、菌群和大脑

短链脂肪酸,简称SCFAs,是膳食纤维经肠道菌群发酵后产生的主要代谢物,主要包括:乙酸、丙酸、丁酸

编辑​

doi.org/10.1007/978-981-99-8803-7

它们不仅作用于肠上皮细胞、免疫细胞和肠神经系统,也可以通过血液循环、迷走神经和免疫调节等途径,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功能。

短链脂肪酸在体内存在明显的浓度梯度

一般来说,肠腔粪便中的浓度最高门静脉中降低,进入外周血后进一步下降,而进入脑组织或脑脊液中的浓度通常更低。

编辑​

因此,短链脂肪酸影响大脑,更可能是先作用于肠道和外周免疫系统,再通过炎症调节、迷走神经信号、血脑屏障和胶质细胞功能,间接影响脑功能

★ GPR受体:短链脂肪酸发挥作用的关键开关

短链脂肪酸可以通过多种受体发挥作用,其中较重要的包括:GPR43、GPR41、GPR109A

GPR43(FFAR2)主要对乙酸丙酸敏感,可以调节免疫细胞活动、炎症因子释放和代谢状态。

在神经炎症模型中,SCFAs可抑制NF-κB相关促炎信号,降低IL-1β、TNF-α、IL-6等炎症因子表达,并影响小胶质细胞成熟、活化状态和吞噬功能。

GPR41(FFAR3)更多参与肠神经系统、外周神经节和肠内分泌细胞相关信号。丙酸等短链脂肪酸可能通过这一通路影响神经元兴奋性、肠激素释放和自主神经活动。

GPR109A(HCA2)是丁酸烟酸相关的受体之一。

丁酸除了可以作用于受体,还能作为HDAC抑制剂,通过表观遗传机制调节炎症、神经发生、髓鞘形成和突触可塑性相关基因表达。因此,丁酸对脑功能的影响是受体信号、免疫调节、表观遗传和代谢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

★ 血脑屏障:守住大脑稳定环境的关键屏障

代谢通路影响大脑衰老,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是血脑屏障。

血脑屏障由脑微血管内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基底膜、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终足共同构成。它就像大脑的安全门,负责控制哪些物质可以进入脑内,哪些物质应该被阻挡在外。

血脑屏障完整时,大脑可以维持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但如果血脑屏障变得薄弱,外周炎症因子、微生物相关分子和其他有害信号就更容易影响中枢神经系统,进而推动神经炎症认知功能下降

肠道菌群可以影响血脑屏障的成熟和通透性

研究显示,无菌小鼠的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紧密连接蛋白表达下降;而定植正常菌群或补充丁酸钠后,血脑屏障完整性可以得到改善,并伴随occludin、claudin-5等紧密连接相关蛋白上调。

丁酸盐对血脑屏障的保护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 增强紧密连接蛋白表达
  • 提高脑血管内皮屏障完整性
  • 抑制内皮细胞和胶质细胞炎症信号
  • 减少促炎因子对屏障的破坏
  • 降低肠源性LPS等炎症刺激进入循环的机会

在部分衰老或神经炎症动物模型中,丁酸盐补充可降低血脑屏障通透性和脑内炎症负荷。不过,这些效果仍会受到实验模型、剂量、干预时间和宿主状态影响。

★ 色氨酸:连接菌群、情绪和大脑炎症的通路

色氨酸主要有三条代谢方向:

  • 一是进入5-羟色胺通路,参与情绪和神经信号调节;
  • 二是进入犬尿氨酸通路,与神经炎症、兴奋性毒性和免疫反应有关;
  • 三是经肠道菌群代谢,形成吲哚、吲哚丙酸、吲哚乙酸和吲哚乳酸等吲哚类化合物。

肠脑轴上的色氨酸密码:从微生物代谢到疾病靶点

色氨酸代谢与肠内外健康稳态

衰老、慢性炎症、肠道菌群失调时,色氨酸代谢方向可能发生偏移。也就是说,同样是色氨酸,最终走向不同代谢分支,对大脑产生的影响可能完全不同。

编辑​

吲哚丙酸:具有神经保护潜力的菌群代谢物

在色氨酸代谢产物中,吲哚丙酸(IPA)是较受关注的一种菌群来源代谢物。

部分细菌,例如Clostridium sporogenes,可以通过与fldAIBC基因簇相关的芳香族氨基酸代谢通路参与吲哚丙酸生成。

吲哚丙酸具有抗氧化、抗炎屏障保护作用,可能通过清除自由基减轻线粒体损伤、调节AhR/PXR相关信号,以及维持肠屏障和血脑屏障功能发挥保护作用。

阿尔茨海默病认知障碍相关研究中,较低的吲哚丙酸水平可能与认知下降、代谢异常或神经退行性改变有关。

注:这类发现仍需要更多队列研究和干预研究验证。

IPA受到关注,主要有几个原因:

  • 降低氧化应激和神经炎症;
  • 影响Aβ聚集以及Aβ诱导的细胞毒性;
  • 反映膳食纤维摄入、肠道菌群组成和整体代谢健康状态。

★ TMAO:放大炎症与认知风险的信号

TMAO,也就是三甲胺-N-氧化物,就是近年来受到关注的一类潜在风险代谢物

TMAO的形成通常需要两个步骤:

  • 肠道菌群先将胆碱、肉碱和甜菜碱等底物转化为三甲胺
  • 三甲胺进入肝脏,经FMO酶氧化生成TMAO

TMAO最早主要在心血管疾病肾脏疾病中受到关注,近年来也被用于研究肠道菌群与认知障碍、脑血管损伤阿尔茨海默病之间的关系。

人体研究显示,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脊液中的TMAO水平可能高于认知正常个体,并且较高TMAO水平可能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病理、神经退行性标志物或认知表现存在相关性。

注:这些结果主要是观察性关联,不能直接证明TMAO就是认知下降的因果驱动因素。TMAO水平还会受到饮食、肾功能、年龄、心血管代谢状态、药物和检测方法等多种因素影响。

★ 细菌结构成分:也会影响炎症

除了小分子代谢物,细菌来源的结构成分也可能参与肠-脑轴调节,例如脂多糖LPS、肽聚糖PGN、脂壁酸LTA,以及细菌淀粉样蛋白。

这些分子本身不一定需要大量进入脑实质,也可以通过外周免疫激活、血脑屏障损伤、脑血管内皮反应、迷走神经信号和脑室周围器官等途径,影响中枢炎症状态

LPS是研究最充分的细菌结构成分之一

当肠屏障受损、外周LPS水平升高时,它可以激活免疫系统,诱导IL-1β、TNF-α、IL-6等炎症因子释放;也可以作用于脑血管内皮细胞,破坏紧密连接结构。

血脑屏障通透性本身已经升高,这些炎症信号就更容易影响中枢神经系统,进一步推动神经炎症和认知功能下降

细菌淀粉样蛋白curli/CsgA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关系近年来也受到关注。部分研究认为,curli可能通过交叉播种或免疫预激活机制,促进宿主淀粉样蛋白病理,例如Aβ或α-syn聚集。

注:不过,目前关于细菌淀粉样蛋白在人体脑内直接转运和共定位的证据仍然有限。

内毒素——脂多糖(LPS)全面科普:从分子机制到日常管理

机制补充:LPS如何通过TLR4/NF-κB通路放大炎症反应?

LPS引发炎症反应的核心通路之一,是TLR4/NF-κB信号轴。简单来说,LPS会先被免疫识别分子捕获,并激活TLR4受体,随后启动MyD88依赖性炎症通路,最终促使NF-κB进入细胞核,诱导IL-1β、TNF-α、IL-6等炎症因子表达。

编辑​

这一过程在细胞模型中启动很快,近端信号可在数分钟至十余分钟内发生,炎症基因表达则通常在数小时内明显升高。因此,如果LPS刺激持续存在,就可能不断放大外周炎症,并通过血脑屏障、脑血管内皮细胞和小胶质细胞等途径,推动中枢神经炎症

血脑屏障渗漏:炎症信号如何更容易影响大脑

衰老、慢性炎症、肠道菌群失调和代谢异常,都可能削弱血脑屏障完整性。

其核心变化包括:紧密连接蛋白下降、内皮细胞炎症增强、周细胞覆盖减少、基底膜重塑、星形胶质细胞终足功能异常,以及转胞吞作用增加。

在衰老动物中,海马、皮层和脑室周围区域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血脑屏障通透性升高。常见分子改变包括occludin、claudin-5、ZO-1等紧密连接蛋白表达下降,内皮细胞黏附分子增加,MMP-2/MMP-9活性增强,以及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炎症反应增强

编辑​

doi.org/10.1007/978-981-99-8803-7

LPS和其他细菌来源分子可通过TLR4激活脑血管内皮细胞炎症通路,诱导NF-κB、MLCK和RhoA/ROCK等信号,导致细胞骨架收缩、紧密连接重排,最终增加血脑屏障通透性

其中,MLCK激活后可促进肌球蛋白轻链磷酸化,引起细胞骨架收缩和紧密连接蛋白重新分布。同时,炎症信号还可促进occludin、claudin-5、ZO-1的内吞或降解,使屏障结构进一步变弱

▸▸

总体来看,代谢通路是肠道菌群影响大脑的一套化学语言。短链脂肪酸和吲哚丙酸等代谢物,可能通过抗炎、抗氧化和保护血脑屏障支持脑健康;而TMAO、LPS及部分细菌结构成分,则可能在菌群失衡和慢性炎症背景下,增加神经炎症和认知下降风险。

免 疫 & 内 分 泌 通 路
炎症和压力轴如何共同影响大脑?

很多时候,肠道菌群失调会先影响肠屏障外周炎症状态,而炎症信号又会进一步影响血脑屏障、胶质细胞以及HPA轴,也就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因此,理解免疫与内分泌通路,要看到它们如何共同参与“肠道菌群—系统性炎症—神经炎症—压力反应—认知功能下降”这一连续过程。

肠屏障受损:系统性炎症的起点

肠道本身就是人体最大的免疫相关器官之一。正常情况下,肠道菌群肠黏膜免疫系统之间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既要允许共生菌存在,又要防止有害微生物和炎症信号过度扩散

但在衰老、慢性应激、感染、膳食结构改变或菌群失调等情况下,这种平衡可能被打破。此时,肠上皮屏障功能下降,紧密连接蛋白减少,黏液层变薄,抗菌肽分泌降低,肠道就可能进入通常所说的肠漏状态

编辑​

doi.org/10.1007/978-981-99-8803-7

一旦肠屏障变得不够严密,LPS、肽聚糖、细菌DNA、鞭毛蛋白等微生物相关分子就更容易进入肠道固有层和循环系统,激活单核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和中性粒细胞。

随后,TNF-α、IL-1β、IL-6、IL-17、IFN-γ、CCL2、CXCL10等炎症因子释放增加,形成持续的低度系统性炎症

这种炎症并不一定非常剧烈,却可能长期存在。对大脑来说,长期低度炎症比短期强烈炎症更隐蔽,也更容易在衰老过程中逐渐累积影响

什么是肠道屏障,影响因素,监测评估以及如何治疗干预

外周炎症如何传到大脑?

外周炎症影响大脑,并不一定意味着炎症因子必须大量直接进入脑实质。外周炎症可以通过多条路径把信号传递给中枢神经系统。

  • 第一,炎症信号可以作用于脑室周围器官等血脑屏障相对薄弱的区域。
  • 第二,部分炎症因子可以通过血脑屏障上的特异性或饱和性转运系统进入脑内。
  • 第三,外周炎症可以激活脑血管内皮细胞,使其产生前列腺素、趋化因子和黏附分子,从而改变中枢局部免疫环境。
  • 第四,当血脑屏障通透性升高时,外周炎症因子和免疫细胞更容易进入脑内。
  • 第五,外周炎症状态还可以通过迷走神经传入纤维传递至脑干孤束核,再进一步影响下游脑区。

编辑​

doi.org/10.1007/978-981-99-8803-7

因此,外周炎症与神经炎症之间,长期系统性炎症会让大脑处于更容易被激活的状态,降低神经元对代谢压力、氧化应激和炎症刺激的耐受性,进而影响突触修剪、神经递质平衡和认知功能。

小胶质细胞:从巡逻者变成高敏状态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小胶质细胞是最重要的固有免疫细胞之一。

年轻健康状态下,小胶质细胞主要处于稳态监视状态,像大脑的巡逻者,负责识别病原信号、清除细胞碎片、参与突触修剪,并与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和血管细胞共同维持脑内稳态

这类稳态小胶质细胞通常表达P2RY12、TMEM119、CX3CR1等标志物。

编辑​

但随着年龄增长,小胶质细胞会逐渐发生变化。它们可能出现促炎因子表达升高、吞噬功能异常、脂质代谢紊乱、补体通路激活,以及抗原呈递相关基因增强等特征。如果同时存在肠道菌群失调和系统性炎症,小胶质细胞就更容易进入一种预激活疾病相关状态

预激活,可理解为:小胶质细胞还没有完全进入强烈炎症反应,但已经变得更敏感。一旦再次遇到LPS、IL-1β、TNF-α、Aβ、损伤相关分子或氧化应激信号,就可能产生更强烈的炎症反应。

此时,IL-1β、TNF-α、IL-6、C1q、C3、iNOS等分子可能升高,进而影响突触功能和神经网络稳定性。

编辑​

过去常用M1/M2模型描述小胶质细胞状态,认为M1偏促炎,M2偏抗炎和修复。但近年来单细胞测序研究显示,小胶质细胞远比这种二分法复杂

不同疾病和衰老背景下,小胶质细胞可能呈现疾病相关型、干扰素响应型、增殖型、吞噬型和衰老相关状态等多种亚群

总的来说,衰老和菌群失调会让小胶质细胞从稳态监视状态,逐渐偏向促炎、吞噬异常、补体激活和疾病相关转录状态。

星形胶质细胞:保护反应也可能变成损伤因素

星形胶质细胞是大脑中非常重要的支持细胞。它们参与维持离子稳态、清除谷氨酸、支持血脑屏障、调节能量代谢和维持突触功能。

健康状态下,星形胶质细胞更多是在帮助大脑维持稳定环境。但在神经退行性疾病、长期慢性炎症或血脑屏障受损的背景下,星形胶质细胞会从维持稳定的状态,转变为更加活跃的反应性状态

可以把它理解为:当大脑受到炎症或损伤刺激后,星形胶质细胞会被激活,开始参与防御、修复和炎症调节。

编辑​

这种反应性星形胶质细胞通常会出现一些分子标志物升高,例如:GFAP、Vimentin、C3、S100B、CXCL10、SERPINA3和LCN2。

同时,它们的形态也会发生变化,比如细胞体变大、突起重新排列,并分泌更多炎症因子、趋化因子或补体蛋白。

  • GFAP升高通常提示星形胶质细胞结构重塑和反应性增强;
  • S100B在低水平时可能有一定神经营养作用,但如果长期升高,可能加重炎症和神经损伤;
  • CXCL10可以吸引免疫细胞进入局部组织,从而增强炎症反应;
  • C3升高则常被认为是神经炎症型星形胶质细胞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肠道菌群失调和全身炎症背景下,来自外周的LPS、TNF-α、IL-1α、C1q和IL-1β等信号,都可能进一步激活星形胶质细胞。

短期来看,这种激活有一定保护意义,可以帮助隔离损伤、限制炎症扩散。

但如果激活长期持续,就可能从保护反应转变为损伤因素。长期反应性星形胶质细胞会释放更多炎症介质、趋化因子和补体蛋白,进而促进突触损伤、血脑屏障功能下降,并与认知功能受损有关。

因此,GFAP、S100B、CXCL10等指标,可以作为观察星形胶质细胞反应性和神经炎症程度的辅助参考。

HPA轴:菌群也会影响压力反应

HPA轴是人体应对压力的重要系统。简单来说,当身体感受到压力时,下丘脑会释放相关信号,促使垂体释放ACTH,最终刺激肾上腺分泌糖皮质激素。

  • 在短期压力下,这套系统有助于身体快速应对挑战。
  • 但如果HPA轴长期过度激活,糖皮质激素持续升高,就可能对海马、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等脑区产生不利影响。

编辑​

经典无菌动物研究显示,无菌小鼠在急性应激后会表现出更强的ACTH和皮质酮反应。这提示,正常肠道菌群可能参与HPA轴发育和应激敏感性的设定。

早期定植某些共生菌,例如Bifidobacterium infantis,可以部分逆转无菌小鼠夸大的HPA轴应激反应。这说明,特定菌群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调节压力轴的敏感性。

压力轴失衡:为什么慢性压力会影响记忆?

慢性应激持续存在时,HPA轴会长期处于激活状态,导致糖皮质激素持续升高。过量糖皮质激素可以通过糖皮质激素受体影响海马、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功能。

海马中,长期高糖皮质激素可能抑制BDNF表达,削弱神经发生和突触可塑性,并增加神经元对谷氨酸兴奋性毒性、氧化应激和炎症损伤的敏感性

这对认知功能尤其重要。因为海马不仅参与学习和记忆,还参与HPA轴的负反馈调节

  • 正常情况下,海马可以帮助刹住过度的压力反应。
  • 但如果海马本身受到损伤,HPA轴的负反馈能力就会下降,压力反应更难被关闭。

于是,可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慢性应激 → HPA轴过度激活 → 海马功能下降 → 负反馈减弱 → 应激反应进一步放大

编辑​

菌群如何调节HPA轴?

肠道菌群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调节HPA轴敏感性。

  • 第一,短链脂肪酸和色氨酸代谢物可以影响肠内分泌细胞、迷走神经和免疫细胞,从而改变应激信号输入。
  • 第二,健康肠道菌群有助于维持肠屏障完整性,减少LPS和炎症因子对HPA轴的持续刺激。
  • 第三,部分有益菌可能调节GABA、5-HT和单胺类神经递质相关通路,从而影响情绪和压力反应。
  • 第四,肠道菌群还可以通过免疫因子和代谢物,影响下丘脑CRH神经元、垂体ACTH释放以及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分泌。

也就是说,肠道菌群对HPA轴的影响是神经、免疫、代谢、内分泌信号共同参与的结果。

02
加速认知衰退的关键风险菌种

随着肠道菌群-肠-脑轴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证据显示,特定菌群变化可能参与认知老化、神经炎症、睡眠障碍神经退行性疾病进展。

  • 部分菌种可通过产生促炎代谢物、破坏肠道屏障、增强系统性炎症或干扰神经递质代谢,间接推动认知功能下降;
  • 另一些菌则可能通过短链脂肪酸、免疫调节和屏障保护发挥认知保护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不同菌种的证据强度并不相同。有些已经在动物模型中获得较强的因果验证,有些主要来自人群相关性研究,还有一些机制仍停留在体外实验或推测阶段。

1、Parabacteroides goldsteinii
动物模型中证据较强的促认知衰退候选菌

在年龄相关认知下降研究中,Parabacteroides goldsteinii 是近年来受到高度关注的菌种之一。

Cox 等人在 2026 年发表于《Nature》的研究中,通过多组学筛选、菌群移植、单菌定殖和靶向干预等方法,提示该菌可能参与小鼠年龄相关记忆下降过程

研究显示,随着小鼠年龄增长,P. goldsteinii 的丰度升高,并与认知表现下降相关。

更重要的是,在功能验证中,该菌及其相关代谢产物能够削弱肠-脑信号,影响外周免疫状态,并最终损害学习和记忆功能。

目前较明确的机制,集中在中链脂肪酸产生上。

P. goldsteinii 可以产生己酸、庚酸、辛酸等中链脂肪酸。这些代谢物可能通过影响外周髓系细胞和肠道传入神经信号,进一步影响脑功能。

相比之下,胆汁酸代谢、黏液层降解和色氨酸代谢是否构成该菌促认知衰退的主要机制,目前仍需更多直接证据支持。

编辑​

P. goldsteinii 可以被视为“小鼠年龄相关认知下降中具有较强因果证据的候选风险菌”。但还不能直接等同于人类认知衰退的核心病因。

2、 Enterobacteriaceae
内毒素和细菌淀粉样蛋白相关的炎症风险

肠杆菌科细菌,包括 Escherichia coli 、 Klebsiella pneumoniae 等,是肠道炎症和系统性低度炎症研究中常见的风险菌群

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含有脂多糖,也就是 LPS

LPS 是一种典型的内毒素,可以通过TLR4/NF-κB等通路诱导促炎因子释放增加肠屏障和血脑屏障通透性,并促进小胶质细胞活化。这一过程可能参与神经炎症、突触功能损害和认知下降

编辑​

其中,部分 E. coli 菌株还能产生curli菌毛淀粉样蛋白。Curli的主要结构蛋白CsgA具有淀粉样特征,在实验模型中可能促进宿主淀粉样蛋白聚集,并增强神经炎症反应。

也就是说,E. coli 的潜在风险不只来自LPS诱导炎症,也可能与细菌淀粉样蛋白影响Aβ或α-syn相关病理有关。

Klebsiella pneumoniae 在部分炎症性疾病、代谢异常和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中也可见富集。

它的潜在风险主要来自LPS、荚膜多糖促炎免疫激活

若要进一步声称其特定代谢物可直接穿过血脑屏障并促进 α-syn 磷酸化,则需要明确的原始研究支持。

3、Veillonella、Citrobacter
可能通过睡眠和炎症影响认知

睡眠质量下降,是认知衰退的重要风险因素。因为睡眠不仅关系到精神状态,也参与记忆巩固、突触可塑性维持,以及大脑代谢废物清除。

在一些临床研究中,Veillonella 和 Citrobacter 与睡眠障碍和潜在认知损害有关。

例如,在卒中后睡眠障碍患者(PSSD)的粪便中,这两类细菌被观察到显著富集,并且其丰度与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分呈正相关

Veillonella革兰氏阴性厌氧球菌,主要通过发酵乳酸产生丙酸和乙酸

在睡眠障碍背景下,如果Veillonella过度生长,可能通过影响GABA能传递、促进神经炎症或改变肠—脑轴信号,间接影响睡眠质量。而睡眠紊乱本身,又会进一步影响海马突触可塑性、记忆巩固执行功能。

Citrobacter属于肠杆菌科,其富集常提示肠道生态失调、肠屏障功能障碍炎症状态。该属细菌产生的内毒素可能触发系统性炎症,进而影响脑功能

这两种细菌通过干扰睡眠质量和昼夜节律调节,形成”菌群失调-睡眠障碍-认知下降“的恶性循环。

4、脱硫弧菌属 Desulfovibrio
帕金森和硫化氢代谢相关的风险菌

脱硫弧菌属Desulfovibrio属)是典型的硫酸盐还原菌,可以产生硫化氢,也就是H₂S。

已有研究报道,脱硫弧菌属在帕金森病患者肠道中可能升高,并且部分菌株可在模型系统中促进α-突触核蛋白聚集。这提示它可能参与帕金森病相关的肠-脑轴病理过程。

编辑​

潜在机制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 首先,在较高浓度下,H₂S可能抑制线粒体呼吸链,增加氧化应激。
  • 其次,脱硫弧菌属的LPS和其他炎症相关分子,可能促进肠道炎症和系统性炎症。
  • 第三,α-syn聚集可能先在肠神经系统中发生,再通过迷走神经或免疫炎症通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不过,H₂S并不是单纯的有害分子。在生理浓度下,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气体信号分子,参与血管舒张、线粒体调节和神经信号转导。在特定病理背景下,脱硫弧菌属可能通过增加硫化氢、LPS和炎症负荷,加重神经退行性病理风险。

编辑​

肠道有害菌——脱硫弧菌属(Desulfovibrio)

5、Prevotella copri
高度依赖饮食背景的双向菌

Prevotella copri 不能简单归类为“有害菌”或“有益菌”。它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饮食结构、宿主代谢状态菌株差异

  • 在高纤维、复杂碳水化合物摄入较多的饮食背景下,P. copri 可能参与膳食纤维降解,增加短链脂肪酸产生,并与较低炎症水平相关。部分传统饮食人群中,Prevotella 丰度较高并不一定代表疾病风险。
  • 但在高脂、高糖、低纤维的西方饮食背景下,P. copri 可能与支链氨基酸代谢增强、胰岛素抵抗和低度炎症相关。由于胰岛素信号异常、外周炎症和脑能量代谢紊乱均可能影响认知功能,因此,P. copri 在这种背景下可能从纤维代谢相关菌,转变为代谢风险放大器。

这个例子也提醒我们:

判断一种菌是风险还是保护,不能脱离饮食结构、菌株差异和宿主状态。同一种菌,在不同生态背景下,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健康效应

广泛存在于人群的双面使者——Prevotella copri与疾病和健康

风险菌如何共同推动认知衰退?

总体来看,可能加速认知衰退的菌群并非通过单一路径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多个相互连接的机制节点共同影响脑功能。

代谢节点

部分菌群可增加 LPS、H₂S、中链脂肪酸、TMAO 等促炎或应激相关代谢物;

同时减少短链脂肪酸、吲哚丙酸等具有屏障保护和神经保护潜力的代谢物。

屏障节点

菌群失衡可能削弱肠道黏液层和紧密连接结构,增加肠道通透性,使 LPS 和其他微生物相关分子更容易进入循环

系统性炎症进一步影响血脑屏障,使外周炎症信号更容易传递至中枢神经系统。

免疫节点

LPS、细菌淀粉样蛋白和异常代谢物可激活 TLR4/NF-κB、NLRP3 炎症小体等通路,促使 TNF-α、IL-1β、IL-6 等促炎因子升高,并诱导小胶质细胞活化

神经信号节点

菌群变化可能影响 5-HT、GABA、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相关通路,也可能通过迷走神经、肠神经系统和内分泌信号改变脑内网络活动

蛋白病理节点

部分细菌产物,如 LPS、curli 淀粉样蛋白或硫化氢相关应激信号,可能促进 Aβ、α-syn 或 tau 相关病理过程,但不同蛋白病理对应的证据强度并不一致,需要分别讨论。

这些节点之间存在正反馈关系:菌群失衡可诱导炎症,炎症进一步破坏屏障和改变肠道生态,屏障损伤又放大微生物产物进入循环的机会,最终形成:

菌群失衡—屏障破坏—系统性炎症—神经炎症—认知下降

编辑​

因此,针对认知衰退的菌群干预不应只盯着某个坏菌,而应同时考虑饮食结构、炎症状态、屏障功能、代谢物、宿主本身是否存在神经退行性病理背景。

03
维持认知健康的有益菌种

与促炎或促衰老菌群相对应,肠道中也存在一批可能支持认知健康的有益菌。这些菌群可通过产生短链脂肪酸、调节色氨酸代谢、降低系统性炎症、维护肠道屏障和影响肠—脑轴神经信号,对脑功能产生保护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认知保护作用往往具有明显的菌株特异性宿主背景依赖性

  • 同一属内,不同菌株的功能可能差异很大;
  • 同一菌株用于健康成人、轻度认知障碍人群、阿尔茨海默病模型或代谢异常人群时,效果也可能不同。

因此,下述菌种应按照证据强度分层理解:部分已有小样本人群试验支持,部分主要来自动物实验,还有一些仍属于机制推测或观察性关联。

1、双 歧 杆 菌 属
认知和压力调节研究中证据较多的益生菌

双歧杆菌属是认知健康研究中较受关注的一类有益菌。它们的潜在作用包括改善肠道屏障、降低低度炎症、调节色氨酸代谢,以及影响肠-脑轴神经信号

其中,Bifidobacterium longum 1714 是研究较多的精神益生菌菌株之一。已有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显示,该菌株可能影响健康成人的压力反应、脑电活动和记忆相关表现。

研究提示,补充 B. longum 1714 后,受试者在急性压力任务中的生理和心理反应有所减弱,部分记忆任务表现改善,并伴随脑活动模式变化。

从机制上看,B. longum 1714 可能通过调节压力轴、肠-脑神经信号神经递质相关通路,对认知和情绪状态产生影响。

在轻度认知障碍人群中,Bifidobacterium breveMCC1274/A1 比 B. breve M-16V 有更直接的证据。

已有研究提示,B. breve MCC1274/A1 补充可能改善部分认知测验表现,并可能减缓脑萎缩进展

不过,这类结果目前仍需要更大样本、更长随访和独立重复研究来确认。

总体而言,双歧杆菌属可以被看作认知健康干预中较有潜力的一类益生菌,但实际效果仍要看具体菌株、受试者基线菌群状态,以及是否存在认知障碍、炎症或代谢异常等背景。

肠道核心菌属——双歧杆菌,你最好拥有它

2、乳 酸 杆 菌 属
通过神经递质、炎症和屏障功能影响脑健康

乳酸杆菌属包含多个被研究较多的益生菌菌株。鼠李糖乳杆菌Lacticaseibacillus rhamnosus GG(LGG) 是研究最充分的益生菌之一。

动物研究显示,LGG 可在炎症、应激或代谢异常相关模型中改善认知表现,并与海马 BDNF/TrkB 信号、肠屏障改善和系统性炎症下降有关。

在人群研究中,LGG 也被观察到可能与中老年人认知表现改善相关,但具体效果受人群基础状态、干预时间和联合饮食因素影响。

从机制上看,LGG 可能通过改善肠屏障少外周炎症、调节 GABA 受体表达和影响迷走神经信号发挥作用。经典动物研究曾显示,某些乳酸杆菌对 GABA 受体表达和行为表型的影响依赖迷走神经完整性

Lactiplantibacillus plantarum PS128是另一个受到关注的精神益生菌菌株。

动物研究显示,PS128 可在阿尔茨海默病模型中改善认知功能,并可能通过调节丙酸水平、GSK3β 活性和神经炎症发挥作用。

该菌株也被用于抑郁、焦虑、睡眠神经发育相关研究,但目前关于其在人类轻度认知障碍中显著提高脑脊液 GABA 或直接改善执行功能的证据仍需进一步核实。

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维持肠道和阴道健康不可忽缺的角色

3、Akkermansia muciniphila
以屏障和代谢改善为核心的下一代益生菌

Akkermansia muciniphila 是下一代益生菌研究中的代表菌种。它能利用肠道黏液作为营养来源,并与黏液层更新、肠屏障完整性和代谢健康密切相关。

编辑​

其潜在有益机制主要包括三方面。

  • 第一,A. muciniphila 可通过外膜蛋白 Amuc_1100 等结构成分与宿主免疫和上皮细胞受体相互作用,增强紧密连接蛋白表达,改善肠屏障功能。
  • 第二,它可能促进黏液层更新,减少 LPS 等微生物相关分子易位。
  • 第三,它可降低低度炎症和改善代谢状态,从而间接减轻脑老化相关的炎症负荷。

人体研究方面,已有试验显示,A. muciniphila,尤其是巴氏灭活形式,在超重、肥胖胰岛素抵抗人群中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并可能改善部分代谢指标和炎症相关指标。

在动物模型中,A. muciniphila 已被报道可改善睡眠剥夺、肝病相关脑功能异常或阿尔茨海默病模型中的认知损害,并与海马炎症降低、BDNF/5-HT 信号改善或 Aβ 病理减轻相关

不过,关于 A. muciniphila 直接改善老年人认知、提高 BDNF 或改善处理速度的临床证据,目前仍不充分。

双面明星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从肠道微生态到情景治疗的探索

Nature | AKK菌——下一代有益菌

肠道重要菌属——Akkermansia Muciniphila,它如何保护肠道健康

4、产 丁 酸 菌
Faecalibacterium 与 Roseburia 的屏障和抗炎作用

产丁酸菌是认知健康相关菌群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类菌。丁酸不仅是结肠上皮细胞的重要能量来源,还具有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抗炎、促进紧密连接调节小胶质细胞功能等作用。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是人体肠道中重要的丁酸产生菌,也是健康成人肠道内较丰富的厌氧菌之一。它主要通过丁酰辅酶A:乙酸辅酶A转移酶等通路产生丁酸,并具有较强的抗炎潜力

阿尔茨海默病和认知障碍相关研究中,Faecalibacterium 等产丁酸菌减少常被认为是菌群失衡的重要特征。

丁酸可能通过多条路径支持认知健康:

  • 增强肠屏障完整性,减少 LPS 易位;
  • 抑制 NF-κB 等炎症通路;
  • 调节 Treg 和小胶质细胞活化状态;
  • 通过表观遗传机制影响 BDNF、突触可塑性和神经炎症相关基因表达。

肠道核心菌属——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预防炎症的下一代益生菌

Roseburia intestinalis 同样是重要的产丁酸菌。Roseburia属丰度降低常见于炎症性肠病、代谢异常和部分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菌群失衡状态。其潜在保护作用主要来自丁酸产生肠屏障维护炎症调节

关于 Roseburia 是否通过共轭亚油酸、胆汁酸或吲哚丙酸直接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肠道重要基石菌属——罗氏菌属(Roseburia)

Faecalibacterium 和 Roseburia 共同维持肠道厌氧生态、丁酸供给、屏障稳定和低炎症状态。这些基础环境对于延缓脑老化维持认知功能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5、其 他 菌
与认知保护相关的候选菌

Clostridium sporogenes是色氨酸代谢研究中的重要菌种,可通过相关代谢通路产生吲哚丙酸。吲哚丙酸是一种具有抗氧化屏障保护作用的微生物来源代谢物,也被认为可能抑制 Aβ 聚集和神经炎症

动物研究显示,通过 C. sporogenes 与膳食底物联合提高吲哚丙酸水平,可能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模型中的认知表现。不过,人类临床证据仍有限。

Lachnospiraceae 中包含多种产短链脂肪酸菌。部分成员可能参与膳食多酚、坚果成分复杂碳水化合物代谢,并与较好的炎症状态和代谢健康相关。

若某些队列研究显示 Lachnospiraceae UCG-004 与坚果摄入和认知表现相关,是一个观察性发现,不能直接推断为因果保护菌。

Flavonifractor plautii 可参与黄酮类化合物代谢,但其健康意义具有情境依赖性。它可能参与多酚转化,提高部分代谢物的生物利用度;但在不同疾病状态下,其丰度变化和功能解释并不一致。

有益菌如何共同支持认知健康?

认知保护相关菌群可能通过多个互补层面共同发挥作用。

编辑​

——代谢层面

有益菌群可产生丁酸、丙酸、乙酸等短链脂肪酸激活 GPR41、GPR43、GPR109A 等受体,并通过表观遗传机制调节炎症和神经营养相关基因表达。

  • 部分菌群还可产生吲哚丙酸等色氨酸代谢物,参与抗氧化、屏障保护和神经炎症调节。
  • 另一些菌群则可能通过转化膳食多酚,提高黄酮类和酚酸类代谢物的生物利用度。

——在屏障层面

双歧杆菌、乳酸杆菌、Akkermansia 和产丁酸菌均可能增强肠道紧密连接、促进黏液层稳定、减少 LPS 易位,并间接降低血脑屏障受到系统性炎症冲击的风险。

——在免疫层面

这些菌群和代谢物可能促进 Treg 分化、增加 IL-10 等抗炎信号,抑制 NF-κB 和 NLRP3 炎症小体过度激活,并调节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反应状态。

——在神经信号层面

部分菌株可能影响 GABA、5-HT、多巴胺和色氨酸代谢相关通路,也可能通过迷走神经和肠神经系统改变脑内应激反应和情绪—认知网络活动。

——在结构和功能层面

有益菌群的长期影响可能表现为海马炎症减轻、BDNF 等神经营养因子上调、突触可塑性改善和记忆巩固能力增强

不过,这些结构层面的证据目前更多来自动物实验,人类中仍需更多影像学、脑脊液标志物和长期认知随访研究支持。

编辑​

总体来看,维持认知健康的菌群依赖一个稳定、多样、低炎症、富含产短链脂肪酸和色氨酸有益代谢能力的肠道生态系统。益生菌干预若要真正影响认知健康,通常也需要与高纤维饮食、多酚摄入、规律运动、睡眠管理和代谢风险控制共同发挥作用。

04
免疫、代谢、神经通路干预策略

除了直接靶向肠道微生物本身,通过调节菌群下游的免疫、代谢和神经通路来干预认知衰老,也是一个重要方向。

这类策略的优势在于,它们不完全依赖于复杂且高度个体化的菌群组成,而是瞄准更接近病理效应的分子和通路,例如 GPR84、IL-1β、短链脂肪酸、胆汁酸受体和迷走神经信号。

不过,这些策略的证据强度并不相同。

  • GPR84 和 IL-1β 在年龄相关认知下降中的作用目前主要来自动物模型;
  • 短链脂肪酸和胆汁酸代谢有较强机制依据,但人体认知获益证据仍有限;
  • 迷走神经刺激在认知领域已有小型临床研究,但尚未成为标准治疗。

因此,在讨论这些策略时,应区分机制证据、动物实验结果、临床可用疗法。

GPR84 抑制:阻断菌群代谢物引发的炎症信号

GPR84 抑制是连接菌群代谢物与免疫炎症反应的一个新兴干预方向。

GPR84 是一种主要在髓系免疫细胞中表达的 G 蛋白偶联受体,可被中链脂肪酸激活。这就让 GPR84 成为一个重要接口:

  • 一边连接菌群代谢物
  • 另一边连接外周炎症和脑功能改变

Cox 等人在 2026 年的研究中发现,在小鼠模型中,Parabacteroides goldsteinii 可以产生中链脂肪酸,并通过激活髓系细胞上的 GPR84 信号,引发外周炎症。

这种炎症反应进一步削弱迷走神经介导的肠—脑信号传递,最终影响学习和记忆功能

更重要的是,研究显示,使用小分子 GPR84 拮抗剂后,可以减轻 P. goldsteinii 或中链脂肪酸诱导的记忆损害,并抑制相关髓系炎症反应。

编辑​

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它把 GPR84 从一个机制节点推进到了潜在药物靶点的位置

相比直接清除某一种细菌,靶向 GPR84 的理论优势是:即使不同人的菌群组成不一样,只要最终都汇聚到“中链脂肪酸—GPR84—髓系炎症”这条通路,就有可能通过阻断下游炎症效应来发挥作用。

不过,目前 GPR84 抑制用于认知老化仍处于早期转化阶段。现有 GPR84 拮抗剂主要围绕炎症性肠病、纤维化、慢性炎症疾病开发。

未来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它在老年人、轻度认知障碍或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同时,也要评估长期抑制 GPR84 是否会影响正常免疫防御和组织修复。

IL-1β 通路阻断:能否恢复被炎症削弱的肠—脑信号?

IL-1β 是连接外周炎症神经功能改变的重要促炎细胞因子。它不仅参与系统性炎症和神经炎症,也可能通过作用于外周感觉神经元改变肠-脑轴信号传递。

Cox 等人的机制研究提示,在小鼠中,P. goldsteinii 和中链脂肪酸诱导的髓系炎症可以增加 IL-1β 信号。随后,IL-1β 作用于表达 PHOX2B 的迷走感觉神经元抑制其正常传入功能,从而削弱肠道向大脑传递的保护性内感受信号。

换句话说,炎症并不只是让身体处于炎症状态,它还可能直接干扰肠道向大脑传递信息的神经通路。

动物实验显示,阻断 IL-1β 相关信号可以部分逆转这一过程,恢复迷走神经功能,并改善认知表现。

目前,临床上已经有多种 IL-1 通路药物

例如,Anakinra 是 IL-1 受体拮抗剂,可以同时阻断 IL-1α 和 IL-1β 信号;

canakinumab 是靶向 IL-1β 的单克隆抗体;

rilonacept 则是可以结合 IL-1 的融合蛋白。

这些药物主要用于自身炎症性疾病、部分风湿免疫疾病和复发性心包炎等场景。

CANTOS 研究显示,canakinumab 可以降低既往心肌梗死且炎症水平升高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风险,支持了靶向炎症可以改善慢性疾病结局这一思路。

但需要注意的是,CANTOS 不能直接证明 IL-1β 阻断能够改善认知功能。IL-1β 抑制剂是否能用于认知老化或阿尔茨海默病,还需要专门设计的临床试验验证。

此外,IL-1β 并不是单纯有害的信号。它也参与宿主防御、感染控制和组织修复。长期或全身性阻断 IL-1 通路,可能增加感染风险。

因此,未来如果将 IL-1β 阻断用于认知老化,更可能适合特定人群,例如存在明显外周炎症、肠屏障损伤或 IL-1β 活化特征的亚型患者,而不是广泛用于所有老年人。

短链脂肪酸补充:与其直接补充,不如促进自身产生

在几类短链脂肪酸中,丁酸最受认知健康研究关注。

动物实验显示,丁酸钠可以通过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也就是 HDAC,增加 BDNF 等神经营养因子的表达,促进突触可塑性,并减轻小胶质细胞过度活化和神经炎症。

这些作用使丁酸成为连接“肠道菌群—代谢物—脑功能”的重要分子。

乙酸和丙酸也可通过 GPR41、GPR43 等受体调节免疫反应、能量代谢和肠道屏障功能。

但需要注意的是,短链脂肪酸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能把乙酸、丙酸和丁酸简单看成完全相同的保护分子。

尤其是丙酸,在不同模型中可能呈现不同效应,具有明显的剂量和背景依赖性

编辑​

直接补充短链脂肪酸也面临一些现实问题。

  • 第一,口服后会在肠道和肝脏中迅速吸收和代谢,真正到达中枢神经系统的比例有限。
  • 第二,游离短链脂肪酸口感和胃肠耐受性并不理想。
  • 第三,长期补充的最佳剂量、配方和适用人群,目前还不明确。

因此,相比直接大量补充短链脂肪酸,更现实的策略可能是:

  • 通过增加膳食纤维、抗性淀粉、低聚糖和多酚摄入,促进内源性短链脂肪酸产生。
  • 另一种方向则是使用缓释制剂、前体药物、酯化丁酸,或通过产丁酸菌生态干预来提高局部有效浓度。

也就是说,短链脂肪酸干预的关键,不是简单补多少,而是如何让身体在合适的位置、合适的时间,产生合适水平的代谢信号。

编辑​

胆汁酸代谢:一个新兴但还不成熟的方向

胆汁酸不仅参与脂肪消化吸收,也是重要的信号分子

肠道菌群可通过胆盐水解、脱羟基化等反应改变胆汁酸谱,而不同胆汁酸又可通过 FXR、TGR5 等受体影响糖脂代谢炎症反应和屏障功能。

在脑健康研究中,TGR5 尤其受到关注。TGR5 在小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等细胞中均有表达。

动物和细胞实验提示,激活 TGR5 可能抑制神经炎症、调节小胶质细胞活化状态,并在某些模型中改善认知表现

FXR 主要在肝脏肠道发挥代谢调节作用,但也可能通过改善外周代谢、炎症状态和胆汁酸稳态间接影响脑功能

奥贝胆酸是 FXR 激动剂,已获批用于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它在代谢性肝病中的研究提示,胆汁酸受体调节可影响全身代谢和炎症状态。但奥贝胆酸也存在瘙痒、血脂变化等安全性和耐受性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外推到认知老化干预。

目前,胆汁酸受体调节剂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和认知老化中的应用仍处于早期阶段。更稳妥的方向可能包括:通过饮食、益生元、胆汁酸代谢菌群调节和选择性 TGR5/FXR 调节剂,改善胆汁酸谱和慢性炎症状态。未来需要更多人体研究来确认其认知获益和长期安全性。

神经通路辅助干预:恢复肠—脑轴信号传递

迷走神经是最值得关注的神经通路。它连接肠道和脑干,并进一步影响海马、下丘脑和边缘系统等与记忆情绪和应激反应相关的脑区。

衰老和菌群失调状态下,肠道炎症增加、屏障功能下降以及异常微生物代谢物升高,可能削弱迷走神经传入信号,使大脑对肠道内感受信息的响应下降,进而影响海马神经活动和记忆功能。

因此,恢复迷走神经功能被认为是潜在的辅助干预方向。传统迷走神经刺激和经皮耳迷走神经刺激等方式,已在情绪、炎症和认知相关研究中受到关注,可能通过增强副交感神经活性、降低炎症反应和调节胆碱能信号影响脑功能。

不过,目前这类方法仍属于探索性干预,尚不能作为认知衰老的标准治疗。

此外,肠道菌群还可能通过影响 5-羟色胺、GABA、多巴胺和胆碱能系统参与脑功能调节。但这些作用多是间接发生的,通常依赖前体代谢、肠内分泌细胞、免疫炎症状态、迷走神经活动和屏障功能,而不是肠道神经递质直接进入大脑。

总体来看,神经通路干预的价值在于为菌群代谢、外周炎症和脑功能变化提供一个可调节的连接点。

05
饮食干预策略:科学证据与实践指南

高膳食纤维饮食:菌群健康的基础

如果要从一个最基础的饮食策略开始,那一定是增加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肠道菌群的重要能量来源。充足的膳食纤维摄入,可以帮助维持菌群多样性和代谢活性,并促进产短链脂肪酸菌生长。

一般建议每日摄入约25–30克膳食纤维,来源可以包括:全谷物、豆类、蔬菜、水果、坚果和种子

不同类型的纤维,会被不同菌群利用。例如:

  • 可溶性纤维更容易被菌群发酵;
  • 不可溶性纤维有助于肠道蠕动;
  • 抗性淀粉则可以促进短链脂肪酸产生。

燕麦、香蕉、洋葱、大蒜、芦笋等食物富含低聚果糖和菊粉,是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喜欢利用的底物。

编辑​

全谷物中的β-葡聚糖可以促进产丁酸细菌生长。

豆类中的抗性淀粉经过肠道菌群发酵后,也可以产生较多短链脂肪酸。

一些干预研究显示,增加膳食纤维摄入数周后,肠道菌群组成就可能发生明显变化,产短链脂肪酸细菌丰度增加,系统性炎症标志物下降,认知测试表现也可能出现改善。

从长期来看,坚持高纤维饮食的老年人,认知衰退速度可能更慢

但需要注意的是,增加纤维要循序渐进。突然大量增加豆类、全谷物或菊粉类食物,可能引起腹胀、排气增多或肠胃不适。可以逐步增加,比如先把部分精米白面换成全谷物,再增加豆类、蔬菜和坚果摄入,让肠道菌群有适应过程

地中海饮食:证据较充分的饮食模式

认知健康相关饮食模式中,地中海饮食的证据相对最充分。

多项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坚持地中海饮食模式的人群,认知衰退速度更慢,痴呆风险降低30%-50%。

地中海饮食的核心并不复杂,主要包括:

  • 大量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坚果和橄榄油;
  • 适量鱼类和禽肉;
  • 较少红肉和加工肉;
  • 整体偏向天然、低加工、高植物性食物。

编辑​

这种饮食模式富含膳食纤维、多酚、不饱和脂肪酸抗氧化成分。

从肠道菌群角度看,地中海饮食可以增加一些与短链脂肪酸产生和抗炎作用相关的有益菌,例如 Roseburia、Faecalibacterium 等,并提高粪便和循环中的短链脂肪酸水平,从而减轻系统性炎症。多酚类化合物,是地中海饮食发挥作用的重要成分之一。

橄榄油中的橄榄苦苷、浆果中的花青素、中的姜黄素、葡萄中的白藜芦醇等,都具有抗氧化抗炎潜力。

坚果:小份量也可能带来认知保护

坚果是饮食干预中比较容易执行的一类食物,也有较多流行病学和机制研究支持。

Ni et al.(2025)在747名社区老年人中进行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提供了高质量证据,研究显示,每周食用3–7份坚果的老年人,在长期随访中整体认知功能下降速度更慢

与不食用坚果的人相比,每周食用3份及以上坚果者,认知衰退风险明显降低

这种认知益处可能与肠道菌群变化有关。

研究中,坚果消费组Lachnospiraceae UCG-004、Roseburia 和 Flavonifractor等菌群富集,整体微生物多样性更高,粪便短链脂肪酸水平也更高。

降解多酚黄酮的肠道重要菌——Flavonifractor,能促进痛风、抑郁也能改善便秘肥胖

机制研究提示,坚果中的多酚不饱和脂肪酸共同作用,塑造了有益于大脑健康的肠道微环境。坚果中的精氨酸还可以转化为一氧化氮,改善脑血流。维生素E和硒等抗氧化成分则直接保护神经元免受氧化损伤。

推荐每日食用一小把坚果(约25-30克),种类多样化更佳:核桃富含ω-3脂肪酸,杏仁和腰果富含多酚,开心果富含叶黄素,花生富含白藜芦醇,各有侧重。

需要注意的是,坚果能量密度较高,最好选择原味、少盐、少糖、不过度油炸的类型。如果已经有肥胖、脂代谢异常或肾脏疾病等问题,摄入量应结合个人情况调整。

生酮饮食:有潜力,但争议也很明显

生酮饮食的证据相对复杂,存在明显的争议。该饮食通过极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摄入诱导酮症,使大脑主要依靠酮体供能。

癫痫治疗中,生酮饮食已有近百年的应用历史

从菌群角度看,生酮饮食显著改变肠道菌群组成,增加Bacteroides丰度,减少Firmicutes。这种菌群变化与免疫反应调节相关,可能部分解释生酮饮食的抗癫痫作用。

认知领域,小型临床试验显示生酮饮食可以轻度改善轻度认知障碍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的认知功能。酮体可能为受损的神经元提供替代能源,同时减少氧化应激和炎症。

但生酮饮食的高脂肪特性可能加剧肠道菌群失调,长期使用的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可能的风险包括营养不均衡、血脂异常、肾结石风险增加等。对于老年人,还需要考虑吞咽困难消化功能下降等问题。

目前来看,生酮饮食可能适用于特定人群的短期干预,但作为长期的认知保护策略仍需更多研究支持。个性化的生酮方案,如周期性生酮或改良生酮,可能平衡收益与风险。

注:如果要执行需要在专业指导下进行,而不是自行长期严格执行。

其他饮食模式与认知健康

MIND饮食:可以理解为DASH饮食(停止高血压饮食法)与地中海饮食的结合,专门为大脑健康设计,已被证明可以降低阿尔茨海默病风险。

DASH饮食原本用于帮助控制高血压,而MIND饮食则进一步强调与认知保护相关的食物,例如绿叶蔬菜、浆果、坚果、全谷物、豆类、鱼类和橄榄油。它的优势在于执行逻辑清楚,既关注心血管代谢健康,也强调大脑友好的植物性食物和抗氧化成分。

间歇性禁食作为近年来热门的饮食模式,在动物实验中显示出显著的认知改善作用。

隔日禁食限时进食等模式可以调节肠道菌群组成,增加菌群节律性,促进短链脂肪酸产生。

注:如果存在低血糖风险、营养不良、消瘦、胃肠疾病、糖尿病用药或进食障碍史,就不宜自行尝试严格禁食。

更温和的方式,可能是避免夜间过晚进食,保持相对规律的进餐时间,而不是追求极端断食。

发酵食品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类食物。酸奶、泡菜、纳豆、味噌等传统发酵食品,是天然微生物和发酵代谢产物的来源。发酵食品在人类饮食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不仅延长了食物保存时间,也可能提高营养价值和生物活性成分。

定期摄入发酵食品,可能有助于增加肠道菌群多样性,补充部分有益微生物,并与更好的免疫调节状态有关。

不过,发酵食品也要注意选择。优先选择低盐、低糖、少添加的产品。尤其是泡菜、咸菜、味噌等高盐发酵食品,不能因为发酵就不限制摄入。

总的来说,饮食是调节肠道菌群和支持认知健康最基础、最安全、也最容易长期坚持的方式。高纤维饮食、地中海饮食、坚果摄入、MIND饮食和适量发酵食品,都是相对更值得优先考虑的方向。需要长期建立一个高纤维、多植物、低炎症、低加工、可持续的饮食模式。

06
生活方式干预:运动、睡眠与压力管理

生活方式是影响肠道菌群和大脑健康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运动、睡眠和压力管理不仅直接影响大脑功能,也通过肠道菌群发挥作用。

运动:菌群重塑与认知增强

有氧运动可以显著改变肠道菌群组成,增加菌群多样性,提高产短链脂肪酸细菌的丰度。无论是耐力运动还是力量训练,都对肠道菌群产生积极影响。

运动促进肠道蠕动,改变肠道环境的物理和化学特性,为不同菌群创造适宜的生存条件。运动还通过增加血流和调节免疫反应间接影响菌群。这些变化共同促进了菌群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动物实验显示,运动可以增加Lachnospiraceae、Ruminococcaceae、Bacteroidetes的丰度,这些变化与认知功能改善相关。

在人体研究中,长期坚持运动的人群菌群多样性更高,产丁酸菌丰度显著增加

推荐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2-3次力量训练。运动方式应多样化,包括快走、跑步、游泳、骑行等。即使是轻度运动,如每日散步30分钟,也能对菌群产生积极影响。

睡眠:菌群节律与认知巩固

睡眠肠道菌群之间存在双向调节关系。睡眠质量影响菌群组成和代谢活性,而菌群代谢产物反过来调节睡眠质量和昼夜节律。

睡眠剥夺导致菌群多样性下降,促炎细菌增加,产短链脂肪酸细菌减少。这些变化可能通过炎症途径影响认知功能。反过来,菌群失调产生的代谢信号也可能干扰睡眠调节,形成恶性循环。

肠道菌群具有自身的昼夜节律,这种节律与宿主的睡眠-觉醒周期同步。菌群节律的破坏可能影响褪黑素等睡眠调节激素的合成和释放,进而影响睡眠质量和认知功能

改善睡眠质量的策略包括:

  • 保持规律的睡眠时间表
  • 创建舒适的睡眠环境
  • 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
  • 限制咖啡因和酒精摄入
  • 培养睡前放松习惯

睡眠质量的改善不仅直接有益于认知功能,也通过菌群途径发挥保护作用。

压力:打破脑-肠恶性循环

慢性压力是肠道菌群和大脑健康的重要威胁。压力通过HPA轴释放皮质醇,改变肠道通透性和菌群组成,而菌群失调反过来加剧压反应和焦虑症状。

压力-菌群失调-炎症-认知损害

压力导致的菌群特征包括:菌群多样性降低,LactobacillusBifidobacterium等有益菌减少,促炎细菌增加。这些变化增强了肠道的炎症反应,削弱了屏障功能。

编辑​

正念冥想、瑜伽、深呼吸训练、渐进性肌肉放松等压力管理技术可以有效降低压力水平,改善菌群状态。这些技术通过调节自主神经系统和HPA轴活动,减轻压力对肠道和大脑的负面影响。

社会支持也是压力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联系可以缓冲压力的影响,保护菌群多样性和认知功能。孤独和社会隔离则会加剧压力反应,对菌群和大脑产生不利影响。

07
精准微生态医学:个性化干预的未来

每个人的肠道菌群并不一样。有些人本身产短链脂肪酸菌较少,可能对高纤维饮食反应更明显;有些人促炎菌群较多,可能需要先降低炎症;还有些人菌群整体状态不错,可能只需要调整生活方式,不一定需要复杂干预。

这也是精准微生态医学出现的原因。核心是根据个体菌群特征、遗传背景、代谢状态、炎症水平和生活方式,制定更适合个人的干预策略

基线菌群分层:先看属于哪一类

精准干预的第一步,是了解一个人的基线菌群

所谓基线菌群,就是在干预开始前,个体肠道菌群原本的组成和功能状态。

这一步非常重要。比如说,基线菌群中产短链脂肪酸细菌丰度较低的个体,可能从高膳食纤维饮食中获得最大益处。而Parabacteroides丰度较高的个体,可能更适合噬菌体靶向治疗、GPR84抑制剂,或者其他针对下游炎症通路的方式。

编辑​

当然,这些方法目前很多还处于研究阶段,并不是常规临床方案。

基线菌群的炎症潜能也是重要考量因素。如果一个人的菌群整体偏促炎,肠屏障受损明显,LPS等炎症相关信号较高,可能需要优先控制炎症、改善屏障功能,再考虑菌群重建。而如果菌群状态相对稳定,炎症水平不高,可能通过饮食、运动、睡眠和压力管理,就能获得较好的改善。

未来,随着机器学习和微生物组数据积累增加,研究者可能会把人群分成不同菌群亚型,并为不同亚型匹配更可能有效的干预方案。这种思路已经在肿瘤免疫治疗、代谢疾病等领域显示出价值,在认知健康领域也值得期待。

多组学整合的精准诊断

单看菌群组成,往往不足以指导精准干预。因为知道有哪些菌,并不一定等于知道这些菌正在做什么。因此,未来更有价值的方向,是把菌群多组学数据结合起来。

例如,宏基因组测序可以告诉我们,菌群具备哪些功能潜能:它们可能合成哪些代谢物,具有哪些酶活性,参与哪些信号通路。

代谢组学则可以进一步反映菌群实际产生了什么,以及宿主身体如何响应这些代谢变化。

除此之外,还可以结合血液炎症标志物、神经递质相关指标、激素水平、认知测试结果、脑影像数据和遗传风险评分。

这些信息放在一起,可以更完整地判别一个人的肠-脑轴状态。

例如,一个人可能菌群多样性不算差,但炎症标志物偏高、TMAO水平较高、睡眠差、认知测试表现下降。另一个人可能菌群多样性较低,但炎症不明显,主要问题是膳食纤维摄入不足。

这两类人显然不应该采用完全相同的干预方案。

因此,精准微生态医学未来的方向,是建立一个多维度模型。不过,多组学整合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需要生物信息学分析、机器学习算法和足够大的数据库支持。随着测序成本降低和分析工具成熟,未来5–10年,多组学整合诊断有望逐步进入更多临床和健康管理场景

动态监测与适应性调整

肠道菌群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受到饮食、睡眠、压力、药物、感染、运动和年龄变化的影响。因此,单一时间点的检测,很难代表一个人的长期菌群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精准微生态医学强调动态监测。通过定期采样和连续评估,可以观察菌群是否真的对干预产生反应,也可以及时调整方案。

比如,一个人开始补充益生菌后,4周过去了,菌群组成和相关代谢物并没有明显变化。这时就可能需要重新评估:是不是剂量不合适?是否缺少膳食纤维作为底物?是否存在长期睡眠不足或压力过大,抵消了干预效果?

如果只做一次检测,就很难发现这些问题。肠道菌群检测是非侵入性的,操作相对方便,受检者可以在家完成粪便采样,再寄回实验室进行分析。这样是适合后续做阶段性复测,观察菌群变化趋势。

未来,随着居家检测和可穿戴设备发展,动态监测可能会变得更容易,可以帮助人们在家中完成部分监测,降低检测成本和负担。

可穿戴设备还可以记录睡眠、心率变异性、活动量和压力相关指标,与菌群和代谢数据结合后,形成更完整的健康画像。

闭环干预

基于实时监测数据的闭环干预系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该系统可以自动分析监测数据,预测认知变化趋势,推荐个性化的饮食、运动和补充方案,形成”监测-分析-干预-再监测“的闭环管理。

未来,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可能会参与这类闭环系统,自动分析监测数据,预测认知风险变化趋势,并给出更个体化的干预建议。当然,这仍然是未来方向,目前还不能替代专业医疗判断。

精准干预更适合用于例如认知下降风险较高、已有轻度认知障碍存在明显炎症或代谢异常、肠道症状较多,或者普通生活方式调整效果不明显的人。它的意义是减少盲目干预

注:本账号内容仅供学习和交流,不构成任何形式的医疗建议。

主要参考文献

Chen, Z., Bao, W., Su, J., Wu, X., Tan, Y., & Yang, X. (2026). Research on gut microbiota and metabolic characteristics in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after ischemic stroke. Metabolic Brain Disease, 41, 114.

Cox, T. D., Devason, A. S., de Araujo, A., et al. (2026). Intestinal interoceptive dysfunction drives age-associated cognitive decline. Nature, 652, 442-450.

Ma, X., Liu, J., Jiang, L., et al. (2025). Dynamic changes in the gut microbiota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age-associated cognitive dysfunction via SCFAs and LPS synthesis metabolic pathways during brain ag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304, 140945.

Surajit Pathak, Antara Banerjee, et al.(2024). Gut Microbiome and Brain Ageing,Brain Aging, April.

Ni, J., et al. (2025). Nut consumption, gut microbiota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older adults at high cardiovascular risk. Age and Ageing, afaf208.

Shen, H., Wang, S. Y., Zhao, Y. Y., Zhou, J. L., Zhao, J., & Zhu, W. K. (2026). Brain-gut-microbiota axis: a review on the bidirectional regulatory mechanisms between gut microbiota and brain and their disease interactions.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17, 1768891.

孕期抑郁影响宝宝神经发育?2053名孕妇前瞻性队列揭示母体菌群线索

谷禾健康

产前抑郁

在围产期健康管理中,产前抑郁(antenatal depression, AND)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相比产后抑郁,产前抑郁过去长期处于相对被低估的位置,但它的发生率并不低

既往荟萃分析显示,无论以抑郁症状还是临床诊断作为标准,产前抑郁的全球患病率均接近20%

从临床结局来看,产前抑郁已被证明与多种不良母婴结局相关,包括流产风险增加、早产、低出生体重等。

近几年,研究视角开始进一步延伸到儿童早期发育。越来越多研究关注母亲孕期抑郁症状对子代神经发育的影响,例如婴儿认知、语言、运动、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行为等发育维度。

但目前相关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不同研究关注的抑郁暴露时间窗口不同。过去不少研究集中在孕晚期,而对孕早期、孕中期,或整个孕期持续性抑郁症状的影响关注不足

胎儿脑发育贯穿整个孕期。只看孕晚期,可能会低估早期情绪风险对子代发育的影响。

更关键的是,产前抑郁究竟如何影响子代神经发育,目前仍缺乏清晰机制过去的解释更多集中在 HPA 轴、皮质醇、炎症反应、胎盘功能和母体代谢状态等方面。而近年来,肠道菌群逐渐成为一个新的机制切入点。

已有研究显示,抑郁和焦虑状态可改变肠道菌群组成;孕期焦虑、抑郁症状也与菌群多样性下降及特定菌群丰度变化有关。但这些研究多为横断面或小样本研究较少追踪整个孕期菌群动态,也难以回答菌群变化是否真正参与了子代神经发育异常。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产前抑郁是否会通过改变母体肠道菌群,影响胎儿脑发育出生后的神经认知表现

近期,来自上海复旦大学妇产科医院和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在《Gut Microbes》的一篇研究,正是从这个问题切入。

研究人员结合多中心前瞻性孕妇队列、嵌套病例对照菌群分析、无菌小鼠粪菌移植实验以及丁酸补充实验,系统验证了孕期抑郁症婴儿神经发育受损之间的关系。

产前抑郁婴儿早期神经发育受损相关,主要表现为婴儿问题解决社交能力的下降,而且孕早、中、晚期的抑郁都会导致这一问题。机制上可能是通过母体肠道菌群失衡,尤其是产丁酸菌减少,导致肠屏障受损炎症增强及胎儿脑代谢异常,从而影响神经发育。对母亲和婴儿的菌群检测显示,母婴之间肠道菌群传递较少。在小鼠实验中,粪菌移植实验表明,仅母体抑郁相关肠道菌群即可导致后代学习记忆能力下降。而丁酸补充可以改善炎症、代谢异常及后代认知表现。

对于围产期健康管理而言,这意味着孕期情绪风险背后,可能存在值得更早关注的微生态信号。

01
研究设计:从人群关联,到菌群机制,再到动物验证

这项研究的设计比较完整,先在人群中确认关联,再通过菌群分析寻找机制线索,最后用动物实验验证因果可能。

◆ 人群队列:追踪孕期抑郁与婴儿发育

研究首先纳入 2053 名孕妇,在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分别使用 EPDS 量表评估产前抑郁症状,并在婴儿 3、6、12 月龄时随访神经发育表现。

随访重点包括:

  • 认知能力
  • 沟通能力
  • 运动能力
  • 问题解决能力
  • 个人—社会能力

注:EPDS量表是目前全球公认且广泛使用的围产期抑郁筛查工具。

◆ 菌群分析:寻找可能的机制线索

随后,研究者从队列中开展嵌套病例–对照分析,匹配出 135 名产前抑郁风险孕妇和 135 名对照孕妇,并对 504 份孕期母体粪便样本进行 16S rRNA 测序,追踪孕早、中、晚期肠道菌群变化。

在菌群分析上,研究除了关注哪些菌升高或降低,进一步将相关菌群归纳为共丰度模块,并结合功能预测,观察这些菌群变化可能对应哪些代谢通路异常

同时,研究还收集了 290 份婴儿粪便样本,用于判断产前抑郁是否会影响婴儿出生后的菌群建立,以及母婴菌群传递是否参与神经发育异常。

◆ 动物实验:验证菌群是否具有因果作用

在人群研究之外,研究者进一步使用无菌小鼠进行粪菌移植(FMT):将产前抑郁风险女性健康女性的菌群分别移植给无菌孕鼠,观察:

  • 母体肠屏障
  • 炎症水平
  • 胎儿脑代谢
  • 后代认知行为

◆ 干预验证:丁酸是否是关键线索

最后,研究加入丁酸补充实验,用来验证产丁酸菌减少是否可能是关键干预点。

编辑​

这样的设计超越了单纯的相关性分析,进一步挖掘了菌群是否参与其中及相关机制,以及是否存在可干预的代谢节点。

02
产前抑郁症状与婴儿早期神经发育受损相关

【 队列研究 】

在2053名女性的队列研究中,326名(15.9%)至少有一次EPDS ≥10 在妊娠期间(AND高危组),1634人(79.6%)没有(对照组)。

【 婴儿随访 】

对1岁以下的婴儿进行神经发育评估。AND高危组婴儿在3个月6个月时的问题解决任务得分较(P  =  0.039,0.040)。

编辑​

◐ 母亲孕期抑郁越明显,婴儿问题解决能力越弱

尤其是在 3 月龄时,EPDS 评分较高的母亲,其婴儿在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交能力方面得分更低

研究者还使用重复测量 GEE 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同样显示:无论是在孕早期、孕中期还是孕晚期,母亲 EPDS 评分越高婴儿的问题解决能力越差

◑ 嵌套病例–对照研究,再次验证

与对照组相比,存在产前抑郁症状的母亲,其婴儿在 3 月龄时问题解决能力更低,在 6 月龄社交能力也更弱

编辑​

从这部分结果看,产前抑郁症状与婴儿早期神经发育表现下降存在关联,尤其集中在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交能力等维度。

更重要的是,这种关联并不只出现在孕晚期。孕早期、孕中期和孕晚期 EPDS 评分升高,都可能与婴儿后续问题解决能力下降有关。也正因为如此,研究下一步需要回答:这种影响是否只是情绪状态本身带来的结果,还是与孕期母体肠道菌群变化有关?

03
产前抑郁相关孕妇,母体菌群失衡不是短期波动

在人群队列中,研究已经看到产前抑郁症状与婴儿早期神经发育表现下降有关。接下来,研究者进一步想了解:这种关联背后,母体肠道菌群是否发生了可识别的变化?

先区分“抑郁阶段”和“非抑郁阶段”

经过质量控制,504份来自不同孕期的母体粪便样本可供分析,覆盖孕早期、孕中期和孕晚期。

这里研究者并没有简单把孕妇分成“抑郁组”和“非抑郁组”,而是根据采样当时的 EPDS 评分,把样本进一步分为三类(下图d)。

  • AND-D组 指产前抑郁风险孕妇在 EPDS≥10 时采集的样本,代表抑郁阶段;
  • AND-N组 指同一风险人群在 EPDS<10 时采集的样本,代表非抑郁阶段;
  • Control组 来自整个孕期 EPDS 均<10 的健康对照孕妇。

编辑​

这个分组很重要,可以帮助判断,菌群变化到底只出现在EPDS升高的阶段,还是在产前抑郁风险人群中具有一定持续性。

校正孕期阶段后,菌群差异仍然存在

孕期本身会影响肠道菌群。孕早期、孕中期和孕晚期,母体激素、免疫和代谢状态都在变化,菌群结构也会随之调整。

因此,研究人员采用PERMANOVA 分析评估了宿主因素在孕期对母体肠道菌群的影响。

结果显示,妊娠期是最显著的影响因素,其次为 产前抑郁症状。

编辑​

具体来看,孕早期与孕中期之间的菌群差异显著(P < 0.05),孕早期与孕晚期之间的菌群差异更显著(P < 0.001),但孕中期与孕晚期之间差异不显著。

这说明,研究产前抑郁相关菌群变化时,必须先排除孕期自然变化的影响。

在校正妊娠阶段后,PERMANOVA 分析显示,AND-D 组对照组之间(FDR P = 0.019),以及 AND-N 组对照组之间(FDR P = 0.010)均存在显著差异

编辑​

分孕期来看

  • AND-D 组与对照组的差异主要出现在孕早期和孕晚期;
  • AND-N 组与对照组的差异在孕中期和孕晚期呈边际显著。

也就是说,产前抑郁相关菌群改变并不只局限在某一次 EPDS≥10的抑郁阶段,即使某一阶段评分暂时低于阈值(也就是说非抑郁状态),菌群结构仍然可能与健康对照不同。

这提示一个关键信号:产前抑郁相关的母体菌群变化,更像是一种持续性的微生态特征,而不是短期情绪波动带来的偶然变化。

核心变化:产丁酸菌减少和代谢通路紊乱

接下来,研究者进一步分析到底是哪些菌群发生了改变。

他们将所有微生物群划分为 50 个共丰度菌群模块 CAGs,这种分析方式不是只看单个菌属升高或降低,而是观察一组具有相似变化趋势潜在功能关联的菌群模块。

在校正孕前BMI、教育水平、孕周、产妇年龄、妊娠糖尿病、抗生素、益生菌、GBS感染等因素后,研究最终识别出 15个显著改变的CAGs

编辑​

其中,AND-D 和 AND-N 组中多个产丁酸菌相关模块持续下降,包括Eubacterium、Ruminococcaceae、Faecalibacterium、Oscillospiraceae 等。

这些菌群与短链脂肪酸,尤其是丁酸的产生密切相关。丁酸不仅是肠上皮细胞的重要能量来源,也参与维持肠屏障完整性、调节炎症反应和免疫稳态。

换句话说,产前抑郁相关菌群失衡的核心,指向了一个更具体的功能问题:产丁酸能力下降。

关于一些重要产丁酸菌属详见谷禾之前的文章:

肠道核心菌属——优/真杆菌属(Eubacterium),你为什么要关心它?

瘤胃球菌属——消化降解关键菌?炎症标志菌?

肠道核心菌属——普拉梭菌(F. Prausnitzii),预防炎症的下一代益生菌

肠道重要菌属——颤螺菌属 (Oscillospira),它为什么如此神秘?

与此同时,以 Streptococcus 为主的CAG36在产前抑郁相关样本中升高

结合既往研究中Streptococcus与炎症、抑郁状态之间的关联,这一变化也提示母体肠道微生态可能向更促炎的方向偏移。

功能层面:脂肪酸和氨基酸代谢通路异常

菌群组成变化之外,研究还进一步做了功能预测。

功能预测还显示,抑郁阶段非抑郁阶段都存在多条代谢通路异常,包括:

  • C5支链二元酸代谢
  • 肽聚糖合成
  • 多不饱和脂肪酸代谢
  • 氨基酸代谢(缬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赖氨酸、半胱氨酸和甲硫氨酸)等

编辑​

多不饱和脂肪酸胎儿脑发育神经细胞膜结构和炎症调节有关;氨基酸代谢则与神经递质合成、抗氧化能力和基础代谢密切相关。

这部分结果进一步说明:产前抑郁相关菌群失衡,可能不仅是菌群结构变化,还涉及母体肠道代谢功能的改变。

但这还只是母体菌群层面的发现。下一步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菌群变化,是否真的和婴儿后续神经发育表现有关?

04
母体菌群变化与婴儿神经发育相关性分析

在明确产前抑郁孕妇存在持续性母体菌群失衡之后,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这些孕期菌群变化是否会影响婴儿神经发育。

婴儿自身菌群:并非主要解释因素

研究者首先分析了婴儿出生后的肠道菌群,共纳入 290份婴儿粪便样本进行 16S rRNA 测序。

结果显示,影响婴儿肠道菌群组成的主要因素是采样时间、分娩方式和喂养方式,其中采样时间的影响最大。

编辑​

这说明婴儿出生后肠道菌群本身处于快速建立和变化阶段,且明显受到出生方式、喂养方式等因素影响。

母亲是否存在产前抑郁症状,没有显著影响婴儿出生后的菌群整体组成。

编辑​

这表明婴儿自身菌群的波动很大,很难作为母亲情绪与婴儿神经发育之间关联的中介因素。

母婴菌群垂直传递证据有限

分析母婴共享的 ASVs 后发现,整体共享数量不多。只有一个Clostridium sensu stricto 1 相关 ASV 在产前抑郁风险组共享率较高(P=0.034),并与婴儿神经发育评分存在一定关联趋势。但该 ASV 在极少数样本中出现,不足以解释整体神经发育差异。

编辑​

由此可见,母婴菌群垂直传递并不是本研究中主要的机制线索。

孕期母体菌群更关键

研究者在校正母亲年龄、孕前 BMI、孕周、教育水平、妊娠糖尿病、抗生素和益生菌使用等因素后发现:

  • 多个与产前抑郁相关的 CAGs 与婴儿神经发育评分存在相关性。
  • 孕晚期显著下降的部分菌群模块,与婴儿后续神经发育评分呈正相关。

编辑​

也就是说,这些菌群模块丰度越低,婴儿在认知、问题解决、个人-社会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可能越弱。

  • 功能通路层面,孕中期和孕晚期菌群功能下调的部分代谢通路,与婴儿 3 月龄问题解决能力及 6 月龄个人-社会能力呈正相关。

编辑​

婴儿出生后的菌群不构成主要中介。母婴垂直传递有限,婴儿肠道菌群受时间、分娩方式和喂养方式影响更大。

孕期母体菌群失衡可能是核心机制。特别是产丁酸菌相关模块下降和代谢通路功能扰动,与婴儿早期认知和社交能力存在正相关。

产前抑郁可能通过影响母体肠道菌群代谢环境,改变胎儿脑发育微环境,从而在婴儿早期表现为认知和社交能力下降。

05
FMT验证:产前抑郁相关菌群本身,能否影响后代认知发育?

为什么要做FMT验证?

因为孕期情绪状态、饮食、睡眠、家庭环境、遗传背景、妊娠并发症等因素,都可能同时影响母体菌群和婴儿发育结果。

因此,需要可以尽量把“菌群因素”从复杂的人群背景中单独提取出来。

FMT模型怎么做?

研究者从产前抑郁风险女性和健康对照女性中选择粪菌供体,将其菌群分别移植给无菌雌鼠,之后让小鼠妊娠,并观察孕鼠和后代的变化。

编辑​

动物实验主要分为三组:

• Control_M组:接受健康对照女性菌群;
• AND_M组:接受产前抑郁风险女性菌群;
• AND + butyr_M组:接受产前抑郁风险女性菌群,同时在孕期补充丁酸。

编辑​

FMT模型是否成功建立?

从菌群组成看,移植后小鼠的肠道菌群能够较好地反映对应供体来源

  • 接受AND风险女性菌群的小鼠,其孕前和妊娠E18.5阶段的菌群结构更接近AND供体;
  • 接受健康女性菌群的小鼠,则更接近健康对照供体。

注:E18.5,指胚胎第18.5天,接近小鼠足月分娩前阶段。

编辑​

这说明FMT模型基本建立成功,后续观察到的母体和子代差异,可以进一步用于评估AND相关菌群的潜在作用。

产前抑郁相关菌群影响了后代学习记忆表现

研究者在后代小鼠12周龄时进行 Morris水迷宫实验,用于评估学习和空间记忆能力。

编辑​

结果显示,与Control_M组相比,AND_M组后代在水迷宫测试中表现出明显的认知受损特征:

  • 训练第3天,AND_M组后代逃避潜伏期更长(下图d);
  • 测试时,首次到达原平台位置所需时间更长(下图e);
  • 穿越原平台位置的次数减少(下图f)。

编辑​

这些结果说明,接受产前抑郁风险女性菌群的孕鼠,其后代在学习记忆能力上出现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开放场实验中,AND_M组后代在活动距离、中心区停留时间、进入中心区次数等指标上没有显著差异。这提示AND相关菌群在该模型中更明显影响的是认知和学习记忆相关行为,而不是广泛诱导焦虑或抑郁样行为。

总的来说,在无菌小鼠FMT实验中,研究者进一步看到:仅仅移植AND相关母体菌群,就可以诱导后代出现认知行为异常。

这说明,产前抑郁相关菌群不只是一个伴随现象,而可能是参与子代神经发育异常的重要中介因素。

在人群研究中,产前抑郁症状、母体菌群失衡和婴儿神经发育下降之间存在关联。而在无菌小鼠实验中,研究者进一步看到,仅仅移植AND相关母体菌群,就可以诱导后代出现认知行为异常。

这说明,产前抑郁相关菌群不只是一个伴随现象,而可能是参与子代神经发育异常的重要中介因素。既然产前抑郁相关菌群本身能够影响后代认知表现,下一步就需要了解:它是通过什么路径影响胎儿脑发育的?

06
机制线索:肠屏障受损、炎症增强与胎儿脑代谢异常

从动物实验和多组学结果来看,机制主要集中在几条连续线索上:

  • 母体肠屏障受损
  • 炎症信号增强
  • 胎儿脑内脂肪酸和氨基酸代谢异常

编辑​

母体肠道:紧密连接蛋白下降,肠屏障受损

研究者首先观察孕鼠肠道屏障状态。结果显示,接受 AND 相关菌群的孕鼠,结肠组织中多个紧密连接蛋白表达下降,包括 claudin-1、ZO-1 和 ZO-2(下图a–d)。

编辑​

这些蛋白是维持肠上皮屏障完整性的关键结构。它们下降,说明肠道屏障稳定性变差,肠腔内微生物相关成分或炎症刺激物更容易影响母体系统环境。

也就是说,AND 相关菌群进一步影响了母体肠道屏障功能。

母体和胎儿脑炎症信号同步增强

在肠屏障受损的同时,研究者还检测到母体炎症水平升高。

与对照组相比,AND_M 组孕鼠血清中的 TNF-α 和 IL-1β 水平均升高(下图e、f)。

编辑​

这提示 AND 相关菌群可能诱导母体系统性低度炎症反应。

更关键的是,这种炎症信号并没有停留在母体端。胎儿小鼠脑组织中同样出现炎症相关变化:ELISA 结果显示,AND_M 组胎儿小鼠脑内 TNF-α 和 IL-1β 水平升高(下图j、k)。

编辑​

转录组分析也支持这一点。AND_M 组胎儿小鼠脑中多条炎症相关通路被激活,包括 TNF 信号通路、IL-17 信号通路、Toll-like receptor 通路、NOD-like receptor 通路、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相互作用通路等(下图a、c)。

编辑​

这说明,AND 相关菌群可能通过“肠屏障受损—母体炎症增强—胎儿脑炎症微环境改变”这一方式,参与胎儿脑发育异常。

胎儿脑代谢:PUFA 和氨基酸代谢异常

除了炎症,研究者还对胎儿小鼠脑组织做了代谢组分析。

结果显示,AND_M 组胎儿小鼠脑内代谢谱与对照组明显不同(下图g)。其中,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相关代谢通路下降,包括亚油酸、α-亚麻酸、花生四烯酸等相关代谢路径(下图k)。

编辑​

具体代谢物上,AND_M 组胎儿脑中 anandamide、PC(14:0/20:4) 等脂质相关分子下降(下图h、i)。这些分子与神经细胞膜结构、突触功能、神经炎症调节都有关系。

编辑​

同时,氨基酸相关代谢也受到影响。例如 L-alanine 水平下降(图j),并伴随半胱氨酸、甲硫氨酸、牛磺酸等相关代谢路径异常

胎儿脑组织:突触和脂质代谢相关基因变化

转录组结果进一步补充了这一机制链。

在 AND_M 组胎儿脑中,脂质代谢相关通路和突触相关通路下调,包括谷氨酸能突触、5-羟色胺能突触等相关信号(图c)。

编辑​

同时,关键基因如 Pla2g4b、Pla2g4d 表达下降(图e、f)。

编辑​

综合来看,AND相关菌群可能通过多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影响胎儿脑发育:

  • 一方面,母体肠道菌群失衡可能削弱肠屏障功能,并增强系统性炎症信号;
  • 另一方面,胎儿脑组织中也出现炎症通路激活、PUFA和氨基酸代谢异常,以及突触和脂质代谢相关基因改变。

这些变化共同指向一个结果:胎儿脑发育所依赖的免疫和代谢环境被扰动,最终可能表现为后代认知功能下降。

既然前面的菌群结果反复指向产丁酸菌减少,而动物模型中也观察到肠屏障和炎症异常,那么如果补充丁酸,是否能够部分逆转这些异常

07
产丁酸菌减少可能是关键干预点

研究者进一步设置了 AND + butyr_M 组:在接受 AND 相关菌群移植的基础上,于小鼠孕期补充丁酸,观察能否逆转部分异常表型。

丁酸补充提高了胎盘丁酸水平

结果显示,与 AND_M 组相比,AND + butyr_M 组胎盘丁酸水平明显升高

编辑​

这说明丁酸补充改变了模型中的丁酸供应状态,也为后续观察行为、炎症和代谢变化提供了基础。

后代认知行为得到部分改善

在 Morris 水迷宫实验中,丁酸补充组后代的认知表现有所改善

与 AND_M 组相比,AND + butyr_M 组后代的小鼠学习记忆表现有所改善:

  • 在训练第3天的逃避潜伏期缩短
  • 首次到达原平台位置所需时间也减少

编辑​

说明,丁酸补充可以部分缓解 AND 相关菌群导致的学习记忆能力下降。不过需要注意,这里是部分改善,并不是完全逆转所有行为异常。

胎儿脑代谢异常,出现恢复趋势

小鼠代谢组结果进一步显示,丁酸补充后,AND_M 组中被下调的部分 PUFA 代谢和氨基酸代谢通路出现恢复趋势

编辑​

PUFA 代谢与神经细胞膜结构、突触功能和炎症调节有关;氨基酸代谢则与神经递质、抗氧化能力和脑发育基础代谢密切相关。因此,这一结果提示,丁酸可能通过改善胎儿脑内脂质和氨基酸代谢环境,参与神经发育保护。

炎症信号和肠屏障损伤也有所缓解

小鼠实验的转录组结果显示,丁酸补充后,小鼠胎儿脑内部分炎症相关基因表达下降,例如 ccl21b、cd14、ms4a2 等;同时,脂质代谢相关基因 Pla2g4b 表达升高

ELISA 结果也显示,AND + butyr_M 组胎儿脑内TNF-α  IL-1β 水平下降

丁酸补充的影响并不只体现在胎儿脑代谢上。

在小鼠母体端,丁酸补充还部分恢复了结肠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包括 claudin-1、ZO-1、ZO-2,并降低了母体血清中的炎症因子水平。

编辑​

这些结果提示,产丁酸菌减少及丁酸不足,可能是 AND 相关菌群影响子代神经发的重要机制节点。

更准确地说,产前抑郁相关菌群可能通过削弱产丁酸能力,影响母体肠屏障和炎症状态,并进一步扰动胎儿脑内代谢环境;而丁酸补充能够部分缓解这些变化。

但这仍然是动物实验结果,不能直接推导为临床建议。对于临床和健康管理场景,更稳妥的理解是:围产期微生态干预可以重点关注产丁酸菌膳食纤维摄入、短链脂肪酸代谢能力和肠屏障状态。

08
未来展望:肠道菌群检测,如何进入围产期健康管理场景

过去在围产期健康管理中,情绪问题、肠道问题、营养问题和婴儿发育问题,往往是分开处理的。

  • 孕妇情绪低落,更多进入心理筛查和情绪支持;
  • 便秘、腹胀、饮食结构不佳,则被归入消化或营养管理;
  • 婴儿神经发育问题,通常要等出生后才被关注。

这项研究提示,这些问题之间可能存在更深的连接。产前抑郁症状并不只是一个心理状,它可能伴随母体肠道菌群重构,尤其是产丁酸菌减少,并进一步影响肠屏障、炎症反应、胎儿脑内多不饱和脂肪酸和氨基酸代谢。

也就是说,孕期情绪风险背后,可能有一部分生理和微生态基础可以被更早观察到。

围产期情绪管理可以前移,并做风险分层

这项研究显示,孕早期、孕中期和孕晚期的EPDS评分升高,都可能与婴儿后续神经发育表现下降有关。

临床产前抑郁筛查不应只集中在孕晚期或产后。孕早期建档时,就应该开始关注情绪风险。

同样是情绪风险,有些孕妇可能主要受压力、睡眠、家庭支持等因素影响;也有一部分孕妇,可能同时伴随肠道微生态、炎症营养代谢方面的问题。

产丁酸菌,值得成为孕期微生态评估中的重点观察方向。在该研究中,产丁酸菌Eubacterium、Faecalibacterium、Ruminococcaceae、Oscillospiraceae 等相关菌群模块在产前抑郁风险样本中下降,并且与婴儿神经发育评分存在关联。

编辑​

<来源: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实际评估中,核心菌属中这些产丁酸菌以及丁酸盐、丙酸盐、乙酸盐等短链脂肪酸指标,都可以作为观察产丁酸能力和肠道代谢支持状态的线索。

如果这类指标已经显示出不足,即使孕妇还没有明显情绪问题,也可以提示其肠道生态和代谢环境可能存在潜在风险。后续管理就可以更早关注她的饮食结构、膳食纤维摄入、肠道症状、睡眠状态以及炎症相关风险,而不是等到情绪或消化问题明显后才处理。

编辑​

<来源: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这类信息不一定直接指向某种疾病,但可以帮助管理者更早识别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但筛查只是第一步,还可以对情绪风险孕妇做进一步分层

如果孕妇已经出现EPDS评分升高或明显情绪风险,肠道菌群检测可以辅助判别:这个情绪风险背后,是否同时存在肠道微生态和代谢环境异常。

若同时观察到产丁酸菌减少短链脂肪酸能力不足肠屏障压力或炎症相关指标异常,那么管理重点除了在心理支持上,也需要同步考虑饮食结构、膳食纤维摄入、肠道症状改善、睡眠和炎症风险管理。

编辑​

<来源: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面向孕期健康的转化思路

肠道菌群检测适合嵌入临床已有的孕期评估流程,作为情绪筛查、产科评估和营养评估之外的补充信息,帮助医生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联合营养、肠道或生活方式干预。

在健康管理中,把菌群检测放进孕期服务流程中,比如孕早期建立肠道菌群基线状态孕中晚期结合饮食、睡眠、肠道症状和菌群变化做再评估。

作为产品开发来说,这篇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思路。有转化价值的方向,可能是把产品功能落到产丁酸能力短链脂肪酸生成、肠屏障支持和营养代谢这些环节上,设计检测、干预方案

编辑​

未来的围产期健康管理,会越来越强调前置识别。

不是等到婴儿发育问题出现后再回头寻找原因,也不是等到孕妇症状明显后才开始处理,而是在孕期就尽量识别那些可能影响母体状态和胎儿发育环境的信号。

情绪状态是信号,肠道菌群也是信号,营养和炎症状态同样是信号。

这篇研究让我们看到,这些信号之间可能存在联系。肠道菌群不是全部答案,但它可以成为理解孕期母体状态、进行风险分层和制定管理策略的重要入口。

主要参考文献

Zhou, Fangyue, et al. “Antenatal depressive symptoms impair offspring neurodevelopment by inducing maternal gut microbiota dysbiosis during pregnancy.” Gut Microbes 18.1 (2026): 2672188.

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不仅是牙周病原体,还参与炎症性肠病、结直肠癌和心血管疾病

谷禾健康

编辑​

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是一种革兰氏阴性专性厌氧的纺锤形细菌,主要存在于人类口腔,也可在胃肠道中检出。

在口腔中,具核梭杆菌作为牙菌斑生物膜的关键“桥接菌”,通过共聚集促进病原体定植。其表面黏附素介导与宿主细胞及其他细菌结合,推动生物膜成熟。在健康丰度范围内下其有助于维持菌群与免疫稳态;而口腔卫生不良或免疫抑制引发的菌群失衡可促使其转为致病,加重口腔疾病,是引起牙周炎、口臭、牙髓感染甚至口腔癌的原因。

随着研究深入,发现其作用已不局限于牙周病。大量证据表明,具核梭杆菌与炎症性肠病、结直肠癌心血管疾病等密切相关。其可黏附上皮和内皮细胞,调控免疫反应并重塑局部代谢与炎症通路,从而参与疾病发生与进展。在炎症性肠病中加重屏障损伤与慢性炎症;在结直肠癌中促进肿瘤生长、转移及耐药;在心血管疾病中通过系统播散诱导血管炎症、动脉粥样硬化不良心脏重构

具核梭杆菌已成为连接口腔健康全身疾病的重要“关键节点”微生物,本文阐述了具核梭杆菌与这些主要疾病联系起来的机制通路临床证据,并探讨针对性干预策略,以加深对具核梭杆菌宿主作用的认识,为其相关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提供新思路,对深化口腔—全身健康关联及推进精准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Fusobacterium nucleatum的基础生物学特征

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隶属于梭杆菌属,是梭杆菌门中重要的革兰氏阴性厌氧杆菌,而具核梭杆菌是其中重要的条件致病菌之一。

1
细胞形态

革兰阴性杆菌

•典型梭形结构:两端尖细,中间膨大,常呈细长丝状或短杆状

•大小:长约5–10μm,宽约0.5–1μm

无芽孢、通常无鞭毛(无运动性);

•表面结构:外膜含脂多糖(LPS)、具有多种黏附蛋白(FadA、Fap2等)。

2
生长环境

严格厌氧菌、对氧极其敏感

•最适生长:低氧/无氧环境(如牙龈沟、生物膜深层);

•温度:约37°C(人体温度);

•pH:中性或微酸性

•营养需求: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环境

3
人群分布和主要定植部位

•健康人群:广泛存在(几乎普遍定植),属于共生菌/条件致病菌

•疾病相关富集

在以下疾病中显著升高:

-牙周炎

-口臭

-根尖感染

-结直肠癌(CRC)

-炎症性肠病(IBD)

-心血管疾病

-妊娠相关感染

•主要定植部位

主要定植于口腔,是口腔生物膜的核心成员,主要分布于:

牙菌斑(尤其龈下)

舌背

扁桃体隐窝

•其他部位(条件性存在)

肠道(尤其病理状态)

女性生殖道

呼吸道

•跨部位传播能力

研究发现,具核梭杆菌具有跨部位迁移能力:

-可通过血流(菌血症);

-或吞咽途径扩散至结直肠、胎盘心血管组织。

4
代谢能力

•能量代谢方式

蛋白质/氨基酸发酵型代谢不依赖糖为主要能量来源;

主要底物为谷氨酸、天冬氨酸、鸟氨酸、赖氨酸、短肽

注:可利用谷氨酸等氨基酸作为唯一能源,使其在复杂生物膜环境中具备竞争优势

•主要代谢产物

短链脂肪酸:丁酸盐、乙酸盐、丙酸盐;

多胺:腐胺、尸胺;

挥发性硫化物:H2S(与口臭相关)。

•代谢协同

具核梭杆菌具有代谢整合作用:

可以Streptococcus gordonii提供鸟氨酸

Veillonella parvula提供赖氨酸

•生物学意义

改变局部微环境(pH、氧化还原状态);

-可能促进致病菌(如P.gingivalis)生长;

调控生物膜结构

5
耐药性

•抗生素敏感性

一般对甲硝唑碳青霉烯类敏感;

对部分β-内酰胺敏感。

但存在耐药趋势增加

•耐药机制

-β-内酰胺酶产生:降解抗生素

-生物膜保护:抗生素难以穿透、代谢低活性状态增强耐受

-并且可能与其他菌协同共享保护机制

6
与其他菌群的相互作用

•“承上启下”的中间菌

具核梭杆菌作为牙科生物膜中的关键“桥接”物种,介导早期定殖者如链球菌属晚期定殖者如牙龈卟啉单胞菌和齿螺旋体的共聚。

其通过表面黏附蛋白(如RadD等)和广谱凝集能力,构建复杂生物膜结构,并促进菌群生态成熟

F.nucleatum在牙菌斑中充当桥接生物

编辑​

doi: 10.1111/prd.12426.

并且其位于生物膜中间层,连接表层需氧菌深层厌氧菌

•协同致病

可以与以下菌协同,导致致病性增强:

Porphyromonas gingivalis

Tannerella forsythia

具核梭杆菌的相互作用网络

编辑​

Gao X,et al.Gut Pathog.2025

•与益生菌的拮抗

一些益生菌如Lactobacillus rhamnosus抑制具核梭杆菌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的致病因子有哪些?

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在人体中可能具有双重作用。在正常范围内,其可以作为一种人体共生菌存在。

然而,当生态失衡(菌群失调)时,这个菌就会变成一位危险的”致病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具核梭杆菌不仅与牙周病、口臭、牙髓感染口腔疾病密切相关,还能通过血液循环”远征”到肠道、心血管甚至胎盘,参与炎症性肠病(IBD)、结直肠癌(CRC)、心血管疾病(CVD)和不良妊娠结局等全身性疾病。

那么,具核梭杆菌是靠什么”武器”致病?它的致病逻辑可以概括为一条主线:

先黏附 → 再侵入 → 诱导炎症 → 调控免疫 → 重塑微环境 → 促进慢性病

下面,我们详细描述具核梭杆菌的各类致病因子及其作用机制

Part 1
致病因子(有哪些“武器”)

1

黏附和侵入类因子

⑴FadA(最重要的核心因子)

结合人体细胞上的E-cadherin(细胞连接蛋白)

会发生什么?

• 细菌更容易黏在细胞上;

• 甚至可以钻进细胞内部;

• 同时激活β-catenin信号(促进细胞增殖)。

⑵Fap2蛋白

可以识别肿瘤细胞表面的糖结构,更关键的是结合免疫细胞上的 TIGIT受体。

结果:

• 让免疫细胞“看不见它”;

• 抑制NK细胞、T细胞。

⑶RadD等黏附蛋白

可以简单理解为“胶水”,让它能黏住其他细菌和宿主细胞

作用:

• 把不同细菌“粘在一起”;

• 形成复杂菌群。

具核梭杆菌的致病因子

编辑​

doi: 10.3389/froh.2022.831607.

2

炎症与毒性因子

⑴LPS(脂多糖)

所有革兰阴性菌都有,但Fusobacterium nucleatum作用很强。能够激活人体“报警系统”:TLR4 → NF-κB通路。

结果:

• 大量释放炎症因子IL-6、IL-8、TNF-α

⑵细胞毒性代谢产物

包括:硫化氢(H₂S)、氨、有机酸

作用:

• 直接损伤组织;

• 破坏细胞。

3

代谢类致病因子

⑴丁酸盐

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可在牙龈下菌斑、牙周袋以及炎症相关的肠道微环境中,通过氨基酸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 SCFAs),包括丁酸盐、乙酸盐和丙酸盐。与传统的共生性丁酸产生菌,如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Roseburia spp. 和 Eubacterium rectale 等主要通过膳食纤维发酵产生丁酸盐不同,F. nucleatum 相关 SCFAs 的产生通常发生在炎症性、厌氧性和微生态失衡的局部环境中。

在健康结肠腔内,共生菌来源的丁酸盐通常可达到低毫摩尔至十余毫摩尔水平,是结肠上皮细胞的重要能量来源,有助于维持上皮屏障完整性,并通过调节免疫细胞功能、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以及促进调节性 T 细胞分化等机制发挥抗炎作用

然而,在 F. nucleatum 富集或主导的微环境中,丁酸盐的生物学效应可能发生改变。此类环境往往同时存在脂多糖、FadA、RadD 等黏附因子以及促炎细胞因子。当上皮屏障受损或局部炎症已被激活时,SCFAs,尤其是丁酸盐,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细胞代谢、表观遗传调控和炎症信号通路,进一步放大局部炎症反应。其效应取决于产生部位、局部浓度、宿主屏障状态以及是否伴随其他细菌毒力因子,而不能简单归因于 SCFAs 本身的“有益”或“有害”属性。

因此,SCFAs 的潜在致病作用具有明显的情境依赖性:它并非源于其固有毒性,而可能与其在不适当部位的产生、异常局部浓度的积累,以及与 F.nucleatum 其他毒力决定因子的协同作用有关。这些代谢和炎症相互作用可能有助于解释严重牙周炎、肠道屏障功能障碍以及全身炎症负担增加之间的关联,并为理解口腔—肠道—全身炎症轴提供一定机制依据。

⑵多胺

可以理解为:“生物膜催化剂”,来源:Fn从其他细菌那里“拿原料”(氨基酸)、自己加工成多胺。

作用:促进致病菌(如牙龈卟啉单胞菌)生长更快、扩散更强。通俗说:它能够“喂养坏菌”。

4

生物膜相关因子

具核梭杆菌具有强大的生物膜形成能力,是典型的“桥梁菌”,能够连接链球菌等早期定植菌牙龈卟啉单胞菌等晚期致病菌。

结果:促进复杂牙菌斑生物膜的形成。

5

免疫调控因子

⑴Fap2–TIGIT机制

可以抑制免疫细胞杀伤

⑵诱导免疫偏向

让巨噬细胞变成:M2型(偏免疫抑制)

结果:

• 炎症持续,但清除不了有害菌。

Part 2
它是怎么一步步致病的?

①第一步:先定植

用 FadA、RadD 等黏附蛋白,粘在牙齿、牙龈肠道上。

②第二步:开始形成生物膜

具核梭杆菌作为桥梁菌,可以把不同细菌连接起来,建立复杂生物膜,使之更抗药、更难清除

③第三步:制造“混乱环境”(炎症+代谢)

通过脂多糖诱导持续炎症,代谢产物损伤组织,多胺促进其他致病菌生长,从而形成紊乱的微环境。

④第四步:破坏“防线”(屏障破坏)

破坏上皮细胞连接增加通透性,使细菌更易侵入血液或深层组织

⑤第五步:躲避免疫

通过Fap2抑制免疫细胞功能,实现免疫逃逸,使机体难以清除感染

⑥最终:推动疾病发展

在牙周:牙龈炎 → 牙周炎

在肠道:屏障破坏 → 炎症性肠病

在肿瘤中:促细胞增殖、加强免疫逃逸

一句话总结

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通过黏附侵袭免疫逃逸炎症激活代谢重编程生物膜桥接作用,多层面协同破坏宿主稳态,最终驱动感染、慢性炎症及疾病的发生。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与口腔疾病

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与多种口腔疾病密切相关,包括牙周病、口臭、牙髓感染、口腔癌,在这些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F.nucleatum相关的口腔疾病

编辑​

doi: 10.3389/fcimb.2022.815318.

1
F.nucleatum与牙周病的关联

牙周病累及牙齿支持组织,包括牙龈炎牙周炎,其发生以牙菌斑为主要致病因素;F.nucleatum是牙周组织中的优势菌,与牙周炎的发生密切相关

↘ 牙周疾病患者携带F.nucleatum率及丰度更高

编辑​

影响因子:8.134

研究表明,F. nucleatum在牙周健康个体和慢性牙周炎患者中均可检测到,但在牙周炎患者中更为常见且丰度更高,且其数量随疾病严重程度炎症进展牙周袋深度增加而升高

一组实验人员通过PCR检测发现,慢性牙周炎患者F.nucleatum检出率为100%健康人群为86.21%,前者含量更高。另一项研究显示,其在牙龈炎、牙周炎健康人群中的检出率分别为57.1%、68%和37.8%

此外,F. nucleatum龈下菌斑中的含量显著高于其他口腔部位,提示其可能参与牙周炎的发生与进展

↘ F.nucleatum可能在牙周炎中发挥关键作用

Fusobacterium nucleatum在牙周炎中发挥关键的“桥梁”协同致病作用。一方面,它通过黏附蛋白连接早期定植菌与晚期致病菌,促进复杂牙菌斑生物膜的形成增强菌群致病性

另一方面,其脂多糖等成分可持续激活宿主炎症反应,诱导多种炎症因子释放,导致牙周组织破坏。同时,F. nucleatum还能通过破坏上皮屏障、调控免疫反应及代谢产物(如多胺、短链脂肪酸)重塑局部微环境,进一步促进致病菌生长并维持慢性炎症状态,从而加速牙周炎的发生与发展。

2
F.nucleatum与口臭的关联

口臭是一种常见的口腔状况,可分为口内性口外性,其中口内口臭主要由厌氧菌产生的挥发性硫化合物(如硫化氢、二甲硫化物和甲基巯烷)引起。研究表明,口臭与舌苔中富集的牙周相关菌密切相关。

↘ F.nucleatum可能通过挥发性硫化物导致口臭

研究发现,F.nucleatum口臭患者显著增多。研究表明,其丰度与舌苔评分、口臭感知值甲基硫醇挥发性硫化物(VSC)浓度呈正相关,并与口腔细菌总量及相关致臭菌共同升高

多项研究进一步证实,F.nucleatumP. gingivalisPrevotella intermedia共同促进VSC生成,是口臭的重要致病因素;其在舌背生物膜中的比例亦明显升高。此外,心理压力和焦虑可能通过影响F.nucleatum而增加VSC释放

↘ F.nuclearum相关性口臭的治疗

清洁舌背显著降低F. nucleatum挥发性硫化物水平。多数口臭可通过充足饮水、良好口腔卫生深度舌清洁及必要时使用有效漱口水得到改善。

鉴于口臭与包括F. nucleatum在内的特定口腔菌群密切相关,已开发多种靶向口腔微生物群的干预措施,如疫苗、抗体、植物提取物、化学制剂、益生菌光动力疗法,用于口臭的治疗与管理。

3
F.nucleatum与牙髓感染的关联

多项研究在牙髓感染样本中检测到F.nucleatum且其丰度显著升高,提示其在牙髓感染的发生与进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 F.nucleatum在牙髓相关感染高频检出

编辑​

影响因子:2.812

多项研究表明,F. nucleatum广泛存在于牙髓炎根尖周炎相关感染中。一项研究发现其在有症状与无症状牙髓感染中均为常见菌种之一。但通过16S rRNA测序证实,F. nucleatum原发性和继发性根尖周炎中均为最常见且丰度较高的菌群,但在继发感染中相对减少。

2012年一项研究将其列为退化根管中的主要菌群之一。2017年和2021年的研究进一步指出,F.nucleatum根管治疗失败根尖周病变中高频检出,并与较大病变范围相关

此外,其可与粪肠球菌共聚,可能协同参与感染过程。还在牙周-牙髓联合病变中检测到其高丰度存在

↘ F.nucleatum可能诱导炎症促进牙髓病变

F.nucleatum在牙髓感染中可能通过两方面发挥作用:其一,具有较强的碱耐受性,尤其在生物膜状态下,可在碱性根管环境及消毒处理后存活,从而持续参与感染过程

其二,其内毒素激活巨噬细胞TLR-4通路,进一步通过p38 MAPK和NF-κB信号促进IL-6、IL-10等炎症因子释放,并上调IFN-γ和TNF-α,诱导RANKL表达和破骨细胞活化,导致根尖周炎症及骨吸收,加速病变进展。

因此,F.nucleatum不仅有助于感染持续存在,还通过诱导炎症反应促进牙髓及根尖病变的发展。

4
F.nucleatum与口腔癌的关联

口腔癌是全球常见癌症,其中约90%口腔鳞状细胞癌(OSCC)。尽管手术、放疗和化疗不断进步,其发病率仍呈上升趋势,5年生存率约50%–60%。约15%的OSCC病因不明,可能与病毒、真菌及细菌感染有关。细菌相关的慢性炎症被认为是重要致癌因素之一。

有必要深入研究相关微生物在OSCC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以期为其预防、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 F.nucleatum在口腔鳞状细胞癌中显著升高

编辑​

影响因子:4.235

F.nucleatum是口腔常见的机会致病菌,近年来被认为与口腔鳞状细胞癌(OSCC)密切相关。多项16S rRNA测序研究显示,其在OSCC患者中的丰度随疾病进展显著升高,并在肿瘤组织中明显富集

菌群分析表明,Fusobacterium属在OSCC中增加,而链球菌属相对减少;同时,微生物功能改变可能通过抑制具有抗肿瘤作用的次级代谢物合成,参与肿瘤微环境形成。qPCR及测序结果进一步证实,F. nucleatumP. gingivalis在癌组织中含量升高,且与牙周菌群存在相关性

此外,其在肿瘤部位的高丰度及与其他致病菌的共同富集,提示F.nucleatum可能参与OSCC的发生与发展。

↘ F.nucleatum可能增强肿瘤细胞迁徙与入侵

F.nucleatum口腔鳞状细胞癌(OSCC)中显著富集,可能通过多种机制促进肿瘤发生发展。其可调控肿瘤相关基因表达激活TLR信号通路及STAT3等下游分子,增强炎症反应促进肿瘤生长;同时通过产生硫化氢及影响细胞周期调控(如降低p27、加速S期进入)促进肿瘤细胞增殖

此外,F. nucleatum可通过上调MMPs、诱导上皮-间质转化(EMT)及激活相关信号通路(如Akt、FAK)增强肿瘤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在肿瘤微环境中,其还可通过Fap2等蛋白抑制T细胞和NK细胞活性,促进免疫逃逸。进一步研究显示,其丰度与化疗耐药疗效不佳相关。

总体而言,F. nucleatum通过促进增殖、侵袭、炎症反应免疫调控,在OSCC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Fusobacterium nucleatum在口腔外疾病中的作用

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不仅是口腔内重要的机会致病菌,在牙周病、口臭牙髓感染等口腔疾病中发挥关键作用,近年来也被证实与多种口腔外疾病密切相关。

随着微生物组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逐渐发现其可通过血液传播、炎症调控免疫干预等途径参与全身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如炎症性肠病结直肠癌、心血管疾病不良妊娠结局等。

1
F.nucleatum与炎症性肠病

F. nucleatum炎症性肠病(IBD)患者肠道活检中的检出率升高,提示其具有持续定植潜在促炎作用。

↘ F.nucleatum会诱导黏膜炎症

研究表明,F.nucleatum可通过阶段特异性机制参与IBD发生发展:首先在肠黏膜持续定植,作为后续致病过程的基础;随后通过侵入肠上皮细胞破坏屏障功能促进黏膜炎症

这一过程与其生物膜形成能力相关,主要由外膜黏附素RadD介导,同时黏附蛋白FadA增强细菌与宿主细胞的结合和侵入。FadA还可激活E-cadherin/β-连环蛋白信号通路,诱导炎症反应并促进上皮增殖,将慢性炎症结直肠癌风险相联系。

↘ 破坏紧密连接、加剧炎症和组织损伤

此外,F.nucleatum破坏紧密连接增加肠道通透性促进细菌及抗原转位,诱导以Th17为主的免疫反应,并通过中性粒细胞募集及NETs释放加剧炎症和组织损伤

其黏膜负荷与疾病活动度、内镜评分、粪便钙卫蛋白CRP水平呈正相关,提示其可能作为IBD活动的生物标志物。进一步地,屏障破坏还可引发全身效应,促进微生物及内毒素入血,激活血小板和内皮细胞,参与血栓炎症过程。

总体而言,F.nucleatum依赖RadD、FadA等因子,通过促进定植、破坏屏障激活免疫反应,在炎症性肠病及相关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

2
F.nucleatum与结直肠癌

近年来,具核梭杆菌已成为结直肠癌发生中一个有说服力的病因和预后因素

↘ 具核梭杆菌的一个分支(Fna C2)常富集于结直肠癌组织

2024年3月发表在Nature的一篇研究,通过收集健康人和结直肠癌患者的一系列Fn菌株,并对上述菌株进行分析,发现Fn亚种中的一个分支(Fna C2)富集于结直肠癌组织,并且Fna C2在结直肠癌患者的粪便样本中检出水平更高

编辑​

影响因子:42.778

↘ F.nucleatum通过多条通路影响结直肠癌发展

从机制上看,F. nucleatum通过多条通路协同促进结直肠癌(CRC)发展:FadA与E-cadherin结合,激活β-连环蛋白信号并驱动致癌基因表达;Fap2与肿瘤细胞表面Gal-GalNAc结合,促进免疫逃逸及肿瘤微环境重塑

F.nucleatum利用的多种机制加速肿瘤进展

编辑​

doi: 10.3390/cancers17203348.

此外,其在肠隐窝中的深度定殖可通过激活LY6A并上调RPS14,促进类癌干细胞形成。除直接作用于上皮外,F. nucleatum还通过激活NF-κB通路诱导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并促进IL-8、CXCL1、IL-1β、IL-6和TNF-α等细胞因子释放,从而维持慢性炎症免疫抑制微环境

结直肠癌和心血管疾病中由具核梭杆菌驱动炎症

编辑​

doi: 10.3390/cancers17203348.

总体而言,现有证据表明F.nucleatum结直肠癌的发生、进展及耐药中发挥重要作用,涉及上皮信号、干性调控、免疫调节代谢重编程,不仅具有预后价值,也有望成为未来防治的潜在靶点

3
F.nucleatum与心血管疾病

具核梭杆菌传统上被视为牙周病的重要病原体,但其致病作用已扩展至全身,尤其与心血管疾病(CVD)密切相关。

↘ 动脉硬化部位可以检测到F.nucleatum的DNA

在牙周病患者中,F.nucleatum常在牙龈出血、刷牙或牙科操作后由口腔进入血流。研究已在颈动脉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检测到其DNA,提示其参与血管病变;尸检亦发现突发性心脏死亡患者的冠状动脉斑块常含牙周致病菌DNA,其中以F.nucleatum最为一致。

此外,该菌还可致感染性心内膜炎,尤其见于既往牙周感染者。这些证据表明其可突破黏膜屏障,引发菌血症,并在心血管组织持续诱导炎症和损伤

↘ F.nucleatum加速泡沫细胞形成动脉粥样硬化微环境

F.nucleatum的重要毒力机制之一是通过FadA等表面蛋白黏附并侵入内皮细胞。FadA与VE-cadherin结合,破坏内皮连接并增加通透性;进入细胞后激活TLR2/4,启动NF-κB和MAPK通路,上调IL-6、TNF-α、IL-1β及VCAM-1、ICAM-1、E-选择素,促进白细胞黏附与迁移,营造有利于单核细胞向泡沫细胞转化的动脉粥样硬化微环境

此外,其脂多糖具有强内毒素活性,可通过激活NADPH氧化酶增强氧化应激,增加活性氧生成,促进LDL氧化(oxLDL),既加速泡沫细胞形成,也削弱斑块稳定性并提高破裂风险,从而揭示慢性牙周感染全身动脉粥样硬化进展之间的机制联系。

↘ F.nucleatum与多种心血管疾病相关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中,其诱导的细胞因子和活性氧释放可增加斑块破裂和血栓形成风险;临床上,心肌梗死患者中牙周致病菌(包括F.nucleatum检出率更高

此外,该菌亦可致感染性心内膜炎,尤其见于口腔卫生差或瓣膜异常者。慢性感染还可通过持续炎症和微血管功能障碍促进心肌重构并导致心力衰竭;动物研究表明其长期暴露可引起左心室功能下降心肌纤维化增加

总体而言,F.nucleatum通过系统性免疫炎症通路影响血管完整性和心肌健康。将具核梭杆菌视为心血管疾病促进因素具有重要治疗意义。临床上,应整合牙科与心血管管理:心血管患者进行牙周筛查,牙周患者评估心血管风险,体现口腔心血管健康的整体关联。

4
F.nucleatum与不良妊娠结局

↘ 口腔中的F.nucleatum可迁移至胎盘

近年来,基于16S rRNA方法在胎盘和胎儿组织中检测到F. nucleatum。研究表明,胎盘中的该菌多源自口腔龈下菌斑;临床分离显示,羊水和胎盘菌株与父母龈下菌株一致,而非来自下生殖道。动物实验亦证实,将唾液或龈下菌斑接种小鼠可导致胎盘感染口腔共生菌(包括F. nucleatum),提示口腔细菌可迁移至胎—胎盘单元

↘ F.nucleatum可能会导致早产和足月流产

动物研究表明,F. nucleatum可致不良妊娠结局。研究发现,向孕鼠尾静脉注射该菌可在72小时内引发早产足月流产,且细菌主要局限于子宫而不发生全身扩散。研究进一步证实,其通过激活TLR4介导的胎盘炎症反应诱导胎死

该菌在胎盘的定植依赖其黏附因子,其中FadA尤为关键。FadA与VE-cadherin结合可破坏细胞连接增加内皮通透性,促进细菌穿越内皮屏障。这些机制解释了其跨越胎盘屏障的能力,亦强调孕期口腔健康与牙科护理的重要性。

!

具核梭杆菌菌株与疾病的关联

近期系统基因组学表明,F. nucleatum并非单一物种,而是由遗传差异明显毒力潜能不同的多个亚种和分支构成。全基因组及rpoB、16S rRNA等测序已鉴定四个典型亚种:nucleatum、polymorphum、vincentii和fusiforme,各具特定基因特征与生态偏好

其中,nucleatum多与口腔生物膜慢性牙周炎相关;polymorphum遗传多样性更高,常见于口外部位vincentii多见于急性感染和脓肿;fusiforme研究较少但具独特基因特征

《自然》近期研究进一步发现两个新分支Fna C1和Fna C2,其中Fna C2在结直肠癌患者组织和粪便中显著富集,在健康人中罕见。比较基因组学显示,Fna C2携带更多毒力因子(如fap2、cmpA、fusolisin),并具有独特形态与代谢特征;体内实验表明其可促进结直肠腺瘤形成并改变宿主代谢谱,支持其在肿瘤发生中的作用。

这些发现强调菌株层面解析对理解F. nucleatum宿主互作的重要性,并表明不同谱系致病性存在显著差异。临床上,识别如Fna C2等高毒力分支有助于诊断优化、风险分层及靶向治疗;其在炎症性及心血管等其他疾病中的作用仍需进一步研究。

治疗具核梭杆菌(F.nucleatum感染的策略

具核梭杆菌(F. nucleatum)的治疗应以“控制感染源—调节微生态—干预炎症反应”为核心,采取多层面的综合策略。

涉及具核梭杆菌的治疗方法

编辑​

Jiang SS,et al.Nat Rev Microbiol.2026

1
传统抗菌策略

①抗生素

传统牙周治疗通常采用全身或局部给药抗生素,如甲硝唑阿莫西林多西环素,这些药物对厌氧革兰氏阴性菌(包括具核梭杆菌)表现出活性。

②噬菌体与窄谱抗菌肽

然而,广谱抗生素的过度使用存在耐药性发展微生物群失调的风险,强调了针对性方法的重要性。在这方面,窄谱抗菌肽(AMPs)和噬菌体基疗法正被视为有前景的候选药物,能够选择性地消除具核梭杆菌,同时不破坏共生菌群。

③信号抑制剂和拮抗剂

除了直接消灭细菌外,宿主反应的药理调控同样重要。Toll样受体4(TLR4)信号抑制剂NF-κB途径拮抗剂已在实验模型中显示出减缓由具核梭杆菌诱导的血管炎症的能力。

同样,心血管医学中广泛使用的他汀类药物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抑制剂通过减少全身炎症氧化应激对内皮功能产生多效作用,间接抵消具核梭杆菌的有害血管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他汀类药物已被证明能减少细菌对内皮细胞的附着并调节单核细胞激活,表明其在调控微生物血管定植中具有意想不到的佐剂作用。

2
营养策略与饮食调节

①富含多酚的饮食

营养干预作为调节口腔及全身微生物群(包括F.nucleatum)的长期策略日益受到关注。富含多酚的饮食(如绿茶儿茶素、白藜芦醇和姜黄素)可通过抑制细菌黏附、生物膜形成群体感应发挥抗菌作用。

体外研究显示,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GCG)可抑制F. nucleatum生长,并减少其诱导的IL-6和TNF-α释放,从而减弱炎症反

②多不饱和脂肪酸

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s),尤其是二十碳五烯酸(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HA),具有抗炎和促消解特性。它们被纳入细胞膜调节脂筏组成并抑制TLR信号,从而减少对具核梭杆菌衍生脂多糖的血管炎症反应。

牙周炎临床研究表明,Ω-3脂肪酸联合机械治疗可促进牙周愈合降低全身炎症指标,并减少细菌向心血管系统的迁移。

3
益生菌和益生元

益生元益生菌同样具有调控作用:补充产丁酸的共生菌(如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或乳酸菌,通过争夺生态位和营养,抑制具核梭杆菌在肠黏膜的过度增殖。

乳杆菌双歧杆菌的益生菌可产生如乳酸和乙酸等抗菌代谢物,抑制其在口腔定植。此类微生态重塑有助于降低长期暴露所致的全身炎症负担

此外,宿主导向的药理策略,包括抗氧化剂如N-乙酰半胱氨酸(NAC)或线粒体靶向化合物,可能与微生物群调节饮食协同,以控制由具核梭杆菌触发的氧化应激和系统免疫激活

总的来说,应结合遗传背景饮食习惯个体微生物群特征实施个性化干预。

注:本账号内容仅供学习和交流,不构成任何形式的医疗建议。

主要参考文献

Jiang SS, Chen YX, Fang JY.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ecology, pathogenesi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Nat Rev Microbiol. 2026 Mar;24(3):197-214.

Quagliariello V, Forte P, Ciappina G, Colarusso L, Giorgi C, Fiorica F, Bottari A, Di Mauro G, Maurea N, Berretta M. Fusobacteriumnucleatum: Pathophysiological and Clinical Involvement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Colorectal Cancer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Cancers (Basel). 2025 Oct 17;17(20):3348.

Chen Y, Huang Z, Tang Z, Huang Y, Huang M, Liu H, Ziebolz D, Schmalz G, Jia B, Zhao J. More Than Just a Periodontal Pathoge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Front Cell Infect Microbiol. 2022 Feb 3;12:815318.

Groeger S, Zhou Y, Ruf S, Meyle J. Pathogenic Mechanisms of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on Oral Epithelial Cells. Front Oral Health. 2022 Apr 5;3:831607.

Yang X, Zhang S, Ning T, Wu J.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in Health and Disease. MedComm (2020). 2025 Nov 9;6(11):e70465.

Brennan CA, Garrett WS.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 symbiont, opportunist and oncobacterium. Nat Rev Microbiol. 2019 Mar;17(3):156-166.

Gao X, Cao F, Li Y, Huang J, Hu X, Li Z.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a transboundary pathogen in host-microbiota networks. Gut Pathog. 2025 Nov 20;17(1):92.

Han YW.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a commensal-turned pathogen. Curr Opin Microbiol. 2015 Feb;23:141-7.

Alon-Maimon T, Mandelboim O, Bachrach G.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and cancer. Periodontol 2000. 2022 Jun;89(1):166-180.

Yang CY, Yeh YM, Yu HY, Chin CY, Hsu CW, Liu H, Huang PJ, Hu SN, Liao CT, Chang KP, Chang YL. Oral Microbiota Community Dynamics Associated With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taging. Front Microbiol. 2018 May 3;9:862.

让肠道菌群帮你控血糖:从微生物到代谢健康

谷禾健康

《血糖,微生物,胰岛素》

2型糖尿病(T2D)是一种全球性慢性代谢性疾病,目前已影响超过 4.6亿人,其社会经济负担巨大,迫切需要寻求有效的治疗方法。

根据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发布的《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我国2型糖尿病的管理路径清晰而规范:以生活方式干预为基石,以二甲双胍为一线首选,后续根据情况采取阶梯式的强化治疗。

然而,尽管指南明确,临床上仍然面临治疗反应个体差异大这一核心难题,这导致我国仍有近半数患者血糖控制不达标。为何同样的“金标准”方案,效果却天差地别?


多项研究发现,2型糖尿病的肠道菌群组成与健康人存在明显差异,菌群失衡可能通过影响短链脂肪酸合成胆汁酸代谢胰岛素敏感性等途径促进代谢紊乱。

甚至连二甲双胍这些药物的降糖效应,竟有相当一部分是依赖其对患者肠道微生物群的重塑和调节。

本文将介绍当前有关肠道微生物群调控葡萄糖稳态的潜在机制,并重点探讨近年来通过靶向肠道菌群改善糖代谢的研究进展。其中包括粪菌移植、益生元、益生菌、合生元外源性代谢调节物质等多种策略在动物模型中的应用及其转化潜力。这些非侵入性干预手段有望为2型糖尿病带来新的、有效的治疗或至少是辅助选择。

01
肠道微生物群与2型糖尿病的发生发展

要揭示肠道菌群与个体糖尿病的关系,需要谨慎和长期的队列研究

肠道菌群:一个多因素互动的复杂网络

然而,事情并非绝对“好细菌”与“坏细菌”的简单对抗。肠道菌群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这个复杂的网络包括:

  • 不同菌群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 菌群产生的代谢产物(如SCFAs、胆汁酸、LPS等)
  • 宿主自身的遗传因素(基因)
  • 环境因素(你的饮食、生活方式等)

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了我们的代谢健康状况。

因此,要真正揭示肠道菌群在糖代谢中的作用机制,就需要做到:

  • 大规模研究:具有足够样本量、能涵盖多种混杂因素的大规模研究。
  • 长期的纵向追踪数据:才能理清菌群动态变化与代谢紊乱发展的时间关联。

这类研究不仅能为糖尿病的早期预测和个体化干预提供坚实证据,也将为利用肠道菌群进行精准营养调控和代谢重塑奠定科学基础。

谷禾已经通过14,846例2型糖尿病患者(包括妊娠糖尿病)构建了早期糖尿病预测模型,但该模型仍面临若干挑战

  • 一方面,目前的研究样本主要来源于特定人群,可能在不同遗传背景、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的群体中存在外推性不足,简单来说,可能模型在其他人身上“水土不服”。
  • 另一方面,样本中个体的药物使用信息(如降糖药、抗生素、益生菌等)记录不够明确或缺乏系统控制,这可能对肠道菌群组成及代谢特征产生显著影响,从而干扰模型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

未来谷禾会继续推进研究结合代谢组,药理学等多组学数据,并通过多中心、纵向的设计来控制药物等潜在混杂因素,以实现更高精度、更具普适性的肠道菌群早期糖尿病预测模型。

通过深入探索这些微生物是通过哪些机制影响血糖平衡和代谢功能的,也许会为糖尿病治疗带来新的突破。

肠道屏障受损:免疫与糖代谢的微妙联系

肠道屏障是先天性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筑起一道坚固的墙,将肠道内的细菌、病原体及其代谢产物牢牢地限制在肠道内,防止进入血液循环。

当肠道屏障出现漏洞

然而,高脂饮食(HFD)会破坏肠道微生物群平调,诱发肠漏,这使得细菌内毒素,特别是革兰阴性菌产生的脂多糖(LPS),更容易进入血液循环,形成“代谢性内毒素血症”。

炎症的触发机制

—警报响起

泄漏到血液中的LPS会激活免疫细胞表面的Toll样受体4 (TLR4)。

信号传导

TLR4被激活后,会启动一个信号级联反应,导致细胞核内的 NF-κB激活。NF-κB是调控炎症反应的总开关。

促炎因子

被激活的NF-κB会命令细胞大量生产和释放促炎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白介素-6(IL-6)等。在全身造成低度慢性炎症。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研究发现,不同菌种来源LPS在影响葡萄糖代谢、炎症反应及肠屏障完整性方面存在差异,说明仅以LPS总量评价肠漏程度可能并不准确

▸ 慢性炎症:导致胰岛素抵抗的元凶

这种炎症状态是导致代谢紊乱的关键因素之一,例如,TNF-α直接干扰肌肉细胞对胰岛素的响应阻碍血糖的正常利用,最终引发胰岛素抵抗、高血糖及高胰岛素血症。

免疫系统与菌群的双向互动

免疫系统和肠道菌群的关系并非单向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双向互动。

关键免疫细胞:Th17细胞

这是一种特殊的T细胞,它在正常情况下分泌IL-17和IL-22等因子,对于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性和抵御病原体至关重要。可以看作是城墙的守护者。

 菌群 → 免疫系统

证据1(生酮饮食):生酮饮食会减少肠道中Th17细胞的数量。但如果给无菌小鼠移植了采用生酮饮食的人的粪菌,小鼠的Th17细胞也会减少。而补充双歧杆菌则可以恢复Th17细胞的水平。

证据2(高糖高脂饮食):高糖高脂饮食会减少那些能够诱导Th17细胞发育的特定细菌。如果给高糖高脂饮食喂养的小鼠补充这些特定的细菌,它们的Th17细胞水平得以恢复,血糖也得到改善。

 免疫系统 → 菌群

证据(过继转移):将Th17细胞直接移植到肥胖小鼠体内,这些小鼠的肠道菌群结构发生了有益的改变葡萄糖耐量也得到了改善

doi.org/10.1146/annurev-physiol-051524-094728

►▷

不良饮食 → 菌群失调 → 肠漏 → LPS进入血液 → 激活免疫系统(TLR4)→ 慢性炎症(TNF-α)→ 胰岛素抵抗。

菌群的改变会影响关键免疫细胞(如Th17)的数量,而免疫系统的状态反过来又能重塑肠道菌群的构成。

这种菌群与肠道免疫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是理解代谢性疾病病理生理的核心,也为未来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

短链脂肪酸:菌群送给你的控糖礼物

短链脂肪酸(SCFAs)包括丁酸、丙酸、乙酸,它们是由肠道细菌通过碳水化合物发酵产生。

它们不仅仅是代谢产物,更是重要的信号分子,是肠道菌群与我们身体对话的语言。

▸ 短链脂肪酸如何调控血糖?

  • 直接途径:作为信号,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
  • 间接途径(更重要):作用于肠道内壁上的肠内分泌细胞(EECs),刺激它们分泌一系列调节血糖和食欲的肠道激素,如 GLP-1、GIP、PYY 等。

▸ 动物研究,直接补充SCFA改善血糖

多项动物实验表明,外源性补充SCFAs改善能量代谢与血糖稳态,表现为体重下降、葡萄糖耐受性提升及胰岛素抵抗减轻

▸ 人体研究,效果不一致

例如,口服丁酸仅在健康受试者中改善血糖控制,而对代谢综合征患者无显著效应,提示代谢紊乱本身,可能就损害了人体对SCFA信号的响应能力

▸ 口服补充为何会失效?

口服补充SCFA是不符合生理规律的。

在自然状态下,绝大多数SCFA是在远端肠道(结肠)中由细菌产生的。

口服的缺陷:口服的SCFAs在到达结肠之前,可能早已在胃或小肠中被吸收或代谢掉无法到达它们应该发挥主要作用的地方。

有力的证据: 一项巧妙的研究解决了这个问题。科学家设计了一种“菊粉-丙酸酯”,这种特殊结构可以保护丙酸不被提前吸收,精准地将其运送到结肠释放。结果发现,这种精准投放的丙酸,确实能够有效改善超重和肥胖人群的能量代谢和胰岛素敏感性。

这说明,SCFA在哪里释放,比释放了多少,可能更为重要

▸ 为何病人的粪便里SCFA反而更高?

库存 ≠ 产量

一些研究发现,代谢疾病患者粪便中的SCFA含量反而更高。这似乎与“SCFA是有益的”这一观点相矛盾

合理解释粪便中的SCFA含量,仅仅是未被肠道吸收和利用的“剩余物资”。

  • 身体对SCFA的吸收和利用能力下降了,导致更多的SCFA被排出体外。
  • 肠道菌群产生的SCFA确实增加了,但身体无法有效利用。

▸ 肠道菌群-短链脂肪酸-肠道激素轴

短链脂肪酸通过与肠内分泌细胞(EECs)上的受体结合,刺激激素释放,比如说,GLP-1(胰高糖素样肽-1)、PYY(肽YY)、GIP(胃抑制肽)、CCK(胆囊收缩素)等。GLP-1GIP为主要的“促胰素”,能够在摄食后迅速加强胰岛素分泌反应,是控制餐后血糖的关键。

doi.org/10.1146/annurev-physiol-051524-094728

近年来的新发现进一步揭示,微生物群可通过调控宿主营养感知机制影响肝脏糖异生,形成由GLP-1介导的“肠–脑–肝”信号轴。

►▷

由于肠道菌群与上皮层密切接触,它可能通过改变肠内分泌细胞的营养感知机制,并利用短链脂肪酸及其他微生物代谢物作为信号分子调控肠激素分泌和葡萄糖平衡。这种微生物与宿主的相互作用网络为解析肠源信号调控代谢疾病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菌群把胆汁酸变成影响血糖的信号

肠道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如同一个动态的生物反应器,在这个反应器里,无数的微生物与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以及我们身体自己分泌的物质(如胆汁)发生反应,生成了大量独特的代谢产物

关于肠源性代谢产物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短链脂肪酸,现在焦点转向另一位主角:胆汁酸

★  胆 汁 酸

▸ 初级胆汁酸

出生地: 肝脏。 原料: 胆固醇。

初始形态:在肝脏合成后,它们会与牛磺酸(主要在小鼠中)或甘氨酸(主要在人类中)结合,形成结合型初级胆汁酸。

主要工作:进入肠道,帮助我们消化和吸收脂肪。

▸ 次级胆汁酸

一旦初级胆汁酸完成了消化任务并进入肠道后段,肠道菌群就接管了,对胆汁酸进行两步关键的改造:

  • 脱结合:切掉胆汁酸上连接的牛磺酸或甘氨酸。
  • 转化:将其结构进一步改变,生成次级胆汁酸。

这种从初级次级的转变至关重要,因为不同形态的胆汁酸,会像不同的钥匙一样,激活不同的细胞受体“锁”,从而触发完全不同的生理效应。

doi.org/10.1146/annurev-physiol-051524-094728

▸ 两大关键受体:TGR5 与 FXR

次级胆汁酸主要通过激活两个著名的受体来发挥信号作用:

—— TGR5受体 (明确益处)

激活机制菌群将初级胆汁酸(如鹅去氧胆酸)转化为次级胆汁酸(如石胆酸),后者是TGR5受体的强效激动剂。

明确的益处激活肠道细胞上的TGR5受体,能够促进GLP-1的分泌,从而改善高脂饮食动物的血糖稳态

—— FXR受体 (更具争议)

FXR受体则要复杂得多,它的作用似乎取决于它在哪个器官被激活。

肝脏中(作用清晰):

激活肝脏的FXR受体,可以改善健康和糖尿病小鼠的胰岛素敏感性。

肠道中(作用矛盾):

一些研究报告称,使用激动剂激活肠道FXR能改善胰岛素抵抗和葡萄糖耐量。

而另一些研究(包括我们之前讨论的产乳酸菌的研究)则发现,使用拮抗剂抑制肠道FXR,或者直接把肠道FXR基因敲除掉,反而能改善血糖稳态。

这说明,FXR在肠道中的作用远非简单的“开”或“关”,而是受到多种因素调控的复杂网络

★  其他代谢产物

  • 咪唑丙酸:可干扰胰岛素信号传导;
  • 三甲胺-N-氧化物(TMAO):与炎症及胰岛素抵抗相关;
  • 其他多种尚在研究中的代谢信号分子。


这些肠源性代谢产物通过影响能量代谢、免疫反应以及宿主信号通路,构成肠道微生物–代谢–宿主疾病之间的重要生物学纽带。

既然我们已经明确,肠道菌群是糖尿病发生发展的关键一环,那么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我们目前广泛使用的那些经典降糖疗法,比如二甲双胍等,它们的疗效背后,是否也隐藏着菌群的秘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常见的治疗方式是如何通过影响肠道菌群来帮助我们控制血糖的。

02
重新认识降糖药:它们与菌群的秘密合作

二甲双胍

二甲双胍是最常见的降糖药之一。它降低血糖的传统机制是减少肝脏制造葡萄糖的能力。但近些年,人们发现——它在肠道里也发挥着巨大作用。

研究发现,口服二甲双胍比注射更能有效降糖,提示它在消化道内可能有额外的作用通路。科学家进一步发现,二甲双胍能改变肠道菌群结构:

  • 增加好菌——黏蛋白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这种细菌越多,血糖控制越好;
  • 增加产丁酸菌,帮助修复肠壁、减轻炎症;
  • 改变胆汁酸的代谢方式,让胰岛素敏感性提高。

更有趣的是,如果把“吃过二甲双胍的小鼠”的小肠菌群移植到其他糖尿病老鼠体内,这些受体小鼠体内的营养感知通路得以恢复,进而抑制了肝脏的葡萄糖生成——也就是说,药效可以通过菌群“传递”出来。

这说明,二甲双胍不仅是“肝药”,更是“肠药”。它同时通过肠道菌群、胆汁酸,以及“肠–脑–肝”信号网络,共同调控血糖代谢。

GLP-1受体激动剂

GLP-1受体激动剂(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s)是一类降糖药物,GLP-1受体激动剂通过多靶点机制发挥作用:

肠道菌群对GLP-1的双重影响

促进分泌:肠道菌群能够促进肠道内GLP-1激素的分泌,这是一种有益的代谢效应。

限制作用:分泌的GLP-1在体内极易二肽基肽酶-IV(DPP-IV)快速降解,导致其对血糖和食欲的系统性调节作用受限,仅产生局部、短暂的代谢效应。

注:DPP-IV 是 Dipeptidyl Peptidase-IV 的缩写,中文名称为 二肽基肽酶-4。它是一种丝氨酸蛋白酶(serine protease),广泛存在于人体的多种组织中,包括肠道上皮、肝脏、肾脏、免疫细胞以及血浆中。

因此,肠道菌群在介导GLP-1药物系统性效应中的具体角色仍不明确。

动物与人体研究中的差异

关于GLP-1RAs对肠道菌群的影响,现有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

动物研究:在高脂饮食或糖尿病动物模型中,GLP-1RAs治疗能够增加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并提升有益菌(如Akkermansia muciniphila、乳酸杆菌)的丰度。

🧍‍♀️人类研究:也有观察到双歧杆菌数量增加。但大多数人类临床研究报告称,在接受GLP-1RAs治疗后,患者的肠道菌群组成并无显著变化

给药途径:可能是造成差异的关键因素之一

大部分GLP-1RAs均经皮下注射给药,因此菌群改变或许是药物通过影响肠道生理功能(如延缓胃排空、降低肠蠕动等)所致的间接效应,而非药物直接作用于菌群。

目前,虽然口服剂型司美格鲁肽已获批准,但其对肠道菌群的直接影响尚缺乏系统性评估。

新视角:来自肠道菌群的DPP-IV

近期的一项关键研究为理解这一复杂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新视角:

部分肠道微生物自身能够产生并分泌DPP-IV酶。这种细菌源性的DPP-IV同样会降解宿主的GLP-1,从而削弱其生理活性。

临床关联: 研究发现,在对DPP-IV抑制剂药物西他列汀反应不佳的个体中,其肠道微生物的DPP-IV活性显著更高

干预潜力: 基于此,研究人员已鉴定出一种能特异性抑制微生物DPP-IV的抑制剂,并在动物模型中证实其能改善葡萄糖耐受性,并降低粪便DPP-IV活性。

►▷

这一发现为2型糖尿病(T2D)的治疗开辟了新思路。未来可能开发出一种联合干预策略,即同时靶向宿主和菌群来源的DPP-IV。这种策略有望更有效地保护内源性GLP-1,从而实现更优的血糖控制效果。

减重手术

两种常见的减重手术——Roux-en-Y胃旁路术(RYGB)和 袖状胃切除术(VSG),在胃肠道生理结构上的改变机制不同,但它们在治疗肥胖糖尿病方面的效果及益处相当

起初,人们认为手术后的机械性限制,也就说胃容量变小减少食物摄入,是体重下降与代谢改善的主要原因。然而,后续研究发现,减重手术会引发一系列深远的胃肠道生理适应,包括肠道激素分泌、胆汁酸代谢及 肠道微生物群的显著变化,这些因素彼此关联,共同促进体重下降与血糖耐受性改善

▸ 肠道菌群的核心作用与证据

——菌群持久且独立的变化

研究表明,减肥手术后,肠道菌群会发生显著且持久的变化(至少维持十年)。这种改变似乎是独立于体重减轻或热量限制本身

证据:与仅节食减肥个体相比,RYGB手术患者的菌群多样性增加;并且,RYGB手术的肥胖大鼠菌群,与体重相当的假手术组大鼠(未真正手术但体重通过节食控制)的菌群显著不同

——因果关系的探索 (动物、人类)

动物实验:将接受了RYGB手术小鼠的肠道菌群移植到无菌小鼠体内,能够复制体重下降的效果,这强烈暗示了由手术介导的菌群改变在驱动体重减轻中可能具有部分因果作用。

人类研究:然而,在人类研究中结果更为复杂。将术后一年体重下降30%的供体的菌群移植给代谢综合征患者,并未能改善其葡萄糖稳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移植确实阻止了受体胰岛素敏感性的进一步恶化(相比之下,接受其他代谢综合征患者菌群移植的对照组则出现了恶化)。

这说明,肠道微生物群在RYGB的代谢改善中虽起到一定作用,但更可能是与其他机制协同发挥效应,而非单一决定因素。

▸ 菌群发挥作用的关键途径

近期的证据揭示了菌群影响代谢的具体机制,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胆汁酸信号通路

垂直袖状胃切除术的降糖效果依赖于肠道菌群,并且需要功能正常的FXR和TGR5受体(两者均为胆汁酸受体)。

手术后的菌群改变会增加肠道中胆汁酸转运体的表达,从而促进石胆酸 (lithocholic acid) 的吸收并将其运输至肝脏。

在肝脏,石胆酸被转化为CA7S,这种物质可以直接激活TGR5受体,从而增加GLP-1的分泌,最终改善血糖控制。

——短链脂肪酸信号通路

减肥手术后,肥胖个体循环系统中的丁酸和丙酸水平显著增加,而乙酸水平则降低

这些短链脂肪酸的变化,同样被认为有助于改善体重和葡萄糖稳态。

减肥手术带来的全面健康益处(体重减轻和葡萄糖稳态改善)不能归因于任何单一机制。它很可能是多种因素,包括肠道菌群的深远影响、胆汁酸信号的改变和短链脂肪酸的产生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总结来说,不同的减重手术(如胃旁路术和袖状胃切除术)虽然操作方式差别很大,但减重与控糖效果相近。关键并非只是吃得少、吸收少,而是对肠道—代谢轴的系统性重启

肠道菌群、胆汁酸、激素信号神经代谢网络共同协作,把机体从易胖、胰岛素抵抗的状态,切换回更健康、更稳定的能量代谢模式。

以上这些发现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可能一直在间接利用菌群的力量。这自然而然地将我们引向了糖尿病治疗的下一个前沿:与其依赖药物对菌群的附带效应,不如直接将肠道菌群作为干预的核心。接下来,我们将探索那些专门为此设计的创新途径。

03
以肠道菌群为靶向的2型糖尿病创新治疗途径


粪菌移植(FMT)

FMT 是目前临床上应用最广泛且成功率最高的治疗方法之一,特别是在治疗艰难梭菌感染以及其他多种胃肠道疾病中表现突出。近年来,FMT 也被探索作为一种新型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代谢性疾病(包括肥胖与2型糖尿病)替代疗法。

▸ 动物研究中,FMT显著成效

糖尿病小鼠实验:持续为糖尿病模型小鼠(db/db小鼠)移植健康人类的粪便菌群,能够改善它们的葡萄糖耐量和新陈代谢。

运动与饮食实验:健康饮食并坚持运动的小鼠身上获取菌群,并将其移植给久坐不动的高脂饮食小鼠,可以改善后者的葡萄糖耐量并减少其脂肪堆积。

肠道内容物移植:将健康大鼠的小肠内容物移植到高脂饮食的大鼠体内,可以迅速改善其对葡萄糖的耐受能力,并减少葡萄糖的生成。

动物研究普遍表明,移植健康的肠道菌群能够有效改善代谢问题

▸ 🧍‍♀️人体临床研究的:效果有限且短暂

关键研究案例: 在两项人类研究中,患有代谢综合征的男性受试者,接受了来自瘦型的健康捐赠者的FMT。

短期效果(6周后): 受试者的胰岛素介导的葡萄糖摄取能力得到改善,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也下降了。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长期效果(18周后):然而,之前观察到的有益效果不再显著。

▸ 为什么在人类身上效果不佳?

  • 宿主自身因素:患者自身的免疫反应和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习惯)可能会抵抗或覆盖移植进来的新菌群,使其难以定植。
  • 个体差异性:这是最关键的一点。与实验大鼠不同,人类患者的初始肠道菌群、饮食模式和遗传背景差异巨大。研究发现,FMT的成功与否与“捐赠者细菌的定植率”密切相关,而这又取决于接受者本身的肠道环境。

▸ 未来的改进方向

为了让FMT成为治疗代谢疾病的可行方案,需要更精细化的策略:

优化方案:需要调整FMT的时间重复剂量。

联合疗法:将FMT生活方式干预(如改变饮食、补充膳食纤维)相结合

近期的两项临床试验证明,当FMT与饮食改变或膳食纤维补充相结合时,这种联合策略确实能改善肥胖或2型糖尿病患者的代谢结果。

个性化FMT:类似于个性化医疗,未来可能需要发展“个性化粪菌移植”。即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精心挑选或设计最适合他们的菌群来进行移植。

谷禾也会根据肠道菌群检测报告为合作方提供相关指标,便于更好地筛选与匹配。


益生菌(初代和下一代)

多项研究表明,在代谢性疾病(包括肥胖2型糖尿病)的动物和人类模型中,补充益生菌可在急性长期阶段显著改善多项代谢指标。

在这里,介绍用产乳酸菌、产丁酸菌和特定物种Akkermansia muciniphila治疗2型糖尿病和其他代谢疾病状态的效果。

AKK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

Akkermansia muciniphila(简称AKK菌)是一种革兰氏阴性菌,具有降解黏蛋白的能力,主要定植于肠道黏液层,并可在粪便样本中检测到。

肠道粘液层的主要成分是粘蛋白(Mucins),粘蛋白是一种富含糖基的结构蛋白,是肠道黏液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Akk菌的“主食”。

AKK菌与健康的关系:绝大多数证据指向有益

大量研究发现,在啮齿动物与人类中,肥胖2型糖尿病患者体内的Akk菌丰度都显著偏低;当其丰度减少时,常伴随炎症水平上升、肝脏脂肪变性以及胰岛素抗性增强

有一项宏基因组学研究报告指出,AKK菌的增加与2型糖尿病相关,理由是它降解粘蛋白破坏肠道粘液层的完整性。

更多的研究表明,AKK菌的丰度与更厚的粘液层更低的肠道通透性(即更少的“肠漏”)正相关。它似乎能通过一种尚不完全明确的机制,刺激肠道中负责生产粘蛋白的杯状细胞数量增加,从而实现“越吃越有”的良性循环。

Akk菌如何发挥作用?

Akk菌的益处主要通过其菌体上的特定成分和它分泌的蛋白质来实现。

  • 机制一:强化肠道屏障,减少肠漏

Akk菌外膜上的一种叫 Amuc_1100 的蛋白质。

作用过程: 这种蛋白质可以激活肠道细胞上的TLR2受体,进而调节一系列负责细胞连接的紧密连接蛋白(如Claudin 3,Occludin等)的表达。

最终效果: 这大大增强了肠道细胞间的连接加固了肠道屏障。屏障加固后,肠道中的有害物质(如内毒素LPS)就难以泄漏到血液中,从而减轻了全身的低度炎症,最终改善胰岛素抵抗和血糖控制。

  • 机制二:促进有益激素分泌

最近,科学家发现Akk菌还能分泌一种名为 P9 的新型蛋白质。

作用效果: 在小鼠实验中,P9被证实能够促进GLP-1(一种重要的降糖激素)的分泌,从而改善葡萄糖耐量。

  • 一个重要的细节:巴氏杀菌 vs. 高温灭菌

研究发现,活的Akk菌和巴氏杀菌的Akk菌都有效,但高温彻底灭活(Heat-killed/Autoclaved)的Akk菌则无效

原因在于:巴氏杀菌的温度(约70°C足以杀死细菌,但不会破坏关键蛋白Amuc_1100的结构和活性。而更高的灭菌温度则会使其变性失效。这为开发安全的菌剂产品提供了重要依据。

🧍‍♀️人体临床证据

Akk菌的益处已经在人体上得到初步验证。

安全性:早期的临床研究证实,无论是活菌还是巴氏杀菌的Akk菌,对人体都是安全且耐受性良好的。

有效性: 在一项针对代谢综合征患者的研究中,与安慰剂组相比,服用巴氏杀菌Akk菌的患者出现了显著的积极变化

  • 血液中的内毒素(LPS)水平显著下降(证明肠道屏障得到了修复)。
  • 胰岛素敏感性得到改善。
  • 胰岛素水平下降。

►▷

综合来看,上述动物与早期临床研究一致显示:
AKK菌的干预可重建肠道屏障完整性、降低代谢炎症改善血糖稳态,提示该菌株具有成为治疗肥胖与2型糖尿病的潜在候选益生菌的巨大应用前景。

产丁酸菌

产丁酸菌并非单一菌种,而是一个庞大的功能性菌群。产丁酸菌是一类能够在厌氧环境下、通过发酵多种底物产生丁酸的肠道共生菌群。

  •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
  • Anaerobutyricum soehngenii(原 Eubacterium hallii)

★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

F. prausnitzii 是一种严格厌氧、产丁酸的共生菌,在小鼠与人类结肠中含量丰富。

为什么它如此重要?(关联性证据)

研究发现,2型糖尿病患者体内 F. prausnitzii 的丰度显著降低,而在接受减重手术后,该菌丰度显著增加,且与炎症标志物水平呈显著负相关

这一系列发现表明,F. prausnitzii 可能通过少肠道炎症、增强肠屏障完整性、改善代谢性内毒症,从而发挥潜在益生作用。

它如何发挥作用?

在结肠炎小鼠模型中,给予 F. prausnitzii 或其上清液,可显著增加肠上皮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并降低炎症性细胞因子水平。

一个关键的发现是单独使用丁酸,其抗炎效果远不如F. prausnitzii培养上清液。这说明,F. prausnitzii的益处并不仅仅来自于丁酸,它还分泌其他抗炎的有益物质。

研究人员后来确实鉴定出了一种由F. prausnitzii产生的“微生物抗炎分子”(microbial anti-inflammatory molecule, MAM),这种分子能够修复糖尿病小鼠的肠道屏障功能,并上调紧密连接蛋白表达。

给予F.prausnitzii可以改善啮齿动物的葡萄糖稳态,并且对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GLP-1RA治疗可以增加粪便中F.prausnilzii的丰度,这与空腹血糖负相关

虽然目前尚无直接临床试验验证F. prausnitzii 在血糖调节中的疗效,但近期一项研究已证实,其长期补充在人体中是安全且可耐受的,并已启动相关的临床试验以进一步评估其作为下一代益生菌的潜力

★ Anaerobutyricum soehngenii

这个菌它最初是在一项粪菌移植临床试验中引起关注的。研究者观察到,Anaerobutyricum增加与受试者胰岛素敏感性改善密切相关。

动物实验:给糖尿病小鼠补充 A. soehngenii 可显著提高粪便中丁酸次级胆汁酸水平,增强胰岛素敏感性,提升能量消耗。

🧍‍♀️人体临床试验:两项针对代谢综合征人群的临床试验表明,A. soehngenii 的口服或十二指肠输注均安全且耐受良好;单次十二指肠灌注实验显著提升GLP-1水平,并改善胰岛素分泌与敏感性。

►▷

无论是F. prausnitzii还是A. soehngenii,它们的益处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生产丁酸,还包括分泌其他抗炎分子和调节宿主激素(如GLP-1)。这些产丁酸菌的研究都凸显了它们作为治疗代谢疾病的新型疗法的巨大潜力

产乳酸菌

产乳酸菌是一类耐酸的革兰氏阳性菌,通常不具运动性,主要通过发酵碳水化合物产生乳酸作为主要代谢产物乳酸是厌氧呼吸中的重要代谢物,既是宿主能量代谢中关键的中间产物,也可作为底物被其他肠道菌群利用以产短链脂肪酸

明星成员: 其中最著名、研究最广泛、应用最普遍的就是乳杆菌属双歧杆菌属的成员。

动物研究,效果显著

在啮齿类动物模型中,补充多种乳酸生成菌可显著带来以下代谢益处

  • 降低系统性炎症水平;
  • 增强肠道屏障完整性;
  • 增加胆汁酸去结合活性;
  • 提升胰岛素敏感性与葡萄糖耐受性。

在多项研究中,使用以下菌株治疗,显著改善小鼠的血糖控制:

乳杆菌属

  • L. gasseri
  • L. rhamnosus
  • L. plantarum
  • L. paracasei
  • L. casei
  • L. reuteri

双歧杆菌属

  • B. animalis
  • B. longum

核心作用机制:巧妙抑制FXR信号,促进GLP-1分泌

产乳酸菌改善血糖的机制相当精妙,其中一个核心通路与胆汁酸受体FXR有关:

1

分泌“胆盐水解酶” (BSH)

许多乳杆菌能产生一种叫做“胆盐水解酶”的工具。

2

分解胆汁酸

胆盐水解酶这个工具可以将“结合型胆汁酸”分解为“游离型胆汁酸”。

3

抑制肠道FXR活性

“游离型胆汁酸”激活肠道FXR受体的能力较弱,因此,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降低了肠道FXR信号的整体活性。

4

解放GLP-1

关键点来了,肠道中的FXR受体被激活时,会抑制GLP-1(一种重要的降糖激素)的分泌。因此,当产乳酸菌抑制了FXR后,就相当于解除了对GLP-1的束缚,从而促进了GLP-1的释放,改善了血糖控制。

双重协同作用抑制FXR还能增强短链脂肪酸诱导GLP-1分泌的效果。同时,某些产乳酸菌自身也能促进丁酸等短链脂肪酸的产生。这种 抑制FXR + 增加短链脂肪酸的协同作用,可能共同放大了GLP-1的分泌。

🧍‍♀️ 人体临床研究,好坏参半

与动物实验的普遍成功形成鲜明对比,产乳酸菌在人体临床试验中的表现,结果好坏参半

☺一项研究显示,包含多种产乳酸菌的复合益生菌产品,相比安慰剂,能够降低2型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HbA1c)和空腹血糖。

☺另一项研究发现,单独使用植物乳杆菌也能降低餐后血糖和HbA1c。

☹ 然而,与安慰剂对照组相比,补充罗伊氏乳杆菌、嗜酸乳杆菌或乳双歧杆菌并没有显著改善健康或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或胰岛素敏感性。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一项研究中,乳双歧杆菌(B. lactis虽然没有改善代谢综合征患者的指标,但成功维持了他们的胰岛素敏感性,阻止了其进一步恶化

鉴于在糖尿病患者体内,许多产乳酸菌(尤其是双歧杆菌)的数量有所减少,那么通过“缺啥补啥”的思路来恢复它们的水平,理论上应是一种有前景的治疗方法。

然而,现有的人体临床证据有限,乳酸菌对改善代谢性疾病的作用不足,因为每个人的饮食、基线肠道菌群疾病表现都千差万别(即高度异质性),想用标准化的益生菌对所有人都产生效果,是不容易的。因此,益生元等可以增加整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不是单一细菌,这可能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更有效的治疗选择。

2型糖尿病的治疗策略

doi.org/10.1146/annurev-physiol-051524-094728


益生元

益生元被定义为:“能够被选择性发酵,并导致胃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和/或活性产生特定变化,从而对宿主健康带来益处的成分。”

简单来说,一种物质要被称为“益生元”,必须满足苛刻的条件:

  • 能到达大肠:必须能抵抗胃酸的腐蚀和人体消化酶的分解,不被小肠吸收。
  • 能被肠道菌群发酵:它是肠道微生物的“食物”。
  • 能选择性地促进有益菌,如双歧杆菌、乳酸菌、产丁酸菌等生长或代谢活性。

基于这些标准,许多食物或成分都可以被归入益生元的范畴。在众多候选物质中,当前研究最为集中、并在糖尿病治疗中表现出潜在疗效的包括几类新型功能性益生元。

菊粉型果聚糖(ITFs)

菊粉型果聚糖(ITFs)——主要包括菊粉(inulin)、低聚果糖(OFS)和果寡糖(FOS),它们本质上是一类由果糖分子链组成的不可消化性碳水化合物。能够被肠道细菌发酵利用,从而促进宿主健康。

它们如何发挥作用?—— 多途径、多靶点的系统工程

核心作用:精准“施肥”,优化菌群

  • 研究一致发现,补充菊粉型果聚糖(特别是低聚果糖),能够选择性地增加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两大有益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和双歧杆菌属的丰度。
  • 这种菌群的优化,直接带来了血液中内毒素(LPS)水平的下降。

机制一:放大GLP-1信号,控制血糖

这是菊粉型果聚糖改善血糖的核心途径。

证据: 益生菌(特别是双歧杆菌)利用菊粉型果聚糖作为底物,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如乙酸和丁酸。而短链脂肪酸是已知的肠道L细胞分泌GLP-1的强效刺激剂。

铁证: 在GLP-1受体被基因敲除的小鼠中,或者在使用了GLP-1受体拮抗剂的小鼠中,菊粉型果聚糖带来的所有降糖益处都完全消失了。这证明了GLP-1通路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

菊粉型果聚糖也能显著提高人和动物的餐后GLP-1水平。

机制二:激活GLP-2信号,修复肠道屏障

GLP-2可以看作是GLP-1的兄弟,它主要负责维持和修复肠道屏障的完整性。

研究发现,补充菊粉型果聚糖能够增加内源性GLP-2的分泌。如果在小鼠中阻断GLP-2受体,那么菊粉型果聚糖带来的修复肠道屏障、抗炎等益处也大部分会消失。

机制三:调节内源性大麻素系统

这是一个更深层的机制。菊粉型果聚糖诱导的菌群变化(或AKK菌的增加)能够调节肠道的内源性大麻素信号系统(endocannabinoid),增加2-棕榈酰甘油(2-palmitoylglycerol)、2-油酰甘油(2-oleoylglycerol)和2-花生四烯酰甘油(2-arachidonoylglycerol);降低花生酰胺(anandamide)水平;进而增强肠道屏障功能,减少LPS泄漏。

🧍‍♀️ 人体临床证据

虽然不是所有研究都报告了积极结果,但大量的临床试验已经证实了菊粉型果聚糖在人体中的益处:

  • 代谢改善: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HbA1c),改善空腹血糖和葡萄糖耐量。
  • 炎症抑制:能够显著降低血液中的炎症标志物,如IL-6, TNF-α,以及关键的LPS。
  • 菌群变化:人体研究中观察到的菌群变化(如AKK菌和双歧杆菌的增加)与动物实验的结果高度一致,这为上述机制提供了有力佐证。

►▷

菊粉类果聚糖代表了一种非常有前景的、非侵入性的2型糖尿病治疗方案。它不像直接补充益生菌那样面临能否存活和定植的问题,而是通过为体内已有的有益菌(如Akk菌和双歧杆菌)提供精准的养料,激发一连串有益的生理反应——核心是驱动GLP-1和GLP-2的分泌,最终达到控制血糖修复肠道屏障的双重目的。

其他膳食纤维

首先,一个基本共识是: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能显著降低患上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风险。

膳食纤维主要分为两大类

  • 不可溶性纤维(如纤维素):主要作用是增加粪便体积,促进肠道规律蠕动,但肠道菌群很难发酵利用它们。一般存在于谷物外皮、豆类、蔬菜茎叶、果皮等植物的细胞壁中。
  • 可溶性纤维:它们是肠道菌群的食物,可以被充分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等有益代谢物,从而改善宿主健康。

🧬 植物来源的主要可溶性纤维包括:

  • β-葡聚糖(β-glucan)
  • 抗性淀粉(resistant starch)
  • 小麦糊精(wheat dextrin)
  • 果胶(pectin)
  • 瓜尔胶(Guar gum)
  • 车前子壳多糖(Psyllium husk)

然而,研究发现,不同可溶性纤维的效果差异很大,这取决于纤维的用量、食物来源、补充方式(是直接吃食物还是吃提纯的纤维补充剂)等因素。

几种可溶性纤维的表现:

🧪 β-葡聚糖—— 全能选手

来源: 主要存在于燕麦大麦中。

一项对比研究发现,在高脂饮食中添加富含β-葡聚糖的大麦粉,能增加肠道丁酸、改善血糖。但如果直接添加提纯的β-葡聚糖纤维,同样能改善代谢。这表明β-葡聚糖本身就是强效的功能成分。

⁎ 作用机制

  • 能够促进产丁酸菌的生长,提高短链脂肪酸的产量。
  • 能够增加GLP-1和PYY(另一种抑制食欲的肠道激素)的分泌。
  • 通过改善肠道屏障的完整性来降低全身炎症。
  • 能够改变胆汁酸的代谢。

无论是动物还是人体研究,都强有力地支持β-葡聚糖作为一种益生元,在改善血糖和治疗代谢疾病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 抗性淀粉—— 瞒过小肠的特工

抗性淀粉它本质上是淀粉,但由于其特殊的结构,能抵抗小肠的消化,完整地到达结肠,成为微生物的食物。

来源:冷却的米饭、土豆、未完全成熟的香蕉等。

⁎ 作用机制(与β-葡聚糖类似):

  • 在结肠被发酵,显著增加短链脂肪酸的产量。
  • 增加的短链脂肪酸会进一步刺激肠道分泌GLP-1和PYY。

🧍‍♀️ 人体证据

在患有代谢综合征和2型糖尿病的人群中,补充抗性淀粉(特别是2型抗性淀粉,如高直链玉米淀粉)能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并降低空腹血糖,同时也能观察到短链脂肪酸产量的增加

一个有趣的发现:补充高直链玉米淀粉会特异性地增加双歧杆菌的丰度,而双歧杆菌正是一种擅长发酵抗性淀粉的细菌。

🍎 果胶 —— 机制独特

来源: 广泛存在于水果中,如苹果、柑橘等。

⁎ 作用机制(与其他不同):

  • 果胶也能改善血糖,但其主要机制可能与菌群关系不大。
  • 它主要通过增加肠道内容物的粘稠度,从而减缓胃排空的速度和食物的消化吸收速率,起到平稳餐后血糖的作用。这是一种物理机制。

►▷

简而言之,膳食纤维是“好菌的食物,也是代谢的调节器”:当你吃更多含纤维的天然食物(燕麦、豆类、全谷、蔬果),肠道菌群就会发酵产出丁酸等代谢产物,能修复肠道提升GLP-1分泌、降低炎症、帮助降糖。β-葡聚糖抗性淀粉尤其被视为下一代代谢健康促进纤维,未来可能成为糖尿病膳食疗法的核心成分。


合生元

合生元是一种同时包含益生菌益生元的产品。

这个设计的初衷是,通过提供益生菌最喜欢吃的益生元,来帮助它在复杂的肠道环境中更好地存活、定植并发挥作用。

鉴于益生菌能产生短链脂肪酸,而益生元是产生短链脂肪酸的代谢前体物质(原料),那么将两者结合,应能够协同增加短链脂肪酸的产生,从而对代谢健康产生比单独使用任何一种都更强大的益处。

🧬 合生元的常见组合

双歧杆菌/乳杆菌 + 低聚糖/膳食纤维

这种组合的设计理念是:由益生元提供底物,使益生菌能够在肠道定植并活跃代谢,从而增强肠道生态修复与宿主代谢调节效应。

并未实现“1+1 > 2”的突破

动物与人体研究均表明,补充益生元或益生菌本身即可带来代谢性益处,合生元干预能够改善肠道菌群生态与增加粪便SCFA含量。然而,在大多数研究中,联合应用(合生元)并未显示出明显优于单独使用益生元或益生菌的效果。

为什么这个看似完美的策略效果不理想?

研究人员认为是由于缺乏精准匹配,也就是说大多数研究在设计合生元产品时,只是想当然地将一种常见的益生菌和一种常见的益生元组合在一起,但未能首先验证,这个益生菌是否真的喜欢吃、并且能高效利用配给它的那个益生元

并不意味着合生元的理念是错误的,而是说明我们的执行方式需要更加科学和严谨。

改进:在进行昂贵且复杂的人体临床试验之前,必须增加一个关键的验证步骤:

  • 体外研究:在实验室的培养皿中证明,你选择的益生菌确实能够发酵并依赖你选择的益生元来旺盛生长。
  • 体内研究:在动物模型中进一步确认,这种配对关系在真实的生物体内依然有效,能够提高益生菌的存活率和丰度。

►▷

合生元的概念本身极具潜力,但需确保益生菌和益生元是真正的天作之合,这种“1+1>2”的协同效应才会在临床上有更好的效果。这要求我们对菌株和底物的特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更严格的前期验证。


外源化合物

外源化合物(Xenobiotics)被定义为:“在机体内非天然存在的外来化学物质。”这个范畴非常广泛,从化妆品药物膳食补充剂中的成分都可能属于外源物。

前文已提到二甲双胍(metformin)与GLP-1受体激动剂(GLP-1RA)的降糖作用同样被认为与肠道微生物介导机制相关,而这些药物本质上也属于外源化合物的范畴。

虽然很多外源物对健康有害,但我们这里聚焦的是那些有益的外源物,重点分析两种备受关注的有益外源物:多酚小檗碱

多 酚 类 化 合 物 (Polyphenols)

多酚是一大类存在于植物中的化合物,如白藜芦醇、类黄酮等。

多酚类化合物是植物来源的次级代谢物,主要包括:

  • 黄酮类(flavonoids)
  • 苯乙烯类(stilbenes)
  • 木脂素(lignans)
  • 酚酸类(phenolic acids)

这些分子既能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结构,也能改善2型糖尿病的多种代谢指标。

💊白藜芦醇(Resveratrol)

白藜芦醇是多酚中研究最为深入的代表性化合物之一。

来源: 葡萄皮、红酒、花生等。


它可显著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葡萄糖稳态、血脂水平、高血压等。但它的生物利用度很低,口服后能进入血液循环的量很,而且大部分还和蛋白质绑定,无法发挥活性。

那它是如何起作用的?

答案指向了肠道

口服有效。 多项研究发现,口服白藜芦醇可以改善小鼠的血糖,但腹腔注射(绕过了肠道)则无效。这有力地证明了它的作用点在肠道内。

口服补充剂也有益地改变了啮齿动物的肠道微生物组,降低了厚壁菌门/拟杆菌的比例,增加了Akk菌、双歧杆菌和乳杆菌的丰度,这与改善葡萄糖稳态炎症标志物有关。

最终证据——粪菌移植: 将服用过白藜芦醇的小鼠的粪菌移植给普通高脂饮食的小鼠,后者也出现了血糖改善的效果。

🧍‍♀️ 人体临床研究

尽管研究尚少,但已有临床试验发现,补充白藜芦醇可以增加代谢综合征男性体内的AKK菌,并轻微改善血糖

💊 黄酮类化合物(Flavonoids)

除白藜芦醇外,黄酮类化合物也能增加肠道有益菌数量,并改善葡萄糖耐受性、抑制炎症反应、增强肠屏障功能。

来源: 广泛存在于各种水果、蔬菜、茶中。

动物实验研究

在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或糖尿病小鼠模型中:

蔓越莓提取物可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HOMA-IR与循环内毒素(LPS)水平;同时伴随AKK菌丰度显著上升与肠屏障完整性增强。

蓝莓原花青素含有丰富的花青素与原花青素,同样可改善葡萄糖耐受;增加AKK菌含量;并增厚胃肠道黏液层。

苹果原花青素处理高脂饮食小鼠时,也观察到一致的结果:肠道屏障功能及AKK菌丰度同步提升。

这些研究揭示不同植物来源的黄酮类多酚均通过促进有益菌的富集和黏液层重塑,实现改善肠屏障与系统代谢功能的作用。

🧍‍♀️ 人体及体外研究证据

尽管人群中关于单独考察黄酮类化合物作用的临床研究仍然有限,但已有体外模拟与部分干预研究提供了支持性证据:

红酒葡萄提取物红茶多酚在人体肠道模拟模型中均能增加AKK菌的丰度。

可可黄烷醇则在健康人群中可显著增加双歧杆菌和乳杆菌的数量,表明其对肠道菌群结构也具有积极调节作用。

综上,黄酮类化合物以其独特的双重功能而受到关注:

  • 一方面能直接抑制炎症与增强肠屏障;
  • 另一方面能通过富集AKK菌、双歧杆菌与乳杆菌来促进短链脂肪酸生成与肠道稳态恢复。

这些作用共同促进了葡萄糖代谢与胰岛素敏感性的改善,为其作为代谢性疾病营养干预的潜在候选物提供了有力依据。

小 檗 碱

来源: 黄连、黄柏等中草药的主要活性成分。

小檗碱可以直接作用于肝细胞激活AMPK(一个关键的能量代谢开关),从而改善血糖(增强胰岛素敏感性与葡萄糖稳态控制)。但它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同样很低

小檗碱是否进入循环系统,依赖肠道菌群

小檗碱只有在被肠道菌群代谢为更易吸收的衍生物后,其药效才能被充分发挥。

——肠道菌群:加工

肠道菌群能将小檗碱转化为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的形式,帮助它进入血液循环。

例如,某些肠道细菌可将小檗碱还原为二氢小檗碱,这种形式在肠上皮中的吸收效率更高,随后可重新氧化为小檗碱并在全身循环中发挥作用。

——肠道菌群:效应放大器

动物实验表明,口服(而非注射)小檗碱能增加肠道产丁酸菌的数量和丁酸产量,并改善空腹血糖。这说明小檗碱的另一部分功效是通过调节菌群-丁酸实现的。

临床研究与争议

动物研究:在动物模型中,小檗碱改善血糖的机制似乎与增加GLP-1/GLP-2、增加次级胆汁酸(DCA)从而激活TGR5受体、增加SCFA产量等有关。这是一个非常清晰、正面的通路。

人体研究的反转:迄今为止唯一一项相关的糖尿病人体研究却得出了矛盾的结果:小檗碱使血液中次级胆汁酸有益的产短链脂肪酸菌的显著下降了,但同时它确实又显著降低了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

这凸显了小檗碱作用机制的复杂性。小檗碱确实是一种有效的降糖物质,但它究竟是如何通过菌群在人体内发挥作用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目前仍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未解之谜,其肠道依赖机制亟需更多临床研究验证来阐明

►▷

小檗碱就像一个“需要肠道助手的药”:它自己难以被吸收,但一旦被肠道菌群“加工”成可利用的形式,便能帮助调节血糖、减少炎症、修复肠屏障。不过,因为每个人肠道菌群不同,它在不同人身上可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

04
结 语

尽管大量动物研究已明确证实,肠道菌群在血糖稳态调控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但将这些发现直接转化为对人类有效的通用疗法却挑战重重。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肠道菌群的复杂性与高度个体化

这种个体差异正是许多干预措施(如益生元或益生菌)效果因人而异的关键。

益生元:当人们吃下富含β-葡聚糖的特制大麦面包后,只有一部分人的代谢状况得到了改善。科学家检查后发现,这些“有效者”在干预开始时,体内就存在着“无效者”所缺乏的特定肠道细菌。是这些细菌帮助他们更好地利用了膳食纤维。

益生菌:吃下益生菌,不代表它们就能在你的肠道里安家落户,一项研究发现,11种常见益生菌能否成功在肠道定植取决于每个人已有的菌群构成

  • 易感型个体:他们的肠道如同好的土壤,允许益生菌定植和生长。
  • 抵抗型个体:他们的肠道像坚硬的水泥地,益生菌只能路过,无法驻留。

既然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那么治疗方案也必须因人而异,兼顾菌群个体差异与动态变化。这个“个性化”会是什么样子呢?

比如,个性化饮食算法,这个算法不仅分析一个人吃了什么,更整合了这个人肠道菌群数据、血液指标等多种参数。这样不仅可以预测这个人吃下特定食物后的血糖反应,更能反过来为他量身定制一套可以最大程度平稳餐后血糖的个性化饮食方案

在糖尿病前期人群中,通过整合基线菌群特征,机器学习模型,也能预测哪些患者能通过什么样的运动有效改善血糖,而哪些患者则收效甚微。

简而言之,要让基于微生物群的疗法真正在人体中奏效,我们需要摆脱“一刀切”的思路,而是把每个人的肠道菌群当作独特的生态系统。未来的糖尿病干预,可能需要“定制化的微生物处方”:先读取你的菌群模式,再精准投喂适合的菌与食物,让微生物群自己帮你稳糖、抗炎、调代谢。

深入理解并善用

每个人的独有菌群信息

将是我们开启

代谢疾病精准治疗

新时代大门的钥匙

注:本账号内容仅作交流参考,不作为诊断及医疗依据。

主要参考文献

Weninger, Savanna N., Andrew Manley, and Frank A. Duca. “Managing Glucose Homeostasis Through the Gut Microbiome.” Annual Review of Physiology 88 (2025).

Howard, Elizabeth J., Tony KT Lam, and Frank A. Duca. “The gut microbiome: connecting diet, glucose homeostasis, and disease.” Annual review of medicine 73 (2022): 469-481.

Cho, Hyoung-Soo, et al. “Structure of gut microbial glycolipid modulates host inflammatory response.” Cell 188.19 (2025): 5295-5312.

Sun, Hanxiao, et al. “GLP‐1 receptor agonists alleviate colonic inflammation by modulating intestinal microbiota and the function of group 3 innate lymphoid cells.” Immunology 172.3 (2024): 451-468.

Su, Lili, et al. “Health improvements of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through diet and diet plus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Scientific reports 12.1 (2022): 1152.

Anhê, Fernando F., et al. “Metabolic endotoxemia is dictated by the type of lipopolysaccharide.” Cell reports 36.11 (2021).

Baroni, Irene, et al. “Probiotics and synbiotics for glycemic control in diabet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Clinical Nutrition 43.4 (2024): 1041-1061.

大规模荟萃分析揭示:益生菌作为糖尿病辅助治疗的循证医学新视角

谷禾健康

糖尿病,一个日益严峻的全球健康挑战,其影响远不止血糖升高那么简单。在血糖波动的背后,看不见的慢性低度炎症,正悄然侵蚀着患者的健康,加速并发症的到来。

当我们谈论炎症时,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皮肤割伤后的红肿热痛,那是身体对损伤的快速、有益的防御反应,属于急性炎症;然而还有一种更隐蔽、更持久的炎症形式——慢性低度炎症,它没有明显症状,却像温水煮青蛙般长期损害我们的身体,被认为是心脏病、癌症以及糖尿病等诸多慢性疾病的共同根源

这场炎症风暴的源头可能隐藏在我们体内最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肠道菌群中。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常存在菌群失衡:有益菌(如双歧杆菌、乳杆菌)减少,潜在致病菌增多,这些改变会导致肠道通透性增加(肠漏),使脂多糖(LPS)等微生物成分进入血液,通过 Toll 样受体激活引发全身性炎症。形成“菌群失调→肠漏→炎症→胰岛素抵抗”的恶性循环。

能否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阻断这一恶性循环?益生菌,作为定植于肠道的友好菌群,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在代谢性疾病中常见的益生菌属包括双歧杆菌属、乳杆菌属等通过发酵膳食纤维产生短链脂肪酸(SCFAs)——如丁酸(增强肠道屏障、直接抗炎)、丙酸(调节肝脏糖代谢)、乙酸(参与全身代谢),这些短链脂肪酸具有抗炎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

但益生菌的抗炎效果是否真能得到科学验证?不同菌株、剂量的干预差异何在?这些问题亟待更权威的证据解答。

近日,一篇荟萃分析发表在《Frontiers in Cellular and Infection Microbiology》上,该研究系统整合了46项随机对照试验,覆盖3580名糖尿病患者,旨在揭示益生菌及其代谢产物对糖尿病患者体内炎症标志物的真实影响。

这项研究不仅回答了“益生菌是否有效”的简单疑问,更深入探究了“哪种方案更优”、“需要多长时间见效”以及“其作用机制是否与短链脂肪酸直接相关”等核心问题。为临床实践提供了可靠的循证医学指导,也为未来精准干预策略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01
糖尿病背后的慢性炎症

在糖尿病患者体内,慢性炎症状态尤为普遍。它不仅是疾病的结果,更是推动疾病恶化的帮凶

炎症因子,作为炎症反应中的信使分子,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就像一支特殊的信号部队,负责传递指令,协调免疫系统的行动。炎症因子主要分为两大类:

促炎因子

点燃和助长炎症的分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白细胞介素-6 (IL-6) 和 白细胞介素-1β (IL-1β)。

在糖尿病中,这些因子水平的升高会干扰胰岛素信号传导,加剧胰岛素抵抗,损害血管内皮功能,为心血管并发症埋下祸根。

抗炎因子

它们是负责对抗炎症和修复的分子,其中最著名的是白细胞介素-10 (IL-10)。它能够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帮助炎症反应消退,维持免疫系统的平衡。

还有一个重要的炎症标志物——C反应蛋白 (CRP)。它由肝脏在炎症刺激下产生,是临床上常用于衡量全身性炎症水平的指标之一。在糖尿病患者中,CRP水平的持续轻度升高,预示着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

研究表明,在明显的临床症状出现之前,这些炎症因子的水平可能已经悄然改变。而最早发出预警信号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肠道菌群

02
益生菌与短链脂肪酸:对抗炎症

健康的肠道菌群平衡(共生)对维持新陈代谢和免疫稳态至关重要。然而,在糖尿病患者中,这种平衡常常被打破,出现所谓的菌群失调——有益菌(如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减少,而一些潜在的致病菌增多

菌群失调会导致肠道屏障功能受损,即肠漏。这使得细菌的某些成分(如脂多糖LPS)更容易进入血液,触发全身性的炎症反应。因此,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恢复平衡,成为控制糖尿病相关炎症的一个极具前景的策略。

益生菌,即“摄入足够数量时能对宿主健康产生有益作用的活的微生物”,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常见的用于改善代谢疾病的益生菌属包括乳杆菌属、双歧杆菌属等。

益生菌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机制,是通过发酵我们无法消化的膳食纤维(如菊粉、低聚果糖等益生元),产生一系列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 (SCFAs) 。其中最重要的三种是:

  • 丁酸:结肠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能增强肠道屏障,并具有强大的直接抗炎作用。
  • 丙酸:参与调节肝脏糖异生,并同样具有免疫调节功能。
  • 乙酸:含量最丰富的短链脂肪酸,是其他菌合成丁酸的底物,并参与全身代谢。

这些短链脂肪酸不仅在肠道局部发挥作用,还能进入血液循环,对全身的免疫细胞和代谢器官产生深远影响,被认为是连接肠道菌群与宿主免疫的关键信使

那么,补充益生菌是否真的能增加短链脂肪酸,是否能有效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炎症水平呢?

为了解决更深入了解以上问题,近日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严格遵循PRISMA指南,从全球六大数据库中检索了从2000年1月至2024年3月的所有相关研究。

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纳入了46项符合标准的随机对照试验,共涉及3580名1型或2型糖尿病患者。这些研究评估了口服益生菌或合生元(合生元是指益生菌+益生元)对炎症标志物(CRP, IL-6, TNF-α, IL-10)和短链脂肪酸水平的影响

  • 纳入的研究具有多样性:样本量从30到180人不等,干预时长从4周到24周。
  • 干预类型包括纯益生菌制剂(31项)和合生元(15项)。
  • 地理分布广泛,覆盖亚洲、欧洲、北美等地区,增强了结果的普适性。

03
益生菌干预的抗炎效果

(对炎症标志物和菌群代谢物的影响)

经过对46项研究数据的严谨分析,研究者们得出了相关结果。以下我们将详细解读益生菌/合生元对各项关键指标的影响。

C-反应蛋白(CRP)——显著下降

在34项报告了CRP数据的研究中,合并分析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组相比,益生菌/合生元干预显著降低了CRP水平(SMD = –0.54;95% CI:–0.72 至–0.35;p < 0.0001),异质性为中度(I² = 64%),这是一个中等强度的、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

更深入的亚组分析揭示了几个关键因素:

干预时长是关键

干预时间≥8周的研究显示出更强的CRP降低效果(SMD = –0.66),而短于8周的干预效果较弱(SMD = –0.31)。这表明,调节肠道菌群并影响全身免疫系统需要一定的时间。

“1+1 > 2”的合生元效应

使用合生元(益生菌+益生元如菊粉或低聚果糖)的干预比单独使用益生菌效果更优(SMD = –0.71 vs. –0.45)。这印证了益生元为益生菌提供食物,从而增强其功能和代谢产物生成的理论。

研究者发现,体内丁酸和丙酸水平的升高CRP的下降显著相关。这首次在如此大规模的人群证据中,将益生菌的代谢产物(SCFAs)全身炎症标志物的改善直接联系起来,揭示了其作用的可能机制。

白介素-6(IL-6):关键促炎因子下降

IL-6是驱动胰岛素抵抗和血管功能障碍的关键促炎因子。在29项报告了IL-6数据的研究中,益生菌/合生元干预同样显示出显著的降低效果(SMD = –0.41)。

亚组分析发现,干预时长≥12周时效果更为明显(SMD = –0.51),进一步证实了长期干预的必要性。

此外,分析还提示了菌株的特异性,含有干酪乳杆菌 (Lactobacillus casei) 和 短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 breve) 的制剂在降低IL-6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多变量荟萃回归模型再次证实,即使在校正了年龄和BMI等混杂因素后,丁酸和丙酸水平的升高仍然是IL-6降低独立预测因素。这强有力地支持了肠道来源的短链脂肪酸通过抑制细胞因子来缓解糖尿病中代谢应激的假说。

益生菌来源的SCFAs降低IL-6的机制通路

doi.org/10.3389/fcimb.2025.1677671

TNF-α:胰岛素抵抗元凶之一被抑制

TNF-α在脂肪组织炎症和胰岛素抵抗中扮演着核心角色。26项RCTs的数据显示,益生菌干预显著降低了TNF-α水平(SMD = –0.48)。分析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差异:

对2型糖尿病更有效

2型糖尿病患者中,TNF-α的降低效果(SMD = –0.52)比1型糖尿病患者(SMD = –0.36)更显著。这可能因为2型糖尿病通常与更严重的代谢综合征和胰岛素抵抗相关,为益生菌提供了更大的改善空间。

多菌株的协同作用

使用多菌株混合制剂的干预效果优于单菌株制剂(SMD = –0.50 vs. –0.28),这提示不同菌株之间可能存在功能互补协同增效的作用。

相关性分析再次给出了强有力的证据:

在那些同时测量了丁酸水平的研究中,丁酸水平的变化与TNF-α的变化呈现出极强的负相关(r = –0.72)。这意味着丁酸水平越高,TNF-α的下降越明显

益生菌衍生的丁酸盐在糖尿病中调节TNF-α和炎症信号通路

doi.org/10.3389/fcimb.2025.1677671

IL-10:抗炎主力军增强

与促炎因子下降相反,抗炎因子IL-10的水平在干预后出现了显著升高(SMD = +0.38),这表明免疫系统正向着一个更平衡、更具耐受性的状态转变。在18项研究中,这一发现在统计学上非常稳健。

合生元再次显示出其优越性,其提升IL-10的效果最为强劲(SMD = +0.49)。与IL-10升高最相关的菌株包括植物乳杆菌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和 长双歧杆菌 (Bifidobacterium longum)。

荟萃回归分析发现,丙酸浓度的升高是IL-10增加的强预测因子。这为SCFAs不仅能抑制促炎因子,还能增强抗炎因子提供了证据,共同促进了免疫稳态的恢复。

微生物代谢物变化

21项研究直接定量了SCFAs,为上述所有发现提供了直接的生化基础。合并分析显示,干预后:

  • 丁酸水平显著增加,效应量最大(SMD = +0.46)。
  • 丙酸水平显著增加(SMD = +0.31)。
  • 乙酸水平也显著增加(SMD = +0.24)。

这些代谢物的增加在使用合生元和多菌株配方的研究中最为明显,特别是那些包含长双歧杆菌 (B.longum)、鼠李糖乳杆菌 (L. rhamnosus) 和 植物乳杆菌 (L.plantarum) 的制剂。

这些发现无可辩驳地证明,益生菌/合生元干预确实能够改变肠道菌群的代谢功能,增加有益的短链脂肪酸产量。而这些短链脂肪酸,正是连接肠道与全身免疫系统发挥抗炎作用的关键介质

稳健性于偏倚性

为了确保结论的可靠性,研究者还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敏感性分析和发表偏倚评估。结果显示,即使剔除单个研究或质量较低的研究,总体结论依然不变,表明结果非常稳健

虽然在CRP的分析中检测到轻微的发表偏倚(倾向于发表阳性结果的研究),但经过校正后,其显著的抗炎效果依然存在。这大大增强了本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doi.org/10.3389/fcimb.2025.1677671

04
从证据到实践:我们能做什么?

这项荟萃分析的意义不仅在于学术层面,更在于为临床实践个人健康管理提供了清晰的指导。它系统地证明了益生菌和合生元作为辅助疗法,在管理与糖尿病相关的代谢性炎症方面的巨大潜力。

研究结果反复指向短链脂肪酸的核心作用。科学界目前认为,短链脂肪酸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发挥抗炎作用:

  • 结合G蛋白偶联受体 (GPRs)短链脂肪酸(特别是丁酸和丙酸)可以结合免疫细胞表面的GPR41和GPR43等受体,激活下游信号,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
  • 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HDAC)丁酸是一种天然的HDAC抑制剂。通过抑制HDAC,丁酸可以调节基因表达,促进具有抗炎功能的调节性T细胞(Treg)的分化,并增加IL-10的分泌。
  • 抑制NF-κB通路NF-κB是炎症信号通路中的一个关键总开关。短链脂肪酸可以抑制其活性,从而从源头上减少多种促炎因子(如TNF-α, IL-6)的产生。

这些机制共同解释了在这项荟萃分析中,短链脂肪酸水平的升高炎症标志物的改善呈现出如此强烈的相关性。

实践建议:如何选择和使用益生菌?

基于这项研究的发现,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给糖尿病患者的实用建议,以最大化益生菌的抗炎效益:

优先选择合生元或多菌株产品

研究明确指出,含有益生元(如菊粉、低聚果糖)的合生元产品,以及包含多种菌株(特别是乳杆菌属双歧杆菌属)的混合产品,效果优于单一菌株的益生菌。寻找包含如干酪乳杆菌、植物乳杆菌、短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等经研究验证的菌株。

保证足够的使用剂量和时长

为了达到有效的抗炎效果,建议的剂量通常在每天 109~1010 CFU(菌落形成单位)。更重要的是,干预需要足够长的时间,至少应持续 8-12周甚至更长,才能观察到显著的免疫调节效果。

关注饮食协同

益生菌的效果离不开“燃料”。在补充益生菌的同时,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如全谷物、豆类、蔬菜、水果),可以为益生菌提供充足的食物,促进短链脂肪酸的产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于那些已经存在明显代谢性炎症(如CRP/IL-6升高)、中心性肥胖或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的糖尿病患者,益生菌干预可能带来更大的获益。

作为辅助而非替代疗法

益生菌是一种辅助管理策略,不能完全替代标准的降糖药物和生活方式管理,益生菌可以从源头改善,通过调节肠道微生态,靶向慢性炎症,缓解糖尿病,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

益生菌与常规治疗相结合,共同控制疾病。益生菌创造的低炎症、更健康的肠道环境,可能有助于提高身体对降糖药物的反应,并优化健康饮食的营养吸收效果。这种协同作用,最终可能带来比单一策略好得多的整体管理效果。

05
结 语

肠道菌群与糖尿病炎症的深度关联,已从基础研究走向临床转化的关键节点。益生菌通过调节短链脂肪酸代谢实现抗炎降糖,但“菌株选择、剂量优化、疗效预测”等核心问题,始终依赖对个体菌群特征的精准洞察

益生菌通过重塑肠道微生态、修复肠道屏障、抑制慢性炎症,为2型糖尿病的辅助管理开辟了充满希望的新途径。它从源头上干预了由菌群失调驱动的代谢紊乱,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

从盲目补充到精准调养

肠道菌群检测将成为个性化健康管理的起点。通过检测,你能清晰了解自身菌群结构(如双歧杆菌、乳杆菌等有益菌丰度)、短链脂肪酸代谢能力及炎症风险,从而告别试错式补充,精准匹配最适合的菌株与饮食方案(如搭配益生元增强效果),让益生菌的抗炎潜力得到最大释放

从单一产品到生态协同

人群研究数据(如干预≥8周效果提升、合生元方案优于单一益生菌)揭示,肠道菌群调节需“检测-干预-跟踪”的闭环支持。

  • 医疗机构:可依托检测结果制定“菌群-炎症-血糖”协同管理方案,让每一位用户都能见证个性化方案带来的真实改善,从而更主动、更信任地管理自身健康。
  • 健康管理公司:打造“检测-干预-跟踪”闭环服务,建立持续的数据反馈,让用户亲眼看到自己的努力与身体的积极响应,从而获得坚持下去的动力与信心。
  • 菌群产品企业:而是由大数据驱动的智选。使研发得更高效, 将前沿的菌群科研成果,转化为普通人“用得上、看得懂、信得过”的高效健康产品。

主要参考文献

Xie Y, Zheng Y, Jiang F, Cai X. Meta-analytical insight on probiotic metabolites and inflammatory markers in diabetes. Front Cell Infect Microbiol. 2025 Sep 22;15:1677671. 

当守护者越界:短链脂肪酸的生理保护与潜在破坏作用

谷禾健康

肠道微生物群通过代谢发酵膳食纤维等不被人体直接吸收的物质,产生了一类重要的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

短链脂肪酸主要包括乙酸盐、丙酸盐、丁酸盐,它们不仅仅是肠道上皮细胞的重要能量来源,更是联结肠道-免疫-代谢-大脑轴的信号分子。通过与特定受体(如GPR41/GPR43)结合,它们能调节肠道蠕动、维护肠屏障完整性、调节免疫反应、影响食欲和能量代谢,甚至可能影响神经系统功能

  • 丁酸盐作为大肠上皮细胞的首选能源,能促进MUC2黏蛋白的产生,增强肠屏障功能,并通过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活性发挥抗炎和抗肿瘤作用。
  • 丙酸盐则参与降低胆固醇合成,调节饱腹感,可能对体重管理有积极影响。
  • 乙酸盐作为最丰富的短链脂肪酸,能被多种组织利用,参与全身能量代谢调控。

随着微生物组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渐认识到肠道微生物与人体健康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而短链脂肪酸恰是这一网络中的核心。短链脂肪酸并非独立存在的简单分子,而是复杂生态系统平衡的产物和指标。它们反映了微生物群落的结构与功能,同时也塑造着宿主的生理状态。正是这种动态平衡的特性,使得短链脂肪酸在不同条件下表现出迥异的生物学效应

因此,短链脂肪酸的健康效应高度依赖于机体状态、剂量水平以及具体应用场,这远比简单的”好”与”坏”复杂得多。以丁酸盐为例,在健康状态下,它是肠道健康的守护者;但在肠道屏障受损或炎症状态下,同样的丁酸盐可能延迟伤口修复,甚至加重炎症反应。丙酸盐也展现类似特性:低浓度时可能有益肠道健康,但高浓度时可能产生毒性效应,甚至与自闭症等神经发育障碍存在争议性关联。

本文将全面梳理短链脂肪酸的生物学特性及健康影响,探讨短链脂肪酸异常的相关干预措施。更全面地理解短链脂肪酸,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肠道微生物组与人体健康的深层联系,也为未来的个性化营养干预、精准医疗和健康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 本研究参考并整合了微生物学领域知名专家Lucy博士和MacFabe博士的部分研究总结与学术观点。作为肠道微生物与人体健康研究方向的权威学者,他们长期致力于探索肠道菌群、营养代谢与疾病发生机制之间的科学关联。

01
什么是短链脂肪酸(SCFA)?

短链脂肪酸是包含 6 个或更少碳分子的脂肪酸的一个子集。它们包括乙酸盐(C2)、丙酸盐 (C3)、丁酸盐(C4)、戊酸(C5)、己酸(C6)。最近的科学进展主要集中在乙酸盐、丙酸盐、丁酸盐上,因此这三个将是本系列文章的主要关注点。

可以在下面看到它们的化学结构:

哺乳动物消化道不擅长代谢某些纤维。相反,菊粉、低聚果糖和抗性淀粉等膳食纤维很容易被肠道中的微生物发酵,短链脂肪酸是这种发酵的主要产物

  • 人类结肠中含有最高浓度的短链脂肪酸
  • 乙酸盐: 丙酸盐:丁酸盐的比例约为 3:1:1,但比例会因饮食、微生物群组成和健康状况而异。

短链脂肪酸去哪里?

短链脂肪酸要么被肠道上皮细胞局部使用,要么通过肠道上皮运输到门静脉

丁酸盐主要被结肠上皮细胞用作能量来源,而丙酸盐和乙酸盐主要通过门静脉运输到肝脏

丙酸盐被肝细胞迅速代谢。乙酸盐可以留在肝脏中或释放到外周循环中。

信号分子和 HDAC 抑制剂

短链脂肪酸是有效的信号分子,与专门的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结合,并最终改变细胞和组织的生物化学性质。这些受体可以在免疫细胞、神经细胞、甲状腺、肾脏、胰腺、脾脏、肝脏、其他组织上找到。

注:G蛋白偶联受体(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s, GPCR)是一类重要的膜蛋白,在细胞信号转导中扮演关键角色。作为人体内最大的膜蛋白受体家族,GPCR参与调控众多生理过程。

它们也是基因表达的有效修饰因子,影响各种细胞类型的表观遗传学。特别是丁酸盐,它是组蛋白脱乙酰酶的有效抑制剂,组蛋白脱乙酰酶是负责确定 DNA 卷曲的紧密程度以及因此转录成 RNA 的程度的

注:组蛋白脱乙酰是由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催化的过程,该过程通过调节染色质结构和基因表达参与几乎所有关键生物过程,包括基因表达,细胞分化,DNA修复和生长发育方面,是表观遗传调控的核心机制,也是重要的疾病治疗靶点。

SCFA 具有广泛的影响

通过这些机制,SCFA 能够对宿主生理产生广泛的影响。SCFA 决定结肠运动、血流和胃肠道 pH 值,这会极大地影响电解质和其他营养物质的摄取和吸收。它们也是结肠健康和肠道屏障完整性的重要促进剂,并在维持正常的肠道和免疫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SCFA 也被证明会影响神经系统和大脑。丁酸盐已被证明可以调节小胶质细胞(大脑的免疫细胞) 的活性,而丙酸盐则被认为与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发展和进展有关,这个将在本系列的下面 部分中详细介绍这个主题。

SCFA 的产生也可能在塑造肠道微生物生态学中发挥重要作用。SCFA 在低浓度下表现出广谱抗菌活性。有趣的是,SCFA 对产生它们的细菌种类是相对惰性的抗菌剂,但对其他微生物具有相当强的抗菌活性。

注意,SCFA 总是好的吗?不一定。

SFCA 对宿主健康的总体影响存在广泛争议。例如,尽管刺激饱腹感信号,但 SCFA 也与增加从饮食中收集的能量有关。短链脂肪酸在高浓度特定疾病条件下也可能具有毒性,将在下面详细讨论。

改变的SCFA水平会是疾病的原因吗?

SCFA 可能影响多种疾病的发病机制,包括过敏、哮喘、癌症、肥胖、代谢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但是请考虑以下事项:

  • IBD 患者的 SCFA产生相关菌往往较低,粪便 SCFA 也较低。
  • I 型糖尿病患者的产丁酸菌丰度较低。
  •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肠道菌群显示产生 SCFA 的双歧杆菌和拟杆菌门的丰度较低。
  • 与非过敏儿童相比,过敏儿童的粪便 SCFA 往往较低。
  • SCFA 受体敲除小鼠加剧了过敏性气道炎症的发展。

一些研究仍在试图确定这些关联背后的机制。粪便 SCFA 测量有一些主要局限性,并且 SCFA 水平改变是这些疾病的原因还是结果仍然未知。更好地了解 SCFA 对于描述肠道和肠道微生物群在慢性疾病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02
丁 酸 盐

丁酸盐是肠道中产生的一种代谢物,对大脑、皮肤、免疫系统等都有好处,其分子结构如下:

编辑​

丁酸盐保护肠道

丁酸盐是结肠细胞的首选底物,可提供结肠上皮细胞 60-70% 的能量需求。

丁酸盐抑制炎症、调节免疫、促进紧密连接蛋白组装,增强肠道屏障功能。

丁酸盐还影响粘液层,健康的结肠上皮覆盖着双层粘液。厚厚的内层致密无菌,保护上皮细胞免受微生物侵袭;外层松散,容纳以粘液层糖蛋白为食的细菌。

两个粘液层均由杯状细胞分泌的MUC2粘蛋白构成。研究表明,补充生理浓度的丁酸盐可增加人杯状细胞系中MUC2基因的表达和MUC2的分泌。

丁酸盐改善代谢功能

丁酸盐还影响新陈代谢。在肥胖小鼠模型中,补充丁酸盐被证明可以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增加能量消耗和减少肥胖。它还增加了线粒体的数量及其在骨骼肌和棕色脂肪组织中的活性。一系列研究证实丁酸盐反应受体在脂肪组织中高度表达。

但是这种表达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这可能解释了与年龄相关的胰岛素敏感性下降。丁酸盐还诱导饱腹感激素的产生,从而减少食物摄入量。

丁酸盐也可能对其他代谢疾病有益。研究表明,生命早期口服丁酸盐可延缓大鼠糖尿病的发展。丁酸盐补充剂还可以通过改善肠道屏障功能和纠正微生物失调来减轻饮食诱导的小鼠脂肪肝疾病。

丁酸盐改变基因表达

虽然我们的基因构成基本上是不可改变的,但基因的表达方式却具有高度可塑性

在我们身体每个细胞的细胞核中,DNA 缠绕在组蛋白周围

  • 当基因的组蛋白被去乙酰化时,组蛋白及其相关 DNA 往往会非常紧密地堆积,阻碍酶结合和基因转录。在功能上是 “关闭” 的。
  • 另一方面,当基因的组蛋白被乙酰化时,组蛋白及其相关 DNA 往往会更松散地堆积。这允许酶与基因的启动子区域结合并启动其转录。这是从基因制造功能性蛋白质的第一步。

那么什么决定了基因是乙酰化还是去乙酰化呢?

组蛋白乙酰转移酶(HAT)负责添加乙酰基,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负责去除。细胞内的许多信号分子可以影响这些酶的活性丁酸盐就是其中之一。

丁酸盐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增加乙酰化,用于不同的基因集。

  • 首先,丁酸盐是一种有效的HDAC活性抑制剂,意味着它可以防止HDAC去除乙酰基。
  • 对于其他基因,丁酸盐可增强 HAT 活性。

这两种机制都有助于增加乙酰化并保持基因“开启”。下一节将探讨其如何在癌细胞中发挥作用。

丁酸盐有抗癌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知道丁酸盐可以刺激上皮细胞增殖,但同时对结肠癌具有保护作用。换句话说,丁酸盐可以在健康和癌变的结肠细胞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研究揭示了丁酸盐悖论背后的机制,实验表明 Warburg 效应是其解释的关键。Warburg效应描述了快速分裂的癌细胞的代谢特点。

注:Warburg效应是由德国生物化学家Otto Warburg于20世纪20年代发现的一种代谢现象,描述了肿瘤细胞的特殊能量代谢方式:即使在氧气充足的环境中,癌细胞也主要通过糖酵解而非有氧呼吸产生能量。

◆ 丁酸盐促进增殖

正常上皮细胞主要通过线粒体三羧酸循环(TCA循环)代谢丁酸盐等脂肪酸,产生能量。TCA循环通量增加,导致胞质溶胶中柠檬酸盐积累,柠檬酸盐可在细胞核中转化为乙酰辅酶A。该乙酰辅酶A为组蛋白乙酰转移酶(HAT)提供乙酰基,乙酰化调控上皮细胞增殖的基因。

◆ 丁酸盐的抑制作用

另一方面,癌细胞往往具有功能失调的线粒体,这意味着它们无法代谢脂肪酸(如丁酸盐)以获取能量。正因为如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葡萄糖代谢来产生能量,而丁酸盐等脂肪酸往往会在细胞中积累。这种细胞丁酸盐浓度的增加导致 HDAC 抑制增加,以及阻止癌细胞复制的基因表达。

这种现象并非结肠癌所独有丁酸盐已被确定在多种人类癌细胞系中具有抗癌活性,包括舌癌、前列腺癌、 肝癌、乳腺癌、肺癌、神经母细胞瘤等。

丁酸盐可能有益于大脑

丁酸盐对大脑健康的影响已在动物模型中得到广泛证实。

◆ 脑损伤保护

研究表明,给予丁酸钠产丁酸梭菌的小鼠,在缺血性脑损伤后表现出神经发生增加氧化应激减少恢复改善。丁酸钠还能恢复血脑屏障的完整性,并减轻创伤性脑损伤后的神经功能缺损,同时可预防脊髓性肌萎缩症中的神经变性。

◆ 抗抑郁效应

抗抑郁方面,丁酸盐可改变小鼠海马体和额叶皮层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等基因的表达,并增加血清素水平,同时减少药物诱导的双相情感障碍模型中的躁狂样行为,增加神经营养因子表达,并在慢性轻度应激和母体分离模型中减轻了认知障碍

◆ 记忆增强作用

丁酸盐对记忆形成和保留也具有潜在作用。研究表明,丁酸盐通过抑制 HDAC 可以减轻海马胃泌素释放肽受体(GRPR)信号阻断导致的认知障碍,并使大脑处于“可塑性准备状态”,类似于运动的效果。

注:海马胃泌素释放肽受体 (GRPR) 的紊乱可能会抑制适当的记忆形成和消退,并导致与神经发育障碍相关的认知障碍。

最后,丁酸盐可能对自闭症谱系障碍有益,相关讨论将在SCFA不平衡和丙酸盐-自闭症连接部分展开。

丁酸盐调节免疫系统

丁酸盐在调节免疫系统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几乎在所有类型的免疫细胞上都发现了丁酸盐反应受体

丁酸盐信号传导产生抗炎效应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并上调抗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即使在脂多糖(LPS)等炎症刺激下也能发挥作用。这可能是通过 HDAC 抑制 NF-kB 通路来实现的,

注:NF-kB 通路是参与炎性细胞因子释放的主要通路。已在许多不同的免疫细胞类型中观察到丁酸盐介导的 HDAC 抑制。

丁酸盐还促进结肠和外周调节性T 细胞 (Treg) 的产生,这有助于抑制免疫反应,影响 Treg 和效应 T 细胞功能,并诱导抗菌肽素(Cathelicidin)的活性,从而增强对细菌感染的先天防御能力。

注:cathelicidin 是一种有效的抗菌剂,已知在结肠和肺上皮细胞中对细菌感染的先天防御中起重要作用。

丁酸盐和皮肤

由于很多朋友的小孩湿疹病史和对肠道皮肤轴的实验研究,小编感兴趣的是丁酸盐对皮肤健康的影响。

丁酸盐充当皮肤免疫系统的调节剂。皮下或局部应用丁酸盐被证明可以减少接触超敏反应,这可能是通过观察到调节性 T 细胞的增加和炎症效应 T 细胞的减少来解释的。丁酸盐还诱导胶原蛋白的合成,胶原蛋白是皮肤的重要结构成分。

丁酸盐改善骨骼健康

骨骼在成骨细胞(骨骼构建)细胞活性和破骨细胞(骨分解)细胞活性之间的微妙平衡中不断重塑。存在于骨髓中的间充质干细胞(MSC)可以分化成骨细胞(造骨细胞)或脂肪细胞(脂肪细胞)。

  • 一项研究发现,丁酸钠导致 MSCs 优先分化为成骨细胞,表明它可以促进骨骼形成。
  • 另一项研究发现,用丁酸盐培养的成骨细胞矿化结节的数量和钙含量增加。他们还表达更高水平的骨保护素,这是一种用于降低破骨细胞(骨分解)活性的蛋白质。
  • 在动物模型中,含有丁酸盐的 SCFA 混合物已被证明可以增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的循环水平并促进骨形成。

﹝仅供参考﹞

增加丁酸盐的方法

我们已经了解到丁酸盐是基因表达的有效修饰剂,对宿主健康有广泛的益处。想要增加丁酸盐,有几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增加产生丁酸盐的细菌的丰度。具有特别高丁酸盐生产能力的细菌种类属于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包括梭菌门、真杆菌属(Eubacterium)、罗氏菌属(Roseburia)、粪球菌属(Coprococcus)和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等。

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a)和乳酸杆菌(Lactobaccilus)等属也可能通过产生乙酸盐和乳酸盐来促进丁酸盐的产生,然后其他细菌可以将其转化为丁酸盐。

增加产生丁酸盐的细菌可用的底物。这意味着吃含有可发酵纤维的益生元食品,这些纤维会刺激丁酸盐的产生。一些最有效的产丁纤维包括抗性淀粉和低聚果糖。

补充剂。这应该非常谨慎,使用正确的补充剂形式。下面将对此进行说明。

过量的丁酸盐有毒吗?

目前各种形式的口服丁酸盐补充剂。但我们真的应该服用丁酸盐吗?丁酸盐过多是一件坏事吗?

查阅很多文献,发现一些研究表明,低浓度的丁酸盐是有益的,但高浓度可能是有害的,尤其是对于那些肠道受损的人。

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析几项阐明丁酸盐悖论的研究。首先,我们先来了解肠道解剖结构,这对于了解丁酸盐对肠道的影响至关重要。

肠道结构与丁酸盐的关联

◆ 肠道解剖学:隐窝和绒毛

肠道上皮在人的一生中不断更新。肠壁内陷形成隐窝,而向外突出形成绒毛(villi)。隐窝有点像一个 “山谷”,把绒毛想象成 “山”。

干细胞位于隐窝底部,周期性产生祖细胞,这些祖细胞在绒毛中向上移动时反过来分化为成熟的结肠细胞(colonocytes)。这补充了在顶部脱落的旧细胞。通过这个过程,整个肠道上皮大约每 4-5 天翻新一次。

注:肠道内壁覆盖着一层称为上皮的细胞组织,这些细胞负责吸收营养物质并形成保护屏障。这些上皮细胞不会长期存在,而是会定期死亡并被新细胞替代。这个更新过程非常快速 – 大约每4-5天,肠道内所有的上皮细胞都会被完全更换一遍。这种快速更新有几个重要作用:

  • 确保肠道表面始终有健康、功能正常的细胞
  • 帮助修复损伤
  • 清除可能受到病原体或毒素影响的细胞

这是人体中细胞更新最快的系统之一,反映了肠道作为消化和吸收器官以及防御屏障的重要性。

 隐窝结构对干细胞的保护功能

人们已知隐窝已有数个世纪,但其结构功能直到近些年才被阐明。1974年,Cheng和Leblond提出隐窝可能保护快速分裂的干细胞和祖细胞,使其免受肠腔内的病原体和毒素侵害。

2016年,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小组于《CELL》上发表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该假设。他们利用高通量筛选方法研究微生物代谢物对干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结果他们发现在所有代谢物中,发现丁酸盐是抑制干细胞和祖细胞增殖最有效的抑制剂。

doi:10.1016/j.cell.2016.05.018

隐窝底部干细胞缺乏丁酸盐代谢酶 → 避免暴露于高浓度丁酸盐

然而,在活体生物中,丁酸盐并未导致这种抑制。他们想知道是否隐窝底部的干细胞没有代谢丁酸盐。为了找出答案,他们使用含有放射性标记13C的丁酸盐来评估不同位置丁酸盐代谢的速率。

他们发现,与隐窝底部的干细胞和祖细胞相比,隐窝顶部细胞中13C标记的乙酰辅酶A(丁酸盐氧化的最终产物)水平高出3倍

作者总结了这些发现:

位于隐窝顶部的分化结肠细胞可以将丁酸盐作为能量来源代谢,从而可能防止干细胞生态位暴露于高水平的管腔丁酸盐。

炎症性肠病中的丁酸盐

◆ 丁酸盐延迟炎症模型中的伤口修复

然后,研究人员转向结肠炎的小鼠模型,以了解在丁酸盐存在下隐窝结构的破坏如何影响干细胞增殖。抑制干细胞增殖将阻止愈合粘膜损伤所需的上皮细胞更新。

他们发现,给予丁酸盐可减少与结肠溃疡直接相邻的隐窝中的上皮增殖,并延迟伤口修复。

◆ 产丁酸菌与可发酵纤维在IBD中的双重效应

在另一项实验中,他们发现使用抗生素敲除产生丁酸盐的微生物可以减少结肠炎损伤后的溃疡大小。重新引入丁酸盐或产生丁酸盐的微生物导致大溃疡复发。

上海交大一项类似的研究(如下),将一种源自人类的产丁酸盐细菌株Anaerostipes hadrus BPB5 引入患有和不患有结肠炎的小鼠中。

  • 在健康小鼠中,A. hadrus 提高了管腔中的丁酸盐水平,并且没有不良反应。
  • 在实验性结肠炎中,接受 A. hadrus 治疗的小鼠表现出疾病活动增加和死亡率增加。

另一项研究发现,补充已知可刺激丁酸盐产生的可溶性纤维菊粉导致 IBD 易感(IL-10 敲除)小鼠结肠中的促炎基因表达增加。这在对照野生型小鼠中没有发生。

总之,这些研究表明,丁酸盐、丁酸盐生产菌,甚至潜在的可发酵纤维的好处,都取决于肠道的状况。这些数据也可能部分解释为什么一些炎症性肠病患者在减少 FODMAP 摄入量后似乎有所改善。

同理,上海交大研究团队还指出:健康个体可能有益的细菌也可能会成为入侵物种,从而对肠道微生物群被疾病破坏的宿主造成致命后果。这样的案例在免疫功能低下个体中引起感染甚至败血症、溃疡性结肠炎、短肠综合征、癌症等的报道均时有发生。

◆ IBD中,产丁酸菌丰度低:原因还是后果?

IBD 患者产丁酸菌水平降低,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疾病的诱因。然而,一项研究引发了疑问:

缺乏丁酸盐生产者是否仅仅是疾病的结果

炎症肠道有没有可能为了保护干细胞,抵抗丁酸盐生产菌,从而促进干细胞增殖和粘膜修复?

作者对自身研究的解读:

短期内,丁酸盐可能不利于伤口修复,但长期来看,它可能使宿主受益。通过抑制上皮损伤后干细胞的快速扩增,防止干细胞在接触遗传毒性管腔内容物时分裂。

尽管这个解释有其道理,但更严谨的科学需要不断验证。长期以来,丁酸盐都被认为是有益的,因此理解丁酸盐在肠道完整性受损时可能有害这一新范式颇具挑战。当然如果更多研究就更好了。

◆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丁酸盐氧化受损

体外和体内研究的证据表明,溃疡性结肠炎 (UC)患者丁酸盐的氧化受损。De Preter 等人发现,UC 活检中的平均丁酸盐氧化率降低到几乎是对照活检的一半。

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分层,非活动性和轻度疾病的丁酸盐氧化率与对照组无异,但中度和重度疾病的丁酸盐氧化率显著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对照组之间的丁酸盐氧化也存在显著差异

进一步研究丁酸盐动力学表明,丁酸盐浓度并非限制因素。对照组和UC活检的管腔丁酸盐浓度增加至1 mM以上并未提高丁酸盐氧化,表明超过1 mM的饱和点后,丁酸盐浓度不再是限制因素

作者写道:

“…局部应用较高浓度的丁酸盐并不能克服UC中的粘膜能量不足,并且通过不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或丁酸盐灌肠剂刺激丁酸盐的产生可能对治疗这种疾病无效。”

一项后续的研究表明,丁酸盐氧化减少是由于发炎粘膜对丁酸盐的吸收减少,这与促炎细胞因子下调 MCT1 的表达有关。MCT1 是一种转运蛋白,负责包括丁酸盐在内的多种分子的转运。此外,丁酸盐对 IBD 患者的抗炎作用也降低

临床试验、动物研究和细胞培养实验显示结果喜忧参半

事实上,当在溃疡性结肠炎中测试丁酸盐灌肠剂或丁酸盐治疗时,动物研究和人体临床试验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果。

人类研究:丁酸盐灌肠剂研究的矛盾结果

在两项小型非安慰剂对照研究以及两项对照交叉研究中发现了丁酸盐灌肠剂的有益作用。

一项针对轻度至中度结肠炎患者的小型随机安慰剂对照研究发现,含有乙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的 SCFA 灌肠剂具有有益作用

目前为止,大型的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91名患者)表明,SCFA灌肠对结肠炎没有治疗价值,即使是病情较轻、发作短暂的患者也未能显著获益。

另一项大型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38名患者)也未发现生理盐水安慰剂与丁酸盐灌肠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接受盐水灌肠的患者甚至比接受丁酸盐灌肠的患者临床改善比例更高(9/19 vs 7/19)。这些研究都没有显示丁酸盐的明确有害影响,但也没有评估其潜在粘膜毒性。

动物研究中的剂量依赖性效应

一项研究发现,口服丁酸钠可减轻小鼠的结肠炎。

高浓度丁酸盐灌肠可诱导小鼠细胞凋亡和 UC 样病变

在结直肠癌的小鼠模型中,菊粉和直肠内丁酸盐都已被证明可以改变结肠上皮并增加肿瘤的形成。

在小鼠中,慢性口服 SCFA 诱导 T 细胞介导的输尿管组织炎症,导致肾积水,即肾脏中的积液。

摘要如下:

“当 SCFA 以高于生理水平的水平全身给药时,会导致肾脏系统中的 T 细胞反应失调和组织炎症。”

细胞培养:浓度与环境决定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几项研究表明,SCFA 可以促进免疫调节或免疫激活,具体取决于炎症环境。换句话说,在正常状态下,SCFA 促进免疫调节;在炎症状态下,它们会促进免疫反应的放大

此外,以低浓度(2mM)施用丁酸盐到上皮培养模型通过加速紧密连接蛋白的组装来改善肠道屏障完整性。然而,在高浓度(8mM)下,丁酸盐会增加屏障通透性。

丁酸盐还促进致病性大肠杆菌中毒力因子的表达。因此,这些大肠杆菌倾向于在丁酸盐水平最高的结肠中定植

我们应该考虑补充丁酸盐吗?

有很多人发现了丁酸盐补充剂的好处,就如前面提到的。大部分试验中的一些患者确实看到了丁酸盐灌肠的临床改善,丁酸盐当然有很多好处。然而,目前还没有在人类中进行口服丁酸盐补充剂的双盲、安慰剂对照试,所以需要谨慎的更细致入微的方法。

严重粘膜损伤时应避免直接补充

如果您有严重的粘膜损伤,例如高度活动性溃疡性结肠炎,倾向于建议不要使用丁酸盐灌肠剂或补充剂。

那些较轻的病例、缓解期或难治性结肠炎患者,或没有胃肠道疾病的人可以考虑丁酸盐。尽管如此,避免超生理水平还是很重要的。

直到最近,最广泛可用的丁酸盐形式是丁酸盐,例如丁酸钠或丁酸钙/镁。然而,丁酸盐可能会部分溶解在口中高浓度口服丁酸盐与牙周炎有关,并可能抑制牙龈上皮细胞的增殖。

益生元:更自然的丁酸盐来源

由于肠道发酵的性质,益生元纤维也可能在结肠中提供更缓慢、更分散的丁酸盐释放。从肠道解剖结构和肠道生态学是在富含可发酵纤维的饮食中进化而来的,这是我们肠道最习惯的丁酸盐前体

除了产生丁酸盐之外,益生元还有许多好处,包括对肠道上皮的抗炎作用和有益微生物的增殖。要注意的是,在严重的肠道炎症和粘膜损伤的情况下,即使是大量的益生元也可能不利于愈合。

健康状态下,丁酸盐通过多种机制促进肠道健康,包括增强肠屏障功能、促进黏蛋白MUC2的产生、调节免疫反应、抑制炎症,有抗癌潜力。它也是肠道上皮细胞提供主要能量来源

然而,在肠道损伤或炎症状态下,丁酸盐的作用可能完全相反。研究表明,当肠隐窝结构受损,高浓度丁酸盐直接接触干细胞时,会抑制细胞增殖,延迟伤口修复。在炎症性肠病患者中,丁酸盐的代谢和转运机制受损,使得补充更多丁酸盐可能无法发挥预期效果,甚至可能加重病情

这种复杂性表明,丁酸盐补充不应一刀切,而需根据个体健康状况、肠道完整性以及具体需求进行个性化评估和应用。肠道菌群检测成为个体化营养干预的重要工具。

对于产丁酸菌缺乏但肠道功能正常的个体,可适度补充丁酸盐;对于肠道屏障功能受损者,则应谨慎使用丁酸盐,可能需先修复屏障再考虑补充。

未来研究应关注丁酸盐作用的剂量-反应关系,明确不同肠道状态下的最佳干预策略,并将肠道菌群分析结果整合到个体化方案中,以实现丁酸盐益处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从而更精准地应对不同人群的健康需求。

03
丙 酸 盐

丙酸盐(Propionate)含有三个碳原子,羟基(-OH)位于第二个碳原子上。

而前面讲的丁酸盐(Butyrate)含有四个碳原子,羟基(-OH)位于第四个碳原子上。

丙酸盐通常由肠道细菌通过发酵L-鼠李糖、聚葡萄糖、阿拉伯木聚糖、D-塔格糖、甘露寡糖、昆布多糖等糖类物质产生

丁酸盐可以通过肠道微生物群发酵富含抗性淀粉和果聚糖的食物来增加,如菊粉、马铃薯、洋葱等。

丙酸盐的生理作用

肠道健康与代谢调节

丙酸盐刺激肠道平滑肌收缩,增加黏液分泌,促进抗菌肽表达,扩张结肠动脉,并通过释放血清素调节肠道内分泌功能。它还能通过调节胆囊簇细胞促进胆汁释放,防御肠道细菌入侵

糖代谢:丙酸盐是肝脏糖异生的主要能量来源,可激活三羧酸循环,影响下丘脑食欲调节神经肽,增加瘦素释放,抑制食欲

脂代谢:抑制胆固醇合成,拮抗乙酸盐的促胆固醇作用,并降低脂肪细胞抵抗素表达,可能对肥胖有保护作用。但在某些研究中,丙酸盐可能通过升高胰高血糖素、去甲肾上腺素等激素增加糖尿病和肥胖风险,提示作用存在个体差异。

免疫调节与抗炎作用

丙酸盐通过激活GPR43/GPR41受体,促进调节性T细胞分化,抑制辅助T细胞活性,减少全身炎症反应。

心血管保护

丙酸盐减少促炎细胞因子(如TNF-α、IL-6),改善心脏纤维化和心功能。

  • 在高血压模型中,其通过免疫调节减轻心脏肥大、纤维化和心律失常风险。
  • 通过抑制炎症缓解血管钙化,改善内皮功能。

血脑屏障保护

丙酸盐通过Nrf2信号通路减少氧化应激,增强紧密连接蛋白表达,保护血脑屏障完整性

在前文中,我们看到了四碳丁酸盐,一种有效的抗炎和维持肠道屏障功能的关键分子在高浓度下可能是有害的,特别是在粘膜炎症的情况下。有趣的是,类似的悖论可能适用于三碳丙酸盐,低浓度有益,但高浓度有毒。

生理双重性

  • 低浓度时:具有抗炎、降胆固醇、调节食欲等益处。
  • 高浓度时:引发线粒体功能障碍、神经炎症及神经毒性,尤其在遗传易感或肠道菌群失衡个体中。

在小鼠中,丙酸盐已被证明可以诱导肠道中产生饱腹感激素,以减少食物摄入并防止饮食诱导的肥胖。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短链脂肪酸丙酸的管理显著减弱脊柱关节炎


然而,过量的丙酸盐可能是有问题的。在丙酸血症(代谢的遗传错误)中,丙酸盐的积累与酸中毒、发育迟缓、癫痫发作、氧化应激增加、线粒体功能障碍和胃肠道症状发作有关。肠易激综合征中也有过量丙酸的报道,当然还有自闭症。

丙酸盐与自闭症

近几十年来,自闭症和其他神经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急剧上升。环境因素肯定会发挥作用,包括肠道微生物群及其非常重要的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SCFA)。

自闭症是一种复杂的神经生物学状况,影响多个身体系统,包括免疫和神经系统,表现为沟通和感官理解能力受损,通常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被诊断出来,且对男孩的影响更大

近年来,自闭症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在谷禾数据库,自闭症样本量也积累了超过5000例的样本。其特征包括社交和沟通障碍、感觉异常和重复行为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闭症不仅是一种大脑疾病,更是一种“全身”疾病,涉及代谢和免疫功能异常胃肠道症状等。

多因素病因学挑战传统认知

遗传因素仅解释10%-20%病例,参与线粒体功能,免疫调节和神经回路形成的基因与自闭症有关。

环境因素在自闭症的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肠道菌群失调、抗生素使用、饮食西化等环境因素显著增加ASD风险其中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受到关注。

注:饮食西化这一点在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移徙的人口中尤其明显。每一个移民到西方国家的索马里人都注意到他们社区的ASD患病率增加。他们称之为“西方病”,因为他们在东非的家乡没有获得这种疾病。

关于自闭症我们以前的文章也有写过相关:

自闭症与肠道菌群,神经炎症的视角

儿童神经发育异常的脑肠轴视角 – 自闭症早期风险判别和干预新路径

争议 |《CELL》最新研究:自闭症与肠道菌群

这意味着环境因素起着主要作用,自闭症是由基因与环境的复杂相互作用引起的。最近的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代谢物,特别是SCFA丙酸盐,可能发挥作用。

在动物模型中丙酸盐诱导自闭症样行为

在一项研究中,他们将丙酸盐直接注射到老鼠大脑的脑脊液中。与接受安慰剂输注的大鼠相比,在短短2-30分钟内,丙酸盐治疗的大鼠表现出重复行为,多动增加社会行为受损和癫痫发作活动的证据。虽然丁酸盐和乙酸盐处理的大鼠确实显示出一些异常,但丙酸盐引起了最强烈的ASD样行为。

在另一项研究中,他们通过外周注射怀孕大鼠及其后代来观察系统性丙酸盐的影响。丙酸盐增加焦虑样行为和重复行为,特别是在出生前和出生后暴露的大鼠中。

丙酸盐与人类自闭症相关的证据

动物模型结果的外推需谨慎,需通过纵向人类研究逐步验证这些生物标志物与自闭症消退或临床改善的关联。

肠道微生物群改变是ASD相关症状的原因还是结果,尚不明确。

然而,普遍认为剖腹产、早期感染抗生素暴露可能改变肠道微生物群,并增加ASD风险

研究表明,ASD患儿粪便中丙酸盐水平升高,且ASD相关细菌包括多种丙酸盐产生菌,如梭菌、拟杆菌、脱硫弧菌等。

近期临床研究发现,ASD患者胃肠道活检中梭菌代谢物尿液标志物升高碳水化合物代谢也发生改变。另有研究报告,使用抗生素治疗后暂时的行为改善,这些抗生素可降低产丙酸菌的水平。

机制:丙酸盐如何导致自闭症

✦【 间隙连接功能 】

MacFabe博士推测,丙酸盐的许多效应可能源于其关闭间隙连接的能力。间隙连接连接着相邻细胞的细胞质,允许小分子和离子在它们之间通过。这对于同步神经电活动至关重要,并在早期大脑发育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间隙连接耦合的减少也可能抑制皮质修剪,这与 ASD 患者中发现的神经元密度增加的现象一致。

关于 Dr. MacFabe 与自闭症研究

Dr. MacFabe是Kilee Patchell-Evans自闭症研究小组的主任。他是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iTARGET 自闭症倡议的核心成员。

该小组的核心重点是肠道微生物组的代谢产物如何控制自闭症患者的大脑功能和行为,以及相关的神经精神疾病,如强迫症、焦虑症、运动、饮食和学习障碍。尤其对肠道细菌短脂肪酸代谢物的作用及其在自闭症中的作用以及开发新的临床生物标志物和疗法以预防、识别、筛选和治疗该疾病特别感兴趣 。

此外,间隙连接“基因敲除”小鼠(即经过基因工程改造,不表达任何间隙连接蛋白的小鼠)表现出异常的大脑发育和行为、癫痫性疾病,以及对神经毒性损伤的过度反应

✦【 线粒体功能障碍 】

ASD 通常伴有与线粒体功能障碍一致的遗传和生化变化。有证据表明,丙酸盐可能通过干扰线粒体 TCA 周期来引起这些变化。

线粒体三羧酸(TCA)循环是细胞能量产生的关键步骤。TCA循环的产物是 NADH 和 FADH2,它们将高能电子带到电子传递链(ETC),在那里它们的还原能力用于产生 ATP(细胞能量)。

从下图中可以看出,一轮TCA循环产生3个NADH分子和1个FADH2分子。丙酸盐通过转化为琥珀酰辅酶A进入TCA循环。少量有助于维持TCA循环中间体,并有利于细胞能量的产生。

然而,进入TCA循环的大量丙酸绕过前四种TCA酶,并可能导致循环的转变。在循环的后半部分通量增加,产生柠檬酸盐积聚,而由于琥珀酰辅酶 A 的反馈抑制,前半部分则因“拥堵”而减缓


这有几个后果:

首先,这改变了NADH : FADH2的比例,导致产量为1:1而不是3:1。当这些能量载体到达电子传递链时,NADH进入ETC复合物I,FADH2进入复合物II。


每个NADH分子导致产生3个ATP分子,而每个FADH2分子导致产生2个ATP分子。因此,丙酸盐诱导的TCA循环通量的转变将导致较少的NADH产生,以及复合物I处能量载体的缺乏,导致较少的总体ATP形成。事实上,ASD儿童已被证明缺乏ETC复合物。

其次,线粒体柠檬酸盐的积累将导致柠檬酸盐被转运到细胞胞质溶胶中。柠檬酸盐抑制磷酸果糖激酶,糖酵解的关键调节步骤。柠檬酸盐还增加了丙二酰辅酶A的形成,丙二酰辅酶A抑制CPT-1,CPT-1是将脂肪酸运送到线粒体中的转运蛋白。这有效地阻止脂肪酸氧化

丙酸盐与线粒体功能:浓度与环境依赖性效应


为了更多地了解丙酸盐在线粒体功能障碍中的作用,McFabe博士实验室的学生培养了ASD和对照患者的免疫细胞,这些患者具有不同浓度的丙酸盐,有和没有活性氧(ROS)。

奇怪的是,他们发现如果ROS不存在丙酸盐会改善线粒体功能;然而,在ROS存在的情况下,它会对线粒体功能产生负面影响。

换句话说:丙酸盐可以对线粒体功能产生有益和毒性作用,这取决于浓度,暴露时间和微环境。

作为一种弱酸,丙酸盐的摄取在细胞内酸化的条件下增加,并且可以在细胞内变得更加浓缩。像脱硫弧菌这样的菌群,它们产生丙酸和硫化氢。硫化氢的存在可能会增加丙酸盐损害线粒体功能的能力,可能是通过酸化细胞。

✦【 肉碱代谢障碍 】


肉碱代谢障碍也可能在神经发育障碍如ASD中发挥作用。肉碱是最有名的参与脂肪酸β-氧化。脂肪酸不能自由地穿过线粒体膜被代谢,而是必须与肉毒碱分子结合以穿过线粒体膜运输。

然而,肉碱也在脂质合成、胆碱能神经传递、膜稳定性和抗氧化活性中发挥作用。因此,肉碱对细胞能量,大脑发育大脑功能很重要。

许多ASD患者有相对的肉碱缺乏症,这可能是由于遗传后天因素。例如,已知某些抗生素可降低肉碱水平。口服肉碱及其衍生物乙酰-L-肉毒碱已被证明具有神经保护作用,并有望作为ASD和其他神经发育障碍的治疗剂。


如果肉碱缺乏,柠檬酸盐的积累阻止脂肪酸被运送到细胞中,不仅脑细胞会受到影响,肠道上皮细胞也会受到影响,后者依赖脂肪酸氧化(特别是丁酸代谢)来获得70%的能量,以维持肠道完整性。缺乏脂肪酸氧化会导致肠道通透性增加。研究表明,36%的ASD患者肠道通透性明显增加,近一半患者存在某种胃肠道症状。

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探索肉碱补充在改善ASD患者的神经行为和胃肠道症状方面的具体益处,并确定最佳的剂量和给药方案。此外,还需要考虑个体化治疗方法。

关于丙酸盐调节的干预措施

有几种方法可以潜在地减少胃肠道丙酸盐的产生和丙酸盐的细胞水平。

抗生素

甲硝唑和万古霉素已用于ASD患者,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些抗生素对革兰氏阳性菌具有广谱活性,包括产丙酸盐的梭菌属成员。在这两种药物中,万古霉素更安全的,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口服万古霉素不会被显著吸收到循环中,而甲硝唑被全身吸收,可能具有不良的全身副作用

然而,任何一种抗生素对丙酸盐产生的影响可能是短暂的。

一项为期8周的小型部分盲法临床试验发现,万古霉素对11名儿童中的8名ASD暂时有效,但这种益处并不持久停止抗生素治疗后,梭菌很快又重新出现,可能是由于它们的孢子形成特性。因此,从长远来看,单独使用抗生素不足以降低丙酸盐的产量。


恢复胃肠道pH值和SCFA比值


改变肠道的pH值对肠道微生物群组成有重大影响。对人类粪便微生物群落的研究发现,在pH 5.5时,有益的丁酸盐产生菌占总菌群的20%。当pH值上升到6.5时,这些细菌几乎完全消失,产生乙酸盐和丙酸盐的细菌占主导地位。当然,恢复ASD患者的结肠pH值并非易事,目前也不是一种可行的治疗选择。

另一方面,丁酸盐已显示出治疗ASD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一些前景。当然,丁酸盐可以改善屏障功能调节免疫系统,并可能有助于降低肠道的pH值,选择丙酸盐生产者。丁酸盐对转运蛋白的竞争也可能减少从肠道吸收到循环中的丙酸盐的量。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SCFA比率如何影响ASD。


纠正营养缺乏症


生物素维生素B12是分解丙酸盐并使其进入TCA循环的酶的重要辅助因子。这些维生素的饮食缺乏可能进一步损害丙酸盐和肉毒碱代谢,并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参考自lucy 博士博客内容)。

注:Dr lucy 以优异的成绩获得Kalamazoo College生物学学士学位和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营养科学博士学位,她花大量的时间研究饮食和运动对健康和疾病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

编辑​


大约一半的生物素是由肠道微生物群产生的,因此那些肠道生态失调的人特别容易缺乏

一项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ASD儿童的生物素水平显着降低。一项后续研究发现,补充生物素水平与ASD症状改善高度相关,表明许多ASD患者可能受益于生物素补充剂。

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


在过去的十年中,无麸质,无酪蛋白(GFCF)饮食已成为ASD患者越来越受欢迎的治疗方法。虽然从饮食中去除这些免疫原性蛋白质可能具有独立的益处,但GFCF饮食也可能对丙酸盐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丙酸盐小麦和乳制品中主要的动物青贮饲料和食品防腐剂,如丙酸钠或丙酸钙盐,并天然存在于一些乳制品中,如奶酪


丙酸盐也由许多ASD相关细菌直接或间接产生,如梭菌属脱硫弧菌属,来自精制糖小麦糖的发酵。换句话说,当你喂这些细菌某些谷物和精制碳水化合物,他们开始制造更多的丙酸盐

去除这些食物可能对丙酸代谢和肠道屏障功能有好处。上面提到的同一项研究发现,自闭症儿童的肠道通透性增加,发现那些GFCF饮食的肠道通透性评分低于对照组。

丙酸盐的其他饮食来源

除了小麦和乳制品,丙酸盐也被添加到许多精制食品中作为防腐剂。食品工业和农业越来越多地使用丙酸盐和相关的化学衍生物。硝基丙酸盐是许多植物和真菌产生的丙酸盐的衍生物。它是甘蔗、酱料和加工大米的潜在污染物,也是一种强效的线粒体和神经毒素。

其他食物刺激丙酸盐的产生。例如,人工甜味剂如糖精和糖精已被证明会显著增加啮齿动物肠道丙酸盐水平。

我们之前有写过关于食品添加剂相关的文章:
你的焦虑可能与食品添加剂有关,警惕食品添加剂引起的微生物群变化

食品添加剂:健康还是危险?——从肠道微生物角度分析

200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配方奶粉喂养的婴儿的丙酸盐水平比母乳喂养的婴儿高2.5倍。在配方中添加低聚糖部分改善了过量丙酸盐的产生。

GAPS饮食和碳水化合物

Natasha Campbell-McBride博士因其著作《肠道与心理综合征》而在自闭症社区中广为人知。麦克布赖德博士认为,包括自闭症在内的神经精神疾病是在肠道中产生的。她帮助许多儿童和成人扭转自闭症行为,并使用特定碳水化合物饮食(SCD)的修改版本(称为GAPS饮食)恢复正常的日常功能。

GAPS饮食在一段时间内从饮食中去除所有可发酵的碳水化合物,使炎症消退肠道屏障愈合和密封。有趣的是,GAPS饮食排除了几乎所有的饮食丙酸盐来源和产丙酸菌的底物,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饮食对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成功。

在最初的消除阶段之后,重新引入富含菊粉的蔬菜,如西兰花和花椰菜,可能会优先喂养丁酸盐生产者。

GAPS饮食也是生酮的,特别是在早期阶段。生酮饮食对丙酸代谢的影响尚不清楚,尽管由于碳水化合物限制,丙酸产量可能要低得多。生酮饮食似乎还增加了整体NADH的产生和通过TCA循环右侧的通量,可能改善了由过量丙酸引起的左侧性。最后,酮与丙酸盐和其他SCFA使用相同的转运蛋白,因此可能通过竞争转运减少细胞中丙酸盐的积累。

回顾一下本章节主要的要点:

自闭症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越来越普遍,这不能用遗传影响来解释。


丙酸盐在自闭症中的研究最多,但它也可能对其他神经系统和神经系统相关疾病有影响。即使是患有脑雾或疲劳的人也可能会有过量丙酸盐的影响。

丙酸盐在动物模型中可诱导ASD样行为。人类ASD患者的产丙酸盐菌丰度增加粪便丙酸盐水平升高


丙酸盐不是自闭症的唯一原因,但它可能在ASD患者的一个子集中起着重要作用。丙酸盐诱导间隙连接功能障碍、线粒体功能障碍、肉毒碱功能障碍,特别是在炎症和酸中毒的情况下。


抗生素可以暂时击倒丙酸盐生产者,但不是长期解决方案


补充乙酰-L-肉毒碱、生物素、甲基维生素B12和/或丁酸盐可能有帮助。


丙酸盐在食品中的广泛使用需要注意。去除小麦、乳制品和其他丙酸盐的饮食来源可能会改善症状。

婴儿配方奶粉精制碳水化合物和人造甜味剂会刺激产丙酸菌的生长。

GAPS饮食可以通过在一段时间内去除所有可发酵的碳水化合物来帮助调节丙酸盐的产生。之后,战略性地重新引入合适的纤维可能能够刺激有益的产丁酸菌的增长,并使丙酸盐生产者处于困境。

04
乙 酸 盐

乙酸盐是含两个碳原子的短链脂肪酸,由肠道菌群发酵膳食纤维产生,也可通过外源性摄入。

乙酸盐的生理功能

能量代谢:作为细胞燃料参与三羧酸循环(TCA)。

抑制炎症反应:乙酸盐通过激活G蛋白偶联受体(GPR43),抑制促炎因子(如IL-6、TNF-α)表达。

调节肠道免疫:通过GPR43激活,促进肠黏膜屏障修复减少细菌易位,并通过调节IgA与菌群结合维持肠道稳态。

神经调节:作为星形胶质细胞的主要能量源,参与神经递质合成(如GABA)。

维持肠道屏障:乙酸盐促进肠道上皮细胞增殖,改善血供,增强黏液分泌,保护黏膜完整性。

乙酸盐会让你发胖?

研究已经知道,微生物群的改变与代谢综合征体重增加有关。

2006年,研究人员发现,遗传肥胖小鼠的微生物组具有更强的从饮食中收集能量的能力。此外,将肥胖小鼠的粪菌移植到无菌小鼠体内,会使无菌小鼠体重和脂肪增加

在人类中,粪便乙酸盐水平升高与肥胖相关,但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

耶鲁大学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题为 “乙酸盐介导微生物组 – 脑 – β – 细胞轴以促进代谢综合征” 的研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主要发现如下:

◆ 肥胖大鼠代谢更多乙酸盐,分泌更多胰岛素

在导致肥胖的饮食 3 天或 4 周后,大鼠的全身乙酸盐周转、血液乙酸盐和粪便乙酸盐浓度显著增加肠道微生物群是乙酸盐升高的来源。喂食正常饮食并将乙酸盐输注到胃中的大鼠复制了肥胖大鼠中 GSIS 的增加

◆ 乙酸盐激活迷走神经以驱动胰岛素分泌

作者接下来研究了乙酸盐是否可以通过直接影响 β 细胞(负责胰岛素分泌的胰腺细胞)来刺激 GSIS。他们发现乙酸盐不会刺激离体胰岛中的 GSIS,但通过影响副交感神经系统,特别是激活迷走神经,增加了 GSIS。

注:副交感神经系统调节β细胞胰岛素分泌。这通常被称为“休息和消化”神经系统,因为它会减慢心率并增加肠道活动。

研究人员发现,输注乙酸盐 60 分钟后,副交感神经活动增加了三倍。脑乙酸盐浓度也增加,证实了乙酸盐穿过血脑屏障的能力。

刺激迷走神经也被证明可以驱动胰岛素分泌。迷走神经从脑干开始,几乎支配每个腹部器官,包括肠道和胰腺

乙酸盐是否激活了迷走神经?为了找出答案,他们比较了乙酸盐对迷走神经完整的大鼠和手术切除迷走神经的大鼠的影响。

研究发现,输注乙酸盐后,副交感神经活动和乙酸盐浓度增加,将乙酸盐直接输注到大脑也导致 GSIS 大幅增加。切断迷走神经的大对乙酸盐的反应中血浆胰岛素浓度显著降低

下图总结了他们的发现,显示了肠-脑-β细胞轴:

◆ 长期乙酸盐输注会导致肥胖和代谢综合征

最后,研究人员想确定乙酸盐本身会导致肥胖。他们给瘦大鼠连续输注乙酸盐到胃中10天,结果发现,接受乙酸盐输注的大鼠胰岛素分泌和胰岛素抵抗增加副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增加,血浆 grehlin (一种调节食物摄入的激素)激素增加了3倍,每日热量摄入量增加,体重显著增加,血浆、肝脏和骨骼肌甘油三酯含量增加。而迷走神经切断术的大鼠未出现这些作用。再次证明乙酸盐的作用是通过迷走神经介导的。

所以肠道来源的乙酸盐会导致肥胖,对吧?

还没那么快下定论。

这项研究的结果与体外研究和多项动物研究形成鲜明对比,那些研究认为乙酸盐对新陈代谢有益

体外研究

乙酸盐与受体 GPR43 结合,在培养的肠道上皮细胞中,导致分泌一种调节能量代谢的肠道来源的激素;在脂肪组织中,激活 GPR43 抑制胰岛素信号传导并抑制脂肪堆积,从而提高胰岛素敏感性。

动物研究

缺乏乙酸受体 GPR43 的小鼠在喂食正常饮食时变得肥胖,而过表达 GPR43 的小鼠即使在喂食致肥胖饮食时也保持苗条

给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纳米颗粒递送的乙酸盐。在肝脏中,乙酸盐减少了脂质积累,改善了肝功能,并提高了线粒体效率。在白色脂肪组织中,乙酸盐抑制脂肪分解,但会诱导“褐变”,增加代谢能力并导致体内脂肪减少

菊粉、低聚果糖等益生元增加乙酸盐的产生,并导致 Grehlin 的产生减少,从而导致食物摄入量、体重和脂肪量减少

在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中,每隔一天禁食 (EODF)升高血清乙酸盐和乳酸水平,这与白色脂肪组织的褐变和代谢改善有关。

乙酸盐已被证明还有其他好处:

  • 增加 IgA,从而保护肠道屏障
  • 防止 LPS(一种来自肠道细菌的内毒素)引起的神经炎症
  • 促进创伤性脑损伤的恢复,并减少癌性胶质母细胞瘤干细胞的增殖
  • 是称为星形胶质细胞的脑细胞的主要燃料,可能负责酮症的有益抗癫痫作用。在酮症期间,大脑会输入大量的乙酸盐。星形胶质细胞将乙酸盐转化为谷氨酰胺,这是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 的前体。

耶鲁大学的研究为理解乙酸盐在肥胖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但同时也引发了更多的疑问,为什么在不同研究条件下,乙酸盐对肥胖和代谢综合征的影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探讨可能影响乙酸盐作用的各种因素。

不同模型和条件下乙酸盐的差异

模型差异

Perry 等人使用大鼠进行研究,而其他关于乙酸盐和肥胖或代谢综合征的研究大多使用小鼠品系,不过大鼠和小鼠的生理机能相似,这一因素不太可能解释所有差异。

方式差异

胃内(进入胃)和口服或结肠乙酸盐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正如 Canfora 等人指出的那样,“连续胃内供应的乙酸盐可能会影响胃的 pH 值,从而可能影响胃排空和食物释放、消化和吸收以及激素调节。”

此外,乙酸盐受体的表达在整个胃肠道中并不均匀,不同位的乙酸盐可能产生不同影响。稍后将讨论一些人体研究,这些研究发现根据乙酸盐的位置存在不同的影响。

剂量差异

正如我们在丁酸盐中看到的那样,SCFA 的剂量非常重要。Perry 等人使用的大剂量乙酸盐可能与肠道微生物群正常产生或在饮食中消耗的乙酸盐水平不符剂量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结果

SCFA 比率差异

在大多数健康人中,SCFA 以 3:1:1 的比例存在,仅通过提供乙酸盐可能扭曲这个比率,导致不同的代谢效应

那么,超生理剂量的胃内乙酸盐会引起代谢综合征吗?是的。Perry 等人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肠道菌群产生的乙酸是否会导致代谢综合征?可能不是。

我们可以从 Perry 等人的研究中学到什么?

首先,乙酸盐周转受肠道影响,在肥胖时升高。其次,乙酸盐可能确实会激活迷走神经以引起胰岛素分泌,因为将乙酸盐注射到大脑中证实了胃内输注的结果。至少在动物中是这样的。

人类和动物受体对乙酸盐的反应不同?

无论如何,至少有三项研究表明,GPR43 是乙酸盐的主要受体,对小鼠和人类的刺激反应不同:

  • Priyadarshini 等人表明在小鼠胰岛中,通过 GPR43 的信号传导可以增强或抑制 GSIS,具体取决于激活的信号通路。在人胰岛中,乙酸盐刺激 GPR43 不会影响 GSIS。
  • Ang 等人表明用乙酸盐刺激小鼠免疫细胞上的 GPR43 导致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在人免疫细胞中,乙酸盐减弱了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
  • Dewulf 等人表明,与小鼠的发现相反,乙酸盐刺激 GPR43 不会诱导人脂肪细胞的分化。

这只是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生理的常见案例之一,所幸已有相当数量的人体研究关注了乙酸盐。

  • 对超重和肥胖的男性进行 SCFA 混合物的结肠输注,发现它增加了脂肪氧化、能量消耗和饱腹感肽 PYY,同时抑制脂肪分解。最后一个可能看起来像是乙酸的一个负面作用,但来自超重人类的数据表明,部分抑制细胞内的脂肪分解实际上可以防止脂肪堆积和胰岛素抵抗,而长期不会影响脂肪量。
  • Van der Beek 等人将乙酸盐结肠输注到远端结肠(更靠近直肠)或近端结肠(更靠近小肠)。远端乙酸盐增加空腹脂肪代谢和空腹肽 YY,并减少肠道炎症的标志物,而近端乙酸盐没有影响。
  • Liljeberg 等人研究了醋(醋酸含量为 4% 至 8%)对餐后血糖(PPG)和胰岛素(PPI)水平的影响。食用醋使胃排空率降低了 20%,并降低了 PPG 和 PPI。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明确阐明乙酸盐在人类中的作用。

关于乙酸盐和代谢综合征的动物研究结果喜忧参半,这可能是由于给药方式、剂量和 SCFA 比率的差异。

乙酸对大脑和免疫系统有益。

人类动物对乙酸的响应不同 ,因此我们不能依赖动物研究来了解乙酸在人类中的作用。

有限的临床试验似乎表明乙酸对新陈代谢有益作用。

乙酸盐的位置似乎很重要。在结肠更远端产生的乙酸盐似乎具有最有益的效果。

05
结 语

短链脂肪酸这些看似简单的分子,无疑是解读“微生物-宿主”对话的重要密码。短链脂肪酸研究引领我们重新思考健康的本质——健康并非某种单一指标的最优化,而是复杂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正如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对健康至关重要,短链脂肪酸的种类、比例和浓度的平衡同样重要。未来的健康管理将从单一指标的”正常化”,转向生态系统的”平衡化“。

肠道菌群检测与短链脂肪酸代谢评估将成为个体健康”生态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谷禾肠道菌群检测报告中也有关于菌群代谢的短链脂肪酸相关指标。

<来源:谷禾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随着对短链脂肪酸双面性理解的加深,未来的干预策略将更加精准和个性化

针对短链脂肪酸不足的个体,可能会有靶向益生菌组合或特定结构的益生元配方,从小剂量开始逐步增加,避免肠道不适,有利短链脂肪酸的产生。但同时也需要结合其他指标,比如说肠道屏障功能是否正常,这在谷禾肠道菌群检测报告中也有相关指标。在肠道屏障薄弱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优先修复肠道屏障,再补充短链脂肪酸。

而对于那些特定短链脂肪酸过高或对其敏感性增加的人群,可能需要定制化的饮食方案或特异性的益生菌干预,鉴别过度生长菌群比如说梭菌,可能需要优先考虑维持菌群平衡的相关干预策略,例如考虑低FODMAP饮食、减少添加剂摄入等方式,同时补充关键辅助因子如B族维生素、辅酶Q10等支持线粒体能量产生。

通过精准检测和个性化管理,我们可以逐步优化肠道微生态平衡,使短链脂肪酸保持在有利于健康的水平。

药物开发方面,短链脂肪酸受体调节剂、缓释型短链脂肪酸制剂以及能够在特定肠道环境中释放活性成分的”智能”递送系统,都可能成为下一代肠道健康干预工具。

在日益关注肠道健康的今天,短链脂肪酸研究无疑将成为连接微生物学、营养学、临床医学的重要桥梁。

注:本账号内容仅供学习和交流,不构成任何形式的医疗建议。

主要参考文献

Singh, N. et al. Activation of Gpr109a, receptor for niacin and the commensal metabolite butyrate, suppresses colonic inflammation and carcinogenesis. Immunity 40, 128–139 (2014).

Chang, P. V., Hao, L., Offermanns, S. & Medzhitov, R. The microbial metabolite butyrate regulates intestinal macrophage function via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111, 2247–2252 (2014).

Zhou, D. et al. Sodium butyrate attenuates high-fat diet-induced steatohepatitis in mice by improving gut microbiota and gastrointestinal barrier. World J. Gastroenterol. 23, 60–75 (2017).

Donohoe, D. R. et al. The Warburg effect dictates the mechanism of butyrate-mediated histone acetylation and cell proliferation. Mol. Cell 48, 612–626 (2012).

Lucy Mailing, Ph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short-chain fatty acids

Decrypting the butyrate paradox: can excess butyrate be toxic?

Does acetate make you fat? The skinny on acetate and metabolic syndrome

The propionate-autism connection

Sun, J. et al. Clostridium butyricum pretreatment attenuates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n mice via anti-oxidation and anti-apoptosis. Neurosci. Lett. 613, 30–35 (2016).

Li, H. et al. Sodium butyrate exerts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by restoring the blood-brain barrier i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ice. Brain Res. 1642, 70–78 (2016).

Sun, J. et al. Antidepressant-like effects of sodium butyrate and its possible mechanisms of action in mice exposed to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Neurosci. Lett. 618, 159–166 (2016).

Kaiko, G. E. et al. The Colonic Crypt Protects Stem Cells from Microbiota-Derived Metabolites. Cell 165, 1708–1720 (2016).

Zhang, Q. et al. Accelerated dysbiosis of gut microbiota during aggravation of DSS-induced colitis by a butyrate-producing bacterium. Sci. Rep. 6, (2016).

Kuo, S.-M., Chan, W.-C. & Hu, Z. Wild-type and IL10-null mice have differential colonic epithelial gene expression responses to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with synbiotic Bifidobacterium animalis subspecies lactis and inulin. J. Nutr. 144, 245–251 (2014).

Machiels, K. et al. A decrease of the butyrate-producing species Roseburia hominis and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 defines dysbiosis in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Gut 63, 1275–1283 (2014).

Belcheva, A. et al. Gut microbial metabolism drives transformation of MSH2-deficient colon epithelial cells. Cell 158, 288–299 (2014).

Park, J., Goergen, C. J., HogenEsch, H. & Kim, C. H. Chronically Elevated Levels of Short-Chain Fatty Acids Induce T Cell-Mediated Ureteritis and Hydronephrosis. J. Immunol. Baltim. Md 1950 196, 2388–2400 (2016).

Park, J. et al. Short-chain fatty acids induce both effector and regulatory T cells by suppression of histone deacetylases and regulation of the mTOR-S6K pathway. Mucosal Immunol. 8, 80–93 (2015).

Chambers, E. S. et al. Effects of targeted delivery of propionate to the human colon on appetite regulation, body weight maintenance and adiposity in overweight adults. Gut 64, 1744–1754 (2015).

Asquith, M. et al. Intestinal Metabolites Are Profoundly Altered in the Context of HLA-B27 Expression and Functionally Modulate Disease in a Rat Model of Spondyloarthritis. Arthritis Rheumatol. Hoboken NJ 69, 1984–1995 (2017).

MacFabe, D. F. Enteric short-chain fatty acids: microbial messengers of metabolism, mitochondria, and mind: implication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Microb. Ecol. Health Dis. 26, 28177 (2015).

Foley, K. A., Ossenkopp, K.-P., Kavaliers, M. & MacFabe, D. F. Pre- and Neonatal Exposure to Lipopolysaccharide or the Enteric Metabolite, Propionic Acid, Alters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in Adolescent Rats in a Sexually Dimorphic Manner. PLOS ONE 9, e87072 (2014).

Finegold, S. M. State of the art; microbiology in health and disease. Intestinal bacterial flora in autism. Anaerobe 17, 367–368 (2011).

Rossignol, D. A. & Frye, R. E.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Mol. Psychiatry 17, 290–314 (2012).

Frye, R. E. et al. Modulation of mitochondrial function by the microbiome metabolite propionic acid in autism and control cell lines. Transl. Psychiatry 6, e927 (2016).

Reichardt, N. et al. Phylogenetic distribution of three pathways for propionate production within the human gut microbiota. ISME J. 8, ismej201414 (2014).

Suez, J. et al. Artificial sweeteners induce glucose intolerance by altering the gut microbiota. Nature 514, 181–186 (2014).

Napoli, E., Dueñas, N. & Giulivi, C. Potential Therapeutic Use of the Ketogenic Diet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Front. Pediatr. 2, (2014).

Fernandes, J., Su, W., Rahat-Rozenbloom, S., Wolever, T. M. S. & Comelli, E. M. Adiposity, gut microbiota and faecal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are linked in adult humans. Nutr. Diabetes 4, e121 (2014).

Kimura, I. et al. The gut microbiota suppresses insulin-mediated fat accumulation via the short-chain fatty acid receptor GPR43. Nat. Commun. 4, 1829 (2013).

Sahuri-Arisoylu, M. et al. Reprogramming of hepatic fat accumulation and ‘browning’ of adipose tissue by the short-chain fatty acid acetate. Int. J. Obes. 2005 40, 955–963 (2016).

Frost, G. et al. The short-chain fatty acid acetate reduces appetite via a central homeostatic mechanism. Nat. Commun. 5, (2014).

Everard, A. et al. Microbiome of prebiotic-treated mice reveals novel targets involved in host response during obesity. ISME J. 8, 2116–2130 (2014).

Li, G. et al. Intermittent Fasting Promotes White Adipose Browning and Decreases Obesity by Shaping the Gut Microbiota. Cell Metab. 26, 672–685.e4 (2017).

Wu, W. et al. Microbiota metabolite short chain fatty acid acetate promotes intestinal IgA response to microbiota which is mediated by GPR43. Mucosal Immunol. 10, 946–956 (2017).

Long, P. M. et al. Acetate supplementation as a means of inducing glioblastoma stem-like cell growth arrest. J. Cell. Physiol. 230, 1929–1943 (2015).

Trent, C. M. & Blaser, M. J. Microbially Produced Acetate: A ‘Missing Link’ in Understanding Obesity? Cell Metab. 24, 9–10 (2016).

Canfora, E. E. & Blaak, E. E. Acetate: a diet-derived key metabolite in energy metabolism: good or bad in context of obesity and glucose homeostasis? Curr. Opin. Clin. Nutr. Metab. Care 20, 477–483 (2017).

Ang, Z. et al. Human and mouse monocytes display distinct signalling and cytokine profiles upon stimulation with FFAR2/FFAR3 short-chain fatty acid receptor agonists. Sci. Rep. 6, srep34145 (2016).

Canfora, E. E. et al. Colonic infusions of short-chain fatty acid mixtures promote energy metabolism in overweight/obese men: a randomized crossover trial. Sci. Rep. 7, 2360 (2017).

自闭症与肠道菌群,神经炎症的视角

谷禾健康

自闭症谱系障碍 (ASD) 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其特征是社交沟通和行为障碍,经常伴有兴趣或活动受限重复的模式。遗传和环境都与自闭症有关。

近年来,多种类型的研究都将肠道菌群与自闭症的病因联系起来。前面我们的文章有提到,肠道微生物群影响宿主健康的许多方面,包括免疫系统控制、肠道激素调节和神经传递。它会改变摄入的药物及其代谢、毒素清除以及多种影响宿主的物质的产生。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肠-脑轴”的相互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大脑

近期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可以通过中间细胞因子代谢物诱发神经炎症炎症偏差肠道微生物群影响自闭症患者肠脑轴的潜在病因候选者。

神经炎症因素会导致肠道屏障完整性丧失、小胶质细胞激活和神经递质失调,从而导致自闭症。它强调了神经炎症中间体与自闭症患者肠道微生物群改变相关的潜在作用。具体而言,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钙卫蛋白、S100B、RANTES、嗜酸细胞趋化因等细胞因子以及一些代谢物微小RNA已被视为病因生物标志物。

了解肠道和大脑之间的相互作用,微生物群和神经炎症生物标志物的变化,是理解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病因、诊断、预后和治疗的基础背景。目前,自闭症谱系障碍的诊断是基于临床症状的,这可能会导致延误。基于与肠道微生物群相关的神经炎症过程的生物标志物可能是一种更客观精确可行的自闭症谱系障碍检测方法。

本文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神经炎症生物标志物在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发病机制和潜在诊断试验中的作用,还概述了益生菌及其他营养干预措施用作自闭症儿童治疗策略孕妇的饮食建议

深入了解自闭症的复杂病理机制,结合生物标志物监测、肠道菌群管理和营养干预,或将为受影响的个体及其家庭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干预措施

01
肠道菌群、炎症和自闭症

近 20 年前,有人提出了肠道菌群与自闭症之间的潜在关联。尽管自闭症的确切病因尚不完全清楚,但现有文献表明,自闭症患者存在肠道菌群失调和神经炎症。

自闭症的肠道菌群

总体而言,自闭症人群表现出菌群失调的迹象,与健康对照组相比,下列菌群和许多其他微生物的丰度有所不同

拟杆菌门 / 厚壁菌门

普雷沃氏菌

梭菌属

乳杆菌属

双歧杆菌属

粪杆菌属

链球菌属

肠杆菌科

疣微菌属

梭杆菌门

大肠杆菌

肠球菌属

阿克曼菌属

考拉杆菌属

肠道菌群失调的识别与炎症途径

最近也有研究指出,自闭症儿童的肠道菌群失调炎症可通过宿主粪便 DNA 特异性甲基化来识别。患有菌群失调的自闭症患者的炎症和免疫途径显著丰富,包括IL-2、IL-6 和 IL-12 的产生以及 Toll 样受体 (TLR3) 信号通路的激活。

多项研究一致证实了早期的发现,即菌群失调在各种神经退行性和神经精神疾病中会引起神经炎症

自闭症儿童微生物组改变的潜在影响

doi.org/10.1016/j.bbr.2024.115177

菌群失调:免疫信号通路中断与自闭症严重程度

NLRP3炎症小体1型干扰素NF-κB信号通路等免疫信号通路的中断是菌群失调可能导致的后果之一。Th17/Tregs比例发生改变,巨噬细胞极化、TNF-α、IL-1β、IL-18、IL-6 失衡也是可能的。

另一方面,炎症和免疫失调已被证明与自闭症的发展和/或严重程度有关。先前对自闭症病例的研究表明,TNF-α、干扰素-γ、IL-2、IL-4、IL-5、IL-6、IL-8、IL-17、IL-10 等炎症标志物的水平升高

  • 一项研究报告,与无炎症或无T细胞活化免疫特征的自闭症儿童相比,具有先天促炎反应或T细胞活化受损的自闭症儿童表现出更严重的行为问题。

神经炎症生物标志物与微生物交替和自闭症行为的关联研究

doi.org/10.1007/s10753-024-02061-y

关于自闭症患者肠道微生物组成代谢物炎症,这三个因素之间的确切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总体而言,肠道菌群似乎通过炎症在自闭症中发挥关键作用


S100B

一些研究已将蛋白质肽类生物标志物作为自闭症早期诊断的研究对象。S100 钙结合蛋白 β 亚基 (S100B) 在星形胶质细胞和其他神经外细胞(包括EGC)中表达。

注:EGC,enteric glial cells,肠神经胶质细胞,EGC是肠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调节肠道稳态、参与维持肠黏膜屏障功能,调控炎症反应,在消化及非消化系统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S100B对神经元的影响取决于浓度

浓度在几纳摩尔剂量下可产生营养作用,在微摩尔水平下可产生毒性

S100B 促进神经炎症

细胞外蛋白 S100B 与促炎细胞因子协同作用,在较高浓度下可作为细胞因子,从而显著促进神经炎症。

自闭症 S100B 显著升高

尽管存在争议,但多项研究发现与健康人相比,自闭症患者的 S100B 显著升高,支持该因素在 ASD 的病因和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外周 S100B 浓度升高的来源可能是受损的神经元或 EGC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血浆 S100B 水平粪便钙卫蛋白浓度(胃肠道炎症状态的客观标志物)之间的相关性表明,不仅脑星形胶质细胞,还有 EGC 也可能参与自闭症的病理生理学。

肠道微生物群与S100B的相互作用

有一种假说认为,自闭症患者肠道胶质细胞衍生的 S100B 表达的改变可能是由微生物群改变肠道屏障破坏甚至致病菌引起的,这些因素共同诱发肠道炎症并将 EGC 转化为反应性 EGC。

另一项小鼠体内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随着 S100B 水平或口服给药而增加

厚壁菌门(包括乳杆菌)和拟杆菌门(包括Barnesiella和丁酸杆菌属)均受 S100B 水平的影响。然而,在一组自闭症儿童中观察到拟杆菌门水平较高,而厚壁菌门水平较低。可以考虑研究 S100B 作为自闭症诊断和治疗中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BDNF

BDNF(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是神经生长因子家族(神经营养因子)的蛋白质成员。BDNF 在突触前位点(调节神经递质释放)和突触后位点(增强离子通道功能)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它通常会影响神经可塑性,从而影响行为相关疾病

BDNF与自闭症病理生理学的关联

多种神经系统疾病都存在 BDNF 水平异常,包括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甚至自闭症。最近的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自闭症患者的 BDNF 水平发生了改变,这表明 BDNF 可能在自闭症病理生理学中发挥作用

与重度自闭症相比,轻度表型患者的 BDNF 水平相对较高,强调了该因子可能具有保护作用。自闭症患者脑内抗凋亡信号通路中 BDNF 的下调是自闭症病理生理的可能机制之一

作为神经保护剂的 BDNF 表达减少可能是由炎症因子(包括 IL-1β 和 TNF)升高引起的;因此,它可能在神经炎症中起负调节作用。

肠道菌群与BDNF的相互影响

自闭症患者肠道菌群失调可能通过免疫失调和释放穿过血脑屏障的炎症因子(如 IL-1β)导致这种炎症状态。

  • 动物研究表明,无菌小鼠皮质和海马中的 BDNF 较低。在这些无菌小鼠中添加益生菌也分别导致行为和 BDNF 水平部分和完全正常化。
  • 还有研究表明,益生菌,特别是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的组合,可能有效提高抑郁症和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 BDNF 水平并改善心理健康参数。
  • 在自闭症动物模型中,通过粪便微生物群移植或双歧杆菌治疗,实现了粪便梭菌属的平衡和正常的 BDNF 表达。
  • 在另一项大鼠模型研究中,乳杆菌补充剂可以提高 BDNF 水平并减轻行为异常。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了解自闭症患者肠道微生物改变的诱导和改变,是否可以通过 BDNF 水平进行监测和控制。


RANTES和嗜酸细胞趋化因子

受激活、正常 T 细胞表达和分泌的调节,RANTES(CCL5)和嗜酸细胞趋化因子(CCL11)是由多种细胞释放的促炎趋化因子,包括血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上皮细胞、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

  • RANTES
  • 嗜酸细胞趋化因子

详情展开如下:

RANTES

RANTES是一种重要的趋化因子,属于CC亚家族的β趋化因子。它由多种细胞类型表达和分泌,包括T细胞、单核细胞、NK细胞、上皮细胞和血小板等。

RANTES的主要功能是通过与其特异性受体结合来诱导白细胞向炎症部位迁移,从而在炎症反应中起关键作用

这些受体包括CCR1、CCR3、CCR4和CCR5。RANTES不仅能够促进T细胞的活化增殖,还能调节Th1/Th2细胞效应平衡

嗜酸细胞趋化因子

嗜酸细胞趋化因子是一类属于CC趋化因子家族的小细胞因子,主要作用是选择性地募集嗜酸性粒细胞

这些因子在多种组织中表达,并通过与特定受体结合来诱导嗜酸性粒细胞向特定位置迁移。主要包括CCL11、CCL24和CCL26

不仅在过敏性疾病如哮喘和过敏性鼻炎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参与了其他炎症反应和肿瘤的发展。

RANTES和嗜酸细胞趋化因子在自闭症中的神经炎症作用

自闭症儿童的血浆中 RANTES和嗜酸细胞趋化因子水平明显较高。由于RANTES和嗜酸细胞趋化因子充当促炎介质,它们的升高意味着两者都在 自闭症中发挥神经炎症作用。

尽管Shen等人报告 RANTES 或嗜酸细胞趋化因子与自闭症的行为模式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但Han 等人和 Hu 等人分别发现 RANTES 和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自闭症相关。此外,其他研究表明这两个因素的增加都与自闭症相关。

肠道菌群诱导RANTES介导的炎症

早期研究发现,NOD 样受体家族含有吡啶结构域的 6-肠道菌群轴以及随后的 IL-6 和 TNF 释放是肠道菌群失调与 RANTES 介导的免疫失调之间的可能联系。

关于基因编码的表达,已发现肠道菌群可以操纵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的表达水平。在这方面,接受抗生素治疗的小鼠的微生物组发生了改变,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升高小胶质细胞结构不同。

  • 关于小胶质细胞

小胶质细胞是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常驻免疫细胞,是抵御病原体和损伤的第一道防线。它们不断探测大脑环境,寻找感染、损伤或疾病的迹象。小胶质细胞对全身炎症信号特别敏感。TNF-α和IL-6等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升高可激活小胶质细胞,使其从静息状态转变为活化状态。

激活的小胶质细胞可以吞噬细胞碎片、死细胞和病原体,并释放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来协调免疫反应。它们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发挥双重作用促进炎症以抵御威胁,并在威胁过去后促进组织修复和炎症消退。慢性小胶质细胞活化与神经炎症有关。

粪菌移植与行为改善

此外,研究发现,小鼠的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水平在粪菌移植后发生了变化。关于肠道微生物群与自闭症的关系,在自闭症小鼠中,通过肠道微生物群移植,研究人员观察到焦虑样行为和重复性行为得到改善,而 RANTES 和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的水平得到改善。

这些结果表明,RANTES 和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在中枢神经系统突触传递和发育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们的水平与小鼠的微生物群结构有关。

特定菌群与趋化因子水平呈负相关

研究发现,梭菌科、丹毒丝菌科、普氏菌科、CandidatusArthromitus、变形杆菌属与 RANTES 和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的水平呈负相关

通过益生菌改善

体内外用和口服益生菌治疗已报告与RANTES有关的菌株,包括副干酪乳杆菌SGL04、植物乳杆菌SGL07、发酵乳杆菌SGL10、短乳杆菌 SGL12裂解物以及鼠李糖乳杆菌GG有关。

同样,含有嗜酸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 GG和双歧杆菌的益生菌也改变了动物体内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基因的表达。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的重要发现表明肠道菌群通过 RANTES和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的炎症因子在自闭症发病机制和严重程度中的潜在机制。


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细胞因子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GM-CSF) 驱动髓系造血细胞生物学的许多方面,包括存活、增殖、分化功能活动。它还通过树突状细胞和 T 细胞功能影响免疫系统。GM-CSF 可引发中枢神经系统慢性炎症,并作为神经元生长因子刺激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分化

GM-CSF在自闭症中的复杂作用

一些早期研究认为自闭症患者的 GM-CSF 水平较低,但随后的研究在自闭症患者大脑中发现 GM-CSF 水平较高

研究发现,在同时出现胃肠道症状的自闭症儿童中,GM-CSF-IL-1α、TNF-α 和干扰素-α 的水平较高。自闭症中 GM-CSF 水平的变化可能表明炎症过程可能与发育神经免疫障有关。

Takada 等人的共培养实验结果首次表明,GM-CSF 诱导的巨噬细胞可抑制自闭症个体神经元的树突状生长。这种现象是通过促炎细胞因子IL-1α和TNF-α的分泌介导的,并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行为影响。

肠道菌群与GM-CSF的关联

有趣的是,GM-CSF 水平随着肠道菌群的变化而变化,且主要与 IL-17a有关,IL-17a 是一种与 自闭症患者行为症状严重程度相关的细胞因子。

不同种类的肠道细菌与 GM-CSF 有关,包括副拟杆菌、普氏菌、链球菌、梭菌、罗伊氏乳杆菌、卷曲乳杆菌、粪肠球菌、布劳特氏菌、丁酸单胞菌、罗斯氏菌、Anaerotruncus、Blautia。一项重要发现表明,肠道菌群代谢物(如短链脂肪酸)可能会改变 GM-CSF 水平。

一项研究表明,使用含有长双歧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和嗜热链球菌的益生菌增加神经免疫因子 GM-CSF。

总之,肠道菌群改变导致 GM-CSF 神经炎症因子的变化,为了解自闭症患者发病机制提供了思路。


高迁移率族蛋白-1

高迁移率族蛋白 1 (HMGB-1) 是 HMGB 蛋白家族中最丰富的成员之一,具有许多潜在作用。作为核蛋白,它在DNA调控活动中起关键作用。作为一种细胞外因子,它在免疫细胞对炎症作出反应时主动释放,也会被坏死或受损细胞被动释放

HMGB-1的多功能性和在炎症中的作用

HMGB1 具有多种膜受体,称为病原体识别受体,其中 TLR4、TLR9 和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 (RAGE) 是主要受体。通过与这些受体的相互作用,HMGB1可促进细胞炎症。HMGB1 可以穿过血脑屏障,促进神经突生长和细胞迁移,或介导损伤后的神经炎症

HMGB-1与自闭症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已知自闭症患者血浆中的HMGB-1水平升高,并且与自闭症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另一种有效的炎症分子——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与自闭症儿童的症状严重程度有关,而 HMGB1 水平与之相关。

肠道功能障碍与HMGB-1水平的联系

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的 HMGB1 水平较高胃肠道功能障碍较高有关,这可能意味着肠道是发病机制的一部分。

类似的研究表明,粪便中的HMGB1水平与自闭症儿童的胃肠道体征严重程度相关,这与自闭症相关的菌群失调有关。伴有肠道炎症的微生物群失调可导致单核细胞的激活上调 HMGB1 的排泄,从而形成促炎反馈回路

扩展阅读:炎症回路和肠道微生物

HMGB-1与自闭症行为表现的关联

较高水平的 HMGB1 和 TLR4 也与小鼠的自闭症样行为有关,可能是通过激活 HMGB1/TLR4 信号级联实现的。

自闭症儿童血清中 TLR4 水平升高,并且与他们的多动评分正相关。这进一步强调了炎症因子在自闭症行为表现中的作用。

HMGB-1在神经炎症中的作用机制

HMGB1/RAGE/TLR4 轴的激活会导致白细胞浸润到神经细胞中,从而引起持续的中枢神经系统炎症。有研究表明,神经炎症与自闭症的发生密切相关,其机制是激活炎症小体系统。此外,HMGB1 可以内源性分泌性 RAGE 结合,导致血浆 RAGE 水平下降。这可能通过干扰神经肽催产素从外周到大脑的运输,导致自闭症的病理生理。

益生菌和肠道菌群改变对自闭症患者 HMGB1 水平的影响可以强化这一想法,并可以进一步研究。HMGB1 可能通过神经炎症在自闭症发病机制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可以指导治疗策略。然而,它是自闭症病理生理学中一个非常潜在的因素,尚未明确阐明,需要更多研究。


骨桥蛋白

骨桥蛋白 (OPN) 是一种可溶性促炎细胞因子,在自身免疫性神经炎性疾病中发挥着明确的作用,同时也是控制骨组织生物矿化的非胶原骨基质的组成部分。

OPN的功能多样,根据其位置和环境,OPN 参与局部炎症、细胞粘附、免疫反应、趋化性和防止细胞凋亡。

OPN在免疫调节中的作用

Heilmann 等人认为 OPN 可以在急性炎症期间激活免疫系统、减少组织损伤并刺激粘膜修复,同时在慢性情况下促进 Th1 反应并增强炎症

OPN与神经系统疾病的关系

OPN 与多发性硬化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心理疾病的发病机制有关。CD11c + 细胞表达分泌性磷蛋白1 及其编码蛋白 OPN 与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障碍常见神经病变有关。

注:CD11c+ 是一种在多种免疫细胞上表达的分子,主要与树突状细胞(DCs)相关。CD11c+ 标记物在免疫系统中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功能。例如,在炎症性关节炎模型中,CD11c+ 树突状细胞的存在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呈负相关。

OPN在自闭症研究中的发现

有研究发现血清中 OPN 水平升高病情严重程度有关,表明 OPN 在神经炎症大脑特异性自身抗体的产生中的作用。他们的发现可以支持 OPN 是自闭症机制中重要神经炎症因子的观点。

在代谢紊乱中,人们讨论了 OPN 与肠道微生物群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然而,OPN 与肠道微生物群在神经系统疾病(尤其是自闭症患者)中的作用尚未得到研究,这可能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潜在目标。


钙卫蛋白

钙卫蛋白是一种与钙结合的蛋白质,主要存在于中性粒细胞中,中性粒细胞是一种白细胞,在炎症细胞损伤时会增加

粪便中的钙卫蛋白可以指示肠道炎症,并可作为生物标志物

钙卫蛋白与自闭症

考虑到肠道炎症在自闭症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许多研究已经研究了自闭症患者中钙卫蛋白水平的关联,但结果并不一致

一些报告显示,自闭症患者及其亲属的钙卫蛋白水平可能高于对照组

  • 有趣的是,有研究发现自闭症个体的钙卫蛋白水平与自闭症诊断量表修订版(ADI-R)的所有领域都显著相关,也就是说钙卫蛋白水平与自闭症的严重程度、社交互动、沟通以及限制和重复行为等方面存在相关性。
  • 同样,Iovene 等人报道了自闭症严重程度、钙卫蛋白水平和梭菌属丰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 相反,Azouz 等人发现钙卫蛋白与疾病严重程度无关,尽管他们揭示了钙卫蛋白与胃肠道症状之间存在中等相关性。
  • Tomova 等人还揭示了Costridiacae细菌、胃肠道表现的严重程度和自闭症儿童的行为症状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钙卫蛋白与炎症及自闭症的关联

钙卫蛋白水平也与巨噬细胞炎症蛋白 1β 的较高表达呈中等相关性,而巨噬细胞炎症蛋白 1β 与自闭症诊断观察计划的沟通分量表和总分相关,表明它可能在微生物-神经元串扰中发挥作用。不太可能的是,一些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和对照组之间的钙卫蛋白水平没有统计学上显著差异,因此,有和没有胃肠道症状的自闭症患者的钙卫蛋白水平没有明显变化。

钙卫蛋白水平与肠道菌群的关系

Laghi 等人的研究表明,钙卫蛋白水平较高与肠道中普雷沃氏菌较多阿克曼氏菌减少有关,表明这些细菌可能分别具有炎症保护作用。

益生菌疗法对自闭症患者的影响

Santocchi 等人发现益生菌疗法(包括 多种链球菌、双歧杆菌、乳杆菌)对自闭症患者的适应功能有有利影响,但对有或无胃肠道症状的钙卫蛋白水平没有明显影响。这表明益生菌对自闭症患者的影响比减少肠道炎症更为复杂,钙卫蛋白作为可能的神经炎症介质的作用应得到进一步研究。

总体而言,钙卫蛋白研究的异质性可能是由于试验个体的多样性、所用方法的准确性以及对微生物群改变和钙卫蛋白的同时研究不足造成的。但我们仍然可理解宿主微生物群失调和炎症诱导的钙卫蛋白会触发导致自闭症方面的神经炎症机制

doi.org/10.1007/s10753-024-02061-y

02
肠道菌群代谢物与自闭症

在自闭症患者中,许多肠道微生物衍生的代谢物尤为突出,例如复合多糖或代谢氨基酸,它们可以作为神经递质。其中几种代谢物最近被讨论作为自闭症的早期诊断生物标志物


短链脂肪酸

特定菌群与短链脂肪酸的生产

肠道微生物通过一组重要的代谢物来调节宿主的生理机能,这些代谢物是短链脂肪酸,主要构成乙酸盐 (AA)、丁酸盐 (BTA) 、丙酸盐 (PPA)。

  • 普氏菌属、双歧杆菌属、瘤胃球菌属是乙酸盐(最常见的 SCFA)的主要生产者,在自闭症患者中乙酸盐的含量降低。
  • 丁酸盐主要由厚壁菌门产生,更确切地说是由毛螺菌科和瘤胃球菌科产生。
  • 丙酸盐由拟杆菌门(包括拟杆菌属和普氏菌)和厚壁菌门(包括罗斯氏菌、Blautia和粪球菌)合成。然而,除了拟杆菌属外,自闭症患者体内丙酸盐水平的升高还与梭菌属和脱硫弧菌种类的增加有关。此外,一项针对自闭症儿童的研究显示,双歧杆菌水平较低,而丙酸盐水平较高,这两种水平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

自闭症患者短链脂肪酸研究不一致

与某些研究不同,其他研究报告称自闭症患者的 乙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水平高于对照组。这些肠道菌群相关的短链脂肪酸在宿主的炎症反应中表现出相互冲突促炎和抗炎作用,可能是由于结合受体局部浓度的差异。一些动物研究表明,补充微生物代谢物乙酸盐和丁酸盐可以逆转社会行为表型

相反,在大鼠脑室内注射丙酸盐诱发自闭症样症状,包括反应性神经胶质增生。丙酸盐可通过调节自闭症中的 PTEN/AKT 通路导致神经胶质增生、神经回路紊乱和神经炎症反应。

短链脂肪酸在自闭症和肠道微生物群中的意义

doi.org/10.1016/j.bbr.2024.115177

由于关于自闭症患者短链脂肪酸水平的发现数据不一致且尚待研究,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短链脂肪酸在自闭症病理生理学中的潜在作用。它们可能被视为自闭症患者神经炎症生物标志物和肠道微生物群改变的指标。


脂质代谢产物

COX1 和 COX2

脂质大脑的主要成分,脂质代谢物是大脑发育和体内平衡的调节分子。作为脂质介质的主要脂质代谢物是前列腺素 (PG) 和白三烯 (LT),它们分别由花生四烯酸 (AA) 和其他不饱和脂肪酸在环氧合酶 (COX) 和脂氧合酶 (LOX) 的代谢下代谢。

已知 PGE2 信号在大脑形态形成中发挥作用,COX2/PEG2 信号受损与 MIA 模型中的自闭症发病机制有关。COX 通路涉及两种限速酶,COX-1 和 COX-2

  • COX-1 在所有细胞中均有表达;
  • COX-2 由炎症介质诱导,主要在中枢神经系统、肾脏、胸腺、胃肠道中表达。

用于诱导 MIA 的内毒素和 MIA 模型中产生的炎症介质(IL-1β、IL-6、TNF-α、IFN、AA)均可诱导 COX-2。此外,有证据表明 COX-2 介导 N-甲基-D 天冬氨酸 (NMDA) 神经毒性。

COX2 和 自闭症

先前的研究使用自闭症患者的外周血单核细胞作为小胶质细胞的替代品,观察到在先天免疫刺激下上述细胞因子的产生增加。这种增加发生在有微生物感染后行为症状和认知功能波动史的自闭症患者中。有趣的是,自闭症患者血浆中的 COX-2 和 PGE2 升高,同时 α-突触核蛋白水平降低。因此,阻断 COX-2 可能有助于减轻自闭症患者的神经炎症和随后的神经元损伤。另一方面,脑中 COX-2 的上调可能具有神经保护作用,部分调节脑血流。

关于 COX-2 抑制剂在 ASD 患者中的临床试验数据很少。只有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研究了 COX-2 抑制剂塞来昔布对 ASD 患者行为症状的疗效。

该试验将塞来昔布作为利培酮的辅助治疗,持续 10 周;使用异常行为检查表 (ABC) 评估行为症状。发现ABC分量表的易怒、嗜睡和刻板行为有显著改善

当使用塞来昔布控制病毒性流感等综合征引起的 自闭症行为症状恶化时,也经常观察到 COX2 抑制剂塞来昔布减轻行为症状吡格列酮具有多种抗炎作用,包括抑制小胶质细胞上 COX-2 的表达。吡格列酮对创伤性脑损伤有有益作用。

综上所述,COX-2抑制剂可能对有COX2激活迹象的自闭症患者有益,尤其是在急性和/或亚急性期。


色氨酸代谢产物

自闭症患者中犬尿氨酸代谢产物的变化

例如,自闭症的患者尿液中神经毒性色氨酸代谢物的浓度增加。有报道称,自闭症患者中犬尿氨酸代谢物的靶分子 NMDAR 亚基的多态性 ,以及其他色氨酸代谢物的水平改变。

据报道,大约三分之一的自闭症患者具有高循环 5-HT 水平,这主要反映了肠道产生储存在血小板中的 5-HT。5-HT 水平的变化可能与肠道 5-HT 代谢的变化和/或肝脏和肺部 5-HT 清除率的变化有关。然而,高血清素血症和特征性 ASD 行为症状之间的关联尚未得到一致证实。

同样,抑制 5-羟色胺再摄取转运蛋白 (SERT) 作用的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SSRI) 对 自闭症患者并没有普遍有益的作用。这些发现表明,其中存在复杂的潜在机制

有趣的是,对主要致病成分和生物内表型(包括血液中 5-羟色胺水平)的分析发现,与自闭症患者的免疫功能障碍有关。在同一研究人群中,免疫成分对表型变异的贡献最大;这些结果支持免疫激活对自闭症受试者血清素代谢的影响。

色氨酸影响大脑功能的 4 种不同途径

doi.org/10.1016/j.biopsych.2023.10.018

色氨酸[A]、血清素[B] 、犬尿氨酸[C]、吲哚[D]。其中三种途径依赖于肠道微生物代谢,而另一种途径中,色氨酸通过体循环到达缝核,无需微生物修饰。

自闭症与血清素代谢物研究的总结

SERT多态性与自闭症

  • 色氨酸通过SERT转运蛋白穿过细胞膜,SERT的调节影响神经系统和肠道的发育。
  • SERT基因的功能获得(GOF)突变导致p38MAPK过度激活,增加5-HT的清除和受体敏感性,可能导致自闭症。
  • 免疫反应中的炎症细胞因子可能通过激活IDO1和SERT影响色氨酸代谢,加剧自闭症症状。

米诺环素对色氨酸代谢的影响

  • 米诺环素通过抑制IDO1减少神经毒性色氨酸代谢物,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 米诺环素在动物模型中显示出改善神经炎症和行为改变的潜力。
  • 尽管米诺环素在某些神经精神疾病中显示出益处,但其对自闭症的治疗效果尚未一致证实,且长期使用可能增加自身免疫风险。

当色氨酸代谢物的复杂稳态受损时,米诺环素可能对特定情况有效,从而导致犬尿氨酸代谢物的毒性作用恶化。将米诺环素用作自闭症患者的治疗选择需要谨慎选择自闭症患者。

03
MicroRNA 和自闭症

miRNA 在神经系统中的作用

超过 60% 的人类基因受微小 RNA (miRNA) 控制,微小 RNA 是一种小型非编码 RNA,长度约为 18 到 24 个核苷酸,可作为表观遗传调控因子。miRNA 可改变大脑的可塑性和神经元的发育,其失调会导致多种神经系统疾病,包括自闭症。miRNA 已充分证实其可调控多种细胞和生理过程,包括造血、免疫反应、炎症。此外,miRNA 还受宿主-微生物群相互作用的影响,并在菌群失调诱发炎症中发挥关键作用。

miR-146a 是自闭症中失调最严重的miRNA

一项深入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中存在过度表达的 miRNA,它们可能通过失调的炎症基因在神经发育受损中发挥作用。

此外,一些研究还发现,miRNA 通过与调节炎症小体表达的 3′-UTR 基因相互作用直接或间接激活炎症小体。具体而言,动物研究表明 miR-146a 的增加或减少可能是自闭症的潜在原因

一项产后临床研究比较了自闭症和健康对照者的 miRNA,证实 miR-146a 是自闭症中失调最严重的 miRNA

miR-146a 和 miR-155 在自闭症中的作用

另一项使用体外模型和死后人脑组织的研究也发现,早在儿童时期即可在自闭症患者脑中检测到 miR-146a 过表达肠道菌群-宿主相互作用的变化可能诱导 miR-146a,从而促进神经炎症途径。值得注意的是,miR-146a 诱导的核因子 κB 增强肠-脑轴炎症信号通路。

研究表明,脆弱拟杆菌、鼠李糖乳杆菌 GG、嗜酸乳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大肠杆菌Nissle 1917与 miR-146a 表达相关。

另一项研究表明,miR-146a 对某些炎症细胞因子表达至关重要,其在大脑中的缺失会导致 miR-155整体补偿性上调。蛋白质羰基化增强和半胱氨酸硫醇水平降低氧化应激介质激增导致神经炎症通量升高的额外指标。

miR-146a和miR-155如何与慢性炎症相关?

多项研究已将 miR-146a 和 miR-155 与慢性炎症所指的各种病理状况联系起来。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肠道毒素(如 LPS)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并进入体循环,可能激活 NF-kB-miRNA-146a-miRNA-155 信号通路。该通路会将来自微生物组的致病信号传递到大脑,这可能会扰乱先天免疫反应并导致神经炎症

肠道菌群失调也可能改变 miR-155

一项研究增加了证据表明,自闭症儿童的杏仁核、额叶皮质和小脑中的 miR-155 表达增加。miRNA-155 参与细菌脂多糖对 TLR 的激活、肿瘤坏死因子-α 和 IL-6 的激活以及对树突状细胞上细胞因子信号传导抑制因子 1 的调节。这些活动,加上微生物群失调的变化,可以使 miRNA-155 成为肠脑轴和自闭症神经炎症机制中的候选角色

早期研究发现,发酵乳杆菌、唾液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GG、嗜酸乳杆菌、德氏乳杆菌、双歧杆菌和大肠杆菌 Nissle 1917 等益生菌可以改变 miR-155的水平。

miR-181在自闭症中的潜在影响

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的 miR-181 上调,预计会影响自闭症相关的神经连接蛋白 1基因。神经炎症免疫失调是与 miR-181 家族相关的众多生理过程中的两种。

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可以调节小鼠的 miR-181。还有研究显示,鼠李糖乳杆菌德氏乳杆菌益生菌会影响炎症疾病中 miR-181a 的表达。此外,来自肠道菌群的代谢物可能影响不同状态下的 miR-181表达。总之,这些证据强化了 miR 介导肠道微生物群可能通过自闭症中的神经炎症过程发挥作用的论点。

生酮饮食对miRNA及自闭症的影响

一项小型介入性随访研究,分析七名儿童包括在生酮饮食之前和生酮饮食 4 个月之后收集的血液和粪便样本。经过 4 个月的随访发现,生酮饮食 导致促炎细胞因子(IL-12p70 和 IL-1b)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的血浆水平下降。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肠道中丁酸激酶表达的增加以及血浆中 BDNF 相关 miRNA 水平的变化。这些队列研究结果表明,生酮饮食可能通过减少炎症、逆转肠道微生物群失调以及影响与大脑活动相关的 BDNF 通路对自闭症社交能力产生极影响。

生酮饮食诱导的神经炎症变化的拟议间接途径

doi.org/10.3390/nu16101401

04
自闭症相关的干预研究


益生菌

益生菌可以通过各种机制影响宿主的健康。据最近的研究,它们可以作为治疗工具,通过恢复肠道菌群的健康平衡、调节组织中的神经递质水平以及减少肠道炎症来治疗自闭症。

动物模型显示,益生菌显著改变了大鼠的社交和情感行为以及血液中 IL-6、IL-17a 和 IL-10 等细胞因子的水平。另一方面,只有少数试验从炎症调节和免疫系统调节方面评估了益生菌对自闭症的影响。

益生菌在炎症和自闭症管理中的作用试验

doi.org/10.1007/s10753-024-02061-y

有研究评估了婴儿双歧杆菌牛初乳产品联合用于自闭症儿童的情况。一些患者出现胃肠道症状异常行为的频率较低,可能是由于TNF-α和 IL-13 减少所致。

益生菌对自闭症儿童炎症标志物和症状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粪便中TNF-α水平自闭症严重程度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表明胃肠道炎症和通透性可能通过炎症途径参与自闭症。他们可以通过补充益生菌(包括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和 链球菌显著降低自闭症儿童粪便中的TNF-α水平。

在患有胃肠道问题的自闭症儿童亚组中,益生菌治疗组的一些胃肠道症状、适应性功能和感觉状况比安慰剂治疗组有较大改善

益生菌混合物的应用

  • 同样,将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菌株与寡糖一起使用可以改善自闭症儿童的病情严重程度和胃肠道问题。
  • 有研究发现Limosilactobacillus 也能改善自闭症的适应性症状。
  • 植物乳杆菌和催产素的协同使用可通过降低 IL-1β 产生抗炎作用。
  • 含有五种具有抗炎和高稳态肠道活性的长双歧杆菌菌株,Limosilactobacillus fermentum、植物乳杆菌、唾液乳杆菌的益生菌混合物,可显著改变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在自闭症儿童的粪便中发现了与这种益生菌配方一致的菌种,包括嗜热链球菌、长双歧杆菌、发酵乳杆菌、唾液乳杆菌。

目前尚无针对自闭症核心缺陷的药物。因此,迫切需要为自闭症患者开发新的药理学方法。总体而言,这些发现表明益生菌可能是一种有前途的治疗方法,因为它们对自闭症症状有有益的影响。考虑到免疫系统功能障碍与行为异常之间存在关联,以及肠道微生物群可能通过炎症介质对 自闭症产生影响,建议在益生菌给药期间检查神经炎症变量,并确定改变这些变量的最有效配方


饮食

无麸质和无酪蛋白饮食

研究发现,单纯的无麸质饮食对自闭症儿童的症状、行为或智力能力没有显著影响。

无麸质饮食结合其他干预措施(如维生素、矿物质、必需脂肪酸、肉碱、硫酸镁浴、消化酶和无酪蛋白、无大豆饮食)时,观察到在非言语智力能力和自闭症症状方面有显著改善

改良的生酮无麸质饮食

一项研究评估了补充MCT的改良生酮无麸质饮食对自闭症症状的影响,为期3个月的干预导致自闭症核心特征显著改善

低FODMAP饮食

一项实施低FODMAP饮食的研究在自闭症儿童中未发现行为问题的显著差异。

适合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饮食模式

doi.org/10.1002/fft2.380

a)无麸质/无酪蛋白(GFCF)饮食可以使肠黏膜组织正常化恢复肠上皮细胞对半胱氨酸的吸收提高谷胱甘肽水平,增加甲基供体,防止甲基化抑制;

b)生酮饮食(KD)可以优化肠道菌群结构,降低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和变形菌的丰度,调节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活性,增加脑神经元轴突的密度;

c、d)低发酵寡糖-双糖-单糖-多元醇(FODMAP)饮食可以通过激活toll样受体修复受损的结肠屏障,同时调节肠道菌群以恢复肠道稳态。


其他营养干预

必需脂肪酸补充

多项研究调查了ω-3脂肪酸补充对自闭症症状、发展年龄和营养状况的影响。综合分析显示,ω-3脂肪酸补充显著改善了干预组的刻板行为、多动、社交沟通、非言语智力能力、发展和营养状况

肉碱

肉碱补充在自闭症患者的一年营养计划中显示出改善非言语智力能力和症状的效果。

萝卜硫素

萝卜硫素是一种存在于十字花科蔬菜中的膳食异硫氰酸酯,是一种营养保健食品。几项研究探索了萝卜硫素在自闭症治疗中的潜力,报告显示在行为和生化标志物方面有所改善

多项研究调查了维生素补充对自闭症患者症状严重程度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维生素A

维生素A补充对自闭症症状有显著缓解作用,特别是通过增加血清中的维生素A水平来改善社交响应性

维生素D

维生素D补充在减少多动、减轻易怒方面有效,并可能与ω-3联合使用时进一步改善自闭症症状。

矿物质

的补充被认为可以增强自闭症患者的认知-运动功能。

肌肽

肌肽补充对自闭症儿童的睡眠障碍有积极作用,但对自闭症症状的严重程度影响不大。

益生元

一项针对 30 名自闭症儿童的为期 6 周的研究表明,益生元干预显著减轻了胃肠道不适改善排便,但对睡眠或胃肠道症状没有显著影响。研究发现,韦荣球菌科和双歧杆菌减少,拟杆菌属和普拉梭菌增加

一项为期 12 周的小规模试点研究针对 8 名患有 自闭症和胃肠道合并症的儿童,发现益生元补充剂可显著减少异常行为(嗜睡、多动、刻板行为和易怒)并改善胃肠道症状,这可能是由于肿瘤坏死因子α 和IL-13 的产生减少所致。

doi.org/10.1016/j.rasd.2024.102352


针对有潜在风险的孕妇的饮食建议

近期研究表明,孕妇饮食中某些营养素含量高与患自闭症的风险增加有关。

在这些饮食因素中,孕妇饮食中水果和蔬菜上的农药残留可能是导致胎儿神经发育异常的重要暴露因素。

孕妇蛋白质营养不良高咖啡因摄入量均与胎儿发育受限和后代患自闭症的风险增加有关。

每日盐的摄入量也可能是一个条件性危险因素。具体而言,盐摄入量增加对身体免疫系统和肠道微生物群有显著影响,导致肠道稳态失衡和炎症的发生,进一步通过菌-肠-脑轴导致神经发育异常。

母亲怀孕期间不良的饮食模式会增加后代患自闭症的风险。例如,高能量、高密度饮食和西式饮食均可导致自闭症发病率增加

与这些不良饮食因素相反,怀孕期间摄入足够的维生素和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与后代自闭症发病率较低相关

此外,增加孕妇膳食中的锌含量可以预防与自闭症相关的社交缺陷和焦虑症状。除了避免上述与孕期不良饮食有关的潜在风险因素外,患有糖尿病、肥胖或高血压等潜在风险的孕妇应特别注意每日膳食摄入量。

肥胖孕妇的饮食建议

基于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母亲肥胖和怀孕期间体重大幅增加均与后代患自闭症的风险增加有关。

膳食纤维摄入不足会导致肠道中的短链脂肪酸水平异常高膳食纤维干预短链脂肪酸疗法可以缓解由此产生的后代的认知和社交功能障碍。高纤维饮食可能减少突触损伤小胶质细胞缺陷降低后代神经发育障碍风险。所有母亲无论胖瘦,都应在怀孕期间避免高脂肪饮食,以降低后代患精神疾病的风险。

动物研究表明,母鼠的高脂饮食选择性地促使雄性子代脑内免疫细胞过度消耗5-HT,从而导致神经系统异常。

孕期高脂、高糖饮食可能导致炎症介导的神经发育障碍,增加自闭症风险。肥胖女性在孕期应限制脂肪和糖摄入,增加膳食纤维摄入,以降低后代精神疾病风险。

糖尿病孕妇的饮食建议

众多研究发现母亲孕期患糖尿病与子代罹患自闭症风险增高显著相关

短暂性高血糖可能引发持续性表观遗传改变和紧密连接蛋白表达抑制伴随活性氧产生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表达的抑制。动物研究显示,高血糖可诱导子代杏仁核中活性氧产生和SOD表达抑制诱导自闭症样表型

母亲糖尿病介导的氧化应激可能导致消化道功能障碍、肠道通透性增加肠道微生物组成改变和神经元基因表达抑制,最终导致后代出现自闭症表型。母亲糖尿病可能抑制造血干细胞SOD表达、诱导炎性细胞因子,导致子代自闭症患者免疫功能紊乱

妊娠期糖尿病女性应控制碳水化合物摄入,适量摄入具有抗糖尿病作用的食物,如洋葱苦瓜。传统植物,如葱属、苦瓜属荆芥属植物,含有抗糖尿病功效成分,可能有助于控制血糖

维生素B6维生素D的补充对降低后代罹患自闭症风险和改善糖尿病相关并发症有益。矿物质如锌和铬有助于保护糖尿病患者免于产生胰岛素抵抗。

妊娠高血压孕妇的饮食建议

妊娠期高血压与后代神经发育障碍和自闭症风险增加有关。

DASH饮食是一种有效的降低血压的饮食干预措施,通过增加粗粮、蔬菜、蛋白质、纤维素、钙和钾的摄入,并限制食盐摄入,可以显著降低血压。高质量的DASH饮食还与降低后代焦虑、行为缺陷和神经发育障碍的风险相关。

补钙增加膳食钾的摄入有助于预防妊娠高血压。此外,高血压的发病与肠道菌群有关,通过增加南美油藤的摄入量,可以缓解高血压

类风湿性关节炎孕妇饮食建议

母亲类风湿性关节炎也与后代患自闭症的风险增加有关,可能通过炎症或免疫机制导致自闭症的发展。目前尚无特定的饮食模式来预防这种风险,但食用具有抗炎症或自身免疫反应的食物,如含有酚类三萜类化合物的水果和蔬菜,可能是一种潜在的替代方案。

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探索孕期饮食与菌群和炎症之间的联系,并开发有效的预防策略。

扩展阅读:深度解析 | 炎症,肠道菌群以及抗炎饮食

05
结 语

鉴于自闭症病理生理的复杂性不明确性,近年来人们对炎症机制免疫失调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自闭症中的失调途径在病因上也可以追溯到肠道微生物群失调

这些变化可能通过释放的代谢物BDNF的神经信号通路和神经炎症生物标志物(包括 S100B、HMGB-1、OPN、miRNA、RANTES、嗜酸细胞趋化因子和 GM-CSF)与自闭症症状和严重程度有关。

本文强调了介质作为触发机制和桥梁作用,一方面是肠道微生物群失调引起的炎症,另一方面是自闭症中枢神经系统神经炎症过程益生菌作为恢复自闭症微生物群的适用治疗选择,表明肠道微生物群的相关性和潜在的有益影响。

然而,考虑到微生物群改变类型、神经炎症介质的巧合、干预时间长度以及自闭症年龄和症状等个体差异,评估个体肠道菌群状况以及不同益生菌及其他配方的功效对于自闭症的干预至关重要。

随着对微生物群与自闭症关系的深入理解,一个多维度的临床视角逐渐显现。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微生物群的变化、相关的代谢产物神经炎症介质以及它们与自闭症患者中枢神经系统的相互作用,在临床上描绘出自闭症的发展轨迹,这些研究的整合可能有助于我们构建一个综合的框架,用于自闭症的早期识别、干预和长期管理

主要参考文献

Zarimeidani F, Rahmati R, Mostafavi M, Darvishi M, Khodadadi S, Mohammadi M, Shamlou F, Bakhtiyari S, Alipourfard I. Gut Microbiota an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Neuroinflammatory Mediated Mechanism of Pathogenesis? Inflammation. 2024 Aug 2.

Yu R, Hafeez R, Ibrahim M, Alonazi WB, Li B. The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gut microbiota in childre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Behav Brain Res. 2024 Aug 2;473:115177.

Allan NP, Yamamoto BY, Kunihiro BP, Nunokawa CKL, Rubas NC, Wells RK, Umeda L, Phankitnirundorn K, Torres A, Peres R, Takahashi E, Maunakea AK. Ketogenic Diet Induced Shifts in the Gut Microbiome Associate with Changes to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Brain-Related miRNA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Nutrients. 2024 May 7;16(10):1401.

Li, Wentian, et al. “Dietary nutrients that potentially mitigate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dietary recommendations for children and pregnant women.” Food Frontiers 5.3 (2024): 920-946.

Aldegheri, Luana, et al. “Impact of Human Milk Oligosaccharides and Probiotics on Gut Microbiome and Mood in Autism: A Case Report.” Microorganisms 12.8 (2024): 1625.

Ross FC, Mayer DE, Gupta A, Gill CIR, Del Rio D, Cryan JF, Lavelle A, Ross RP, Stanton C, Mayer EA. Existing and Future Strategies to Manipulate the Gut Microbiota With Diet as a Potential Adjuvant Treatment f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Biol Psychiatry. 2024 Feb 15;95(4):348-360.

Kim J.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Eating Problems: The Imbalance of Gut Microbiota and the Gut-Brain Axis Hypothesis. Soa Chongsonyon Chongsin Uihak. 2024 Jan 1;35(1):51-56.

Camberos-Barraza, J.; Guadrón-Llanos, A.M.; De la Herrán-Arita, A.K. The Gut Microbiome-Neuroglia Axis: Implications for Brain Health, Inflammation, and Disease. Neuroglia 2024, 5, 254-273.

Jyonouchi 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a possible role of anti-inflammatory treatments: experience in the pediatric allergy/immunology clinic. Front Psychiatry. 2024 Jun 24;15:1333717. 

多糖——肠菌的能量来源,如何调控菌与我们身体

谷禾健康

让食物成为你的药物,让药物成为你的食物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疲劳、压力、不均衡的饮食,都在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多糖,这些来自植物、真菌乃至海洋生物天然赠礼,正以其独特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健康支持。

多糖由单糖通过糖苷键结合而成的高分子碳水化合物。研究表明,多糖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包括调节免疫功能、降低血脂和血糖、抗癌、抗病毒、抗肥胖、抗精神病、抗氧化、抗炎、抗凝血、止吐、抗辐射等作用。因此,多糖已成为最重要的天然成分之一,并引起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虽然部分多糖如淀粉可以在人体胃和小肠中被消化吸收,但仍有许多特殊结构的多糖不能在这两个部位分解。对于那些不能被宿主消化的多糖,它们可以进入结肠,而结肠是大多数肠道菌群居住的地方。在结肠中,多糖可以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从而发挥营养或药理作用。

多糖与肠道菌群之间相互作用可以影响健康,同时也通过肠道菌群的代谢作用,转化为有益的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这些产物对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性、调节免疫反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扩展到了全身的健康状况,可以影响我们的精力水平、情绪状态,对疾病的抵抗力等方方面面。

本文将深入探讨多糖,了解其在人体内的消化过程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如何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代谢物影响健康,如短链脂肪酸、三甲胺、色氨酸,还讨论了多糖在疾病预防和治疗中的应用,包括它们在改善代谢性疾病、炎症性肠病、缓解疲劳、改善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等方面的潜在效果。这为靶向肠道菌群开发新型的营养补充剂和药物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目录

01 多糖

02 多糖调节肠道菌群的组成

为什么多糖可以调节肠道菌群的组成?

多糖促进或抑制肠道微生物群

多糖分子量、糖苷键影响其细菌调节活性

03 肠道微生物将多糖代谢为短链脂肪酸

短链脂肪酸的生物学效应

人体内的多糖代谢

多糖补充与短链脂肪酸的生成

04 多糖调节其他肠道微菌群代谢物

三甲胺和氧化三甲胺(TMAO)

色氨酸及其代谢产物

胆汁酸、脂多糖、胃肠道气体

05 多糖调节肠道菌群修复肠道屏障

06 多糖通过肠道菌群改善疾病

2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肥胖、高血脂症

炎症性肠病、其他肠胃疾病、肿瘤

疲劳、神经系统疾病(认知障碍、抑郁等)

07 部分多糖营养与菌群调节

路易波士茶多糖、地黄多糖、五指毛桃根多糖

大蒜多糖、槐耳多糖、黄芩多糖、枸杞多糖

岩藻多糖、桑叶多糖、沙棘多糖、蘑菇多糖

08 结语

01
多糖

,这个小小的分子,是能量的源泉,是细胞的加油站。除了我们熟知的葡萄糖以外,还有一种叫做多糖,由许多糖分子手拉手组成,从植物的根茎到海洋生物的细胞壁,它们以复杂多样的形态存在。


糖分类

根据糖单元的数量,碳水化合物可分为几类:

  • a)单糖含有一个糖分子;
  • b)双糖含有两个糖分子;
  • c)寡糖含有三至十个糖单元,可通过分解多糖产生;
  • d)多糖是含有十个以上单元的单糖大分子


什么是多糖

多糖是由多个单糖分子通过糖苷键连接而成的聚合物,属于高分子碳水化合物。它们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包括植物、真菌和海藻等生物体内。根据其来源和结构特性,多糖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如免疫调节、抗氧化、抗肿瘤等。

多糖是由10个以上相同或不同的单糖通过α或β糖苷键连接而成的大分子化合物,分子量从几万到数百万。

多糖的空间构象非常复杂,具有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结构。研究表明,多糖的活性与其结构密切相关。此外,通过分子修饰,如乙酰化、硫酸化、羧甲基化、硒化、磷酸化和磺化等可显著提高多糖的生物活性


多糖的主要来源及分类

根据来源和结构的不同,多糖可以分为天然多糖合成多糖,其中天然多糖又可根据其在自然界中的分布分为植物多糖、动物多糖、微生物多糖等。

例如,透明质酸和硫酸软骨素属于动物多糖,而纤维素、淀粉和糖原是常见的植物多糖

淀粉

由大量葡萄糖分子通过α-1,4-糖苷键α-1,6-糖苷键连接而成,形成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两种结构。广泛存在于谷物(如大米、小麦、玉米)、薯类(如土豆、红薯)等食物中。在人体消化过程中,被淀粉酶逐步分解为葡萄糖,为身体提供能量。

纤维素

由葡萄糖分子通过β-1,4-糖苷键连接而成,形成长而直的链状结构。是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在蔬菜(如芹菜、菠菜)、水果(如苹果)中含量丰富。由于人体缺乏分解β-1,4-糖苷键的酶,纤维素难以被人体消化吸收,但对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等具有重要作用。

果胶

是一种复杂的多糖,由半乳糖醛酸等组成。常见于水果(如柑橘、苹果)中。在食品工业中,常用于制作果酱、果冻等,增加其黏稠度和稳定性。


多糖提取

尽管功能性糖因其在健康和疾病预防中的潜在作用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它们的天然可用性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有益的分子,需要采用特定的提取方法来增加它们的可获得性,多糖提取常用的方法有热水提取、酸提取、碱提取和酶水解等。

近年来,一些新的方法,如超声波提取、微波提取、超滤、高压电场法、超临界流体萃取、亚临界水萃取等也用于多糖的提取。这些方法不仅能够提高多糖的提取率,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多糖的结构完整性,从而保留其生物活性。

02
多糖调节肠道菌群的组成

通常,人体分泌的消化酶只能分解几种多糖,而纤维等许多多糖不能被吸收和直接使用。因此,多糖可以通过小肠进入结肠,这是大多数肠道细菌居住的地方,然后与肠道微生物群相互作用

细菌在肠道中通过发酵降解多糖

doi.org/10.3390/nu14194116


为什么多糖可以调节肠道菌群的组成?

多糖转化为短链脂肪酸

首先与多糖能够发酵生成酸性的短链脂肪酸密切相关。未电离的短链脂肪酸能够穿过细菌细胞膜,对肠道细菌产生一系列影响,例如改变DNA合成氨基酸摄取

短链脂肪酸对肠道细菌的影响

例如,短链脂肪酸能够通过调节侵袭基因的表达,抑制沙门氏菌(一种常见的食源性病原体)的生长。因此,短链脂肪酸的增加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的功能,进而影响其组成。

肠道pH值的变化

短链脂肪酸的增加还会导致肠道pH值下降,影响细菌的适应能力。每种细菌都有其适宜的pH范围,不同细菌在特定pH条件下的适应能力各异。

  • 例如,一项体外研究表明,金针菇多糖(Flammulina velutipes)在发酵6小时后,可以将pH值从6.8降至6.1。同时,体内研究也证实了金针菇多糖对pH值的降低效果,并且这一过程与肠道菌群组成的显著变化相关。

多糖的降解产物作为能量来源

多糖对肠道菌群组成的调节作用还与其降解产物有关。一些肠道细菌能够利用多糖的降解产物作为碳源和能量来源,而另一些细菌则不能。

  • 例如,在添加了木聚糖的基础培养基中,测试的所有双歧杆菌种类均无法生长,而两种拟杆菌属的种类却能够生长。

综上所述,多糖通过影响肠道菌群的代谢功能,直接调节了肠道菌群的组成。这些发现为我们理解多糖如何通过肠道菌群影响宿主健康提供了新的视角。


多糖促进或抑制肠道微生物群

多糖的益生元效应

具有选择性刺激有益微生物生长能力的多糖被称为益生元,例如果聚糖,它能丰富乳酸菌和/或双歧杆菌。这些有益细菌的减少与糖耐量受损密切相关。一些多糖能够丰富这些细菌,因此可以用来改善糖尿病表型。

  • 来自天麻的多糖可显著促进Akkermansia muciniphila、Lacticaseibacillus paracasei的生长。
  • 褐藻糖胶作为益生元调节剂,选择性地增加拟杆菌属、Akkermansia muciniphila、Blautia、Alloprevotella 的比例,以改善小鼠的代谢综合征和肠道营养不良。
  • 来自山楂多糖可以显著促进拟杆菌的生长,例如多形拟杆菌(Bacteroides thetaiotamicron),卵形拟杆菌(Bacteroides ovatus)和长双歧杆菌。

多糖抑制病原菌

病原菌在胃肠道中的定植和增加会导致一系列疾病,而抑制它们可以控制疾病的严重程度。例如,致病性 Sutterella、Desulfovibrionaceae、Streptococcaceae 、Clostridium 的比例较高肥胖发展呈正相关

  • 虎杖多糖可以抑制梭菌、梭状芽孢杆菌、肠球菌、多杆菌和乳球菌的生长,以减轻肥胖。大肠杆菌与克罗恩病和结肠癌有关。
  • 可溶性车前草非淀粉多糖具有抑制大肠杆菌凝集和粘附以改善炎症性肠病的能力。对于家禽,来自车前草香蕉(Musa spp.)的可溶性非淀粉多糖可以抑制鸡中鼠伤寒沙门氏菌的肠道侵袭和粘附。

多糖的双向调节作用

疾病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不同的微生物,包括有害细菌和有益细菌。例如:

  • 精神分裂症伴随着有益细菌Rhodocyclales的减少和Deltaproteobacteria的增加。
  • 在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中,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Escherichia_Shigella、毛螺菌科(Lachnospiraceae_Incertae_Sedis)和经黏液真杆菌属(Blautia)的丰度增加,而普氏菌属(Prevotella)、Faecalibacterium的丰度减少。

多糖能够对肠道微生物发挥双向调节作用,即促进有益细菌的同时抑制有害细菌。

例如,口服灰树花多糖(GFHP)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积极作用与调节肠道菌群有关。

  • 在门水平上,GFHP显著增加了拟杆菌门并显著减少了厚壁菌门;
  • 在属水平上,增加了Allobaculum、拟杆菌属、双歧杆菌属、Blautia、Coprococcus、Phascolarctobacterium、普雷沃氏菌属、Roseburia的相对丰度,而减少了Acetatifactor、Alistipes、Flavonifractor、Paraprevotella、Oscillibacter的相对丰度。


多糖分子量、糖苷键影响其细菌调节活性

在分子量方面,不同分子量的魔芋葡聚糖(KGM)对2型糖尿病(T2DM)大鼠的降血糖作用研究表明,中等分子量的KGM显著增加Muribaculaceae减少RomboutsiaKlebsiella,但高分子量和低分子量的KGM对这些细菌的影响不显著。

灵芝的低分子量多糖(<10 kDa)具有更好的发酵和更高的产气能力,刺激肠道细菌快速生长。另一方面,高分子量多糖(>100 kDa)更难被肠道细菌发酵,并且在肠道中的停留时间更长,导致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更长

高分子量的黄芪多糖具有一定的生物活性,但其相对分子量较大,溶解性差,生物利用度限制了其功效的发挥。低分子量的黄芪多糖具有较好的水溶性,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刺激巨噬细胞摄取中性红、NK细胞增殖,发挥免疫活性

多糖由各种通过糖苷键连接的单糖组成,糖苷键的类型和位置导致肠道微生物群的选择性发酵存在差异。

多糖的单糖组成越复杂,调节细菌的活性越强

一项关于龙眼多糖和燕麦多糖的研究表明,龙眼多糖显著促进干酪乳杆菌、嗜酸乳杆菌、植物乳杆菌、粪肠球菌的增殖,但燕麦多糖的作用并不明显。原因是龙眼多糖由葡萄糖、甘露糖和阿拉伯糖组成,而燕麦多糖的单糖主要是葡萄糖

03
肠道微生物将多糖代谢为短链脂肪酸

短链脂肪酸(SCFA)是一组含有少于六个碳的脂肪酸,包括甲酸盐、乙酸盐、丙酸盐、丁酸盐、戊酸盐。

乙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是肠道中的主要SCFA,约占所有SCFA的95%,三者的比例约为3:1:1

作为肠道微生物群和宿主的重要能量来源,短链脂肪酸通过不同的作用模式在健康和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短链脂肪酸的生物学效应

作用机制

  • G蛋白偶联受体(GPRs)的配体
  • 组蛋白脱乙酰酶(HDAC)抑制剂

与GPRs的相互作用

  • 促进胰岛素分泌SCFAs通过与GPR41和GPR43相互作用,可以调节GLP-1和PYY的释放,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 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 减少糖异生

抗炎作用

  • GPR109a信号传导丁酸盐激活的GPR109a信号传导在肠道的抗炎作用中起着重要作用

免疫调节

  • 激活NLRP3SCFA可作用于GPR43和GPR109a,激活结节样受体家族pyrin结构域3(NLRP3)
  • 降低促炎标志物
  • 增加抗炎细胞因子产生

HDAC抑制作用

  • 调节免疫基因作为HDAC抑制剂,SCFA主要调节多种肿瘤抑制剂和免疫调节基因的转录活性
  • 降低炎症和癌症风险
  • 对葡萄糖稳态的影响

丁酸盐的作用

  • 丁酸盐可以通过抑制HDAC的活性和促进胰腺β细胞的增殖来改善葡萄糖稳态

与疾病的关系

  • SCFA异常与疾病SCFA异常可能影响许多疾病的发病机制,如过敏、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

多糖对SCFA的调节及其对靶标的影响

doi.org/10.1016/j.foodres.2022.111653


人体内的多糖代谢

人体内消化酶的局限

在人体消化系统中,我们自身分泌的消化酶往往难以分解复杂的多糖。这些多糖分子,因其结构复杂,通常在我们体内无法被有效代谢。

肠道菌群的代谢作用

我们的肠道菌群拥有破解这些复杂多糖的秘密武器——一系列的,统称为碳水化合物酶(CAZymes)。这些酶能够分解多糖,将其转化为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短链脂肪酸。

碳水化合物酶的种类

  • 多糖裂解酶:能够切断多糖链。
  • 糖苷水解酶:进一步分解糖苷键。
  • 碳水化合物酯酶:参与多糖的酯化反应。

肠道菌群中的“专家”与“通才”

在肠道菌群中,拟杆菌门厚壁菌门是编码CAZymes的两大主力。

  • “通才”——拟杆菌门因其能够编码多种降解多糖的基因;
  • “专家”——厚壁菌门因其专精于特定类型的多糖降解。

多糖的初步降解

在属的水平上,多糖最初可以由某些微生物降解,例如双歧杆菌属、真杆菌属、梭菌属、罗氏菌属(Roseburia spp.)。

SCFAs的生成途径

  • 乙酸盐:通过乙酰辅酶A和Wood-Ljungdahl途径产生。
  • 丙酸盐:主要通过琥珀酸途径、丙烯酸途径和丙二醇途径生成。
  • 丁酸盐:首先需要两个乙酰辅酶A分子缩合,形成丁酰辅酶A,然后通过两条不同的途径合成丁酸:1. 传统的丁酸激酶途径2. 通过丁酰辅酶A:乙酰辅酶A转移酶途径

尽管人体自身无法分解复杂的多糖,但我们的肠道菌群却具备了这一能力,它们通过一系列特殊的酶,将多糖转化为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短链脂肪酸。


多糖补充与短链脂肪酸(SCFAs)的生成

多糖对SCFAs生成的促进作用

饮食补充多糖可以为产生SCFAs的细菌提供有利的生长环境,从而促进SCFAs的生成。例如,沙棘多糖(CCPP)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和SCFAs,能够缓解2型糖尿病。

沙棘多糖调节肠道菌群和SCFAs,缓解2型糖尿病

  • 经过沙棘多糖处理的链脲佐剂(STZ)诱导的2型糖尿病大鼠,其结肠中产SCFAs菌的数量增加。
  • SCFAs水平(包括乙酸、丙酸、丁酸、异丁酸、戊酸和异戊酸)及其衍生物(D-3-羟丁酸、D(-)-β-羟丁酸和3-羟基癸酸)也有所提高
  • 在健康人的粪便样本中添加沙棘多糖后,同样观察到乙酸、丙酸、丁酸和戊酸的显著增加,这表明沙棘多糖在体内外都能增加SCFAs的产生。
  • 沙棘多糖的补充还显著刺激了SCFAs受体相关mRNA的表达,包括GPR41、GPR43和GPR109a,并伴随着GLP-1和PYY的上调。

枸杞多糖调节肠道菌群,提高SCFAs

  • 枸杞多糖(ZMP)对由致癌物质氮甲烷和硫酸葡聚糖(DSS)诱导的雄性C57BL/6小鼠结肠炎相关结肠癌的影响。ZMP的摄入减轻了结肠组织的损伤,降低结肠癌的风险,同时增加了双歧杆菌、拟杆菌和乳酸杆菌的数量,并且显著提高了SCFAs的产生水平,尤其是丁酸和乙酸。

多糖结构对短链脂肪酸生成的影响

不同的多糖因其分子结构的不同,对SCFAs的调节作用也不尽相同。

  • 香菇多糖的不同单糖组成比例,可以通过主要增加产丁酸菌如乳酸菌科和瘤胃菌科,来提高总SCFAs、异丁酸和丁酸的水平。
  • 相反,另一种香菇多糖通过增加Akkermansia和减少乳酸杆菌,增加了总SCFAs、乙酸、丙酸和丁酸的水平。

多糖的疗效与SCFAs的非直接关联

尽管大多数多糖可以被代谢成SCFAs,但它们的疗效并不一定与SCFAs直接相关。

  • 从冬虫夏草菌丝体中分离的多糖(PHS)在实验中显示出显著的抗肥胖、抗糖尿病和抗炎效果,但并未影响盲肠或结肠中SCFAs的水平,表明其抗肥胖效果与SCFAs无关。

多糖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和促进SCFAs的产生,对健康具有多方面的益处。然而,多糖的结构与它们对SCFAs生成的调节作用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此外,多糖的疗效可能不仅限于SCFAs的产生,还可能涉及肠道菌群产生的其他分子。

04
多糖调节其他肠道微菌群代谢物

在肠道微生物群的作用下,脂质和蛋白质等饮食成分可以代谢为一系列代谢产物,如三甲胺-N-氧化物(TMAO)、色氨酸、脂多糖(LPS)等。此外,肠道微生物群还可以与宿主合成和释放的化合物相互作用。例如,肠道微生物群可以将初级胆汁酸(BA)转化为次级胆汁酸。由于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与肠道微生物群代谢物的产生直接相关,因此可以推断,除了SCFAs,多糖还可以调节其他肠道微生物群代谢产物,如BA。


三甲胺和氧化三甲胺(TMAO)

三甲胺和TMAO的代谢过程

在肠道中,饮食中的四胺类物质如胆碱、L-肉碱和卵磷脂(来自红肉、鸡蛋、鱼、海鲜)首先被微生物胆碱三甲胺裂解酶分解成三甲胺(TMA)。随后,TMA被吸收进入门脉循环,并运输到肝脏,在黄素单加氧酶1和黄素单加氧酶3的作用下转化为三甲胺-N-氧化物(TMAO)。

TMAO的潜在危害

值得注意的是,TMAO是一种潜在的有害代谢产物。多项研究指出,TMAO水平的增加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呈正相关。例如,TMAO可以直接增强血小板的反应性,促进血栓形成,并通过激活核因子κB(NF-κB)和NLRP3炎症体影响血管炎症

多糖对TMA和TMAO代谢的影响

最近的研究表明,TMA和TMAO在理解多糖的作用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

  • 灵芝孢子多糖处理后,可以减少放线菌门和Tenericutes的丰度,同时增加厚壁菌门和变形菌门的丰度,从而进一步影响TMA的生物转化,降低TMAO水平,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保护心脏功能。

不同多糖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

不同的多糖可以通过调节相同的肠道细菌来降低TMA和TMAO的代谢,例如变形菌门。研究表明,变形菌门负责TMA的转化,增加变形菌门可能导致TMA增加。然而,也有研究表明TMAO与变形菌门呈负相关,这表明多糖调节变形菌门与TMA产生的效应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多糖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影响TMA和TMAO的代谢,从而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多糖与TMAO之间的关系复杂,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阐明这些相互作用的确切机制。


多糖调节色氨酸及其代谢产物

色氨酸代谢的重要性

色氨酸(Trp)是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的代谢可以分为内源性代谢细菌性代谢。内源性代谢主要通过犬尿氨酸途径(KP)和5-羟色氨酸途径进行,前者产生犬尿氨酸(KYN)、犬尿酸(KA)、烟酸、黄嘌呤酸等,后者转化为5-羟色氨酸(5-HT)和褪黑素。

色氨酸代谢物的生理功能

增强免疫:色氨酸可加强免疫力,减少炎症。

神经保护:KA作为谷氨酸受体拮抗剂,具有神经保护和抗惊厥作用,还能调节能量代谢。

情绪调节:5-HT作为神经递质,可调节情绪、肠道通透性和肠道蠕动。

肠道菌群在色氨酸代谢中的作用

肠道细菌代谢色氨酸产生吲哚及其衍生物,如吲哚丙酸、吲哚乙酸等,这些物质可以缓解炎症促进肠道上皮屏障功能。肠道菌群的色氨酸代谢异常与肠易激综合症、代谢综合症和结肠癌等疾病有关。例如,结肠癌患者常伴有色氨酸水平下降KP代谢物水平升高

多糖影响肠道微生物色氨酸代谢,从而改善疾病

吲哚是硫酸吲哚酚的前体,是一种蛋白结合尿毒症毒素,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对于患有终末期肾病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吲哚水平升高,患者粪便中产吲哚细菌丰富

  • 菊粉型果聚糖治疗可以通过抑制产吲哚的多形拟杆菌来降低吲哚水平。
  • 姜黄多糖的研究表明,它通过显著增加乳杆菌、梭菌和拟杆菌的水平来恢复DSS引起的微生物失衡,而这一过程与吲哚-3-乙醛 (IAld) 和吲哚-3-乙酸 (IAA) 水平的增加有关。
  • 银杏叶多糖能上调乳杆菌种群的丰度,增加5-HT,从而产生抗抑郁作用。

总的来说,多糖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改变色氨酸代谢,最常见的是增加乳杆菌和阿克曼菌,从而缓解疾病。


多糖调节胆汁酸

胆汁酸的生物合成与功能

胆汁酸(BAs)是一类由肝脏产生的特殊类固醇分子,经过肠道菌群转化。肝脏中存在两种BA生物合成途径:

  • 一种是经典途径,胆固醇通过CYP7A1转化为7α-羟胆固醇,再由固醇12α-羟化酶和CYP27A1催化生成CA和CDCA;
  • 另一种是替代途径,胆固醇由CYP27A1氧化,再由氧固醇7α-羟化酶进一步羟化生成CDCA。

CA和CDCA是体内的主要胆汁酸。经过肠道菌群的改造,CA转化为脱氧胆酸(DCA),CDCA转化为鹅去氧胆酸(LCA)。

胆汁酸受体及其作用

胆汁酸受体包括细胞表面受体和细胞内受体。细胞表面受体包括TGR5,细胞内受体包括法尼酰X受体FXR、孕烷X受体、维生素D3受体(VDR)和组成型雄烷受体。胆汁酸通过激活相应的受体调节脂质、葡萄糖和能量代谢。例如,TGR5和VDR的激活导致GLP-1和FGF19分泌,GLP-1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FGF19可以通过抑制脂肪生成减少肝脏脂肪变性

多糖对胆汁酸代谢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多糖可以通过恢复胆汁酸的代谢来缓解疾病

  • 在大鼠粪便菌群的体外培养中,莲子抗性淀粉的加入影响了牛磺结合物的转化率,特别是通过增加Bifidobacterium和Escherichia_Shigella,提高了BSH和羟固醇脱氢酶的水平,从而促进了牛磺胆酸的的水解,减少了牛磺去氧胆酸的转化。
  • 在高脂饮食建立的血脂异常小鼠模型中,岩藻聚糖减少了Clostridium、Corynebacterium、Staphylococcus、Lactobacillus的丰度,同时增加了Bacillus、Ruminococcus、Adlercreutzia、Prevotella、Oscillospira、Desulfovibrio,这些细菌的变化增加了未结合BAs,从而调节了血脂异常。

多糖对胆汁酸代谢影响的总结

多糖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的组成,特别是Bacteroides、Lactobacillus、Clostridium、Ruminococcus、Bifidobacteria,影响胆汁酸的代谢。

某些多糖如岩藻聚糖灰树花多糖减少Clostridium的水平,这与文献报道的促进胆汁酸转化的作用似乎矛盾,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这些肠道细菌与多糖之间的关系。


多糖调节脂多糖(LPS)

脂多糖的危害

脂多糖(LPS)是由革兰氏阴性细菌(如大肠杆菌)产生的内毒素。持续暴露于LPS或LPS异常增加,可通过减少肠道上皮细胞活性、降低肠道细胞增殖、抑制肠道细胞迁移和导肠道细胞凋亡等方式,导致肠道损伤

LPS的转移还能损伤肠道,并可能通过与多种受体的相互作用,如LPS结合蛋白、簇分化14、髓样分化2和Toll样受体4,引发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肥胖、动脉粥样硬化等一系列疾病。

多糖对LPS产生菌的抑制作用

许多多糖能够抑制产生LPS的细菌。例如,在链脲佐素(STZ)诱导的糖尿病肾病模型中:

  • 蝉花多糖(CCP)抑制了能够引起肠道紊乱的LPS产生菌——变形菌门。蝉花多糖还能提升拟杆菌门、乳酸杆菌属、双歧杆菌属和阿克曼菌属的水平。
  • 牛蒡中的碱溶性多糖通过抑制变形菌门、葡萄球菌属和拟杆菌门来抑制LPS。
  • 菊粉通过增加Allobaculum和乳杆菌并抑制Parasturtella来抑制LPS

多糖调节肠道菌群的矛盾效应

尽管多糖可以通过调节肠道细菌来抑制LPS,但对特定细菌的调节作用可能存在矛盾。例如,作为LPS产生菌的拟杆菌门,在多糖处理后的水平变化并不一致。有研究表明,黄精多糖蝉花多糖增加了拟杆菌门的水平,而竹荪多糖降低了它。这些研究表明,多糖对肠道菌群的调节效应有时可能相互矛盾,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认结果。


多糖对胃肠道气体产生的调节作用

胃肠道气体的生成

胃肠道内通过细菌发酵食物,会产生一系列气体,包括氢气(H2)、甲烷(CH4)、二氧化碳(CO2)、硫化氢(H2S)和一氧化氮(NO)。这些气体在胃肠道中发挥着调节作用,例如影响结肠蠕动、神经通讯、血管功能和免疫反应等。

气体产生的部位和作用

CO2 主要在中产生,而其他气体如 H2、CH4、CO2 和 H2S 主要在小肠和结肠中产生。

这些气体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它们可以调节肠道功能,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和疾病的发生。

多糖对气体产生的调节

  • 木聚糖和果胶能够增加健康男性H2产生。
  • 两种纯化的纤维木聚糖和果胶可以增加CH4的水平,在乳果糖上没有这种影响

尽管多糖对 H2、CH4 和 CO2 的产生有明显影响,但关于多糖结构与气体产生之间具体关系的研究会相对较少。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明确这些关系,以及多糖如何通过影响肠道菌群来调节气体的产生。


多糖同时调节不同的代谢物

肠道菌群是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群落,具有显著的组成和功能多样性。不同的微生物可以介导相同不同的代谢物的产生,相同的微生物也有助于不同代谢物的生产。

例如,持续的研究表明:

拟杆菌门(特别是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Bacteroides fragilis)、厚壁菌门(如Clostridiaceae、Erysipelotrichia)、以及变形菌门可以促进TMA的产生。

放线菌门(如Bifidobacteria)、厚壁菌门(如Lactobacillus、Clostridium、Peptostreptococcus)、拟杆菌门(如Bacteroides)可以促进色氨酸(Trp)的转化。

双歧杆菌、乳酸菌、梭菌、Peptostreptococcus、拟杆菌也有助于次级胆汁酸(BAs)的产生

因此,就像肠道菌群组成的调节一样,多糖对特定肠道菌群代谢物功能的调节作用不是孤立的。

05
多糖调节肠道菌群修复肠道屏障


肠道屏障的基本构成与作用

肠道是我们抵御外界有害物质和病原体侵袭的第一道防线。它由多个层次的子屏障构成:

生物屏障:由肠道细菌和病毒组成;

化学屏障:包含免疫球蛋白A(IgA)、抗菌肽(AMPs)和粘液(MUC);

物理屏障:由肠道上皮细胞构成;

免疫屏障:含有T细胞、B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细胞等免疫细胞。

这些子屏障协同工作,限制病原体与肠道的接触,维持肠道稳定。肠道屏障的损伤与多种疾病正相关,包括肠易激综合症(IBS)、代谢综合征、过敏、肝脏炎症等。


肠道菌群及其代谢物对肠道屏障的影响

肠道菌群及其代谢物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肠道屏障:

  • 肠道菌群通过竞争肠道粘膜位点,形成细菌屏障,抵抗致病细菌的侵袭。
  • 肠道菌群产生的代谢物,如短链脂肪酸和胆汁酸,可以维持肠道屏障功能。例如,短链脂肪酸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组成,促进AMPs、紧密连接蛋白(TJs)和MUC的表达,调节细胞因子的分泌,抑制脂多糖的产生,从而保护肠道屏障。而某些BAs,如脱氧胆酸(DCA),则可能引起炎症并降低TJs和IgA的表达。


多糖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修复肠道屏障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多糖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对肠道屏障有益。正常的肠道菌群组成可以通过竞争性排除,通过消耗营养源占据附着位点,作为抵御外界病原体的屏障。

多糖→ 调节肠道菌群→ 修复肠道屏障

肠道菌群可以刺激宿主产生抗菌化合物,如IgA和AMPs,这些是化学屏障的关键组成部分。

例如,菊粉型果聚糖可以促进乳杆菌的丰度和IgA的分泌。在DSS诱导的溃疡性结肠炎小鼠模型中,金银花多糖通过增加双歧杆菌和乳杆菌增加了分泌型IgA含量,从而调节肠道屏障。

在DSS诱导的结肠炎小鼠中,海蜇皮多糖增加AkkermansiaAkkermansia muciniphila作为粘液的降解者,可以增强肠道屏障的完整性,减少炎症。同时海蜇皮多糖增加结肠中TJs和MUC2的表达,保护了肠道屏障。

多糖→ 短链脂肪酸→ 修复肠道屏障

短链脂肪酸胆汁酸等肠道菌群代谢物在调节肠道屏障功能中也扮演重要角色。

  • 黄柏多糖在STZ诱导的糖尿病模型中,通过增加产短链脂肪酸的菌如Roseburia、Prevotella,增强了肠道屏障。
  • 菊苣纤维可通过增加拟杆菌属、Prevotellaceae_NK3B31_group、Ruminiclostridium_5、Lachnoclostridium、Flavonifractor、Anaerostipes、Subdoligranulum、SCFAs来改善肠道屏障

多糖→ 色氨酸和胆汁酸代谢→ 修复肠道屏障

  • 茯砖茶多糖可增加乳杆菌属、IAld和IAA,从而改善肠道屏障。
  • 在高脂高胆固醇饮食建立的高脂血症小鼠模型中,龙须菜硫酸多糖通过提高Roseburia和Lachnospiraceae_NK4A136_group来增加亲水性胆汁酸 UDCA和TUDCA,并通过提高Prevotellaceae_UCG-001、Corprococcus_1、Alistipes来降低疏水性胆汁酸 CDCA和DCA,从而减轻肠道屏障损伤。

这些研究表明,多糖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及其代谢物,维护肠道屏障的完整性。

06
多糖通过肠道菌群改善疾病

代谢性疾病包括一组因碳水化合物、脂质和蛋白质代谢错误而导致的疾病。2 型糖尿病 (T2DM)、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NAFLD) 和肥胖是常见的代谢性疾病。

生活方式干预、全身药物治疗和外科手术等多种方法被用于预防和治疗代谢性疾病。尽管代谢性疾病的药物治疗取得了最新进展,但潜在的不良反应仍然是关键挑战。

使用天然物质的药物治疗被认为是改善代谢疾病的一种有前途且可行的方法。

doi.org/10.1016/j.biopha.2023.114538


2型糖尿病

多糖通过多种机制在治疗2型糖尿病方面表现出良好的效果,比如:

  • 改善β细胞功能障碍
  • 促进胰岛素分泌
  • 改善胰岛素抵抗
  • 维持血糖稳态
  • 改善血脂异常
  • 抑制关键酶活性
  • 减轻炎症和氧化应激
  • 调节肠道菌群

肠道菌群在代谢紊乱,特别是 2 型糖尿病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车前子多糖 对 STZ 诱导的 2 型糖尿病大鼠有抗糖尿病作用,这可能与其调节肠道菌群增加短链脂肪酸水平有关。车前子多糖可显著增加糖尿病大鼠粪便中Bacteroides vulgatus、发酵乳杆菌、Prevotella loescheii、Bacteroides vulgates等结肠细菌的多样性和丰度,以及短链脂肪酸的浓度。

◤桑果多糖 可以丰富糖尿病小鼠的功能菌并调节微生物多样性。具体而言,该多糖显著富集了一些有益细菌(拟杆菌目、乳杆菌属、Allobaculum、拟杆菌属、阿克曼菌属),同时减少了一些致病菌(葡萄球菌、棒状杆菌属、Jeotgalicoccus、Aerococcus、Enterococcus、Facklamia)。

◤罗布麻叶的两种富含多糖的提取物改善了糖尿病小鼠的肠道微生物群失调,包括增加Odoribacter、Anaeroplasma、Parasutterella、Muribaculum的丰度,并降低了肠球菌属、克雷伯菌属、Aerococcus的丰度。这可能有助于它们的抗糖尿病作用。

◤菊粉补充增加了双歧杆菌的丰度并增强了肠道屏障的完整性,这与2型糖尿病呈负相关。

青钱柳叶中分离的多糖通过增加 SCFAs 含量和有益的肠道细菌瘤胃球菌科来减轻 HFD/STZ 诱导的 2 型糖尿病大鼠的糖尿病症状。

◤苦瓜中的天然多糖通过增加 SCFAs 含量和Prevotella loescheii、Lactococcus laudensis 的丰度来改善 HFD/STZ 诱导的 2 型糖尿病大鼠的高血糖、高脂血症、高胰岛素血症。

◤天然南瓜多糖通过增加阿克曼氏菌和减少丹毒丝菌科(Erysipelotrichaceae)来显示出对 HFD/STZ 诱导的 2 型糖尿病的降血糖作用。此外,南瓜多糖还能增加 2 型糖尿病模型中肠道短链脂肪酸的产生。

◤灵芝多糖(GLP)通过恢复HFD/STZ诱导的肠道微生物群失调,特别是通过增加Blautia、拟杆菌、Dehalobacterium、Parabacteroides,以及减少有害的肠道细菌Aerococcus、Corynebacterium、Ruminococcus、Proteus,显示出抗糖尿病作用。

◤薏苡仁多糖通过降低厚壁菌门/拟杆菌门的比例和增加SCFAs的含量,在HFD/STZ诱导的T2DM小鼠模型中表现出降血糖活性。

◤葡甘聚糖作为铁皮石斛、芦荟和魔芋的天然多糖,通过增加厚壁菌门的丰度和减少拟杆菌门、变形杆菌的丰度,改善HFD/STZ喂养大鼠的T2DM代谢紊乱。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多糖对改善NAFLD具有有益作用,比如:

  • 减轻肝脏脂质蓄积和脂肪变性
  • 保护肝线粒体功能
  • 缓解肝脏氧化应激
  • 减轻肝脏炎症
  • 改善肠道菌群失调

多糖可以改善肠道菌群失调并保护非酒精性脂肪性肝动物的肠道屏障完整性

◤枸杞多糖结合有氧运动通过改善肠道菌群失调改善 NAFLD,包括调节肠道菌群的丰度和多样性,增加微生物代谢产物 SCFA 的水平,减少变形菌厚壁菌门/拟杆菌门的比例。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是参与宿主代谢和脂肪积累的关键细菌。

◤麦冬多糖可以通过调节肠-肝轴显著保护 NAFLD。具体来说,这种多糖显著降低了一些有害细菌的相对丰度,包括乳球菌、肠杆菌、Turicibacter、Clostridium- sensu-stricto -1、Tyzzerella、Oscillibacter,并增加一些有益的相对丰度,如Alistipes、Ruminiclostridium、Rikenella。这种多糖还显著增加了两种产SCFAs菌( Butyricimonas、Roseburia )的丰度以及乙酸和戊酸的水平,从而改善了炎症反应和肝脏脂质代谢。

◤灰树花杂多糖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改善高脂饮食诱导的NAFLD,包括显著增加Allobaculum、拟杆菌属和双歧杆菌属丰度,减少Acetatifactor、Alistipes、Flavonifractor、Paraprevotella、Oscillibacter的丰度。

◤黄芪多糖可减轻HFD喂养小鼠的NAFLD,丰富脱硫弧菌属,尤其是作为SCFAs、乙酸的产生者的Desulfovibrio vulgaris减轻肝脂肪变性。

◤诺尼果多糖来源于辣木,通过促进短链脂肪酸的产生缓解HFD喂养小鼠的NAFLD,并通过改善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和组成逆转HFD诱导的肠道微生态失调。

◤核桃青皮多糖通过提高肠微生物群(包括普氏菌科、Allobaculum)的SCFAs含量和丰度,预防HFD喂养大鼠的肥胖和NAFLD。

从贻贝中提取的贻贝多糖,α-D-葡聚糖(MPA)可保护HFD喂养的大鼠的NAFLD,补充MPA可逆转HFD抑制的微生物微生态失调和SCFAs。

◤海带可溶性多糖通过降低厚壁菌门/拟杆菌门的比例,促进Verrucomirobia和丙酸盐产生菌拟杆菌和阿克曼菌,减轻高脂饮食喂养小鼠的NAFLD。


肥 胖

多糖通过多种机制表现出良好的抗肥胖作用,作用机制如:

  • 减缓体重增加
  • 刺激棕色脂肪组织的产热作用
  • 抑制肥胖动物的脂肪生成
  • 抑制肥胖动物的炎症
  • 改善肥胖者肠道菌群失调

◤枸杞多糖补充剂可降低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的比例增加产短链脂肪酸菌,如Lacticigenium、Butyricicoccus、Lachnospiraceae_NK4A136_group数量,从而改善肥胖小鼠的肠道菌群失调。

◤桑叶多糖治疗可调节肥胖小鼠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这与增加Allobaculum、Parabacteroides、Porphyromonadaceae、Butyricimonas、Ruminococcus 的水平有关。

◤黄精多糖调节HFD喂养的肥胖大鼠的肠道微生物群结构,包括降低梭菌、肠球菌、Coprobacillus、乳球菌、Sutterella的相对丰度。

◤沙蒿多糖给药8周显著上调了屏障完整性的结肠基因,并通过增加有益细菌(双歧杆菌和Olsenella)和抑制有害细菌(Mucispirillum和幽门螺杆菌)改善了肥胖小鼠的肠道微生物微生态失调。同时,它显著富集了与促进SCFAs产生相关的碳水化合物代谢,同时显著抑制了与肥胖和肠道微生态失调相关的氨基酸代谢。

海带中提取的天然多糖可通过使肠道菌群正常化来缓解小鼠HFD引起的肥胖,特别是通过增加拟杆菌目和Rikenellaceae的丰度。

中分离出的蘑菇多糖通过增加产生 SCFA 的肠道细菌AnaerostipesClostridium 的数量,在高脂饮食喂养的小鼠中表现出抗肥胖作用。

◤茶树菇多糖对HFD诱导的小鼠脂肪堆积和减肥的影响,发现脱硫弧菌减少副拟杆菌增加,从而显著降低肥胖相关的TNF-α 和 IL-6 的水平。

苦瓜中获得的多糖通过增加有益细菌(如放线菌、Coprococcus、乳酸杆菌)和减少有害细菌(变形菌和幽门螺杆菌)来改善HFD诱导的小鼠肥胖。

◤日本刺参的硫酸多糖通过富集益生菌Akkermansia减少携带内毒素的变形杆菌和提高SCFAs含量来预防HFD诱导的小鼠肥胖。

◤ 破壁灵芝孢子多糖逆转 HFD 喂养小鼠中许多细菌的相对丰度,特别是一些潜在的益生菌,包括Allobaculum双歧杆菌,这与抗肥胖呈正相关。双歧杆菌、乳杆菌和阿克曼菌可促进SCFAs的产生,并抑制梭菌科、脱硫弧菌和肠球菌的丰度,这将有助于减少体重和脂质积累。

总的来说,多糖可通过作用于多个环节、调控多个疾病相关靶点来改善这三种代谢性疾病。

doi.org/10.3389/fmicb.2022.859206


高脂血症

高脂血症是指脂质代谢紊乱,其特征是甘油三酯 (TG)、总胆固醇 (TC) 和低密度脂蛋白浓度升高,同时高密度脂蛋白水平降低。

◤果胶多糖(高支链 RG-I,531.5 kDa)显著改善了 HFD 引起的脂质代谢异常,TG、TC、LDL-C 和游离脂肪酸水平降低。它还通过增加Roseburia、Clostridium等产生 SCFA 的细菌的数量来恢复肠道菌群失衡。

◤裙带菜多糖 ( Undaria pinnatifida )修复了高脂饮食引起的肠道微生物群改变,特别是Prevotellaceae_UCG-001,发现这与脂质代谢紊乱有关。

◤鲍鱼性腺多糖显著增加丁酸水平,丁酸是一种重要的短链脂肪酸,它通过GPR依赖性途径抑制脂质相关基因的表达。

◤龙须菜多糖调节拟杆菌、瘤胃球菌_1和乳酸杆菌的相对丰度来增强胆固醇向BAs的转化。在遗传水平上,有人认为BA代谢的调节主要涉及CYP39A1和CYP7B1。


炎症性肠病

炎症性肠病 (IBD) 包括溃疡性结肠炎 (UC) 和克罗恩病 (CD),其特点是胃肠道持续炎症。IBD 的症状包括腹泻、腹胀、腹痛、便血、体重减轻和不适。

◤银耳多糖(TPs)通过多途径调节肠道菌群及其代谢物,改善了DSS诱导的溃疡性结肠炎。TPs可以增加Lactobacillus的丰度,从而改善色氨酸的分解代谢。这导致黄嘌呤酸、KA和吲哚衍生物(如5-羟吲哚、5-羟吲哚-3-乙酸、5-羟吲哚乙酰酸)的增加。

TPs还可以增加Romboutsia的水平,促进DCA的产生。因此,TPs可以通过影响色氨酸代谢和胆汁酸代谢来保护小鼠免受结肠炎的侵害

◤金针菇多糖已被证明可以通过控制结肠微生物失调、增加短链脂肪酸和抑制 TLR4-NF-κB 信号通路来缓解结肠炎。能促进益生菌的生长,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恢复肠道稳态,缓解IBD症状。

◤竹荪多糖由59.84%的葡萄糖、23.55%的甘露糖和12.95%的半乳糖组成,已被证明可以通过增加粘蛋白和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抑制有害细菌(如γ-变形菌、变形菌、拟杆菌科、拟杆菌科和肠杆菌科)并增强有益细菌(如嗜酸乳杆菌)来改善肠道菌群组成和肠道屏障功能。

◤坛紫菜多糖通过上调紧密连接蛋白,增加粘液层及其分泌,调节肠道微生物群落,富集有益细菌,如拟杆菌、Muribaculum和乳酸杆菌,从而减轻DSS诱导的结肠损伤,从而改善结肠粘膜屏障的完整性。

◤白术多糖可以缓解在DSS诱导的溃疡性结肠炎小鼠模型炎症。白术多糖可以增加Butybacterium、Lactobacillus,同时减少Actinomyces、Akkermansia、Faecalibaculum、Verrucomicrobia、Bifidobacterium等。

肠道菌群的变化逆转了DSS引起的短链脂肪酸的减少以及色氨酸和色氨酸相关代谢物5-羟基-N-甲酰基犬尿氨酸和吲哚-3-乙酸的减少。白术多糖还剂量依赖性地逆转了LCA、DCA、缬氨酸、亮氨酸等的异常变化。

天然植物多糖治疗IBD的机制

doi.org/10.1016/j.ijbiomac.2023.126799

◤甘草多糖GPS上调乳杆菌科、S24–7、Turicibacteraceae、Verrucomicrobiaceae和双歧杆菌科的丰度,下调脱硫弧菌科、瘤胃球菌科、毛螺菌科、肠杆菌科、丹毒丝菌科的丰度。GPS能促进乳杆菌、拟杆菌和产SCFAs菌的生长繁殖,起到减轻炎症、升高IL-10水平、抑制TLR4活化、降低血浆LPS水平的作用,从而保护肠道免受LPS诱导的炎症。

◤何首乌多糖(TSG)的给药显著增加了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的相对丰度,同时也降低了幽门螺杆菌和拟杆菌门的属水平,改善了肠道菌群,起到治疗IBD的作用。

doi.org/10.3390/nu15153321


其他肠胃疾病

◤乳果糖通过重塑肠道菌群组成和代谢物,改善了由洛哌丁胺引起的便秘小鼠模型中的肠道水和盐代谢。具体来说,乳果糖上调Bacteroides的丰度,并显著降低了厚壁菌门和Verrucomicrobia的水平。

此外,乳果糖减少了胆汁酸(包括CA、DCA等)、粪便中高浓度的吲哚(高浓度吲哚对细胞有毒)并增加了丙酸

◤西洋参多糖(WQP) 可增强大鼠肠道结构的恢复,降低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改善短链脂肪酸 (SCFA) 水平,促进肠道菌群和肠黏膜屏障的恢复,并减轻盐酸林可霉素引起的腹泻和菌群失调等抗生素相关副作用。

◤葛根多糖( PPL )可缓解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引起的结肠病理改变和肠道菌群失调。

◤紫菜中提取的多糖(Nemacystus decipiens)能显著缓解小鼠抗生素相关性腹泻(AAD)的症状,并且显著增加了 Muribaculum、Lactobacillus 和 Bifidobacterium 的丰度,降低Enterobacter 、Clostridioides 的丰度。

◤茯苓多糖(PCP)通过恢复7种肠道菌菌缓解了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小鼠的症状,包括:Parabacteroides distasonis、Akkermansia muciniphila、Clostridium saccharolyticum、Ruminococcus gnavus、Lactobacillus salivarius、Salmonella enterica、Mucispirillum schaedleri.


肿 瘤

适当调节免疫反应可以降低炎症反应引起的病原体入侵的风险。

结直肠癌

◤灵芝多糖在缓解结直肠癌症状方面比瓜尔胶更有效,因为它们能增加Akkermansia、结肠长度,并下调直肠癌相关基因。灵芝多糖通过动态调节肠道菌群和宿主免疫反应,已证明具有预防和治疗癌症的功能。

灵芝多糖通过调节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的相对丰度,诱导SCFAs的产生,改善肠道屏障损伤,抑制TLR4/MyD88/NF-κB信号通路,从而降低结肠炎和致癌风险。

◤绞股蓝与灵芝多糖联合使用显著提高了SCFAs产生菌的丰度,提高了丁酸和异丁酸水平,抑制了硫酸盐还原菌的丰度。

乳腺癌

来自灵芝破壁孢子(分子量为 3659 Da)的多糖可作为乳腺癌治疗的天然佐剂,增加细胞毒性 T 细胞和辅助性 T 细胞的数量。

灵芝孢子提取物(ESG)重塑了4T1荷瘤小鼠的肠道菌群:厚壁菌门和变形菌门的相对丰度增加,放线菌、拟杆菌门和蓝藻的相对丰度降低。

◤灵芝多糖联合紫杉醇对4T1乳腺荷瘤小鼠有抗肿瘤作用。联合治疗能显著富集拟杆菌、瘤胃球菌等5个菌属,降低脱硫弧菌和Odoribacter的丰度,平衡肠道菌群,抑制肿瘤代谢。


疲 劳

疲劳是一种普遍的不适感,表现为极度疲倦和力竭,通常在生理、病理或心理失衡时出现。体力劳动、心理压力、高原缺氧和长期疾病都可能引发疲劳。疲劳不仅影响日常生活,还可能导致内分泌、免疫、代谢等系统功能受损,甚至与癌症、糖尿病等重疾病相关。此外,疲劳还与焦虑、抑郁和神经系统疾病有关。

近年来,天然多糖因其在缓解运动性疲劳中的潜在效果和较少的副作用而受到关注。研究表明,肌肉功能与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组成密切相关,而天然多糖如决明子、灵芝、枸杞和冬虫夏草等可通过不同机制发挥抗疲劳作用。

doi.org/10.3390/foods12163083

多糖抗疲劳机制如下:

  • 影响能量代谢
  • 减少代谢物的积累
  • 提高免疫功能
  • 增强抗氧化活性
  • 抑制炎症反应
  • 干扰自主神经调节
  • 调节内分泌系统
  • 调节肠道菌群

抗疲劳多糖干预后肠道菌群的变化

doi.org/10.3390/foods12163083

肠道-肌肉轴是肌肉与消化道之间的双向沟通,微生物可以通过微生物-肠道-肌肉轴作用于全身的肌肉。肠道微生物在膳食多糖的作用下,产生一些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等),有些代谢产物会直接穿过肠道上皮细胞,通过血液循环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肌肉组织和细胞,引起细胞发生生理生化反应,对疲劳产生一定的影响。

补充膳食多糖通过作用于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间接激活AMPK/PGC-1α、PI3K/AKT、NF-κB、Nrf2/Keap1信号通路,调节能量代谢,降低炎症水平,增强线粒体功能和抗氧化能力,进一步维持肌肉质量和功能,从而缓解疲劳

扩展阅读:

优化肠道菌群——对抗肌肉减少和骨质流失


神经系统疾病

◤银杏叶中的一种水溶性多糖(GPS)可减轻压力引起的抑郁症并逆转肠道菌群失调。GPS 治疗可以缓解压力引起的血清素阳性和多巴胺阳性细胞密度降低。GPS 逆转了与抑郁相关的肠道菌群失调,并增加了乳杆菌的丰度,而乳杆菌已被证明是缓解抑郁的途径。

秋葵中提取的多糖,发现它对抑郁小鼠的肠道菌群有明显的恢复作用,表现为厚壁菌门比例上调,拟杆菌门和放线菌门相对比例下调。这种调节有助于强化肠黏膜屏障,维持肠道免疫系统正常功能,减少肠道炎症反应,对抗抑郁有效,抑郁症小鼠的抑郁症状有所改善。用秋葵多糖治疗的小鼠体内的SCFAs显著增加,而SCFAs作为重要的通讯介质,对抗抑郁障碍有积极的影响。

接受金针菇多糖 (FVP)治疗的小鼠的肠道微生物组成发生显著改变,放线菌、丹毒菌和拟杆菌的丰度增加,梭菌的丰度降低,并且接受FVP治疗的小鼠的学习和记忆能力得到改善

◤肉苁蓉多糖可以通过恢复小鼠模型中D-半乳糖诱导的衰老引起的肠道菌群稳态来抑制氧化应激和外周炎症,从而改善小鼠的认知功能。

黄芪中提取的一种多糖已被证明可以通过改变糖尿病小鼠的肠道菌群来改善认知障碍

扩展阅读:

抑郁症与肠道微生物群有何关联

阿尔茨海默病de饮食-微生物-脑轴

肠道微生物与帕金森以及相关影响因素

07
部分多糖营养与菌群调节

以下是关于一些多糖的详细介绍,包括其功效,与肠道菌群的关联等,更深入地了解多糖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


路易波士茶多糖

路易波士茶是什么?

路易波士茶(Rooibos)又名Aspalathus linearis,中文也有译作“路易博士茶”,取自原产于南非的一种豆科植物的茎叶。虽然带有一个茶字,但路易波士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茶叶。

路易波士茶因不含咖啡因单宁含量低而受到南非人的喜爱,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商业化种植和销售。2014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路易波士茶作为新的食品原料,丰富了中国的食品和药物资源。

路易波士茶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抗过敏、解痉和降血糖作用。也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各种癌症、骨质疏松症等。

路易波士茶多糖

一项研究从路易波士茶中分离得到均一酸性多糖(ALPs) ,水溶性多糖ALP由β-糖苷键连接,含有吡喃糖环,主要由岩藻糖、鼠李糖、阿拉伯糖和半乳糖组成。

结合RT-PCR结果推测,ALP可能通过降低Cyp2e1和Keap1的mRNA表达,增加Nrf2和HO-1的mRNA表达,激活Cyp2e1/Keap1-Nrf2-HO-1信号通路,调控下游抗氧化酶活性和炎症因子表达,减轻氧化应激损伤和炎症反应造成的损伤,从而改善急性酒精性肝损伤

路易波士茶多糖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多样性

急性酒精性肝病模型对照组(MC)的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显著降低(p≤0.05)。高剂量和低剂量ALP处理组的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有所增加,其中高剂量组的增加更为显著。

干预后改善的菌群

ALP 干预后疣微菌丰度显著升高(p≤0.01),而脱硫杆菌丰度及F / B值降低,但差异不显著。

肠道菌群中乳酸杆菌科的丰度与肝脏 AST 和 ALT 水平呈负相关。小鼠ALP干预后,乳酸杆菌科的丰度显著增加(p ≤ 0.05),而Rikenellaceae的丰度显著降低(p ≤ 0.05)。

ALP 显著改善了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中AlloprevotellaAlistipes丰度显著降低的情况( p ≤ 0.05)。

肠-肝轴途径

对属级别排名前20位的菌种进行了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 拟杆菌属与IL-10、SOD呈负相关
  • 乳酸杆菌属与IL-10呈反比关系,与IL-1β呈正比关系
  • 副拟杆菌属与IL-1β呈正相关
  • 瘤胃球菌的存在与IL-10水平呈负相关,与IL-1β水平呈正相关。

推测ALP可能通过“肠-肝轴”通路促进肠道菌群与抗氧化酶炎症因子相互作用,从而减轻酒精性肝损伤,而上述菌群与酒精损伤标志物、抗氧化酶及炎症因子的表达均密切相关。

酒精及其代谢产物会影响肠道菌群的平衡和组成,导致肠道功能受损。这反过来又会影响肝脏健康,而肝脏健康与肠道菌群稳态密切相关。肠道和肝脏之间的相互作用被称为“肠-肝轴”通路。


地黄多糖

地黄是玄参科地黄属植物,在我国拥有久远的药用历史,作为滋阴补肾的传统中药,也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

多糖是地黄中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地黄多糖具有免疫调节、抗肿瘤、抗氧化、抗衰老等多种生物活性。

迄今为止,从地黄中分离纯化了20多种多糖,主要由阿拉伯糖、鼠李糖、半乳糖、葡萄糖、甘露糖、木糖、岩藻糖和半乳糖酸组成。

地黄多糖能增加DSS诱发小鼠的体质量指数和结肠长度、降低DAI评分,改善组织病理学损伤。同时,地黄多糖能阻断NF-κB信号通路,降低细胞内促炎因子表达,减轻炎症,增加紧密连接蛋白表达,维持肠道上皮屏障。

地黄多糖可能在肠道微生物作用下发酵转化为SCFAs,增加肠道中乙酸、丙酸和丁酸的含量,起到缓解IBD的作用。

拟杆菌属、乳酸杆菌属、Alistipes是导致DSS结肠炎组肠道微生物组失衡的关键细菌类型,而补充地黄多糖可以逆转这种有害变化。


五指毛桃根多糖

五指毛桃,又叫粗叶榕(Ficus hirta Vahl),常被用作滋补品的草药成分,以其丰富的多糖含量和生物活性而闻名。

一项研究发现,FHVP-3 对肠道微生物群产生影响:

下列菌群富集

  • Faecalibacterium
  • Bifidobacterium
  • Bacteroides
  • Phascolarctobacterium
  • Blautia

FHVP-3 抑制了下列机会性致病菌属的丰度:

  • Dorea
  • Clostridium XIVa
  • Desulfovibrio

作为可发酵底物,FHVP-3 还增加了短链脂肪酸的浓度,包括乙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FHVP-3 对脂多糖 (LPS) 诱导的 RAW 264.7 巨噬细胞表现出显着的抗氧化活性和显着的抗炎作用。

doi.org/10.1021/acsfoodscitech.3c00626


大蒜多糖

大蒜多糖 (GP) 占大蒜干重的 75% 以上。它们的特征是具有 2,1- β – d -Fruf 主链和 2,6- β – d -Fruf 分支的果聚糖。

研究表明,大蒜多糖在调节肠道微生物群方面发挥着作用,但它们是否具有维持肠道健康的全面功能并可作为有效的益生元仍不清楚。

为了探索这一点,通过管饲法给昆明小鼠施用不同剂量的大蒜多糖(1.25-5.0g/kg 体重)和菊粉(作为阳性对照),并评估它们对肠道上皮、化学和生物屏障的影响。还使用洛哌丁胺建立了便秘模型,以研究大蒜多糖对缓解便秘的潜在影响。

施用大蒜多糖显著上调昆明小鼠小肠组织中紧密连接蛋白和粘蛋白的表达。大蒜多糖提高了盲肠丁酸含量,降低了脱硫杆菌的丰度,并降低了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的比例(F/B)。大蒜多糖还促进了 Bacteroides acidifaciens、Clostridium saccharogumia的生长。

Tax4Fun 功能预测表明,大蒜多糖具有预防人类疾病的潜力,可降低胰岛素抵抗、传染病和耐药性的风险。

大蒜多糖还通过增强小肠转运、软化粪便稠度、加速排便促进兴奋性神经递质的释放,在缓解洛哌丁胺引起的便秘症状方面表现出有益作用。


槐耳多糖

多年来,槐耳 (Trametes robiniophila Murr) 一直被用于药物治疗。槐耳含有多种成分,包括多糖、蛋白质、酮和生物碱,其中蛋白聚糖和多糖是主要的生物活性成分。

槐耳提取物具有免疫调节活性,并可通过激活自噬、抑制铁死亡、抑制内质网应激等过程对细胞发挥保护作用。研究表明,槐耳水提取物可通过抑制NLRP3炎症囊泡活化,减轻肠道屏障损伤炎症反应,并抑制DSS和氧化偶氮甲烷 (AOM) 联合诱导的结肠肿瘤形成。

可缓解 DSS 引起的肠道菌群紊乱

一项小鼠研究显示,槐耳多糖干预显著逆转了 DSS 引起的Muribaculaceae_unclassified、Anaerotruncus、Ruminococcaceae_unclassified丰度的下降以及Escherichia-Shigella丰度的增加( p < 0.05)。

其中,Muribaculaceae_unclassified是健康人中发现的肠道微生物,参与丁酸代谢和色氨酸代谢,可产生对人体有益的短链脂肪酸。

相关性分析,Muribaculaceae_unclassified与结肠长度、SOD 和 T-AOC 呈正相关,而与 DAI 评分以及炎症和氧化指标呈负相关

Anaerotruncus与结肠长度、SOD 和 T-AOC 呈正相关,但与炎症标志物 LPS、MDA 和 MPO 呈负相关


黄芩多糖

黄芩的根通常用作药物,用于清热利湿、泻火解毒。多糖是黄芩的最重要成分之一。

一种来自黄芩的多糖通过抑制 NF-κB 信号传导和NLRP3 炎症小体活化来改善溃疡性结肠炎。在多糖的分离和纯化过程中,研究人员还获得了另一种名为 SP2-1 的均质多糖。SP2-1由甘露糖、核糖、鼠李糖、葡萄糖醛酸、葡萄糖、木糖、阿拉伯糖和岩藻糖组成。

研究人员发现其对肠道菌群紊乱、肠道屏障改善以及短链脂肪酸产生影响。

在UC患者中,SP2-1显著抑制了促炎性细胞因子IL-6,IL-1β和TNF-α。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屏障完整性被破坏,TJ 蛋白的表达发生改变,SP2-1增加小鼠TJ蛋白的表达,修复肠道屏障。

SP2-1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SP2-1组的粪便微生物群多样性明显高于DSS组。

临床上,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丰度降低。与模型组相比,SP2-1 组的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和Roseburia的水平提高。

拟杆菌和葡萄球菌的种群受到抑制。肠道菌群中存在过量的拟杆菌和葡萄球菌对肠道免疫系统有害。

Roseburia 通过调节调节性 T 细胞的发育和分化、增加抗炎细胞因子的分泌和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来缓解UC


枸杞多糖

枸杞多糖(简称LBPs)是从枸杞中提取的一类多糖物质。枸杞是一种多年生灌木,属于茄科,枸杞多糖因其多样的药理活性生理功能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枸杞多糖 (LBPs)作为最重要的生物活性分子,可通过肠道微生物参与有益作用,包括调节代谢、降血糖、神经保护、抗衰老、保护各种器官免受氧化应激相关疾病的侵害。

枸杞多糖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癌症

一般来说,抗癌化疗药物除了会诱导癌细胞凋亡外,还会对肠道菌群产生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肠绒毛缩短,乳酸杆菌和肠球菌丰度下降,节段丝状菌丰度增加。而枸杞多糖治疗可通过增加有益菌相对丰度来改善肠道环境和免疫功能,逆转环磷酰胺引起的有害菌(瘤胃拟杆菌科、Longibraceae、脱硫弧菌和厌氧拟杆菌科)相对丰度的增加。

还发现毛螺菌科、瘤胃菌科、脱铁菌科、脱硫弧菌科、Aneoplasmataceae与细胞因子IL-2、IL-6、IL-1β、TNF-α、IFN呈负相关。因此,主要肠道菌群的相对丰度可能与免疫调节有关。

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F/B)比例的变化与许多疾病状态有关,它被视为菌群失调的重要指标,有助于了解肝脏和代谢疾病的发展。枸杞多糖可降低高脂饮食大鼠的 F/B 比,表明补充枸杞多糖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失调。

doi.org/10.1080/10408398.2022.2128037

神经系统

枸杞多糖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肠-脑轴的神经免疫通路,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多方面的保护作用。枸杞多糖可改善菌群失调肠道屏障受损等问题,并通过抑制细胞凋亡、促进自噬等机制发挥神经保护效应。

  • 调节肠道菌群平衡,保护肠道屏障,减少有害代谢产物进入循环系统。
  • 抑制JNK信号通路和caspase-3活性,抵抗细胞凋亡,起到神经保护作用。
  • 通过抑制mTOR/p70S6K通路激活,促进自噬,保护周围神经。
  • 有望通过调节MGBA的神经免疫通路,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多方面积极影响。

肝脏

枸杞多糖能够影响NAFLD患者的肠道菌群组成、肠道屏障及肝脏炎症。

  • 明显改善肠道菌群多样性,提高拟杆菌属和短链脂肪酸水平,降低变形杆菌属和厚壁菌门/拟杆菌属的比例;
  • 通过增加闭塞性ZO-1的表达和闭塞,恢复结肠与回肠之间的紧密连接,并通过下调肠源性LPS、肝脏LPS结合蛋白、炎症因子及肝脏LPS/TLR4/NF-κB信号通路,改善肝损伤症状

代谢(肥胖、糖尿病)

肥胖个体的研究中,肠道内F/B比例较高,因此推测肠道内F/B比例与肥胖呈显著正相关。

后续研究发现,LBPs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组成和短链脂肪酸生成来改善肥胖

枸杞多糖可作为2型糖尿病的潜在辅助药物

LBPs能调节肠道菌群,激活大鼠肠黏膜TLR2+上皮细胞γδT细胞,增强肠道屏障功能,改善糖尿病。此外,LBPs能明显降低血浆中促炎性细胞因子IL-1β、IL-6、IL-17A和TNF-α,而抗炎性细胞因子IL-10水平在糖尿病大鼠中有所升高。

哮喘

枸杞多糖还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改变肠道菌群参与炎症介质的调控,从而改善肺功能和过敏性哮喘症状。

肠道菌群测序分析显示,LBPs能够促进哮喘小鼠肠道中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增加,并降低厚壁菌门和放线菌水平,通过肠道介导缓解哮喘。


岩藻多糖

岩藻糖(Fucose),参与构成肠上皮细胞(IEC)顶端表达的聚糖,并介导肠道中的许多生物过程,尤其是宿主-微生物相互作用

释放的岩藻糖可被微生物用作膳食聚糖、能量来源或合成结构蛋白。肠道中岩藻糖的变化影响微生物群的定植。

岩藻多糖

岩藻多糖是一种含有岩藻糖和硫酸基团的多糖,可改善糖尿病肾病

一项小鼠研究发现,岩藻多糖可显著改善肾小球滤过率高滤过和肾纤维化,其机制与短链脂肪酸产生菌富集增加盲肠内乙酸浓度、提高肾脏ATP水平以及改善线粒体功能障碍有关。此外,岩藻多糖还可通过抑制MAPKs通路来改善肾脏炎症和纤维化。总之,岩藻多糖可通过改善线粒体氧化应激和抑制MAPKs通路,靶向肠道菌群-线粒体轴,改善早期糖尿病肾病


桑叶多糖

桑叶的药用功能最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被发现,并记载于《神农本草经》。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桑叶的药用功效有更详细的描述,包括活血化瘀、祛风、清热解毒等功能。桑叶已被列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食药同源资源名单。

桑叶多糖(Mulberry Leaves Polysaccharides,MLPs)是从桑树(Morus alba L.)叶片中提取的一种植物多糖。它们是桑叶中主要的活性成分之一,由多种单糖组成,主要包括木糖、阿拉伯糖、果糖、半乳糖、葡萄糖、甘露糖等。

桑叶多糖对人体的影响

桑叶多糖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包括降低血糖、抗氧化、免疫调节、抗肿瘤、抗菌、抗凝和调节肠道菌群等。这些活性使得MLPs在医药和食品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并且安全、有效、低毒、副作用小。

doi.org/10.1016/j.ijbiomac.2023.128669

桑叶多糖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桑叶多糖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进而对人体的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以下是桑叶多糖影响的肠道菌群及其变化情况:

桑叶多糖能够调节短链脂肪酸和肠道菌群的相对丰度,降低真细菌与过敏性细菌的比例,从而改善肠道屏障功能。


沙棘多糖

沙棘果实在藏族食品和药物中已有数千年的传统。沙棘多糖 (SP) 是沙棘果实中的主要功能成分之一。

对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沙棘多糖治疗提高了 p-AMPKα 和 PPARα 蛋白的表达,刺激了小鼠肝脏中 ACC1 的磷酸化,并抑制了 FAS、PPARγ 和 CD36 的蛋白表达。

沙棘多糖上调Muribaculaceae_unclassified、双歧杆菌、Rikenellaceae_RC9_gut_group、Alistipes、Bacteroides的比例,并下调Lactobacillus、 Firmicutes_unclassified 、Dubosiella Bilophila、 Streptococcus 的比例,重组了HFD诱导的肥胖小鼠的肠道微生物群。

此外,粪便中的微生物代谢物短链脂肪酸 (SCFAs) 的产生也有所增加。此外,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沙棘多糖的肥胖改善作用与粪便中的SCFAs水平高度相关。因此,沙棘多糖对肝脏脂质代谢的调节可能是由于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和SCFAs产生量的增加。这些结果表明,沙棘多糖可以通过调节肠-肝轴发挥改善肥胖的潜在营养保健作用。


蘑菇多糖

蘑菇多糖是一类存在于蘑菇中的生物活性多糖,它们包括但不限于几丁质、甘露聚糖、半乳糖聚糖、木聚糖、葡聚糖、云芝多糖、灵芝多糖、半纤维素。这些多糖在蘑菇细胞壁中含量丰富,赋予蘑菇独特的结构和生物活性。

蘑菇多糖的功效

蘑菇多糖对人体具有多种潜在的健康益处。它们可以增强免疫系统、具有抗肿瘤活性、调节肠道菌群、抗氧化、抗糖尿病、抗衰老作用。

蘑菇多糖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促进益生菌生长

蘑菇多糖通过选择性地促进益生菌的生长,增强肠道健康。例如,灵芝和茯苓中的多糖被发现可以增加有益细菌的数量,这些细菌可以对抗肥胖、产生短链脂肪酸和乳酸。香菇中的多糖也显示出对嗜酸乳杆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有促进作用。

抑制病原菌

蘑菇多糖能够通过增强肠道屏障功能和促进益生菌的生长来间接抑制病原菌。双孢蘑菇中的多糖已被证明可以限制大肠杆菌的生长。

增强肠道屏障功能

蘑菇多糖通过增强肠道上皮细胞的功能,提高肠道屏障的完整性,减少有害物质的渗透。云芝(Trametes versicolor)中的多糖肽PSK和PSP能够调节肠道菌群,增加有益菌双歧杆菌和乳杆菌的数量,同时减少有害菌梭状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在降低腹泻、艰难梭菌感染、炎症性肠病等方面发挥作用。

调节免疫反应

蘑菇多糖通过激活肠道相关淋巴组织,增强机体的免疫反应。灵芝多糖能刺激和增加免疫细胞如自然杀伤细胞、T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数量。

产生短链脂肪酸

蘑菇多糖在肠道发酵过程中产生短链脂肪酸,这些物质对维持肠道健康和调节宿主代谢具有重要作用。蚝菇Pleurotus ostreatus)中的β-葡聚糖衍生物能够诱导前列腺癌细胞的凋亡,并且显示出免疫调节、巨噬细胞激活、抗肿瘤和免疫刺激活性。

08
结 语

多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其在人体内的作用千变万化,它们能够通过与肠道菌群的互动,从调节免疫功能到改善代谢性疾病等。

然而,利用天然多糖通过肠道菌群治疗疾病仍存在一些限制和挑战。对肠道菌群和多糖之间相互作用的全面了解需要进一步研究,由于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因此开展研究多糖-微生物组-疾病相互作用的临床试验并实现临床转化至关重要。

幸运的是,随着生命科学领域新兴技术的发展,我们有了更多的工具来揭示这些复杂问题。高通量测序技术、多组学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的交叉融合,为研究多糖和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快速发展。

此外,多糖与肠道菌群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揭示了多糖的生物活性,也突显了肠道菌群对健康的重要贡献。多糖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了解个体的肠道菌群组成,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更为个性化的营养和健康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肠道菌群检测可以揭示个体对多糖等营养成分的响应差异,从而为制定个性化的饮食和治疗计划提供指导。

注:本账号内容仅作交流参考,不作为诊断及医疗依据。

主要参考文献

Xue H, Mei CF, Wang FY, Tang XD. Relationship among Chinese herb polysaccharide (CHP), gut microbiota, and chronic diarrhea and impact of CHP on chronic diarrhea. Food Sci Nutr. 2023 Aug 6;11(10):5837-5855.

Xu X, Wang L, Zhang K, Zhang Y, Fan G. Managing metabolic diseases: The roles and therapeutic prospects of herb-derived polysaccharides. Biomed Pharmacother. 2023 May;161:114538

Zhang D, Liu J, Cheng H, Wang H, Tan Y, Feng W, Peng C. Interactions between polysaccharides and gut microbiota: A metabolomic and microbial review. Food Res Int. 2022 Oct;160:111653.

Chen R, Zhou X, Deng Q, Yang M, Li S, Zhang Q, Sun Y, Chen H. Extraction, 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and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polysaccharides from mulberry leaves: A review. Int J Biol Macromol. 2024 Feb;257(Pt 2):128669.

Lan Y, Sun Q, Ma Z, Peng J, Zhang M, Wang C, Zhang X, Yan X, Chang L, Hou X, Qiao R, Mulati A, Zhou Y, Zhang Q, Liu Z, Liu X. Seabuckthorn polysaccharide ameliorates high-fat diet-induced obesity by gut microbiota-SCFAs-liver axis. Food Funct. 2022 Mar 7;13(5):2925-2937.

Feng Y, Song Y, Zhou J, Duan Y, Kong T, Ma H, Zhang H. Recent progress of Lycium barbarum polysaccharides on intestinal microbiota, microbial metabolites and health: a review. Crit Rev Food Sci Nutr. 2024;64(10):2917-2940.

Cui L, Guan X, Ding W, Luo Y, Wang W, Bu W, Song J, Tan X, Sun E, Ning Q, Liu G, Jia X, Feng L.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 polysaccharide ameliorates DSS-induced ulcerative colitis by improving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and modulating gut microbiota. Int J Biol Macromol. 2021 Jan 1;166:1035-1045.

Tang YF, Xie WY, Wu HY, Guo HX, Wei FH, Ren WZ, Gao W, Yuan B. Huaier Polysaccharide Alleviates Dextran Sulphate Sodium Salt-Induced Colitis by Inhibiting Inflammation and Oxidative Stress, Maintaining the Intestinal Barrier, and Modulating Gut Microbiota. Nutrients. 2024 Apr 30;16(9):1368.

Zhao Q, Jiang Y, Zhao Q, Patrick Manzi H, Su L, Liu D, Huang X, Long D, Tang Z, Zhang Y. The benefits of edible mushroom polysaccharides for health and their influence on gut microbiota: a review. Front Nutr. 2023 Jul 6;10:1213010.

Álvarez-Mercado AI, Plaza-Diaz J. Dietary Polysaccharides as Modulators of the Gut Microbiota Ecosystem: An Update on Their Impact on Health. Nutrients. 2022 Oct 3;14(19):4116.

Tang M, Cheng L, Liu Y, Wu Z, Zhang X, Luo S. Plant Polysaccharides Modulate Immune Function via the Gut Microbiome and May Have Potential in COVID-19 Therapy. Molecules. 2022 Apr 26;27(9):2773.

Sun CY, Zheng ZL, Chen CW, Lu BW, Liu D. Targeting Gut Microbiota With Natural Polysaccharides: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Against High-Fat Diet-Induced Metabolic Diseases. Front Microbiol. 2022 Mar 15;13:859206.

Gan L, Wang J, Guo Y. Polysaccharides influence human health via microbiota-dependent and -independent pathways. Front Nutr. 2022 Nov 9;9:1030063.

Chen J, Gao Y, Zhang Y, Wang M.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treatment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with natural polysaccharides and related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s. Food Funct. 2024 Jun 4;15(11):5680-5702.

Chen P , Hei M , Kong L , Liu Y , Yang Y , Mu H , Zhang X , Zhao S , Duan J . One water-soluble polysaccharide from Ginkgo biloba leaves with antidepressant activities via modulation of the gut microbiome. Food Funct. 2019 Dec 11;10(12):8161-8171.

Wang, A.; Liu, Y.; Zeng, S.; Liu, Y.; Li, W.; Wu, D.; Wu, X.; Zou, L.; Chen, H. Dietary Plant Polysaccharides for Cancer Prevention: Role of Immune Cells and Gut Microbiota,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Nutrients 2023, 15, 3019.

Zhou, Y.; Chu, Z.; Luo, Y.; Yang, F.; Cao, F.; Luo, F.; Lin, Q. Dietary Polysaccharides Exert Anti-Fatigue Functions via the Gut-Muscle Axis: Advances and Prospectives. Foods 2023, 12, 3083

Shen, Y.; Song, M.; Wu, S.; Zhao, H.; Zhang, Y. Plant-Based Dietary Fibers and Polysaccharides as Modulators of Gut Microbiota in Intestinal and Lung Inflammation: Current State and Challenges. Nutrients 2023, 15, 3321

Lv H, Jia H, Cai W, Cao R, Xue C, Dong N. Rehmannia glutinosa polysaccharides attenuates colitis via reshaping gut microbiota and short-chain fatty acid production. J Sci Food Agric. 2023 Jun;103(8):3926-3938.

从菌群代谢到健康影响——认识肠道丙酸和丁酸

短链脂肪酸这一词经常出现在谷禾的文章和报告中,那你真的了解短链脂肪酸吗?短链脂肪酸(SCFA)主要是肠道微生物群结肠内通过发酵碳水化合物(包括膳食和内源性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抗性淀粉和膳食纤维)和一些微生物可利用的蛋白质而产生的。

短链脂肪酸主要是乙酸、丙酸和丁酸,在结肠中的浓度比大致为60-70%:20-30%:10-20%。这些代谢产物能够被宿主利用,尤其是丙酸丁酸,它们发挥一系列促进健康的功能。它们能被肠粘膜有效吸收作为能量来源,还能作为基因表达调节剂以及特定受体识别的信号分子,对宿主生理产生重要影响。近几年的研究还发现其能够调节免疫细胞发育抑制炎症

然而,三种主要短链脂肪酸——乙酸盐丙酸盐丁酸盐——它们在体内的功能组织分布不同,对宿主生理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丁酸盐优先被肠粘膜用作能量来源,还具有抗炎特性,可增强肠道屏障功能粘膜免疫。丙酸盐有助于抵抗肝脏中的脂肪形成降低胆固醇、也有一定的抗炎和抗致癌作用。而乙酸在血液中浓度最高,可用作肝脏胆固醇和脂肪酸合成的底物,增加结肠血流量和氧气吸收,并通过影响回肠收缩来增强回肠运动

其次,它们与宿主蛋白(如丁酸和丙酸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和受体的相互作用也不同。因此,特别需要考虑这些短链脂肪酸的微生物来源。与此同时,饮食结构肠道生理变化如何影响这些脂肪酸的相对产量和在结肠中的浓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将重点介绍丙酸盐丁酸盐,因为这两种短链脂肪酸被认为对健康有重要影响,包括丁酸预防结直肠癌,丙酸促进饱腹降低胆固醇。而乙酸是大多数肠道厌氧菌的主要发酵产物,也可由还原性乙酸生成,而丙酸和丁酸则由不同的肠道细菌群产生。

我们将探讨在人类结肠微生物群中已知的形成这两种短链脂肪酸的途径,以及各种饮食和环境因素对其产生的调节可能性。详细了解肠道微生物群的短链脂肪酸代谢及其生理功能对于制定个性化的健康营养方案是必不可少的。

丙酸盐和丁酸盐在结构来源生理功能以及对健康的影响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 结构上的差异:

丙酸盐(Propionate)含有三个碳原子,羟基(-OH)位于第二个碳原子上。

丁酸盐(Butyrate)含有四个碳原子,羟基(-OH)位于第四个碳原子上。

▸ 来源上的差异:

丙酸盐通常由肠道细菌通过发酵L-鼠李糖聚葡萄糖阿拉伯木聚糖D-塔格糖甘露寡糖昆布多糖等糖类物质产生。

丁酸盐可以通过肠道微生物群发酵富含抗性淀粉果聚糖的食物来增加,如菊粉马铃薯洋葱等。

▸ 功能上的差异:

丙酸盐在体内的主要功能是作为肝脏中糖原合成的前体物质,有助于调节血糖水平影响食欲

丁酸盐是结肠上皮细胞的首选能源,有助于维持肠道屏障,发挥免疫调节抗炎作用。丁酸盐还可以通过减少NF-kB信号传导和诱导凋亡来促进神经保护

▸ 对健康的影响:

丙酸盐的健康益处主要是调节能量代谢改善代谢综合征,可能对调节肠道菌群平衡也有积极作用,但其具体影响取决于个体的肠道菌群组成

丁酸盐对健康的影响更为广泛,包括维持肠道稳态、促进肠道屏障的完整性、刺激绒毛的生长、促进粘蛋白的产生。以及改善认知功能促进睡眠调节社交行为和在糖尿病中的潜在益处。

01
人体是如何产生丙酸盐以及主要参与的菌群

丙酸盐是许多生物(从细菌到人类)的代谢副产物,产生丙酸的代谢途径可分为三类。主要发酵途径将不同的碳源分解代谢为丙酸盐(图A);分解代谢途径则能将多种氨基酸降解为丙酸盐(图B);此外,通过与从丙酮酸或二氧化碳生成生物质前体相关的合成代谢途径也可以生产丙酸盐(图C)。

产生丙酸盐的代谢途径

doi.org/10.3390/fermentation3020021

肠道微生物通过发酵不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产生的丙酸盐是体内丙酸盐的主要来源。下面将讲述肠道中丙酸盐通过发酵碳水化合物的三种主要产生途径以及参与这些途径的微生物

氨基酸降解生物合成途径相比,发酵途径不仅提供能量,还帮助消耗由糖分解代谢产生的还原辅因子。它们在能量产生维持氧化还原平衡中的作用,使这些途径能够与细胞生长相耦合。

能够产生丙酸盐的微生物种类

doi.org/10.3390/fermentation3020021

▸ 
丙二醇相关途径

• 鼠伤寒沙门氏菌和Roseburia inulinivorans在这一过程可以产生丙酸

丙酸盐在肠胃中的生成是由1,2-丙二醇(PDO)发酵菌PDO消耗菌组成的微生物联合作用的结果。已知一些生物体(如鼠伤寒沙门氏菌Roseburia inulinivorans)能同时进行这两种过程。

在二醇脱水酶和两种常与乙酸代谢相关的混杂酶(辅酶A依赖性醛脱氢酶磷酸转酰基酶和乙酸激酶)的共同作用下,PDO分解代谢为丙酸,同时生成一个ATP和一个还原辅因子。

然而,通过该途径产生丙酸取决于可用于其他细菌生长的碳水化合物,据报道岩藻糖鼠李糖丙酸的前体

通过1,2-丙二醇形成丙酸的微生物途径

doi: 10.1111/1462-2920.13589.

霍氏大肠杆菌(E.hallii)和罗伊氏乳杆菌(Lactobacillus reuteri)虽然无法在岩藻糖或鼠李糖上生长,但仍然能够利用1,2-丙二醇产生丙酸和丙醇。此外,宏基因组研究表明,其他肠道厌氧菌,包括Flavonifractor plautiiIntestinimonas butyriproducensVeillonella spp. 也可能能够从这种底物中产生丙酸。因此,不同细菌之间中间体 1,2-丙二醇可能在脱氧糖生产丙酸中发挥重要作用。

▸ 丙烯酸酯途径

丙烯酸酯途径在消耗NADH的情况下,使乳酸在ATP中性条件下转化为丙酸。该途径存在于几种细菌中,包括丙酸梭菌(Clostridium propionicum)、埃氏巨球菌(Megasphaera elsdenii)和瘤胃普氏菌(Prevotella ruminicola)。

虽然多种底物可以分解为丙酸和乙酸,包括乳酸、丝氨酸、丙氨酸和乙醇,但葡萄糖发酵在这过程中似乎不会导致任何天然生产者产生丙酸,这可能是因为葡萄糖发酵不会触发启动循环所需的乳酸消旋酶的表达。

▸ 琥珀酸途径

琥珀酸途径主要存在于拟杆菌门厚壁菌门中,拟杆菌门的一些细菌从膳食碳水化合物生成丙酸,并且拟杆菌门的相对丰度与人类粪便中丙酸盐的相对水平相关。

• 琥珀酸转化为丙酸盐还需要维生素B12

琥珀酸是丙酸的前体,但在高pCO2(二氧化碳分压)和高稀释率等条件下,它可在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激酶受到抑制的拟杆菌属培养物中积累。琥珀酸转化为丙酸还需要维生素B12,如果缺乏B12,琥珀酸可能无法转化成丙酸盐

人类结肠中的一些厚壁菌门细菌(例如Phascolarctobacterium succinatutens)能将琥珀酸转化为丙酸;其他革兰氏阴性菌通过琥珀酸途径(如韦荣氏球菌属)丙烯酸酯途径(Megasphaera elsdenii)将乳酸转化为丙酸盐。

▸ 氨基酸降解产生丙酸

缬氨酸苏氨酸异亮氨酸蛋氨酸的降解可导致通过丙酰辅酶A产生丙酸和ATP

由于氨基酸的合成和随后的分解代谢途径存在于多种微生物中,因此可以使用氨基酸合成代谢分解代谢途径的组合从葡萄糖生产丙酸

几种拟杆菌蛋白水解肽形成丙酸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苏氨酸的产生和分解代谢已在大肠杆菌中得到广泛研究,作为丙酰辅酶A的可能来源,可用于生产各种化学物质,包括丙醇、红霉素和3-羟基戊酸。此外,考虑到氧化还原和能量平衡,缬氨酸/异亮氨酸和苏氨酸途径的组合具有协同作用,可以略微提高丙酸产量

除此之外,可以利用丙酮酸经过柠檬酸途径产生丙酸,由于和菌群关联较小,在这就不展开描述了。

▸ 增加丙酸盐生成的底物

一些益生元等化合物可以影响丙酸盐的生产,不过由于浓度以及肠道微生物群落构成的不同,这些化合物的调节丙酸盐产生时具有一定差异。

• L-鼠李糖能够明显增加丙酸盐产量

L-鼠李糖或6-脱氧-L-甘露糖是一种天然脱氧糖。它存在于多种动物、植物和细菌多糖中。在短期体外实验中,L-鼠李糖已被证明能使丙酸产量增加四倍于乳果糖

在一项人体体内研究中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其中受试者在三个不同的时间被给予25克L-鼠李糖乳果糖D-葡萄糖。摄入后24小时测量血清丙酸,L-鼠李糖的血清丙酸明显高于乳果糖或D-葡萄糖的血清丙酸。

一项长期研究也证实了L-鼠李糖诱导丙酸的作用,该研究结果表明,与摄入D-葡萄糖作为对照相比,摄入25克L-鼠李糖可显著提高人体28天内的血清丙酸水平

• 抗性淀粉有助于增加丙酸

抗性淀粉对淀粉酶降解具有抗性,但它会发酵成丁酸或丙酸。特别是,来自大米的抗性淀粉与丙酸产量增加有关。

研究了抗性淀粉在大鼠体内的发酵情况,饲喂抗性淀粉(630g/kg饲料)的大鼠的肝脏甘油三酯总胆固醇浓度显著低于对照组。与此同时,血清丙酸浓度也显著增加

• 菊粉对于增加丙酸和丁酸非常有效

菊粉属于果聚糖家族,主要由β-(2,1)连接的果糖基组成。它天然存在于菊苣菊芋等开花植物中。作为益生元,菊粉已被证明对增加丁酸和丙酸的产量非常有效。使用人体肠道微生物体外模拟研究了菊粉增加丙酸的效果

补充菊粉1周(5g/d)后观察到短链脂肪酸产生的代谢变化。较高浓度的短链脂肪酸源于丙酸和丁酸产量的增加

此外一项针对喂食菊粉(10%)的大鼠的体内研究也导致丙酸产量大幅增加,高达 58.4mmol/。

• 聚葡萄糖

聚葡萄糖是一种支链、随机聚合的多糖,主要由葡萄糖合成,在胃肠道上部不会被消化。使用结肠模拟器研究了这种底物对结肠微生物组成和代谢活性的调节作用。与对照糖木糖醇(8.3mmol/L)相比,短链脂肪酸产量显著增加,尤其是丙酸盐(22.9mmol/L)

• 阿拉伯木聚糖

阿拉伯木聚糖是许多谷物中发现的主要非淀粉多糖,是膳食纤维的一部分。

在体内研究中,比较了54只大鼠,这些大鼠分别喂食对照饮食(含710g/kg小麦)、阿拉伯木聚糖补充饮食(610g/kg小麦淀粉加100g/kg玉米阿拉伯木聚糖)和胆固醇补充饮食(不含或含2g/kg 胆固醇)。由于短链脂肪酸的积累,尤其是丙酸(摩尔百分比>45%),盲肠pH值从7降至6。然而,丁酸的产生不受影响

车前草是一种可溶性纤维来源,可提供与麦麸阿拉伯木聚糖相当的多糖。在一项大鼠体内研究中,比较了车前草(5%)对盲肠和结肠发酵的影响与麦麸 (10%) 的影响。研究发现,车前草发酵可产生更高的短链脂肪酸,尤其是盲肠和所有结肠中的丙酸更多

除此之外,D-塔格糖甘露寡糖昆布多糖等物质也可以增加人体丙酸盐的产生。

02
丙酸盐对人体健康的利与弊

丙酸盐已被证明具有抗脂肪形成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它还对体重控制进食行为有很强的影响。此外,有研究表明,丙酸和丁酸一样,对结肠癌细胞具有抗增殖作用

丙酸盐对健康的影响

doi: 10.1111/j.1753-4887.

然而,与结肠细胞用作能量来源的丁酸不同,丙酸在血液循环中的浓度较高。因此,丙酸的生物活性可能不仅限于结肠本身,还扩展到人体的其他部位。需要强调的是,了解体内结肠丙酸浓度或短链脂肪酸浓度不足以推断健康状况

▸ 影响肝细胞的脂质合成

肝脏的脂质合成包括将饮食来源的脂肪酸甘油转化为具有不同脂肪酸组成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然后,这些肝脏脂质分子被结合到脂蛋白中,从而通过循环分布到各种组织中。

• 脂质合成受到短链脂肪酸的强烈影响

有趣的是,肝细胞中的脂质合成受到肠道纤维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的数量和类型的强烈影响。丙酸盐已被确定在其中一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肝脏脂质合成的饮食调节早期观察显示,膳食纤维摄入肝脏脂质合成密切相关。这种影响的部分原因如下:1)粪便中胆固醇和胆汁酸从肠道排出的增加;2)胆固醇向胆汁酸的肝脏转化率较高;3)通过减少乳糜微粒的大小和降低胆固醇在乳糜微粒中的掺入来优化脂蛋白的外周代谢

• 降低血清胆固醇水平、抑制脂肪酸合成

短链脂肪酸作为微生物碳水化合物发酵的产物,在肝脏脂质合成中发挥着特定作用,已被证明在喂食大鼠时可降低血清胆固醇水平。对分离的大鼠肝细胞的体外研究表明,丙酸对脂肪酸合成有抑制作用,但对胆固醇合成没有抑制作用。

其他大鼠实验表明,加入纤维的饮食可降低肝和血浆胆固醇水平血浆甘油三酯中的胆固醇,而肝甘油三酯没有受到影响。

尽管这些研究的结果令人信服,但其他研究并不总是能够证实丙酸盐脂质代谢的抑制作用。例如,每天在面包中补充9.9克丙酸盐不会改变6名健康志愿者的脂质代谢,甚至会导致5名受试者的甘油三酯浓度升高

在另一项研究中,比较了丙酸盐对人和大鼠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影响。发现浓度为0.1mmol/L的丙酸盐对大鼠乙酸盐合成脂质有抑制作用。然而,在人类肝细胞中,需要更高浓度的丙酸盐(约10-20 mmol/L)才能获得同样的抑制作用。该值比门静脉血中丙酸盐的浓度高100-200倍,表明大鼠模型不能完全外推到人类的情况。

▸ 作为影响饱腹感的分子

丙酸盐不仅具有降低胆固醇抗脂肪生成的作用,还可能通过刺激饱腹感来控制体重。已有研究表明,短链脂肪酸(如乙酸、丙酸、丁酸)具有诱发饱腹感的作用。

• 丙酸盐影响肠道激素的形成进而影响饱腹感

现有证据表明,细菌调节肠道激素(如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和肽YY(PYY))的形成,是通过短链脂肪酸介导的乙酸、丙酸和丁酸的生理浓度,以及pH值从7.5降至6.0,会显著增加肠内分泌结肠细胞系STC-1中的胰高血糖素原和PYY。

GLP-1和PYY是刺激饱腹感的激素,由L细胞(主要位于回肠和结肠)响应营养摄入而释放。GLP-1促进胰岛素分泌和胰腺β细胞增殖,同时控制肌肉细胞中的糖原合成;而PYY则减缓胃排空。相反,生长素释放肽刺激食欲,主要由胃中的P/D1细胞产生。

不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如低聚果糖、乳糖醇和抗性淀粉,通过调节肠道肽GLP-1、PYY生长素释放肽的产生,有效地诱导饱腹感,这一机制还涉及肠道微生物群落

• 丙酸盐对摄食行为有显著影响,诱导瘦素产生

在短链脂肪酸中,丙酸盐被重点研究作为一种饱腹感诱导剂,对能量摄入摄食行为有显著影响。人体和动物试验表明,丙酸盐给药(体内范围为130-930mmol/L,体外范围为0.01-10mmol/L)显著增强饱腹感并降低进食欲望

丙酸盐触发的饱腹感信号之一是瘦素,这是一种强效的厌食激素,通过中枢神经系统中表达的受体抑制食物摄入。研究显示,每天服用500µmol的丙酸盐几乎使小鼠血浆中的瘦素浓度翻了一倍

在另一项研究中,浓度为3mmol/L的丙酸在mRNA和蛋白质水平上诱导了人内脏脂肪组织中瘦素的产生。这些数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群肥胖的调节作用可能部分由短链脂肪酸(特别是来自微生物碳水化合物发酵的丙酸)介导。

▸ 影响心脑血管健康

丙酸盐通过与肠道受体GPR 41和GPR 43(也称为脂肪酸受体FFAR2和FFAR3)相互作用,对心脑血管健康具有一些潜在的影响。

• 脑血管患者体内的丙酸盐含量较低

编辑​

谷禾的数据中发现,与健康对照相比,脑血管疾病患者中的丙酸盐含量较低,并且具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因此丙酸盐的含量可能是影响心脑血管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

• 较高的丙酸盐浓度患冠状动脉硬化风险较低

最近一项大型横断面研究表明血浆丙酸浓度冠状动脉疾病存在关联,较高浓度的丙酸盐较低的冠状动脉粥样硬(CAD)风险相关,且与已知的心血管风险因素无关。

如上所述,越来越多的实验数据表明,丙酸盐可能对高血压内皮功能障碍高胆固醇血症心血管风险因素产生有益影响。

▸ 丙酸盐在癌症中的潜在作用

短链脂肪酸对癌症(尤其是结肠癌)的影响已被广泛研究。丁酸能够调节基因表达,并对细胞凋亡细胞周期的关键调节因子产生影响。

几种机制促成了丁酸对基因表达的调节作用。这些机制包括组蛋白和非组蛋白的过度乙酰化以及DNA甲基化的改变,从而增强了转录因子对核小体DNA的可及性。

• 丙酸盐诱导结直肠癌细胞凋亡

在一项研究中,丙酸盐乙酸盐(浓度分别为26-40和9-16mmol/L)在人类结直肠癌细胞系诱导了典型的细胞凋亡迹象。这些迹象包括线粒体跨膜电位的丧失、活性氧的产生、胱天蛋白酶3加工和核染色质凝聚。

• 抑制结肠癌细胞系的生长

短链脂肪酸对结肠上皮细胞增殖具有矛盾作用。虽然这些阴离子刺激正常隐窝细胞,但它们抑制结肠癌细胞系的生长

丁酸盐丙酸盐也是诱导分化和细胞凋亡的最有效脂肪酸。因此,它们通常可以预防癌症的发展,尤其是预防结直肠癌。虽然丁酸比丙酸更有效,但它主要被结肠细胞吸收作为能量来源。相比之下,丙酸和乙酸盐进入血液循环的浓度比丁酸高得多,并且它们被肝脏大量吸收(约60%)。由于这些阴离子在肝脏中的浓度很高,它们很可能会影响肝癌细胞以及已知会导致肝脏转移的其他典型癌细胞,例如乳腺癌结肠癌

一项针对猝死患者的研究表明,外周血中的短链脂肪酸数量可以量化。因此,这种循环中的丙酸盐乙酸盐丁酸盐抗癌作用非常值得研究;例如,这种影响会在多大程度上延伸到小肠、大肠和肝脏之外,从而影响不同的组织?

!

丙酸盐过高会有什么危害?

• 丙酸盐过量可能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

最近的几项研究提供了丙酸盐阿尔茨海默病(AD)之间联系的证据。例如,分析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唾液样本,发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丙酸水平比健康对照者高出1.35倍。分析了轻度认知障碍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唾液样本,也发现AD患者的丙酸水平显著升高

几项啮齿动物研究也将粪便和循环中丙酸盐水平阿尔茨海默病联系起来。接受AD患者粪便微生物群移植的小鼠丙酸水平高于对照组。

此外,发现阿尔茨海默病小鼠海马体中的丙酸增加了1.23倍。也发现阿尔茨海默病小鼠前额叶皮层中的丙酸浓度显著高于野生型小鼠,6个月大的阿尔茨海默病小鼠粪便中的丙酸浓度也显著更高

• 丙酸血症的丙酸盐代谢异常

丙酸血症是人类最常见的有机酸代谢紊乱,是一种由丙酰辅酶A羧化酶基因缺陷引起的先天性代谢错误,丙酸过量且无法通过丙酰辅酶A转化。

丙酸血症患者的体内丙酸及其代谢物水平显著升高,会引起代谢性酸中毒血氨升高,可能还会诱导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如脑损伤心肌病发生。

•有研究认为过多的丙酸盐可能导致肥胖和糖尿病

2019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一篇文献称:小鼠长期接触丙酸将导致肝细胞产生更多葡萄糖,形成高血糖症,这是糖尿病的一个典型特征。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长期服用丙酸盐剂量的小鼠,其体重会显著增加胰岛素抗性也会增大

还对14名健康人开展对照试验,受试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其中一组的餐食中添加1克丙酸盐,另一组添加安慰剂。结果显示,进餐后不久,丙酸盐组受试者血液中的去甲肾上腺素水平显著升高胰高血糖素等激素水平也有所增长。这表明丙酸盐可能会作为“代谢破坏者”,增加人类患糖尿病和肥胖症的风险

而这与前文丙酸盐会影响脂质合成与摄食行为相矛盾,因此,丙酸盐对人体的影响可能取决于其含量以及人体独特的肠道菌群结构代谢能力

内源性丙酸盐与外源性丙酸盐存在区别

内源性丙酸:指的是人体内部产生的丙酸,通常情况下,人体中的微生物能够在结肠中通过发酵未完全消化的碳水化合物来产生丙酸,这些丙酸对人体是有益的。

外源性丙酸:指的是从外部来源摄入的丙酸,比如通过食物摄入或作为补充剂。以及在一些药物中也可能含有丙酸盐。

★ 外源性丙酸盐摄入过多对代谢健康有害

但已经有各种研究表明,外源性地摄入和自体产生的丙酸作用并不一样,外来的丙酸对个体的许多代谢过程有不利影响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完成了一项实验,发现从食品中摄入的丙酸在短期内会导致高血糖、胰岛素偏高,而且长期摄入将会造成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等更严重的症状。

我们通过口腔摄入含丙酸添加剂的食物后,会激活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并促使体内胰高血糖素脂肪酸结合蛋白4等激素的升高。受到激素影响,肝糖原持续分解血糖升高。身体开始分泌更多胰岛素进行代偿降低血糖浓度,最终导致胰岛素抵抗和肥胖产生。

这项研究表明,自身产生的丙酸外界摄入的丙酸具有不同的功能,我们推测,这是因为从食物中摄入会极大地增加细胞和丙酸的接触,而细菌产生的仅仅只会局限在结肠部分

03
人体如何产生丁酸盐以及主要参与的菌群

在人体肠道中,丁酸由膳食纤维经细菌发酵产生,通过两种代谢途径。在第一条途径中,丁酰辅酶A被磷酸化形成丁酰磷酸,并通过丁酸激酶转化为丁酸。在第二条途径中,丁酰辅酶A的辅酶A部分通过丁酰辅酶A:乙酸辅酶A转移酶转移到乙酸盐,从而形成丁酸和乙酰辅酶A。其中丁酰辅酶A乙酸辅酶A转移酶途径占主导地位

对人类粪便微生物群的放射性同位素分析也表明,肠道中的大多数丁酸盐是由碳水化合物通过Embden-Meyerhof-Parnas(糖酵解途径)由乙酰辅酶A产生的。

• 少量的丁酸盐也可由蛋白质合成

除了碳水化合物,少量的丁酸也可以通过谷氨酸赖氨酸戊二酸γ-氨基丁酸途径由蛋白质合成。厚壁菌种也对氨基酸表现出高活性,特别是肠单胞菌(Intestinimonas AF211),它通过不同的途径将葡萄糖和赖氨酸发酵成丁酸

形成丁酸盐的微生物途径

doi: 10.1111/1462-2920.13589.

碳水化合物通过糖酵解发酵为丙酮酸显示为绿色,从乙酰辅酶A形成丁酸盐显示为黑色,氨基酸发酵途径显示为蓝色(以中间体命名不同的谷氨酸途径),乳酸和琥珀酸发酵分别显示为紫色和粉色。

• 人结肠中的瘤胃球菌和毛螺菌是产丁酸的主力

除食源性丁酸,人体内丁酸主要是由盲肠和结肠的厌氧型细菌发酵产生,而由胃和小肠产生的丁酸含量极低大肠产丁酸的菌种主要是梭菌属XIVaIV族,以及真杆菌属梭杆菌属

盲肠和结肠中丁酸的产生速度和数量主要取决于肠道微生物组成、日常膳食中可利用发酵成分组成等。在人的结肠中,厚壁菌门中的瘤胃球菌科(Ruminococcaceae)和毛螺菌科(Lachnospiraceae)这两个主要科,以及包括丹毒丝菌科(Erysipelotrichaceae)和梭菌科(Clostridiaceae)在内的其他厚壁菌门物种,都发现了丁酸生产菌种与非生产菌种的交替存在。

但应注意,许多人类结肠的主要厚壁菌门(例如Blautia spp.、Eubacterium eligens、Ruminococcus spp.)缺乏从碳水化合物中生成丁酸的能力

产生丁酸盐的细菌被认为在生命的第一年内定植于宿主,并且在成年时占总细菌群落的20%以上。在消化道中发现的已知丁酸盐生产者中,大多数似乎属于毛螺菌科瘤胃球菌科。我们将简要介绍两个丁酸生产菌。

▸ 普拉梭菌

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是健康人类微生物群中最丰富的菌种之一,也是主要的丁酸盐生产者之一。它通过丁酰辅酶A:乙酸辅酶A转移酶产生丁酸,并消耗乙酸。

虽然F.prausnitzii菌株是专性厌氧菌,但在核黄素(维生素B2)和还原性化合物(如半胱氨酸谷胱甘肽)存在的情况下,低浓度氧气也能促进其生长。

氧气消耗会伴随丁酸形成的减少F. prausnitzii分离株在利用食物多糖(如淀粉和半纤维素)生长方面能力有限,但一些菌株可以利用菊粉和果胶衍生物,并且普遍利用糖醛酸。

• 肠道炎症患者产生丁酸会减少

F. prausnitzii炎症性肠病患者中很少见,尤其是克罗恩病,有证据表明它具有抗炎作用,因此引起了人们对其作为潜在治疗药物的兴趣。同样,据报道,Butyricicoccus pullicaecorum炎症性肠病患者中较少见,并且也可能具有治疗潜力。

注:其他瘤胃球菌科细菌也能产生丁酸,但人们对大多数此类生物知之甚少。关于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详见:肠道核心菌属——普拉梭菌(F. Prausnitzii),预防炎症的下一代益生菌

▸ 毛螺菌科

直肠真杆菌(Eubacterium rectale)和密切相关的罗氏菌属(Roseburia)构成了产丁酸毛螺菌科的主要群体,它们具有相同的丁酰辅酶 A:乙酸辅酶 A 转移酶途径来生产丁酸,并且其丁酸合成基因的基因组组织也相同,从乙酰辅酶A到丁酰辅酶A

• 罗氏菌属通过代谢饮食多糖产生丁酸

在某些Roseburia菌株中,特别是在弱酸性pH值下,丁酸几乎是唯一产生的发酵酸,乙酸的净消耗通常伴随着丁酸的形成。一些其他菌株和物种除了产生丁酸外,还产生甲酸和乳酸。基因组分析表明,该群体具有相当大的利用饮食来源的多糖的能力,包括淀粉阿拉伯木聚糖菊粉,不同菌株和物种之间的差异很大。

其他拥有丁酰辅酶A:乙酸辅酶A转移酶基因的毛螺菌科包括Eubacterium halliiAnaerostipes hadrusCoprococcus catus、与分离株SS3/4和M62/1有关的未鉴定物种。

• 一些毛螺菌科细菌利用乳酸和乙酸来产生丁酸

某些毛螺菌科能够在乳酸和乙酸盐存在下生长并产生丁酸,其总净化学计量为4mol乳酸和2mol乙酸盐产生3mol丁酸 

这包括仅使用D-乳酸的物种Anaerostipes hadrus和能够利用两种乳酸异构体E. hallii

此外,双歧杆菌等常见益生菌配方中的微生物与丁酸盐生产者之间的交叉喂养相互作用已被证明是可以产丁酸盐的

人体肠道中的主要丁酸生产者

doi: 10.3389/fmicb.2022.1103836.

▸ 增加丁酸盐生成的食物

饮食对人体微生物群有显著影响,通过饮食干预显著改变细菌数量增加微生物多样性富含纤维的饮食对丁酸盐的产生特别有益,因为它可以滋养产生丁酸盐的细菌。

• 高纤维饮食能够有效增加丁酸盐的生成

蔬菜、水果、豆类和全谷物,它们含有膳食纤维,可被肠道细菌发酵成丁酸盐等有机化合物。通过食物增强微生物群是促进消化系统健康和丁酸盐生成的有效且安全的方法。因此,增加丁酸盐产量的最佳方法是通过高纤维饮食

• 高脂、低纤维饮食不利于丁酸盐的生成

高蛋白、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已被证明会破坏微生物组中丁酸盐的产生。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短期饮食限制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的肥胖参与者的微生物组,从而限制了他们对植物性膳食纤维的消耗

在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每天24克)和中等碳水化合物饮食(每天164克)4 周后,短链脂肪酸的浓度低于高碳水化合物饮食(每天399克)。具体来说,当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减少时,丁酸盐浓度会降低

同时还发现,厚壁菌门细菌RoseburiaE.Rectale的密度与丁酸盐浓度之间存在联系,两者都随着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的减少而降低

一些食源性物质产生短链脂肪酸的量

• 抗性淀粉

研究表明,从生马铃薯、高直链淀粉玉米和全谷物中提取的阿拉伯木聚糖中,含有高含量2型抗性淀粉的食物显著增加了丁酸盐的产量

在174名健康年轻人的饮食中添加马铃薯抗性淀粉后,丁酸盐产量增加。玉米、菊苣和玉米中的抗性淀粉也进行了测试,但只有当食用土豆中的抗性淀粉时,粪便中的丁酸总量才会显著增加

• 果聚糖(菊粉)

许多研究表明,菊粉可以增加短链脂肪酸的产量,包括丁酸盐。这可能解释了香蕉在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患者的饮食中如此有效的原因之一。然而,链长较短的果聚糖通常比链长的果聚糖(如菊粉)更容易喂养产丁酸菌

也就说,抗性淀粉果聚糖(短链低聚果糖和长链菊粉)在肠道中发酵时会产生丁酸盐

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全麦面包、燕麦、大麦和糙米等全谷物;黑豆、红豆、绿豆等豆类;马铃薯、玉米、菊苣根、牛蒡根、魔芋根、亚麻籽。

富含果聚糖的食物:洋葱、菊苣、香蕉、朝鲜蓟、芦笋、大蒜、韭菜、西兰花、开心果。

需要注意的

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常驻微生物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它们消化某些底物的能力不同,因此比较明智的选择是食用包含多种抗性淀粉和果聚糖的饮食。例如以马铃薯抗性淀粉、燕麦麸皮纤维或车前草种子或短链低聚半乳糖、长链低聚果糖和谷氨酰胺的混合物的形式短期补充,增加丁酸盐水平

04
丁酸盐在调节健康中发挥的作用

丁酸盐作为一种重要的的调节因子,是宿主-微生物串扰的关键介体。丁酸盐在体内可以通过脂肪酸氧化为机体供应能量,是肠道上皮细胞的主要供能物质

丁酸盐还与机体健康密切相关,对调节肠道健康修复肠道屏障、抑制炎症及癌症等病症意义重大。在养殖业中常添加丁酸盐保护动物健康生长,如预防断奶仔猪腹泻、调节肠道菌群并增强其免疫力等。

▸ 为肠道细胞提供能量

丁酸盐是结肠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结肠细胞是构成肠道内壁的细胞。

与身体中使用糖(葡萄糖)作为主要能量来源的大多数其他细胞不同,肠道内壁细胞(结肠细胞)主要使用丁酸盐。如果没有丁酸盐,这些细胞就无法正确执行其功能。

• 丁酸盐为结肠细胞提供能量,细胞利于产丁酸盐细菌的生长

厚壁菌属的成员以产生丁酸盐而闻名,像Roseburia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直肠真杆菌(E.rectale)等。

这种关系是相互的。丁酸盐为结肠细胞提供燃料,作为回报,这些细胞有助于提供一个无氧环境,有益的肠道微生物在其中茁壮成长。这可以控制炎症,保持肠道细胞健康,并使肠道细菌保持健康。

▸ 促进肠道运动

实验研究表明,丁酸盐通过作为短链脂肪酸受体的配体和激活剂,诱导肠道激素肽YY介导肠嗜铬细胞释放5-羟色胺促进肠道运动

丁酸盐还可以通过上调Na+—H+交换器和诱导ATPase离子交换器基因来增强水和电解质的吸收。并且可能有益于预防某些类型的腹泻

▸ 抗炎、抗癌特性

丁酸盐对肠道具有抗炎抗癌功能

肠道内壁会保持低水平的炎症,以防与微生物群接触的粘膜表面发生任何变化。低水平的炎症受到严格控制,但如果它被破坏,会导致氧化损伤,并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导致癌症。

• 丁酸盐减少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

丁酸盐会阻止体内的一些促炎物质发挥作用。丁酸盐的抗炎作用可减少氧化应激控制自由基造成的损害。

丁酸盐的抗炎特性,部分原因是其抑制核转录因子(NF-κB)的激活,通过下调NF-κB信号通路,丁酸盐可以调节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

• 丁酸盐阻止结肠癌细胞的生长

丁酸盐也是一种组蛋白脱乙酰酶(HDAC)抑制剂。组蛋白脱乙酰酶是大多数癌症中产生的酶。因为丁酸盐是一种抑制剂,它实际上会改变基因表达,抑制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分化或凋亡。因此,它可以阻止癌细胞的发展

有证据表明,结直肠癌(CRC)患者的微生物组图显示主要产丁酸菌属减少,包括罗氏菌属(Roseburia)、ClostridialesFaecalibacteriumLachnospiraceae科成员,而使用产丁酸的丁酸梭菌可有效减少癌细胞增殖并增强癌细胞凋亡

▸ 修复肠道屏障,防止肠漏

肠上皮细胞的屏障功能是重要的第一道防线,确保上皮层具有适当的通透性。研究发现丁酸盐能够修复和增强肠上皮细胞的屏障功能

• 丁酸盐上调粘蛋白的表达,增强粘液屏障

最新研究表明,丁酸对肠屏障功能具有保护作用。例如,丁酸能够上调粘蛋白2(MUC2)的表达。粘蛋白2是肠粘膜表面主要的粘蛋白,可增强粘膜层,从而限制有害物质通过肠道

• 丁酸盐对肠道屏障的影响可能具有浓度依赖性

此外,丁酸还能增加三叶因子(TFF)的表达,这是一种粘蛋白相关肽,有助于维持和修复肠粘膜。丁酸还调节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以降低细胞旁通透性。其中一种机制是通过激活单分子层中的AMP活化蛋白激酶。

体外模型研究表明,丁酸对肠道屏障功能的影响可能具有浓度依赖性。丁酸在低浓度(≤2 mM)时可促进肠道屏障功能,但在高浓度(5或8 mM)时可能通过诱导细胞凋亡来破坏肠道屏障功能

根据哺乳动物胃肠道中的生理浓度,目前体外模型中推荐使用的丁酸浓度为0-8mM。然而,考虑到大多数丁酸在结肠上皮中被代谢为能量底物,体内和体外模型中治疗剂量可能存在差异。

▸ 抗氧化能力

说起抗氧化,我们先了解一下自由基。它基本上是体内化学反应产生的废物。另一方面,抗氧化剂是身体抵御它们的防御措施。大量自由基会造成损害并压倒身体的修复系统。我们称之为氧化应激。氧化应激被认为是导致衰老和疾病的一个重要因素。

• 丁酸盐增加谷胱甘肽,可以中和自由基

结肠或大肠是身体产生的废物的储存容器。较高的丁酸盐水平已被证明会增加谷胱甘肽的水平,谷胱甘肽是一种在人体细胞中产生的抗氧化剂,可以中和肠道中的自由基(自由基与炎症和许多疾病有关),从而起到抗氧化作用

▸ 调节肠道免疫

• 维持厌氧环境,阻止有害菌生长

丁酸通过增强结肠细胞的氧消耗和稳定缺氧诱导因子(HIF)来维持结肠内的厌氧环境,而丁酸的缺失则会促进潜在有害细菌和分子的积聚,例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一氧化氮(NO)。

肠道中丁酸水平降低,这促进了肠道上皮氧合和鼠伤寒沙门氏菌(S.Typhimurium)的生长,鼠伤寒沙门氏菌是食源性肠道炎症腹泻的已知病因。

• 影响免疫细胞迁移、粘附

除了营造无氧环境外,短链脂肪酸,尤其是丁酸盐,还可以作为免疫细胞趋化和粘附的调节剂。丁酸可以调节肠上皮细胞介导的中性粒细胞向炎症部位的迁移,并且这种作用是浓度依赖性的。

此外,丁酸在细胞增殖和凋亡中发挥作用。丁酸刺激细胞生长和DNA合成,并诱导细胞周期G1期的生长停滞。虽然低浓度的丁酸会增强细胞增殖,但高浓度的丁酸会诱导细胞凋亡

丁酸盐等短链脂肪酸可以在先天反应过程中通过影响巨噬细胞和粒细胞以及树突状细胞抗原呈递发生,也可能在适应性免疫反应过程中通过影响T细胞B细胞功能发生。

短链脂肪酸的免疫调节作用

doi: 10.1111/apt.14689.

▸ 影响代谢健康

• 对肥胖存在一定影响,但还不能完全确定

包括丁酸盐在内的短链脂肪酸可通过激活肠细胞内的FFAR来降低食欲和体重。这促进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和肽YY的释放,前者促进胰岛素分泌并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后者降低食欲并减缓胃排空

短链脂肪酸还能减少所谓的“饥饿激素”——胃促生长素(ghrelin)的分泌;FFAR2存在于ghrelin分泌细胞上,包括丁酸盐和丙酸盐在内的FFAR2激动剂可减少ghrelin分泌

丁酸盐影响脂质代谢的机制

doi: 10.1093/advances/nmx009.

也有证据表明短链脂肪酸作用于交感神经系统,交感神经节中FFAR3的激活导致能量消耗增加

然而,与丙酸盐一样,关于丁酸盐对食物摄入的影响,有相互矛盾的结果报道。

• 丁酸盐对控制血糖水平可能有潜在好处

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糖尿病前期受试者丁酸盐水平降低

丁酸在肠内分泌细胞(EEC)中与游离脂肪酸受体(FFAR)FFAR2和FFAR3结合,调节肠道激素释放,如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和肽YY(PYY)。

丁酸盐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糖代谢的调节

doi: 10.3389/fendo.2021.761834.

这些激素共同作用以保持血糖水平稳定。当血糖过高时,胰岛素会告诉身体的肌肉和脂肪细胞吸收多余的葡萄糖,所以说这些激素对肥胖和糖尿病很重要。丁酸盐增加这些肠道激素的释放,表明对控制血糖水平防止体重增加有潜在的好处。

!

丁酸盐过低会有什么危害?

丁酸盐过低可能会导致以下危害:

•肠道屏障功能受损:丁酸盐有助于维持结肠的“生理性缺氧”,并提供能量给结肠细胞,有助于维持肠道稳态。丁酸盐的减少可能导致肠道屏障功能受损。

•增加慢性疾病风险:变形菌门的兼性厌氧细菌的扩张几乎总是伴随着产丁酸盐细菌丰度的减少,并与许多慢性疾病有关,包括炎症性肠病、肠易激综合症、结直肠癌、2型糖尿病、肥胖等。

•神经炎症:丁酸盐具有抗炎特性,对大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丁酸盐过低可能导致炎症增加,影响大脑健康。

•睡眠问题:丁酸盐可能作为细菌源性促睡眠信号,丁酸盐过低可能影响睡眠,导致睡眠问题。

•肠道菌群失衡:丁酸盐过低可能导致肠道菌群失衡,因为变形菌门的扩张伴随着产丁酸盐细菌的减少。

•不利于肠道损伤修复:在轻微炎症或轻度溃疡部位添加丁酸盐可以促进肠道损伤的修复,而丁酸盐过少可能不利于溃疡的恢复。

!

丁酸盐是越多越好吗?

丁酸盐并不总是越多越好,低浓度丁酸促进细胞增殖和生长,高浓度丁酸反而抑制细胞增殖和生长增加肠道的通透性

• 不同部位对丁酸盐的耐受阈值存在差异

胃肠道不同部位对丁酸盐的耐受阈值也存在一定差异胃和小肠对丁酸的耐受阈值低结肠和盲肠耐受阈值高

添加普通丁酸钠制剂(主要在肠道前端被吸收利用),反而造成肠道炎症、菌群失调

• 肠道严重溃疡时丁酸盐可能加剧症状

更有意思的是,轻微炎症或者轻度溃疡部位添加丁酸盐可以促进肠道损伤的修复,在严重溃疡肠道部位添加,不利于溃疡的恢复,甚至加剧整个溃疡

有学者发现溃疡部位的粘膜组织对丁酸的代谢降低,甚至只有正常粘膜组织的一半,主要是由于其转运载体氧化相关的酶活降低

主要参考文献

Louis P, Flint HJ. Formation of propionate and butyrate by the human colonic microbiota. Environ Microbiol. 2017 Jan;19(1):29-41.

Gill PA, van Zelm MC, Muir JG, Gibson PR. Review article: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as potential therapeutic agents in human gastrointestinal and inflammatory disorders. Aliment Pharmacol Ther. 2018 Jul;48(1):15-34.

Hosseini E, Grootaert C, Verstraete W, Van de Wiele T. Propionate as a health-promoting microbial metabolite in the human gut. Nutr Rev. 2011 May;69(5):245-58.

Arora T, Tremaroli V.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Butyrate for Treatment of Type 2 Diabetes. Front Endocrinol (Lausanne). 2021 Oct 19;12:761834.

Singh V, Lee G, Son H, Koh H, Kim ES, Unno T, Shin JH. Butyrate producers, “The Sentinel of Gut”: Their intestinal significance with and beyond butyrate, and prospective use as microbial therapeutics. Front Microbiol. 2023 Jan 12;13:1103836.

Gonzalez-Garcia, R.A.; McCubbin, T.; Navone, L.; Stowers, C.; Nielsen, L.K.; Marcellin, E. Microbial Propionic Acid Production. Fermentation 2017, 3, 21.

Reichardt N, Duncan SH, Young P, Belenguer A, McWilliam Leitch C, Scott KP, Flint HJ, Louis P. Phylogenetic distribution of three pathways for propionate production within the human gut microbiota. ISME J. 2014 Jun;8(6):1323-35.

Liu H, Wang J, He T, Becker S, Zhang G, Li D, Ma X. Butyrate: A Double-Edged Sword for Health? Adv Nutr. 2018 Jan 1;9(1):21-29.

自闭症早期风险判别和干预新路径

谷禾健康

自闭症谱系障碍 (ASD) 是一组神经发育疾病,其特征是社交互动和沟通的质量障碍、兴趣受限以及重复和刻板行为

环境因素在自闭症中发挥重要作用,多项研究以及谷禾队列研究文章表明肠道微生物对于自闭症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存在明显的菌群和代谢物的生物标志物。

doi: 10.1136/gutjnl-2021-325115.

尽管环境因素在自闭症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几乎没有确凿的证据将饮食与疾病的发生和进展联系起来。然而,最近关于饮食如何塑造肠道-大脑轴的研究可能会为环境对疾病机制的影响提供新的见解,并提出至少通过饮食改善某些自闭症谱系障碍症状的可能性。

此外,在谷禾检测实践过程中,也发现部分自闭症儿童的消化功能,以及饮食营养存在问题,主要集中表现为挑食,消化不良等。

doi: 10.1136/gutjnl-2021-325115.

本文参考以往相关研究性文章,详细讨论饮食和肠道微生物群-肠-脑轴如何影响自闭症,主要概述肠道微生物群对分子代谢(各类氨基酸、γ-氨基丁酸、不饱和脂肪酸、短链脂肪酸、胆固醇、丁酸盐、乙酸盐、N-乙酰天冬氨酸、多酚等)和与自闭症发病和进展相关的酶(二糖酶、己糖转运蛋白和单羧酸转运蛋白等)。还回顾了饮食模式、益生菌和肠道微生物群在大脑发育中的作用及与自闭症的关联,这些都为自闭症的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01
自闭症及其概述

自闭症谱系障碍 (ASD) 是一组神经发育疾病,一般在 3 岁之前发病,其特征是社交互动和沟通的质量障碍、兴趣受限以及重复和刻板行为

直到几十年前,自闭症谱系障碍还被认为相当罕见,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世界自闭症谱系障碍快速增加,这给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的家庭和整个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后果。


自闭症的评估

目前在临床上自闭症谱系障碍的诊断仍然是根据行为来定义的,通过详细的发展史、父母对孩子日常行为的描述以及对孩子的社交互动方式以及沟通和智力功能的直接评估


自闭症的症状

一个重要问题让人对自闭症表型发病机制的理解变得更加复杂,简而言之,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发病和表现远非同质:

  • 15-30% 的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表现出一段发展停滞期,甚至明显丧失技能,最常见的是语言能力。

此外,除了核心症状之外,这些儿童通常还表现出一系列其他相关特征,例如:

  • 感觉运动异常、肌张力差和运动缺陷和异常的认知特征。
  • 合并症也很常见,包括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 和焦虑,以及睡眠问题,胃肠道疾病和饮食问题。

doi: 10.1136/gutjnl-2021-325115.


自闭症的风险因素

饮 食

人体必需氨基酸必须由食物供给,喂养可能代表环境因素和神经生物学因素之间的桥梁,因此可能在导致疾病表型的途径中发挥作用。从临床经验和文献中都知道,自闭症儿童往往与喂养和饮食态度有特殊的关系。

部分自闭症儿童可能有进食困难胃肠道症状,对食物的味道和颜色非常挑剔。因此,自闭症儿童必需氨基酸 (赖氨酸、色氨酸、苯丙氨酸、组氨酸) 减少,可能部分是由于食物摄入不足饮食习惯不良所致。

非常有限的饮食可能会使任何儿童面临营养缺乏和发育不良的风险,包括大脑发育。

遗 传

强有力的证据支持遗传因素对自闭症和相关疾病的疾病风险有影响。

  • 男孩自闭症患病率是女孩的四倍,头围经常出现异常。
  • 大约 50% 的自闭症患者的智商处于智力障碍范围内,并且自闭症通常与其他疾病有关,例如癫痫和癫痫样脑电图 (EEG) 异常或遗传综合征。
  • 双胞胎研究和分子遗传学研究发现,自闭症谱系障碍由许多具有共同症状和表现的不同综合征组成,遗传易感性可能源自多种基因型决定因素。

然而,与自闭症风险有关的许多不同基因编码参与各种生理过程的各种不同蛋白质,包括大脑发育和功能、神经递质受体或转运蛋白、细胞粘附/屏障功能蛋白、免疫相关蛋白、参与胆固醇代谢或运输的蛋白质,以及影响线粒体功能的蛋白质

近期,发表在《Cell》的一项研究对一个出生队列进行了 20多年的跟踪,详细的早期纵向问卷记录了感染和抗生素事件、压力、产前因素、家族史等饮食,在随访的 16,440 名瑞典儿童中,1,197 名患上神经发育障碍。下面一些有关自闭症风险的研究数据出自该文章:

家族病史

  • 父母有哮喘、乳糜泻或1型糖尿病家族史的孩子患神经发育障碍的风险较高 (OR = 1.28–1.46)。父亲哮喘与自闭症(OR = 1.71,[1.2–2.42,95% CI]) 以及 多动症(OR = 1.56,[1.20–2.02,95% CI]) 风险的关联最为密切。
  • 家族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在患有神经发育障碍的个体中更为普遍,尤其是自闭症,在很大程度上由免疫介导的 HLA 基因驱动。

环 境

并非所有携带这些特定突变的个体都会患自闭症谱系障碍。最近的一项同卵双胞胎研究强调,环境因素可能解释了他们患自闭症谱系障碍相对风险的 55%,环境因素为自闭症谱系障碍型症状的出现提供了选择性压力,这些症状从各种不同的症状中出现。各种易诱发的遗传异常,结合起来会引起明显的疾病。

重大生活事件

  • 出生至 5 岁期间的严重生活事件(如分居/离婚、家庭成员去世、重病/事故或失业)使未来患神经发育障碍的可能性增加 1.98 倍(1.6–2.44,95% CI),影响了 32.8% 的儿童,而对照组儿童这一比例为 19.8%。
  • 智力障碍组与早产有很大关系,发生早产的比例为15.2%,而对照组为4.2%(OR=4.13[2.51–6.77,95%CI])
  • 患有言语障碍或智力障碍的儿童通过剖腹产分娩的可能性高1.93~2.02倍。

化学物质暴露

  • 母亲在怀孕期间吸烟会累积增加患神经发育障碍的风险(OR = 3.0 [2.33–3.87, 95% CI]),以及单独增加患自闭症的风险(OR = 3.72 [1.92–7.21, 95% CI])和多动症的风险(OR = 3.31 [2.52–4.34, 95% CI]),尤其是每天吸烟十支或更多。
  • 母亲在怀孕期间使用止痛药会增加多动症的风险(OR = 1.41 [1.23–1.62, 95% CI])和自闭症的风险(OR = 1.46 [1.19–1.78, 95% CI])。
  • 母亲吸烟量超过 15 支/天的儿童患多动症(OR = 4.88 [3.23–7.36]),父亲吸烟量超过 15 支/天的儿童患自闭症(OR = 3.47 [2.01–6.01])。

早期感染和抗生素

儿童早期(出生至 5 岁)感染与自闭症风险增加显著相关,最显著的是第一年内中耳炎反复湿疹

  • 经历频繁中耳炎发作(1至2.5岁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儿童后来被诊断为智力残疾、自闭症谱系障碍或多动症的可能性分别高2.13倍(1.1–4.13,95%置信区间)、1.74倍(1.21–2.51,95%置信度)和1.75倍(1.33–2.30,95%可信区间)。
  • 从2.5岁到5岁,增加扑热息痛退烧药(6次或更多次)会增加自闭症风险(or=1.82[1.16–2.88,95%CI])。在此期间使用青霉素会使多动症的风险增加1.54倍,自闭症的风险增加1.76倍。

微生物组

胃肠道症状长期以来表明,肠道和大脑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即”肠-脑轴”。

——胃肠道问题

未来患有神经发育障碍的儿童中,早期胃肠道问题明显,情绪问题程度较轻。

  • 在胃肠道问题中,未来智力障碍患者的21.3%出现腹痛、腹胀或胀气、便秘等症状(OR=2.4,95%置信区间[1.2-4.9],p=0.013)。
  • 在5岁时,与对照组(8.0%-8.9%)相比,“胃痛”和“腹痛”在未来的神经发育障碍中更为普遍(13.5%-24.6%),在未来的自闭症-多动症共病中尤为突出(OR=3.39-3.45,p<0.0001)。

——肠道菌群

肠道细菌可能在自闭症病理生理学中发挥一定作用。事实上,各种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在自闭症中发生了改变, 尽管文献中对于参与其中可能发挥作用的细菌几乎没有达成一致。

肠道细菌及其代谢产物不仅影响肠道功能和饱腹感,还可能与情绪、认知、行为、抑郁以及大脑发育等方面有关。

饮食在塑造哺乳动物代谢通量(包括神经化学物质的通量)以及塑造肠道微生物群及其活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例如,纤维和益生元尤其支持有益的糖分解肠道微生物群,其特征是双歧杆菌和乳酸菌的相对丰度增加以及短链脂肪酸 (SCFA) 的产生。来自水果、谷物和蔬菜等全植物食品的多酚也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免疫功能,充当抗氧化剂,防止大脑炎症并改善血脑屏障 (BBB) 功能。

Kieran M. Tuohy, et al.,Diet and the Gut Microbiota,2015,225-245

接下来我们着重就微生物组这方面,详细探讨肠道微生物群如何在自闭症的发展中起作用,以及相关的最新研究进展。

02
肠道微生物群和自闭症

肠-脑轴作为外部环境与人类大脑之间的沟通通路,在体内有重要的“内部”通道——人类肠道微生物群。许多营养物质和摄入的化学物质必须经过这些通道,转化为生物可利用和活跃的中间产物,然后通过肝门静脉吸收并在全身分布。

许多对脑重要的化学物质也由肠道微生物群在肠道中产生,包括色氨酸多巴胺、血清素、GABA、β-羟基丁酸、胆碱、牛磺酸、乙酸盐、琥珀酸、乳酸、乙酰辅酶A、肌酐、甜菜碱、谷氨酸、谷氨酰胺、对甲酚、反式吲哚丙烯酸甘氨、脂肪酸和马尿酸。

一些其他化学物质可能由细(例如在消化和发酵过程中)调节,或者是细菌成分,如革兰氏阴性细菌细胞壁的组成部分脂多糖(LPS),它可剂量依赖性地减少人类肠道细胞对血清素的吸收,并在外周和大脑引发炎症,影响大脑功能。

神经递质:GABA、血清素

最近有研究表明,神经递质GABA在自闭症谱系障碍神经元发育中可能起作用,尤其是考虑到它在婴儿期从神经递质兴奋剂到抑制剂的转变。

另一种神经递质,血清素(5-羟色胺,5-HT),也被怀疑在自闭症中起作用。自闭症患者的血液中,血清素和 GABA 水平均发生了变化。有趣的是,这两种神经递质都是由氨基酸代谢产生的,分别是色氨酸和谷氨酸

肠道代谢物是否直接影响大脑的神经发育?

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穿过血脑屏障(BBB)。

比如说,肠道细菌可以产生GABA,这个 GABA 可能会影响到肠道神经系统的工作,或者改变血液中 GABA 的含量。但是,在正常健康的情况下,肠道产生的 GABA 是不能直接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的。

反之,乙酸盐作为肠道微生物群发酵碳水化合物的主要终产物和哺乳动物细胞胆固醇生物合成的底物,可以迅速通过血脑屏障

然而,血脑屏障可能会因化或炎症压力等原因受到损伤,与胃肠道屏障类似出现“”,允许不需要的化学物质进入大脑。在自闭症患者中血脑屏障受到损伤

为什么说肠道菌群可用于区分自闭症与非自闭症?

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在影响自闭症谱系障碍(ASD)代谢产物谱和生理参数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首先,自闭症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与健康对照组或非自闭症的兄弟姐妹显著差异,显示出异常的肠道微生物组成和活动是自闭症的一个特征

研究报告显示,自闭症群体与非自闭症对照组之间在拟杆菌门、厚壁菌门、变形菌门和放线菌门的组成上存在差异。


生命早期自闭症儿童的肠道菌群

前面提到的发表在《Cell》大队列的自闭症儿童研究,在 11.9 ± 2.9 个月时采集了 1,748 名婴儿的粪便样本,将所有可用的对照与未来的神经发育障碍进行比较,然后匹配风险因素和微生物组多样性混杂因素。

doi.org/10.1016/j.cell.2024.02.035

在未来的神经发育障碍中,下列菌群丰度较高

  • Carnobacteriaceae
  • ASV-86 Enterobacter sp.
  • Clostridia
  • Veillonella

在我们的GUT队列里,也发现自闭症儿童这个菌的Veillonella显著富集。

doi: 10.1136/gutjnl-2021-325115.

注:Veillonella是一种革兰氏阴性的厌氧球菌,正常情况下通常存在于人体口腔和胃肠道中。该菌以其乳酸发酵能力而闻名,能代谢乳酸产生丙酸、CO2和H2。

下列菌群始终较少富集

  • Akkermansia muciniphila
  • Phascolarctobacterium faecium
  • Roseburia hominis
  • Coprococcus eutactus
  • Coprococcus comes
  • Bacteroides ovatus
  • Bifidobacterium breve
  • Alistipes putredinis

这些菌属具有抗炎、维护肠道屏障、产生短链脂肪酸等有益作用,其减少可能导致肠道功能紊乱免疫失调

Akkermansia muciniphila在后来被诊断患有自闭症自闭症-多动症合并的婴儿中不存在,并且与儿童早期的胃肠道和情绪症状呈负相关

Akkermansia muciniphila促进粘蛋白产生叶酸,丙酸和乙酸;以增强肠细胞单层完整性和强化受损的肠道屏障而闻名;并具有免疫调节特性。

doi.org/10.1016/j.cell.2024.02.035

特定菌群:

与对照组(21.7%)相比,两种Klebsiella michiganensis菌株(HCXXMCOL0180 和 HCXXMCOL0513)在自闭症儿童中更普遍(43.6%),携带这两种菌株的婴儿日后患自闭症的风险更高

携带这两种菌株的对照组婴儿抗生素使用频率更高(27.1%),提示抗生素暴露可能促进了这些菌株的定植

性别和诊断年龄影响:

菌群自闭症男童的肠道菌群组成可能因诊断年龄不同而异,如晚期诊断Akkermansia muciniphila丰度增加相关,而这种模式在女童中并不明显,女童中一些Bacteroides菌株丰度升高

早期诊断男童,Enterobacteriaceae科一些菌属如Enterobacter、 Klebsiella丰度升高

这提示自闭症的肠道菌群变化可能具有性别特异性,且随年龄和病程进展而动态变化。

代谢物异常与菌群相关:

粪便代谢组学分析显示,自闭症儿童的某些代谢物如酪氨酸、色氨酸(儿茶酚胺、血清素前体)、精氨酸、赖氨酸等氨基酸亚油酸等脂肪酸以及维生素B6等水平异常

注:关于氨基酸,脂肪酸等详细介绍与自闭症的关联详见后面章节。

精氨酸水平与Roseburia、Coprococcus、Akkermansia丰度呈正相关,提示菌群失调可能影响宿主氨基酸代谢。

色氨酸代谢产物:吲哚-3-乙酸盐(AhR激动剂)在自闭症组中升高,且与RuminococcaceaeLachnospiraceae科菌属丰度正相关

其他的一些与自闭症相关菌群的研究结果:

多样性降低

一些菌群减少,包括:

  • Deinococci
  • Holophagae
  • Prevotella_copri_CAG_164
  • Bacteroides_thetaiotaomicron
  • Azospirillum_sp_CAG_260

一些菌群增多,包括:

  • 肠球菌
  • Sillimonas
  • Eggerthella
  • Veillonellaceae
  • Rumminococcaceae
  • Subdoligranulum

下列菌群可作为3-6岁有胃肠道症状儿童自闭症的可靠生物标志物:

  • Bifidobacterium
  • Blautia
  • Eubacterium hallii
  • Subdoligranulum
  • Coprococcus
  • Ruminococcus
  • Veillonella

菌群代谢产物LPS→慢性炎症→血脑屏障损伤

研究表明,细菌脂多糖(LPS)会引发慢性低度系统性炎症或“代谢性内毒素血症”,在动物模型中,这被证明会损害包括血脑屏障(BBB)在内的屏障功能。实际上,出生期暴露于LPS引发的系统性炎症的小鼠表现出永久性的血脑屏障损伤渗透性增加,且在青少年和成年期表现出行为改变。对自闭症患者而言,血脑屏障功能的永久性损害将只会加剧肠道微生物及异常代谢产物输出所带来的病理后果。

母亲妊娠期:LPS诱导的系统性炎症如何影响孩子神经发育,增加自闭症风险?

妊娠期由LPS诱导的系统性炎症可以改变后代的神经发育和脑功能。自闭症中的这种先天性或细胞介导的炎症反应,可能会因获得性免疫系统中明显的自身免疫成分而加剧。由系统性炎症或母体自身免疫疾病触发的自身抗体在妊娠期间产生,现在被怀疑在胎儿异常神经发育和受损的血脑屏障发展中起作用,并影响婴儿期的大脑功能,包括增加自闭症的风险

肠道菌群失调诱导产生自身抗体,影响神经系统发育

在自闭症患者中,对叶酸、血清素和GABA受体的自身抗体水平,以及一些重要的免疫相关酶如转谷氨酰胺酶2的抗体水平也有所升高。尽管自身抗体生成的分子触发机制尚不完全了解,但有一个可能性是,对关键代谢物如神经递质受体的自身抗体可能是在血液中异常代谢物浓度、早期生活中的不当免疫教育或由肠道细菌模拟引导下由免疫系统产生的。

这样的“代谢组-炎症组”调控网络也在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出现,包括1型糖尿病和炎症性肠病(IBD),并且似乎与肠道微生物群密切相关。


氨基酸代谢

氨基酸代谢在神经传递相关代谢物的生物合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期以来被怀疑在自闭症谱系障碍中发挥作用。

血液分析氨基酸变化

  • 一项研究从2014 年至 2018 年共招募了110 名中国南方地区自闭症儿童和 55 名健康儿童。与对照组相比,自闭症儿童的谷氨酸、γ-氨基-n-丁酸、谷氨酰胺、肌氨酸、δ-氨基乙酰丙酸、甘氨酸和瓜氨酸显著升高。相反,他们血浆中的乙醇胺、苯丙氨酸、色氨酸、同型半胱氨酸、焦谷氨酸、羟脯氨酸、鸟氨酸、组氨酸、赖氨酸和谷胱甘肽水平明显降低。
  • 有研究比较了自闭症或阿斯伯格综合症儿童及其父母,发现患者及其家庭成员的血浆中谷氨酸、苯丙氨酸、天冬酰胺、酪氨酸、丙氨酸和赖氨酸的浓度高于正常(与年龄匹配的健康对照组),而谷氨酰胺的浓度则较低。

Glu:Gln比率升高

有许多研究报告称,自闭症患者的血液中谷氨酸与谷氨酰胺(Glu:Gln)的比率升高。

谷氨酸转化为谷氨酰胺是大脑中处理氨废物的主要方式,这对于避免氨中毒和在突触中谷氨酸的过度积累以减少兴奋性毒性非常关键。因此,血液中Glu:Gln比率的升高可能表明自闭症患者大脑中的氨解毒和谷氨酸循环发自闭症生了变化,这会影响行为

注:低纤维高蛋白饮食可能会使这种氨中毒恶化,因为这样的饮食会导致肠道中的蛋白水解微生物群发酵氨基酸,从而增加系统性氨贡献。饮食中氨基酸的微生物分解会影响哺乳动物体内氨基酸的可用性和循环,也可能产生生物活性化合物,如短链脂肪酸、支链脂肪酸和生物胺

蛋氨酸

一项包括87项研究的自闭症氧化应激生物标志物的汇总荟萃分析发现,参与甲基化循环和硫酸盐转移途径的几种代谢物异常。

蛋氨酸在硫酸盐转移途径中利用半胱氨酸合成,该途径连接蛋氨酸和谷胱甘肽的生物合成,蛋氨酸显著降低(p < 0.001),异常甲基化会增加自闭症谱系症状的风险 。

瓜氨酸

有研究发现,自闭症儿童的瓜氨酸水平与刻板行为(ADOS-2 上的 RRB 评分)之间存在正相关,且具有统计学意义。瓜氨酸和氨的累积暴露是经典瓜氨酸血症(精氨琥珀酸合成酶缺乏症)患者认知功能较差的最可靠标志。

尿液代谢物分析氨基酸变化

  • 使用基于质谱的策略,对48名自闭症儿童和53名年龄匹配的对照组的尿液代谢物进行分析,发现自闭症样本中有82种代谢物发生了变化,氨基酸(包括甘氨酸、丝氨酸、苏氨酸、丙氨酸、组氨酸、谷氨基酸)、有机酸和胆汁衍生物牛磺酸及肌肽在自闭症尿液中的水平较低。他们还观察到了肠道微生物群代谢物和氧化应激标志物的变化。

色氨酸

色氨酸因与自闭症症状相关而闻名,它是血清素 (5-HT) 的前体,血清素是一种抑制性单胺类神经递质,一些研究报告色氨酸水平升高,而另一些研究报告色氨酸水平降低 。

关于色氨酸,详见我们之前的文章:

色氨酸代谢与肠内外健康稳态

苏氨酸

有研究发现,自闭症组男孩的苏氨酸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男孩。5 岁以下自闭症儿童的尿液苏氨酸含量高于 5 岁以上儿童。苏氨酸属于天冬氨酸家族,是一种蛋白质氨基酸,其分解产生乙酰胆碱酯酶 A 和甘氨酸,促进各种生理过程和整体身体稳态 ,它也可以通过影响色氨酸进入大脑,间接影响5-羟色胺的合成。

脯氨酸

有研究发现,5 岁以下自闭症儿童的脯氨酸含量明显低于 5 岁以上儿童。

与 22q11.2 染色体缺失的 CMPT158 基因型相关的脯氨酸水平异常升高,会影响自闭症谱系症状的严重程度,尤其是影响面部情绪识别、行为和认知。

β-丙氨酸

β-丙氨酸,在肉类中常见的氨基酸,会抑制肠道细胞(如Caco-2细胞)对GABA的吸收β-丙氨酸也可以在肠道内由白色念珠菌产生的丙酸和氨反应形成,尽管这些化合物也由肠道内的许多其他微生物产生。

HPHPA

有研究报告了一种稀有代谢物3-(3-羟基苯基)-3-羟基丙酸(HPHPA)的出现。HPHPA梭菌属细菌特有的代谢产物,会耗尽大脑中的儿茶酚胺导致自闭症症状。

HPHPA在患有艰难梭菌感染的个体中也有发现,并且在急性精神病发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甚至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以上这些研究是基于血浆、尿液氨基酸变化,血液和尿液中的氨基酸(AA)水平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从食物中吸收的氨基酸、氨基酸和蛋白质的降解、宿主蛋白质的分泌和在粪便中的排泄。这些氨基酸相对比例的改变也可能对它们参与的代谢途径的产物产生连锁反应,包括不同神经递质的生产或相对比例。

肠道菌群代谢分析氨基酸变化

大多数氨基酸来自饮食或由体内合成,但肠道微生物群也会影响饮食氨基酸的回收以及氨基酸的生产或分解。

目前,我们对参与氨基酸生物利用度和肠道微生物群体生物转化的微生物种类或代谢过程知之甚少,对于其对神经功能的可能影响了解更少,也不清楚不同食物和食物成分如何相互作用以调节肠道微生物群对氨基酸的摄取或代谢。

有早期体外研究显示,人类肠道微生物群对氨基酸的发酵受到低pH值和可发酵纤维/碳水化合物(抗性淀粉)存在的抑制。然而,目前不知道这种过程在体内如何转化,或在自闭症等疾病状态或抗生素治疗下如何变化。

谷禾肠道菌群健康检测数据库中有这样的案例,一起来看一下:

一名5岁自闭症男孩,检测结果,自闭症为中等风险,符合实际情况。

<来源: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这是谷禾利用几十万例的临床和人群样本数据(其中4895例自闭症患者),结合机器学习方法,使用肠道菌群数据进行疾病状态和风险的预测,并给出了的风险值。

<来源: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从该患者肠道菌群检测报告可以看到,蛋白质,脂肪水平都相对偏低

<来源: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我们再来看肠道菌群检测报告中的氨基酸水平,部分氨基酸严重缺乏,例如组氨酸

其他氨基酸如酪氨酸、谷氨酸、甘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蛋氨酸也都相对偏低

酪氨酸是一种与认知功能相关的儿茶酚胺前体。

<来源: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组氨酸通过清除氧自由基发挥抗氧化作用,从而参与缓解氧化应激。组氨酸是肌肽的前体肌肽是一种含有 β 丙氨酸和组氨酸的二肽,在人脑中起到缓冲剂抗氧化剂的作用。肌肽可以调节与智力障碍相关的各种生物途径。

组氨酸是组胺的前体,而组胺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和神经调节因子。关于组胺,详见之前的文章:

过敏反应的重要介质——组胺与免疫及肠道疾病

有小鼠研究显示,组氨酸缺乏的小鼠表现出一些类似自闭症的行为,如社交互动减少刻板重复行为增多等。其他也有多项研究表明,组氨酸血症与自闭症和语言发育迟缓之间存在关联。

谷氨酸,可以调节记忆和学习等认知功能,而这些功能在自闭症患者中通常会受损,关于谷氨酸,详见谷禾之前的文章:

兴奋神经递质——谷氨酸与大脑健康

甘氨酸是一种具有抗炎、细胞保护和免疫调节特性的抑制性神经递质,甘氨酸以多种方式与线粒体代谢相关。

其他,赖氨酸,蛋氨酸,亮氨酸都属于人体必须氨基酸,是人体不能自行合成或以适合人体需要的速率合成的氨基酸,必须通过食物摄入来获取。

<来源: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亮氨酸,属于支链氨基酸,支链氨基酸生物合成与自闭症症状甲基化潜力和细胞内 GSH 比率相关。支链氨基酸具有多种生理作用,包括调节葡萄糖和脂肪酸代谢以及调节重要的分子途径和促进蛋白质合成,它们通过琥珀酰辅酶 A 进入 CAC 与线粒体功能相连。大多数自闭症患者都会有线粒体功能障碍。

赖氨酸,是一种生酮氨基酸,通过合成谷氨酸作为其分解的副产物,参与肠道菌群-肠-脑轴。

经过几个月的干预,再次检测肠道菌群,该患者的自闭症风险有所下降症状也有相应好转

<来源: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脂类代谢与大脑

未来患有自闭症的新生儿中关键脂质减少,如亚油酸、α-亚麻酸、胆汁酸、甘油三酯

这些必需脂肪酸、它们的衍生物、相对比例和个体分子种类在许多哺乳动物的生理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包括磷脂生成、膜流动性和大脑发育。

亚油酸和α-亚麻酸

亚油酸α-亚麻酸是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的必需脂肪酸(EFA),必须通过饮食摄取。

注:亚油酸LA,C18:2n-6,n-6脂肪酸的前体

α-亚麻酸: ALA,C18:3n-3,n-3脂肪酸的前体

它们对大脑具有抗炎作用,并调节自噬、神经传递和神经发生。它们通过抑制神经递质(例如GABA)的释放来调节内源性大麻素系统,从而影响突触功能和可塑性。

ARA、DHA、EPA

与其他身体组织相比,大脑亚油酸α-亚麻酸的浓度较低,而其衍生物,特别是ARA(花生四烯酸)和DHA(即二十二碳六烯酸)的浓度较高

在妊娠晚期,胎儿大脑快速积累多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DHA

  • DHA在大脑中具有重要的结构作用,参与细胞信号传导和细胞增殖。
  • ARA参与信号传导和细胞生长。
  • EPA(二十碳五烯酸),另一种α-亚麻酸的衍生物,在大脑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

亚油酸和α-亚麻酸的衍生物可以进一步被宿主磷脂酶修饰,转化为主要来自ARA的二十碳烷类,如前列腺素、白三烯和血栓素。这些二十碳烷是促炎分子,作为局部激素来激活免疫细胞、启动血小板聚集和引发分娩。

相反,DHA和EPA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抗炎的消退素(resolvins)和保护素(protectins)。

胆汁酸

关于胆汁酸,UDCA,熊去氧胆酸,一种天然存在的次级胆汁酸,在代谢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慢性炎症性疾病和神经病理学等疾病中显示出治疗前景。研究发现,UDCA在未来自闭症患者中较低

ARA加DHA改善自闭症

一项双盲、安慰剂对照随机试验发现膳食补充ARA加DHA(ARA占优势)显著改善了自闭症患者(n=13)在异常行为检查表-社区量表测量的社交退缩和社交回应量表测量的沟通情况。虽然样本量较小,但这个研究证明了通过饮食调节大脑脂肪酸谱可能带来的好处,这种脂肪酸调节在动物研究中也可以通过益生菌达到。

n-3和n-6脂肪酸

一些小规模的n-3和n-6脂肪酸的膳食干预研究显示,自闭症患者的症状有所缓解,虽然并非所有研究都显示有改善。

自闭症患者可能与母乳喂养较少有关

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较少接受母乳喂养,而健康对照组则较多,这表明富含ARA、EPA和DHA的人类母乳对婴儿大脑发育的最佳饮食份额的重要性。相反,早期断奶与自闭症风险增加相关。这些观察结果不仅强调了早期产后饮食对大脑发育和自闭症风险的重要性,还暗示了肠脑轴和肠道微生物群在这一发育过程中的可能早期作用

补充益生菌,改变脂肪酸

一些肠道微生物,最著名的是某些乳酸菌属双歧杆菌属的菌种,具备进行脂肪酸生物氢化所需的酶,从而增加脂肪酸的不饱和度

研究表明,饮食补充α-亚麻酸(ALA)会改变小鼠肝脏、脂肪组织和大脑中的脂肪酸谱,并且在联合补充α-亚麻酸与益生菌Bifidobacterium breve NCIMB 702258时,脂肪酸谱会进一步改变。

注:B. breve NCIMB 702258是高效生产共轭亚油酸(CLA)的菌。

相比于对照组喂养或单独补充α-亚麻酸的情况,食用n-3脂肪酸加益生菌的动物其大脑中的DHA水平升高,而ARA水平下降

同一组作者随后表明,单独使用B. breve NCIMB 702258菌株,相比于另一种共轭亚油酸(CLA)产生的B. breve菌株和对照组,小鼠的大脑中DHA和ARA的水平也有所上升,证实了益生菌调节大脑脂肪酸谱的能力,并显示这种活动具有明显的菌株特异性

LA和ALA不够,其他饱和脂肪酸来凑

尽管亚油酸(LA)和α-亚麻酸(ALA)是磷脂形成所必需的必需脂肪酸,但当饮食中这些脂肪酸含量偏低时,其他脂肪如饱和脂肪酸有时可作为替代品,从而对最终磷脂的结构和可能的功能产生影响。

磷脂代谢异常脂肪酸缺乏或血脂异常已牵涉到多种神经和大脑发育或退行性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抑郁症、广泛性发育障碍、发育性协调障碍、癫痫、双相情感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尼曼-皮克病、亨廷顿舞蹈病、中风。

胆固醇代谢和磷脂代谢异常在自闭症中起作用

自闭症患者血液中磷脂酶A2水平较高,细胞膜中的ARA和DHA水平较低,并且可能具有更高的n-6脂肪酸与n-3脂肪酸的比例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自闭症儿童(n=16)的红细胞脂质谱被修改,表现为较低的胆固醇水平和细胞膜中单唾液四己糖神经节苷脂(GM1)的比例较高。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反映了更普遍的胆固醇合成缺陷,在大脑中,结合GM1表达的变化,可能会促成自闭症的病理生理机制。

BDNF对突触传递和神经元胆固醇合成的影响

  •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通过增强神经递质的释放来促进长期增强作用和兴奋性突触传递。
  • BDNF在神经元中特异性增加脂筏胆固醇含量,促进突触囊泡发育。

自闭症与BDNF和益生菌的关联

  • 自闭症患者中BDNF水平降低,负责BDNF生产的基因多态性,导致具有不同蛋白水解活性的蛋白异构体的产生。
  • 益生菌补充与自闭症动物模型行为改善及海马体和杏仁核BDNF变化有关。

然而,并非所有益生菌研究都显示BDNF与实验动物观察到的脑功能改善有关。

益生菌、益生元与改善脑功能

  • 自闭症患者的饮食特点是膳食纤维减少,这可能减少结肠乙酸盐对循环系统中乙酸盐浓度的贡献,而乙酸盐是脑中新生脂质生成的关键底物。
  • 这些观察结果表明一种可能性,即通过益生菌上调BDNF,与益生元在结肠中增强乙酸盐产生相结合,可影响脑中新生脂质生成,增加神经元脂筏形成和促进突触囊泡形成,从而改善包括自闭症、抑郁症在内的神经发育障碍儿童的脑功能。

然而,需要在人类受试者和相关实验模型中进行基础研究,以验证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并在机制上将肠道细菌与这些病情联系起来。


短链脂肪酸与大脑

大脑占人体质量约2%,但却占胆固醇约20%血脑屏障(BBB)对脂蛋白是不可通透的,这意味着大脑所需的胆固醇是内源性形成的

其中星形胶质细胞神经元分别是胆固醇的净生产者使用者,体现了胆固醇生物合成机制的独特分区化。

神经元——胆固醇的使用者

神经元需要大量的胆固醇来维持其广泛的膜表面积并提供突触前囊泡的形成。它们还有稍微不同的酶途径,将鲨烯转化为胆固醇。出生后的胆固醇主要由星形胶质细胞提供,并优先来源于乙酸盐

注:鲨烯(C30H50)是一种多不饱和烃类,也称为角鲨烯或三十碳六烯。 它是一种在人体胆固醇合成等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萜类化合物。鲨烯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尤其是在鲨鱼肝油中含量较高,同时也是橄榄油、米糠油等少数几种植物油中的成分。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在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领域广泛应用。

星形胶质细胞——胆固醇的净生产者

星形胶质细胞是包裹神经细胞的细胞,负责供应细胞外钾、谷氨酸、能量和抗氧化剂,并调节大脑中的活性依赖性血流,并可能影响突触活动。

  • 婴儿出生后的早期阶段对大脑胆固醇的形成尤为重要,因为那时胆固醇的合成率增加;
  • 成年后,胆固醇的生物合成降至婴儿期高峰的十分之一。

星形胶质细胞在大脑胆固醇运输中的关键作用

  • 星形胶质细胞产生载脂蛋白,包括ApoE,负责在大脑中运输胆固醇。
  • ApoE缺乏导致的神经系统缺陷

ApoE缺乏的啮齿动物模型,表现出各种行为和神经系统症状,并在感觉系统中也有缺陷,这些缺陷与随年龄增长而丧失的突触和树突,突触膜胆固醇分布的改变有关。

CYP46,在维持大脑胆固醇稳态中的作用

  • CYP46是一种产生24S-羟胆固醇(24S-HC)的酶,在神经元胆固醇更新中的作用,是通过排泄24S-羟胆固醇进入血液并最终通过胆汁排出体外。
  • 24S-羟胆固醇浓度通过肝X受体与星形胶质细胞交流来控制大脑中的胆固醇稳态。这些可能影响血脑屏障处高密度脂蛋白的合成和重塑。

短链脂肪酸——乙酸,对神经发育的作用

出生后乙酸在神经发育中重要,母乳喂养乙酸多

  • 与成年期相比,AceCS1在出生后时期的表达最高,这暗示了乙酸在出生后神经发育、细胞分化和髓鞘形成中的作用。
  • 母乳喂养期间,乙酸相对于其他短链脂肪酸的比例在新生儿中达到最高,尤其与配方奶喂养婴儿相比。

AceCS1的表达及其功能

  • AceCS1主要在大脑细胞核中表达,而不仅仅是细胞质中,它在为组蛋白乙酰转移酶提供乙酸,在基因表达的表观遗传调控方面发挥作用。
  • AceCS1还存在于大脑基底前部神经元的细胞质,皮层和海马神经元表面,一些脑干神经元和神经节细胞的细胞体中,许多脑干纤维通路中的轴突中
  • 这可能表明它在这些细胞中的脂肪酸/胆固醇合成或其他细胞质乙酰辅酶A利用反应中的作用。

乙酸是胆固醇的组成成分

  • 胆固醇的组成成分包括乙酸、乙酰辅酶A和乙酰乙酰辅酶A。这些代谢物在体内有许多来源,包括三羧酸循环(TCA),但也包括微生物衍生的乙酸。

乙酸的代谢去向

  • 乙酸是结肠中碳水化合物发酵的主要终产物
  • 通过细胞质中的乙酰辅酶A合成酶1(AceCS1)转化为乙酰辅酶A。
  • 乙酸还被线粒体吸收,通过AceCS2转化为乙酰辅酶A,进入TCA循环进行呼吸,尤其是在生酮或禁食状态下

乙酸作为特殊代谢产物的重要性

  • 当血浆乙酸水平低时,肝脏和肠道都会释放乙酸进入循环系统,这表明乙酸在整个系统中,可能包括大脑中具有特殊作用。
  • 乙酸可能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代谢产物,是能量生产和储存的关键,其水平受到葡萄糖供应的严格控制

NAA——乙酸的主要来源之一

N-乙酰天冬氨酸(NAA)在大脑中的作用

  • NAA在大脑中存在高浓度,是大脑中乙酸的主要来源之一,可能作为乙酸储存分子
  • NAA参与脂合成、蛋白质乙酰化,以及组蛋白乙酰化和基因表达调控
  • NAA在神经元细胞质和线粒体中由天冬氨酸N-乙酰转移酶形成,推测在乙酰辅酶A过剩时生成

自闭症儿童大脑中NAA浓度降低

  • 一项荟萃分析显示,与健康儿童相比,自闭症儿童在所有被检查的大脑区域中(除小脑外)的NAA浓度显著降低,这提示自闭症的脑代谢改变可能与结肠发酵有关。
  • 然而,结肠来源的乙酸对血浆水平或大脑提供的乙酸的定量贡献仍缺乏研究。

短链脂肪酸——丙酸,对大脑的负面影响

  • 丙酸在高浓度引入大脑时,会引起神经炎症、发育迟缓和认知障碍。
  • 虽然丙酸可通过GPR41和GPR-43激活细胞信号过程和基因表达,调节免疫功能,但也可抑制胆固醇合成关键酶注:羟甲基戊二酸单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或脂肪酸合成酶(FAS),这两者是哺乳动物胆固醇生物合成中的关键酶。
  • 脑室内丙酸灌注会影响脂肪酸代谢,导致动物模型中酰基肉碱和其他线粒体代谢物的变化,这些变化与自闭症儿童中的代谢物谱相似。

饮食如何影响大脑中短链脂肪酸的可用性?

  • 目前对饮食如何影响SCFA在大脑中的可用性或利用知之甚少。
  • 在肠道中,饱和脂肪、蛋白质和可发酵纤维/益生元的相对比例影响肠道微生物产生的SCFA的数量和比例,特别是进入外周血液的乙酸量
  • 高纤维饮食可能显著增加循环乙酸浓度,这对大脑中的胆固醇合成和/或呼吸产生连锁影响。对自闭症儿童尤其重要,因为他们可能存在更多的氧化应激和代谢问题。
  • 胆固醇代谢的改变也是自闭症的一个特征,这可能与饮食影响下的SCFA,特别是乙酸水平变化有关。


饮食、肠道菌群与肠道转运蛋白及酶表达

自闭症中二糖酶和己糖转运蛋白减少

研究发现,在自闭症儿童中二糖酶己糖转运蛋白的表达显著减少,这些变化与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的变化相关。这些变化与厚壁菌门相对丰度较高拟杆菌门较少,以及β-变形菌门升高有关。

注:至少是三种常见肠道二糖酶之一:蔗糖酶-异麦芽糖酶(SI)、麦芽糖酶-异麦芽糖酶(MGAM)、乳糖酶(LCT)

己糖转运蛋白:SGLT1、GLUT2

肠道二糖酶和糖转运蛋白的表达受到多种因素的调控,包括饮食、肠道微生物以及肠神经系统等。

  • 【饮食】 动物研究表明,与高淀粉饮食相比,喂食高脂肪饮食的动物碳水化合物消化酶和糖转运蛋白的表达减少。
  • 【肠神经系统】 葡萄糖传感器GLP-2通过激活存在于肠神经细胞而非内皮细胞上的GLP-2受体调节SGLT1的表达,这表明碳水化合物降解酶和糖转运蛋白的表达,还通过肠神经系统调节。
  • 【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丁酸】 肠道细菌本身或者通过其对碳水化合物发酵产生的丁酸的活性,能够调节转录因子CDX2,从而积极控制肠道二糖酶和糖转运蛋白的表达。

丁酸:结肠健康的关键能量源与吸收机制

考虑到丁酸是结肠细胞的首选能量来源、黏膜更新和分化的介质,以及其生产率在早期肠道微生物群继发发育过程中发生变化,丁酸在肠黏膜成熟中的作用可能非常重要

丁酸吸收机制:MCT1负责运输,GPR109A助攻

  • 丁酸摄取主要依赖于MCT(单羧酸转运蛋白),其中MCT1是肠道中丁酸的主要转运蛋白。丁酸可诱导MCT1表达,并通过GPR109A受体快速呈现MCT1,使肠黏膜高效吸收肠道菌群产生的丁酸。

在了解了丁酸在肠黏膜中的重要性及其吸收机制之后,我们再探讨不同饮食和环境因素对MCT1表达的影响及其对丁酸和其他短链脂肪酸吸收的调节作用。

饮食影响短链脂肪酸(丁酸)吸收的机制

高纤维饮食和益生元→MCT1表达和短链脂肪酸吸收↑

  • 高纤维饮食和益生元(包括菊粉、果胶和β-葡聚糖)补充可增加肠壁上MCT1的表达,提高短链脂肪酸的摄取和进入血液循环的能力。
  • 果胶还可以上调大鼠肾上腺中的MCT1,暗示着与胆固醇代谢、乙酸盐底物可利用性及肾上腺激素生成有关的体内平衡过程。

高脂肪饮食→抑制短链脂肪酸在结肠中的吸收

  • 吃了高脂肪的食物后,肠道里会产生一种叫做鹅脱氧胆酸的物质,它会跟肠道里的短链脂肪酸竞争,导致肠道对短链脂肪酸的吸收受到抑制,从而对我们的代谢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肠道炎症和氧化应激→MCT1表达↓→丁酸吸收↓

以上我们知道,MCT1表达异常会影响丁酸吸收,不仅如此,MCT1表达异常还可能与肥胖相关的神经系统疾病有关。

饮食诱导和遗传性肥胖动物中,MCT1-4 表达都增加,特别是在神经元和神经元胞体中,说明这种变化可能不全是饮食因素,也可能是由于肥胖引起的激素变化间接导致的。

前面我们知道,MCT与短链脂肪酸转运相关,那么MCT表达异常,短链脂肪酸也异常,可能会影响大脑的能量代谢,如果这些变化发生在生命早期,可能会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过程,并与个体成年后的肥胖易感性相关。

注:从母乳到固体食物的饮食结构转换可能会影响生理发育、代谢途径和营养转运蛋白(如MCT)的表达,从而对大脑功能产生重要影响。

谷禾发表在 GUT上的队列也表明,随着断奶或引入辅食,自闭症儿童的肠道菌群发育轨迹逐渐偏离健康儿童。如下:

doi: 10.1136/gutjnl-2021-325115.

不良饮食,尤其是在断奶后采用现代西式饮食,实际上可能通过将营养素转运蛋白关闭,重定向营养流向,从而下调了必需营养素(如氨基酸、脂肪和SCFA)的肠道流动

03
通过肠道菌群干预改善自闭症


饮食、肠道微生物和大脑发育

对比现代西式饮食古老传统的饮食,有助于重新定义营养不良的范式。营养不良不再仅限于某些必需营养素的缺乏,还包括营养过剩异常的营养素比例和结构。

人类“超级有机体”中,这种改变的营养环境的代谢后果,最明显地体现在肠道微生物群与宿主能量代谢和大脑功能的相互作用中。

生命早期:母乳喂养

前面我们了解到,早期断奶与自闭症风险增加相关。很多自闭症患者较少接受母乳喂养,这表明母乳中含有ARA、EPA和DHA,是婴儿大脑发育的最佳饮食

随着年龄增长:其他饮食

  • 生酮饮食可能具有神经保护作用,一组 7 名 7 至 19 岁的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在采用生酮饮食后,行为症状有所改善。粪便样本中的丁酸激酶DNA 和 RNA 水平升高,表明微生物组的变化显著影响了患者消化道中的丁酸激酶水平。 Roseburia可提高丁酸激酶DNA 并减少炎症。

多酚及其代谢物

现有的研究确认了流行病学数据,表明多酚及其代谢物可能有助于促进大脑健康。提出的作用机制包括抗氧化活动、改善血管功能和脑部血流、直接增强神经元信号传递、缓冲钙离子、增强神经保护性应激蛋白和减少应激信号。

线粒体功能障碍在自闭症谱系障碍、神经退行性疾病和一般脑老化的发病机制中得到了关注。线粒体常被认为是氧化应激的启动者和目标,植物多酚代谢物可能具有保护作用。

体外研究在生理相关剂量下测试了选定多酚代谢物对高级糖化终产物形成的抑制能力以及对人类神经元细胞中轻度氧化应激的对抗能力。例如:

  • 由鞣花酸代谢生成的尿石素A和B在1微摩尔/升浓度下显著减少了蛋白质糖化。
  • 在使用PC12细胞的实验中,已证明原儿茶酸(一种花青素的微生物代谢物)能够减少线粒体功能障碍。
  • 在大鼠胃内给药葡萄多酚提取物中的原花青素后,报告了大脑中存在没食子酸。尽管没食子酸和一些进一步甲基化的代谢物仅存在于微量,但它们确实存在于大脑中。

药用植物的多酚提取物

少数研究探讨了来自药用植物的多酚提取物对自闭症动物模型的影响,发现:

  • 高剂量的绿茶提取物(300 mg/kg)能够减少氧化损伤,并在经过丙戊酸(400 mg/kg)出生后挑战后改善大脑组织病理评分和动物行为。
  • 使用印度草药Bacopa monniera的类似效果也得到了观察。
  • 韩国红参能依赖剂量改善经过丙戊酸处理的动物的社交互动。

注:尚需确定这些高剂量植物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仅与减轻丙戊酸引起的氧化损伤相关,还是在氧化损伤可能只是一个影响因素的神经病理情况下更具广泛相关性。

——黄酮类化合物

肠道菌群对黄酮类化合物的吸收转化

估计有95%的膳食植物多酚在上肠道内无法消化和吸收,并最终到达结肠中的肠道微生物群。一些黄酮类糖苷进入结肠,被肠道菌群分解为更简单的代谢物,比如:

  • 肠道微生物可以将儿茶素代谢为戊内酯,其中一些戊内酯转化为酚酸,可被机体吸收利用;
  • 黄芩苷、大豆皂苷和葛根素分别在肠道菌群产生的β-葡萄糖醛酸酶、β-葡萄糖苷酶和C-葡萄糖苷酶的作用下转化为苷元;
  • 槲皮素被肠道菌群(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转化,产生可被人体吸收利用的小分子化合物。

黄酮类化合物对肠道菌群的调节

  • 花青素是常见的类黄酮,研究人员在研究中发现,喂食30 mg/kg富含花青素的蓝莓提取物的自闭症小鼠肠道乳酸杆菌数量增加,梭状芽孢杆菌数量减少
  • 柑橘类水果中含有的橙皮苷和柚皮素可以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数量,并减少肠球菌的数量
  • 木犀草素是一种重要的黄酮类化合物,在大鼠补充时显著富集了超过10%的肠道细菌物种。这种富集增加了ZO-1的丰度,并降低了肠道通透性

膳食类黄酮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自闭症

doi.org/10.1016/j.foodres.2024.114404

黄酮类化合物抗自闭症作用的实验研究

doi.org/10.1016/j.foodres.2024.114404

肥胖和不良饮食与抑郁症和自闭症谱系障碍发病率增加有关。同样,母亲的不良饮食(特别是高脂肪饮食),健康状况(特别是肥胖/代谢综合症),会影响胎儿和新生儿的大脑发育过程,从而增加焦虑、抑郁、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和自闭症等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


益生菌、益生元调节肠道菌群,增强大脑功能

神经内分泌系统,特别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代表了肠道环境和中枢神经系统(CNS)之间的主要通信通道。

在动物模型中,使用各种益生菌微生物干预,既包括乳酸杆菌也包括双歧杆菌,已显示能够减轻标准动物应激挑战下的类似焦虑行为。

婴儿双歧杆菌

  • 持续14天喂养婴儿双歧杆菌的大鼠,与对照动物相比,系统性炎性细胞因子显著减少,同时前额皮质中的色氨酸(5-羟色胺和犬尿喹啉酸的前体)和5-羟基吲哚乙酸(主要的5-羟色胺代谢物)以及杏仁皮层中的3,4-二羟基苯乙酸(主要的多巴胺代谢物)浓度升高。这种益生菌菌株可以对抗由于强迫游泳应激测试(减少游泳行为、增加静止时间、降低大脑中的去甲肾上腺素、升高系统性IL-6和杏仁核促肾上腺素释放激素mRNA)所引发的应激效应。

L. helveticus R0052 和 B. longum R0175

  • 在小鼠中持续两周每天喂养益生菌混合物(L. helveticus R0052 和 B. longum R0175),观察到减少的类似焦虑行为(防御性掩埋测试),而同样的益生菌混合物在人类中也减轻了通过Hopkins症状检查表(HSCL-90)测量的心理压力。

L. rhamnosus JB-1

  • 益生菌L. rhamnosus JB-1减少了应激诱导的皮质酮和焦虑及抑郁相关行为,同时诱导大脑不同区域的GABA受体表达变化。在喂食益生菌的动物中,与对照动物相比,前扣带皮质和边缘皮质区域的GABAB1b受体上调,海马、杏仁核和蓝斑中的GABAB1b受体下调。同样,前额皮质和杏仁核中的GABAAα2表达减少,而海马中表达增加。

脆弱拟杆菌NCTC 9343

  • 用人类共生菌脆弱拟杆菌NCTC 9343 治疗断奶的母体免疫激活 (MIA) 小鼠,可通过使结肠紧密连接蛋白正常化和消退 IL-6 介导的炎症来恢复肠道屏障功能。补充脆弱拟杆菌可减少小鼠旷场测试中的焦虑样行为,改善前脉冲抑制测试中的感觉运动门控,降低刻板行为,并改善小鼠交流。然而,脆弱拟杆菌没有改善衡量社交行为测试。
  • 作者还报告说,尽管使用B. thetaiotaomicron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但另一种哺乳动物共生微生物粪肠球菌(Enterococcus faecalis)对母体免疫激活 (MIA) 模型小鼠后代的焦虑样和重复行为没有影响,这表明在自闭症模型中,肠-脑轴的有益调节并不是与细菌攻击相关的普遍活动,而仅限于某些细菌或细菌群体。

注:脆弱拟杆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菌种,里面既有潜在的益生菌株,也有致病的病原菌株,具体可以查看我们以前文章:

正确认识肠道内脆弱拟杆菌——其在健康的阴暗面和光明面

益生元

最近的研究表明,饮食中补充益生元发酵纤维,可以选择性地刺激对人体有益的肠道细菌,如双歧杆菌,从而对大脑产生重要变化。

实验动物在摄入果寡糖(FOS)或半乳寡糖(GOS)后,海马中的BDNF和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s)亚基NR1的表达增加,并且GOS似乎通过诱导肠道激素PYY来介导这一过程。FOS和GOS都能够上调肠道微生物群中短链脂肪酸的产生,特别是乙酸和丁酸,同时增加肠道双歧杆菌的相对丰度。


补 充 剂

L-肌肽

  • 一项单人饮食研究发现,在31名自闭症儿童中,每天服用800毫克L-肌肽持续8周,与安慰剂治疗相比,在行为测量(Gilliam自闭症评分量表,总分,行为,社交和沟通分量表以及接受性单词图片词汇测试)方面有改善。然而,这些研究仅在小人群中进行,并且某些使用的行为测量的有效性可能仅限于自闭症中的某些情况。

胆固醇或DHA

从模拟人类婴儿营养的猪仔研究中,发现婴儿配方奶粉中的胆固醇补充会改变大脑中的氨基酸谱降低谷氨酸、丝氨酸、谷氨酰胺、苏氨酸、β-丙氨酸、丙氨酸、蛋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和γ-氨基丁酸的浓度,同时增加甘氨酸和赖氨酸的浓度。

二十二碳六烯酸(DHA)也有类似的效果,但会降低牛磺酸水平,对异亮氨酸和赖氨酸没有影响。胆固醇或DHA膳食补充剂也会影响猪仔肝脏、肌肉和血浆中的氨基酸水平。DHA还会减少肌肉和大脑中的肌肽和氨的含量。

这些观察结果确实对食物选择或家庭饮食对营养可用性和代谢的影响有重要启示,进而影响早期儿童的大脑发育和功能,当然还需在人类队列中进一步研究其潜在机制。


其 他 干 预

药物

对自闭症儿童每周使用万古霉素治疗,可显著改善神经行为和胃肠道症状。

粪菌移植

一项开放标签研究对18名自闭症儿童进行了粪菌移植(每日口服8周),结果表明移植后其胃肠道症状自闭症核心症状评分均有所改善

移植后8周,受试者的肠道菌群多样性增加,厚壁菌门丰度下降,拟杆菌门和变形菌门丰度上升

随访2年后,受试者的部分症状改善仍然维持。这提示通过重建肠道菌群可能成为干预自闭症的新策略。

关于粪菌移植,仍需更多深入研究。

04
结 语

自闭症谱系障碍 (ASD) 是一组神经发育疾病,一般在 3 岁之前发病,目前的发病率在全世界逐渐升高,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饮食会影响和塑造肠道微生物群,孕期和幼儿期似乎是一个关键时期,尤其从哺乳/配方奶→断奶→成人“家庭”饮食的过渡过程中饮食环境暴露影响较大。

人类微生物组对宿主代谢过程和膳食化合物加工的核心贡献,许多营养物质和摄入的化学物质必须经过肠道及肠道微生物,转化为生物可利用和活跃的中间产物,然后通过肝门静脉被吸收并在全身分布。

研究表明,大部分自闭症患者的肠道菌群异常,这可能与饮食习惯、抗生素使用等因素有关。同时,自闭症患者某些氨基酸水平也存在异常。

饮食作为塑造肠道微生物群的重要因素,可能在自闭症的发病中扮演重要角色。优化孕期和幼儿期的饮食结构,如母乳喂养、合理添加辅食、避免过多加工食品和添加剂等,有助于维持肠道菌群平衡,从而有助于大脑健康。

针对自闭症患者的饮食干预,如补充益生元、益生菌,调整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比例等,可能对改善部分症状有一定帮助。但由于自闭症的高度异质性,饮食干预的效果可能因人而异,还需要更多的结合个体化健康信息及相应症状进行个性化指导和干预

此外,幼儿早期尤其6-12个月能够更早判别出自闭症风险,对于神经发育的改善和行为的扭转非常重要,希望临床上与相关机构能够合作共同推进自闭症的研究和个性化干预。

注:本账号内容仅作交流参考,不作为诊断及医疗依据。

主要参考文献:

Lou M, Cao A, Jin C, Mi K, Xiong X, Zeng Z, Pan X, Qie J, Qiu S, Niu Y, Liang H, Liu Y, Chen L, Liu Z, Zhao Q, Qiu X, Jin Y, Sheng X, Hu Z, Jin G, Liu J, Liu X, Wang Y. Deviated and early unsustainable stunted development of gut microbiota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Gut. 2022 Aug;71(8):1588-1599.

Ahrens A P, Hyötyläinen T, Petrone J R, et al. Infant microbes and metabolites point to childhood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J]. Cell, 2024, 187(8): 1853-1873. e15.

Chen, WX., Chen, YR., Peng, MZ. et al. Plasma Amino Acid Profile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n Southern China: Analysis of 110 Cases. J Autism Dev Disord 54, 1567–1581 (2024).

Chang, X., Zhang, Y., Chen, X. et al. Gut microbiome and serum amino acid metabolome alteration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Sci Rep 14, 4037 (2024).

Kieran M. Tuohy, Paola Venuti, Simone Cuva, et al, Chapter 15 – Diet and the Gut Microbiota – How the Gut: Brain Axis Impacts on Autism, 2015, Pages 225-245,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1994)

Anastasescu, C.M.; Gheorman, V.; Popescu, F.; Stoicănescu, E.-C.; Gheorman, V.; Riza, A.-L.; Badea, O.; Streață, I.; Militaru, F.; Udriștoiu, I. Serum Amino Acid Profiling in Children with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Insights from a Single-Center Study in Southern Romania. Healthcare 2023, 11, 2487

V. Hughes. Epidemiology: complex, disorder, Nature, 491 (2012), pp. S2-S3

S. Baron-Cohen, F.J. Scott, C. Allison, et al., Prevalence of autism-spectrum conditions: UK school-based population study. Br J Psychiatry, 194 (2009), pp. 500-509

T.S. Brugha, S. McManus, J. Bankart, et al., Epidemiology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 adults in the community in England Arch Gen Psychiatry, 68 (2011), pp. 459-466

B.S. Abrahams, D.H. Geschwind., Advances in autism genetics: On the threshold of a new neurobiology, Nat Rev Genet, 9 (2008), pp. 341-355

Brister, D.; Rose, S.; Delhey, L.; Tippett, M.; **, Y.; Gu, H.; Frye, R.E. Metabolomic Signatures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J. Pers. Med. 2022, 12, 1727.

S. Ozonoff, B.J. Williams, R. Landa, Parental report of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with regressive autism: The delays-plus-regression phenotype, Autism, 9 (2005), pp. 461-486

S. Ozonoff, G.S. Young, M.B. Steinfeld, et al., How early do parent concerns predict later autism diagnosis?

J Dev Behav Pediatr, 30 (2009), pp. 367-375

G. Esposito, P. Venuti, Symmetry in infancy: Analysis of motor development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Symmetry, 1 (2009), pp. 215-225

Zhao Y, Wang Y, Meng F, Chen X, Chang T, Huang H, He F, Zheng Y. Altered Gut Microbiota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n Early Childhood. Neuroscience. 2023 Jul 15;523:118-131.

G. Esposito, P. Venuti, F. Apicella, F. Muratori, Analysis of unsupported gait in toddlers with autism, Brain and Development, 33 (2011), pp. 367-373

F. Happé, A. Ronald, R. Plomin, Time to give up on a single explanation for autism, Nat Neurosci, 9 (2006), pp. 1218-1220

T. Charman, C.R.G. Jones, A. Pickles, E. Simonoff, G. Baird, F. Happé, Defining the cognitive phenotype of autism, Brain Res, 1380 (2011), pp. 10-21

P. Krakowiak, C.K. Walker, A.A. Bremer, et al.,Maternal metabolic conditions and risk for autism and other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Pediatrics, 129 (2012), pp. e1121-e1128

J.A. Hollway, M.G. Aman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of sleep disturbance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Res Dev Disabil, 32 (2011), pp. 939-962

Shen L, Liu X, Zhang H, Lin J, Feng C, Iqbal J. Biomarker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Current progress. Clin Chim Acta. 2020 Mar;502:41-54.

C.A. Molloy, P. Manning-Courtney,Prevalence of chronic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 Autism, 7 (2003), pp. 165-171

D.V. Keen , Childhood autism, feeding problems and failure to thrive in early infancy: Seven case studies, Eur Child Adolesc Psychiatr, 17 (2008), pp. 209-216

L.G. Bandini, S.E. Anderson, C. Curtin, et al., Food selectivity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nd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J Pediatr, 157 (2010), pp. 259-264

S.A. Cermak, C. Curtin, L.G. Bandini, Food selectivity and sensory sensitivity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J Am Diet Assoc, 110 (2010), pp. 238-246

Y. Martins, R.L. Young, D.C. Robson, Feeding and eating behavior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J Autism Dev Disord, 38 (2008), pp. 1878-1887, View at publisher

E. Cornish, A balanced approach towards healthy eating in autism, J Hum Nutr Diet, 11 (1998), pp. 501-509

P. Whiteley, J. Rodgers, D. Savery, P. Shattock, A gluten-free diet as an intervention for autism and associated spectrum disorders: Preliminary findings, Autism, 3 (1999), pp. 45-65

K. Fitzgerald, M. Hyman, K. Swift,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Glob Adv Health Med, 1 (2012), pp. 62-74

E. Courchesne, K. Campbell, S. Solso, Brain growth across the life span in autism: age-specific changes in anatomical pathology, Brain Res, 1380 (2011), pp. 138-145

M. Rutter, Aetiology of autism: findings and questions, J Intell Disabil Res, 49 (2005), pp. 231-238, View at publisher

J.J. Michaelson, Y. Shi, M. Gujral, et al.

Whole-genome sequencing in autism identifies hot spots for de novo germline mutation, Cell, 151 (2012), pp. 1431-1442

B.N. Vardarajan, A. Eran, J.Y. Jung, L.M. Kunkel, D.P. Wall, Haplotype structure enables prioritization of common markers and candidate gene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Transl Psychiatry, 3 (2013), p. e262

Yu X, Qian-Qian L, Cong Y, Xiao-Bing Z, Hong-Zhu D. Reduction of essential amino acid levels and sex-specific alterations in serum amino acid concentration profile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Psychiatry Res. 2021 Mar;297:113675.

J. Veenstra-Vanderweele, R.D. Blakely

Networking in autism: Leveraging genetic, biomarker and model system findings in the search for new treatments, Neuropsychopharmacol, 37 (2012), pp. 196-212

K.T.E. Kleijer, M.J. Schmeisser, D.D. Krueger, et al. Neurobiology of autism gene products: towards pathogenesis and drug targets, Psychopharmacology (Berl), 231 (6) (2014), pp. 1037-1062

Li H, Dang Y, Yan Y. Serum interleukin-17 A and homocysteine level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BMC Neurosci. 2024 Mar 12;25(1):17. 

123
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