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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是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形式包括人体与微生物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它不仅支撑着人类的呼吸、免疫和能量代谢,更是肠道微生物争夺的“战略资源”。铁稳态的破坏与肠道菌群失调和多种疾病的发展密切相关。
然而科学家发现,铁在人体与微生物之间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维持生命,也可能通过氧化应激引发DNA损伤和疾病。过量的铁主要通过芬顿反应产生有害的氧化应激,导致DNA、蛋白质和脂质等大分子损伤。因此,人体细胞和微生物系统的铁水平受到复杂机制的严格管控,以维持体内平衡。铁失调可以作为多种人类疾病的原因和结果。更微妙的是,人体与肠道微生物之间围绕铁的“争夺战”,直接决定了我们的健康与疾病状态。
肠道菌群是铁稳态和宿主健康的关键参与者,肠道中未吸收的膳食铁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铁稳态的破坏可以引发肠道微生态的失调,从而影响宿主的的生理和免疫系统。
近年来,《自然·微生物学》等顶级期刊的研究揭示,铁的动态平衡不仅影响贫血或感染,还与炎症性肠病、癌症等慢性病密切相关。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甚至药物疗效,都可能被铁的波动彻底改变。本文将从铁的核心作用出发,解析宿主、微生物与铁之间的复杂博弈,并探讨如何通过精准调控铁代谢实现个性化健康管理。
1. 铁的生理功能
铁是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的核心成分,负责氧气的运输与储存;它也是细胞色素和铁硫簇蛋白的辅因子,参与能量代谢(ATP生成)和DNA合成。人体每天需要约20-25毫克铁,但仅1-2毫克通过肠道吸收,其余来自红细胞回收。
膳食铁分为两类:血红素铁和非血红素铁。
一般来说,血红素铁的生物利用度高于非血红素铁。这是因为,非血红素铁与各种饮食成分复合摄入,抑制其在十二指肠的吸收。虽然铁的还原亚铁形式(Fe2+)是可溶性的能被人类吸收和利用,但亚铁在生理pH值和有氧条件下被氧化为不溶性的三价铁形式(Fe3+)。因此,最常见改善机制是降低环境pH值为酸性条件或通过微生物代谢产物,来改善非血红素铁的溶解度和生物利用率。
2. 铁的毒性风险
游离铁通过芬顿反应(Fenton Reaction)产生活性氧(ROS),攻击脂质、蛋白质和DNA。有研究表明,活性氧水平升高可导致衰老加速,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IBD和癌症的风险增加。总之,这一临床证据突出了维持铁稳态对整体健康的关键作用。
注:芬顿反应是一种基于亚铁离子(Fe²⁺)催化过氧化氢(H₂O₂)产生羟基自由基(•OH)的高级氧化过程,具有极强的氧化能力,广泛应用于环境治理、有机污染物降解等领域。
3. 铁的调控系统
为了维持铁稳态,人体进化出严密的铁调控系统:
图1人类的铁调节
doi.org/10.1038/s41564-025-02001-y
1.宿主的防御策略:营养免疫(Nutritional Immunity)
在急性感染期间,病原体急需铁在宿主内增殖。因此,严格的监管机制,以限制铁的可用性有助于防止感染性疾病的发展。这种宿主防御策略通过调节铁转运蛋白和铁螯合蛋白来执行,被称为“营养免疫”。
案例:
脂质运载蛋白-2能捕获大肠杆菌的肠菌素(Enterobactin),但沙门氏菌通过分泌“隐形铁载体”沙门菌素(Salmochelin)逃逸这一机制,凸显了攻防的进化博弈。
2. 微生物的反击策略
为了克服宿主组织内严重的铁缺乏,病原体已经演化出了各种铁获取机制。最突出的策略就是分泌小的铁螯合分子(铁载体):
图2 细菌在肠道中获取铁的策略
doi.org/10.1038/s41564-025-02001-y
1. 微生物代谢物如何影响铁吸收
肠道微生物通过分泌一系列酶和代谢副产物,这些酶和代谢副产物可以提高或限制膳食铁的利用率,从而影响铁的吸收。
临床意义:高纤维饮食通过增加SCFA改善缺铁性贫血,而长期使用质子泵抑制剂(PPI)因抑制胃酸,可能加剧铁缺乏和肠道菌群失调。
图3 微生物衍生代谢物调节宿主铁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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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生物群落结构的铁依赖性
虽然缺铁和铁过量都有风险的记录,但重度缺铁会不可逆地降低微生物的多样性和丰富度,削减宿主健康所需的代谢物(如短链脂肪酸SCFA)。
典型表现为:产SCFA菌(厚壁菌门、罗氏菌属/直肠真杆菌)比例下降;SCFA合成相关基因表达受抑,由于SCFA具备抗炎特性,菌群代谢衰减可能放大缺铁引发的炎症。
图4 铁失调和微生物群失调相关的人类疾病
doi.org/10.1038/s41564-025-02001-y
最新的研究表明,膳食铁是微生物群构成的关键变量,铁-宿主-微生物群的交互作用可显著影响炎症性肠病(IBD)及癌症的病程发展。
1. 炎症性肠病(IBD)
铁代谢失调与感染IBD之间复杂的关联性:
2. 癌症
研究表明,过量摄入红肉中的血红素铁,会损害肠道黏液保护屏障。更关键的是,它会促进一种能分解肠道黏液的细菌——艾克曼菌(Akkermansia) 的生长,从而刺激肠道上皮细胞过度增殖,为癌变埋下隐患。
除了感染和免疫,失衡的铁代谢(尤其是红肉中过量的血红素铁)也是结直肠癌的重要推手。它破坏肠道屏障、喂养有害菌、并直接“喂养”癌细胞。癌细胞还会“劫持”铁调节系统囤积铁,而限制铁供应或调控铁代谢,可能成为抗癌新思路。
长期食用红肉和高脂肪饮食,还与两种有害细菌的滋生密切相关:产肠毒素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和具有基因毒性的特定大肠杆菌(E. coli)。这两种细菌分别产生脆弱拟杆菌毒素(BFT)和大肠杆菌素(colibactin),这些毒素已被证实与结肠癌的发生有直接关联。
不过,有趣的是,高浓度的铁环境本身又会抑制大肠杆菌素(colibactin)的产生。这提示我们,饮食中的铁、肠道致病菌(pathobionts)与结直肠癌发病率之间的具体联系非常复杂,仍需更多研究来阐明。
癌细胞是“铁瘾患者”与铁调控的“劫持者”
癌细胞疯狂生长,对铁元素的需求量巨大。与正常的结肠上皮细胞相比,结直肠癌细胞装备了高效的“铁输入系统”:它们会过量表达铁输入蛋白DMT1(二价金属离子转运蛋白1),导致肿瘤内部铁大量积聚,加速肿瘤生长。
同时,癌细胞还非常“狡猾”。它们会在局部分泌一种名为铁调素(hepcidin)的激素。铁调素的作用是抑制铁输出蛋白膜铁转运蛋白(Ferroportin, Fpn)的功能。这样一来,癌细胞就能成功地将铁囤积在自己内部,进一步促进其生长。实验证据支持这一点:缺乏铁调素能降低肿瘤负担,因为肿瘤细胞内的铁水平下降,进而抑制了其赖以生存的线粒体呼吸作用和合成DNA所需的核苷酸生物合成。
肿瘤微环境中的铁:巨噬细胞角色与治疗潜力
除了癌细胞自身,肿瘤微环境中的其他细胞,特别是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在调控铁分布和影响癌症进程中可能扮演关键角色。例如,一项转录组研究发现,膜铁转运蛋白(Fpn)的表达水平不仅是肝癌中特定巨噬细胞亚群的标志,还是一个不良预后的指标。
更令人鼓舞的是,另一项研究发现,共生益生菌
植物乳植杆菌(Lactiplantibacillus plantarum)能够促进肿瘤内巨噬细胞表达铁螯合蛋白脂质运载蛋白-2(lipocalin-2),从而增强抗肿瘤免疫力。
这些发现都指向一个极具前景的研究方向:限制肿瘤对铁的获取,或调控铁在肿瘤微环境中的分布,可能具有显著的抗癌治疗潜力。当然,这需要未来更多的研究来深入探索和验证。
3. 感染性疾病
宿主、肠道微生物与铁元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给制定人群层面的膳食铁摄入标准和口服铁剂补充方案带来了巨大挑战。早期研究曾指出补铁可能导致菌群失调并增加疾病风险,但后续针对不同地区人群的试验却发现:肠道微生物的初始构成决定了补铁是否引发菌群失调。
饮食结构和微生物组的个体差异,是当前微生物疗法效果不稳定的关键原因。这种差异性要求我们采取个性化医疗策略——根据患者具体情况搭配营养干预和微生物疗法。
过去30年,癌症治疗已实现从“无差别放化疗”到“靶向基因突变”的精准医疗跨越。同样,如果我们能锁定调控铁代谢的核心通路、以及影响铁稳态的特定微生物(如导致感染、炎症性肠病和癌症的菌株),便有望开发出新一代精准疗法。
1. 个性化补铁策略
2. 饮食与药物的协同管理
3. 未来方向:微生物组精准编辑
通过基因工程改造益生菌,使其分泌铁载体拮抗剂或免疫调节分子,或开发“铁载体-药物偶联物”,靶向递送抗生素至病原体。若鉴定出有益菌(如罗伊氏乳杆菌),可开发对应益生菌疗法;对有害菌则可用噬菌体或抑制剂精准清除。
微生物的“双面剑”特性
尽管传统研究聚焦病原体,但共生微生物的作用也同样引发关注。多形拟杆菌、阿克曼菌等“益生菌”在特定环境下可能会助推感染和癌症风险。关键在于解析环境因素(如铁浓度、菌群互作)如何影响微生物行为。
未来研究需突破两大方向:
① 揭示健康/疾病状态下,共生菌、条件致病菌与病原体的互动机制;
② 追踪铁元素如何通过改变微生物代谢通路影响宿主健康。
铁的平衡艺术——迈向精准健康时代
铁不仅是生命的基石,更是宿主与微生物、健康与疾病的交汇点。
微生物组在补铁过程中的“保护 vs 致病”双重角色,解释了为何相同的疗法对不同患者效果迥异。
随着微生物组学、代谢组学和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我们有望像定制癌症治疗方案一样,为每个人设计铁代谢的个性化蓝图。从饮食调整到微生物干预,科学的铁管理将成为预防和治疗慢性病的核心策略之一。
主要参考文献:
Choi, G., Bessman, N.J. Iron at the crossroads of host–microbiome interactions in health and disease. Nat Microbiol 10, 1282–1293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