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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肠道健康,从主观感受到客观症状的科学共识

谷禾健康

近年来,“肠道健康”已从一个专业的医学术语演变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从科学研究到大众媒体,从临床实践日常饮食建议,肠道及其内部的微生物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我们对健康、疾病乃至自我的认知。

一方面,以国际益生菌和益生元科学协会(ISAPP)为代表的科学界,正努力为“肠道健康”这一模糊概念建立严谨的科学定义和评估框架,强调其在维持整体生理功能中的核心作用。

另一方面,以Netflix纪录片《Hack Your Health: The Secrets of Your Gut》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则将复杂的科学问题简化为易于传播的“生活窍门”,在普及知识的同时也可能催生新的健康焦虑和个体责任论。

本文从科学定义、功能领域、临床实践到文化解读等多个维度,全面、深入地探讨肠道健康的内涵、意义及其在当代社会引发的复杂讨论,以期尽力提供一个更为完整和辩证的视角。

Part1
什么是肠道健康?

“肠道健康”是一个被科学家、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行业和公众广泛使用的短语,用以描述与胃肠道功能相关的广泛健康结果。

尽管这一术语在饮食、发酵食品生物制剂肠道微生物组等研究中被频繁提及,其真正含义却长期缺乏清晰界定。

▸ 肠道健康的重要标准

从历史来看,肠道健康的定义不断演变。早在2011年,德国霍恩海姆大学营养医学研究所教授 ‌Stephan Bischoff 提出了五个关键标准:

1.有效的消化和吸收食物‌;

2.无胃肠道疾病‌(如炎症、感染等);

3.‌维持正常且稳定的胃肠道菌群;

4.保持有效的免疫状态(肠道作为人体最大免疫器官,其功能状态直接影响全身免疫力);

5.‌幸福感‌(包括心理状态与整体生活质量,体现肠脑轴的关联)。

注:该定义跳出了传统对肠道问题(如胃胀、腹泻、便秘)的狭隘理解,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肠道健康,包括免疫功能和身心感受等方面,推动了整个肠道健康和消化健康概念的升级。

这个定义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的广义定义相一致,并承认肠道健康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涵盖了从上到下整个胃肠道

▸ 肠道健康是一个多维概念

最近,国际益生菌和益生元科学协会(ISAPP)专家小组指出,“肠道健康”与“胃肠道健康”(gastrointestinal health)是同义词,并且它包含了“消化健康”的概念,尽管后者有时被更狭义地理解为仅指消化过程本身。该术语旨在涵盖从口腔、咽、食道、胃、小肠、大肠、直肠到肛门整个胃肠道的生理过程和功能。

总之,肠道健康是一个动态且多维的概念,不仅意味着“无病”,还涉及复杂的生理功能、微生物生态、免疫调节以及个体的主观感受。正因其复杂性和重要性,科学界一直致力于提出更精确、更具操作性的定义。

肠道健康的共识定义

为消除“肠道健康”一词的模糊性并给出科学严谨的表述,国际益生菌和益生元科学协会(ISAPP)召集了来自肠胃病学、儿科、家庭医学、营养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神经生物学和生理学等领域的临床与科研专家组。经过深入讨论与辩论,该专家组最终达成共识,提出如下定义:

肠道健康是“一种正常的胃肠道功能状态,没有活动性胃肠道疾病,并且没有影响生活质量的肠道相关症状”。

如果我们对该定义提炼,其核心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点进行解读:

①正常的胃肠道功能: 肠道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所执行的各项生理功能,包括食物的消化、营养的吸收、废物的排泄,以及其作为屏障、免疫器官和内分泌器官的功能。这些功能的正常运作和“合作”是肠道健康的基础。

②没有活动性胃肠道疾病:该共识特别强调“活动性”疾病。也就是说,即便个体被诊断患有慢性胃肠道疾病(如炎症性肠病或乳糜泻),只要在临床和病理学上处于完全缓解期,仍可视为具有肠道健康。此举承认健康与疾病并非截然二元,而是一个可波动的连续状态

③没有影响生活质量的肠道相关症状:这是共识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即将个体的主观体验纳入考量。几乎所有人都会偶尔出现腹胀或排便习惯短暂改变等肠道不适,但只有当这些症状在频率、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上足以对日常生活、社交活动或心理状态造成负面影响时,才被视为损害肠道健康。这强调了症状的“困扰性”及其对生活质量(QOL)的影响,是判断肠道是否健康的关键。

④风险因素的排除:目前,该定义也将未来健康风险因素(如特定微生物组构成或遗传易感性)纳入考量。尽管人们对这些风险的认识尚不完全,但其存在与否仍应作为评估当前肠道健康状态的依据。

综上所述,ISAPP 共识和 Bischoff 的定义都将个体主观感受(症状和生活质量)与客观生理功能指标相结合,为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框架,并一致强调肠道健康是一个综合状态,而非仅仅某些生物标志物达标。

Part2
肠道健康的意义

关注肠道健康及其微生物的重要性,源于肠道在人体中承担的多重关键功能:它不仅是消化吸收的场所,更是维护全身健康的核心枢纽,其意义可从科学和文化两个层面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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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层面的重要性:肠道是健康的中枢

从科学角度看,肠道远不止承担消化功能,而是集消化、吸收、屏障、免疫、内分泌和神经调节于一体的复杂器官系统。正如纪录片《Hack Your Health》开篇所言:“我们过去只认为肠道是产生粪便的地方。但事实证明,它正处于一场生物医学革命的中心。”肠道健康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营养与能量获取:肠道是食物消化、营养和水分吸收的主要场所,为生命活动提供必需的能量和物质基础。任何消化生理紊乱都可能导致营养不良和水电解质失衡,从而影响生长发育及全身功能

•免疫系统的“训练场”:肠道相关淋巴组织(GALT)是人体最大且最复杂的免疫组成部分,不仅要抵御随食物进入的病原体和毒素,还需对大量食物抗原和共生微生物建立免疫耐受。这一平衡被打破,与食物过敏、乳糜泻和炎症性肠病(IBD)等多种疾病密切相关。

•肠–脑对话的枢纽:肠道通过“肠–脑轴”与中枢神经系统双向沟通,影响情绪、行为、应激反应乃至认知功能。肠道功能紊乱常与焦虑、抑郁等精神问题并存。

•内分泌与代谢调节:肠道内分泌细胞可分泌二十余种激素,参与调节食欲、血糖稳态和新陈代谢。肠道功能失调与肥胖、2 型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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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的革命性作用

近年来,对肠道微生物的深入研究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健康的认识。肠道内栖息着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而之所以需要关注它们,主要在于:

•辅助消化与营养合成:人体无法自行消化部分膳食纤维,需要依赖肠道微生物将其发酵为短链脂肪酸(SCFAs)等有益物质。这些代谢产物不仅为肠上皮细胞提供能量,还对全身健康产生深远影响。此外,微生物还能合成维生素K和部分B族维生素

•塑造和调节免疫系统:自出生起,肠道微生物的定植就在“教育”和塑造免疫系统,帮助其学会区分“自我”与“非自我”,建立免疫耐受。微生物失调被认为与多种自身免疫性和炎症性疾病相关。

•抵御病原体入侵:健康的肠道菌群通过竞争营养、占据黏膜位点和产生抗菌物质等方式形成“定植抵抗”,有效防止外来病原体入侵和过度生长

•影响全身健康: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可经血液循环作用于全身,影响心血管健康、肝功能和大脑发育等。大量研究已将肠道微生物的改变与多种肠外疾病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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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层面的意义:健康焦虑与个体责任

在文化层面,对肠道健康的关注反映了当代更广泛的健康话语。在分析纪录片《Hack Your Health》时指出,肠道及其微生物已成为新“健康主义”的焦点,在这一话语中,个体被赋予通过“破解”自身肠道来管理和优化健康的责任。

复杂的科学问题甚至被简化为“计算每周摄入的水果和蔬菜数量”这一简单处方,使饮食成为一种个体化召唤,促使人们最大化摄入以塑造理想的微生物组。

这种对肠道和微生物的高度关注,一方面普及了科学知识、提升了公众健康意识;另一方面也可能将食品可及性、社会经济地位等复杂的系统性问题,简化为个体选择和自律。因而理解肠道健康的意义,不仅要看到其科学重要性,也要审视其在当代文化中的角色。

Part3
肠道健康的功能领域

肠道健康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其复杂性可通过将其划分为六个相互关联的功能领域来理解。这些领域作为一个整合系统协同运作,以维持肠道稳态和全身健康

肠道健康的关键功能领域

编辑​

Marco ML,et al.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2026

该图展示了肠道内各领域如何相互作用以维持稳态,包括消化、微生物组、肠上皮屏障、免疫、内分泌功能肠–脑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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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生理 (Digestive Physiology)

消化生理是肠道最基本的功能,涵盖食物消化、营养吸收和废物排出,主要通过分泌和蠕动两个过程完成。

•分泌:肠道每天分泌约7升液体,其中含有消化酶、黏液、酸和缓冲液,用于分解食物、润滑肠道和保护肠壁。这些分泌物的精细调控对营养吸收和水电解质平衡至关重要,失调可导致腹泻或吸收不良。

•蠕动:肠道肌肉的协调收缩将内容物推向远端,使其与消化酶充分混合,并最终排出废物。蠕动过快或过慢都会引起腹泻、便秘、腹胀和恶心等症状。肠道蠕动受肠神经系统、激素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共同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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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微生物组 (Gut Microbiome)

在过去二十年中,肠道微生物组被视为健康的重要调节者,并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宿主:

•代谢功能:微生物发酵膳食纤维,产生丁酸、丙酸和乙酸等短链脂肪酸(SCFAs),为肠上皮细胞提供能量,调节免疫功能,并影响全身代谢。

•屏障支持: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有助于维持肠道屏障完整性,调节黏液层生成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

•免疫调节:微生物组与宿主免疫系统持续“对话”,既促进免疫耐受,又帮助抵御病原体。健康的微生物组是维持免疫平衡的关键。

然而,由于个体间差异巨大且受年龄、地理、饮食等多种因素影响,“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组”难以精确定义。目前,仍需依托大规模、广覆盖的人群数据,才能将个体微生物组分析发展为可靠的健康风险评估指标或疾病预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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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上皮及其功能

肠上皮是一层单细胞层,是连接肠腔与体内环境关键屏障,其主要功能包括:

•物理屏障:上皮细胞通过紧密连接蛋白(如 occludin、claudins)相互连接,形成选择性通透屏障,防止细菌、毒素等有害物质进入血液;其上方的黏液层是第一道防线

•化学屏障:潘氏细胞和肠上皮细胞分泌防御素等抗菌肽(AMPs),以调控肠腔内微生物的数量和组成。

•选择性吸收:上皮细胞表面的多种转运蛋白负责高效吸收营养物质水和电解质

肠道屏障功能受损已被证实与多种炎症性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但需注意,目前“肠漏”概念在媒体和部分文献中被明显泛化和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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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统

肠道相关淋巴组织(GALT)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其核心功能是在防御和耐受之间取得平衡。

•免疫耐受:GALT 需对来自食物和共生微生物的大量无害抗原保持不反应状态,即“口服耐受”。这一过程主要由调节性T细胞特定树突状细胞介导,其丧失是食物过敏乳糜泻等疾病的基础。

•免疫防御:病原体入侵时,GALT 通过模式识别受体感知威胁,快速启动炎症反应激活巨噬细胞、效应T细胞等清除感染。分泌型 IgA(sIgA)是黏膜免疫关键分子,可中和毒素并阻止病原体黏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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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内分泌功能

肠上皮中散在分布的肠内分泌细胞(EECs)可感知肠腔内的营养物质和微生物代谢产物,并分泌多种激素,充当“化学信使”。

•调节消化与食欲:胆囊收缩素肽YY(PYY)可减缓胃排空并产生饱腹感胃饥饿素则刺激食欲。

•调节血糖: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和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IP)是重要的“肠促胰岛素”,进食后可促进胰岛素分泌,帮助控制血糖;GLP-1 也是当前热门减重药物的靶点。

•维持肠道稳态:GLP-2 促进肠上皮细胞生长与修复,维持屏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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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脑轴

肠-脑轴是连接肠道与大脑的复杂双向通讯网络,整合来自肠道的各种信号,并影响全身的生理和心理状态

•信号通路:通讯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包括迷走神经(最直接的神经通路)、血液循环(激素和代谢产物)以及免疫系统(细胞因子)。

•功能影响:肠-脑轴调节肠道的感觉、蠕动和分泌功能;反过来,肠道信号可影响大脑的情绪、压力反应、疼痛感知和行为。压力是肠道症状的常见诱因,而肠道菌群的改变也被证明会影响宿主情绪和行为

小结

六大功能领域紧密交织,共同构成了肠道健康的生理基础。任何一个领域的失衡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最终表现为影响生活质量的症状或疾病

Part4
症状与肠道健康的关联分析

在 ISAPP 的共识定义中,“影响生活质量的肠道相关症状”是判断肠道健康受损的核心标准之一。这意味着个体的自我感受主观报告评估肠道健康时至关重要。肠道相关症状在全球极为普遍,但并非所有症状都等同于“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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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肠道症状及其普遍性

世界各地的调查显示,很大一部分健康人群会经历各种肠道症状

例如,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基于全国68906名18岁及以上城乡居民开展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肛肠相关疾病的患病率高达50.10%。同时,中国的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中,64%的患者主要症状为反复腹痛,44%的患者主要症状为腹胀,这反映了腹胀和腹痛作为最常见肠道症状的广泛性。

一项在荷兰的研究发现,26%的成年人有肠道症状,其中最常见的是腹胀、肠鸣和胀气

在美国,14%的成年人在过去7天内经历过腹胀

在瑞典,27%的人报告有烧心,22%有反酸

丹麦一项对超过5万名献血者的调查显示,68%的人在过去4周内至少经历过13种胃肠道症状中的一种。

这些数据表明,偶尔的肠道不适是正常生理现象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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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症状具有“显著性”?

关键在于区分正常的生理性不适与提示健康问题的病理性症状。研究人员指出,判断症状是否“显著”应遵循以下原则:

•频率、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偶发、轻微且可自行缓解的症状通常不被视为健康问题;而频繁发生、程度较重持续时间长的症状则需警惕。例如,罗马 IV 标准将每周至少1天的腹痛视为肠易激综合征(IBS)的核心症状之一。

•对生活质量(QOL)的影响:这是最关键的衡量标准。如果某一症状(或一组症状)的困扰足以影响日常活动、工作效率、社交关系或情绪,并因此需要就医、用药或引发明显烦恼和焦虑,即可认为损害了肠道健康

•症状与功能的脱节:症状严重程度客观的肠道功能或病理改变往往并不一致。例如,IBD 患者在炎症活动期可能无明显症状,而症状显著的 IBS 患者却可能检测不到病理或功能异常,这凸显了重视患者主观报告的重要性。

•特定情境下的症状:许多症状与特定情境相关,如进食后的消化不良、旅行时的便秘或月经期的腹胀和排便改变,一般被视为生理反应,除非其频率或严重程度异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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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症状评估工具

为了使症状报告更加标准化和可比,临床和研究中开发了多种评估工具:

•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 (Bristol Stool Form Scale, BSFS): 这是一种广为接受的图文工具,将大便形态分为7类,从硬块状(1型,便秘)到水样(7型,腹泻)。

它为评估肠道传输时间提供了一个简单、可靠的替代指标。在大部分人群中,3-5型通常被认为是正常的。在谷禾的粪便检测时样本绑定信息也将布里斯托大便分类纳入信息录入,也是为了辅助更好的肠道菌群分析。

•完整自发性排便: 这个概念用于描述一次无需药物刺激且感觉排便完全的排便。它已成为便秘相关疾病临床试验的重要终点指标,正常范围通常在每周3到21次之间。

•经验证的症状问卷: 针对特定疾病(如IBS、功能性消化不良)或症状(如腹痛、腹胀)开发了多种经验证的问卷,用于量化症状的频率严重程度及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肠道菌群检测:通过整合16S rRNA基因测序、宏基因组学、代谢产物检测等多模态数据,全面评估个体肠道菌群的α/β多样性、物种组成、功能基因通路与代谢特征,并将其与代谢、炎症、免疫、神经等系统的全身健康风险进行关联分析。

基于结构化报告框架(包含基本信息、菌群全景、功能通路解读、分层风险评估、个性化干预建议与动态监测计划),输出临床可行的分层风险等级与时间尺度明确的干预方案。

谷禾健康通过与大规模人群肠道菌群队列数据库进行实时对标,采用以下策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与临床适用性:

  • 基准映射:将个体菌群特征与大队列基线数据进行百分位数排名与相对健康评分;
  • 模型迁移与再校准:定期基于新增队列数据进行模型参数优化与临床阈值重新校准;
  • 字段标准化:确保不同检测周期间的数据可比性与指标一致性;
  • 滚动更新机制:按季度/年度更新风险分层阈值、功能通路库与干预证据库,确保与最新科学共识同步。

总之,患者报告的症状肠道健康评估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提醒我们,健康不仅仅是客观指标的集合,更是个体对自身状态的综合体验。

同时,关注多维度的客观指标同样至关重要——患者的主观症状往往是微生态失调的早期预警信号,将主观体验与客观检测相结合,通过症状改善与生物学指标恢复的协同评价,对于临床诊断和个体健康管理都至关重要。

Part5
肠道健康的案例

纪录片《Hack Your Health: The Secrets of Your Gut》通过展示四位具有不同饮食习惯和健康困扰的普通人案例,生动地说明了肠道微生物组独特性及其与个体生活方式的密切关系。这些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代肠道健康话语如何应用于具体个体的窗口

四位参与者——Maya、Daniell、Kimmie和Kobi——代表了与食物和饮食相关的不同谱系,从强迫性、限制性到无节制的饮食模式,这些习惯其实也是塑造他们独特的肠道微生物组的重要因素。

厌食症和健康食品痴迷症

Maya有厌食症和健康食品痴迷症的病史,除了蔬菜外,吃任何东西都会胃痛。痴迷于健康文化,试图通过每月花费100美元购买补充剂来“修复”她与食物的关系。

在接受微生物组测试后,发现她的肠道“相当健康”,这归功于她吃的蔬菜。然而,专家们建议她需要增加微生物多样性。她的案例被用来展示科学如何“破解”一个看似健康的肠道,使其变得“更优”。

患有慢性肠道疼痛

Daniell是患有慢性肠道疼痛的博士生,将食物与“焦虑、疼痛和不适”联系在一起。她将自己日益严重的病情归因于大学期间食用大量糖果和甜点。如今,她的饮食被限制在10到15种食物之内,并对如何培养“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组”感到困惑和无助。

在纪录片中,Daniell没有接受测试,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她狭窄的食物耐受范围使得采纳“ABC饮食法”(Always Be Counting,总是计算蔬果种类)变得不切实际。她的案例最终被用来反衬“精准饮食建议”的优越性。

无法减肥

Kimmie是一位非裔美国企业家,尽管尝试了节食、健身和减肥药,但仍被归为“病态肥胖”。微生物组测试结果显示,她的微生物组多样性较低,并且完全没有普氏菌(Prevotella),这种细菌与植物性饮食有关,能产生饱腹感的肠道激素。

研究人员将此解释为她难以减肥和总感觉饥饿的原因。她被给予的处方是“ABC饮食法”,即计算每周摄入的蔬果种类,目标是20-30种。她的案例被用来论证,通过“了解科学”,个体可以找到解决自身健康问题的方案。

感觉不到饥饿

Kobi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吃掉了近万个热狗,并因此失去了饥饿感和饱腹感。他将身体的损伤归咎于“像美国人一样吃饭”。然而,测试结果却出人意料地显示他的肠道菌群“看起来不错”,专家将其归因于他的基础饮食是“正常的健康日本饮食”。

为了解释他缺乏食欲的问题,专家们对他进行了脑部MRI扫描,结论是他的大脑已经习惯了比赛模式。Kobi的案例被用来强调,即使在极端的饮食行为下,一个“好”的基础饮食也能保护肠道微生物,并将问题最终归结为大脑的神经回路。

Part6
肠道健康的饮食决定因素

饮食是影响肠道健康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通过微生物组依赖和非依赖的途径,深刻地影响着肠道的各项功能。无论是ISAPP的科学共识,还是《Hack Your Health》的文化叙事,都将饮食置于核心地位

全面的肠道健康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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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o ML,et al.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2026

该图展示了多种决定因素(包括饮食)如何通过影响功能领域,最终表现为患者的症状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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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营养素和食物成分

•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调节肠道健康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纤维摄入与排便频率正相关,并可降低憩室炎结直肠癌风险;补充纤维还能改善便秘和 IBS 症状

其主要机制是为肠道微生物提供“食物”,经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SCFAs),从而滋养肠道细胞、调节免疫并维持屏障功能

•脂肪:高脂饮食常被认为会加重胃肠道不适。对功能性消化不良和 IBS 患者而言,高脂餐分别会加剧其上、下消化道症状

•食品添加剂:部分临床前研究表明,乳化剂等食品添加剂可能对微生物组和肠道屏障造成不利影响,其对人类疾病风险的具体作用仍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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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类别和饮食模式

•肉类:过量摄入红肉和加工肉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但证据强度仍有争议。这一关系较为复杂,需要同时考虑肉类本身、烹饪方式以及肉食者饮食中可能缺乏的其他食物(如纤维、蔬菜)等多种混杂因素。

•植物性饮食模式:地中海饮食和富含植物的饮食因多酚和纤维含量高,被认为有利于肠道健康。它们与富含纤维降解菌的微生物群及较低水平的炎症标志物(如 IL-6 和 CRP)相关,可能降低 IBD 和结直肠癌风险。

•低FODMAP饮食:对 IBS 患者而言,限制可发酵的寡糖、双糖、单糖和多元醇(FODMAP)的饮食可明确缓解症状。但这种模式也可能减少被视为有益的双歧杆菌数量,体现了不同肠道健康目标之间的潜在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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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饮食法”:一种简化的饮食处方

纪录片《Hack Your Health》给出的核心饮食建议是“ABC,Always Be Counting”,即“总是计算每周吃了多少种水果和蔬菜”,并推荐每周摄入 20–30 种。其科学依据在于,多样化的植物性食物可提供更多类型的纤维和多酚,从而支持更具多样性的肠道微生物组,而微生物多样性通常被视为健康标志

然而,有研究人员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多吃蔬果”本身是合理的,但“ABC”口号将复杂的饮食科学简化为数字游戏,制造新的饮食焦虑,并把责任完全归咎于个人,忽视了许多人难以长期获得且负担得起如此多样化新鲜农产品的社会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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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反应的个体化差异

一个重要事实是,个体对饮食干预的反应具有高度异质性。即便在严格控制的饮食研究中,不同人对同一食物的血糖反应微生物组变化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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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差异可能由遗传背景基线微生物组构成生活方式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例如,基线膳食纤维摄入较高者在补充纤维后,其双歧杆菌增殖反应通常更显著。这说明并不存在“一体适用”的最佳饮食方案,未来的饮食建议亟需更强的个体化

Part7
肠道健康的其他决定因素

饮食这一核心因素外,多种生活方式环境因素也会深刻影响肠道健康。它们共同构成复杂的“暴露组”,并与遗传等内在因素相互作用,一同塑造肠道功能状态及其微生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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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运动与更高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相关,规律体力活动可能有益于某些肠道疾病,如改善便秘和 IBS 症状

• 运动和肠道健康可以相互促进

运动还能加速胃排空,并在某些情况下降低结肠癌风险。更有趣的是,这种关系可能是双向的。临床前研究表明,特定肠道菌群模式可通过影响大脑中与运动相关的区域而改变运动表现

例如,细菌产生的脂肪酸酰胺可激活肠神经系统中的内源性大麻素受体,增强运动过程中的神经元活动,并通过多巴胺通路提升运动能力。这提示存在一个正向反馈循环:运动促进肠道健康,而健康的肠道又可能提高运动的意愿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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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压力是肠道症状的常见触发因素,也是肠–脑互动障碍(DGBI)的重要风险因子。通过肠–脑轴,心理压力可直接影响肠道生理,导致蠕动异常、内脏高敏感和炎症反应。早期生活压力对成年后肠道健康具有长期影响,可能使个体更易感受腹痛等症状。

• 压力可通过肠脑轴影响肠道炎症及菌群组成

慢性心理压力还与肠道炎症及经肠神经系统介导的动力障碍相关。与此同时,压力敏感的神经回路会改变肠道微生物组组成。例如,急性压力可增加细菌来源的色胺,其通过作用于肠道肌肉和上皮细胞受体,进而改变分泌与蠕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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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

多种药物都会显著影响肠道健康,其中最典型的是抗生素。抗生素在杀灭病原菌的同时,也会无差别清除大量共生菌,导致微生物组失调,引发腹泻,并增加艰难梭菌等病原体感染风险。

• 抗生素对肠道微生物群有明显影响

长期或反复使用抗生素还可能对微生物组造成持久改变。除抗生素外,质子泵抑制剂(PPIs)、非甾体抗炎药(NSAIDs)、二甲双胍等药物也被证实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的组成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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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

宿主遗传背景在塑造肠道微生物组及其对环境因素的反应中发挥一定作用。尽管环境因素(尤其是饮食)影响更大,但遗传可改变免疫反应方式、肠道屏障结构以及对特定营养素的代谢能力,从而间接决定哪些微生物能在肠道中“安家”。

例如,与炎症性肠病相关的遗传变异就可能影响宿主与微生物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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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生活暴露

生命早期的经历对肠道微生物组的建立和长期健康至关重要。分娩方式(顺产 vs. 剖宫产)、喂养方式(母乳 vs. 配方奶)、早期抗生素使用以及生活环境(如接触宠物、生活在农场)等,都会显著影响婴儿肠道菌群的初始定植和演替。

顺产和母乳喂养通常被认为更有利于形成健康的初始菌群。这些早期印记可能对一生的免疫发育和疾病易感性产生持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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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

吸烟与口腔和结肠微生物组的不良变化相关,并可能参与多种胃肠道疾病的发病机制。睡眠和昼夜节律也可通过肠–脑轴影响肠道功能和微生物组。

此外,环境微生物暴露(如居住地的城市化程度和卫生条件)同样在塑造肠道生态系统

总之,肠道健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旨在改善肠道健康的干预,都应综合考虑这些复杂决定因素,而非只聚焦单一方面

Part8
临床实践中的肠道健康

临床医生而言,将肠道健康理念应用于日常实践,意味着要超越传统疾病诊疗模式,以更全面的视角评估和管理患者。ISAPP 提出的共识定义和框架为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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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疾病为中心”到“患者为中心”

传统胃肠病学实践主要聚焦于发现和治疗器质性疾病,而肠道健康理念则鼓励医生更多关注患者的功能状态和生活质量。这意味着:

•优先考虑患者报告的结局: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将对患者真正重要的结局(如症状缓解、生活质量提升)置于单纯针对疾病或生物标志物的结局之上。强调功能和生活质量的肠道健康定义与这一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高度一致。

•区分正常变异与异常:临床医生需能识别正常生理波动(如偶发腹胀)与提示潜在健康问题的异常症状。这主要依赖对症状频率、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及其对生活影响的细致评估。

•整体性评估:肠道健康理念鼓励初级保健医生和专科医生采用更全面的方法,将营养、生活方式、肠道菌群和心理状态等因素一并纳入评估,而非仅聚焦于单一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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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中与肠道健康相关的特征

在临床实践中,与良好肠道健康相关的临床特征可归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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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

实现肠道健康通常需要多学科合作。胃肠病学家、初级保健医生、营养师和心理学家等应携手为患者提供综合管理方案:胃肠病学家利用专业知识完成必要检查以排除器质性疾病,营养师提供个体化饮食建议,心理学家则帮助患者应对与症状相关的压力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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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误解和不实信息

在临床实践中,患者乃至医生常被大量关于肠道健康的似是而非信息和误解所困扰。ISAPP 的共识声明强调,专业人士、科研人员和临床医生有责任向公众和患者澄清这些问题,例如说明“肠漏”概念的局限性,或指出当前微生物组检测在临床应用中的不足。

对肠道健康给出清晰的定义,并讨论现有评估指标的局限性,是应对不实信息的重要工具。

总之,将肠道健康理念融入临床实践,要求医疗服务提供者采取更全面、更协作且更以患者为中心的方式,帮助患者获得并维持功能良好且无困扰症状的胃肠道状态。

Part9
如何识别肠道问题|预警信号和生物标志物

识别肠道问题需结合主观症状报告客观医学评估。尽管目前尚无单一的“肠道健康测试”,但通过关注特定预警信号并利用现有生物标志物,可在一定程度上评估肠道功能并识别潜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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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预警信号:关注症状变化

如前所述,持续影响生活质量的症状是识别肠道问题的首要线索。以下是需特别关注的症状或变化,可能提示需要进一步医学评估:

•排便习惯持续改变:无法解释的慢性腹泻、便秘,或二者交替出现。

•便血或黑便:消化道出血通常是需立即就医的警示信号。

•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在未刻意节食或增加运动量的情况下体重明显减轻。

•持续性腹痛:腹痛严重、持续存在或夜间加重。

•吞咽困难或吞咽时疼痛。

•不明原因的贫血:尤其是缺铁性贫血,可能与慢性消化道失血相关。

•家族史:有结直肠癌、炎症性肠病(IBD)等胃肠疾病家族史者,对相关症状需格外警惕。

2
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和评估指标

以下指标可用于评估肠道各功能领域,同时需关注其临床应用价值及局限性。主要评估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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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微生物组测试的现状

尽管面向消费者的商业化微生物组测试日益普及,我们仍需对其保持谨慎并持续深入审视。然而,微生物组结果的解读高度依赖数据库算法对照人群。因此,在现阶段,选择可靠的检测实验室,以及具备完整且大样本数据库的平台,是消费者面对 DTC 微生物组测试时最务实的基础策略。

同时,专业人士和研究者需警惕潜在的“微生物决定论”倾向——将肠道微生物组构成视为健康与疾病的终极解释。此种观点虽突破了基因决定论的局限,却可能以另一种生物还原主义取代之,忽视社会结构、文化背景饮食行为的复杂性与情境性。

总之,发现和识别肠道问题是一个综合过程,应从关注自身症状,一旦出现此类信号,应及时就医,由医生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内镜、影像学或生物标志物等进一步检查。

Part10
如何养成健康的肠道

养成健康肠道是一项整体的生活方式工程,而非依靠单一“窍门”或产品。结合科学共识,并对流行文化话语进行批判性分析,我们可以勾勒出一条更全面、更理性的路径。

1
科学界的主流建议

基于对肠道健康决定因素的理解,科学界的主流建议通常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多样化的植物性饮食:这是支持健康肠道微生物组的核心策略。摄入多种水果、蔬菜、全谷物、豆类、坚果和种子,可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多酚。不同类型的纤维可被不同微生物利用,从而促进微生物组多样性,而多样性通常与健康状况相关

•摄入发酵食品:酸奶、开菲尔、健康发酵酸菜、康普茶等发酵食品含有活性微生物,虽未必能在肠道长期定植,但在通过消化道时可能发挥暂时的益生作用。一些研究显示,食用发酵食品有助于提高微生物组多样性并降低炎症水平

•规律运动:如前所述,运动与更高的微生物组多样性相关,并有助于改善肠道功能,如缓解便秘

•充足睡眠与压力管理:慢性或严重压力可通过肠–脑轴对肠道产生负面影响。通过冥想、瑜伽、深呼吸等方式管理压力,并保证充足睡眠,对维持肠道健康至关重要。

•谨慎使用抗生素:仅在有明确医疗指征时,并遵医嘱使用抗生素,以避免对肠道微生物组造成不必要破坏。

•限制超加工食品:一些研究提示,富含乳化剂、人造甜味剂等添加剂的超加工食品可能损害肠道屏障并不利于微生物组健康。

2
对“ABC饮食法”的辩证看待

纪录片《Hack Your Health》的核心建议——“ABC饮食法”(每周摄入20-30种不同蔬果)——在本质上与“多样化植物性饮食”的科学建议是一致的。它的优点在于将一个复杂的概念简化为一个具体、可量化、易于记忆和传播的口号。

然而,我们必须批判性地看待这种简化。这种方法存在几个潜在问题:

•制造新的健康焦虑:“计算”本身可能带来压力,尤其对有饮食失调史的人(如案例中的 Maya),可能触发既往的强迫行为。

•忽视社会经济现实:对许多人而言,每周购买并食用 20–30 种不同的新鲜农产品在经济和时间上都难以实现。这种“一刀切”式建议忽略了食物可及性和社会公平问题。

•过度简化:肠道健康远不只是计算蔬果种类,还涉及食物质量、烹饪方式及其他重要生活方式因素。

因此,更理性的态度是:将“ABC”视为一个鼓励饮食多样化的“方向性指引”,而非一个必须严格遵守的“数字指标”。重点在于有意识地增加饮食中植物性食物的种类,而不是陷入对数字的痴迷。例如,可以尝试每周在购物清单上增加一两种以前没吃过的蔬菜或谷物,逐步丰富自己的食谱。

3
个性化原则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不存在适用于所有人的完美“养肠”方案。由于遗传、基线菌群、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差异,每个人对食物和生活方式干预的反应都是独特的。例如,对于IBS患者,某些高纤维食物(如FODMAPs)反而可能加重症状。因此,最佳策略是在遵循普适性健康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自我观察”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注意身体对不同食物的反应,记录症状的变化,并在必要时寻求营养师或医生的专业指导,是实现个体化肠道健康管理的关键。

Part11
总结和未来展望

本文结合国际益生菌和益生元科学协会(ISAPP)的共识声明及对大众媒体文化产品的批判性分析,对“肠道健康”这一复杂议题进行了多维度探讨,可归纳出以下核心结论:

1.科学定义的明确化:科学界普遍将肠道健康定义为“胃肠道功能正常、无活动性胃肠道疾病,且无影响生活质量的肠道相关症状”。这一概念强调功能、疾病状态主观生活质量的统一,为临床与研究提供了重要框架。

2.多维度的生理基础:肠道健康依赖六大功能领域的协同:消化生理、肠道微生物组、肠上皮屏障、免疫系统、内分泌功能及肠–脑轴。任何一环失衡都可能损害整体健康。

3.饮食的核心作用与个体差异:饮食是影响肠道健康最关键的可调因素。富含膳食纤维、以多样化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是促进肠道健康的核心策略。然而,个体对饮食反应差异巨大,未来方向在于个性化营养

4.科学权威的双重性:科学专业知识在揭示肠道机制和指导健康方面至关重要,但当其与商业利益结合并被塑造成唯一权威时,也可能导致知识垄断,并忽视其他复杂影响因素。

展望未来,肠道健康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将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

•风险预测与预防医学:当前定义尚未纳入风险因素。随着我们更深入理解宿主基因、微生物组、饮食和环境暴露如何预测未来疾病风险,经过验证的风险评估工具有望被纳入更广义的肠道健康概念中,推动肠道健康由治疗走向预防,以回应公众对“健康管理”日益增长的需求。

•研究设计的标准化:为肠道健康研究建立“核心结局集”(COS)将是推动该领域发展的关键一步。标准化的研究设计与报告可显著提升不同研究间的可比性,有助于形成更可靠的证据基础,为临床指南公共卫生政策提供支撑。

•跨学科的整合与批判性反思:肠道健康研究天然具有跨学科属性,需要生命科学家、临床医生、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伦理学家等共同参与。

小编寄语

未来的研究不仅要探索“如何”改善肠道健康,更要追问”为何”关注肠道健康:只有理解关注背后的动因,科学成果才能更有针对性地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健康指导。

对肠道健康的追求,应是一个以科学为指引结合自身情况的理性过程。它既是对身体内部微观生态的探索,也是对日常饮食、生活习惯的重新审视。真正的健康从来不是单一指标的达标,而是身体与生活方式之间长期、动态的平衡

主要参考文献

Marco, Maria L., et al.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ssociation for Probiotics and Prebiotics (ISAPP) consensus statement on the definition and scope of gut health.” Nature Reviews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2026): 1-17

Hey, Maya, and Erica Zurawski. “Brokering the gut: microbial decoys in the documentary Hack Your Health.”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13.1 (2026): 66.

Gibson, Glenn R., et al. “Expert consensus document: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ssociation for Probiotics and Prebiotics (ISAPP) consensus statement on the definition and scope of prebiotics.” Nature reviews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14.8 (2017): 491-502.

Benezra A (2023) Gut anthro: an experiment in thinking with microbes. Univ.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Richardson E (2024) Rumbles: a curious history of the gut. Profile Books, London

柯林斯氏菌属(Collinsella),可能是多种慢性炎症性和代谢性疾病网络中的“放大器”

谷禾健康

柯林斯氏菌属(Collinsella)是人类肠道中常见的一种革兰氏阳性杆状、非运动性专性厌氧菌,能发酵多种碳水化合物,产生氢气、乙醇、甲酸和乳酸等代谢产物。

Collinsella既不如双歧杆菌那样知名,也不像艰难梭菌那样“危险”。尽管Collinsella常被视为共生菌,但随着宏基因组学、代谢组学和宿主基因组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它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NASH)、类风湿关节炎(RA)、肠道炎症性疾病妊娠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AD)以及抑郁症等多种慢性疾病中频繁与疾病相关,逐渐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可疑信号”。

重要的是,研究发现: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患者中,Collinsella的丰度会随疾病由单纯脂肪肝进展至炎症和纤维化阶段而逐步升高,并与内源性乙醇生成增加肝脏炎症加剧密切相关;在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中,它作为扩增的稀有谱系菌,可提高肠道通透性诱导 IL‑17 相关炎症,从而经肠道远程影响关节;在阿尔茨海默病的遗传学研究中,Collinsella 甚至被鉴定为与 APOE4 危险等位基因正相关的促炎风险菌属

因此,Collinsella或许并非只是被动随环境波动的共栖菌,而更可能是多种慢性炎症性代谢性疾病网络中的“放大器”:在遗传易感、高脂高糖低纤维饮食免疫异常等因素叠加时,这一小众菌属会被选择性富集,并通过改变代谢产物、重塑胆汁酸组成削弱肠屏障功能,推动局部乃至全身炎症的级联放大。

本文将结合最新的临床和基础研究,系统梳理 Collinsella 的分类与生物学特征、在不同疾病中的丰度变化及其潜在致病(或促病)机制

现有证据提示,提高膳食纤维摄入、控制体重和改善代谢状态有望降低 Collinsella 水平;但其在不同疾病情境及菌株层面的功能差异仍需大规模功能研究进一步阐明。

柯林斯氏菌属(Collinsella的基础属性

柯林斯氏菌属(Collinsella)是放线菌门Coriobacteriaceae科下的严格厌氧革兰氏阳性杆菌属。在人体胃肠道中存在,主要包含3个有效物种(C.aerofaciensC.intestinalisC.stercoris)。

1
细胞形态

•革兰氏染色:阳性

•形态与大小:Collinsella通常为细长杆状、偏圆柱形,在显微镜下呈现为单端或较短链状的杆状细胞,以链状排列为特征(链长因物种而异):

C.aerofaciens:链长6-120个细胞,细胞大小0.3-0.7×1.2-4.3 μm;

C.intestinalis:链长2-20个细胞,细胞大小0.3-0.5×1.2-2.2 μm;

C.stercoris:链长2-20个细胞,细胞大小0.3-0.4×1.3-2.4 μm。

Collinsella bouchesdurhonensis

https://doi.org/10.1002/mbo3.580

•特殊结构:不形成芽孢、无鞭毛(不运动)

Collinsella

来源:https://microbiomology.org/microbe/collinsella/

2
生长环境

•氧气需求:对氧敏感,喜好低氧或厌氧环境,生长需要合适的培养基与葡萄糖或其他碳源,常在偏厌氧条件下生长良好

•温度条件:37℃左右下适宜生长。

•菌落特征:中心呈白色或灰色、边缘透明,部分菌株(如C.aerofaciens)可见突起。

•保存方法:短期(数周)置于EG琼脂培养皿(厌氧罐);长期(-80℃甘油悬液或冻干,含10%脱脂乳稳定剂)。

3
人群分布

•丰度与流行率:主栖于人类肠道,尤其是结肠区段的微环境中。也可在口腔、泌尿生殖道等部位的微生物群落中发现,但肠道是其核心生态位

C.aerofaciens:人类肠道最丰富的柯林斯氏菌属(Collinsella)之一,约存在于90%以上人群肠道中;

C.intestinalisC.stercoris:也广泛存在于人类肠道,但丰度低于C.aerofaciens

•人群差异:Collinsella在健康人与疾病患者间相对丰度存在差异,且受疾病类型、人群特征、饮食结构和地域等因素影响。

肥胖、抑郁症、肠道炎症妊娠相关代谢异常等疾病中,其丰度或相关功能通路常出现具有统计学意义或趋势性的改变。

4
代谢能力

•核心代谢:葡萄糖发酵为严格厌氧发酵,产物包括乙醇、甲酸、氢气(H₂)、乳酸(无丙酸、丁酸)。

•糖发酵谱(物种间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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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产酸,“-”不产酸;数据基于6株aerofaciens、2株intestinalis、8株stercoris

•酶活性:

C.aerofaciens弱酸性磷酸酶(+)、弱亮氨酸芳胺酶(+);

C.intestinalis:亮氨酸芳胺酶(+)、酸性磷酸酶(+)、N-乙酰-β-葡萄糖苷酶(+);

C.stercoris酸性磷酸酶(+)、β-半乳糖苷酶(+)、N-乙酰-β-葡萄糖苷酶(+)。

•细胞壁特征:肽聚糖为A4型,种间亚型不同:

C. aerofaciens:A4β型(肽亚基:L-Ala-D-Glu-L-Orn-L-Asp;肽间桥:L-天冬酰胺);

C. intestinalis:A4α型(肽亚基:L-Ala-D-Glu-L-Lys-D-Glu;肽间桥:D-谷氨酸);

C. stercoris:A4β型(肽亚基:L-Ala-D-Glu-L-Orn-D-Asp;肽间桥:D-天冬酰胺)。

基因组特征:DNA G+C含量60-65 mol%

注:某些研究提示其对脂质代谢、宿主能量代谢炎症反应可能具有调控作用,尽管具体产物比例及机制需结合不同物种与个体状况解析。

5
耐药性

Collinsella对多数常见抗生素敏感,但对β-内酰胺类(头孢他啶、头孢替坦)和单环β-内酰胺类(氨曲南、卡芦莫南)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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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人体及其他微生物的互作

•共生地位:Collinsella是人类肠道正常菌群之一,一般情况下无致病性(原文明确“None of these three species exhibit pathogenicity”)。

•潜在功能:作为肠道优势菌,可能参与碳水化合物发酵(产乙醇、乳酸等),间接影响肠道pH和短链脂肪酸平衡

•与疾病联系:特定疾病背景下(如抑郁症肥胖相关疾病、炎症性肠病、妊娠相关代谢改变等)其丰度变化与疾病表型、代谢指标之间存在潜在关联,需结合因果研究进一步验证。

•生态位竞争:可能与其他厌氧菌(如双歧杆菌、乳杆菌)竞争碳源。与部分菌群的具体互作见下表:

增强:

Bacteroidales

Bacteroides

Odoribacter

Peptococcaceae

抑制:

Bifidobacterium

Coriobacteriales

Adlercreutzia

Collinsella

Porphyromonas

Prevotella

Clostridium

Clostridiales incertae sedis

Clostridiales Family XIII. Incertae Sedis

Blautia

Coprococcus

Dorea

Lachnospiraceae

Ruminococcaceae

Ruminococcus

Dialister

Campylobacteraceae

Erysipelotrichaceae

被抑制:

Bifidobacterium

Coriobacteriales

Adlercreutzia

Collinsella

Bacteroidales

Bacteroides

Porphyromonadaceae

Odoribacter

Parabacteroides

Porphyromonas

Prevotella

Rikenellaceae

Alistipes

Turicibacter

Streptococcus

Clostridiales

Catabacteriaceae

Clostridium

Clostridiales incertae sedis

Peptoniphilus

Clostridiales Family XIII. Incertae Sedis

Lachnospiraceae

Blautia

Lachnospiraceae

Coprococcus

Dorea

Eubacterium

Lachnobacterium

Lachnospira

Roseburia

Lachnospiraceae

Peptococcaceae

Ruminococcaceae

Ruminiclostridium

Acetivibrio

Eubacterium

Faecalibacterium

Oscillospira

Ruminococcus

Acidaminococcus

Dialister

Phascolarctobacterium

Veillonella

Rubrivivax

Alcaligenaceae

Oxalobacter

Bilophila

Desulfovibrio

Campylobacteraceae

Enterobacteriaceae

Escherichia

Erysipelotrichaceae

Holdemania

Akkermansia

不同疾病患者中Collinsella的丰度变化

1
类风湿关节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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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10.675

▸ 丰度变化

16S 测序显示,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肠道微生物多样性下降。在属水平上,CollinsellaEggerthella扩增,而有益属Faecalibacterium减少

随机森林等模型表明,Collinsella 是可区分 RA 与对照的重要特征属之一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微生物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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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6/s13073-016-0299-7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及其一级亲属的代谢组学中,Collinsella 的丰度与多种代谢物(β‑丙氨酸、α‑氨基己二酸、天冬酰胺等)水平显著升高相关。

▸ 可能机制

1.增加肠道通透性、破坏屏障

•体外 CACO‑2 细胞实验:Collinsella aerofaciens下调紧密连接蛋白 ZO‑1、Occludin 表达,提高肠上皮通透性

•DQ8 关节炎易感小鼠:口服 Collinsella 后 FITC‑Dextran 渗漏增加,提示肠屏障功能受损

2.促进炎症与 Th17 反应

•Collinsella 诱导上皮细胞产生 IL‑17A 及趋化因子 CXCL1、CXCL5,可募集中性粒细胞并激活 NF‑κB 通路,与关节炎炎症放大相关。

•在人源化关节炎小鼠模型中,补充 C. aerofaciens提高 T 细胞增殖并加重关节炎发生率/严重度。

3.代谢‑免疫交互

•类风湿关节炎队列中,Collinsella 丰度与 α‑氨基己二酸、天冬酰胺等代谢物高度正相关,这些代谢物与自身免疫、胶原老化及凋亡阻断有关,可能参与胶原相关自身免疫反应。

2
非酒精性脂肪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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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7.74

▸ 丰度变化

在活检证实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队列中,肠道 Collinsella显著升高:对照组相对丰度约 0.29%,NASH 无肝硬化为 3.45%,合并肝硬化为 4.38%,随疾病进展逐级上升,并被认为是与 NASH 相关性最强的属

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显著相关的O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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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80/19490976.2019.1681861.

iScience 研究同样显示,肥胖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患者肠道中 C. aerofaciens 丰度显著高于健康人,是核心 OTU 中最丰富且自健康向肥胖再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持续升高的物种之一。

▸ 可能机制

1.脂质代谢与血脂异常

Collinsella丰度与血脂紧密相关;

•与甘油三酯(TG)和总胆固醇呈正相关;

•与HDL‑C负相关

提示 Collinsella 相关代谢通路可影响宿主脂质代谢促发或加重 NAFLD/NASH 相关的高 TG、低 HDL 表型。

2.胆汁酸与肠屏障/肠‑肝轴

临床上,减少包括 Collinsella 在内的 7α‑脱羟基化菌的抗生素治疗与粪便次级胆汁酸下降相关,为其通过胆汁酸‑肠‑肝轴推动 NAFLD 进展提供了机制支撑。

3.内源性乙醇与肝炎症/纤维化

NASH 患者来源的 C.aerofaciens 基因组富集碳水化合物代谢、脂肪酸合成和促炎功能基因;

小鼠补充 C. aerofaciens(尤其在胆碱缺乏高脂饮食背景下)出现:循环乙醇水平升高;肝脏甘油三酯和羟脯氨酸明显升高;肝组织炎症评分升高,NF‑κB、TNF‑α、IL‑6 上调,IL‑10 下调,纤维化和脂质摄取相关基因表达增加。

说明 C. aerofaciens 通过提高内源性乙醇和促炎/促纤维化信号,直接推动 NAFLD 向 NASH 发展

3
青少年重度抑郁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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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5.28

▸ 丰度变化

青少年重度抑郁障碍(MDD)患者中,Collinsella显著降低(多种差异分析工具结果一致);此外,Collinsella性别、Claudin-5和TNF-α负相关

重度抑郁症和对照组之间的α多样性和β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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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38/s41398-025-03743-3

▸ 可能机制

1.短链脂肪酸与肠–脑轴

醋酸和乳酸Collinsella的主要发酵产物,这一特征可能调节宿主免疫并影响肠脑轴。结合既往研究,研究人员推测Collinsella丰度下降导致 SCFA 生成减少,进而破坏肠道屏障完整性,促进有害肠源性物质渗漏,加重抑郁的发生与发展。

2.胆汁酸–免疫–脑功能

C.aerofaciens胆汁酸代谢能力,胆汁酸谱改变被证实可影响认知与情绪(在 MDD 模型中已有证据);Collinsella 减少可能打乱这一调节轴

4
妊娠糖尿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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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4.546

▸ 丰度变化

多项研究报道:柯林斯氏菌属(Collinsella)在妊娠糖尿病(GDM)患者中丰度升高

在提供的 GDM 队列研究中:

属水平:Collinsella 在 GDM 组显著富集

种水平:C. aerofaciens 在 GDM 组富集。

并且C. aerofaciens 与孕早期空腹血糖呈正相关

(r ≈ 0.19,p ≈ 0.04)。

肠道微生物多样性、群落组成和功能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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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390/nu18030381

▸ 关联的代谢与通路

妊娠糖尿病(GDM)病例中,与 Collinsella 富集同时,功能通路上:

•D‑galactarate、D‑glucuronate 等糖醛酸及相关碳水化合物降解通路富集

•脂肪酸 salvage 通路差异显著

这些变化与 GDM 中观测到的:甘油‑3‑磷酸芳香族氨基酸升高,部分脂肪酸和维生素类下降等代谢谱异常相吻合。

肠道微生物群及代谢物与临床指标之间的相关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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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390/nu18030381

▸ 可能机制

1.碳水化合物与胆汁酸代谢

•通过强化某些碳水化合物降解通路,可能推动肠腔可利用能量增加,助推高糖/胰岛素抵抗表型。

•已有基因组学工作显示 C. aerofaciens 具备较强胆汁酸代谢能力,可通过胆汁酸‑受体轴影响葡萄糖和脂质代谢

2.炎症与通透性

Collinsella 被证明可降低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增加肠道通透性、促进 IL‑17A 产生,这种“屏障受损+免疫激活”的模式同样可加重GDM的全身炎症与胰岛素抵抗

5
肠道炎症性疾病(IBD、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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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4.235

▸ 丰度变化

总结性资料指出:Collinsella过度增殖与炎症性肠病(包括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和肠易激综合征相关,多为升高报道。

在物种层面,Collinsella aerofaciens 被研究人员认为“具有临床意义的菌种”之一,因为其丰度与炎症生物标志物显著相关。

IBD患者肠道微生物群的分类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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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389/fmicb.2025.1538620

▸ 可能机制

一方面发酵碳源,产生乳酸、乙酸等代谢物;

另一方面在炎症环境中“适应性扩增”,伴随屏障破坏和菌群深度重塑,通过下调紧密连接蛋白、提高肠道通透性,共同作用于肠屏障和局部免疫,引发或加重肠壁炎症与黏膜损伤

6
超重及肥胖人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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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4.235

▸ 丰度变化

多篇肥胖研究中,Collinsella(尤其C.aerofaciens)在超重和肥胖人群中升高,在正常体重人群中相对较低:

Collinsella被16S与宏基因组 LEfSe 同时鉴定为肥胖标志属,而 Faecalibacterium、Roseburia 等为健康标志。

在分级肥胖研究中,Collinsella aerofaciens 在超重和 III 级肥胖人群丰度特别高;属水平 Collinsella 随肥胖等级总体呈上升趋势

正常体重和肥胖生物标志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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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389/fmicb.2025.1538620

▸ 关联表型

LDL胆固醇体脂增加正相关,多项研究指出:

超重/肥胖人群中C.aerofaciens丰度越高LDL越高

▸ 可能机制

1.代谢层面:参与胆汁酸代谢,可能通过改变胆汁酸组成和受体信号(FXR/TGR5 等),影响胆固醇代谢、脂质代谢与胰岛素敏感性

2.炎症与屏障:与肥胖相关的低度慢性炎症相关:Collinsella 升高常出现在伴有代谢炎症微生态失衡的状态。

在功能预测中,重度肥胖中 Collinsella 参与 RNA 聚合酶、核糖体相关通路,提示其处于高代谢、应激反应增强的状态,可能与炎症环境适应有关。

7
阿尔兹海默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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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 3.998

▸ 丰度变化

该研究基于 MiBioGen 联盟最大规模的肠道菌群 GWAS 数据,对 119 个属的遗传多基因风险评分(PRS)与阿尔茨海默病(AD)病例/对照进行了相关分析,并在第二个独立样本中复制,随后合并做 meta 分析。

在发现队列中,先筛出 20 个与 AD 遗传相关的属;在复制队列中仍独立显著的有 3 个属:

Eubacterium fissicatena(保护因素)、Collinsella 和 Veillonella(风险因素)。

这些结果表明:在携带更高 AD 遗传风险(尤其 APOE4)的个体中,宿主遗传背景倾向于“驱动”更高的 Collinsella 丰度,因此 Collinsella 被视为 AD 的潜在“促病菌属”

▸ 可能机制

1.促炎性菌属通过肠‑脑轴促进 AD 发生

•Collinsella在多项研究中被归类为促炎属;

•结合既往对 Collinsella 的认识(胆汁酸代谢、短链脂肪酸谱改变、肠屏障通透性增加、促炎因子上调),推测其可能改变肠道通透性与全身炎症水平;增强脑内神经炎症,从而促进 AD 相关病理过程。

2.与 APOE‑脂质代谢‑炎症轴的交互

•APOE rs429358 风险等位基因(APOE4)本身与脂质代谢紊乱脑内炎症密切相关。

•Collinsella 的遗传 PRS 与 APOE 风险等位基因正相关,提示:

宿主脂质代谢和炎症易感的遗传背景(APOE4)倾向于更高的 Collinsella 丰度

这种“宿主基因–菌群”耦合,可能共同推动脂质代谢异常+慢性炎症,从而增加 AD 风险

影响柯林斯氏菌属(Collinsella丰度的因素

柯林斯氏菌属(Collinsella)(尤其是C.aerofaciens)的丰度主要受饮食结构(纤维、脂肪、能量摄入)、体重/代谢状态环境暴露(重金属)、宿主遗传与黏液生态位等多重因素影响。

1.饮食与体重相关因素

低膳食纤维摄入:Collinsella丰度增加相关,见于超重/肥胖孕妇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患者。

高脂饮食:在高脂相关人群中,Collinsella丰度偏高;通过结构化低热量减重可显著降低其丰度。

高蛋白减重饮食与高纤维饮食:总体与Collinsella丰度降低相关,见于肥胖/2型糖尿病成人。

总脂肪和糖摄入偏高:Collinsella丰度呈正相关趋势,见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患者。

2.环境暴露与宿主因素

重金属暴露(As、Pb、Hg):系统综述显示,高暴露水平重金属可增加 Collinsella 丰度。

宿主遗传与血型/分泌型状态:大型队列研究表明,分泌 A/B/AB 抗原者的 Collinsella丰度略高,但受纤维摄入调节,整体受分泌型影响较小。

性别与代谢综合征:在代谢综合征中,女性 Collinsella 丰度高于男性,提示性别激素或脂质谱差异的作用。

3.与疾病和代谢表型的联动

Collinsella 高丰度高胰岛素、高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尿酸、炎症负荷等表型相关,这些代谢状态本身也与高脂、低纤维饮食肥胖密切相连,从而形成“饮食–代谢–Collinsella”的正反馈。

综合来看,低纤维、高脂/高能量饮食肥胖及某些环境重金属暴露是导致的 Collinsella 升高驱动因素;高纤维和减重干预则倾向于降低其丰度。宿主遗传、性别和分泌型对其影响存在,但目前证据相对较弱。

主要参考文献

https://doi.org/10.1002/9781118960608.gbm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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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肠病(IBD)发病机制、风险因素、临床前阶段与治疗窗口

谷禾健康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是一种复杂的、多因素驱动的慢性胃肠道炎症性疾病,研究显示其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上升

研究表明,IBD的病因涉及遗传易感性、环境因素、肠道微生物动态变化以及宿主免疫调控的复杂相互作用。近年来,随着多组学技术和临床研究的深入,科学界对IBD在临床前阶段有了更深刻的认知框架。

前瞻性队列研究证实,基于高风险人群的纵向队列数据揭示,在临床确诊前5-10年,个体已呈现特征性的亚临床病理改变:肠道屏障功能渐进性损伤、微生物生态结构失衡、抗微生物抗体谱系异常,糖基化修饰的系统性改变等。比如,粪便钙卫蛋白等生物标志物的动态变化模式,为追踪疾病自然史提供了可量化的监测指标

当这些亚临床病理改变突破代偿阈值,便表现为典型的IBD临床症状。

本文依据现有研究资料,系统性地阐述了IBD的定义、分类、流行病学特征、多重危险因素,重点剖析了临床前IBD的启动与发展阶段,涵盖肠道屏障功能、微生物生态、宿主免疫应答、蛋白质组学及糖基化修饰等多个层面的动态变化;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将探讨当前靶向菌群的干预策略与未来预防医学新范式,为IBD的早期识别与精准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目 录

1. 炎症性肠病(IBD)概述

  • IBD的定义与主要形式
  • 流行病学趋势

2. IBD的危险因素与决定因素

  • 遗传易感性
  • 环境因素
  • 炎症反应的遗传与环境决定因素

3. 临床前IBD:从启动到扩展

  • 临床前IBD的分期模型
  • 肠道屏障功能障碍与通透性改变
  • 肠道微生物失调
  • 基因-微生物相互作用
  • 自身免疫与抗微生物体液应答
  • 蛋白质标志物的变化
  • 糖基化修饰的改变
  • 亚临床炎症

4. IBD综合发展模型方向

5. 治疗措施与预防机会

  • 当前治疗策略的挑战
  • 靶向肠道微生物的干预(饮食、益生菌、益生元、合生元、后生元、粪菌移植、工程菌、噬菌体疗法)
  • 促进黏膜愈合的非免疫抑制疗法
  • 临床前干预与预防的展望

6. 结论与展望

01
炎症性肠病(IBD)

IBD的定义与主要形式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组以胃肠道慢性、复发性炎症为特征的免疫介导的疾病。

其主要包括两种类型

  •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
  •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

病变部位和病理特征

克罗恩病的炎症可累及从口腔到肛门的整个消化道,呈节段性、非对称性分布,炎症可穿透肠壁全层,导致狭窄、穿透(瘘管)等并发症。

溃疡性结肠炎的炎症通常局限于结肠黏膜和黏膜下层,自直肠开始呈连续性、弥漫性向近端蔓延

尽管两者在病变部位和病理特征上有所区别,但它们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是宿主对肠道微生物群产生异常且持续的免疫反应,最终导致组织损伤。

肠道免疫系统在稳态和炎症状态下显著差异

健康状态下(稳态),肠道上皮细胞形成完整的物理屏障,潘氏细胞(Paneth cell)分泌抗菌肽,杯状细胞(Goblet cell)分泌黏液,共同抵御微生物入侵。固有层中的免疫细胞,如调节性T细胞(Treg)和分泌IgA的浆细胞,共同维持对共生菌的免疫耐受(如下图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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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38/s41590-025-02197-5

在IBD炎症状态下,这种平衡被打破。肠道屏障受损,潘氏细胞和杯状细胞功能下降,导致抗菌物质和黏液减少。

病原菌如克雷伯菌属Klebsiella增殖,共生有益菌菌(如普拉梭菌 F. prausnitzii减少。大量炎症细胞(如TH1/TH2/TH17细胞、炎症性巨噬细胞)浸润肠道组织,分泌促炎细胞因子,并产生IgG抗体,导致慢性炎症和组织破坏(如上图右边)。

流行病学趋势

历史上,IBD主要被认为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疾病。然而,进入21世纪,IBD的全球发病率和患病率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尤其是在亚洲、南美和东欧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IBD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健康挑战。这种流行病学转变清晰地表明,除了遗传背景外,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关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和环境暴露等因素在IBD的发病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针对不同种族和移民群体的研究也发现,IBD的临床表现、遗传易感性和治疗反应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凸显了基因-环境相互作用在IBD发病中的复杂性。

02
IBD的危险因素与决定因素

IBD的病因是多因素的,涉及遗传、环境、免疫和微生物等多个层面。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决定了个体患病的风险和疾病的表型。

遗 传 易 感 性

IBD具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遗传因素在其发病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单卵双生子研究显示,克罗恩病的一致性高达50%。通过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目前已发现超过300个与IBD相关的易感基因位点。这些基因大多与免疫功能相关,特别是那些调节宿主与微生物相互作用的通路。例如:

  • NOD2 (CARD15)与克罗恩病关联最强的基因之一。NOD2是胞内模式识别受体,能识别细菌细胞壁成分胞壁酰二肽(MDP)。NOD2功能丧失性突变会导致对共生菌的免疫应答异常,削弱潘氏细胞的抗菌功能,从而引发肠道炎症。
  • ATG16L1自噬通路的关键基因。其T300A变异会损害潘氏细胞的自噬功能和分泌颗粒的形态,使其在病毒感染等环境压力下更易发生坏死性凋亡,破坏肠道屏障。
  • IL23R编码白细胞介素IL-23受体,是TH17细胞分化和功能的关键。IL23R的保护性变异可降低IBD风险,而易感变异则促进炎症。
  • 其他基因还包括与免疫调节(如IL-10/IL-10R)、上皮屏障(如HNF4A)和糖基化(如FUT2)相关的基因。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遗传位点仅赋予个体一定概率的疾病风险,这也表明IBD是一种多基因疾病,其发病需要遗传与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此外,不同种族人群的遗传背景差异也导致了IBD易感基因频率和效应的不同。

环 境 因 素

环境因素被认为是近年来IBD发病率快速上升的主要驱动力。这些因素在生命早期和成年期均可发挥作用,深刻影响肠道微生态和免疫系统的发育与功能。

✦ 饮食

西式饮食,即高脂肪、高糖、高加工食品和低纤维的饮食模式,被认为是IBD的重要风险因素食品乳化剂(如羧甲基纤维素)会破坏肠道黏液屏障,改变微生物群组成,促进炎症。相反,富含纤维的饮食则有助于产生具有抗炎作用的短链脂肪酸(SCFAs)。

✦ 抗生素使用

尤其是在生命早期,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会严重扰乱肠道微生物群的正常定植和发育,降低菌群多样性,增加IBD的长期风险。

✦ 感染

特定的肠道感染,如沙门氏菌、弯曲杆菌、诺如病毒,被发现与IBD的发病风险增加有关。这些感染可能作为“触发事件”,在遗传易感个体中打破免疫耐受。

✦ 吸烟

吸烟是影响IBD的明确环境因素之一。有趣的是,吸烟会增加克罗恩病的风险并加重其病情,但对溃疡性结肠炎却显示出一定的保护作用,其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 卫生假说

生命早期过度清洁的环境可能导致免疫系统未能充分接触微生物,从而发育不全,更易在日后对无害抗原产生过度反应

✦ 其他因素

还包括空气污染非甾体抗炎药(NSAIDs)的使用、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心理压力等。

IBD的遗传和环境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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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38/s41590-025-02197-5

人群的免疫反应强度呈钟形分布。IBD可发生于免疫反应过弱(如NOD2缺陷导致对微生物抵抗力差)或过强(如IL-10调节缺陷导致对微生物耐受性差)的两个极端。

左下角的曼哈顿图代表遗传易感性,右下角的图标代表饮食、吸烟和微生物等环境因素。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个体是否会滑向疾病的两端

炎症反应的遗传与环境决定因素

个体免疫反应强度存在连续的变异谱,从免疫缺陷到免疫超敏IBD可以在这个谱系的两个极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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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缺陷

一方面,某些遗传缺陷(如NOD2、ATG16L1功能丧失)会导致肠道先天免疫和屏障功能减弱,使宿主对微生物的抵抗力下降,易受机会性病原菌感染而引发炎症。

 免疫超敏

另一方面,另一些遗传背景(如IL-10、IL-10R功能缺陷)则导致免疫调节功能受损,对正常的肠道共生菌产生过度的免疫反应,即免疫耐受丧失,从而引发炎症。

 健康平衡

健康个体则处于两者之间的平衡状态,既能有效清除病原体,又能耐受共生菌。个体的遗传组成决定了其对特定环境暴露(如饮食、感染)的反应阈值和反应模式。

因此,IBD的发生是独特的遗传背景特定环境因素相互作用(G×E)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何暴露于相似环境中的人群只有少数遗传易感者会发病。

03
临床前IBD:从启动到扩展

大量证据表明,IBD的临床诊断之前存在一个漫长的临床前阶段,在此期间,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已悄然发生。理解这一阶段是实现IBD早期预测和预防的关键。这一阶段可进一步分为风险期、启动期和扩展期。

临床前IBD的分期模型

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模型将IBD的发展过程分为几个连续的阶段:

风险期

个体携带遗传易感基因,并可能在围产期、婴幼儿期及童年期暴露于某些环境风险因素(如抗生素、感染、母亲吸烟等)。这些因素共同启动了免疫系统的易感状态,但个体并无任何症状或病理改变。

临床前启动期

在某个未知的“触发事件”(如特定感染或饮食改变)后,疾病开始启动。这一阶段可持续多年(甚至在诊断前10年),其特征是出现亚临床的病理变化,肠道通透性增加、微生物失调、以及针对微生物或自身抗原的低水平抗体应答。这些变化通常是无症状的。

临床前扩展期

临床诊断前约2年,疾病进入扩展期。此时,病理变化加剧,全身性和肠道局部的炎症标志物(如CRP、粪便钙卫蛋白)显著升高,患者可能开始出现非特异性症状并开始出现要就诊的症状。这一阶段代表了从亚临床状态向临床显性疾病的过渡。

临床诊断期

炎症累积到一定程度,导致明显的组织损伤和持续的临床症状(如腹痛、腹泻、便血)时,患者最终被诊断为IBD。

IBD临床前阶段的演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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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38/s41575-023-00854-4.

IBD风险因素、发病途径和累积风险的时间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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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38/s41575-023-00854-4.

该图谱从生命阶段(怀孕至成年)的角度,展示了遗传风险和环境风险如何随时间累积。

在临床前阶段,微生物组扰动、屏障功能丧失、免疫功能障碍、代谢变化和糖基化改变等途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IBD累积风险的增加,直至最终诊断。这也提示了不同生命阶段的预防干预窗口

肠道屏障功能障碍与通透性改变

肠道屏障是维持肠道内环境稳态的第一道防线,其完整性在IBD发病中至关重要。

临床前阶段,肠道屏障功能就已出现障碍。肠道屏障由物理屏障、化学屏障、生物屏障、免疫屏障构成。

☾ 物理屏障

由单层肠上皮细胞(IECs)及其间的紧密连接蛋白(如Claudin, Occludin)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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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在克罗恩病高风险亲属中,即使没有症状,其肠道通透性(以乳果糖/甘露醇比值LMR衡量)也显著增加,并且这种高通透性是未来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肌球蛋白轻链激酶(MLCK)的异常激活被认为是导致紧密连接开放通透性增加的关键机制之一。

☾ 化学屏障

主要指覆盖在上皮表面的黏液层和由潘氏细胞分泌的抗菌肽(A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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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液层由杯状细胞分泌的黏蛋白(主要是MUC2)构成,能有效隔离细菌与上皮细胞的直接接触。

在IBD中,黏液层变薄、不连续,其糖基化修饰也发生改变。同时,潘氏细胞功能受损,导致α-防御素等AMPs分泌减少削弱了对微生物的控制能力。

☾ 生物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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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菌群中有益菌通过竞争营养、产生抑菌物质等方式抑制致病菌生长。另外通过产生短链脂肪酸,维持肠道酸性环境等。

☾ 免疫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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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分泌型IgA(sIgA)上皮内淋巴细胞(IELs)等。sIgA能中和并清除入侵的微生物,而在IBD中,针对特定病原菌的IgA反应可能不足或异常。

屏障功能的早期损害,使得肠腔内的微生物及其产物(如LPS)更容易易位至固有层,从而持续激活下方的免疫系统,启动炎症级联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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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38/s41575-022-00604-y

肠道微生物群失调

肠道微生物失调是IBD的核心特征,既是疾病的结果,也可能是其驱动因素。在临床前阶段,微生物群的改变就已经出现。

 菌群结构改变

IBD患者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显著降低

产短链脂肪酸,如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罗氏菌属(Roseburia)等厚壁菌门细菌丰度减少

而一些具有潜在致病性的需氧或兼性厌氧菌,如大肠杆菌(特别是黏附侵袭性大肠杆菌AIEC)、克雷伯菌属等变形杆菌门细菌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等则异常增殖

✎ 真菌与病毒的改变

除了细菌,肠道真菌和病毒的失调也参与IBD。例如,白色念珠菌Candida albicans)、马拉色菌Malassezia)等真菌在IBD患者肠道中增多,某些高毒力菌株可通过分泌念珠菌溶血素(Candidalysin)等毒素加剧炎症。同时,噬菌体和某些肠道病毒的组成和丰度也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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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38/s41579-025-01163-0

✎ 功能与代谢改变

微生物失调导致其功能和代谢产物的改变。丁酸等短链脂肪酸的产生减少削弱了其对肠上皮细胞的营养支持和对免疫细胞的抗炎调节作用。相反,一些有害代谢物,如硫化氢、或诱导DNA损伤的吲哚胺类物质可能增多。胆汁酸的代谢也发生紊乱,影响了FXR、TGR5等核受体的信号,进而影响免疫调节

这种失调的微生物群落,一方面无法提供维持肠道稳态所需的有益信号,另一方面其本身或其产物又成为持续刺激免疫系统的炎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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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38/s41579-025-01163-0

基因-微生物相互作用

特定的遗传背景特定的微生物失调相结合,是驱动IBD发病的核心机制。研究表明,IBD相关的易感基因突变,往往导致宿主对特定微生物的反应异常。

NOD2与微生物

携带NOD2功能缺陷变异的个体,其肠道中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等特定共生菌的调节能力下降,无法有效诱导Treg细胞,导致免疫耐受受损。

近期研究进一步揭示,粪肠球菌Enterococcus faecium)分泌的DL-内肽酶SagA能够产生激活NOD2的信号分子MDP。在健康个体中,这一通路通过髓系细胞的NOD2激活,诱导IL-1β分泌,进而促进ILC3和CD4+ T细胞产生保护性的IL-22,促进组织修复。

然而,在IBD患者中,由于炎症环境中REG3等抗菌蛋白的过度产生,导致对REG3敏感的Efm被清除,从而使这一保护性通路中断。更重要的是,携带常见NOD2风险变异(如R702W)的个体,即使存在Efm,也无法有效启动这一保护性信号,导致炎症持续。这一发现为理解基因(NOD2变异)与微生物(Efm缺失或功能障碍)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提示它们在疾病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潜在协同机制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在健康与IBD中的双重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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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16/j.chom.2023.08.002

健康状态下,粪肠球菌(E. faecium)通过其分泌的SagA激活髓系细胞的NOD2通路,最终诱导IL-22产生,促进组织再生和抑制炎症。

而在IBD中,一方面炎症环境产生的REG3蛋白会清除E. faecium;另一方面,NOD2的遗传变异会使该保护通路失效,导致炎症循环加剧。

ATG16L1与病毒

携带ATG16L1 T300A风险变异的小鼠,在感染鼠诺如病毒(MNV)后,其潘氏细胞会发生严重的细胞死亡和功能障碍,而野生型小鼠则不受影响。

表明遗传易感性(ATG16L1变异)与环境触发(病毒感染)的结合,是导致特定细胞表型和病理变化的关键。

自身免疫与抗微生物体液应答

在IBD临床前阶段,体液免疫系统已经出现异常活化,表现为多种抗体水平的升高。这些抗体既可以靶向肠道微生物,也可以靶向宿主自身成分

抗微生物抗体

IBD诊断前数年,即可在患者血清中检测到针对肠道微生物成分的抗体。例如,抗酿酒酵母抗体(ASCA)是克罗恩病的经典标志物,其在诊断前5年甚至更早就已升高

其他抗体还包括抗大肠杆菌外膜孔蛋白C(OmpC)抗体、抗鞭毛蛋白(CBir1, FlaX)抗体等。这些抗体的出现,反映了肠道屏障受损后,免疫系统与肠道微生物发生了异常的相互作用和免疫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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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抗体

除了抗微生物抗体,一些自身抗体也在临床前阶段出现。例如,抗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自身抗体在克罗恩病诊断前6年即可检出,并与更复杂的疾病表型相关。

部分研究提示,抗整合素αvβ6自身抗体在溃疡性结肠炎诊断前长达10年就已升高,并具有很高的预测价值。这些自身抗体的出现,标志着免疫系统打破了对自身组织的耐受,是疾病向自身免疫方向发展的重要证据。

蛋白质标志物的变化

利用高通量蛋白质组学技术,研究人员在IBD临床前患者的血清中鉴定出了一系列变化的蛋白质标志物。这些标志物反映了疾病早期潜在的病理过程。

◑ 炎症相关蛋白

诊断前数年,全身性炎症标志物如C反应蛋白(CRP)和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已轻度升高,提示存在潜在的炎症反应。

其他与炎症、免疫应答相关的蛋白,如肿瘤坏死因子受体(TNFR)、补体成分、脂多糖结合蛋白(LBP)等也发生改变。

◑ 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

趋化因子如CXCL9、CXCL11、CCL11临床前阶段升高,这些分子与免疫细胞的招募和迁移有关,提示在临床症状出现前,免疫细胞的动态平衡可能已被打破

◑ 组织重塑相关蛋白

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如MMP10、MMP12等的水平变化,可能反映了疾病早期微小的组织损伤与修复过程

这些蛋白质标志物的组合,有望构建预测模型,用于识别高风险人群,其预测准确性随着接近诊断时间点而提高。

糖基化修饰的改变

糖基化是蛋白质和脂质常见和最复杂的翻译后修饰之一,形成的聚糖(Glycans)在细胞识别、信号转导、免疫调节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炎症性肠病(IBD)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糖基化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

N-聚糖和O-聚糖

聚糖主要分为N-连接聚糖(N-glycan)和O-连接聚糖(O-glycan)。

  • N-聚糖连接于天冬酰胺残基,分为高甘露糖型、复杂型和混合型。
  • O-聚糖连接于丝氨酸/苏氨酸残基,具有多种核心结构。

肠道不同部位的上皮细胞表达不同的O-聚糖核心结构,如结肠主要表达Core 3和Core 4。

常见的N-聚糖和O-聚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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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38/s41385-021-00466-8

该图展示了N-聚糖的核心与扩展形式(高甘露糖型、复杂型、混合型),以及O-聚糖的四种核心结构(Core 1-4)及其扩展形式。这些复杂的糖链结构是细胞功能的重要调节者。

炎症诱导的糖基化改变

在IBD的炎症黏膜中,一个普遍特征是出现不成熟或截短的聚糖结构

例如,肿瘤相关的Thomsen-Friedenreich(TF)抗原(Galβ1-3GalNAc,即Core 1结构)在正常结肠中被掩盖,但在UC患者的炎症上皮中异常暴露。这种改变不仅影响细胞粘附,还可能通过与外源性凝集素(如花生凝集素PNA)结合,促进上皮细胞过度增殖,增加癌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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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凝集素可以详见我们之前的文章:

黏蛋白(Mucin)糖基化

MUC2是构成肠道黏液层的主要黏蛋白,其重度O-糖基化是维持黏液屏障功能的关键。

然而,在IBD中,MUC2的糖链变短,硫酸化水平降低,岩藻糖基化和唾液酸化模式也发生改变。这些改变削弱了黏液的保护功能,使其更容易被细菌降解,进而影响肠道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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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细胞糖基化

免疫细胞的糖基化状态也影响其功能。例如,血清IgG的糖基化模式在IBD中发生改变,如半乳糖基化水平下降(agalactosylated IgG),这会改变其与Fc受体的亲和力,从而影响其促炎或抗炎功能。T细胞表面的聚糖分支(如β1-6分支)减少,会降低其激活阈值,使其更易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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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糖基化的改变,构成了IBD病理生理学中一个复杂但重要的层面,它们既是炎症的结果,也反过来驱动和维持炎症

肠道稳态与炎症状态下的黏膜糖基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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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38/s41385-021-00466-8

左图为稳态,具有完整的黏液层、正常的微生物群和成熟的细胞表面聚糖。

右图为炎症状态,黏液层降解,微生物失调,上皮细胞、免疫细胞和黏蛋白(Muc-2)的糖基化模式均发生显著改变,出现不成熟或异常的聚糖结构。

亚临床炎症

IBD的临床前扩展期,一个关键特征是亚临床肠道炎症的出现。这可以通过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粪便钙卫蛋白(fecal calprotectin)的升高来检测

钙卫蛋白是中性粒细胞释放的一种蛋白,其在粪便中的水平与肠道炎症程度密切相关。在克罗恩病高风险亲属中,基线粪便钙卫蛋白水平升高是未来发病的重要预测指标

在这方面,谷禾肠道菌群检测报告(临床版)中基于肠道菌群特征预测了粪便钙卫蛋白这指标,若菌群检测提示有害菌过度增殖(如变形菌门)、有益菌减少(如双歧杆菌),且预测钙卫蛋白显著升高,常提示肠道可能存在活动性炎症(如 IBD、感染性肠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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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高风险个体在接受胶囊内镜检查时,即使无任何症状,也可能发现小肠黏膜存在炎症性病变。这些亚临床炎症的存在,表明免疫系统的失调已经从分子和细胞水平进展到了组织层面,是疾病即将进入临床期的警报

04
IBD综合发展模型方向

综合上述证据,可以构建一个多重组合的IBD发病模型。该模型强调,IBD并非由单一因素引起,而是遗传易感性与一系列环境“刺激”协同作用、累积效应的结果。

第一次刺激(遗传与早期环境)

个体出生时携带IBD易感基因(如NOD2、ATG16L1变异),这构成了发病的遗传基础。在生命早期,暴露于抗生素、不良饮食或特定感染等环境因素,导致肠道微生物群的早期定植异常和免疫系统的“错误编程”,使个体处于高风险状态

第二次刺激(触发事件)

在随后的生命历程中,一次或多次环境经历,如特定的肠道感染(如诺如病毒)、饮食改变、药物使用或严重的心理压力,成为点燃炎症的“导火索”。这个触发事件在遗传易感个体中打破了原有的免疫稳态

炎症的启动与自我维持

触发事件导致肠道屏障受损,微生物及其产物易位,激活了固有层的免疫细胞。在具有遗传缺陷的背景下(如NOD2信号通路受损),免疫系统无法进行有效的耐受或清除,而是产生持续的、过度的炎症反应

例如,促炎细胞因子(TNF, IL-23)大量产生,而抗炎信号(IL-10, SCFAs)减弱。这种炎症环境本身又会进一步加剧微生物失调(如耗氧菌增殖)和屏障破坏(如上皮细胞死亡),形成一个“炎症-失调-屏障破坏”的恶性循环。

疾病的扩展与慢性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自我维持的炎症循环导致免疫记忆的形成(如产生针对共生菌的致病性T细胞和IgG抗体)、组织重(如成纤维细胞活化导致纤维化)和淋巴结构破坏。当累积的损伤超过机体的代偿能力时,临床症状出现,疾病进入慢性复发-缓解的病程

在这个模型中,不同的基因-环境组合可能导致不同的疾病表型。例如,NOD2突变与特定细菌的相互作用可能主要导致小肠炎症,而ATG16L1突变与病毒感染的组合可能以潘氏细胞功能障碍为突出表现。这种异质性也解释了IBD患者在临床过程和治疗反应上的巨大差异(如下图)。

IBD的多重刺激疾病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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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38/s41590-025-02197-5

该图展示了从无疾病临床前阶段再到晚期IBD的演变过程。遗传变异(如NOD2, ATG16L1)和环境因素(如感染、饮食)共同作用,在临床前阶段引发了微生物失调、免疫细胞活化(如IL-23/TNF产生)和早期上皮损伤。随着疾病进展,炎症加剧,大量免疫细胞浸润,肠道结构遭到严重破坏,形成晚期IBD。图中还标示了潜在的治疗干预靶点。

05
治疗措施与预防机会

基于对IBD发病机制,特别是临床前阶段的深入理解,为开发新的治疗和预防策略可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当前治疗策略的挑战

目前的IBD治疗主要依赖于免疫抑制剂,包括糖皮质激素、免疫调节剂(如硫唑嘌呤)和生物制剂(如抗TNF、抗整合素、抗IL-12/23抗体)以及小分子药物(如JAK抑制剂)。这些药物通过抑制炎症反应来控制症状和促进黏膜愈合。但是这些治疗方法目前存在诸多局限:

–非特异性免疫抑制

大多数药物会全面抑制免疫系统,可能增加机会性感染和肿瘤的风险。

–原发性或继发性无应答

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对初始治疗的疗效欠佳,或在治疗过程中疗效逐渐下降。

–症状缓解而非病因治疗

这些疗法主要通过控制炎症来改善临床症状,但对屏障功能缺陷、肠道菌群失调等根本病因的直接干预相对不足,停药后疾病容易复发。

–不良反应

长期用药可能引发多种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需在临床实践中加强监测。

因此,开发更安全、更具针对性、能够实现无免疫抑制下长期缓解的疗法,是IBD领域的核心目标。

靶向肠道微生物的干预

鉴于微生物失调在IBD中的核心作用,靶向微生物的疗法成为研究热点。这些策略旨在恢复健康的肠道微生态,减少炎症刺激源

靶向微生物组的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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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38/s41579-025-01163-0

微生物组分析可用于IBD的诊断前风险评估、诊断和预后预测。基于此,多种靶向微生物的干预措施正在被探索,包括饮食干预、益生菌、粪菌移植、限定细菌联盟、噬菌体疗法、真菌群调节以及更前沿的工程菌和酵母等。

🌈 饮食干预

特定饮食模式,如全肠内营养(Exclusive Enteral Nutrition, EEN),在儿童克罗恩病中显示出与激素相当的诱导缓解率,其机制可能与改变微生物组成和代谢、减轻肠道抗原负荷有关。

注:EEN 是一种液体单食谱疗法,要求患者在疗程期间完全排除所有固体食物和普通饮料,仅摄入特殊配方奶粉(或者说液体营养补充剂)作为唯一的营养来源。注意,它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均已科学配比,能够满足人体全部营养需求。切勿将其误解为普通的“清肠”或“断食”饮食。

—全肠内营养(研究最多的饮食干预措施之一)

全肠内营养(EEN),即在约8周内仅摄入营养完整的液体。EEN在儿童克罗恩病(CD)患者中显示出疗效,约80%的患者在这种饮食后进入缓解期

目前尚不清楚EEN如何改善IBD症状,但有证据表明它会引起微生物组的变化,多项研究显示EEN饮食下微生物组的多样性降低。尽管微生物组多样性的减少通常与炎症状态相关,但在接受EEN的患者中,这种多样性的减少通常归因于EEN饮食成分的有限性

对接受EEN饮食的儿童CD患者的粪便微生物组和代谢组分析发现,响应治疗的患者的两者均发生了变化:观察到与IBD发病机制相关的代谢物(包括微生物代谢物尸胺和三甲胺)减少,以及先前升高的氨基酸(丝氨酸、甘氨酸、丙氨酸)水平降低

降低动物蛋白与动物脂肪摄入:研究表明,动物蛋白会促进肠道致病菌的生长,加重结肠炎。

个体化饮食:由于肠道菌群高度个体化,可通过肠道菌群检测制定更适合精准的饮食方案。

注意:虽然饮食干预是安全的辅助治疗手段,但对于活动期严重的 IBD 患者,饮食调整不建议替代药物治疗。应在专业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并定期监测体重、肠道菌群和营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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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现行美国胃肠病学会(AGA)指南指出,除非存在禁忌情况,否则所有IBD患者都可能从地中海饮食中受益。

—关注高发酵食品

一项临床试验比较了高纤维植物性饮食高发酵食品饮食在健康成年人中的效果:吃发酵食品的个体具有更高的微生物多样性,同时伴随几种炎症标志物(包括IL-6、IL-10和IL-12b)的减少;而高纤维饮食组的微生物多样性保持稳定,微生物组编码的糖苷酶活性酶增加,特定短链脂肪酸亚群减少。

这些发现表明,特定的饮食干预(特别是增加发酵食品的摄入)可以改变微生物组的组成并减少肠道炎症

这些例子强调了前临床模型在研究膳食添加剂的效果时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不同情况下的影响,以及在进行人体干预时考虑特定疾病状态的必要性。因此,这些方法应该被纳入临床研究中。

结合IBD的疼痛机制的营养饮食计划

为炎症性肠病患者制定饮食计划需要综合考虑疼痛机制、营养需求和个体差异。

-核心饮食模式

地中海饮食作为基础,采用高纤维、低饱和脂肪的饮食结构,富含坚果、油性鱼、水果、蔬菜和全谷物。

减少含添加剂、高盐、高糖和高饱和脂肪的食品,研究显示西方饮食模式通过增加氧化应激和免疫激活,加剧疼痛感知。

-个体化饮食调整(根据疼痛类型调整)

伤害性疼痛:活动期避免高纤维食物、坚果、种子和豆类;采用软食或流质饮食减少肠道机械刺激。

神经病理性疼痛:重点补充维生素B12、铜、锌等微量营养素,特别是术后患者。

中枢敏化性疼痛:增加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减少促炎食物,考虑肠-脑轴调节。

-关键营养干预

——维生素B12管理

高风险人群,比如回肠切除患者即使血清水平正常也应考虑补充。

缺乏者每周1000μg注射4周后每月维持,或口服1000-2000μg/天,改善神经性疼痛、疲劳,预防多维生素缺乏。

——维生素D

常规筛查和补充,改善骨健康和免疫调节。

——锌和铜

短肠综合征或长期腹泻患者特别需要关注

锌:慢性腹泻患者每日25-50mg,长期补充需同时补铜1-2mg

铜:减肥手术或短肠患者每日2-4mg,监测神经功能

——肉碱与能量支持

适用:慢性疲劳、神经性疼痛患者。

L-肉碱500-1000mg每日2-3次,可与辅酶Q10(100-200mg/天)联用。

食物质地优化

蒸煮、切碎、浸泡软化高纤维食物。

狭窄风险者控制食物颗粒<5mm,术后早期采用泥状食物

软化而非完全排除纤维,保留营养价值。

实施要点

基线全面评估→风险分层→个体化处方→多学科协作→4-8周随访调整(菌群动态监测)。

通过菌群数据指导精准营养干预,使其成为IBD综合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

🌈 益生菌

在炎症性肠病(IBD)中,益生菌的临床试验结果不一,这部分可能是由于现有益生菌在改变微生物组的组成和功能方面效果有限。

一种包含多种菌株的混合益生菌(如Lactobacillus spp.、Bifidobacterium spp.、Streptococcus spp.,即VSL#3),在诱导轻度至中度溃疡性结肠炎的缓解方面比安慰剂更有效,并且在预防复发性袋状结肠炎方面也显示出疗效。

E. coli Nissle 1917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中也表现出临床疗效,但相关研究较为有限。

新型益生菌菌株

近期研究发现,源自人乳的新型益生菌菌株短双歧杆菌SHMB 8001在DSS诱导的小鼠结肠炎模型中展现出显著治疗潜力。

该菌株通过多重机制发挥保护作用:增强肠道屏障功能(上调MUC2、occludin和claudin-1蛋白表达)、调节免疫炎症反应(上调IL-10并抑制IL-1β、IL-6和TNF-α)、提高粪便短链脂肪酸水平和结肠GPR43受体表达,以及重塑肠道微生物群(富集产短链脂肪酸菌属如双歧杆菌、乳酸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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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生元

在炎症性肠病中研究最多的益生元包括低聚果糖和菊粉,其益处不一致。新研究有望通过引入合理设计的菌株群落,使其能够以条件依赖的方式定植或递送益生元,需要更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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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生元

合生元通过益生菌与益生元的协同作用,在IBD治疗中展现出独特优势。临床前研究证实,多种合生元组合能有效减轻肠道炎症、调节免疫反应、增强屏障功能并改善菌群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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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需要更多研究来阐明作用机制、确定最佳组合方案,并探索其与常规疗法的协同效应。

🌈 后生元

后生元是指灭活微生物及其组分或代谢产物,能为宿主带来健康益处。这些成分通过调节免疫反应、抑制NF-κB通路、激活自噬等机制发挥抗炎作用,同时能重塑肠道菌群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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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活菌制剂,后生元具有稳定性高、安全性好、易于制剂开发等优势,为IBD治疗提供了新的微生物组靶向策略,但其临床应用仍需更多研究验证。

🌈 粪菌移植(FMT)

将健康捐赠者的粪便微生物群移植给患者,旨在重建健康的肠道生态。FMT在治疗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IBD中的疗效尚不稳定,尤其是在克罗恩病中。其成功率受供体选择、移植方式以及受体宿主环境(如免疫状态)等多种因素影响。

在五项FMT的随机对照试验中,由于供体、给药方式和持续时间的不同,四项显示出统计学上的显著益处缓解率在24%~53%之间。在FOCUS试验的长期随访中,35名在8周内通过每周FMT达到缓解的患者中,有34%在1年后仍保持缓解,这部分得益于自我启动的FMT(3名患者)或饮食改变(9名患者)。

间歇性低频FMT

在一项研究中,87%的患者能够通过每8周进行一次FMT维持临床缓解,持续达48周,尽管不到一半的患者实现了内镜缓解。

供体和受体特定因素

在一项针对UC的随机对照试验中,使用两个不同供体的反应率分别为10%和39%,这表明疗效存在差异。Roseburia inulinivoransEubacterium halli的富集,以及粪便短链脂肪酸的增加与缓解相关,而Escherichia spp.、Fusobacterium spp.和Candida spp.的增加则与缺乏反应相关。

FMT前Candida spp.丰度的增加与临床反应相关,而FMT后Candida spp.丰度的降低则表明疾病严重程度减轻。

在UC患者中,FMT前高丰度的白色念珠菌与FMT后细菌多样性增加和治疗成功率提高相关,表明真菌生态可能在细菌定植中发挥作用。

肠道菌群检测结合粪菌移植(FMT)可提高治疗炎症性肠病的疗效。通过持续干预菌株动态管理,有助于用有益菌株替代疾病相关菌株,确保长期稳定性和定植。

🌈 限定细菌联盟与工程菌

基于对有益菌功能的理解,开发由特定功能的、明确的细菌菌株组成的活体生物药是更精准的策略。例如,包含产丁酸菌的菌群联盟或下一代益生菌。

关于下一代益生菌,详见谷禾文章:

更进一步,可以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设计能够感知肠道炎症信号并原位分泌抗炎分子(如IL-10)或降解有害代谢物的“智能”工程菌。

🌈 噬菌体疗法

噬菌体(phages)是一种自我复制的病毒,能够感染细菌并利用其细胞机制进行复制。噬菌体针对多重耐药细菌的能力使其在炎症性肠病中的应用成为可能。

一种针对克雷伯氏肺炎菌的五种噬菌体组合在人体肠道IBD模型中有效抑制了肠道炎症,且健康志愿者食用后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在下肠道的积累

VE202是一种活性生物治疗产品,含有有益的梭状芽孢杆菌菌株,已在健康成年人中显示出安全性,为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潜在治疗试验铺平了道路(NCT05370885)。

一种包含10个菌株的18种厚壁菌门菌群(SER-301)在轻度至中度UC患者中测试,初步结果良好,但在2期试验中未能诱导临床缓解

另一项涉及六种菌株的组合(MH002)的2a期随机对照试验显示,轻度至中度UC患者在使用该组合后,内镜Mayo评分改善了17%,并且粪便钙卫蛋白显著减少

利用对细菌具有高度特异性的噬菌体,可以精准清除肠道中的特定病原菌(如AIEC、肺炎克雷伯菌),而不影响有益菌群,是一种极具潜力的微生物手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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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16/j.bpg.2025.102060

促进黏膜愈合的非免疫抑制疗法

与抑制炎症不同,直接促进肠道上皮修复和再生是另一条有吸引力的治疗路径,有望在不依赖免疫抑制的情况下实现黏膜愈合。

增强屏障功能

开发靶向紧密连接的药物,如MLCK抑制剂(如Divertin),可以直接增强上皮屏障的完整性,减少微生物易位。

靶向干细胞微环境

肠道干细胞(ISCs)是上皮再生的源泉。利用促进ISC增殖和分化的生长因子,如IL-22、GLP-2类似物(如替度格鲁肽),或通过移植间充质干细胞(MSCs)来改善干细胞微环境,是促进组织修复的潜在策略。

2024年2月23日,武田中国宣布,GLP-2(胰高血糖素样肽-2)类似物替度格鲁肽,正式获得NMPA批准,适用于治疗短肠综合征(SBS)成人和1岁及以上儿童患者。由此,替度格鲁肽由此成为中国首个治疗短肠综合征的GLP-2类似物。GLP-2的核心作用,则是调节胃肠道细胞的生长、增殖。

GLP-2当前唯一明确的适应症,是用于治疗短肠综合症,帮助患者吸收营养物质。短肠综合症主要病因是大规模小肠切除手术导致的肠道面积减少,从而引发营养吸收不良,造成其他综合症状。

目前,已有的治疗方式是通过肠外营养技术,为患者直接提高营养物质;或通过肠道修复增加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GLP-2药物恰好能够达成这一目标,其能够增加肠道上皮细胞,扩大接触面积,同时抑制肠胃蠕动,延长胃排空时间,从而增加肠道吸收。从临床数据来看,替度格鲁肽也的确给患者带来了新希望。

类器官移植

利用患者自身的干细胞在体外培养出“迷你肠道”(肠道类器官),再将其移植回受损的肠道黏膜,有望实现自体组织的再生和修复。这一技术虽然仍处于实验阶段,但展现了巨大的应用前景。

然而,促进再生也需警惕潜在风险,如过度增殖可能增加肿瘤形成的风险,以及再生与纤维化通路之间的重叠。因此,需要精准调控这些再生通路。

促进黏膜愈合的潜在治疗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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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38/s41575-022-00604-y

黏膜愈合涉及多个层面,包括微生物群、饮食、肠道屏障、免疫细胞和干细胞微环境。图中展示了针对这些不同层面的潜在疗法,如通过饮食干预调节微生物,通过MLCK抑制剂增强屏障,通过IL-22或干细胞移植促进干细胞微环境的再生。

临床前干预与预防的展望

IBD漫长的临床前阶段为疾病预防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未来的策略将聚焦于在高风险人群中进行早期筛查和干预。

风险分层

通过整合遗传风险评分、家族史、环境暴露史以及临床前生物标志物(如血清抗体、粪便钙卫蛋白、微生物组特征),可以识别出IBD的高风险个体。

早期干预

对于高风险人群,可以在临床前阶段采取干预措施。

例如,对于低风险个体,可以推荐改善饮食和生活方式;对于中高风险个体,可以考虑使用益生菌、益生元或靶向微生物的疗法。

对于即将进入临床期的极高风险个体,甚至可以考虑使用低剂量的免疫调节剂或靶向药物进行“截断治疗”,以阻止疾病的最终发生,类似于在1型糖尿病类风湿关节炎领域已取得成功的预防性治疗。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更精准的生物标志物来动态监测疾病进程,以及更安全有效的早期干预手段。同时,必须关注并解决不同人群在疾病风险和医疗可及性上的差异。

06
结论与展望

炎症性肠病是一种由遗传与环境因素复杂相互作用驱动的慢性免疫介导疾病。其发病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多阶段的临床前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肠道屏障功能的逐步丧失、微生物生态的持续失调、以及宿主免疫应答的异常活化和耐受丧失,共同构成了驱动疾病发展的核心病理生理学基础。基因-微生物相互作用,如NOD2通路的功能障碍,以及糖基化等翻译后修饰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调控角色。

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开发更灵敏、更特异的生物标志物组合,以实现对高风险人群的精准识别和疾病进程的动态监测。其中,肠道菌群检测作为评估微生物生态状态的重要手段,结合宿主免疫标志物和遗传风险评分,有望临床前IBD的早期识别提供多维度的评估依据。如文中所述,特定菌群特征的变化可能先于临床症状出现,这为疾病风险分层和早期干预提供了潜在的时间窗口

治疗上,应从单一的免疫抑制转向更加多元化和个体化的策略,包括靶向微生物组的生态疗法、直接促进黏膜修复的再生医学方法,以及在疾病极早期进行干预的截断治疗。科学界越来越关注在疾病自然史的早期阶段实施精准干预的可能性,通过整合多组学数据动态生物标志物监测,有望在正确的时间对合适的个体实施优化的干预策略,从而改变IBD的疾病轨迹,推动临床实践从疾病治疗风险预防的范式转变。

注:本账号内容仅供学习和交流,不构成任何形式的医疗建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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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u S, Sabino J. Cutting edge developments and novel targets in IBD: Microbiome in IBD. Best Pract Res Clin Gastroenterol. 2025 Sep;78:102060.

Vaghela, P., Dave, B., Dabhade, A. et al. Redrawing the gut map: evolving probiotic approaches to microbiota modulation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ntonie van Leeuwenhoek 119, 51 (2026).

Villablanca EJ, Selin K, Hedin CRH. Mechanisms of mucosal healing: treating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without immunosuppression?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2 Aug;19(8):493-507.

Brazil JC, Parkos CA. Finding the sweet spot: glycosylation mediated regulation of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Mucosal Immunol. 2022 Feb;15(2):211-222.

Rudbaek JJ, Agrawal M, Torres J, Mehandru S, Colombel JF, Jess T. Deciphering the different phases of preclinical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4 Feb;21(2):86-100.

Jang KK, Heaney T, London M, Ding Y, Putzel G, Yeung F, Ercelen D, Chen YH, Axelrad J, Gurunathan S, Zhou C, Podkowik M, Arguelles N, Srivastava A, Shopsin B, Torres VJ, Keestra-Gounder AM, Pironti A, Griffin ME, Hang HC, Cadwell K. Antimicrobial overproduction sustains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by inhibiting Enterococcus colonization. Cell Host Microbe. 2023 Sep 13;31(9):1450-1468.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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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监测生命早期的肠道菌群,关乎过敏,免疫和后续的健康发育

谷禾健康

婴儿早期机会之窗

生命早期,特别是从胎儿期到出生后的前几年,是人类免疫系统和肠道微生物组(菌群)协同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机会之窗,期间的微生物暴露、营养摄入和环境因素对个体长期的免疫健康具有深远且不可逆转的影响。

如果说菌群的组成和多样性是描述其状态的快照,那么菌群的成熟度则是一个动态的、纵向的衡量标准,它反映了菌群随时间演替的轨迹是否符合健康的模式

一个健康的婴儿,其菌群年龄应与其生理年龄大致相符。如果菌群年龄显著低于生理年龄,则意味着其菌群的发育轨迹偏离了正常轨道,表现为“不成熟”“延迟成熟”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婴儿肠道菌群的成熟延迟并非特定于某一种过敏疾病,而是临床表现各异的过敏性疾病一个普遍的、共同的上游风险生物标志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国家过敏性疾病发病率的持续攀升,卫生假说指出,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导致的早期微生物暴露减少可能是关键诱因

本文基于多项大规模前瞻性队列研究和多组学分析的最新文献,系统性地阐述了婴儿肠道菌群的初始定植过程、动态演替模式、关键微生物驱动因素及其功能代谢特征。深入探讨了早期肠道菌群图谱的构建(如ELi-CSTs)、菌群成熟度(如微生物组年龄)与儿童未来健康(特别是过敏性疾病)的预测关系。

此外,详细论述了菌群与宿主免疫系统之间的复杂互作机制,包括母体因素的跨代影响、菌群如何训练新生儿免疫系统建立耐受,以及菌群成熟延迟如何通过共享的功能代谢通路障碍和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发展相关。旨在整合当前领域的关键证据,为理解和预防儿童过敏性疾病提供科学依据。

写在前面
得益于高通量测序、代谢组学等多组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大规模、长周期的前瞻性出生队列研究(如加拿大的CHILD研究)的开展,我们现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来描绘婴儿肠道菌群的动态发育图谱,并探究其与宿主免疫系统之间的分子对话。这些研究不仅验证了菌群组成和多样性的改变与过敏风险相关,更进一步揭示了菌群的成熟度微生物组年龄可能是一个更为普适和关键的预测指标
谷禾团队发表在《Gut》上的针对自闭症儿童菌群发育的研究显示,自闭症儿童的菌群发育要滞后于健康儿童。发育迟缓儿童的肠道菌群呈现出明显的年龄滞后特征,这种现象反映在菌群的多样性、组成结构和功能等多个方面。研究表明,这些儿童的肠道菌群发育水平往往落后于其实际年龄,这种滞后可能是导致发育迟缓的重要因素之一。

01
婴儿肠道菌群的早期定植与演替

婴儿肠道微生物组的建立是一个高度动态且遵循特定生态学规律的过程。从无菌的子宫环境(尽管关于胎盘微生物组的存在仍有争议)到暴露于微生物丰富的外部世界,新生儿的肠道迅速被各种微生物定植,开启了一场深刻的生态演替。这一过程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强烈影响,并为宿主与微生物的终身共生关系奠定基础。

初始定植:从出生开始的旅程

出生是微生物入住身体的开幕式时刻。分娩方式是决定新生儿初始菌群构成的首要和最强烈的因素。经阴道分娩的婴儿,在通过产道时会接触并获得大量来自母亲阴道和肠道的微生物,其早期肠道菌群主要以乳杆菌属、普雷沃氏菌、拟杆菌等为特征。

母婴间的微生物垂直传播

一项研究发现,阴道分娩婴儿的肠道菌群与母体粪便菌群的重叠率高达72%。这种母婴间的垂直传播被认为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为婴儿提供了适应性的初始微生物群落。

剖宫产对初始菌群的影响

相比之下,通过剖宫产出生的婴儿绕过了产道的微生物接种过程,其初始菌群更多地来源于母体皮肤、口腔以及医院环境中的微生物,如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棒状杆菌(Corynebacterium)和丙酸杆菌(Propionibacterium)。

剖宫产婴儿的菌群与母体菌群的共享率显著降低,特别是关键的共生菌如拟杆菌属双歧杆菌属的传递受阻。这种初始定植模式的差异不仅是暂时的,其影响可以持续数月甚至更长时间,并与日后更高的过敏和代谢性疾病风险相关。

初生婴儿肠道菌群的特点

在出生后的最初24小时内,婴儿肠道菌群的特点是复杂性低、个体间差异大。由于肠道内尚存的氧气,首批成功定植的通常是兼性厌氧菌,特别是肠杆菌科Enterobacteriaceae)的成员,如大肠杆菌

这些“先锋物种”通过消耗肠道内的氧气,为后续严格厌氧菌的生长创造了必要的无氧环境,从而启动了微生物群落的生态演替。

演替模式

随着先锋物种创造出厌氧环境肠道菌群的演替进入第二阶段。

在出生后的几周内,严格厌氧菌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双歧杆菌属的爆发式增长,尤其是在母乳喂养的婴儿中。

母乳低聚糖与双歧杆菌的优势

母乳中富含的母乳低聚糖(HMOs)是婴儿自身无法消化的复杂碳水化合物,但却是双歧杆菌,特别是长双歧杆菌婴儿亚种Bifidobacterium longum subsp. infantis)的优质益生元。

这些细菌拥有高效利用HMOs的特殊基因和酶系统,使其在母乳喂养婴儿的肠道中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形成所谓的双歧杆菌峰值。这一时期的菌群特征是多样性相对较低,但结构稳定,由双歧杆菌主导(见下图)。

早期肠道菌群成熟过程及伴随的免疫表型

doi.org/10.1038/s41577-023-00874-w

出生后的前3-6个月被认为是机会之窗,在此期间肠道菌群训练着发育中的免疫系统。

此图展示了在此期间发生的主要肠道菌群建立模式。图中显示了健康、母乳喂养新生儿在婴儿期四个主要细菌门的相对丰度。

  • 双歧杆菌(绿色,放线菌门的一个属)的峰值和梭菌(蓝色,厚壁菌门的一个纲)的增殖是健康肠道菌群成熟的两个标志。还包括了这两个菌群产生的代谢物及其诱导的免疫细胞。
  • 此外,还展示了变形菌门(红色)的初始飙升和拟杆菌门(黄色)的逐渐变化。

ILA:吲哚乳酸;SCFAs:短链脂肪酸;TH:辅助T细胞;Treg:调节性T细胞。

免疫系统的机会之窗

生命早期的前几个月,特别是3-6个月,被定义为免疫印记的“机会之窗”。在此期间,婴儿的免疫系统和肠道菌群都具有极高的可塑性,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建立终身免疫耐受至关重要。例如,在小鼠模型中,乳汁中的表皮生长因子(EGF)在哺乳早期抑制了肠道上皮杯状细胞相关抗原通道(GAPs)的开放,限制了微生物抗原的跨上皮转运。

微生物抗原的刺激与免疫耐受

随着哺乳时间的推移,EGF水平下降,GAPs逐渐开放允许微生物抗原进入并刺激T细胞反应,从而在新生儿免疫系统偏向调节性表型的背景下,诱导对共生菌的长期耐受

辅食引入与菌群演替的新阶段

随着辅食的引入和断奶,婴儿的饮食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从以母乳/配方奶为基础转变为更加复杂和多样的固体食物。这一转变标志着菌群演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HMOs为食的双歧杆菌优势逐渐减弱,而能够降解复杂植物多糖的菌群,如厚壁菌门中的梭菌纲(Clostridia)和拟杆菌门的成员,开始增殖并占据生态位。

菌群多样性与免疫适应反应

这一时期,菌群的多样性迅速增加,并逐渐向成人化的菌群结构过渡。在小鼠中,断奶会引发一场断奶反应,表现为IFN-γ和TNF水平的短暂飙升,这被认为是免疫系统对营养和菌群组成突然变化的适应性反应

这场由梭菌介导的反应对于建立对后期免疫病理的抵抗力至关重要,其核心机制在于诱导了由短链脂肪酸(SCFAs)和微生物抗原驱动的RORγt+调节性T细胞(Treg)。尽管断奶反应在人类中的确切机制尚待证实,但这一发现强调了在机会之窗内,特定时间点的特定微生物-宿主互作对于塑造长期免疫健康的关键性。

02
早期肠道菌群与关键驱动因素

为了系统地理解婴儿肠道菌群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研究人员通过整合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微生物测序数据,构建了早期人类肠道微生物组的参考图谱

Tarracchini等人的一项综合性研究,分析了来自全球不同地区37个独立研究的5288份健康足月婴儿的粪便宏基因组样本数据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前所未有的高清画卷。

早期生命群落状态类型 (ELi-CSTs)

通过对庞大的数据集进行聚类分析,该研究识别出六种反复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并将其命名为早期生命群落状态类型(Early-Life Community State Types, ELi-CSTs)。

这些ELi-CSTs不仅捕捉了婴儿肠道菌群的组成特征和异质性,也记录了其在生命第一年内所经历的深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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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38/s41522-025-00868-7

这六种ELi-CSTs的具体特征如下:

Ba

ELi-CST1

拟杆菌科成员(如脆弱拟杆菌 Bacteroides fragilis、多形拟杆菌 Bacteroides uniformis)的高度富集为特征。该类型菌群结构较为复杂,多样性较高,类似于成人菌群,在断奶后婴儿中最为普遍。

Ec

ELi-CST2

表现为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的单一物种绝对优势,其平均相对丰度可超过60%。这是一种典型的“先锋群落”,主要出现在新生儿期(0-1个月)。

mix

ELi-CST3

这是一个混合型群落,没有明显的优势菌种,由韦荣球菌(Veillonella)、克雷伯氏菌(Klebsiella)、链球菌(Streptococcus)和肠球菌(Enterococcus)等多种细菌组成,多样性中等。

Blo

ELi-CST4

长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 longum)为主导,同时常伴有双歧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 bifidum)。这是最常见的双歧杆菌主导类型之一,在断奶前期的婴儿中尤为普遍。

Bbr

ELi-CST5

短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 breve)为主导。这种类型与ELi-CST4清晰地分离开来,反映了双歧杆菌内部不同物种间的竞争和生态位分化,可能与HMOs中岩藻糖的利用等优先效应有关。

mix

ELi-CST6

这是另一种复杂的混合型群落,富含多种与成人肠道健康相关的产丁酸盐菌,如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直肠真杆菌(Agathobacter rectalis)和罗氏菌属(Roseburia)等。该类型代表了向成熟菌群过渡的后期阶段,在断奶后婴儿中占主导。

结合其他大型队列和多组学研究:

双歧杆菌主导、菌群成熟度良好的模式(与 ELi‑CST4/5 具有相似特征)在多项研究中与较低的儿童期过敏风险相关。

菌群成熟延迟、长期依赖早期先锋菌/混乱菌群结构(可类比持续处于 CST2 或不稳定混合型)在多研究中与5 岁时多种过敏疾病风险升高相关。

但真正要比较不同ELi‑CST婴儿后续过敏/疾病差异,必须在新的前瞻性队列里做结合临床随访的验证,目前尚无直接证据。

ELi-CSTs动态演变:年龄与地理的影响

ELi-CSTs的动态分布

ELi-CSTs的分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婴儿的发育阶段密切相关。研究显示,ELi-CST2 (Ec) 显著富集于新生儿期,随着年龄增长急剧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以双歧杆菌为主的ELi-CST4(Blo) 和ELi-CST5 (Bbr),它们在1-6个月的断奶前期占据主导。

辅食引入与菌群演化

随着辅食的引入,菌群结构进一步演化,ELi-CST1 (Ba) 和ELi-CST6(mix) 的比例显著上升,成为断奶后期的主要群落类型。这一清晰的年龄依赖性演替轨迹,反映了从依赖母乳到消化复杂固体食物的饮食转变,以及宿主免疫系统与肠道环境的共同成熟过程。

地理位置对ELi-CST分布的影响

除了年龄这一主要驱动力,地理位置也对ELi-CST的分布产生了显著影响。随机森林模型分析表明,虽然年龄是预测ELi-CST归属的最重要因素,但地理位置的预测能力也不容忽视。例如:

  • 亚洲(东部地区)婴儿ELi-CST4(Blo) 的出现概率在各个年龄段都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尤其是在断奶前期高达45%。
  • 非洲婴儿在断奶前期最可能归属于ELi-CST1 (Ba)(概率65%)。
  • 北欧和北美(西部地区)的断奶后婴儿更倾向于形成ELi-CST6 (mix)。

这种地理差异可能反映了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生活环境、母婴垂直传播的菌株特性以及遗传背景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关键婴儿微生物调节剂 (KIMMs) 的识别

为了从物种层面精确解析驱动ELi-CST形成的关键成员,研究者结合了随机森林算法和指示物种分析两种机器学习方法,识别出了25个在塑造婴儿肠道菌群结构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物种,并将其命名为关键婴儿微生物调节剂(Key Infant Microbial Modulators, KIMMs)。这些KIMMs是各自ELi-CST的标志性物种,具有高度的特异性和保真度。

婴儿肠道微生物群的关键调节因子和共变物种群(C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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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38/s41522-025-00868-7

通过构建物种间的共现网络,研究进一步发现这些KIMMs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多个共变物种簇(CSCs)。这些CSCs部物种间表现出强烈的正相关,而与簇物种则多为负相关,表明它们是功能上紧密联系的生态单元

例如包含B. longumB. bifidum、B. breve的CSC5,与ELi-CST4和ELi-CST5高度关联,这与它们在利用HMOs过程中已知的协同代谢和交叉喂养行为相符,这种互利共生关系增强了双歧杆菌主导群落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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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一些由成人型菌种(如 F. prausnitzii 和 A. rectalis)组成的CSCs则与断奶后期的ELi-CST6紧密相关。这些发现揭示了KIMMs作为生态系统的基石菌关键菌,通过复杂的种间相互作用,驱动和稳定了婴儿肠道菌群在不同发育阶段的特定构型

03
肠道菌群与免疫系统的早期互作

新生儿的免疫系统并非一个不成熟的成人缩小版,而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具有独特功能和偏好的系统,其主要任务是在保护新生儿免受病原体侵害的同时,对大量无害的环境抗原(包括食物和共生微生物)建立耐受

肠道菌群的定植是这一训练过程的核心环节,菌群及其代谢产物通过多种途径与宿主免疫细胞直接对话,深刻地塑造着免疫系统的发育轨迹

母体因素与胎儿免疫的“预编程”

免疫系统的训练甚至在出生前就已经开始。尽管胎儿肠道被认为是低菌的,但母体的微生物信号还可以通过胎盘传递给胎儿,对其免疫系统进行“预编程”。

母体菌群的代谢物与免疫健康

研究表明,母体菌群产生的代谢物,如短链脂肪酸(SCFAs)、芳香烃受体(AhR)配体和类维生素A,能够穿过胎盘,影响胎儿免疫细胞的发育。例如,在小鼠中,母体肠道菌群产生的乙酸盐能够促进胎儿肺部调节性T细胞(Treg)的发育。

在人类研究中也发现,孕期携带普雷沃氏菌物种Prevotella copri,一种产乙酸盐的细菌)的母亲,其后代发生食物过敏的风险较低

抗共生菌IgG抗体

此外,母体的IgG抗体在妊娠晚期通过胎盘主动转运给胎儿,其中不仅包含针对病原体的保护性抗体,也包含了针对母体自身共生菌群的抗体。这些“抗共生菌”IgG抗体能够在婴儿出生后,抑制其对新生定植菌群的过度免疫反应,从而促进和平共处的建立。

免疫细胞的产生和扩散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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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38/s41577-023-00874-w

免疫细胞在产前生命中分三个阶段出现。卵黄囊、胎肝和骨髓都贡献了不同类型的细胞,它们在出生前的不同时间点开始出现。出生时及出生后的头几个月,依赖于微生物刺激,免疫系统不同部分会继续发展和成熟。

新生儿免疫系统的独特性与菌群的训练作用

新生儿免疫系统的独特特征

新生儿的免疫系统在细胞组成和功能上都表现出独特的偏好。其免疫反应通常是减弱的或偏向于调节性/抗炎性,以适应出生时接触到的大量新抗原。例如,新生儿的树突状细胞(DCs)在受到脂多糖(LPS)等微生物刺激时,倾向于产生免疫调节细胞因子IL-10,而不是促进TH1型炎症反应的关键细胞因子IL-12。

新生儿的CD4+ T细胞也天然地偏向于分化为TH2型细胞和Treg细胞,而非TH1型细胞。这种固有的TH2偏向,一方面使婴儿易受某些细胞内病原体的感染,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对共生菌群和食物抗原产生剧烈的、破坏性的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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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菌群的定植与免疫平衡

肠道菌群的定植是打破这种TH2偏向、促进免疫系统向平衡状态成熟的关键驱动力。无菌小鼠(Germ-free, GF)的免疫系统存在严重缺陷,包括肠道相关淋巴组织(GALT)发育不良、TH1和TH17细胞缺失、Treg细胞数量减少,以及全身性的TH2型免疫反应过度和IgE水平升高,这些都使其极易发生过敏反应

将正常菌群定植到GF小鼠体内可以逆转大部分免疫缺陷,但许多关键的免疫训练过程必须在生命早期的机会之窗内完成。例如,只有在新生期而非成年期定植菌群,才能有效抑制肺部和结肠中促炎的iNKT细胞的积累,并纠正血清中高水平的IgE。

菌群如何塑造免疫耐受与TH1/TH2平衡

肠道菌群与免疫耐受的建立

肠道菌群通过多种机制促进免疫耐受和平衡的建立。其中,诱导Treg细胞是核心环节之一。Treg细胞是维持免疫稳态抑制过度免疫反应的刹车。

特定细菌与短链脂肪酸的作用

特定种类的肠道细菌,特别是梭菌纲的成员,被证明是诱导结肠RORγt+ Treg细胞扩增的强大诱导剂。这些细菌通过发酵膳食纤维产生大量的短链脂肪酸(SCFAs),如丁酸盐、丙酸盐和乙酸盐。

注:SCFAs不仅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能量来源,也是重要的免疫信号分子。丁酸盐可以直接作用于T细胞和DCs,通过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等表观遗传学修饰,促进Foxp3(Treg细胞的关键转录因子)的表达,从而驱动Treg细胞的分化。丁酸盐的减少与过敏风险的增加密切相关。

菌群对TH1和TH17细胞的影响

除了诱导Treg,菌群还能促进TH1和TH17细胞的发育,从而平衡新生儿固有的TH2偏向

TH1细胞对于抵抗细胞内病原体至关重要,而TH17细胞则在维持肠道屏障完整性和抵抗胞外菌和真菌感染中发挥作用。

例如,脆弱拟杆菌产生的多糖A(Polysaccharide A, PSA)能够通过TLR2信号通路,诱导产生IL-12,从而促进TH1细胞分化,纠正GF小鼠的TH2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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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节丝状菌(Segmented Filamentous Bacteria, SFB)的定植则能强烈诱导小肠固有层中TH17细胞的产生。通过促进TH1和TH17反应,肠道菌群有效地“抑制”了TH2细胞的过度活化,从而降低了过敏反应的风险。这一机制是“卫生假说”的核心生物学基础之一

04
菌群成熟延迟与过敏性疾病的关联

如果说菌群的组成和多样性是描述其状态的“快照”,那么菌群的“成熟度”则是一个动态的、纵向的衡量标准,它反映了菌群随时间演替的轨迹是否符合健康的模式。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婴儿肠道菌群的成熟延迟,是多种儿童过敏性疾病共同的、发生在临床诊断之前的核心生物学特征。

微生物组年龄:一个预测健康的新指标

婴儿肠道菌群的演替过程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如果有足够样本仅凭菌群的物种组成,多项研究以及谷禾健康均可以通过机器学习模型相当准确地预测婴儿的实际生理年龄。这种基于菌群的预测年龄被称为“微生物组预测年龄”(microbiota-predicted age)或“菌群年龄”(microbiota age)。

一个健康的婴儿,其菌群年龄应与其生理年龄大致相符。如果菌群年龄显著低于生理年龄,则意味着其菌群的发育轨迹偏离了正常轨道,表现为“不成熟”“延迟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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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利用CHILD队列的数据,研究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菌群年龄预测模型

该模型基于婴儿从出生到1岁的粪便菌群物种丰度数据,通过嵌套交叉验证的随机森林算法进行训练,其预测的菌群年龄与婴儿的实际生理年龄高度相关(Pearson R = 0.89, p < 2.2e-16)。这一模型的建立,为量化菌群成熟度并将其与远期健康结局相关联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婴儿肠道的微生物多样性和微生物组衍生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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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38/s41467-023-40336-4

(a, b) 分别展示了3个月和1岁样本中,健康对照组(HC)与一个或多个过敏诊断组(1+),以及各独立临床诊断组的Shannon多样性指数。

(c) 微生物组衍生年龄与实际生理年龄的散点图。

(d, e) 分别比较了各诊断组在1岁时的微生物组预测年龄。星号(*)表示与HC组相比有显著差异(p < 0.05)。结果显示,在1岁时,所有过敏组的菌群多样性和预测年龄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

菌群成熟延迟是儿童过敏性疾病的共同标志

利用上述菌群年龄模型,Hoskinson等研究者得出了一个较一致的结论:无论是在5岁时被诊断为特应性皮炎(AD)、哮喘(As)、食物过敏(FA)还是过敏性鼻炎(AR),这些患儿在1岁时的肠道菌群年龄均显著低于同龄的健康儿童(AD p = 0.000014; As p = 0.0073; FA p = 0.00083; AR p = 0.0021)。健康儿童在1岁时的平均菌群年龄为11.53个月,而所有四种过敏疾病组的儿童其菌群年龄均显著偏小(见上图e)。这一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菌群成熟延迟的临床意义与预测价值

首先,它表明菌群成熟延迟并非特定于某一种过敏疾病,而是这四种临床表现各异的过敏性疾病一个普遍的、共同的上游风险标志

其次,这种菌群成熟的延迟发生在过敏性疾病的临床诊断之前,具有预测价值。调整了性别、分娩方式、母乳喂养、抗生素使用等多种混杂因素后,1岁时菌群年龄的增加仍然是5岁时患过敏性疾病的保护性因素,也就是说菌群发育得越好,孩子在5岁时患过敏性疾病的风险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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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群成熟延迟的微生物学特征

菌群成熟延迟的具体微生物学特征表现为:

促进健康免疫发育的好细菌丰度降低,而与不良健康结局相关的坏细菌丰度增加

过敏风险高的婴儿中,多种产短链脂肪酸的细菌(特别是丁酸盐),如 Anaerostipes hadrusFusicatenibacter saccharivoransEubacterium halliiBlautia wexlerae 的丰度显著降低

一些潜在的致病菌或促炎菌,如 Eggerthella lentaClostridium innocuumEnterococcus faecalisEscherichia coliTyzzerella nexilis的丰度则显著升高。这种此消彼长的模式,共同构成了不成熟菌群的物种画像。

共享通路功能障碍:菌群失调与过敏的连接

菌群的物种组成变化最终通过其功能和代谢产出来影响宿主。多组学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菌群成熟延迟背后的功能性后果,这些功能障碍构成了连接菌群失调与过敏性疾病发展的桥梁。研究发现,在1岁时菌群不成熟的婴儿肠道中,存在一系列共同的功能和代谢失衡特征。

肠道黏液屏障完整性受损

表现为与黏蛋白降解相关的通路上调,而与硫氧化(有助于维持屏障)相关的通路下调。这可能导致肠道屏障通透性增加,使更多过敏原和微生物产物进入体内,触发免疫反应。

氧化应激水平升高

表现为与氧化呼吸相关的通路(如NAD(P)/NADPH相互转换)上调。氧化应激环境会促进炎症,并产生氧化的单糖,这些单糖又可以作为某些病原菌的营养源,进一步加剧菌群失调

次级发酵能力下降

表现为产丁酸盐等有益SCFAs的能力减弱,这直接削弱了对Treg细胞的诱导和对免疫系统的调节作用。代谢组学分析也证实,过敏风险高的婴儿粪便中丁酸盐水平有降低的趋势。

痕量胺水平升高

代谢组学分析发现,三种生物胺——苯乙胺(phenylethylamine)、色胺(tryptamine)、酪胺(tyramine)的水平在菌群不成熟的婴儿中显著升高。这些痕量胺能够与肠道和免疫细胞上的特定受体(TAARs)结合,诱导肠道细胞的氧化应激和免疫细胞的活化,并促进细菌黏附,可能形成一个促炎的恶性循环

连接预测年龄和过敏性疾病的特定微生物和代谢组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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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38/s41467-023-40336-4

结构方程模型图显示了预测年龄对特应性和过敏性疾病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这种影响由1岁时的微生物组和代谢组特征所介导。

为了整合这些多维度的发现,研究者构建了一个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菌群成熟延迟通过功能和代谢失调导致过敏”这一核心假说。

结果证实,菌群年龄对5岁过敏风险的影响,绝大部分是通过这些功能和代谢失衡(作为一个潜在变量)介导的,而直接效应不显著

这些证据暗示一条从“菌群成熟延迟”到“功能代谢失调”再到“过敏性疾病”的病理生理通路,为将菌群成熟度作为预测和干预过敏性疾病的焦点提供了的理论基础。

05
总结与展望

婴儿肠道菌群的成熟延迟是多种儿童过敏性疾病(包括特应性皮炎、哮喘、食物过敏和过敏性鼻炎)共同的、发生在临床诊断之前的重要风险标志。

这种不成熟状态不仅表现为物种组成的失调(有益菌减少,有害菌增多),更关键的是导致了一系列共享的功能代谢通路障碍,包括肠道屏障功能受损、氧化应激增加、有益代谢物(如丁酸盐)产生不足以及有害代谢物(如痕量胺)的积累。这些功能性后果共同构成了连接早期菌群失调远期过敏性疾病的生物学桥梁。

这些发现为我们理解和应对日益流行的儿童过敏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新的方向。

从“静态组成”到“动态成熟”的视角转变

未来的研究和临床评估不应仅关注特定好或坏细菌的存在与否,而应更多地采用如“微生物组年龄”等纵向、动态的指标来评估菌群的健康状态。这为开发新的过敏风险早期筛查工具提供了可能。

精准干预的潜力

既然菌群成熟延迟是共同的上游风险因素,那么针对性地促进菌群健康成熟可能成为一种广谱预防多种过敏性疾病的策略。这包括优化分娩喂养方式(如推广阴道分娩和母乳喂养)、审慎使用抗生素,以及开发基于证据的新一代益生菌、益生元或合生元制。这些干预措施的目标应是恢复健康的菌群演替轨迹,补充缺失的关键功能菌群(如产丁酸盐菌),并纠正代谢失衡。

机制研究的深化

尽管宏观通路已经明确,但微观的分子机制仍有待深入探索。例如,不同双歧杆菌亚种间的竞争与合作如何影响菌群的整体稳定性,母体因素如何通过表观遗传等方式影响后代的菌群-免疫轴,解答这些问题将为开发更有效的干预靶点提供依据。

总之,肠道菌群在生命早期的健康发育,是构建强大而平衡免疫系统的基石。将菌群成熟度纳入考虑,可能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未来有望通过调节这个微小的内在生态系统,来预防和管理影响儿童的过敏性疾病。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些基础研究的深刻见解,转化为安全、有效、个性化的临床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Donald K, Finlay BB. Early-lif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icrobiota and immune system: impact on immune system development and atopic disease. Nat Rev Immunol. 2023 Nov;23(11):735-748.

Barker-Tejeda TC, Zubeldia-Varela E, Macías-Camero A, Alonso L, Martín-Antoniano IA, Rey-Stolle MF, Mera-Berriatua L, Bazire R, Cabrera-Freitag P, Shanmuganathan M, Britz-McKibbin P, Ubeda C, Francino MP, Barber D, Ibáñez-Sandín MD, Barbas C, Pérez-Gordo M, Villaseñor A. Comparativ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infant gut microbiome and their maternal lineage by a multi-omics approach. Nat Commun. 2024 Apr 8;15(1):3004.

Tarracchini C, Longhi G, Gennaioli E, Muscò A, Rizzo SM, Viappiani A, Vitale SG, Mancabelli L, Lugli GA, Angioni S, Turroni F, van Sinderen D, Milani C, Ventura M. Compiling an early life human gut microbiome atlas and identification of key microbial drivers. NPJ Biofilms Microbiomes. 2025 Dec 5;12(1):4.

Hoskinson C, Dai DLY, Del Bel KL, Becker AB, Moraes TJ, Mandhane PJ, Finlay BB, Simons E, Kozyrskyj AL, Azad MB, Subbarao P, Petersen C, Turvey SE. Delayed gut microbiota maturation in the first year of life is a hallmark of pediatric allergic disease. Nat Commun. 2023 Aug 29;14(1):4785. 

什么是下一代益生菌,哪些菌有潜力成为下一代益生菌,它们在免疫、代谢、神经健康中的发挥什么样新角色

谷禾健康

下一代益生菌

传统益生菌维持肠道稳定性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其作用效果受宿主遗传背景菌株生物学特性以及个体肠道微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这也使得其在临床应用中呈现出多样化的效果,且在调控全身性疾病方面仍需进一步探索其潜在机制。

与传统益生菌不同,下一代益生菌(NGPs)采用基因工程下一代测序技术来识别具有特定功能特性的细菌菌株。一些研究者认为,下一代益生菌可能在微生物治疗领域具有发展前景,为某些健康问题的管理提供新的思路。

下一代益生菌(NGPs)通过筛选具备特定功能的菌株,不仅在肠道内发挥作用,还通过其他途径影响全身的免疫系统、代谢过程神经调控机制。相较于传统益生菌,NGPs在以下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多系统靶向性——不仅修复肠道屏障,还可通过肠脑轴、口腔、皮肤、呼吸道等通道调控局部与全身免疫反应;

精准性与个体化潜力——结合基因组学与代谢组学,可实现更精准宿主-微生物互动干预

作用机制的扩展性——不仅抑制病原体、抗炎,还能通过代谢产物和免疫调控网络实现更广泛的治疗效应。

当前,NGPs的主要种类包括但不限于:

嗜黏蛋白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丁酸梭菌Clostridium butyricum)、Eubacterium hallii及若干经基因改造或筛选的菌株,它们在慢性炎症、胃肠道疾病代谢综合征、皮肤健康、口腔健康、免疫相关疾病以及精神疾病等多种疾病的治疗与缓解中展现出潜在价值。

随着基因组学、代谢组学、表观遗传学及循证临床研究的迅速发展,新型益生菌有望成为个体化干预的新载体,将疾病管理从“治疗反应”转向“精准预测与预防”

什么是益生菌及其发展历史

什么是益生菌?

“益生菌(probiotics)”一词源自希腊语/拉丁词根

oro(意为’为了’)与bios(意为’生命”),这主要体现了这些生物体在确保生命健康方面的作用。

益生菌是具有活性的微生物,主要是细菌和酵母,在给予足够剂量时具有健康益处, 益生菌已被证明能改善消化健康免疫系统功能,甚至心理健康

有效益生菌微生物的特征

doi: 10.1007/s11033-024-09398-5.

◮ 益生菌发挥效果的条件

同时益生菌要发挥效果,必须:

-忍受胃的酸性环境;

-活着抵达肠道;

-附着在肠道细胞上以发挥其益处;

-与有害细菌竞争;

-以及在肠道内定植到一定程度。

益生菌的发展历史

益生菌的概念源远流长,我们在这里简要梳理益生菌的起源及其随时间的演变。以下为历代发展要点的回顾。

◮ 古代起源

中东和中亚:两千多年来,发酵乳制品已被证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中东和中亚被视为大约1万年前处于原始发酵状态的文明的摇篮。

亚洲:在古代中国和日本,也有纳豆和味噌等富含益生菌的食物,分别是发酵大豆和大豆酱。

◮ 19世纪及20世纪初:科学发现

益生菌一词直到19世纪末才进入科学界。随着微生物学的兴起,巴斯德揭示了发酵由微生物所驱动,从而解释了为何某些菌类存在是为了发酵。

1907年,梅契尼科夫被誉为“益生菌之父”,指出保加利亚农民的长寿与牛奶发酵有关,乳酸菌能阻止细菌损害宿主肠道,防止自毒与衰老。1908年,梅契尼科夫因在免疫学领域的研究荣获诺贝尔奖,进一步提升了公众对乳酸菌的认知。

◮ 20世纪中叶:益生菌产品的发展

在20世纪40–50年代,仿制食品成为益生菌引入的关键因素。自1935年起,日本率先开展商业益生菌饮料“养乐多”的生产;1939年,通过干酪乳杆菌Lactobacillus casei)展示了益生菌在胃肠治疗中的潜力。

随后,研究扩展至其他菌株,甚至酵母菌也被探索,其中Saccharomyces boulardii已用于腹泻治疗

◮ 现代科学中的益生菌

益生菌研究广泛开展,尤其关注其在医学上的潜在益处。自1970年代初起,益生菌的活性逐步增强,医学与微生物学的结合揭示了其积极影响的机制。此间,益生菌不再仅是传统发酵食品的成分,而是逐渐被视为可用于治疗特定健康问题的药物

益生菌如何起作用?

▸ 益生菌如何与微生物群相互作用

益生菌的作用机制错综复杂,涵盖众多对消化系统有益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过程:

益生菌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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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07/s12602-025-10606-2.

1) 病原体的竞争排斥

益生菌通过竞争排斥抑制病原微生物的生长:利用可用资源并争夺肠道受体位点,限制入侵生物的扩张。

此外,某些益生菌还能分泌抑制物(如细菌素),抑制致病菌增殖,从而提升整个细菌群落的健康水平。

2) 免疫反应的调节

益生菌还能通过诱导调节性T细胞来调控免疫反应,这些T细胞维持免疫平衡,避免对无害物产生过度反应。因此,益生菌在炎症并发症如炎症性肠病和自身免疫性过敏的管理中具有关键作用。

它们还支持健康的免疫反应,帮助抵抗感染、在必要时抑制过度炎症,并整体促进免疫健康。

3) 强化肠道屏障

益生菌的重要性在于提升黏膜质量细胞间紧密连接的完整性,从而预防肠漏综合征。肠漏指肠壁的病理生理改变,导致有毒物质进入循环并引发炎症。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Akkermansia muciniphila这两种菌株被公认有助于维持肠道屏障功能,前者对黏膜覆盖也有保护作用。

4) 有益代谢产物的生成

益生菌能合成重要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SCFAs)—丁酸、乙酸、丙酸等。证据显示SCFAs具有抗炎作用,促进肠道稳态、保护细胞完整性并缓解炎症,滋养结肠上皮,帮助维持健康的肠道黏膜。此外,SCFAs在调节与健康微生物群相关的免疫与代谢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

益生菌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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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07/s12602-025-10582-7.

5) 对肠-脑轴的影响

近期研究显示,益生菌通过肠脑轴影响心理状态的潜力。某些菌株能产生神经递质,如血清素GABA调节情绪与压力水平

瑞士乳杆菌和长双歧杆菌已被证实可缓解焦虑、改善情绪,从而将健康微生物群心理健康联系起来。

下一代益生菌(NGPs)

随着对人类微生物群落的深入了解,益生菌及其产品开发的研究日益广泛。借助现代微生物学工具,如PCR的16S rRNA检测下一代测序(NGS)和生物信息学,我们能够更精准地识别和检测肠道细菌菌株

最近,基因组测序与培养技术的进步促使从人类微生物组中分离出多种新型微生物,显示出良好的健康益处和益生菌潜力,因而有望发展成为下一代益生菌(NGPs)。

下一代益生菌(NGPs)的定义

下一代益生菌(NGPs)是指基于宏基因组学16S rRNA测序等比较微生物组研究,遴选或工程改造的特定菌株。这些菌株在适当摄入量下,通过调节宿主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或功能,对特定疾病状态的改善具有潜在的生物学效应和科学证据支持。与传统益生菌相比,NGPs针对性更强,而且有的已经累积了更多相关临床研究数据

这类非传统益生菌包括嗜黏蛋白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和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等,它们可改善肠道健康降低炎症增强肠道屏障

下表总结了传统益生菌与下一代益生菌(NGPs)之间的主要区别。

▸ 对下一代益生菌(NGPs)的需求

益生菌的修复与预防作用已广泛被认可和应用,不仅有助于消化健康,也提升免疫与整体健康。传统定义多聚焦于含发酵菌株的产品,如乳杆菌双歧杆菌,在大量应用中发挥作用。然而,随着人类微生物组的日益复杂与深入了解,经典益生菌未必能满足所有健康需求,因此出现了新型益生菌(NGPs),旨在更精准地解决更多健康问题

下一代益生菌可能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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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07/s11033-024-09398-5.

1) 针对复杂疾病

全球慢性疾病如肥胖、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精神健康障碍的患病率持续上升,促使科学界逐步揭示微生物组在这些疾病中的作用。这为非处方的下一代益生菌(NGPs)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潜力。

例如,Akkermansia muciniphila与健康个体的优良新陈代谢活性相关,并有助于维持黏膜屏障;而屏障的降解与代谢性疾病密切相关。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 被视为抗炎菌株,突显了其在炎症性肠病(IBD)治疗中的潜力。

2) 个性化医疗与精准健康

下一代益生菌(NGPs)正与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医疗需求融合:根据患者的基因、代谢或微生物组特征来治疗个体疾病。

与此同时,益生菌研究持续推进,致力于深入理解肠道微生物组,以实现精准、定制的益生菌处方。

3) 通过调节微生物群落提高疗效

下一代益生菌(NGPs)更接近于益生元,研究显示,一些NGPs能释放代谢产物,调控群落结构与活性,长期有助于健康。例如,它们可产生短链脂肪酸(SCFAs)如丁酸,具有显著的抗炎作用,对肠道环境至关重要。相比之下,传统益生菌尽管可提高SCFA水平,但由于功能特性,其贡献可能不及NGPs。

4) 心理健康与肠-脑轴

近期肠-脑轴研究显示,肠道微生物组的状态显著影响心理健康、情绪、应激反应与高级认知功能。传统益生菌在此领域的作用有限,新型益生菌则具更大治疗潜力

例如,脆弱拟杆菌植物乳杆菌可能影响脑功能。新型益生菌能合成多种功能性代谢产物,用于调节脑活动,治疗焦虑、抑郁及其他精神障碍等问题。

5) 肠道屏障完整性与免疫调节

对于慢性疾病与自身免疫过程,肠道病变引发的免疫过度激活会使有毒物质从肠道扩散入血。新型益生菌,如嗜粘蛋白阿克曼菌,通过增强肠道黏液层提升屏障防御,进而减轻全身炎症

此外,NGPs 还可调控免疫细胞功能促炎/抗炎反应的平衡,可能有助于治疗免疫相关疾病。

6) 在癌症治疗中的潜在应用

下一代益生菌(NGPs)在癌症管理领域的应用备受关注。研究表明,某些微生物组变体可增强免疫疗法的效果。通过使用特定菌株,可提升宿主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力,从而为癌症治疗中的益生菌辅助治疗提供新的可能性。

▸ 下一代益生菌的标准

与传统益生菌相比,下一代益生菌(NGPs)能更有效、更精确地解决复杂的健康问题。考虑到功能性、特异性和安全性,已提出了一些标准来界定新型益生菌。关键标准如下:

1) 菌株特异性和选择

下一代益生菌(NGPs)通常源自非传统菌株,相较于乳杆菌和双歧杆菌等传统益生菌,它们在特定健康领域具更大潜力。每种菌株的选择都以实现精确的健康目标为导向,如代谢、免疫或认知健康,以提升针对性治疗效果

2) 作用理解

就NGPs而言,核心在于菌株对免疫反应的调控益生代谢物的产生肠道通透性的改变,以及与宿主微生物组的相互作用机制。多数NGP已被筛选或改造以产生代谢物(如SCFA、神经活性物质)并执行支持其健康益处的功能。

3) 临床疗效和针对性健康益处

应通过一致的前临床与临床研究证明NGPs在健康状况下的病情调节功效。在某些情境下,可能表现为提升胰岛素敏感性以改善代谢健康,或通过调控炎症来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这种功效使NGPs从一般肠道健康支持,扩展到糖尿病、炎症性肠病和精神疾病等特定疾病的治疗。

4) 生存能力和定植潜力

要让NGPs菌株成功定植,关键在于其能耐受胃肠道恶劣环境,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内腔幼体的稳定定植,以确保长期的遗留效应。其在宿主微生物组中的建设性相互作用以及在胃酸环境中的存活能力,对疗效至关重要。

5) 安全性和最小不良反应

安全性备受关注,部分原因在于许多新型益生菌来自非传统来源,且人类使用的历史证据稀少。因此需进行严格的综合安全评估,包括毒性和长期安全性研究。应尽量减少并密切监测可能引发不良反应的机制,如免疫紊乱或对自然微生物群的破坏。

6) 个性化应用的潜力

随着个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开发下一代益生菌(NGPs)时已将个性化纳入考量。这意味着选取或设计符合特定微生物组特征或个人健康状况的菌株。

个性化的NGP应用通过识别微生物失衡健康风险,提供更定制化的干预,因此产生了在健康益处上更具针对性的NGP,成为个性化与精准医疗领域的宝贵资产。

小结

传统益生菌和新型益生菌之间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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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得来说,新一代益生菌(NGPs)相对于传统益生菌的科学、具体优势主要有以下几点:

•更广的靶向健康作用谱;

•更强的肠道微生态调控能力;

•更精准的作用机制与靶点;

•先进的制备与设计策略;

•改善药品监管与可控性前景

•增强个体化干预潜力;

•安全性与耐受性改进方向。

传统益生菌和新型益生菌的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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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07/s12602-025-10582-7.

有潜力/候选下一代益生菌

下一代益生菌(NGPs)中具有潜力的候选株正在逐步浮出水面,其中一些已在代谢调控、炎症抑制跨系统健康影响方面显示出特别的潜力。如Akkermansia muciniphila、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Clostridium butyricum、Christensenella minuta等,初步研究显示它们在代谢调控、炎症抑制和肠-全身轴的潜在影响方面具有积极信号。

但这类证据尚处于早期阶段,且个体差异、长期安全性、给药策略潜在不良反应尚需进一步验证。此外,NGP 需要经过严格的毒理学评估、长期随访与可重复的生产质量控制,才能避免潜在风险并确保可追溯性。因此,在扩展NGP候选池时,必须遵循安全优先、证据驱动、标准化与伦理法规合规的原则,强调并非所有物种都具备成为下一代益生菌的潜力,也不应过早推广到临床应用。

Akkermansia muciniphila

极具潜力

嗜黏蛋白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Akk)是一种定居肠道黏膜的共生菌,作为下一代益生菌的有力候选。它在增强代谢免疫反应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可能改善癌症治疗效果。

◮ 能利用黏蛋白,促进肠道屏障完整性

A. muciniphila能够利用肠道黏膜层的黏蛋白糖蛋白作为唯一的氮碳来源,促进肠道屏障完整性并附着于黏膜,是一种有益的益生菌特征。

肠道黏膜中该菌含量下降会削弱屏障增加毒素侵袭风险。它不仅参与葡萄糖、脂质和蛋白质代谢,还影响黏膜层的完整性与黏膜免疫反应,因此对肠道健康具有支持作用。

◮ 在肥胖、炎症性肠病、自闭症中都发挥作用

近年研究表明A.muciniphila机体稳态与疾病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丰度与多种疾病相关,水平下降肥胖、炎症性肠病、自闭症2型糖尿病等相关。

它通过调节神经系统控制葡萄糖代谢,帮助抵御肥胖与糖尿病。研究还发现经巴氏杀菌的A.muciniphila显著延长结肠长度、增强对肥胖与胰岛素抵抗的抵抗力,且炎症性肠病与代谢疾病患者常见其水平降低,提示潜在抗炎作用。此外,A.muciniphila还能增强某些抗癌治疗在动物模型中的效果。

总体而言,益生菌领域的最新证据支持A.muciniphila作为可行治疗靶点,其水平变化可作为疾病进展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因此,A.muciniphila癌症、代谢综合征、炎症性肠病免疫相关疾病等领域具有广阔的临床潜力。

肠道重要菌属——Akkermansia Muciniphila,它如何保护肠道健康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

具有较高潜力

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是一种极具前景的下一代益生菌。

F.prausnitzii在肠道中的下降微生物群失调及多种代谢疾病慢性免疫介导疾病(如炎症性疾病和肥胖)相关,并常作为衡量年轻肥胖者是否患溃疡性结肠炎的生物标志物,这可能源于其促进黏蛋白与紧密连接蛋白合成、修复受损肠黏膜的能力。此外,它还能调控粘液分泌肠道杯状细胞分化糖基化,并维持黏液屏障完整性,因此被视为有益的益生菌,对肠道具有关键保护作用,其枯竭会削弱肠道免疫调控与抗炎能力

◮ 重要的产丁酸菌、具有抗炎活性

F.prausnitzii被认定为肠道中最重要的丁酸生产者之一。丁酸是肠道上皮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调节肠道T细胞的活性,抑制病原体入侵,促进结肠癌细胞凋亡,预防肠道炎症,调节免疫系统,并帮助代谢综合征恢复。

此外,F. prausnitzii还会产生来自微生物抗炎分子(MAM)的肽,抑制宿主激活NF-κB通路。这些活性代谢物的优点包括抗炎活性维持肠道屏障功能肠道免疫稳态以及在结直肠癌细胞中诱导凋亡。

◮ 可作为癌症免疫治疗中的调节因子

目前,从健康人群中分离出的F. prausnitzii已被证明具有体外抗炎免疫调节活性。此外,Faecalibacterium属候选物种已被研究为癌症免疫治疗中的调节因子。研究人员发现肠道中Faecalibacterium的浓度与癌症患者的存活率之间存在关联

此外,科学家们发现,黑色素瘤转移期间,调控T细胞数量促炎细胞因子IL-2、IL-8和IL-6的血液水平与肠道中Faecalibacterium的数量呈负相关。因此,F. prausnitzii被认为是黑色素瘤患者的关键治疗靶点和预后标志物。

肠道核心菌属——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预防炎症的下一代益生菌

Clostridium butyricum

具有较高潜力

丁酸梭菌(Clostridium butyricum)是一种嗜氧、形成孢子的革兰氏阳性细菌,因其发酵非碳水化合物并高产丁酸而得名。

◮ 对肠道健康、免疫调节有益,甚至改善抑郁

丁酸梭菌,被认为对炎症性肠病有益,并起到免疫调节作用。它已被用于肠道健康支持免疫调节感染预防。丁酸梭菌还对肠上皮增殖维持结肠健康至关重要。

有研究报道了丁酸梭菌的抗癌潜力,观察到其可显著抑制小鼠肠道肿瘤形成、减少肠道癌细胞增殖并诱导凋亡。此外,丁酸梭菌的益生菌株与抗抑郁药联合使用,可显著改善抑郁症状

Christensenella minuta

具有较高潜力

Christensenella minuta已成为下一代益生菌(NGPs)候选者中的重要一员,显示出在代谢调控炎症抑制方面的潜力。

◮ 改善能量平衡、降低炎症水平

C. minuta在肠道微环境中能够促进有益代谢产物乙酸丁酸的产生,改善能量平衡与脂质代谢,同时通过调节炎性介质免疫途径降低慢性炎症的水平。这些作用不仅局限于肠道,还通过肠-全身轴、代谢网络和免疫调控网络对全身健康产生潜在影响。

C.minuta可能通过以下途径发挥作用:增强肠道屏障功能、改变宿主基因表达与信号传导、促进短链脂肪酸等有益代谢产物的产生、以及调节脂肪组织与肝脏的炎症反应

◮ 临床层面

研究表明,Christensenella minuta2型糖尿病肥胖等代谢紊乱以及炎症性肠病中的丰度显著下降。其相对丰度与低 BMI 指数相关的瘦表型呈正相关

除此之外,支气管哮喘过敏性疾病、肾结石、情感障碍、甲状腺癌、粘膜类天疱疮、多囊卵巢综合征复发性口疮性口炎等疾病中C. minuta的丰度也较低

总体而言,C. minuta 的证据虽仍处于初步阶段,但其在代谢健康炎症控制方面展现的多维潜力使其成为有希望的下一代益生菌候选株。未来需要更多高质量的人体研究来确认其安全性、最优给药策略、长期效果及与其他干预的协同作用,以便将这一候选菌株尽快转化为可用于临床的干预工具。

Christensenella minuta——下一代益生菌候选者:改善代谢、减轻炎症

Eubacterium hallii

有潜力

Eubacterium hallii是另一种潜在的益生菌生物治疗制剂(NGP)。能利用多种碳源(包括糖和有机酸)并产生两种关键的短链脂肪酸(SCFAs):丙酸和丁酸。SCFAs对肠道健康至关重要,促进黏液生成、刺激肠上皮细胞增殖分化并维持上皮健康;SCFA不足会引发炎症

注:据报道,E.hallii是新生儿肠道中丁酸的主要来源之一。

◮ 能与肠道其他细菌协作产生短链脂肪酸

某些E.hallii能发酵复杂碳水化合物,但也有依赖其他肠道微生物产物的情况。多项研究证实了这种交叉摄食机制在Eubacterium属SCFA生成中的重要性。

相关研究多在含复杂碳水化合物的培养基中将Eubacterium属与双歧杆菌共培养,能降解复杂碳水化合物的双歧杆菌株可产生1,2-丙二醇、乙酸酯与乳酸盐,随后被Eubacterium属吸收并转化为丁酸与丙酸

这一交叉摄食模式明确揭示了肠道微生物复杂碳水化合物丁酸化协同及其在肠道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 可能改善肥胖和糖尿病

研究了E.hallii肥胖糖尿病中的作用。发现E.hallii能够代谢丁酸激活G蛋白联结受体信号通路,改善GLP1和GLP2的产生,强化肠道屏障功能,同时不影响体重或食物摄入,并提升胰岛素敏感性能量代谢率。因此,它在胰岛素敏感性方面可能安全且有效。

◮ 在体内对一些物质进行关键转化

最新研究表明,Eubacterium属在肠道中进行关键的代谢转化,对人体健康有积极影响。在这些效果中,有毒化合物解毒为更良性的形态似乎具有价值。

例如,观察到E.hallii将极为丰富的食品来源杂环芳香胺致癌物——2-氨基-1-甲基-6-苯基咪达唑(4,5-b)吡啶(PhIP)转化为生物学上无法获得的7-羟基-5-甲基-3-苯基-6,7,8,9-四氢吡啶(3′,2′:4,5 咪唑(1,2-α)嘧啶-5-m氯化物(PhIP-M1)。此外,PhIP在模拟远端和近端结肠微生物群存在下被E.hallii转化,导致其丰度分别增加了120倍和300倍。这表明它作为一种保护性治疗具有极佳的视角。

此外,在同一研究中,检测到了E.hallii抗菌活性。作者证明,E.hallii能够将甘油分解为3-羟基丙烯醛(3-HPA),这种甘油以水溶液中的榘蛋白形式存在。

研究还发现Eubacterium属通过调节胆汁酸代谢谱,有助于肠道和肝脏健康。近年来,胆汁酸代谢或肠道微生物群的调节正被研究为肝细胞癌(HCC)和结直肠癌(CRC)的创新治疗策略。

Roseburia

有潜力

罗氏菌属(Roseburia)是一种革兰氏阳性、厌氧、弯曲杆状细菌。Roseburia物种能使用复杂多糖,产生短链脂肪酸(丙酸盐、丁酸盐、醋酸盐)。它对炎症帕金森病炎症性肠病(IBD)有益,并且被充分考虑为下一代益生菌(NGPs)。

◮ 降低动脉粥样硬化、改善肠道、肝脏健康

令人瞩目的是,最新研究显示,食用Roseburia富含纤维的饮食的小鼠,其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率降低了。这归因于高纤维饮食,介导了Roseburia丁酸的形成减少动脉粥样硬化

此外,最新研究显示 Roseburia intestinalis(细菌鞭毛的关键结构成分)在治疗酒精性脂肪肝溃疡性结肠炎方面具有潜力。口服 Roseburia 肠源性鞭毛蛋白在酒精性脂肪肝模型中显著改善了肠道上皮完整性并抑制了肠道损伤风险。然而,关于 Roseburia 的临床证据仍然有限,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明确其在多种人类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肠道重要基石菌属——罗氏菌属(Roseburia)

Bacteroides fragilis

有潜力,但同时存在安全隐患

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是机会性病原体,然而,近期研究证实了非致毒性脆弱拟杆菌益生菌特性。脆弱拟杆菌可以刺激宿主适应性免疫抑制炎症,激活免疫系统的成熟,调节肠道微生物群,并通过多糖A(PsA)及该NGP的其他外膜囊泡维持肠道健康和稳态

◮ 抑制其他致病微生物

先前研究显示,脆弱拟杆菌通过抑制其他致病微生物的生长与定居来抑制它们。在动物模型中,该菌能抑制艰难梭菌感染,且治疗后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提升、AKK菌丰度增加

研究还表明,B.fragilis通过抑制凋亡、维持ZO-1和MUC-2完整性,从而提高肠道屏障功能降低艰难梭菌的黏附性和定植性。因此,脆弱拟杆菌有助于维护肠道屏障的完整性。

其他研究还发现脆弱拟杆菌对沙门氏菌的易位具有竞争性抑制作用,机制包括抗菌蛋白 BSAP-1 的生成。BSAP-1 含有 MACPF 结构域,能裂解侵染宿主细胞的细菌。除了 BSAP-1 外,泛素样蛋白(BfUbb)及 VI 型分泌系统(T6SSs)等因素可能也在该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 产生的荚膜多糖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最新研究显示脆弱拟杆菌在结肠内代谢多种碳水化合物,生成八种荚膜多糖,其中多糖A(PSA)是一种独特的两性多糖,具免疫调节作用。

PSA被抗原呈递细胞内吞并处理后被T细胞识别,持续增强宿主免疫。PSA通过调节树突状细胞,促使初始T细胞分化为Treg,提升Foxp3和CD39表达,抑制IL-17并诱导IL-10产生,帮助治疗肠道炎症性疾病

近期研究还报道脆弱拟杆菌通过增强免疫功能抑制脂多糖信号改善肠道微生物群活性维持肠道屏障稳态来预防肠漏,对癌症患者有潜在益处。

SK08活细菌粉末是一种以脆弱拟杆菌为基础的活体生物药,已获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可,目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属于治疗性生物药范畴。

正确认识肠道内脆弱拟杆菌——其在健康的阴暗面和光明面

Prevotella copri

有潜力

P. copri是拟杆菌门中的另一种新型益生菌,据报道可改善葡萄糖耐量肝糖原水平。它被视为2型糖尿病、肥胖等代谢疾病的潜在靶点。

◮ 微生物组学基础

P. copri在健康人群和特定疾病患者(如类风湿关节炎、2型糖尿病)的肠道微生物群落中存在明显差异,已通过宏基因组学研究识别。

◮ 功能特性研究

•能产生短链脂肪酸(SCFAs),特别是丙酸

•参与多糖代谢,具有特定的代谢功能;

•与肠屏障完整性免疫调节相关;

◮ 临床相关性

•在类风湿关节炎(RA)中丰度降低,补充可能改善症状;

•与代谢相关疾病的关联有一定研究基础。

广泛存在于人群的双面使者——Prevotella copri与疾病和健康

Parabacteroides goldsteinii

有潜力

研究表明,P.goldsteinii也有望成为下一代益生菌。中山大学的程芳/陈红波教授团队探讨了肠道共生细菌P.goldsteinii衍生的外膜囊泡(OMVs)通过传递关键的抗炎分子(例如十五烷酸)来调节宿主的免疫系统。这些OMVs能够在炎症皮肤区域积聚,有效抑制IL-23/Th17轴,改善全身免疫稳态,从而显著缓解银屑病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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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D,et al.J Control Release.2025

P.goldsteinii已被证实能够显著改善肠道和肺部炎症。强烈推荐用于肥胖改善。此外,P.goldsteinii也表现出显著的抗炎胰岛素刺激特性

Propionibacterium freudenreichii

有争议

费氏丙酸杆菌(Propionibacterium freudenreichii)主要用于乳制品行业,作为生产瑞士奶酪的食品级微生物。研究者正探索其特定的益生菌特性以实现新的健康益处。该菌已能产生丙酸,具有抗菌活性并可降低胆固醇

另一项研究则显示,P.freudenreichii 对肠道屏障完整性炎症状态的影响提示其在胃肠道健康方面的潜在应用。

工程菌株

具有较高潜力

工程菌株是尖端的下一代益生菌代表。经过改造的乳酸乳球菌和大肠杆菌等菌株通过产生外源蛋白或分子,可用于治疗结直肠癌、炎症性肠病甚至精神健康问题等疾病。

注:益生菌还通过CRISPR技术进行基因改造,这扩大了接种疫苗的治疗选择,并增强了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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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07/s12602-025-10606-2.

小结

无论来自天然还是合成来源,这些新一代菌株都代表益生菌的未来前沿。特定有益代谢物如丁酸抗菌肽免疫调节化合物可作为复杂疾病的治疗干预,提供传统益生菌难以实现的疾病特异性与个性化策略。因此,研究将聚焦新一代益生菌的关键点,推动医学在预防与治疗上的新前景。

下一代益生菌的治疗应用

下一代益生菌(NGP)在治疗领域的前景日益广阔,标志着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肠道健康维护,而是在疾病预防、诊断与治疗中发挥更为精准和多样的作用。通过基因改造或天然/合成菌株的多样化开发,NGP 能在人体内定向表达有益代谢物、抗微生物肽以及免疫调节因子,为难治性炎症、代谢疾病、免疫相关疾病等提供新的干预路径。

临床应用将持续扩展,覆盖免疫、神经、泌尿生殖、心脏、代谢、呼吸、皮肤、口腔体重管理等领域。下面是当前新型益生菌已涉足的方向:

下一代益生菌在各种健康疾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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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07/s12602-025-10606-2.

胃肠道健康

下一代益生菌可能聚焦于已被证实对特定胃肠道问题有益的单一菌株,而非传统益生菌组合的多菌株混合,从而实现更个性化、针对性的治疗。

随着DNA测序技术的发展,下一代测序能够对肠道微生物群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帮助理解胃肠道疾病患者的微生物组结构,并识别潜在的治疗重点菌群或菌株

•炎症性肠病(IBD):包括Akkermansia muciniphila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两者都与减轻肠道炎症促进粘膜修复有关。抗炎分解代谢物(如SCFA)的合成有助于调节与IBD相关的炎症,包括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

•肠易激综合征(IBS):某些益生菌可以缓解腹胀、疼痛和排便异常等症状。其中一些包括婴儿双歧杆菌丁酸梭菌Clostridium butyricum),它们可以对抗炎症并提高肠道内的健康运动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在治疗IBS相关疾病方面非常有用。

•抗生素相关性腹泻:非致病性细菌大肠杆菌Nissle 1917通过引入有益细菌来缓解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和其他胃肠道问题,从而恢复肠道健康。

代谢健康

代谢综合征(MS)是一组特征性疾病,包含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肝肾功能异常、高血压、血糖稳态紊乱等。如今,益生菌正被视为潜在的代谢疾病生物治疗药物,作为具有健康促进作用的功能性食品成分,并具备对抗特定疾病的潜力。

小鼠研究显示,A. muciniphila 与体重、脂肪量变化相关,新型益生菌菌株能够有效调节葡萄糖、脂质和体重的平衡。其改变必需代谢物谱,包括短链脂肪酸、维生素、 多种脂肪酸、氨基酸胆汁酸代谢物等。

•肥胖和体重管理:肠道菌群的一些调节剂会影响促进脂肪储存脂肪燃烧饱腹感的因素。如前所述,使用Akkermansia muciniphila已被证明可以改善胰岛素反应,缓解脂肪堆积,从而治疗肥胖

•2型糖尿病:新型益生菌可能有助于血糖控制,因为它们会产生SCFA,SCFA已被证明可以降低血糖水平并增强胰岛素敏感性。两种有益的微生物,Akkermansia muciniphila和鼠李糖乳杆菌,抑制胰岛素抵抗,已被推荐用于控制2型糖尿病。

免疫系统调节

健康的微生物群通过迷走神经直接或间接调节免疫系统。由于肠道微态的稳定性,益生菌可调节免疫环境,有助于自身免疫疾病的治疗

•自身免疫调节:如脆弱拟杆菌通过产生多糖A调节促炎与抗炎反应,从而为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等自身免疫疾病提供干预,目标是调节免疫与减轻自身免疫

•过敏与哮喘:部分新型益生菌能调节免疫耐受降低过敏反应鼠李糖乳杆菌在给药后表现出抗过敏、抗哮喘特性,透过增强调节性T细胞并降低过度免疫反应来发挥作用。

•感染:部分新型益生菌具抗感染作用,如丁酸梭菌具有抗菌特性,能够增强对感染的免疫防御,但需在宿主体补偿机制恢复后方能实现。

心理健康

•抑郁与焦虑:仍有被称为“心理益生菌”(psychobiotics)的新型益生菌(NGP)与情绪和认知改善相关”。瑞士乳杆菌长双歧杆菌已显示抗焦虑抗抑郁效应,可能通过产生血清素GABA等神经递质、以及降低全身炎症来实现。

•压力管理:与GBA(脑-肠-轴)相互作用的NGP 能通过维持微生物群平衡、调节 HPA 轴来减轻生理压力对身心的影响,关联情绪与压力相关的精神状态。

新型益生菌的治疗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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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07/s12602-025-10582-7.

皮肤健康

健康的皮肤微生物群通过调节免疫细胞炎症维持体内平衡。湿度、pH、温度、脂质、营养、运动、药物、手术以及身心压力等变量共同影响皮肤微生物组的日常波动。

表皮屏障缺陷免疫失调特应性皮炎(AD)密切相关,且具有遗传易感性和环境影响的个体更易发病,体现了 AD 的复杂病理生理。最新研究显示局部治疗可改善 AD 患者的微生物群,帮助清除有害菌、促进有益菌生长,从而平衡微生物群。

•湿疹与皮炎:益生菌已逐步用于炎症性皮肤病的治疗。鼠李糖乳杆菌长双歧杆菌能改善屏障功能、降低炎症,可能对湿疹与皮炎患者有益。

•痤疮与牛皮癣:部分新型益生菌具抑炎特性、可抑制免疫活动,有助于治疗痤疮及银屑病等疾病;有助于控炎、保护屏障功能,对皮肤健康有益,减少炎症发作。

口腔健康

根据既有文献,口腔内约有700多种细菌构成口腔微生物群。免疫抑制、激素治疗不良饮食等因素可引发牙釉质侵蚀与牙周疾病。

益生菌作为一种新兴且具成本效益的微生物疗法,能抑制口腔病原体并降低粘附延长假体装置的使用寿命。

•牙龈疾病与龋齿:最新口腔研究显示,某些益生菌通过重新定植口腔菌群来预防口腔疾病,抑制有害生物。例如,唾液链球菌罗伊氏乳杆菌通过抗炎、维持口腔菌群平衡及抑制致病生物膜,对牙龈疾病与龋齿具有积极作用。

变形链球菌在龋齿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能产生胞外多糖并在酸性条件下存活。研究了鼠李糖乳杆菌GG与发酵乳杆菌KU200060对变形链球菌KCTC 5316的最小抑菌浓度(MIC),抗菌效果分别为25%与12.5%。唾液链球菌DB-B5为从健康成年女性龈上牙菌斑分离的菌株,具备产生新型细菌素等益生菌特性。

•口臭:部分益生菌能降低挥发性硫化合物,这是口臭的主要成因。通过平衡口腔微生物群,可维持口腔健康环境减少口臭发生

呼吸健康

•上呼吸道感染:鼠李糖乳杆菌GG及其他新型益生菌在预防肺部感染方面已显示有效。它们可通过调节免疫反应来增强上皮黏膜对呼吸道病原体的防御,具备免疫抑制潜力。这些益生菌已用于预防普通感冒与流感等疾病。

•哮喘管理:一些NGP可通过降低全身炎症、促进免疫耐受来缓解哮喘,并帮助调节在寒冷天气下的异常免疫反应,通常用于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治疗。

肝脏健康

•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新型益生菌(NGPs)通过调整肠道脂质代谢相关微生物群,促进肝脏健康,抑制脂肪积聚。像Akkermansia muciniphila等菌株能减少肝脏氧化应激与炎症的证据正在积累,但仍需更多临床试验验证。

•肝脏排毒与健康维护:某些菌株通过改善肠道环境、降低进入肝脏的微生物内毒素,提升肝脏排毒能力,从而增强肝功能降低全身炎症

癌症预防与治疗

•癌症预防:特异性NGPs可通过产生抗氧化与抗炎应激因子抑制癌症诱导效应,具有抗癌潜力。研究显示,干酪乳杆菌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和免疫监测,减少结直肠癌风险。

•癌症治疗支持:NGPs可减轻化疗相关副作用(如黏膜炎)并支持免疫功能。据报道,益生菌通过增强免疫反应与改善肠道健康,抑制肿瘤细胞增殖,或作为标准肿瘤治疗的辅助手段

结语和未来展望

新型益生菌(NGPs)已从单纯的肠道守卫者发展为多系统、多靶点免疫与代谢调控工具。基于对肠道微生物组及其代谢产物的深入理解,NGPs显示出在慢性炎症、代谢疾病、免疫性疾病、皮肤与神经系统疾病等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它们不仅能够改善局部屏障功能炎症状态,还可能通过肠脑轴、肠-皮肤轴等通路实现对远端器官的调控,从而带来更全面、个体化的健康管理方案。

尽管前景光明,NGPs的临床转化仍面临若干挑战:菌株的稳定性与可控性个体微生环境差异长期安全性评估、以及标准化的制备、给药剂量与疗效评估体系尚需完善。

未来发展的关键方向包括:

  • 机制与证据整合:结合基因组学、代谢组学、表观遗传学以及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构建从分子机制到临床结局的全链路证据体系。
  • 个体化干预:以宿主基因组信息、微生物组组成与代谢表型为基础,实现精准的菌株筛选、定制化配方与个体化用药方案。
  • 安全性与规范化:建立长期安全性监测、标准化制备工艺、质量控制与不良事件归因体系,确保可重复性与可追溯性。
  • 多模态应用场景:拓展NGPs在慢性病管理、免疫治疗辅助、皮肤病、神经精神疾病以及老年健康维护等领域的组合疗法与预防性策略。
  • 产业与教育协同:推动跨学科合作、临床指南制定、患者教育与科普普及,促进研究成果向临床与日常健康管理的转化。

总之,NGPs具备成为下一代个体化健康管理核心元素的潜力。通过持续的基础研究与循证临床探索,未来的益生菌干预有望实现更高的治疗精准度更广的适应证更持久的健康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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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多病共存中的肠道菌群:解析代谢—免疫—屏障轴如何重塑药物反应

谷禾健康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老年人多病共存多重用药已成为常态,这给药物疗效和安全性带来了巨大挑战。

多药联用本身在控制多重危险因素、降低心脑血管事件方面具有明确获益;很多研究指出,多种药同时使用,住院、药物不良反应与全因死亡等风险往往显著上升。更棘手的是,在老年多病共存背景下,传统以单药证据为核心的处方逻辑,在面对真实世界的系统扰动时发现,同样方案,有人获益明显,有人疗效不足,甚至在疗效不佳的同时不良反应频发

过去我们多从肝肾功能衰退、体成分变化、血浆蛋白结合率下降、受体敏感性改变,以及药物—药物相互作用来解释这种不确定性。但近十年的研究逐渐揭示一个被低估的关键变量:肠道菌群。

肠道菌群不仅能直接参与药物的转化、活化或灭活,还可通过代谢物谱改变炎性衰老屏障变化,沿着“代谢—免疫—屏障”三轴形成相互强化的级联反应,从而在药代动力学与药效学层面共同放大疗效波动与毒性风险

基于此,本文围绕肠道菌群失调这一关键因素,阐述其通过”代谢—免疫—屏障“三轴相互作用,在老年多病共存与多重用药的临床背景下,对药物吸收、代谢和疗效的影响机制,并从代表性药物和治疗场景出发,阐明临床防治要点,为后续高质量试验设计与标准化评价体系的建立提供一些思考。

01
老龄化、多病共存与肠道菌群失调的三角困局

我们正处在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老龄化时代。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6.3%

老年人普遍多病共存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多病共存定义为”同一人体内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慢性疾病“。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简单的数学叠加,实则是复杂的生物学重构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老年人群多病共存的患病率从15%-43%不等,且呈指数级增长。在我们国内,随着疾病谱从传染性疾病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转型,”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的组合已成为老年内科门诊的标准配置。

多药联用的益处和风险

为了管理多种慢性病,患者往往需要服用多种处方药。多药联用本身并非坏事。对于控制多重危险因素、预防心脑血管事件具有明确获益。但当药物数量超过5种时,风险陡然上升,例如住院率增加、药物不良反应增加、全因死亡风险上升。

在老年多病背景下,传统以单药证据为核心的处方逻辑,面对真实世界的系统扰动时,疗效与安全性的方差显著增大

多病共存遇上多重用药,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变得极不确定。药物之间可能相互作用,而复杂的生理状况也让药物反应变得难以预测。这正是当前老年医学面临的核心难题之一。

传统观点认为,老年药代动力学改变主要源于肝肾功能衰退、脂肪/肌肉比例变化、血浆蛋白结合率下降。但近十年的研究揭示,肠道菌群构成了药物代谢的第三维度,在多药联用的老年人群中,这一维度的变异可能是疗效不确定性的最大来源

肠道菌群:老年患者用药难题的关键一环

近年来的研究逐渐明确,肠道菌群不仅与消化相关,还深度参与免疫调控、代谢稳态与屏障维护。在老年人群中,其临床意义被进一步放大,原因主要有三点:

-个体差异更大

老年人因咀嚼/吞咽能力、胃肠动力、饮食结构与营养摄入能力变化,微生物群组成在个体间波动更明显

-易受药物与疾病共同扰动

多病共存导致慢性炎症与器官轴(如肠-肝、肠-心、肠-肺)改变;多重用药(尤其抗生素、PPI、免疫抑制/抗肿瘤药物等)可改变群落结构与代谢功能。

特定药物和药物类别对肠道菌群影响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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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80/19490976.2025.2604867

-对药物治疗的影响:机制叠加而非单点效应

既往研究常把菌群影响分为三类来讨论。

  • 微生物代谢菌群参与药物生物转化/活化或灭活,并通过代谢物影响宿主药物代谢酶与辅因子供给。
  • 免疫调节菌群失衡可促使LPS等PAMPs移位,持续激活TLR4/NF-κB通路,形成低度慢性炎症并改变免疫细胞功能。
  • 屏障完整性紧密连接、黏液层与上皮再生能力下降使通透性增加,进一步推动全身炎症与代谢紊乱。

问题在于:对老年多病共存患者而言,上述三类效应往往不是并列发生,而是形成相互强化的级联反应。也就是说,微生态失衡并非仅改变某一个药物的代谢,而是通过“代谢—免疫—屏障”三系统的协同失代偿,塑造一个对药物治疗不利的内环境:疗效更易不足,毒性更易放大,且波动更难预测。

下一章节,我们来详细了解代谢—免疫—屏障,它如何形成自我维持的恶性循环,并如何在药代/药效层面制造难以预测的真实世界差异。

02
代谢-免疫-屏障协同恶化

在老年多重慢病与多重用药背景下,肠道微生态的紊乱正成为影响药物反应变异的新兴决定因素。菌群的异常不再局限于单一微生物水平的失衡,而会通过代谢-免疫-屏障三大系统的协同失代偿,引发药物动力学(PK)和药效学(PD)的广泛扰动。理清这种多轴联动机制,是实现精准干预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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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16/j.arr.2026.103023

代谢轴:药物转化的失控开关

很多口服药的结局,不只由肝肾功能决定——肠道菌群也在参与转化、激活、灭活与清除

菌群主要从两条路影响用药


1) 直接改造药物分子

部分细菌能还原/脱羧/去甲基等,把药改形态,导致疗效或毒性变化。


2) 间接改造宿主代谢能力

健康菌群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胆汁酸等代谢物,可影响肝脏药物代谢酶(如CYP、UGT等)的表达与活性;当菌群紊乱时,这类代谢物谱改变,可能让药物暴露升高波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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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80/19490976.2025.2604867

临床例子

  • 地高辛:特定菌群可把地高辛还原成活性更低的形式,出现同剂量疗效不稳。
  • 伊立替康:肠道细菌的β-葡萄糖醛酸酶可增加肠道局部毒性风险,与腹泻等不良反应相关。

注:老年人/多病共存/多药并用时,即使肝肾化验正常,也可能出现半衰期延长、血药浓度异常或ADR风险上升

当遇到解释不清的疗效波动/不良反应,除了依从性、相互作用、肝肾功能,也可以把菌群状态纳入评估

免疫轴:慢性低度炎症,正悄悄改写药物反应

老年人常见的菌群失调会提高机体对微生物相关分子(如LPS等PAMPs)的系统性暴露(其中一种来源是肠道通透性改变,下一个轴会详细了解),从而持续激活TLR4/NF-κB等通路,形成炎性衰老背景。

这会怎样影响用药?

1) 改变药代

慢性炎症可下调或扰动肝脏/肠道的药物处置系统(如部分CYP酶、转运体P-gp等),导致同样剂量出现血药浓度更高、波动更大不良反应风险上升


2) 改变药效

炎症会重塑靶器官微环境与免疫状态,使药物作用靶点是否可用、反应是否到位发生变化;在免疫相关治疗(如肿瘤免疫治疗、免疫抑制治疗、部分抗炎/免疫调节药)中尤其明显。

临床上你可能看到的矛盾现象

  • 一边疗效不够,一边不良反应增多(同一患者、同一方案,表现为敏感/耐受并存)。
  • 多病共存、慢性炎症负荷高的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标准剂量≠标准反应。

屏障轴:肠道屏障变薄,用药为什么不稳定?

在衰老、慢病与长期用药的叠加下,肠上皮修复能力下降,紧密连接与黏液层保护减弱,“肠漏”更常见——这不只是消化问题,也会直接影响药物反应。

两个核心后果

1) 吸收变得不确定
屏障受损与局部炎症会让肠道的通透性/转运发生改变:有的药吸收偏多,血药浓度升高;有的药吸收不稳,导致同剂量下疗效忽高忽低。

2) 全身稳态被扰动(并放大前两个轴)
屏障一旦松动,细菌成分与代谢产物更容易进入循环,促进低度炎症,进而影响肝药酶/转运体与靶器官微环境,从而形成肠漏 → 炎症 → 用药更波动的恶性循环。

临床上常见的表现

  • 药物疗效波动、血药浓度起伏大(尤其在多药并用、营养状态差、反复腹泻/便秘者)。
  • 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或并发感染,营养支持/联合用药的效果也更难预测。

三轴不是并列问题,而是一个协同加剧的闭环

代谢-免疫-屏障三轴协同恶化的最终结果,是老年多病患者体内药物的药代动力学(PK,身体对药物的作用)和药效学(PD,药物对身体的作用)发生不可预测的改变。

PK改变

肠道屏障受损影响药物吸收;菌群代谢和肝脏酶活性改变影响药物的代谢和清除。这导致血药浓度要么过高(增加毒性风险),要么过低(导致治疗失败)。

PD改变

衰老本身就可能改变药物靶点(如受体)的敏感性。菌群失调引发的慢性炎症环境可以进一步改变靶组织的反应性,使得药物效果增强或减弱,或产生非预期的不良反应

因此,理解这个三轴互作的复杂网络,对于在老年多病患者中实现安全有效的药物治疗至关重要。

老年多病状态下肠道菌群调节药物疗效的核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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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16/j.arr.2026.103023

03
常用药在菌群变量下的疗效漂移与风险放大

在处理患有多种疾病且服用多种不同药物的老年人时,肠道细菌与药物之间的关系变得至关重要。

老年多病患者的菌群失调与药物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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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16/j.arr.2026.103023

氯吡格雷 Clopidogrel

氯吡格雷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二级预防中最常用的抗血小板药之一。但它有一个关键前提:需要在肝脏经CYP450酶系(尤其CYP2C、CYP3A相关通路)生物活化,才能产生真正抑制血小板的活性代谢物

在多病共存的老年人群里,我们常看到“同样用药、抑制不够、血栓风险仍高”的情况。越来越多证据提示:肠道菌群失调及其引发的代谢—免疫—屏障轴紊乱,可能系统性地削弱氯吡格雷的有效反应。

下面我们来看这到底是怎么从肠道一路影响到血小板和肝脏的。

先决定药能不能起效——肝脏活化是门槛

氯吡格雷是典型前药(它最怕的是活化环节被压住):

  • 进入体内后,只有一部分能在肝脏被CYP450活化为“活性代谢物”;
  • 活性代谢物再去不可逆抑制血小板P2Y12受体,降低ADP介导的聚集;
  • 所以说,任何能下调/抑制肝CYP表达或活性的因素,都可能让药吃进去了,但没被代谢成真正起效的活性成分。

老年人常合并慢性炎症、代谢异常、肝脏基础疾病、肠屏障受损与菌群失调——这些因素并不是彼此独立,而是会相互放大。

再看药效端:TMAO抬高血小板反应性,出现P2Y12旁路

肠道菌群可把膳食中的左旋肉碱、胆碱代谢成TMA,再由肝脏转化为TMAO进入循环。


TMAO升高不仅是风险相关指标,也可能参与机制:它可诱导TLR4介导的信号通路,机制研究提示可能促炎/促血栓,但尚需临床因果验证。

更关键的一点是“旁路效应”:即便P2Y12被抑制,血小板仍可能通过不依赖P2Y12的激活通路被推起来,于是临床上就表现为抗血小板效果不够/耐受倾向

是谁在调CYP开关:T细胞与炎症信号如何改写药物活化?

CYP不是单纯的代谢酶,它受免疫—炎症信号调控。T细胞参与调控肝脏CYP2CCYP3A表达,因此不同免疫状态下,氯吡格雷活化可能走向不同方向:

  • 在部分实验情境中,T细胞缺陷小鼠出现更高的CYP2C/CYP3A活性,反而提示活化增强、药物反应更强。
  • 但在更常见的代谢炎症背景(如肥胖相关免疫失衡、Th1/Th17相关失调)中,P450更可能被下调,导致活化不足、反应降低。

肠屏障受损经肠-肝轴放大炎症,压低CYP活化

多病共存老年人常伴慢性炎症、慢性肝病与心血管疾病,这些因素可破坏肠道紧密连接,增加通透性(也就是肠漏),促使炎症信号升级。系统性炎症常见TNF-α、IL-6升高,而这类促炎因子可能下调肝脏CYP酶,让氯吡格雷更难被充分活化

菌群失调还可能伴随FXR–FGF15信号下降,扰动胆汁酸代谢,进一步削弱屏障与代谢稳态,让炎症-屏障受损-代谢紊乱更难刹车。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线索是黏膜免疫:肠黏膜免疫受损致病共生菌(如AIEC)定植相关,提示IL-22信号受损;这会加重菌群失调与屏障障碍,经肠-肝轴放大代谢紊乱,并间接压低氯吡格雷的生物活化能力。

小 结

衰老肠道中的菌群失调触发代谢—免疫—屏障恶性循环,削弱氯吡格雷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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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16/j.arr.2026.103023

  • 代谢轴:肠道微生物将胆碱/左旋肉碱代谢为TMA,经肝脏转化为TMAO;TMAO可增强血小板反应性,增加血栓倾向,并使临床上更易出现氯吡格雷低反应。
  • 免疫轴:肠漏导致细菌组分(如LPS)移位,引发炎症反应(TNF-α、IL-6等),抑制肝脏CYP450活性,降低氯吡格雷生物活化。
  • 屏障轴:紧密连接受损及胆汁酸信号/代谢紊乱(如FXR–FGF15下降)进一步加重肠漏与炎症。

三轴相互放大,最终削弱氯吡格雷的抗血小板作用。

地高辛Digoxin

地高辛是经典强心苷类药物,治疗窗很窄:剂量稍低可能无效稍高就可能出现毒性与心律失常。因此,它对任何能改变肠道吸收、菌群代谢、炎症背景与转运蛋白(P-gp)的因素都格外敏感

在多病共存的老年人群中,我们更容易看到“同样用药,却出现疗效不足或毒性增高、波动难控”的情况。由于其药代动力学特性较为敏感,容易受到患者肠道细菌影响。

菌群代谢:Eggerthella lenta如何把药变钝?

肠道共生菌 Eggerthella lenta 可通过其相关还原酶系统(如 强心苷还原酶)将地高辛转化为药理活性更弱/无活性的代谢物(二氢地高辛,dihydrodigoxin)。微生物失调导致该菌富集,从而使血清地高辛浓度降低至治疗阈值以下,最终因对心肌的正性肌力作用不足而导致心力衰竭治疗失败。

为什么炎症状态会把“窄治疗窗”变得更危险?

菌群失调不仅影响代谢,还可能通过免疫耐受破坏(如树突状细胞相关的免疫耐受下降)推动系统性炎症。与此同时,肠道屏障受损会促进LPS移位入血,激活TLR4通路,诱导TNF-α、IL-6等促炎因子升高

对地高辛而言,这种炎症背景的风险在于:地高辛本就与心律失常风险相关,且其毒性更容易在电解质紊乱(如低钾)等情况下被放大炎症信号进入心脏微环境后,可能增加心肌细胞的电不稳定性,从而提高地高辛相关心律失常的风险。

P-gp 如何决定地高辛的口服吸收上限?

地高辛是经典的 P-glycoprotein(P-gp)底物。P-gp 在肠上皮细胞腔面表达丰富,可把已吸收进入细胞的地高辛外排回肠腔,从而显著限制其通过肠壁进入血液的量影响口服生物利用度

动物证据也支持这一点:在保留人源 P-gp、缺失小鼠 P-gp 的模型中,口服后地高辛血浆浓度显著升高,提示P-gp外排是限制暴露的重要因素。因此从理论上说,抑制肠道P-gp活性,可能改善地高辛吸收

老年多病共存为什么使地高辛疗效更不可预测?

  • 合并用药多≥65 岁人群多病共存,P-gp 相关的药物-药物相互作用(DDI)更常见。已知会抑制 P-gp 的药物(如部分抗心律失常药、免疫抑制剂等)可降低肠道外排,导致地高辛暴露升高、毒性风险上升。
  • 结构与功能改变衰老相关的肠道结构/功能变化,以及肝肾功能下降,可能改变 P-gp 的表达与活性。
  • 菌群失调→屏障破坏→炎症→代谢紊乱当发生肠道菌群失调时,消化道细菌平衡被打破,肠道屏障功能受损,使LPS等有害物质可从肠道进入血液。一旦进入血流,这些毒素会触发全身性炎症并造成代谢紊乱,进而影响机体多种保护性屏障的功能,包括肠屏障与血脑屏障;这些屏障共同影响药物的分布、代谢以及随后发生的毒性反应。在多病共存老年人群中,该级联反应还会因免疫功能随年龄下降而进一步加重,可能降低地高辛疗效并增加毒性风险。

多种因素叠加,使多因素健康问题老年人群中的药物相互作用更具变异性与不可预测性。

小 结

微生物可通过代谢—免疫—屏障三联机制调控地高辛的药代动力学与毒性。肠道菌群失调通过三条轴影响地高辛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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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16/j.arr.2026.103023

  • 代谢轴:Eggerthella lenta 富集导致地高辛发生酶促失活,使血清水平下降。
  • 免疫轴:菌群失调诱导的炎症增加心肌敏感性,提高地高辛毒性风险。
  • 屏障轴:肠道P-糖蛋白(P-gp)限制地高辛吸收;与P-gp抑制剂的多重用药可增加吸收,从而提高毒性风险。年龄相关的器官功能下降进一步扩大个体差异。

二甲双胍Metformin

二甲双胍(metformin)作为2型糖尿病一线用药,其疗效部分依赖健康的肠道微生态环境;相反,菌群失调可能抑制二甲双胍的治疗效果。

代谢干扰:信号通路抑制与药物代谢加速

菌群失调(特别是拟杆菌属的丰度变化)可通过特定的酶学途径干扰二甲双胍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

  • 信号通路阻滞(BSH-FXR-GLP-1轴)某些拟杆菌携带变异的胆盐水解酶(BSH)基因,导致BSH活性过高。这会抑制肠道FXR信号通路,进而减少GLP-1(胰高血糖素样肽-1)的分泌,最终削弱了二甲双胍诱导的胰岛素增敏作用。
  • 药物代谢加速(BSH-CYP3A4轴)BSH过度活跃加速了初级胆汁酸(如胆酸)向次级胆汁酸(如脱氧胆酸 DCA)的生物转化。

免疫调节失衡:老龄化背景下的炎症干扰

在老龄化人群中,菌群失调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更为复杂。

  • 低度炎症状态老龄化相关的菌群失调会异常激活先天免疫通路,诱发个体差异极大的低度慢性炎症。这种不稳定的免疫状态会对抗二甲双胍在血糖控制和抗衰老方面的获益。
  • 治疗抵抗尽管通常认为二甲双胍能改善菌群和免疫,但在严重的菌群失调或功能紊乱基线下,这种正向调节失效,反而导致药物耐受性差、副作用增加以及治疗抵抗。

屏障功能受损:系统性代谢紊乱的恶性循环

菌群失调导致的紧密连接蛋白降解和肠道通透性增加(即肠漏),不仅影响肠道局部环境,更具有全身性影响

  • 毒素易位病原体及其代谢毒素(如内毒素)入血液,引发系统性的代谢和免疫紊乱。
  • 效应阻断这种系统性紊乱直接干扰了二甲双胍在肠道局部及全身靶器官的作用机制。

临床:多病共存老年患者适应不良

在多病共存老年人群中,肠道菌群失调会驱动一种不适应性的循环,形成代谢、炎症与免疫调控异常相互交织的三联网络。

肠道菌群在该循环三条轴中的作用,对于影响二甲双胍疗效至关重要。二甲双胍可作用于肠道微生物群以帮助调节代谢过程、调控免疫反应并维持肠屏障功能;然而,老年人中由衰老与多种慢性病共同导致的重度菌群失调也被证明会对上述结局产生负面影响

重度菌群失调状态下,二甲双胍对各轴的有益作用被削弱,最终导致其在多病共存老年患者治疗中的有效性出现极大异质性,甚至可能治疗失败。

小 结

肠道微生物群的代谢-免疫-屏障轴相互作用调控二甲双胍反应的变异性。在老年多病共存中,菌群失调通过相互关联的机制损害二甲双胍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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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16/j.arr.2026.103023

  • 代谢轴:细菌胆盐水解酶(BSH)活性改变损害FXR信号与GLP-1分泌,削弱胰岛素增敏作用。
  • 免疫轴:与菌群失调相关的慢性炎症状态促进胰岛素抵抗并增加反应差异。
  • 屏障轴:肠道通透性增加导致全身代谢与免疫调控紊乱,间接降低药物疗效。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抗PD-1/PD-L1抗体)的疗效高度依赖于机体的免疫基调(Immune Tone),而肠道菌群是这一基调的关键调节者菌群失调通过干扰代谢重编程、加剧免疫衰老及破坏屏障功能,削弱T细胞的抗肿瘤应答。

代谢:短链脂肪酸匮乏,阻碍T细胞代谢重编程

菌群失调期间,代谢轴的异常直接抑制了免疫细胞的抗肿瘤活性

  • 短链脂肪酸耗竭菌群失调导致短链脂肪酸(SCFA)产量下降。SCFA是T细胞及其他免疫细胞进行代谢重编程的关键信号与底物,缺乏SCFA会导致T细胞无法有效响应抗肿瘤免疫信号。
  • 多病共存的叠加效应老年多病共存患者本身即存在年龄相关的代谢损伤,这与菌群介导的SCFA减少相互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免疫应答与肠道菌群之间的代谢/免疫失衡,降低ICI疗效。

免疫衰老与分化失衡

老龄化背景下的菌群失调会加速免疫系统的无能化和肿瘤的免疫逃逸。

  • 加剧免疫衰老老年患者本身面临免疫衰老,而菌群失调会进一步抑制关键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并损害T细胞功能,导致免疫系统处于低激活状态,利于肿瘤发生免疫逃逸。
  • T细胞分化失衡(Treg/Th17)菌群失调导致调节性T细胞(Treg)与辅助性T细胞17(Th17)比例失衡。这种失衡可能抑制了ICIs诱导的杀伤作用(包括PD-1/PD-L1阻断途径),削弱了机体清除肿瘤的能力。

屏障破坏:系统性炎症干扰

菌群失调导致的物理屏障破坏是系统性干扰的源头。

  • 通透性增加与易位肠道屏障功能减弱,使得细菌及其代谢副产物易位进入体循环。
  • 慢性炎症干扰这种易位触发了系统性的慢性炎症,这种非特异性的炎症环境会干扰ICIs诱导的特异性抗肿瘤免疫效应,导致疗效不佳。

总而言之,在老年多病患者中,一个失调的肠道菌群会从能量供应、免疫细胞平衡和全身炎症状态等多个维度,全面削弱ICIs的抗肿瘤效果。

小 结

肠道微生物群紊乱会破坏肿瘤微环境中的代谢—免疫—屏障网络,从而降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的疗效。菌群失调通过三轴失衡削弱ICI效应。

编辑​

doi.org/10.1016/j.arr.2026.103023

  • 代谢轴: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SCFAs)减少,会损害CD8⁺ T细胞的能量代谢与功能。
  • 免疫轴:缺乏免疫刺激性菌群以及调节性T细胞(Treg)/Th17细胞失衡,会削弱抗肿瘤免疫。
  • 屏障轴:肠道通透性增加触发全身炎症反应,进一步抑制肿瘤微环境中T细胞活性,最终导致治疗失败。

04
基于菌群的干预策略

全球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多种慢性病患病人数增加并存。当前研究持续关注肠道微生物组失调药物疗效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有效应对这一问题,需要对更广泛且更具效能的治疗策略开展系统性研究与实施设计,并在三个层面的相互作用中统筹考量:代谢、免疫稳态肠道屏障完整性。采用这一多维模型,可建立全面的调控框架,使研究者能够在系统层面借助网络药理学,精准靶向微生物组药物治疗之间的相互作用。

益生菌

益生菌是调控肠道微生物组的多种方式之一,也是最常用的干预手段之一;其通常包含多种菌株,不同菌株因独特的代谢特征而产生不同治疗效应

某些益生菌代谢产生的常见代谢物为短链脂肪酸(SCFAs)。研究表明,SCFAs可与CYP450酶(药物代谢酶家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相互作用;同时,SCFAs还可通过激活TLR/NF-κB通路增强机体免疫反应,并促进肠上皮细胞中紧密连接相关蛋白的生成。

与代谢类药物联用

多项研究提示,与不同种类的乳酸杆菌属双歧杆菌属益生菌联用,可显著增强胰岛素、二甲双胍等降糖治疗的获益,其核心可归结为两条菌群介导的代谢调节路径:

  • 1) 提高短链脂肪酸供给:促进丁酸/丙酸/乙酸等产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与糖代谢稳态。
  • 2) 优化胆汁酸池与信号:推动胆汁酸组成向更有利于代谢调控的方向转变,从而与降糖药产生协同。

不过总体来说仍然缺乏足够的预临床/小规模临床研究,高质量 RCT仍然不足。

-临床证据

胰岛素 + 乳酸杆

在1型糖尿病以及未使用其他降糖药的2型糖尿病人群中,联用可降低HbA1c;且这种改善与有益菌群上升(如 Bifidobacterium animalis、Akkermansia muciniphila)相关联。

二甲双胍 + 复合益生菌

例如以 L. rhamnosus Probio-M9、L. casei、L. plantarum P-8、以及 B. animalis subsp. lactis V9/M8(Probio-M8)等组成的组合,在与二甲双胍联用时可提升SCFAs水平,并通过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增强血糖调控。

抗感染与抗菌生态位竞争

乳杆菌补充剂具有一定的抗微生物效应,可在感染的预防与辅助治疗中发挥作用。其可能机制包括产生多种代谢物并改变局部理化环境,例如:

  • 生成乳酸、丙酸、乙酸等降低pH、破坏细菌膜稳定性;
  • 产生过氧化氢造成氧化损伤;
  • 产生二乙酰(diacetyl)干扰蛋白合成等,从而对革兰阳性与阴性菌均可形成抑制。

-代表性联合策略

Lacticaseibacillus paracasei LC11 + 蔓越莓 + D-甘露糖

可降低泌尿道感染复发(特定人群研究)。

乳酸杆菌/双歧杆菌 + 幽门螺杆菌三联疗法

提高根除率、并有望改善疗程耐受性。

肿瘤治疗支持

化疗与放疗常诱发显著的肠道菌群紊乱与黏膜损伤,进而表现为腹泻、黏膜炎、营养不良、炎症升高等一系列问题;在老年肿瘤患者中,这些问题更可能放大为剂量下降延迟治疗甚至停药

益生菌在这一场景下的价值更多体现为支持治疗。其有效性可归因于其能够稳定受损的肠道屏障调节炎症和代谢

鼠李糖乳杆菌GG+长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粪肠球菌的组合

该组合已被证明能抵消这些影响。它们通过重建肠道紧密连接和减轻炎症来实现这一目标。

临床证据支持这一屏障恢复的重要性,它已与宫颈癌患者放疗引起的腹泻减少28%相关,从而减少了抗腹泻药洛哌丁胺的使用。

Bifidobacterium BB-536

可通过增加CD8⁺ T细胞向肿瘤浸润,增强抗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疗效。

此外,益生菌通过减少体重增加、低密度脂蛋白(LDL)水平和与多西他赛治疗相关的菌群失调,有助于稳定代谢紊乱。

这些干预措施提高了患者的功能评分并改善了整体生活质量。总之,将益生菌纳入癌症治疗方案中可作为一项重要的支持性措施,有效减少肿瘤治疗相关的附带损伤,并提高患者对治疗方案的耐受性和依从性。

益生菌来源BEVs的跨器官信号:增强抗PD‑1免疫治疗的潜力

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的一项研究显示,肠道共生益生菌——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可释放细菌来源的细胞外囊泡(BEVs),这些BEVs能穿越肠屏障被机体吸收,并远程富集于肺癌肿瘤组织

研究发现,BEVs可被肿瘤细胞摄取,通过TLR4–NF-κB信号上调肿瘤细胞PD-L1,并增强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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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38/s41467-025-58553-4

动物实验中,联合给予BEVs和抗PD-1抗体可显著抑制肿瘤生长,较单用抗PD-1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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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38/s41467-025-58553-4

该机制提示,益生菌可能通过囊泡信号跨器官调节作用,帮助提升免疫治疗(如PD-1抑制剂)疗效。这为老年群体通过益生菌进行辅助抗肿瘤免疫调节提供了全新理论依据。

益生元

益生元(如菊粉与抗性淀粉)可作为有益菌群(如Faecalibacterium、Roseburia的选择性底物,通过对有益菌的间接作用优化代谢—免疫串扰。

相较活菌制剂,益生元通常具有制剂稳定性更好质量一致性更高、免疫安全性风险更低等优势,因此在体弱老年人或多病共存人群中,更适合作为低风险的长期辅助干预

益生元的价值不止于改善菌,还可以作为饮食-微生物-药物三者之间的桥梁。通过改变菌群结构与代谢谱,进而影响宿主对药物的反应与耐受。

茯苓多糖 + 5-FU

动物研究提示其具有一定降毒/增效潜力——例如茯苓多糖可减轻5-FU相关体重下降与肠道损伤,可能与降低促炎因子增强屏障功能及纠正菌群失调有关。

低聚果糖 + 二甲双胍

在饮食诱导肥胖动物中,低聚果糖二甲双胍联用较单用进一步改善血糖与体重,并降低内毒素炎症标志物水平,同时改善菌群。

多酚类既可被菌群转化为生物活性代谢物,也可反向塑造菌群组成,因此非常适合药物形成代谢协同的联合策略。

多酚类+药物联合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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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16/j.jare.2024.03.004

粪菌移植(FMT)

粪菌移植(FMT)是一种独特疗法,通过递送健康供体的功能性菌群联合体来重建肠道微生态平衡。

FMT可调节胆汁酸代谢网络,并恢复产丁酸菌(如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的活性,以纠正菌群失调状态。

传统FMT给药方式包括结肠镜或灌肠;而口服胶囊递送经内镜肠内管递送等新方式显著改善了患者耐受性与依从性

与药物联用的证据示例

肿瘤免疫治疗(PD‑1/PD‑L1)

FMT可通过免疫重塑提高ICI疗效。

炎症性肠病(克罗恩病)

一项随机试点研究提示,FMT可能提高泼尼松龙治疗患者的临床缓解率,可能与屏障修复与SCFAs恢复相关。

高血压/心血管药物反应

在动物研究中,将“氨氯地平治疗后自发性高血压大鼠”的菌群移植给未治疗大鼠,可降低血压并改善血管舒张、氧化应激与Th17浸润等系统指标;而来自氢氯噻嗪处理动物的FMT未显示类似获益,提示FMT可能转移一种“代谢编程后的微生物表型”,但关键菌种与分子通路仍待明确。

目前FMT临床研究尚未形成标准化给药方案,因此需基于个体患者及其具体健康状态制定标准化剂量策略。迄今FMT研究主要聚焦于单次或短期治疗方案,尤其是在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患者中;但对与衰老相关的虚弱等慢性状态的管理,可能需要重复和/或维持剂量方案。当前研究所收集的数据表明,老龄小鼠模型可产生与人类衰老相关的参考数据。

噬菌体疗法

噬菌体治疗是一种新型策略,利用噬菌体(感染细菌的病毒)对抗耐药菌感染,具有改变抗生素耐药性感染治疗范式的潜力

通过靶向特定微生物,噬菌体可清除耐药病原体相关菌群(如产生β-葡萄糖醛酸苷酶的E. coli),从而降低因抗生素相关毒素导致的药物再活化和/或代谢紊乱。例如,噬菌体能够从接受伊立替康治疗患者的肠道中清除产生β-葡萄糖醛酸苷酶的E. coli,从而阻止SN-38再活化所致的肠黏膜炎

此外,这些噬菌体还可通过IL-22依赖的再生促进杯状细胞恢复,为黏膜屏障重建提供机制基础。病原清除黏膜屏障重建的结合,对治疗多重耐药感染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尤其适用于老年人免疫功能受损人群

小鼠研究显示,经饮水口服给药(每日4×10⁸ PFU,连续31天)具有安全性证据;但目前尚未报道明确的人体剂量。

通过饮水口服噬菌体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组(并具良好安全性)具有前景,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以明确长期安全性与有效性,目前也缺乏既定的临床应用时间尺度。

饮食营养干预

营养饮食策略同样是调控肠道微生物群的主要手段之一,且具有多靶点特征。通过改变饮食结构(如增加高纤维食物摄入),可提升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并改善其功能,从而构建综合防御体系

例如,摄入抗性淀粉富含多酚的食物可改变肠道微生物对营养物质的代谢方式,并特异性触发有利于ICI发挥作用的不同通路。

锌与N-乙酰氨基葡萄糖可通过促进紧密连接相关蛋白(如ZO-2)生成以维持肠细胞间的致密连接,同时促进MUC2产生以利于损伤后修复,从而增强肠道保护层。

对于症状多样、且常合并多重用药的老年患者,单一疗法不足以应对复杂挑战。因此,有必要建立分层、整合的管理策略,以协调上述干预之间的相互作用。

例如,将益生元工程化噬菌体联用,可在稳定代谢、可控调节细菌群落、以及具有抗炎特点的饮食干预之间形成协同,并与免疫功能与屏障功能改善相结合。

此外,可在全面评估个体肠型用药史动态微生物组特征的基础上,为患者制定个体化干预方案。通过组合这些治疗策略,或可提高特定药物或药物组合的治疗效应,降低多药并用导致不良事件的风险,并提升老年人健康管理的整体照护质量。

05
结 语

在老龄化与多病共存叠加的现实中,肠道微生物群已从背景因素走到台前:它通过代谢、免疫与屏障三条主轴,重塑药物疗效与不良反应的边界。现有从益生菌/益生元到FMT、噬菌体与饮食等多种工具,更多是可用的起点。

面向未来,关键在于把经验性调菌推进为可计算、可验证、可迭代的精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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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16/j.arr.2026.103023

一方面,以单细胞测序、空间转录组与代谢通量等多组学,在老年多病模型中绘制“宿主—微生物群—药物”互作图谱,解析微生物代谢物对CYP3A4、PD-1、Claudin-18等关键节点的时空调控;

另一方面,建立多中心、纵向随访队列,将标准化菌群检测纳入常规流程(基线分型与重复采样监测),持续记录菌群谱、用药史与结局,捕捉疗效波动及耐受/耐药的演化轨迹

与之配套的是统一标准的微生物组—药物数据库与临床级算法:让AI/机器学习在临床试验中被严格验证,把高维数据转化为可预测的反应评估可执行的干预建议

这些数据的验证将推动针对多病老年人的个性化“菌群-药物”管理策略提升多重用药安全性并促进健康老龄化。

更进一步,合成生物学有望带来可递送/可响应的智能工程菌、工程化噬菌体—纳米颗粒偶联体,并以连续菌群监测提供反馈,形成“检测—建模—干预—再检测”的闭环,使干预与个体衰老轨迹同频;同时也需以长期人群研究审慎评估气候与生态变化对微生物群及健康老龄化的潜在影响。

当然,前路仍有挑战,个体差异带来的可重复性问题、长期安全性与质控标准、以及高质量随机对照证据的缺口,决定了转化必须稳扎稳打——慢即是快。但方向已清晰:在多病共存与多重用药的时代,微生物群正在成为决定疗效与风险的重要变量。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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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H, Liang J, Han M, Gao Z. Polyphenols synergistic drugs to ameliorat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via signal pathway and gut microbiota: A review. J Adv Res. 2025 Feb;68: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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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脑轴上的色氨酸密码:从微生物代谢到疾病靶点

谷禾健康

色氨酸是连接“吃什么”“肠道菌群状态”与“大脑和情绪”的关键枢纽。它不仅是蛋白质合成必需氨基酸,也是血清素褪黑素的重要前体,并可通过犬尿氨酸通路参与NAD+的从头合成。

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色氨酸在不同代谢通路之间的“分流”,很大程度上受肠道微生物群饮食结构(如多酚、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比例)共同调控。这种调控一旦失衡,不仅会改变肠道屏障和免疫状态,还可通过肠–脑轴深刻影响情绪、认知以及多种神经精神和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围绕“肠道微生物–色氨酸代谢–肠脑轴”的研究迅速升温:一方面,人们逐步解析拟杆菌、梭菌、乳杆菌、双歧杆菌等代表菌属如何通过多样的色氨酸代谢途径生成吲哚类、犬尿氨酸类及血清素等关键代谢物;另一方面,肠易激综合征、自闭症谱系障碍抑郁症、多发性硬化、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以及代谢综合征等疾病中,色氨酸代谢及其微生物调控异常的证据也不断被报道。

基于此情况,饮食干预益生菌粪菌移植乃至纳米技术等多种策略,正被尝试用于重塑肠道微生态调整色氨酸代谢稳态,以期为肠脑轴相关疾病提供新的防治思路。

本文将系统梳理色氨酸的膳食来源和主要代谢通路,重点介绍肠道微生物中特定菌属参与色氨酸代谢的机制,阐述其在肠脑轴中的作用及与多类神经、免疫和代谢性疾病的关联,并总结目前通过饮食、益生菌、抗生素及新兴技术调控色氨酸稳态的研究进展和潜在应用价值。

有关色氨酸的重要信息

▸ 色氨酸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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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氨酸(Trp)是一种人体无法合成、需从饮食获取的必需氨基酸,也是血清素褪黑素NAD+等多种人体重要化合物的前体

血清素:一种神经递质,在情绪调节和肠道蠕动中发挥作用;

褪黑素:一种调节睡眠-觉醒周期的激素;

NAD+:是500多种酶促反应所必需的,并且在几乎所有主要生物过程的调节中起着关键作用。

总得来说,可以概括为五个关键词:

•情绪与睡眠:是血清素和褪黑素的唯一氨基酸前体,直接影响情绪稳定、抗压能力、睡眠节律和食欲控制

•免疫与神经保护:通过犬尿氨酸通路调节免疫反应与神经系统状态,在炎症和精神疾病中扮演关键角色。

•能量与修复:可转化为烟酸,支持 NAD⁺ 合成,保障细胞能量代谢、抗氧化、防老化和 DNA 修复

•生长与组织结构:参与全身蛋白质合成,对儿童生长发育、肌肉维持和器官功能至关重要。

•肠道与肠—脑轴:影响肠道屏障功能和菌群代谢,通过肠—脑轴联系情绪、免疫和代谢健康

▸ 色氨酸的主要膳食来源

①肉类

禽肉:鸡肉、鸭肉、火鸡肉(尤其是去皮鸡胸肉);

猪肉、牛肉、羊肉:瘦肉部分色氨酸含量相对更高。

②鱼类和其他水产

深海鱼:三文鱼(金枪鱼、鲭鱼等)、鳕鱼;

其他常见鱼类:草鱼、鲤鱼、罗非鱼等;

甲壳类:虾、蟹;

软体类:鱿鱼、贝类等。

③蛋类和乳制品

鸡蛋:尤其是蛋白和蛋黄整体算上;

奶及奶制品:牛奶、酸奶、奶酪(尤其是硬质奶酪,蛋白浓缩后单位重量色氨酸含量更高)。

④豆类及豆制品

豆类:黄豆、黑豆、毛豆、扁豆、豌豆、鹰嘴豆、红豆、芸豆等;

豆制品:豆腐、豆干、豆皮、素鸡、豆浆(色氨酸有一定稀释,但作为日常饮品仍有贡献)。

⑤坚果与种子

南瓜籽、葵花籽;

芝麻(黑白芝麻);

花生;

腰果、杏仁、核桃、开心果等坚果。

⑥谷物与伪谷物

全谷物:燕麦、糙米、荞麦、全麦面包/面条;

其他:藜麦(伪谷物,氨基酸组成较优)、玉米、小米等。

⑦水果(含量较低)

香蕉、牛油果(鳄梨)、榴莲;

一些干果:葡萄干、枣干等(因为脱水后营养被“浓缩”);

大多数鲜果(苹果、梨、橙子、葡萄、西瓜、草莓等)蛋白含量本身就低,色氨酸自然也少,更多作用是提供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注:咖啡豆中也含有较高含量的色氨酸。

▸ 色氨酸推荐摄入量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最佳摄入量为4毫克/千克/天,主要用于成年人维持日常需求

★ 不同年龄和阶段的人需求有所不同

婴儿需要更高的色氨酸摄入量,推荐剂量为13毫克/千克/天

儿童推荐摄入量为6毫克/千克/天

孕妇为7毫克/千克/天

为保证获得足够氨基酸及其健康效应,研究还评估了色氨酸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UL),结果为4.5g/天。不过迄今尚无因膳食色氨酸过量而致不良反应的报道。

注:高碳饮食会影响脑干和下丘脑的5-羟色胺(5-HT,也称为血清素)。膳食纤维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也改变色氨酸代谢。微量营养素亦调控色氨酸/犬尿氨酸(KYN)通路,如维生素B6缺乏损害犬尿氨酸酶并可能降低某些脑区5‑HT合成。

肠道微生物群与色氨酸代谢

食物中约90%的色氨酸由小肠吸收,吸收后,主要经犬尿氨酸(KYN)途径和血清素途径代谢

体内约95%的色氨酸(Trp)在Trp 2,3‑二加氧酶(TDO)、吲哚胺 2,3‑二加氧酶1(IDO1)和吲哚胺 2,3-双加氧酶2(IDO2)作用下分解为喹啉酸(QA)、烟酸等产物;仅约 1%–2% 的色氨酸在色氨酸羟化酶(TpH)和芳香族氨基酸脱羧酶催化下转化为5‑羟色胺(5‑HT)。

通过5-HT、KYN和吲哚途径进行的色氨酸代谢

doi.org/10.1016/j.jfutfo.2024.09.006.

★ 肠道菌群参与重要的色氨酸代谢

若进入结肠,肠道微生物群也可以通过各种代谢途径产生多种色氨酸代谢产物

注:早在1897年,即发现大肠杆菌霍乱弧菌可将色氨酸转化为吲哚,提示色氨酸代谢在微生物过程及其对宿主环境影响中的重要性。

微生物群可以通过在宿主体内产生代谢物直接调节色氨酸代谢,或通过参与犬尿氨酸和血清素的产生间接影响这种代谢,而色氨酸代谢的变化会影响微生物的增殖和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目前已鉴定出许多微生物色氨酸代谢途径,包括拟杆菌属、梭菌属、双歧杆菌、链球菌属大肠杆菌的代谢途径。

虽然某些细菌色氨酸代谢产物的转化可以在分子层面上易于定义,但识别产生的具体代谢物类型却十分复杂。这种复杂性源于不同微生物催化酶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两个或多个细菌之间的协作可能是色氨酸代谢物生成的必要条件。

拟杆菌属(Bacteroides

吲哚是通过色氨酸酶(Trpase)的酶促活性产生的,这种酶广泛存在于多种肠道细菌中,包括拟杆菌属、梭菌属和大肠杆菌

√卵型拟杆菌、多形拟杆菌等可代谢产生吲哚乙酸

拟杆菌是人体和动物肠道中的一种主要菌群,一些拟杆菌属物种,如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卵形拟杆菌Bacteroides ovatus)和多形拟杆菌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可以产生吲哚乳酸(ILA)和吲哚乙酸(IAA)。

√不同拟杆菌代谢色氨酸的产物影响不同(有的减轻肠道炎症、有的影响精神状态)

研究发现,肠道中不同拟杆菌的相关代谢物的影响不同。例如B.thetaiotaomicron提高芳烃受体(AHR)配体吲哚乙酸(IAA)和吲哚丙酸(IPA)水平,增强 AHR 激活及相关T细胞转录因子表达。在结肠炎模型中,该菌通过激活AHR并调控CD4⁺T 细胞分化减轻炎症性肠病

微生物色氨酸分解物对宿主生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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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38/s41467-018-05470-4.

通过分析无菌和单菌定植小鼠盲肠及粪便样本证实,B.ovatus提高体内IAA浓度重塑免疫细胞群,减轻炎症,并在三硝基苯磺酸诱导性结肠炎模型中上调结肠 IL‑22 表达;吲哚代谢物本身也能刺激免疫细胞分泌 IL‑22。研究人员认为,B.ovatus 产生的 IAA 通过促进 IL‑22 生成而对结肠炎具有保护作用

还有研究表明,B.thetaiotaomicronB.fragilis诱发小鼠压力相关的抑郁样行为(如焦虑和绝望),而B.ovatus无此效应。

√同属不同菌种产生的代谢物可能差异显著

亲缘关系密切的属的不同菌株之间也存在显著的代谢差异,这很可能是由于微生物的遗传代谢和化学环境存在差异。使用四种不同的拟杆菌属菌株重建的小鼠回肠中色氨酸/犬尿喹啉酸(KYNA)途径的多种变化,支持了代谢调控的这种变异性。拟杆菌属还可能诱导中枢5-羟色胺代谢紊乱,使小鼠对应激诱导的行为障碍敏感

√膳食缺乏色氨酸还会降低拟杆菌丰度

膳食中摄入的色氨酸也会显著影响拟杆菌属生长状态和数量变化。研究表明,当饮食中实施严格的 色氨酸限制时,不仅会明显降低粪便中拟杆菌的丰度,还会同步重塑和改变整个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与结构

梭菌属(Clostridium

梭菌属中的某些物种在吲哚衍生物的合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Clostridium drakei是一种能够产生乙酸的细菌,与C.scatologenes类似,可通过色氨酸的分解代谢转化3-甲基吲哚。3-甲基吲哚是一种常见的肠道代谢产物,又称粪臭素,被认为会导致猪肉产生异味。它可由脆弱拟杆菌B.fragilis)和梭菌属Clostridium)产生。

√丁酸梭菌抗肥胖作用还源于色氨酸代谢调节信号通路

丁酸梭菌Clostridium butyricum)可以在肠道中产生丁酸盐,具有缓解多种疾病的潜力,包括炎症性肠病肥胖症

几种丁酸梭菌菌株具有抗肥胖作用,但这些作用并非完全通过提高肠道中丁酸盐的浓度来实现,还主要通过改变肠道微生物群和色氨酸(Trp)代谢来实现。丁酸梭菌可能通过产生吲哚和吲哚衍生物激活芳香烃受体(AHR)信号通路,并调节宿主的代谢和免疫系统,从而改善肥胖

√梭菌可能富含多种色氨酸代谢途径

最近的体外实验发现,B.thetaiotaomicron通过向大肠杆菌提供单糖,抑制其产生吲哚的能力,从而增加了对生孢梭菌(Clostridium sporogenes)的色氨酸供应,进而促进了吲哚乳酸吲哚丙酸的产生。通过在小鼠饮食中补充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并增加梭菌属乳杆菌属双歧杆菌属的数量,重塑了小鼠肠道微生物的结构和组成,从而改善了类似抑郁的行为。

据报道,梭菌属(Clostridium)可通过色氨酸(Trp)的代谢产生吲哚吲哚衍生物色胺。研究发现,该属的菌株具有产生喹啉酸(QA)的潜力,且预测Clostridium hathewayi具有QA途径。然而,该菌株中缺失了负责合成QA途径前体犬尿氨酸(KYN)的基因,这表明QA途径具有代谢共享性,且包括梭菌属在内的部分生物以KYN为底物,而KYN是由包括芽孢杆菌属Bacillus)、伯克霍尔德氏菌属Burkholderia)和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在内的另一组细菌产生的。

肠道微生物群通过肠脑轴影响色氨酸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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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16/j.jfutfo.2024.09.006.

总体来看,梭状芽孢杆菌富含多种色氨酸代谢途径,相关分析表明其在肠道中具有更强的色氨酸代谢潜力

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

乳杆菌是正常肠道微生物群的重要成员,主要包括植物乳杆菌Lactiplantibacillus plantarum)、干酪乳杆菌Lactobacillus casei)、嗜酸乳杆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鼠李糖乳杆菌Lactobacillus rhamnosus)、罗伊氏乳杆菌Lactobacillus reuteri)、清酒乳杆菌Lactobacillus sakei)和弯曲乳杆菌Lactobacillus curvatus)。

√乳杆菌通过上调吲哚乙酸水平可以缓解结肠炎

乳杆菌可通过芳香族氨基酸氨基转移酶和吲哚乳酸脱氢酶(ILDH)将色氨酸转化为吲哚-3-醛(IAld)和吲哚乳酸(ILA)。研究人员筛选出色氨酸代谢活性最高的 L. plantarum,并联合 Trp 观察其在 DSS 诱导溃疡性结肠炎中的作用。

结果显示,该菌上调了吲哚乙酸(IAA)水平及 AHR mRNA 表达,进而激活 IL-22/STAT3 信号通路。通过比较不同 L. plantarum 菌株的基因组和代谢组,认为 IAA 可能是导致菌株间结肠炎缓解效果差异的关键代谢物。

√鼠李糖乳杆菌通过代谢色氨酸增强肠道屏障

筛选出可在肠道定植并在体外代谢色氨酸生成吲哚衍生物L. rhamnosus MN-431。该菌同时上调孕烷 X 受体(PXR)和芳烃受体(AHR)的表达:大量 ILA 和 IAld 作为 AHR 配体,而共享配体 IA 主要结合 PXR,通过上调 PXR、AHR 并下调核因子 κB(NF-κB),增强肠道屏障功能

尽管其具体吲哚代谢产物及体内代谢情况尚未完全明确,但多项证据提示L.rhamnosus肠道益生健康具有潜在益处。

√罗伊氏乳杆菌产生的吲哚-3-醛有助于抑制结直肠癌

研究表明,吲哚-3-醛(I3A)是罗伊氏乳杆菌来源的膳食色氨酸(Trp)分解代谢产物,可诱导芳香烃受体依赖的环磷酸腺苷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REB)活性,从而增强 Tc1 细胞(分泌干扰素-γ(IFN-γ)的 CD8⁺ T 细胞)的效应功能,并提高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抗肿瘤效果

当 I3A 自小肠转移至肿瘤微环境后,罗伊氏乳杆菌可激活肿瘤中的 I3A–AHR–CD8⁺ T 细胞轴,促进分泌 IFN-γ 的细胞毒性 CD8⁺ T 细胞活化。有研究发现,他汀类药物也可降低结直肠癌(CRC)风险,且该作用依赖肠道微生物群。分析显示,给药后肠上皮细胞 IDO1 基因表达受抑制,肠道色氨酸水平升高,罗伊氏乳杆菌丰度显著增加,更多 Trp 被其代谢为吲哚-3-乳酸(ILA),且二者呈正相关。ILA 通过调节 TH17 反应维持屏障完整性抑制 结直肠癌,其中视黄酸受体相关孤儿核受体 γt 和 AHR 共同参与。

双歧杆菌属(Bifidobacterium

双歧杆菌是经顺产和母乳喂养婴儿肠道微生物群的关键成员。母乳中色氨酸(Trp)含量高于大多数婴儿配方奶粉,且富含益生元,有助于双歧杆菌等有益菌在婴儿肠道定殖。

双歧杆菌是新生儿最早定殖的微生物之一,在其生理发育中发挥重要作用。一项研究显示,约90%新生儿在出生后肠道中检出双歧杆菌,该属在成人肠道菌群中仍占约 3%–5%。常见种类包括长双歧杆菌、短双歧杆菌、青春双歧杆菌假长双歧杆菌等。

√双歧杆菌产生吲哚乳酸有助于抑制条件致病菌

检测从人类和动物胃肠道分离的双歧杆菌,发现吲哚乳酸(ILA)是其培养上清液中的色氨酸代谢物。来自婴儿粪便的长双歧杆菌短双歧杆菌产生的 ILA 多于其他来源分离的菌株,因此婴儿肠道中双歧杆菌定殖所形成的 ILA 可能为其在结肠菌群中提供竞争优势。ILA 具有抗菌活性,可抑制大肠杆菌在肠道中的定植。

其他肠道微生物群

√大肠杆菌、霍乱弧菌

研究发现,大肠杆菌霍乱弧菌V. cholerae)可将色氨酸转化为吲哚。大肠杆菌具有活跃的色氨酸和吲哚转运蛋白,色氨酸酶可将色氨酸转化为吲哚,在大肠杆菌乳酸菌中均有表达。然而,负责吲哚后续代谢的具体微生物酶途径,以及吲哚在其他共生菌中的分布和活性仍不明确。

√肠球菌、假单胞菌

多项研究表明,部分细菌可产生色胺(tryptamine)等神经活性分子,或通过影响肠嗜铬细胞/炎症状态间接调控宿主5-HT合成

肠道微生物将 Trp 作为吲哚、血清素和褪黑素合成前体加以代谢,从而减少宿主可利用的 Trp。假单胞菌可利用现有色氨酸合成血清素,并通过其毒性及细胞间信号传导,使肠道菌群诱导循环 Trp 水平下降,进而影响 5-羟色胺能神经传递,以及中枢神经系统肠神经系统(ENS)的功能。

√消化链球菌

消化链球菌(Peptostreptococcus)能够代谢色氨酸(Trp),从而产生吲哚-3-丙烯酸(IA,indole-3-acrylicacid)等吲哚类代谢物。IA对肠上皮屏障的功能有积极作用,并有助于减少免疫细胞中的炎症反应Peptostreptococcus russellii具有苯丙氨酸脱水酶基因簇(fldAIBC),该基因簇与生孢梭菌(C. sporogenes)中的fldAIBC基因簇同源,且对苯丙氨酸的代谢至关重要。

同样,厌氧消化链球菌编码完整的fldAIBC基因簇,并产生色氨酸代谢产物吲哚丙酸(IPA)和异亮氨酸(IA),而口腔消化链球菌则缺乏初始因子fldI,导致色氨酸代谢产物水平较低

小结

围绕特定肠道菌属或菌种色氨酸代谢开展研究,有望为微生物群靶向调控色氨酸代谢提供新思路,例如通过基因序列同源性筛选具色氨酸代谢能力的菌株。

此类研究有助于构建基于肠道微生物群精准干预策略,以改善 Trp 代谢失衡相关疾病。聚焦特定菌种或菌株与色氨酸的相互作用,科学家可开发更精细的调控手段,优化这一关键代谢通路,从而促进整体健康并应对多种代谢性疾病。

色氨酸代谢与肠脑轴

肠道微生物群通过产生激素、免疫因子代谢物,在大脑行为认知发育中发挥重要作用。出生后,肠道细菌的早期定殖可促进中枢神经系统发育。肠道微生物群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并可调节情绪

★ 肠道微生物群通过产生激素、信号分子等影响神经系统功能

动物研究表明,微生物群失衡常导致焦虑样行为;相反,特定益生菌干预或重建微生物群则有助于改善焦虑相关行为:缺乏正常肠道微生物群会严重干扰中枢神经传递,而肠道微生物群恢复后,小鼠的焦虑行为可恢复正常

肠道微生物群可通过产生神经信号分子调节内分泌细胞激素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研究证实,口服婴儿双歧杆菌后,大鼠脑内 5-HTP、5-HIAA 和苯乙酸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肠道微生物群还能通过影响内分泌细胞皮质酮水平调节 HPA 轴反应强度,在应激反应中发挥关键作用,并调控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脑肠肽等激素的分泌。

注:脑肠肽‌是一类同时存在于‌大脑和肠道‌的活性肽类物质,通过‌脑-肠轴‌双向调节消化、代谢、情绪等生理功能,是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重要信号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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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氨酸代谢是肠脑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肠脑轴(GBA)描述了大脑肠道之间的双向交叉。GBA拥有复杂的沟通系统,包括中枢神经系统(CNS)、肠神经系统(ENS)和胃肠道(GI)之间的双向相互作用

脑肠相互作用主要有三个机制:神经通路、内分泌通路免疫通路,微生物积极参与GBA内的代谢途径,影响微生物-肠-脑轴(MGBA)相关代谢产物。这些包括微生物产生的神经递质、短链脂肪酸,以及色氨酸等的直接或间接代谢。这些过程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和细胞因子的产生,以调节免疫力。

色氨酸代谢及其相关代谢物对肠脑轴至关重要。微生物肠脑轴直接影响情绪和心理状态,还与免疫系统密切相关,并且与胃肠道慢性疾病相关。

▸ 血清素通路与肠脑轴

色氨酸(Trp)及其代谢物的三条关键代谢途径在大脑与肠道间的沟通中发挥重要作用。约 90% 的体内血清素由肠嗜铬细胞(EC)合成:Trp 先经色氨酸羟化酶1(TPH1)转化为5-羟色氨酸(5-HTP),随后进一步生成血清素(5-HT)。血清素作为核心胃肠信号分子,在肠道内外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调节肠道蠕动与运动上皮分泌血管扩张营养吸收,从而影响整体消化功能。

√色氨酸代谢调节血清素水平进而影响多种组织

在中枢神经系统与胃肠道的双向通讯中,血清素在中枢和外周均作为神经递质发挥作用。外周血清素不能通过血脑屏障,而色氨酸可跨越血脑屏障并在中枢合成血清素。因此,色氨酸代谢的改变会影响外周色氨酸的利用中枢色氨酸水平,从而调节中枢血清素代谢

经肠脑轴介导的胃肠神经调控可通过改变血清素信号传递,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传递。早期神经元具有类似内分泌器官的功能,可从大脑释放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如血清素),既参与脑发育调控,又调节内脏靶器官(如胃肠道)及全身多种组织的发育。

例如,血清素(5-HT)通过其受体参与心血管调节,这些受体在调控心血管反射以及交感、副交感神经活动中具有重要生理作用。血清素受体分布于多种心血管组织及参与心血管调节的中枢区域,其激活可对心血管功能产生多方面影响。中枢血清素缺乏会导致 5-HT 能通路异常、血清素能支配减弱,并因血清素下降诱导海马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表达升高,引起过度神经支配。血清素水平改变也被认为与自闭症、精神分裂症等神经精神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

√血清素是肠神经系统的关键信号分子

肠神经系统(ENS)由胃肠道壁内的神经成分构成,是一个独立而复杂的神经网络,可在相对独立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情况下调节肠功能

但 ENS 又通过交感和副交感神经与中枢神经纤维相连,对肠蠕动和局部血流等基本胃肠功能至关重要。5-HT 能神经元是 ENS 中最早出现的神经元之一,而 5-HT 是 ENS 的关键信号分子

5-HT 受体的激活与成人期神经发生和神经保护相关;成人 ENS 的正常发育依赖5-HT受体4特异性信号,神经元来源的 5-HT 与黏膜来源的 5-HT 通过互补作用共同促进肠神经系统成熟

▸ 犬尿氨酸路径与肠脑轴

将色氨酸代谢为犬尿氨酸(KYN)的关键酶包括色氨酸 2,3‑二加氧酶(TDO)、吲哚胺 2,3‑二加氧酶1(IDO1)和吲哚胺 2,3-双加氧酶2(IDO2)。其中,TDO以肝脏表达为主;肠道黏膜及免疫相关组织中IDO1更为关键。

√犬尿氨酸代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并与神经疾病相关

95%的色氨酸经犬尿氨酸通路(KP)代谢为烟酰胺NAD+。TDO 负责启动 KP,是该通路的主要限速酶;肝外 KP 分支则由两种 IDO 酶调控,IDO 主要在黏膜组织(如免疫系统和肠道)中活跃。KYN 通常先被羟基化为 3-HK,再转化为 3-HAA;HAA 通过非酶促中间反应迅速生成喹啉酸(QA),并进一步转化为 NAD+,为 KP 的主要终产物。另一支 KP 则在 KAT 作用下生成犬尿氨酸(KYN),参与神经调节

KYN 及其代谢物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并与多种神经系统疾病相关。约 60% 的外周 KYN 可通过血脑屏障进入中枢,在星形胶质细胞中转化为犬尿喹啉酸(KYNA),其水平与神经保护相关;而喹啉酸(QA)由小胶质细胞产生,其升高与神经元兴奋性毒性有关。KYNA 与 QA 之间的失衡被认为与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多发性硬化等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

注:在肠神经系统(ENS)和中枢神经系统(CNS) 中,犬尿喹啉酸(KYNA)作为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和 α7 烟碱型受体的拮抗剂,同时又是G蛋白偶联受体 GPR35 的激动剂

▸ 色氨酸代谢物与肠脑轴

肠道微生物群可直接利用色氨酸(Trp),将约 4%–6% 转化为吲哚、色胺吲哚酸衍生物

肠道菌群将色氨酸转化为色胺吲哚-3-丙酮酸(IPYA),后者进一步生成吲哚、吲哚-3-乙醛(IAAld)和吲哚乳酸(ILA)。IAAld 可转化为吲哚乙酸(IAA)和色氨酸,IAA 还可继续代谢为粪臭素;ILA 则可转化为 IA,随后生成 IPA。

√色氨酸经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生的吲哚和色胺影响神经系统

吲哚是调节肠道的重要信号分子。吲哚及其衍生物(如 IAA)可作为 AHR 配体,通过激活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介导中枢神经系统炎症。AHR 配体可能通过干扰素α受体1相关通路,发挥抗炎和神经保护作用,从而调控中枢神经系统炎症

吲哚作为 AHR 配体,还能通过影响电压门控钾通道和线粒体 NADH 脱氢酶,调节小鼠结肠 L 细胞中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的分泌。研究证实,肠源性吲哚代谢物可能作用于扩展奖赏网络,尤其是杏仁核–伏隔核以及杏仁核–前岛叶皮层通路。

微生物代谢产物扩散穿过肠道屏障后,可经迷走神经将信号由胃肠道传递至中枢神经系统。在大鼠中鞘内常规注射吲哚会升高脑内吲哚和色胺水平,激活迷走神经,降低运动活动,并诱导 c-Fos 过度表达。c-Fos 是迷走神经激活的重要标志,提示吲哚可激活肠黏膜中的迷走神经传入纤维

色氨酸代谢及肠脑轴相关疾病

色氨酸(Trp)作为必需氨基酸,不仅是蛋白质合成的基本原料,也是连接肠道微生物群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代谢枢纽。色氨酸代谢一旦在通路比例或关键代谢物水平上发生失衡,既可影响情绪与认知等神经精神功能,又与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多发性硬化等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以及多种慢性胃肠道疾病的发生和进展密切相关,因此成为近年来肠脑轴相关疾病研究与干预的核心焦点之一。

肠脑轴相关疾病及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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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16/j.jfutfo.2024.09.006.

▸ 肠易激综合征(IBS)

肠易激综合征(IBS)是一种常见的肠道功能紊乱性疾病,可表现为腹痛、腹泻以及伴发的焦虑和抑郁

√肠脑轴失衡是IBS的重要特征

肠脑轴(GBA)失衡是 IBS 发病机制的突出特征之一,而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产物在其中起关键调控作用。多项针对 IBS 患者粪便样本的研究发现,在门水平上,BacillotaBacteroidota比例升高,而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和乳杆菌Lactobacillus比例降低;链球菌(Streptococcus)和瘤胃球菌(Ruminococcus)数量亦有所增加。

肠道微生物群结构和组成的改变与多种胃肠道疾病相关,包括 IBS。据估计,约10%的IBS发生于胃肠炎之后,此类患者的微生物特征与腹泻型 IBS(IBS-D)单纯腹泻患者高度相似。胃肠蠕动异常是 IBS 的重要表现之一,而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物可通过影响肠道神经元、胶质细胞和肠壁肌层巨噬细胞等多种途径调节胃肠动力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存在血清素合成及功能受损

目前关于 IBS 机制的研究部分聚焦于色氨酸向血清素(5-HT)的转化通路,该通路同时调节胃肠功能和情绪。据报道,IBS 患者结肠和直肠中色氨酸羟化酶1(TPH1)表达降低,导致 5-HT 合成及其功能受损

还观察到 IBS 患者的犬尿氨酸(KYN)水平升高,IDO 活性显著增强,并且与症状严重程度呈正相关;与此同时,KYN 代谢产物犬尿喹啉酸(KYNA)水平下降,KYNA/KYN 比值降低,提示 KYNA 与 IBS 发病呈负相关。KYNA 对中枢神经系统和肠道具有抗炎、镇痛及情绪保护作用,因此其代谢失衡可能构成 GBA 功能紊乱的重要基础。

▸ 自闭症谱系障碍(ASD)

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是一种复杂的神经发育障碍,主要影响沟通、社交能力和行为。许多儿童和成人 ASD 患者伴有明显的胃肠道症状,如便秘和腹泻,且这些症状与 ASD 的严重程度相关

√自闭症患者肠道多样性降低

研究表明,这些胃肠道表现与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物失衡有关,可影响胃肠功能神经生物学状态。ASD 及其他神经发育障碍患者的粪便微生物群α多样性降低,且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的Bacillota与Bacteroidota比值升高

√某些微生物可能通过影响色氨酸可用性参与自闭症的发病机制

几项评估自闭症患者肠道微生物丰度差异的研究将自闭症症状PrevotellaCoprococcusVeillonellaceae丰度较低联系起来。

脆弱拟杆菌(一种胰蛋白酶合成细菌),可能会降低自闭症患者的色氨酸可用性。非色氨酸衍生的微生物代谢产物也可能起到因果作用,一项观察自闭症小鼠母体免疫激活(MIA)模型中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的研究显示,微生物代谢产物4-乙基苯基硫酸增加了46倍,如果小鼠被脆弱拟杆菌定殖,则其正常化。

√自闭症患者存在色氨酸代谢异常

多项研究提示ASD患者存在色氨酸(Trp)代谢异常:血浆Trp水平降低,KYN/Trp比值升高,说明 Trp 代谢由血清素合成通路偏向犬尿氨酸通路(KP)。

研究还发现,ASD 患者细胞利用 Trp 作为能量底物的能力低于对照组,提示 Trp 代谢减弱可能通过影响大脑早期发育、线粒体稳态及脑内免疫代谢通路而发挥作用。进一步证明,ASD 儿童与对照儿童在尿代谢物上的主要差异集中于色氨酸和嘌呤代谢通路,ASD 儿童更倾向于将 Trp 代谢为黄尿酸和犬尿喹啉酸,同时减少 KYNA 生成。对这些代谢异常的深入认识有望促进 ASD 的早期和更可靠的诊断

▸ 抑郁症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也是当代社会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患者常表现为情绪低落、绝望、快感缺失、疲乏睡眠障碍

√肠道微生物群可能通过多条通路影响抑郁

有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和结构与健康人明显不同,提示“肠–脑”调控具有双向性。肠道微生物群可能通过影响多条在抑郁中被扰乱的通路(包括色氨酸代谢和免疫系统)参与其发病。血清素可用性下降是抑郁症的重要特征,而其他色氨酸代谢产物(如犬尿氨酸)同样与抑郁密切相关,这些代谢改变很可能由肠道微生物群驱动。

√色氨酸及血清素水平紊乱影响抑郁症状

作为关键神经递质,血清素(5-HT)参与调控中枢神经系统的应激与适应反应,其紊乱与抑郁发作密切相关。突触间隙 5-HT 含量下降诱发抑郁,且抑郁患者突触后膜中 5-HT 受体密度与敏感性均降低。降低吲哚胺 2,3‑二加氧酶(IDO)表达、提高脑内5-HT水平被认为是潜在治疗靶点。

血浆色氨酸降低及犬尿喹啉酸(KYNA)/色氨酸(Trp)比值升高与抑郁相关;同时,抑郁患者血浆 KYNA/喹啉酸(QA)比值下降:KYNA 通过激活 GPR35 调节 cAMP 生成,并抑制交感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的Ca2+通道,降低炎症转录因子 NF-κB 表达,抑制炎症相关通路,具有神经保护和抗炎作用;相反,喹啉酸(QA)具神经毒性,参与抑郁发生。肠上皮 GPR35 还能通过微生物群调控 IAld 与 ILA 等代谢产物的平衡;GPR35 缺失可诱导类抑郁行为,而在此背景下补充吲哚-3-醛(IAld)具有潜在抗抑郁效应

√肠道微生物群通过调节色氨酸代谢影响抑郁

色氨酸代谢的紊乱是抑郁症病理的重要因素,肠道微生物群在影响这一代谢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研究发现褪黑素以微生物群依赖性的方式改善色氨酸代谢缓解卵巢切除小鼠的抑郁样行为。

细菌通过多种机制在抑郁症中发挥作用,益生菌与其他细菌的结合可以通过多种机制缓解抑郁症。探索多种益生菌疗法、益生元和共生菌对于进一步了解它们恢复色氨酸代谢和缓解抑郁行为的潜力至关重要。

▸ 多发性硬化症

多发性硬化症(MS)是一种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也是青年人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发现,MS 患者的色氨酸(Trp)水平显著低于健康对照,且 Trp 代谢关键产物犬尿喹啉酸(KYNA)与喹啉酸(QA)的平衡变化会通过调节犬尿氨酸通路(KP)影响疾病进程,从而有望缓解 MS 症状。

√丁酸梭菌调节色氨代谢减轻多发性硬化症

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EAE)是研究 MS 的经典动物模型。研究显示,该模型中肠道微生物群可产生犬尿喹啉酸(KYNA),进而招募并激活 GPR35 阳性巨噬细胞,促进 EAE 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无菌小鼠中,只有能够产生 KYNA 的大肠杆菌菌株才能恢复 EAE 表型,而野生型大肠杆菌不足以诱导相同效应,突出了 KYNA 在该过程中的特异作用

鉴于肠道微生物群在其中发挥关键调控作用,通过益生菌(如丁酸梭菌调节色氨酸代谢通路,有望减轻神经退行性疾病。肠源性色氨酸代谢物还能作为 AHR 配体调控星形胶质细胞,从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炎症

▸ 神经退行性疾病

神经退行性疾病包括阿尔茨海默病(AD)和帕金森病(PD)等,其中 PD 的特征为多巴胺能神经元逐渐丧失。研究表明,与对照相比,PD 患者血浆和血清色氨酸浓度明显降低,血清色氨酸的下降可能与其常见的心理症状相关。AD 患者外周血中色氨酸降解增加,同样导致血清色氨酸水平下降

√调节色氨酸代谢影响中枢神经从而减轻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PD)中,3-羟基犬尿氨酸(3‑HK)水平升高,可能通过诱导氧化应激损伤神经元;而 KYNA 水平降低,外源性 KYNA 注射可减轻 PD 症状。

进一步研究发现,通过调节 TDO 活性和色氨酸代谢,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内外多种KYN通路神经活性代谢物的水平;抑制 TDO 既能增强神经保护、减少蛋白毒性、预防记忆减退,又有助于缓解胃肠功能障碍,有望成为帕金森病治疗的新靶点。

√色氨酸代谢产物调控阿尔茨海默病的Aβ沉积

阿尔茨海默病(AD)的主要病理特征为神经原纤维缠结β淀粉样蛋白(Aβ)沉积。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在 AD 的进展中起关键作用,色氨酸及其代谢物可调控这两类细胞的活化,从而改善认知功能抑制 Aβ 沉积。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体内3-羟基犬尿氨酸(3‑HK)和喹啉酸(QA)水平均升高,其中 QA 在多种神经系统疾病中已被证实具有神经毒性。相比之下,犬尿喹啉酸(KYNA)具有神经保护作用;部分研究发现,KYNA 和5-羟基哚烯乙酸(5-HIAA)能诱导蛋白酶 Neprilysin 的表达,进一步支持色氨酸代谢产物在脑内调控 Aβ 水平的作用。

注:Neprilysin(脑啡肽酶,NEP)是一种锌依赖性金属蛋白酶,在人体内具有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主要涉及肽类物质的降解。

▸ 代谢综合征

代谢综合征(MetS)包括腹型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胰岛素抵抗等心血管危险因素。

√代谢综合征患者的色氨酸代谢紊乱

在肥胖和 MetS 人群中,犬尿氨酸(KYN)、犬尿喹啉酸(KYNA)和喹啉酸(QA)水平升高,犬尿氨酸/色氨酸比值上升,且尿酸、甘油三酯色氨酸(Trp)向 KYN 的转化率呈正相关。受炎症状态调节的吲哚胺2,3-二氧化酶1(IDO1)将色氨酸代谢为犬尿氨酸。犬尿氨酸途径的抑制剂可能用于治疗代谢综合征。

外周血清素(5‑HT)水平升高及色氨酸羟化酶1(TPH1)多态性与肥胖相关。研究表明,缺失 TPH1 的小鼠在高脂饮食下可避免肥胖、胰岛素抵抗和非酒精性脂肪肝,提示外周 5‑HT 抑制能量消耗,而肥胖可反过来提高外周 5‑HT 水平。不过,也有研究发现 5‑HT 与肥胖呈负相关,说明其调控机制复杂且尚未完全阐明。此外,降低 5‑HT 活性的 TPH2 变异会增加抑郁症患者发生MetS的风险。

√色氨酸转化产物吲哚衍生物调控代谢

微生物群通过色氨酸转化产生的几种吲哚衍生物可能在代谢综合征的发病机制中起作用。

吲哚本身已被证明可以刺激肠内分泌 L 细胞产生胰高血糖素样肽-1 (GLP-1),这是一种刺激胰腺 β 细胞分泌胰岛素的肠降血糖素。这种机制涉及快速抑制刺激 GLP-1 分泌的电压门控 K+ 通道,但受 ATP 合成抑制的长期影响控制,减少GLP-1分泌。

调整色氨酸稳态的策略

神经系统异常外,肠脑轴(GBA)相关疾病患者还常伴有便秘、腹泻胃肠道症状,其中肠道微生物群失调及其代谢物改变是重要原因。

因此,越来越多研究尝试通过靶向肠道微生物群治疗此类疾病。愈来愈多证据将胃肠功能障碍肠脑轴相关疾病联系起来,肠道极可能成为这类患者的潜在治疗靶点

饮食

饮食被认为是影响微生物色氨酸代谢重要因素

√多酚、膳食纤维调节肠道菌群及色氨酸代谢

最新研究发现,小米中的多酚化合物奎宁酸通过改善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增加微生物代谢物吲哚乙酸犬尿氨酸发挥抗炎作用,为预防阿尔茨海默病(AD)提供了潜在靶点。

膳食纤维可以减少吲哚的产生,同时促进其他有益健康的色氨酸代谢产物的生成。

√富含麦麸的饮食调节色氨酸代谢物的合成和转化

富含麦麸的饮食有效地抑制了色氨酸向犬尿氨酸途径代谢物的转化,同时增加了褪黑激素和微生物分解代谢物,即吲哚-3-丙酸、吲哚-3-乙醛和 5-羟基-吲哚-3-乙酸。

麦麸增加了促进健康的细菌(例如,AkkermansiaLactobacillus),它们与色氨酸衍生的吲哚类代谢物显著相关。

富含麦麸的饮食还可有效调节与免疫功能相关微生物转化色氨酸合成(即增加 AhR 和 IL-22 的结肠表达),同时改善葡萄糖和脂质稳态,以及增加肠道健康促进菌的丰度。

√碳水化合物:影响色氨酸代谢速率

微生物色氨酸代谢速率可能受肠腔内营养物质(如碳水化合物)可利用性变化的影响。

体外研究显示,从仔猪粪便中分离的一株利用色氨酸的细菌,在可消化碳水化合物(葡萄糖)存在时,主要将色氨酸用于细菌蛋白质合成;而在不可消化碳水化合物(低聚果糖)存在时,则以其为底物产生吲哚

进一步研究表明,通过添加低聚果糖、抗性淀粉等不可消化碳水化合物,可提高碳水化合物可利用性,促进其代谢并增加短链脂肪酸生成,同时减少色氨酸降解及吲哚类化合物的产生。

这些结果说明,提高碳水化合物可利用性可抑制肠道微生物对色氨酸的降解,进而影响循环色氨酸库。相反,碳水化合物供应增加还能促进肠道血清素(5‑HT)合成,并与胃肠道运动增强相关——这一点已在口服多糖的小鼠实验中得到证实。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增加也可能参与其中。

√高脂肪饮食:抑制色氨酸向吲哚代谢物的转化

研究表明,高脂饮食耗尽小鼠盲肠中的微生物代谢产物吲哚乙酸色胺,提示在高脂状态下微生物色氨酸降解途径减弱

同时,高脂饮食显著提高小鼠肠道 IDO 活性,促进色氨酸向犬尿氨酸的分解代谢。肠道微环境在高脂暴露下发生改变,抑制了微生物将色氨酸转化为吲哚类代谢物,尤其是吲哚‑3‑丙酸、吲哚‑3‑乳酸和吲哚乙酸盐。这些代谢物是 AhR 激动剂,在免疫调节中具有关键作用。

益生菌

益生菌,如属于乳杆菌属双歧杆菌属的细菌,对色氨酸代谢产生有益影响。

√益生菌促进血清素合成

一方面,益生菌,如乳杆菌和双歧杆菌中的物种,可以直接将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

另一方面,一些益生菌乳杆菌菌株,如干酪乳杆菌,可以通过增加TPH1表达间接促进结肠血清素合成。

√益生菌与犬尿氨酸途径的调节密切相关

血清素水平升高相一致,大鼠口服约氏乳杆菌Lactobacillus johnsonii)无细胞上清液后,血清犬尿氨酸水平及肠道 IDO 活性均下降。连续口服约氏乳杆菌 8 周的人体试验亦观察到血清犬尿氨酸降低,且色氨酸含量呈上升趋势

此前研究还发现,大鼠补充益生菌婴儿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 infantis)可升高色氨酸水平,并降低血循环中犬尿氨酸/色氨酸比值

上述结果提示,部分乳杆菌和双歧杆菌益生菌可能通过抑制犬尿氨酸途径调节宿主色氨酸代谢

慎用抗生素

√抗生素会调节肠道微生物群对色氨酸的代谢

已有研究报道,抗生素所致的微生物变化影响犬尿氨酸通路:微生物群耗竭可提高小鼠和猪体循环中色氨酸的可用性,并减弱其沿犬尿氨酸通路的代谢。同时,一些研究也发现,抗生素诱导的菌群改变影响猪体内微生物色氨酸降解途径的激活。随着循环色氨酸升高,口服抗生素减少了空肠中色氨酸的可用性,并降低猪大肠中微生物色氨酸脱羧活性,却增加了大肠中吲哚及其衍生物含量。

有趣的是,最新研究发现,将主要作用于大肠菌群的广谱抗生素输注至回肠末端,反而使血循环中色氨酸水平下降,并增强微生物对色氨酸的降解,从而提高大肠吲哚水平。与既往结果相对,这提示肠道微生物群在应对不同抗生素干预时,对色氨酸代谢具有复杂而独特的调节作用

其他方法

√粪菌移植通过影响肠道菌群调节色氨酸代谢

粪便微生物群移植(FMT)也被证明对受体结肠内菌群的色氨酸代谢具有调节作用,通过设计合成菌群,可以改善肠道微生物群的功能障碍,包括色氨酸代谢。

√纳米技术、增加多糖利用位点

一些能够代谢色氨酸的稀有细菌,如B.thetaiotaomicron,可以通过多个多糖利用位点增加其丰度纳米技术是一种在微观层面操纵肠道微生物群相互作用的新方法。该技术在诊断和治疗肠脑轴(GBA)相关疾病方面不断取得进展

还有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口服活生物治疗剂,利用乳酸乳球菌(Lactococcus lactis),该治疗剂能增强小肠靶向性促进外源性乳酸乳球菌的产生,从而实现大脑功能的精确调控

下表总结了相关疾病患者中益生菌抗生素饮食干预等的临床试验,显示这些干预可更有效缓解神经系统疾病相关的胃肠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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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16/j.jfutfo.2024.09.006.

注:然而,目前尚无确切证据证明这些干预能缓解神经系统问题,难以直接肯定或否定其疗效,因为它们可能对由不同因素导致的神经系统疾病产生不同影响

结语

肠道微生物群肠脑轴色氨酸代谢共同构成了贯穿局部肠道环境全身神经功能的核心网络。不同菌群通过竞争性利用色氨酸、分泌多种吲哚及其衍生物、调节血清素及犬尿氨酸等关键代谢通路,不仅重塑肠黏膜屏障局部免疫微环境,也通过迷走神经、循环代谢物和炎症信号将“肠道事件”转译为情绪、认知及行为的改变。可以说,肠道微生物群对色氨酸代谢“走向”的精细调控,是肠脑轴发挥双向调节功能的重要生物学基础。

在此背景下,许多神经精神肠道相关疾病可被重新理解为“微生物群–色氨酸代谢–肠脑轴”失衡的不同表现:一端是菌群多样性下降关键代谢菌减少致病菌增殖,另一端则是色氨酸流向偏移、保护性代谢物不足或神经毒性代谢物累积

饮食模式变化抗生素使用感染压力等多种因素,都可能通过扰动肠道微生态和色氨酸代谢,推动疾病的发生与进展。这一视角为从源头干预肠道微生物群重构肠脑轴稳态提供了理论支撑。

未来,围绕这三者间的关系仍有大量问题有待解答。需要进一步解析不同菌群色氨酸代谢网络中的分工与协同,明确哪些代谢通路、哪些受体信号是真正决定肠脑轴“方向”的关键节点;需要通过严谨设计的临床试验评估饮食干预、益生菌制剂、粪菌移植新型靶向技术在神经精神结局上的真实获益与适用人群;更需要在此基础上构建以肠道菌群特征和色氨酸代谢谱为核心的分层管理与预测体系,推动从“经验调节微生态”走向“精准重塑肠脑轴”

随着基础研究与转化医学的不断推进,以肠道微生物群‑肠脑轴‑色氨酸代谢为靶点,有望成为未来干预多类神经及代谢相关疾病的关键突破口。

注:本账号内容仅供学习和交流,不构成任何形式的医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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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喝酒却醉了?最新队列揭示自酿综合征的肠道菌群机制与干预线索

谷禾健康

明明滴酒未沾,却突然出现醉酒症状:说话含糊、步态不稳、意识模糊,严重者甚至被交警查出酒驾

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在医学上,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罕见疾病——自酿综合征(Auto-Brewery Syndrome, ABS),也称为肠道发酵综合征。

其核心特征是:在未摄入外源性酒精的情况下,肠道微生物异常发酵碳水化合物,产生并吸收过量乙醇,使血液/呼气酒精水平可达到甚至超过法定阈值,从而出现类似醉酒的一系列神经胃肠道症状。由于临床表现与饮酒高度相似,自酿综合征在现实中常被误解为酒精依赖、精神问题或刻意隐瞒饮酒史,患者往往经历漫长的误诊与社会压力,甚至常面临法律纠纷。

研究显示,70%的自酿综合征患者报告曾被朋友或家人怀疑撒谎40%因此失去工作。提高公众和医疗界对ABS的认知,是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关键。

近期发表在《Nature Microbiology》的一项研究,通过对22名ABS患者和21名健康家庭成员的系统分析,首次揭示了这种罕见病的微生物学机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关系的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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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自酿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切入,结合最新《Nature Microbiology》上发表的研究队列从“菌群组成—功能通路—代谢物—体外发酵验证”四个层面系统呈现 ABS 的微生物学机制:发作期变形菌门(肠杆菌科)异常富集为特征,血液酒精浓度与其相对丰度正相关;宏基因组功能注释显示混合酸发酵、异型乳酸发酵乙醇胺利用等产醇相关通路显著增强,代谢组学提示乙酸显著升高并与醉酒程度关联。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梳理易感人群与诱因诊断思路与鉴别要点,并结合宏基因组与代谢证据说明产乙醇菌群的形成与维持机制;鉴于常规干预在部分患者中疗效有限且复发风险较高,本文还引入 FMT 个案,作为微生态“重置”策略的临床补充证据,为理解菌群干预症状逆转之间的关联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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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醉酒之谜——什么是自酿综合征?

从未喝酒,为何会醉酒?

自酿综合征(简称ABS)是一种由于肠道微生物异常发酵碳水化合物,产生过量乙醇(也就是酒精)而导致的罕见代谢紊乱疾病

患者在没有摄入任何酒精的情况下,血液酒精浓度可达到甚至超过法定酒驾标准(80 mg/dL),出现典型的醉酒症状。这种疾病最早于1948年由Ladkin和Davies首次报道,当时一名5岁非洲男孩因肠道异常发酵导致严重腹胀和穿孔死亡。

在日本,这种疾病被称为”meitei-sho”(肠内酒精发酵综合征),并在20世纪70年代有过系列报道。而在现代医学中,自酿综合征仍然常常被误诊为酒精依赖或精神疾病,许多患者在确诊前往往经历数年的误诊和社会误解

患者的真实困境:从酒鬼到患者

Malik等人在2019年报道了一个典型案例:一名46岁男性在接受头孢类抗生素治疗拇指外伤后,出现性格改变抑郁脑雾症状。一次清晨,他因疑似酒驾被捕,血液酒精浓度高达200 mg/dL,但他坚称未饮酒。经过多次辗转,最终通过粪便检测发现大量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确诊为自酿综合征(ABS)。

“最令人心碎的是,连医生和警察都不相信我没有喝酒。我被贴上了酒鬼的标签,失去了工作和朋友的信任。直到确诊ABS,我才终于洗清了冤屈。”

—— ABS患者自述

这种疾病不仅带来身体上的痛苦,更带来严重的社会和法律问题。据统计,已有多起ABS患者因酒驾被起诉后,通过医学证据最终被判无罪的案例。

02
肠道如何变成酿酒厂?——自酿综合征的发病机制

如果说自酿综合征(ABS)是一个没喝酒也会醉的怪病,那么它的本质,其实就是肠道微生态,被重塑成了一座高效的小型酿酒厂。这一章节,我们就沿着最新《Nature Microbiology》队列研究的证据,看看这座酿酒厂是如何一步步搭建起来的。

自酿综合征:从正常发酵到病理酿酒

正常情况下,肠道菌群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少量乙醇的产生会被肝脏迅速代谢。但在ABS患者中,这种平衡被打破,特定微生物过度生长,将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大量转化为乙醇

而在 ABS 患者身上,发生了三件关键的事:

1

菌群结构改变

原本占主导的共生菌减少,某些能高效产乙醇的细菌占位。

2

代谢通路重编程

多条能把糖和乙醇胺酿成酒的通路被全面激活。

3

代谢产物堆积,并进入血液

乙醇与相关代谢物(尤其是乙酸)在肠道内大量生成、被吸收,超出肝脏清除能力,如果超过一定量,甚至会诱发系统性中毒。

下面我们分步骤拆解这三层变化。

菌群失衡:谁在主导酿酒?

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著富集

在这项纳入 22 名经严格口服葡萄糖激发试验证实的 ABS 患者、21 名家庭伴侣和一组健康对照的研究中,宏基因组测序有一个醒目的共同点:

  • ABS 发作期患者肠道中,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显著富集,主要集中在 肠杆菌科(Enterobacteri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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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统计分析显示,四组(健康对照、家庭伴侣、缓解期、发作期)之间变形菌门的相对丰度差异高度显著(P = 0.00039)。
  • 更有说服力的是:采样时的血液酒精浓度,与 变形菌门相对丰度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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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关键的酿酒菌(产乙醇)

多变量分析(校正家庭环境影响)指出了三种重要的菌群:

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

  • 在 ABS 发作期样本中高度富集,是主要的乙醇生产者之一;
  • 是混合酸发酵及乙醇胺利用途径的关键参与菌;
  • 从个案分离的患者菌株显示出对高浓度乙醇更强的耐受性,说明它们不仅会酿酒,还能在高酒精环境里活得很好。

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 pneumoniae

  • 在部分患者中显著增加;
  • 通过 2,3‑丁二醇发酵通路,将糖类转化为乙醇,既往已被证实可在动物模型中诱导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

Ruminococcus gnavus

  • 常被视为代谢性肝病相关菌,与炎症和肝癌风险升高有关;
  • 在 ABS 发作期显著富集,可参与多种发酵途径,协同整个酿酒网络。

⭐️ 有益菌下降

  • 典型共生厌氧菌如部分 Parabacteroides、Akkermansia 等在发作期丰度下降;
  • 整体 α 多样性(物种丰富度和均匀度)明显降低,β 多样性分析也显示 ABS 患者的菌群在与健康人、家庭伴侣明显有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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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ABS患者整个微生态从多样而稳定,滑向“低多样性 + 病理性富集”的状态。

产乙醇代谢通路拉满

如果说上述菌群失衡回答了谁在干,那代谢通路分析则是回答了他们在干什么

研究利用宏基因组功能注释,对代谢通路进行比对,发现:

  • 发作期 vs 缓解期:18 条通路 显著不同;
  • 发作期 vs 家庭伴侣:133 条通路 显著不同。

其中,与乙醇生产直接相关、在发作期明显富集的关键通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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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酸发酵通路(Mixed‑acid fermentation)

  • 这是典型的肠道细菌厌氧发酵方式之一,以丙酮酸为起点,可生成乳酸、乙酸、甲酸和乙醇等多种终产物。
  • ABS 发作期中,这条通路相关基因(包括丙酮酸‑甲酸裂解酶、乙醛脱氢酶、酒精脱氢酶等)的丰度显著升高,P 值多在 10⁻⁶ 量级。
  • 暗示患者肠道里的混合酸发酵代谢比较活跃,代谢的结果则产生更多乙醇和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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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型乳酸发酵通路(Heterolactic fermentation)

  • 部分乳酸菌、放线菌等使用此通路,一次发酵可同时产生乳酸、乙醇和 CO₂。
  • 在 ABS 发作期中,这条通路也明显富集,补充了额外的乙醇来源。

⭐️ 乙醇胺利用通路(Ethanolamine utilization)

乙醇胺来自于肠道上皮细胞膜磷脂的分解,是一种内源性氮源和碳源。一些细菌可以通过专门的乙醇胺利用操纵子,把乙醇胺转化为乙醛、乙酰‑CoA,最终还原为乙醇。

在 ABS 发作期:

  • 与乙醇胺转运、裂解、脱氢相关的关键基因(包括多种酒精脱氢酶)显著富集;
  • 说明这些菌不只是在吃我们摄入的糖,还在啃宿主自己的细胞残片,把其转成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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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水平与血液酒精浓度高度相关

研究者发现,所有与酒精脱氢酶活性相关基因总丰度,与患者的血液酒精浓度高度相关(Spearman R = 0.72,P=2.7×10⁻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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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把微生物基因层面临床醉酒程度直接关联起来,不是只有菌在那儿摆着,而是在真正参与乙醇的大量生产。

体外实验证实:这些菌真的在酿酒

为了避免一切只是推测,研究团队还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实验——体外粪便厌氧培养测乙醇。

取 100 mg 粪便,在含葡萄糖的厌氧培养基中培养 24 小时,并在 0、6、24 小时测定培养液中的乙醇浓度(HPLC/酶法)。结果显示:

ABS 发作期样本:中位乙醇浓度约 14.47 mg/dL;

同一患者缓解期样本:约 8.76 mg/dL;

家庭伴侣样本:约 5.00 mg/dL。

ABS 发作期(flare)样本的体外产乙醇能力更强,并且与采样时的血液酒精浓度相关

关键菌群:细菌而不是真菌

自 ABS 被提出以来,很多早期病例把矛头指向肠道酵母过度生长,临床上因此常常首选抗真菌药物治疗。但这项队列研究给出了更细致的答案。

在体外培养体系中加入不同药物:

广谱抗生素——氯霉素

  • 明显抑制 ABS 发作期样本的乙醇生成;
  • 提示主要产乙醇的是真核细胞以外的细菌。

广谱抗真菌药——两性霉素B

  • 在少数发作期样本中可部分降低乙醇,但对家庭伴侣样本基本无影响;
  • 更像是某些个案中的辅助因子,而不是普遍机制。

代谢产物:乙酸是ABS的生物标志物

除乙醇外,ABS患者的粪便代谢组学分析显示,ABS 发作期患者的粪便乙酸水平显著高于家庭伴侣(P=1.2×10⁻⁵),且与血液酒精浓度呈正相关(R=0.6, P=0.00018)。

乙酸是乙醇代谢的中间产物,同时也可作为底物被某些细菌用于乙醇合成,形成乙醇-乙酸循环,这可能是ABS患者乙醇持续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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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菌群–代谢物相关性分析中:

乙酸水平与 Escherichia、Blautia 等菌属呈正相关;与 Akkermansia 等典型有益菌负相关

也就是说,比起频繁做口服葡萄糖激发试验,监测粪便乙酸或许在随访中更具可行性

03
哪些人容易患自酿综合征?

抗生素

多项研究表明,抗生素使用是ABS常见的诱因。抗生素会破坏肠道正常菌群平衡,导致产乙醇菌过度生长。

在Malik报道的案例中,患者在使用头孢氨苄(cephalexin)3周后出现ABS症状。

另一项研究发现,长期使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甲硝唑等广谱抗生素的患者,肠道变形菌门比例显著增加,ABS风险提。

基础疾病:肠道动力障碍与吸收不良

ABS常与以下基础疾病相关:

短肠综合征

肠道切除后,食物通过加快,碳水化合物未充分吸收即进入结肠,成为产乙醇菌的底物

克罗恩病

肠道炎症狭窄导致食物滞留,促进细菌过度生长。

糖尿病

高血糖环境促进酵母和某些细菌生长,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内源性乙醇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

胃轻瘫

胃排空延迟导致食物在胃肠道停留时间延长增加发酵机会

饮食因素:吃太多碳水化合物

饮食中的碳水化合物是肠道菌群产乙醇的原料。研究发现,ABS患者在摄入高碳水化合物食物(如面包、 pasta、含糖饮料)后,症状明显加重,血液酒精浓度可在2-8小时内达到峰值

一项病例报告显示,一名ABS患者在食用披萨和苏打水后,血液酒精浓度迅速升至400 mg/dL,出现严重醉酒症状。

遗传因素:酒精代谢酶的个体差异

酒精脱氢酶(ADH)和乙醛脱氢酶(ALDH)的基因多态性可能影响ABS的临床表现。

亚洲人群中常见的ALDH2*2(导致乙醛脱氢酶活性降低),可能使ABS患者更容易出现乙醛蓄积,加重醉酒症状

04
如何诊断自酿综合征?

警惕这些不寻常的醉酒症状

ABS的临床表现与普通醉酒相似,但具有以下特点:

  • 症状发作与进食(尤其是高碳水化合物食物)相关,通常在餐后2-24小时出现
  • 症状波动大,可在数小时内从清醒变为严重醉酒
  • 伴随胃肠道症状,比如说:腹胀、腹泻、恶心、排气增多等。
  • 神经系统症状,例如记忆力下降、脑雾、情绪波动、共济失调等。
  • 患者否认饮酒,但血液或呼气酒精检测阳性。

关键诊断试验:碳水化合物激发试验

碳水化合物激发试验具体步骤如下:

1. 患者需禁酒48小时空腹8小时

2. 基线血液酒精浓度和尿酒精代谢物(乙基葡萄糖醛酸苷、乙基硫酸酯)检测

3. 口服100-200克葡萄糖(或标准化碳水化合物餐)

4. 在0.5、1、2、4、8、12、24小时监测血液酒精浓度。

5. 若任何时间点血液酒精浓度≥0.01 g/dL(10 mg/dL),且排除外源性酒精摄入,则可诊断ABS。

注意:该试验需在严格医疗监督下进行,因为部分患者可能出现严重醉酒,甚至酒精中毒。

微生物检测

通过肠道菌群检测,可以从产乙醇相关菌群(如大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是否超标,以及相关代谢通路是否异常,来辅助判别是否存在自酿综合征的可能。

排除其他疾病

ABS需与以下疾病鉴别:

-酒精依赖

患者通常隐瞒饮酒史,尿酒精代谢物检测阳性

-肝性脑病

肝功能异常,血氨升高,无肠道产乙醇证据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血糖显著升高,尿酮体阳性

-药物中毒

如苯二氮䓬类、阿片类药物过量

-罕见神经系统疾病

如发作性共济失调、卟啉病

05
自酿综合征的常规干预

饮食干预:减少酿酒原料

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是ABS的基础治疗。具体建议包括:

  • 严格限制精制碳水化合物:白面包、 pasta、米饭、含糖饮料
  • 增加蛋白质摄入:鸡蛋、瘦肉、鱼类、豆类
  • 适量摄入非淀粉类蔬菜:绿叶菜、西兰花、黄瓜
  • 避免高果糖玉米糖浆、蜂蜜、果汁等简单糖类

一项病例系列研究显示,80%的ABS患者在严格低碳水饮食(每日碳水化合物<50克)6周后,症状显著改善,血液酒精浓度恢复正常。

抗生素治疗

根据微生物检测结果选择针对性药物,例如利福昔明、甲硝唑等。需注意,抗生素可能进一步破坏肠道菌群平衡,因此通常仅在严重病例中短期使用,可以考虑同时联合益生菌治疗。

益生菌调节

益生菌可通过竞争营养和黏附位点,抑制产乙醇菌生长。研究显示,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Bifidobacterium infantis等菌株可降低ABS患者肠道pH值,减少乙醇产生。

一项病例报告显示,一名ABS患者在使用多菌株益生菌(含12种细菌)1.5年后,症状缓解,可正常饮食。

长期管理:预防复发的关键

ABS治疗后复发率较高,长期管理需注意:

  • 避免滥用抗生素,必要时同时补充益生菌
  • 逐步、个体化地重新引入碳水化合物,监测症状和呼气酒精浓度
  • 管理基础疾病(如糖尿病、克罗恩病)
  • 定期复查肠道菌群,及时发现菌群失衡

虽然前述多种常规治疗手段(包括抗生素、限制碳水、益生菌等)能在部分病例短期内缓解 ABS 症状,但对病情较重反复发作的病例而言,疗效往往不够理想,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预期的控制目标。

对于难治性ABS,粪菌移植(FMT)可能是一种值得考虑的选择。该研究报道了一例ABS患者接受多轮FMT并长期随访的案例。这不仅丰富了我们对ABS发生机制的认识,也为探索菌群干预临床治疗中的应用潜力提供了重要参考。

因此,我们将在下一章对 FMT 的这个案例进行专门介绍。

06
粪菌移植(FMT)

这个FMT案例是围绕单个患者多轮 FMT长期随访与宏基因组分型,系统性地提供了微生态干预下 ABS 逆转的因果证据

粪菌移植干预过程和结果

患者背景

  • 多次使用环丙沙星治疗前列腺炎后,出现了 ABS;
  • 饮食几乎完全去除碳水、接受经验性抗真菌药和多种替代疗法,仍反复严重发作,对生活造成巨大影响。

第一次 FMT:暂时好转

在 FDA 单例扩展使用批准下,接受:

  • 口服抗生素预处理(利福昔明、红霉素、新霉素 3 天)+ 肠道清洁;
  • 一周内口服 5 次、每次 15 粒FMT胶囊。

结果:

  • 该研究参与者在3个月内表现良好,健康状况显著改善(根据自我报告和家庭报告),且未出现中毒发作,但随后复发。

第二次FMT

在首次FMT后9个月接受了第二次FMT。

采样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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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口服万古霉素、甲硝唑和复方新诺明预处理3天,随后进行肠道准备。

注:

文中对该方案的解释:第一次用利福昔明与新霉素主要为肠腔内抗生素,全身吸收很少;

第二次加入的甲硝唑复方新诺明为可全身吸收抗生素,旨在不仅作用于肠腔内微生物,也可覆盖肠腔外/黏膜相关部位,包括绒毛刷状缘与肠隐窝等微生物,可能以生物膜或低代谢状态持续存在的部位。

给药与维持:预处理后先给 3 次、每次 15 粒胶囊;随后在不再预处理的情况下,用同一供者来源胶囊进行每月维持 15 粒,持续 6 个月。

辅助措施(促进定植)

同时嘱咐每日服用一大汤匙马铃薯淀粉,约 60% 抗性淀粉,溶于水;

复合益生菌每日 1 粒,含 Bifidobacterium infantis、Clostridium butyricum、Clostridium beijerinckii、Anaerobutyricum hallii、Akkermansia muciniphila,以促进移植菌群的持续存在/定植。

结果:

  • 患者持续无症状且缓解状态超过16个月;
  • 饮食也增加了更复杂的碳水化合物。

肠道菌群变化与临床关联

粪菌移植后菌群结构变化

第一次 FMT 后的缓解期样本,在主成分图上与供体的菌群组成聚在一起

症状复发时,样本又跑回类似初始发作期的菌群结构。

第二次 FMT 后,菌群持续稳定且不同于术前/家庭成员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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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贡献最大的菌

  • E. coli_SGB10068
  • Firmicutes bacterium_CAG176
  • A. putredinis_SGB2318
  • Ruminococcus bromii_SGB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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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作期 E. coli 丰度高K. pneumoniae、R. gnavus 未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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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T后大肠杆菌丰度、血液酒精浓度和发酵通路基因显著降低

代谢和临床指标相关性

菌群应答、血乙醇浓度、AST/ALT、产醇相关通路丰度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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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轴上同时给出 BAC(血/呼气酒精)、AST/ALT、以及 fermentation pathway enrichment(混合酸发酵/异乳酸发酵/乙醇胺利用等的富集指标),并与菌群变化/发作缓解标注对应。

症状与供者菌株植入率正相关与术前菌株保留(post-FMT 与 pre-FMT 共享比例)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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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对这位患者而言,ABS 的发生与一个特定高产乙醇耐乙醇的大肠杆菌菌株群落密切相关;通过 FMT + 系统性抗生素预处理,成功完成菌群置换,症状得以长期缓解

07
未来展望:从罕见病到菌群研究的新窗口

自酿综合征(ABS)表面上是一种罕见而离奇的疾病,却在机制、诊断与干预的层层展开中,清晰指向同一个核心事实:肠道菌群具备强大的代谢能力,其结构与功能的失衡,足以在人体内酿出可被检测、可致症状的乙醇水平

面向未来,ABS 的意义并不止于罕见病本身。研究提示,即便在非 ABS 人群中也可能存在低水平内源性乙醇产生,这一现象或与非酒精性脂肪肝、肥胖等代谢异常相关;例如,肺炎克雷伯菌产生的乙醇可诱导动物出现肝脏脂肪变性。由此,ABS 也可能成为理解“菌群—代谢疾病”连接机制的窗口,并为常见代谢病提供新的干预靶点

治疗层面,ABS 有望走向更具针对性的精准医疗路径:

  • 其一,利用菌群编辑(如 CRISPR-Cas 系统)定点清除产乙醇菌;
  • 其二,开发工程益生菌,通过竞争与抑制重塑生态位;
  • 其三,动态监测乙酸等关键代谢物,指导饮食与用药方案的个体化调整。

与此同时,提高诊断率同样关键——ABS 的真实患病率可能被低估(有研究估计每 10 万人中或有 1–2 例),推动临床认知、完善流程并探索更便捷的检测手段(如肠道菌群检测),将有助于患者更早被识别、更少陷入误解与法律困境。

当肠道菌群喝醉,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控制血液酒精和缓解症状,更是把 ABS 放回宿主—微生物共生系统的框架中重新理解:这并非人体的例外,而是微生物代谢能力在特定条件下的极端呈现

通过提高认知规范诊断与发展靶向菌群治疗,我们或许不仅能更好地帮助 ABS 患者,也能借此进一步理解菌群在代谢健康中的位置与边界。

在这个由 100 万亿微生物组成的“超级器官”面前,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或许才刚刚开始。

主要参考文献

Hsu CL, Shukla S, Freund L, Chou AC, Yang Y, Bruellman R, Raya Tonetti F, Cabré N, Mayo S, Lim HG, Magallan V, Cordell BJ, Lang S, Demir M, Stärkel P, Llorente C, Palsson BO, Mandyam C, Boland BS, Hohmann E, Schnabl B. Gut microbial ethanol metabolism contributes to auto-brewery syndrome in an observational cohort. Nat Microbiol. 2026 Jan 8.

Dinis-Oliveira RJ. The Auto-Brewery Syndrome: A Perfect Metabolic “Storm” with Clinical and Forensic Implications. J Clin Med. 2021 Oct 10;10(20):4637.

Malik F, Wickremesinghe P, Saverimuttu J.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of auto-brewery syndrome: probably an underdiagnosed medical condition. BMJ Open Gastroenterol. 2019 Aug 5;6(1):e000325.

Xue G, Feng J, Zhang R, Du B, Sun Y, Liu S, Yan C, Liu X, Du S, Feng Y, Cui J, Gan L, Zhao H, Fan Z, Cui X, Xu Z, Fu T, Li C, Huang L, Zhang T, Wang J, Yang R, Yuan J. Three Klebsiella species as potential pathobionts generating endogenous ethanol in a clinical cohort of patients with auto-brewery syndrome: a case control study. EBioMedicine. 2023 May;91:104560.

Tameez Ud Din A, Alam F, Tameez-Ud-Din A, Chaudhary FMD. Auto-Brewery Syndrome: A Clinical Dilemma. Cureus. 2020 Oct 16;12(10):e10983.

双面明星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从肠道微生态到情景治疗的探索

谷禾健康

Akkermansia muciniphilaAKK菌)因其独特的黏蛋白降解能力和与宿主健康的复杂关系,目前已成为微生物学和医学研究的前沿热点。谷禾此前已对该菌进行过系统性介绍。

AKK菌——下一代有益菌

肠道重要菌属——Akkermansia Muciniphila,它如何保护肠道健康

本文将继续深入探讨AKK菌的研究前沿。

2004年,当这株微小的厌氧菌首次从人类粪便中被分离出来时,没人预料到它会凭借独特的黏蛋白降解能力(当然目前又陆续发现了几个黏蛋白降解菌),在此后近二十年间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研究热潮。

更引人关注的是AKK菌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双面性:它既是下一代益生菌的希望之星,与代谢健康长寿紧密相连;又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显现出促进疾病的潜在风险。这种复杂的功能属性,正是当前科研亟待厘清的关键议题。

三篇发表于顶级期刊的AKK菌研究为该领域带来了重要突破:

  • Grant等人发表在《Nature Microbiology》上的综述:探索Akk菌的双重特性(Navigating the duality of Akkermansia muciniphila)
  • Ioannou等人发表在《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上的综述:AKK菌:生物学特性、微生物生态学、宿主互作及治疗潜力(Akkermansia muciniphila: biology, microbial ecology, host interactions and therapeutic potential)
  • Luo等人在《npj Biofilms and Microbiomes》上发表的文章:理性评估AKK菌对肠道健康的益处:优势与挑战(Rational consideration of Akkermansia muciniphila targeting intestinal health: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这三篇文献从不同维度构建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和深入的AKK菌研究图景,涵盖了其基本生物学特性、复杂的基因组结构与菌株多样性、与宿主免疫系统的精密互作机制,以及在不同疾病模型中呈现的矛盾表型,系统解析了这些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

因此,本文谷禾整合了这三篇文献的核心观点,以科研从业者的视角带领大家深入解构AKK菌的研究进展。我们希望与各位共同探讨一个关键问题:如何理性认知并合理应用AKK菌这个双面细菌,从而真正实现精准调控肠道健康的目标。

01
AKK菌的全面认知:从形态、基因到生态位

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简称为AKK菌,属于疣微菌门。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荷兰微生物生态学家Antoon Akkermans博士,而“muciniphila”则源自拉丁语,意为偏爱黏蛋白

注:Antoon Akkermans:荷兰瓦赫宁根大学(Wageningen University)微生物生态学家,对土壤和肠道微生物研究有重要贡献。

AKK菌的发现和命名具有里程碑意义

2004年,仅使用黏蛋白(mucin)作为唯一的碳源和氮源进行富集培养了该菌。AKK菌具备独特的酶系统,能够降解并利用黏蛋白作为其生存和生长的主要能量来源,这种自给自足的能力使其在竞争激烈的肠道环境中占据了稳定的一席之地

其模式菌株为Akkermansia muciniphila MucT(亦写作Muc5),拥有多个菌株编号,如ATCC BAA-835、DSM 22959等,是目前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菌株

生态位

AKK菌在人体肠道中占据着一个非凡的生态位——肠道黏液层。这一层由宿主杯状细胞分泌的黏蛋白糖蛋白构成,是隔开肠道上皮细胞与肠腔内大量微生物的第一道物理和化学屏障

从分布来看,AKK菌不仅存在于人类肠道,也广泛栖息于包括小鼠、牛、猪、兔等多种脊椎动物的胃肠道。

形态与基本特性

在显微镜下,AKK菌呈现为一种椭圆形、不运动、不产芽孢的革兰氏阴性严格厌氧菌。

AKK菌并非绝对厌氧

研究发现,在只有微量氧气的环境中,它不仅能存活,甚至可能生长得更好。这主要得益于其基因组编码的细胞色素 bd 氧化酶复合物等耐氧机制。

也正因为具备这种有限耐氧能力,AKK菌才能适应并定植于结肠黏液层——这里处在厌氧的肠腔与相对更富氧的上皮细胞之间,存在明显的氧梯度。

结构特征,驱动互作

AKK菌约2.66Mb的基因组,是其特殊生活方式的说明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黏蛋白利用基因簇(Mucin Utilization Loci, MULs)。

黏蛋白转运系统:把食物带回家再吃的策略

Grant等人的研究指出,这些基因编码了一套精密的黏蛋白转运系统,能将黏蛋白大分子吞入菌体内部一个叫黏蛋白体的特殊结构中进行降解。这种偏自私的代谢策略,有点像把食物带回家再吃,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与肠道中其他微生物的营养竞争,进而巩固自身的生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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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它的细胞表面也布满了武器。电镜观察到的菌毛样结构,特别是重要的外膜蛋白Amuc_1100,不仅参与黏附,更是与宿主免疫系统直接对话的关键分子。

其细胞壁的肽聚糖层含有非乙酰化的葡糖胺残基,这在革兰氏阴性菌中相当罕见,使其能被宿主的NOD1NOD2受体识别,从而触发免疫应答。这些独特的结构,都为它与宿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埋下了伏笔。

生态分布:影响因素和趋势

AKK菌在人群中的分布呈现出鲜明的特征

根据人类肠道微生物组图谱对来自20个国家3268名健康人的数据分析,AKK菌在约40.3%的健康供体中被检测到,平均相对丰度为1.24%。这个数字看似不高,但其分布的倾向性却极具信息量。

AKK菌的分布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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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et al., Nature Microbiology

a) 在健康人群中,其丰度和患病率存在地理和性别差异。

b) 在不同疾病状态下,其丰度呈现显著变化,例如在IBD中减少,而在帕金森病中富集。

c) 其相对丰度随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在百岁老人中再次出现高峰。

d) 进化树揭示了AKK菌属内部复杂的系统发育关系

从图1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地域与生活方式

工业化人群中的丰度更高,这暗示着饮食生活方式可能是其丰度的重要调节因素。

-年龄

AKK菌在婴儿期迅速定植,成年后逐渐下降,但在百岁老人中却意外地再次富集,被认为是健康长寿的潜在标志物。Luo等人的文章也系统总结了这一现象,指出AKK菌在人类中的年龄依赖性定植模式与在小鼠中的模式恰好相反,这提醒我们在选择动物模型时需格外谨慎。

-疾病状态

这是最能体现其双面性的一点。在炎症性肠病(IBD)患者中,AKK菌丰度显著降低(UC患者中为9.9%,克罗恩病患者中为14.3%);然而,在帕金森病(90.3%)、某些癌症(如黑色素瘤,65.9%)和动脉粥样硬化(83.3%)患者中,其丰度却异常增高。这种看似矛盾的分布模式,强烈暗示AKK菌的角色并非简单的好或坏,而是深度依赖于宿主的病理生理背景。

Tips:看到这些分布数据,首先想到的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生态反馈回路。例如,在IBD中,AKK菌的减少可能是肠道炎症环境恶化、黏液层破坏的结果,而非原因。反之,在帕金森病中,其增多也可能是一种代偿性反应,或是神经退行性疾病引发的肠道环境改变所致。将AKK菌丰度作为疾病的生物标志物时,我们必须高度审慎,通过系统证据加以判别:该因素究竟是事件升级的关键驱动(促进因素),是对事态的响应性干预(缓解因素),还是与结果无显著因果关联的伴随出现(旁观变量)。

所以构建真实世界的特定疾病样本人群数据才能更有助于解析复杂的肠道微生态,类似的菌还有如活泼瘤胃球菌和普雷沃氏菌等相互矛盾的研究。

02
菌株多样性

三篇文献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菌株水平多样性的重要性

长久以来,大多数研究都围绕着模式菌株MucT(ATCC BAA-835)展开。然而,随着基因组学技术的发展,AKK菌家族的内部复杂性逐渐浮出水面。基于全基因组测序,研究人员已将AKK菌划分为至少四个系统发育群(phylogroups, AmI-AmIV)。

这些不同发育群的菌株虽然16S rRNA基因序列高度相似(>;99%),但其全基因组的平均核苷酸同一性(ANI)却可能低于95%,这已经达到了物种划分的界限。这意味着,我们过去所称的“A. muciniphila”很可能是一个包含多个物种亚种的复合体。这种基因组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功能上的多样性:

代谢能力差异

Loannou等人提到,AmII发育群的菌株拥有合成维生素B12的能力,而AmI发育群则不具备,这直接影响了它们的代谢产物谱。不同菌株对人类母乳寡糖(HMOs)的利用效率也存在显著差异。

对宿主影响的差异

在DSS诱导的结肠炎小鼠模型中,研究人员发现不同的人源AKK菌株对肠道炎症的影响截然不同:一个菌株表现出保护作用,两个菌株没有效果,而第四个菌株甚至有加剧炎症的趋势。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随意使用一种AKK菌株来治疗IBD,可能不仅无效,甚至有害。

抗生素抗性差异

模式菌株MucT携带多种抗生素抗性基因(如blaA, dfrA, sul, tetM, van)。但从健康人中分离的菌株,其抗性谱各不相同。考虑到AKK菌具有通过水平基因转移获取新基因的能力,将一个未经充分安全性评估的活菌株作为益生菌推向市场,存在传播抗生素抗性的潜在风险。

对于产业界而言,开发AKK菌产品时,可能要对菌株进行全面的功能和安全性评估(包括代谢能力、免疫调节特性、抗生素抗性谱、基因转移能力等)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步骤。

03
生存的智慧:AKK菌与宿主互作的分子机制

AKK菌能在竞争激烈的肠道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与宿主展开如此复杂的对话,其背后是一套精妙的分子机制。这不仅是它生存的智慧,也是我们理解其双面性的钥匙。

黏蛋白降解

AKK菌对黏蛋白的降解,远非简单的啃食。它拥有一整套工具箱——即种类繁多的碳水化合物活性酶(CAZymes)。这个过程极具策略性:

-外层突破

首先,通过表面的唾液酸酶和岩藻糖苷酶,切除黏蛋白聚糖链最外层的唾液酸和岩藻糖残基。

-核心瓦解

接着,动用半乳糖苷酶、己糖胺酶和硫酸酯酶等,逐步分解聚糖核心结构。

-内部消化

降解产物通过糖转运系统高效内化。AKK菌虽不具备拟杆菌式的典型PULs/MULs基因簇,但其膜转运蛋白能有效摄取降解后的单糖和寡糖,进行发酵,最终产生乙酸、丙酸等短链脂肪酸(SCFAs)。

注:

  • MULs (Mucin-Utilizing enzymes Loci) 通常特指某些肠道共生菌(如拟杆菌属)中的多糖利用位点(PULs)的黏蛋白特化版本。
  • AKK菌虽然也有黏蛋白降解和利用系统,但其机制与拟杆菌的PULs/MULs系统在组织方式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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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丙酸的产生尤为重要。它不仅是其他肠道菌的能量来源,还能通过激活G蛋白偶联受体GPR41和GPR43,刺激肠道L细胞分泌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从而参与调节宿主的血糖稳态和食欲。这部分解释了AKK菌在代谢性疾病中的有益作用。

与免疫系统的多渠道对话

AKK菌与宿主免疫系统的互作,是一场多层次、多渠道的复杂对话。Grant等人的文章中这个信息量大的图,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这一过程。

AKK菌与宿主结肠黏膜的相互作用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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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et al., Nature Microbiology

有几个关键的互作途径:

  • 非典型脂多糖的双重调节(Atypical LPS)AKK菌的LPS具有特殊的结构修饰,这使得它与经典LPS(如大肠杆菌来源,主要激活TLR4引发强烈炎症)截然不同。AKK的非典型LPS能同时激活TLR2和TLR4,但诱导产生的主要是抗炎细胞因子IL-10,而非强烈的促炎反应。这种反常规的免疫调节模式,正是AKK菌维持肠道稳态的独特之处。
  • Amuc_1100 蛋白作为AKK菌外膜蛋白的代表,Amuc_1100 能直接结合并激活TLR2。这不仅有助于改善宿主代谢,还能显著增强肠道屏障功能。
  • 分泌型苏氨酰-tRNA合成酶(AmTARS)该分子参与了复杂的免疫调节过程,可能通过TLR2等信号通路促进巨噬细胞向M2型(抗炎型)极化,并促进IL-10的分泌,从而有助于缓解结肠炎。
  • 脂质成分的免疫微调作用AKK菌的脂质成分具有低内毒素活性,它们扮演着免疫微调师的角色,通过调节免疫信号的阈值来维持免疫耐受,而非引发破坏性的炎症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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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doi.org/10.1038/s41579-024-01106-1

  • 细胞外囊泡(EVs)这些信使包裹携带效应蛋白(如Amuc_1100)和特殊脂质,能够传递抗炎信号,增强肠道完整性。
  • 对适应性免疫的影响AKK菌的抗原能够促进初始CD4+ T细胞向调节性T细胞(Treg)分化,并扩增已有的Treg细胞群,从而维持免疫耐受。
  • AKK菌的作用并非总是有益虽然其粘蛋白降解活性在正常情况下促进粘液层更新,但在某些病理状态下,过度的粘蛋白降解可能削弱肠道屏障。此外,一些研究发现IgA肾病患者肠道中AKK菌丰度存在异常,提示肠道菌群失调(包括AKK菌)可能参与疾病进程,但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04
AKK与其他菌群的互作和影响

AKK菌并非孤立地存在于肠道中,而是作为复杂微生物网络的一部分,与其他细菌、古菌甚至病毒发生着密切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包括协同合作、竞争排斥和营养交换(交叉喂养),共同决定了肠道微生态的结构、功能以及对宿主健康的影响。

交叉喂养: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分享者

尽管AKK菌被描述为自私的黏蛋白降解者,因为它倾向于黏蛋白内化代谢,但这一过程实际上为其他微生物创造丰富的资源。

为产丁酸菌提供底物

AKK菌降解黏蛋白释放的单糖(如岩藻糖)和产生的代谢产物(如乙酸盐、丙酸盐),可以被许多重要的产丁酸菌利用。

例如,在共培养实验中,AKK菌能支持产丁酸菌如Anaerostipes caccaeAnaerobutyricum hallii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Roseburia等细菌的生长,并促进有益代谢物丁酸盐的产生。丁酸盐是结肠上皮细胞的主要能源,具有强大的抗炎和维持肠道屏障完整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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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doi.org/10.1038/s41579-024-01106-1

双向营养交换

AKK菌与其他细菌的相互作用可以是双向的。例如,它与A. hallii之间存在互惠共生关系:AKK菌为A. hallii提供黏蛋白降解产物和乙酸用于丁酸合成,而A. hallii产生的丁酸等代谢物有助于维持适宜AKK菌生长的肠道微环境。

某些研究还提示可能存在更直接的代谢物交换,如维生素或辅因子的共享,但具体机制仍在探索中。

协同作用:共同抵御疾病

A. muciniphila 可能需要其他微生物的存在来预防某些疾病。

1+1>2:微生物协同互作的抗病潜力

例如,在结直肠癌(CRC)小鼠模型 Apc 突变小鼠中,单独定植 A. muciniphila 或幽门螺杆菌导致肿瘤负担增加,而两者共定植则减少了肠道肿瘤数量

A. muciniphila Muc 和狄氏副拟杆菌Parabacteroides distasonis)表现出协同的抗结肠炎关系。

癫痫 Kcna1⁻/⁻ 小鼠中,A. muciniphila Muc和 狄氏副拟杆菌的联合给药通过降低细菌交叉代谢产生的γ-谷氨酰转肽酶活性,在控制饮食条件下预防了癫痫发作

这些发现强调了一个核心观点: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网络,比单一菌株的存在与否更能决定疾病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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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doi.org/10.1038/s41579-024-01106-1

不单单是AKK菌,而应评估菌群的整体效应

这种复杂的互作关系提示我们在应用层面需要更宏观的视野

通过菌株脱除试验发现, A. muciniphila 的引入,与抗炎共生菌普拉梭菌(F. prausnitzii)丰度降低相关(在疾病诱导之前),对柠檬酸杆菌C. rodentium感染的易感性部分归因于这种细菌网络的变化。这意味着,即使 AKK 菌无法长期定植,它作为过客仍可能重塑肠道菌群的功能结构。

因此,未来评估益生菌应用时,不能仅盯着 AKK 菌本身,而应将其视为生态系统的一个扰动因子,充分重视个体间菌群基线的差异,深入评估其对肠道微生态结构和功能的长期重塑作用,以及宿主原有菌群对其行为的反向调控

竞争与拮抗

在肠道有限的生态位中,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与黏液降解菌的竞争

在以MUC2为唯一碳源的体外共培养体系中,当AKK菌与其他的黏液降解菌普通拟杆菌Bacteroides vulgatus)、活泼瘤胃球菌(Ruminococcus gnavus)等一起培养时,AKK菌的生长会受到抑制,而其他细菌的生长则被促进。这表明在黏液降解这一功能上存在激烈的竞争

对其他菌群的负向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AKK菌的存在可能对其他有益菌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在一个定义的微生物群落中,AKK菌的存在与抗炎共生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丰度的降低相关。但这种相关性并不一定代表因果关系——可能是:环境条件改变导致两者同时变化,或其他因素的间接影响特定疾病状态的反映(如炎症性肠病)。

与普雷沃氏菌的负相关

在人类肠型(enterotype)研究中,AKK菌通常在以Ruminococcus属为主的肠型中富集,而与以普雷沃氏菌为主的肠型呈负相关,这反映的是菌群组成的自然差异,不同肠型由遗传、饮食、地理位置等多因素决定,不是AKK菌排斥普雷沃氏菌,而是不同的生态位和代谢特征。

05
AKK菌在疾病中的矛盾表现

目前最核心、也最令人困惑的部分:AKK菌在不同疾病背景下的双面角色。三篇文献都花费了大量篇幅,尽力为我们揭示了这种环境依赖性。

AKK菌与结肠炎:保护、致病与宿主互作的复杂博弈

关于AKK菌与结肠炎的关系,研究结论充满了矛盾。

保护作用

在常规的DSS化学诱导结肠炎模型中,灌胃AKK菌或其蛋白Amuc_1100,通常能观察到保护效果。其机制包括上调紧密连接蛋白(如ZO-1、Occludin)以修复屏障、减轻内质网应激、促进Treg细胞应答等。Luo等人的综述也证实,活菌能够增加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

致病作用

然而,一旦宿主背景改变,情况就可能逆转。在遗传易感的Il10-/-小鼠(一种自发性结肠炎模型)中,单独定植AKK菌反而会加剧炎症,导致黏液层变薄和促炎细胞因子上调。这表明,在宿主免疫调节能力受损(如缺乏关键的抗炎因子IL-10)的情况下,AKK菌的黏蛋白降解活性可能弊大于利。

宿主蛋白的策反

Grant等人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更为精妙的机制。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中,一种名为Intelectin-1(ITLN1)的宿主蛋白会过度表达。这种蛋白会特异性地结合AKK菌,将其拉到更靠近上皮细胞的位置。这种亲密接触在炎症背景下,反而加剧了免疫反应和组织损伤。

感染:启动防御,还是放大风险?

在面对外来病原体入侵时,AKK菌的角色同样摇摆不定。

有益面:抗感染

AKK菌的某些组分或代谢物显示出抗感染的潜力。例如,其产生的三肽RKH能通过阻断TLR4信号通路,保护小鼠免于致死性脓毒症。Amuc_1100蛋白则能预防沙门氏菌引起的肝损伤

有害面:缺膳食纤维就吃粘液层,病原体侵入

AKK菌的关键功能——降解黏蛋白,在特定条件下会为病原体开门

在一项设计精巧的无菌小鼠实验中,研究者发现,缺乏膳食纤维的饮食会导致肠道中的AKK菌饥不择食,转而大量消耗黏液层。这层被削弱的物理屏障,使得致病菌Citrobacter rodentium能够轻易入侵,导致致命感染。

更具说服力的是,当研究者从这个菌群中移除AKK菌后,即使在无纤维饮食下,小鼠也能免于感染。这证明了AKK菌在这种情境下的内鬼角色。有趣的是,一旦恢复富含纤维的饮食,AKK菌的存在反而与较低的病原体载量相关,显示出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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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同一种菌,两副面孔:有膳食纤维时,AKK菌是肠道卫士没有纤维时,它却会啃食肠道黏膜。这个营养开关,让它在天使与魔鬼之间切换。这个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告诉我们,补充AKK菌益生菌的同时,如果忽略了饮食管理(特别是保证充足的膳食纤维摄入),可能不仅无法获益,甚至可能损害肠道屏障,增加感染风险。这为精准营养与精准菌群干预的结合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癌症:抗肿瘤反应与促肿瘤微环境的动态博弈

在癌症领域,尤其是结直肠癌,AKK菌的形象同样复杂。

促癌风险

部分研究在结直肠癌患者的肿瘤组织和相应的小鼠模型中,都观察到了AKK菌的富集。有观点认为,它通过降解黏液屏障,可能为肿瘤的发生发展创造了条件。

抑癌潜力

然而,另一些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AKK菌的EVs、乙酰转移酶Amuc_2172等组分,在小鼠模型中显示出抑制肿瘤生长的效果。

在免疫治疗中的助攻

AKK菌在癌症研究中最高光的时刻,莫过于其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抗体)治疗中的作用。

多项研究一致发现,对PD-1治疗有反应的癌症患者(包括肺癌、肾癌等),其肠道中AKK菌的基线水平显著更高。更关键的是,在小鼠模型中,将无反应者粪菌移植给小鼠后,再补充AKK菌,能够重新恢复小鼠对PD-1治疗的敏感性。这表明AKK菌可能通过调节全身免疫状态,增强了抗肿瘤免疫应答,从而成为免疫治疗的增效剂

代谢与神经系统疾病:更偏向有益的角色

相较于在炎症和感染中的摇摆不定,AKK菌在代谢性疾病中的有益作用,是目前证据最为一致、也最具转化潜力的领域。无论是动物模型还是初步的人体研究,补充活菌或巴氏杀菌的AKK菌,都被证明能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胆固醇、减少脂肪堆积。其机制与促进GLP-1分泌、调节脂肪酸代谢、减轻低度炎症等密切相关。

在神经系统疾病中,AKK菌的关联性再次变得复杂。它在帕金森病和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中常常富集,体外实验也显示它可能诱导α-突触核蛋白聚集促炎反应。然而,也有研究将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中AKK菌的增多与较低的残疾程度联系起来,提示这可能是一种有益的代偿反应。这种矛盾性再次凸显了菌株差异和宿主背景的重要性。

06
证据驱动的思考与展望:如何提升预测、监测与干预能力?

面对AKK菌如此复杂,我们该如何从科学研究走向临床应用?有幸的是三篇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和前瞻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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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et al., Nature Microbiology

影响AKK菌双重性的因素及潜在治疗策略。AKK菌的最终效应受到菌株差异、饮食微生物互作和宿主状态的共同调节。理解这些变量,有助于我们选择最优的治疗应用方案,例如是使用活菌、灭活菌,还是分离的生物活性组分。

精准应用的策略选择

未来的AKK菌疗法,绝非一招鲜,吃遍天,而应是量体裁衣的精准策略。


活菌 vs. 灭活菌

巴氏杀菌的AKK菌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它在欧盟已被批准为新食品原料,安全性更高,避免了活菌定植和基因转移的风险。

多项研究证实,灭活菌依然保留了大部分有益的代谢调节功能,这可能归功于其热稳定的细胞壁成分(如Amuc_1100)。

整体 vs. 组分

直接使用分离的生物活性组分,是更为精准和安全的策略。例如,将Amuc_1100蛋白作为药物开发,或利用其EVs作为治疗载体

Ioannou 等人的综述强调了 AKK 菌作为“酶学底盘”的巨大潜力。例如利用AKK菌的糖苷酶来改造血细胞表面的ABO血型抗原,展示了从基础研究到生物技术应用的转化潜力。

补充 vs. 内源调节

除了直接补充AKK菌,通过饮食干预(如补充富含多酚的食物、膳食纤维)来扶持宿主内源AKK菌的生长,也是一种温和而有效的方法。

关 键 挑 战

要把 AKK从研究热点真正推进到可精准应用的干预手段,还需要把菌群检测作为贯穿研发—临床—产业化全链条的基础设施,融入以下关键环节:

菌株筛选与鉴定

建立一个标准化的 AKK 菌株功能评价体系,涵盖其代谢谱、免疫调节能力、安全性等多个维度,是实现精准应用的前提。与此同时,需要配套规范化的菌群检测(如 16S/宏基因组与定量检测),用于界定不同菌株在不同微生态背景中的适配性与可重复性,避免同名不同效

情境依赖性的机制阐明

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在不同宿主遗传背景、饮食模式和共存微生物群落的影响下,AKK 菌的功能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这需要更复杂的动物模型(如人源化小鼠模型)和多组学技术的结合;其中,纵向菌群检测是识别“谁在场、谁在协同/拮抗、何时发生生态位迁移”的关键手段,也是将机制与真实个体差异对齐的必要条件。

安全性评估

必须对活菌制剂的抗生素抗性传播风险进行严格评估。开发不含抗性基因的工程菌株,或优先使用灭活菌及组分,是未来的方向。同时,应将菌群检测用于追踪干预后菌群结构扰动、耐药基因负荷变化以及潜在机会致病菌扩增等风险信号,实现从前期评估使用中/使用后监测的闭环。

递送与生产工艺

作为严格厌氧菌,如何实现 AKK 菌的大规模、低成本培养,并开发出能保护其在通过胃肠道时保持活性的口服制剂,是产业化面临的技术瓶颈。

在这一过程中,菌群检测同样不可或缺:一方面用于生产端的质量控制(纯度、污染菌与批间一致性),另一方面用于应用端的效果评估与分层(基线菌群与 AKK 定植/丰度变化、关键功能菌群响应),从而把工艺参数—活性保持—体内生态学结果真正连接起来,提升可复制性与可监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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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doi.org/10.1038/s41579-024-01106-1

07
关于AKK的一些思考

通过对这三篇力作的梳理,我们对Akkermansia muciniphila的认知,从一个模糊的有益菌形象,变得立体、丰满,也更加敬畏。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而是一个充满动态和变数的生命体。

毒理学有一句名言:剂量决定毒性。在微生物学领域,我们或许可以引申为:情境决定属性。对于AKK菌而言,这个情境包含了我们吃下的每一口食物,我们基因中编码的每一个蛋白,以及我们肠道中与之共存的亿万菌群。

作为科研和从业工作者,我们的核心任务在于阐明这些情境依赖性效应的内在机制。未来研究需要超越简单的相关性分析,通过严谨的实验设计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明确AKK菌发挥特定生物学效应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及其剂量-效应关系,解析宿主遗传背景、肠道微生态结构、代谢状态等因素对其功能的调控作用等。

探索之路,道阻且长,但充满希望。与各位同仁共勉。

主要参考文献

Grant ET, Monzel E, Desai MS. Navigating the duality of Akkermansia muciniphila. Nat Microbiol. 2026 Jan;11(1):20-30.

Ioannou A, Berkhout MD, Geerlings SY, Belzer C. Akkermansia muciniphila: biology, microbial ecology, host interactions and therapeutic potential. Nat Rev Microbiol. 2025 Mar;23(3):162-177.

Luo Y, Lan C, Li H, Ouyang Q, Kong F, Wu A, Ren Z, Tian G, Cai J, Yu B, He J, Wright AG. Rational consideration of Akkermansia muciniphila targeting intestinal health: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NPJ Biofilms Microbiomes. 2022 Oct 17;8(1):81.

Hungatella:从共生菌到多系统疾病的重要“枢纽菌”

谷禾健康

Hungatella属隶属于厚壁菌门梭菌目梭菌科,是一种具运动性严格厌氧、能形成内生孢子的杆菌,代表种包括 Hungatella hathewayi 和 Hungatella effluvii。是人类肠道中常见的细菌之一,谷禾菌群数据库显示,约90%的人群肠道中可检出该细菌。

这类细菌的不同菌株对革兰氏染色表现存在变异,例如Hungatella effluvii染色呈革兰氏阳性,而Hungatella hathewayi染色则为革兰氏阴性。提示同属细菌之间在细胞壁结构和染色特性上并不完全一致,菌株间差异较大

它是人类肠道“重要”共生菌之一,具有较强的糖类和多糖(特别是糖胺聚糖,GAG)降解能力,能产生乙酸、丙酸等短链脂肪酸,同时在牛磺酸氧化三甲胺(TMAO)等代谢通路中扮演重要角色。还有研究发现其与某些肿瘤化疗药物敏感性相关,但证据仍属初步,需进一步验证因果性。

从目前的人群与动物研究来看,Hungatella在多种疾病中的丰度变化呈“双相”特点:一方面,在部分炎症性肠病(溃疡性结肠炎)和脑血管疾病(未破裂颅内动脉瘤)中表现出潜在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在一些肿瘤心血管精神神经疾病中则与风险升高预后不良慢性炎症相关。

01
Hungatella的基本信息

Hungatella是属于厚壁菌门、梭菌目、梭菌科下的一个属。Hungatella是人类肠道微生物群的成员之一,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1
细胞形态

Hungatella属是一种能运动严格厌氧内生孢子(孢子形状为卵形至椭圆形,位于中央或近末端)的杆状细菌,长度为2-5μm,宽度为0.7-1.5μm。部分菌体还可产生粘稠胶囊。

固体琼脂培养基生长的Hungat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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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201/eid1011.040006.

▸ 革兰氏染色可变,取决于具体菌株

这类细菌的革兰氏染色结果因菌株而异,例如Hungatella effluvii染色呈革兰氏阳性,而Hungatella hathewayi染色则为革兰氏阴性

一般而言,Hungatella菌落呈圆形,颜色为奶油色至灰白色,边缘稍不规则,凸起。通常,它们看起来有光泽且不透明。

注:37C 培养3天后,H.hathewayi 在哥伦比亚羊血琼脂培养基上形成灰白色、不透明、凸圆形、有光泽、边缘稍不规则的菌落。然而,在RCA培养基上,30°C 孵育24小时后,H.effluvii 形成奶油色、圆形、凸面和光滑的菌落,且边缘完整。

H.hathewayi经48小时培养后的菌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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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201/eid1011.040006.

2
营养和生长条件

▸ 生长环境与人体环境相近

菌株生长温度范围为10–45C(最佳温度为30–37C)、pH为5.0至8.5(最佳pH7.0)。生长可以发生在0–2.0%(w/v)NaCl 条件下,最佳条件是 0.5% NaCl,但在 3% (w/v) NaCl 条件下没有观察到生长。上述条件与人体内环境相近,说明 Hungatella可能适宜在人体肠道内定植与生长。厌氧培养的菌株通常需要24-72小时才能在RCA上形成菌落。

3
生态分布

Hungatella属分布广泛,构成正常人类微生物群的一部分,视为常见肠道成员之一。H.hathewayiClostridium hathewayi)最初从无胃肠道疾病的健康人粪便中分离并报道,随后也在术后血流感染患者中被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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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H.effluvii 菌株 DSM 24995T 是从用于处理益生菌制造业废发酵培养基的厌氧消化器获得的废水样品中分离出来的。

4
主要代谢与功能

▸ 糖类和多糖代谢

Hungatella属成员为糖分解菌,可发酵多种碳水化合物,包括苦杏仁苷、阿拉伯糖、纤维二糖、半乳糖、葡萄糖、乳糖、甘露糖松三糖、蜜二糖棉子糖、鼠李糖、核糖、水杨苷、山梨糖醇、淀粉蔗糖和海藻糖,但不能将硝酸盐还原为亚硝酸盐。

葡萄糖发酵的主要终产物为乙酸盐丙酸盐,并少量产生CO₂和H₂

注:最新的功能组学研究表明,H.hathewayi糖胺聚糖(GAG)代谢上具有非常突出的能力。

此外,Hungatella过氧化氢酶氧化酶吲哚试验均为阴性,甲基红试验为阳性。其对七叶苷、淀粉和尿素的利用具有物种特异性,而所有已研究菌株均不水解明胶和酪蛋白

▸ 与牛磺酸和氧化三甲胺含量相关

宏基因组关联研究及多个中国队列和相关动物模型的证据显示,Hungatella hathewayi 与血液中牛磺酸水平相关。但该关联尚不足以证明因果性,其在牛磺酸调控中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纵向研究和干预性试验加以证实。

而在另一项研究中,H.Hatheway产生氧化三甲胺(TMAO)的能力,与包括抑郁症在内的某些神经系统疾病有关。

▸ 可能会代谢5‑氟尿嘧啶

在结直肠癌队列中,H.hathewayi肿瘤组织丰度5-FU疗效下降总体生存率下降呈相关关系。机制方面,研究提示可能通过CDX2/B-catenin通路的调控影响药物敏感性,但尚需因果性证据与纵向研究来证实。

5
耐药性

Hungatella属对青霉素、克林达霉素莫西沙星的耐药性存在差异,但所有分离株均对美洛培南β‑内酰胺/β‑内酰胺酶抑制剂甲硝唑敏感。还发现利福昔明可抑制Hungatella hathewayi的生长。

▸ 抗生素体外敏感和实际临床药敏

•甲硝唑:迄今唯一在所有报道病例中均表现为敏感的药物。MIC 通常极低(如 0.032 μg/mL),无耐药报道,是治疗经验性厌氧覆盖首选。

•克林霉素:7/9例报道中Hungatella对其敏感。

•碳青霉烯类:约6例中表现为敏感,临床多作为重症败血症经验用药。

•β‑内酰胺/β‑内酰胺酶抑制剂: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在部分病例中敏感(4–5 例)。

•青霉素:多数早期H.hathewayi 菌株对其敏感,但不作为唯一经验药物。

•万古霉素:个别株报道为敏感,但Hungatella通常为厌氧 G+ 芽孢杆菌谱系,用万古霉素根除有限。

▸ 用药建议(基于有限病例):

•经验治疗严重感染:甲硝唑±第三/四代头孢或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或碳青霉烯。

•一旦确定为Hungatella保持/调整为含甲硝唑方案通常可靠,再根据E‑test/MIC可逐步去除不必要的广谱药。

6
Hungatella属的重要物种

▸ Hungatella effluvii

细胞具运动性杆状,长约2.0–4.0μm、宽1.0–1.5μm,革兰氏阳性。在pH6.0–8.0范围内可生长,最适pH为 7.0;适生温度为10–45℃,以30℃ 为最适

菌株 UB-B.2ᵀ 的过氧化氢酶、氧化酶和吲哚试验为阴性,甲基红和脲酶试验为阳性;七叶苷、酪蛋白、淀粉和明胶水解阴性,不能还原硝酸盐柠檬酸盐利用及 H₂S 产生均为阴性。

其对 L-吡咯烷酰芳香酰胺酶、脲酶和 β-吡喃半乳糖苷酶呈阳性,而对亮氨酸芳香酰胺酶、苯丙氨酸芳香酰胺酶、L-脯氨酸芳香酰胺酶、酪氨酸芳香酰胺酶、α-阿拉伯糖苷酶、β-甘露糖苷酶、七叶苷水解、β-D-岩藻糖苷酶、α-L-岩藻糖苷酶和碱性磷酸酶均为阴性。可利用半乳糖、蔗糖、葡萄糖、麦芽糖和甘露糖产酸。葡萄糖发酵的主要终产物为乙酸和丙酸

DNA G+C 含量为 51.4 mol%

遗传分析显示,Hungatella effluvii 与 Clostridium hathewayi(DSM 13479ᵀ)在 16S rRNA 基因水平的相似度为 97.84%,但全基因组亲缘性仅为 38.4%。在表型上,二者在七叶苷、淀粉和尿素水解等多项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

▸ Hungatella hathewayi

细胞为严格厌氧革兰氏阴性具运动性的杆菌,宽0.7–1.0μm、长2.0–5.0μm,常成链排列,最长可达30个细胞。

生长pH范围为5.0–8.5,最适约7.0;温度范围15–45℃,最适约 37 ℃。菌株在含0–2.5%NaCl的培养基中生长最佳。

过氧化氢酶、氧化酶、吲哚、硝酸盐还原及 VP 试验均为阴性。葡萄糖发酵的主要终产物为乙酸、乙醇、H₂和CO₂

能利用苦杏仁苷、阿拉伯糖、纤维二糖、果糖、半乳糖、葡萄糖、乳糖、麦芽糖、甘露糖、蜜二糖、松三糖、棉子糖、鼠李糖、核糖、水杨苷、山梨糖醇、淀粉、蔗糖、海藻糖和木糖产酸;不能利用麦芽三糖、糖原、肌醇、菊粉或甘露醇产酸。七叶苷和淀粉水解阳性,而酪蛋白、尿素、纤维素、明胶不被水解。

DNA G+C 含量为 50.7–50.9 mol%

7
与人体及其他菌群的互作

▸ 与宿主的互作与潜在致病机制

(1)中性或有益方面

•作为肠道共生菌,可能通过产SCFA,维持结肠上皮能量与黏液层完整性;

•外泌GAG裂解酶,利用黏液层及 ECM 中的 GAG,为自身及共生菌提供碳源;在一定范围内维持黏膜更新与免疫稳态

•牛磺酸产生:可能通过影响胆盐/抗氧化/血管平衡,对远端器官(如脑血管)产生系统性效应。

(2)有害或潜在有害方面

•当肠道屏障受损(阑尾炎、缺血、肿瘤、术后创面等),Hungatella 可由肠腔进入血流/腹腔,引起:菌血症、脓毒症、肝脓肿、胆囊炎、坏死性筋膜炎等;

•在合并其他菌(如 E. coliPrevotella、Streptococcus constellatus)的多菌种感染中,则常与严重组织坏死、长期住院相关。

▸ 与其他肠道菌群的互作

•与Bacteroides的互补/竞争:

H.hathewayi拥有与B.thetaiotaomicron接近甚至更强的GAG降解能力,但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输运与调控网络(PTS/ABC vs SusC/D)。意味着在利用宿主黏液多糖这一生态位上,Hungatella可能与 Bacteroides形成功能冗余或在特定饮食/炎症条件下出现竞争/互补替代

•向其他菌群“输出”寡糖与代谢中间体:

将大分子GAG裂解为寡糖/二糖,这些小分子自身能摄取利用,也可被缺乏初级外泌酶的共生菌进一步利用——这在微生态学上类似“初级降解者+次级利用者”的食物网结构。

02
Hungatella的临床重要性

1
影响炎症性肠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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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HungatellaAcidaminococcaceae及另外15个菌群是多种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亚型的保护因素,而TerrisporobacterAnaerostipes及其他23个菌群与不同CD和UC亚型的风险增加相关。

▸ Hungatella有助于降低溃疡性结肠炎风险

分析显示,有9个肠道菌群对溃疡性结肠炎各亚型及肠外表现具有保护作用。其中,Lachnospiraceae 科 ND3007 组可降低溃疡性直肠乙状结肠炎风险;Ruminococcaceae UCG011和Hungatella属可降低溃疡性全结肠炎风险;Lachnospiraceae 科 ND3007 组和 Hungatella 属共同降低左侧溃疡性结肠炎风险Prevotellaceae 科、Eubacterium fissicatena 属和 Ruminococcus gnavus 组则降低合并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风险。

▸ 与其他益生菌组合使用作为结肠炎的保护因子

Hungatella属和Lactobacillus属还可降低克罗恩病(CD)相关关节病变风险,而Barnesiella属则增加其发生风险。

在对比溃疡性直肠乙状结肠炎与左侧结肠炎时,Lachnospiraceae 科 ND3007 组在两者中均为保护因子,而 Hungatella 仅与左侧结肠炎相关,据此推测 Hungatella 可能参与降结肠炎症的起始。实验研究显示,克罗恩病术后吻合口处 Hungatella 丰度升高,提示其可能参与常见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若肠道菌群在术后感染的发病机制中发挥促成作用,则针对肠道微生物群的靶向治疗预防干预有望降低克罗恩病患者术后并发症风险。

2
丰度过高可能增加结直肠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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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早发结直肠癌(yCRC)发病率不断升高,但其肠道微生物特征仍知之甚少。既往研究多聚焦于老年发病型CRC(oCRC),尚不清楚老年患者的微生物特征能否外推至年轻患者。为此,有研究整合了迄今规模最大的 yCRC 肠道宏基因组数据,涵盖两个独立队列,发现CRC相关微生物组。

▸ H.hathewayi在结直肠癌患者中富集

分析显示,如Clostridium symbiosumPeptostreptococcus stomatisParvimonas micraHungatella hathewayi在老年和年轻患者中均显著富集。并且在老年发病结直肠癌(oCRC)和早发结直肠癌(yCRC)中,观察到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和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的菌株水平模式相似

几乎所有与oCRC相关的宏基因组通路在年轻患者中均有方向一致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与对照组相比,oCRC和yCRC的相关毒力因子(fadA、bft)均为富集。此外,基于微生物组的分类模型在老年和年轻发病患者中对结肠癌状态的预测准确性相似,强调了不同年龄组微生物特征的一致性。

▸ H.hathewayi影响5‑氟尿嘧啶代谢进而干扰治疗效果

此外,刚才前文中也有讲到过的一项研究发现H.hathewayi结直肠癌组织中的丰度显著增加,其高水平与整体生存率降低相关。

并且H.hathewayi处理明显减弱了5-氟尿嘧啶(5-FU)对结直肠癌(CRC)细胞系HCT116和HT29的增殖抑制和凋亡诱导作用,并增强了耐药细胞系 HCT116/5‑FU 和 HT29/5‑FU 对 5‑FU 的耐药性。机制上,H.hathewayi下调CDX2表达并促进 β‑catenin 在细胞核内的积累。CDX2 过表达可逆转H.hathewayi介导的细胞生长增强和对 HCT116/5‑FU、HT29/5‑FU 细胞凋亡的抑制,同时抑制 β‑catenin 的表达及其核内富集。

综上所述,结直肠癌组织中H.hathewayi高丰度不仅与较差生存预后相关,还可通过调控 CDX2/β‑catenin 信号通路影响结直肠癌细胞对5‑FU的耐药性

3
未破裂动脉瘤患者中丰度较低

未破裂颅内动脉瘤(UIA)是一种危及生命的脑血管疾病。在两组中国UIA患者及接受人类供体粪便移植的对照个体和小鼠中进行了病例对照宏基因组全域关联研究。

注:非破裂颅内动脉瘤的全球患病率为3.2%,中国的社区调查表明中国成年人非破裂颅内动脉瘤患病率高达7%。颅内动脉瘤是一种极为凶险的脑血管疾病,一旦破裂其早期致死率为40-50%

▸ 颅内动脉瘤患者中H.hathewayi减少,且与牛磺酸正相关

研究团队发现一群Clostridium属的物种包括C.bartlettiiC.nexileC.bolteae在颅内动脉瘤组显著富集。然而,C.hathewayi(在2014年被更名为Hungatella hathewayi)却是唯一一个在颅内动脉瘤肠道中丰度降低的Clostridium属成员。

UIA患者的肠道微生物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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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38/s41467-020-16990-3.

具体而言,在未破裂颅内动脉瘤(UIA)患者中Hungatella hathewayi 的丰度显著下降,并与人及小鼠体内的牛磺酸水平呈正相关。灌胃补充H.hathewayi可使小鼠血清牛磺酸水平恢复正常,并保护其免于颅内动脉瘤的形成与破裂;补充牛磺酸同样可逆转颅内动脉瘤的进展。上述结果提示,H.hathewayi相关的牛磺酸耗竭可能是UIAs发病机制中的关键因素。

此外,与单纯移植动脉瘤患者粪便的小鼠相比,补充H.hathewayi显著降低颅内动脉瘤的总体发生率。Kaplan–Meier分析进一步证实,H.hathewayi 补充降低了动脉瘤破裂风险。同时,H.hathewayi 还能抑制脑血管炎症反应细胞外基质重塑、MMP‑9 活性以及脑血管平滑肌细胞凋亡。

综上,H.hathewayi参与牛磺酸合成并提高血浆牛磺酸水平,从而降低颅内动脉瘤的发生率和破裂率

4
在一些精神疾病中丰度较高

▸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中Hungatella丰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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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共纳入115例处于阳性和紊乱症状缓解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及119名对照者,评估了32项外周血标志物。

研究发现:在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中,Hungatella 的丰度显著增加,相比健康对照组其相对丰度更高。患者的肠道菌群多样性整体下降,而 Hungatella 等部分优势菌属呈富集状态

差异丰度属与免疫炎症标志物肠毒素脂质谱成分胰岛素抵抗水平的变化相关。此外,还观察到差异丰度属与认知障碍阴性症状严重程度增加以及社交功能恶化存在若干相关性。甲烷短杆菌属Methanobrevibacter)丰度与阴性症状、认知社会功能水平的相关性似乎受白细胞介素-6和RANTES水平介导。

Hungatella注意力表现的相关性则受肠毒素水平介导。研究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的改变与临床表现、肠道通透性、亚临床炎症、脂质谱改变以及葡萄糖稳态受损相关。亚临床炎症和肠道通透性受损可能介导了肠道微生物群改变精神病理症状和认知障碍之间的关联。

▸ 产后抑郁的女性中H.hathewayi的含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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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产后抑郁症状女性中 Hungatella hathewayi含量较高。在不同组学和横断面分析中观察到多种菌种丰度差异中度且加重抑郁症状组中 Hungatella hathewayi丰度较高(FDR<0.25);高度且减轻抑郁症状组中 Bacteroides clarus 丰度较高(FDR<0.25)。

在妊娠晚期,与“低且稳定”组相比,“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高且下降”组中 Bacteroides clarusB. faecis 和 B. xylanisolvens 的相对丰度较高;而“EPDS 中且上升”组中 Hungatella hathewayiLachnospira SGB5076 和 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 的相对丰度较高

既往研究也发现,H.hathewayi非妊娠重度抑郁障碍人群中水平升高。其可能机制与产生三甲胺-N-氧化物(TMAO)的能力有关;TMAO 与包括抑郁在内的多种神经系统疾病有关,循环 TMAO 可激活促炎信号通路,从而诱发神经炎症

5
冠状动脉病变中丰度升高

▸ 川崎病急性期合并冠状动脉病变儿童中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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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崎病急性期合并冠状动脉病变(AKDCAL)的儿童中,LEfSe 分析显示Hungatella显著富集,而在无冠状动脉病变的 AKDNCAL 组未见此现象

注:川崎病(KD)是一种急性全身性免疫血管炎,主要影响中小动脉,常见于儿科患者。

虽然总体α多样性在川崎病急性期合并冠状动脉病变与无冠状动脉病变川崎病间无显著差异,但Hungatella、Burkholderia-Caballeronia-Paraburkholderia和Clostridium_innocuum富集,被鉴定为与冠状动脉病变(CALs)相关的特征菌属。

6
其他疾病中的丰度变化

⑴丰度增加可能与婴儿湿疹风险升高相关

在一项香港队列研究中,肠道Hungatella hathewayi丰度随时间增加与1岁前发生湿疹的风险升高显著相关。

⑵有时可能引起菌血症或严重感染

Hungatella 在多数情况下为肠道共栖菌,但在特定易感人群肠道屏障受损的情况下,也可能导致菌血症或其他严重感染。

H.effluviiH.hathewayi偶见引起败血症坏死性筋膜炎阑尾炎相关菌血症等重症感染。并且比较基因组学提示Hungatella属内部遗传差异大,不同“种/亚种”在毒力和耐药基因上差异明显。

⑶伴便秘的帕金森病患者中增多

与健康对照相比,伴有便秘的帕金森病(PD)患者粪便中Hungatella显著增多,同时伴随Collinsella升高LachnospiraFusicatenibacter降低,提示整体向“促炎型菌群”转变。

反映便秘严重程度的 Wexner 评分与 Hungatella 丰度呈正相关,即Hungatella越高,便秘越重

在机制层面,目前证据支持其作为参与PD相关肠道菌群失调和便秘,可能通过影响 SCFA 平衡肠道炎症与肠‑脑轴功能发挥作用,是帕金森病合并便秘中值得关注的潜在干预靶点。

⑷乳腺癌患者中Hungatella丰度增加

乳腺癌(BCa)患者微生物多样性减少,但从BCa患者采集的粪便样本中,三种特定微生物属——AcidaminococusTyzzerellaHungatella的丰度得到了富集

⑸新冠后遗症/康复患者中增加

在新冠后遗症或康复期人群中,有研究发现,其肠道中Hungatella的总体丰度持续处于升高状态。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这种Hungatella丰度的增加与多种炎症因子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尤其是与 IL‑8、IL‑1β 等经典促炎细胞因子相关联,因此提示 Hungatella 的升高可能反映或参与了机体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过程,与新冠感染后的持续性炎症状态具有一定联系。

综合目前多学科证据,Hungatella 在疾病中的作用大致通过以下几点体现:

1.黏膜与多糖代谢:强糖胺聚糖降解能力一方面为自身及其他菌群提供碳源,支持黏膜更新和生态食物网;另一方面,若失衡或过度活跃,可能削弱肠黏液屏障,增加内毒素和炎症因子易位,驱动全身慢性炎症。

2.小分子代谢(SCFA、牛磺酸、TMAO 等):

-通过产乙酸/丙酸等 SCFA 参与能量代谢和局部抗炎;

-通过促进牛磺酸合成或维持其水平,对脑血管等远端器官产生保护作用(如预防颅内动脉瘤);

-通过产生氧化三甲胺(TMAO),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神经精神疾病相关的促炎与代谢异常。

3.免疫与炎症信号:与多种炎性细胞因子(IL‑6、IL‑8、IL‑1β 等)水平相关,可能通过诱导肠炎和系统性低度炎症,连接肠道微生态与代谢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精神神经障碍

4.表观遗传与肿瘤信号通路:在结直肠癌中,通过调控 DNA 甲基转移酶活性,影响抑癌基因甲基化,以及通过 CDX2/β‑catenin 通路干预细胞增殖和 5‑FU 化疗敏感性,表现出典型的“促肿瘤菌”特征。

5.肠‑脑/肠‑血管轴:帕金森病、抑郁、精神分裂症川崎病和颅内动脉瘤等疾病中的一系列关联,提示 Hungatella不仅是肠腔共栖者,更可能通过代谢物与炎症通路参与中枢神经和血管系统的病理过程。

03
总结

总体而言,Hungatella 是一个功能高度复杂菌株异质性很大的肠道菌属:

•在某些场景中(如未破裂颅内动脉瘤部分溃疡性结肠炎亚型),它可能具有保护性作用

•在另一些场景中(如结直肠癌、乳腺癌、部分心血管和精神神经疾病、婴儿湿疹、新冠后遗症),其丰度升高则更多与风险增加、预后不良或慢性炎症相关;

•而在免疫低下或屏障破坏条件下,还可作为机会致病菌引发严重感染。

现有研究多为关联性和部分机制探索,因物种鉴定精度、株间差异及干预研究仍有限,Hungatella 在各类疾病中的真正“因果角色”和可干预潜力仍需更多纵向、功能和临床试验加以澄清。

注:本账号内容仅供学习和交流,不构成任何形式的医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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