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生素D怎么补更有效？结合肠道的吸收、利用、搭配的科学指南

谷禾健康

说到维生素D，人们通常先想到补钙、长个子和预防骨质疏松。实际上，它在人体中的作用并不局限于骨骼。在肠道、免疫细胞和神经系统等多种组织中，都能发现维生素D受体。维生素D转化为活性形式后，可能参与肠道屏障维护、免疫反应调节、神经发育以及身体稳态的维持。

不过，这些作用有一个前提：维生素D必须先被身体顺利吸收、运输和转化。

以口服补充剂为例，它需要先经过肠道吸收，再进入血液循环，并在肝脏、肾脏及部分局部组织中完成后续转化。这个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最终的检测结果和利用效率。

例如，小肠黏膜状态、脂肪消化能力、胆汁酸分泌、慢性炎症以及肠道菌群，都可能影响维生素D的吸收。消化吸收不良、饮食长期受限，或身体处于某些特殊生理状态时，维生素D水平也可能更容易出现波动。

与此同时，维生素D与肠道之间并不是单向关系。肠道状态会影响维生素D的吸收和利用；维生素D也可能通过维生素D受体，参与维持肠道上皮连接、调节黏膜免疫，并影响局部微生物的生存环境。

当维生素D水平长期偏低时，答案未必只是再多补一点。需要判断的是：问题出在摄入不足、肠道吸收、体内转化，还是持续存在的炎症和代谢消耗。

01
重新认识维生素D，补进去的只是起点

佝偻病、鱼肝油、阳光：维生素D是怎样被发现的？

20世纪初，工业化城市里出现了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

不少儿童双腿弯曲、骨骼变软，生长也受到影响。医生知道这是一种佝偻病，却说不清它为什么在拥挤、烟雾笼罩的城市中格外常见。

医生逐渐发现两件看起来似乎没有联系的事：

• 服用鱼肝油能够改善佝偻病；
• 把孩子带到户外接受日照，也能产生相似效果。

1919年前后，德国医生库尔特·胡尔兹钦斯基（Kurt Huldschinsky）通过紫外线照射改善了佝偻病儿童的骨骼状况。

几年后，Elmer McCollum等人在鱼肝油中确认了一种不同于维生素A的“抗佝偻病因子”。

这种物质被命名为维生素D（即第四种维生素）。

从阳光和食物中获得的维生素D，其实还不能直接“上岗”

我们习惯把维生素D当作一个单独的名称，但它在人体中并不是始终保持同一种形态。

常见的初始形式主要有两种：

维生素D₂ 和 维生素D₃

• 维生素D₂，也叫麦角钙化醇。主要来自部分真菌、强化食品和补充剂。
• 维生素D₃，也叫胆钙化醇。皮肤接受紫外线B照射后可以合成，也存在于部分动物性食物和补充剂中。

维生素D3的生物效价通常被认为高于维生素D2。研究表明，在同等剂量下，维生素D3提升血清25-羟基维生素D（25(OH)D）水平的效果优于维生素D2，且维持时间更长。因此，临床上多数维生素D补充剂采用D3形式。

但无论是D₂还是D₃，刚进入人体时都只是原始形式，还要继续转化。

它们首先在肝脏中转化，变成25-羟维生素D［25(OH)D］。

这是血液中较主要、相对稳定的循环形式，也是目前评价维生素D状态最常使用的指标。

随后再主要由肾脏以及部分局部组织进一步活化，进一步转化为具有更强生物活性的1,25-二羟维生素D［1,25(OH)₂D］。

它与维生素D受体VDR结合后，才能参与调节相应的细胞活动。

这也是为什么，“吃进去了多少”与“身体最终利用了多少”，并不总是同一件事。

Q：为什么通常测的是25(OH)D，而不是活性更强的1,25(OH)₂D？

A：25(OH)D在血液中的含量更高、相对稳定，更适合反映总体维生素D状态。

而1,25(OH)₂D受到甲状旁腺激素、钙磷水平和肾功能等因素的严格调节，即便维生素D储备不足，其数值也可能暂时维持，因此通常不用于常规判断维生素D是否缺乏。

晒太阳就可以补充，为什么维生素D不足仍然常见？

维生素D不足，到底有多常见？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2023年发表的一项全球汇总分析，纳入了2000—2022年间的308项人群研究，覆盖81个国家，共计7,947,359名参与者。研究发现：

• 血清25(OH)D低于30 nmol/L的人群比例约为 15.7%；
• 血清25(OH)D低于50 nmol/L的人群比例约为 47.9%。

换句话说，即使采用相对严格的低值界限，维生素D明显偏低也不是少数人的情况；若采用50nmol/L这一更宽的界限，涉及的人群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不同指南对“缺乏”“不足”和“充足”的界定存在差异。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人体能够通过皮肤合成维生素D，

阳光也从未消失…

为什么维生素D低水平仍然广泛存在？

现代人的生活轨迹：

白天在办公室，通勤在车内，晚上运动在健身房，基本娱乐活动都可以发生在室内。人并不是完全没有接触阳光，而是真正用于皮肤合成维生素D的机会，可能比想象中少。

该研究中提到，皮肤最终能够合成多少维生素D，会受到季节、纬度、户外时间、肤色、年龄、衣着和空气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

食物中的天然维生素D来源又相对有限；

对于存在脂肪吸收障碍、胃肠道疾病或肝肾功能异常的人，吸收和转化过程还可能受到进一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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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 et al., Frontiers in Nutrition (2023)

从骨骼出发，但没有停在骨骼

维生素D对骨骼和钙磷代谢的作用，仍然是目前最明确、最基础的科学认识。

改变人们认识的，是维生素D受体在全身多种组织中的发现。

VDR不仅存在于与骨代谢相关的组织，也分布在小肠和大肠上皮细胞，以及单核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T细胞和B细胞等多类免疫细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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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D与VDR结合后，可以参与调节肠道屏障、黏膜防御和免疫反应。

因此，维生素D是维持身体稳态的众多参与者之一。疾病可能影响维生素D状态，维生素D不足也可能让某些调节过程更难保持稳定；两者之间往往是复杂的双向关系。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待维生素D时，不能只停留在“有没有吃进去”。还要继续看：

它能否被顺利吸收和转化？

细胞能否接收到它传递的信号？

肠道屏障、免疫系统和菌群，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下一章，我们就从维生素D进入肠道之后开始。

02
维生素D能不能发挥作用，为什么也要看肠道？

维生素D进入人体，主要有两条路径。

• 一条来自阳光，皮肤在UVB照射下合成维生素D₃；
• 另一条来自食物或口服补充剂，需要先在小肠完成吸收。

此后，它们都会进入循环，并经过后续转化，才能发挥相应作用。

前一章已经提到，活性维生素D需要通过VDR向细胞传递信号。

• 肠上皮细胞和多种免疫细胞都具有这套信号系统，这意味着：无论维生素D最初来自阳光、食物还是补充剂，它进入体内后，都可能参与肠道屏障、黏膜免疫和微生态的调节。
• 反过来，肠道的消化吸收环境、屏障状态、免疫反应、菌群代谢，也可能影响维生素D被吸收和发挥作用的条件。

维生素D与肠道之间，并不是一条单向通路，而是一组彼此连接的过程。

对口服维生素D来说，肠道是一道吸收关

维生素D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

从食物或补充剂中摄入后，它需要在消化过程中与脂类一起被处理，并在胆汁酸等因素的帮助下，形成便于肠道吸收的结构。

研究显示，膳食和补充剂来源的维生素D主要在近端小肠被吸收。

如果小肠黏膜受到明显损伤，脂肪消化吸收受到影响，或者胆汁分泌和流动存在障碍，维生素D的吸收也可能随之受限。

胆汁酸不仅参与脂肪乳化，也帮助脂溶性维生素在肠道中被吸收；而肠道菌群又会参与胆汁酸的后续转化。

也就是说，小肠、胆汁酸和微生物共同构成了口服维生素D所面对的消化环境。

不过，吸收只是维生素D与肠道关系的第一层。

维生素D如何帮助守住肠道屏障？

肠道每天接触大量食物成分、微生物和外来分子。

• 它既要让水分和营养物质顺利进入身体；
• 又要限制细菌、毒素以及未经充分处理的抗原进入更深层组织。

这项工作依靠的不是一堵静止的墙，而是一套持续更新的屏障系统。

这道边界由黏液层、肠上皮细胞、细胞间连接结构、抗菌分子和局部免疫细胞共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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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是上皮细胞之间的连接

肠上皮细胞排列成连续的物理边界，细胞之间由紧密连接和黏附连接控制物质通行。

维生素D相关信号与ZO-1、Occludin、Claudin、E-cadherin等连接蛋白的表达和组织有关。

动物和细胞研究发现，VDR信号受损时，部分连接结构会出现紊乱，肠道通透性和炎症易感性也可能增加。

第二层，是上皮的更新与修复

肠上皮是人体更新较快的组织之一。

老化或受损的细胞不断脱落，新的细胞从肠隐窝产生并向上迁移。如果损伤速度超过修复能力，即使连接蛋白仍然存在，屏障也可能出现缺口。

现有机制研究提示，维生素D-VDR信号与上皮细胞存活、损伤后的修复以及自噬过程有关。

VDR缺失的动物模型中，可观察到上皮细胞凋亡增加、隐窝修复能力下降以及炎症加重。

注：这里所说的自噬，可以简单理解为细胞清理受损结构、维持内部秩序的一套机制。它也是上皮细胞和潘氏细胞应对微生物刺激的重要方式。

第三层，是让微生物与肠壁保持合适距离

稳定的肠道屏障，不只是没有裂缝。

覆盖在上皮表面的黏液层、潘氏细胞产生的防御分子，以及Cathelicidin、Defensin、溶菌酶等抗菌物质，共同帮助微生物与肠壁保持适当距离。

维生素D相关信号参与这些抗菌肽的表达，也与潘氏细胞功能及自噬有关。其作用并不是把菌群全部清除，而是帮助宿主维持空间秩序：允许共生菌存在，同时限制潜在致病微生物过度靠近或侵入上皮。

《Gastroenterology》 的一项研究构建了潘氏细胞特异性VDR敲除小鼠。VDR缺失后，潘氏细胞中的自噬相关蛋白 ATG16L1 和溶菌酶减少，分离出的潘氏细胞抑制病原菌生长的能力也随之减弱。

在沙门氏菌感染模型中，这类小鼠出现了更明显的肠道炎症，提示VDR可能通过维持潘氏细胞的自噬与抗菌分泌功能，帮助限制肠道病原菌入侵。

注：这项证据来自动物模型，说明的是VDR信号与宿主抗菌防御之间的机制联系，不能直接理解为口服维生素D能够在人群中清除沙门氏菌或某一种特定细菌。

维生素D调节免疫，不是简单地增强免疫力

肠道不仅负责吸收营养，也是免疫细胞高度集中的场所。

这里每天都要判断：

• 哪些微生物可能带来威胁？
• 哪些是可以共存的正常菌群？
• 哪些食物成分不需要发动攻击？
• …

因此，肠道免疫并不是反应越强越好。

反应不足，可能难以控制入侵者；反应过度，则可能持续释放炎症信号，损伤上皮和周围组织。

维生素D参与的，更接近免疫反应方向和强度的调节。

一方面，它帮助先天免疫完成早期防御

当微生物越过黏液层和上皮屏障后，巨噬细胞会识别并吞噬外来微生物，同时释放炎症信号，招募更多免疫细胞参与清除。

活性维生素D可以通过巨噬细胞上的VDR参与这一过程，包括促进部分抗菌肽表达，并调节细胞因子的释放。病原刺激得到控制后，维生素D相关信号还可能帮助巨噬细胞由偏炎症的状态逐渐转向组织修复，增加IL-10、TGF-β等调节和修复相关信号，同时限制TNF-α、NF-κB等炎症通路持续活跃。

★ 免疫细胞也能在局部“激活”维生素D

2026年国际循证共识指出，肠道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可表达维生素D活化酶CYP27B1，将进入局部环境的25(OH)D转化为活性形式。

这提示维生素D的一部分免疫调节作用可通过免疫细胞的局部活化实现；在微生物刺激下，这种局部转化可能增强，从而支持局部抗菌和免疫调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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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它帮助适应性免疫避免过度反应

树突状细胞承担着呈递信息的工作：它们识别外来成分，再把相关信息传递给T细胞，决定是否启动更有针对性的免疫反应。

机制研究显示，活性维生素D可能抑制树突状细胞过度成熟，使其更倾向于维持耐受性状态；同时减少促炎因子IL-12的产生，增加IL-10等调节性信号。这样可以降低树突状细胞持续推动炎症性T细胞反应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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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细胞层面，维生素D相关信号可抑制Th1和Th17细胞的过度活化，减少IL-2、IFN-γ、IL-17和TNF-α等炎症介质，同时促进调节性T细胞，也就是Treg细胞的分化和功能。

Treg细胞可以理解为免疫系统中的“制动机制”。它们帮助身体对正常菌群、食物成分和自身组织保持耐受，减少不必要的持续攻击。

B细胞也可能受到影响。细胞和动物研究提示，维生素D可能抑制部分B细胞增殖、浆细胞分化和免疫球蛋白产生。

但这类作用具有明显的疾病和免疫环境差异，不能简单概括成“维生素D抑制B细胞”。

免疫、屏障和菌群会彼此影响

肠道免疫不是独立工作的。

当屏障受损时，更多细菌成分和抗原可能进入黏膜深层，促使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和T细胞持续活化；炎症因子增加后，又可能破坏上皮连接、影响黏液层和细胞修复。

与此同时，免疫环境还会改变不同微生物的竞争条件。一些更适应炎症环境的微生物可能获得优势，而部分依赖稳定、低炎症环境的共生菌则可能受到限制。

所以，维生素D的免疫作用更适合被理解为：

在需要时支持抗菌防御，在刺激减弱后帮助炎症逐渐回落，并维持身体对食物、共生菌和自身组织的适度耐受。

维生素D会改变菌群吗？

2025年发表在《Nutrition Review》的一项系统综述，对14项随机对照试验（RCTs）进行了全面分析，共纳入1,458名不同健康状况和补充方案的参与者。

受试者包括健康人，也包括肥胖、结直肠癌、囊性纤维化、HIV感染、艰难梭菌感染、COVID-19和脂肪性肝病患者。

总体上，12项研究报告维生素D补充后肠道菌群发生显著变化，2项未发现明显变化。

主要变化包括：

部分研究发现菌群多样性提高

一些试验显示α多样性或β多样性增加，提示菌群丰富度、均匀度或整体结构发生改变。

注：也有研究未发现多样性变化，因此结果不完全一致。

有益菌可能增加
补充维生素D后，部分研究观察到以下菌群丰度上升：

• 双歧杆菌及双歧杆菌科；
• 乳杆菌、乳球菌；
• Akkermansia；
• Christensenellaceae；
• Lachnospira；
• 部分产丁酸菌。

这些菌通常与抗炎、维护肠黏膜屏障或代谢健康相关。

同时Bacteroidetes/Firmicutes比值也出现升高。该比值被认为是肠道健康的重要生物标志物。

部分潜在不利菌减少
某些试验发现，Proteobacteria、Streptococcus、Dialister 等菌群减少。

但这一结果并未在所有研究中重复出现。

补充维生素D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doi.org/10.1093/nutrit/nuaf120

BMI 体重指数；IL 白细胞介素；MAFLD 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NAFLD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R 未注册；RCT 随机对照试验；TMAO 三甲胺 N-氧化物。

符号：↔ 无变化；↑ 增加；↓ 减少

菌群也可能反过来影响维生素D

维生素D可能改变菌群生活的环境，菌群也会不断产生代谢物，反过来影响肠上皮、免疫系统以及维生素D相关信号。

目前研究较多的连接点，主要包括短链脂肪酸和胆汁酸。

短链脂肪酸可能影响VDR所处的信号环境

肠道细菌能够发酵人体难以直接消化的膳食成分，产生乙酸、丙酸和丁酸等短链脂肪酸。

丁酸可以为结肠上皮细胞提供能量，同时参与黏液产生、紧密连接、免疫耐受和炎症调节。部分实验研究还发现，丁酸可能增加肠上皮中的VDR及自噬相关蛋白ATG16L1表达，从而影响上皮细胞应对微生物刺激的能力。

这意味着，维生素D信号并不只取决于血液里有多少维生素D，也可能受到局部代谢环境影响。

菌群代谢物如何影响VDR？

在实验性结肠炎模型中，引入菌群发酵产物丁酸后，研究者观察到肠上皮VDR和ATG16L1表达上升，并伴随炎症减轻。

另有细胞和动物研究发现，使用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G 或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后，人结肠上皮细胞及单菌定植猪模型中的VDR表达有所增加。

这些结果提示，特定菌株及其代谢产物可能影响VDR相关功能，但证据主要来自细胞和动物研究。

例：肠球菌失调介导维生素D缺乏相关的记忆障碍

还有研究提出一种更上游的可能。

2025年的一项队列研究发现，血清维生素D水平较低的人群，短期和延迟记忆表现相对较差，同时肠道中肠球菌属（Enterococcus）丰度升高。

研究者进一步观察到，肠球菌失衡与部分产短链脂肪酸菌减少及相关代谢功能变化有关，因此推测肠球菌可能是连接维生素D缺乏与记忆障碍的中间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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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16/j.heliyon.2025.e41969

也就是说，维生素D不足所伴随的健康影响，可能不完全由血液中的维生素D浓度直接造成，也可能经过“菌群失衡—短链脂肪酸代谢改变—肠屏障和免疫炎症异常—脑功能受影响”这一路径传递。

菌群通过胆汁酸，把消化吸收与信号调节连接起来

胆汁酸首先帮助脂肪和脂溶性维生素在小肠中被消化吸收，但它的作用并不止于乳化脂肪。

肝脏合成的初级胆汁酸进入肠道后，会被部分肠道细菌进一步改造。具有胆盐水解酶，也就是BSH活性的微生物，可以对结合型胆汁酸进行脱结合；另一部分细菌再通过7α-脱羟基等反应，参与生成脱氧胆酸、石胆酸等次级胆汁酸。

这些胆汁酸既会影响微生物生存，也能作为信号分子，与FXR、TGR5和VDR等受体通路发生联系。

哪些细菌参与胆汁酸转化？

BSH活性分布在多个菌群中，相关文献提到的菌属包括乳杆菌属、双歧杆菌属、拟杆菌属、Clostridium、Enterococcus、Listeria；

参与7α-脱羟基反应的能力则主要见于部分 Clostridium 及其他厚壁菌门成员。它们可以参与初级胆汁酸向脱氧胆酸和石胆酸等次级胆汁酸转化。

石胆酸及其部分衍生物可以与VDR发生相互作用，这为菌群与维生素D信号之间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分子连接。

某些菌株可能与血清维生素D变化有关

部分研究还观察到，特定益生菌干预后，血清25(OH)D发生变化。

一项人群干预研究报告，补充具有BSH活性的 Lactobacillus reuteri NCIMB 30242 后，参与者循环25(OH)D水平升高。

动物研究还提供了另一条较早期的线索：菌群可能通过FGF23影响活性维生素D代谢。

无菌小鼠中曾观察到，FGF23升高和1,25(OH)₂D降低；重新引入共生菌后，这一变化可以部分逆转。由于FGF23会参与调节CYP27B1和CYP24A1等维生素D代谢环节，这提示菌群可能通过宿主内分泌通路间接影响活性维生素D水平。

注：这仍是动物层面的机制线索，距离根据人类菌群结果预测维生素D转化能力还有距离。

理解了这套双向联系，接下来要看的，在哪些身体状态下，这种联系更容易变得重要？

03
哪些身体状态，需要更多关注维生素D与肠道？

炎症性肠病

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统称为炎症性肠病，也就是IBD。

IBD和普通肠道发炎不一样。普通感染控制以后，炎症通常会逐渐退去；而IBD中的免疫系统可能长期处于过度活跃状态，反复攻击肠道组织。

有的人长期腹泻、食欲下降，能吃的食物越来越少；有的人因为担心症状反复，主动减少乳制品、鱼类或含脂肪的食物，吃得越来越安全，营养来源却也越来越单一。再加上户外活动减少，皮肤合成维生素D的机会也会下降。

这些情况叠加在一起，都可能让维生素D的来源和吸收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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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问题的另一面是：维生素D参与维持肠道屏障和免疫稳定。它与受体VDR结合后，可以影响肠上皮细胞连接、组织修复和免疫反应。

简单来说，维生素D不能直接关闭炎症，却可能帮助肠道把屏障守得更稳，让免疫反应不过度持续。

2026年一项前瞻性临床干预研究，纳入48名维生素D水平较低的IBD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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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2周维生素D干预，每周50,000 IU，参与者的血清25(OH)D平均升高约20 ng/mL，粪便钙卫蛋白平均下降722 μg/g，提示肠道局部炎症减轻，疾病活动评分和生活质量也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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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的重要发现，是维生素D可能帮助肠道免疫系统从“过度警戒”转向更具耐受性的状态。补充后，被IgA抗体结合的肠道菌群增加，而被IgG抗体结合的菌群减少。

可以简单理解为：IgA更多参与肠黏膜表面对共生菌的日常管理，帮助免疫系统与菌群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而较多的IgG结合，有时意味着这些细菌引起了更强的全身性免疫识别。

进一步的多组学分析还发现，维生素D干预后，部分调节性B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增加，并出现了与免疫耐受。

对于已经确诊IBD的人，如果同时存在长期腹泻、体重下降、饮食限制、小肠受累、肠段切除，或者规律补充后25(OH)D仍然偏低，可以结合肠道菌群检测，进一步观察菌群结构、短链脂肪酸代谢和肠道屏障状态，为后续的营养干预和肠道管理提供参考。

肠易激综合征

IBS并非单一“肠道问题”

与IBD不同，肠易激综合征，也就是IBS，通常不能用明确的结构性损伤来解释全部症状。

腹痛、腹胀、腹泻或便秘的背后，可能涉及肠道运动、内脏敏感性、屏障通透性、低度免疫激活、菌群代谢以及肠-脑轴等多个环节。不同患者的主要驱动因素并不相同。

维生素D结合益生菌干预改善

2025年一项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纳入31名进入意向性分析的非便秘型IBS患者。干预组连续12周使用包含8个菌株的复合益生菌，并联合每日2000 IU维生素D₃。

干预后，血清zonulin逐步下降，排便频率和粪便性状有所改善；菌群中 Bifidobacterium animalis subsp. lactis 和 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 增加，Lachnospira减少，同时观察到放线菌门增加、变形菌门减少，以及粪便乳酸和乙酸升高。

但两组的IBS总体症状严重度评分并无显著差异，而且干预同时包含多菌株益生菌和维生素D，无法判断哪些变化由维生素D单独造成。

维生素D可通过VDR参与肠道屏障和免疫调节，也可能影响5-羟色胺相关通路，从而与肠道运动、疼痛敏感和情绪状态发生联系。

部分研究发现，补充维生素D后，腹痛、腹胀、排便异常或生活质量有所改善，但结果并不一致，患者原有的维生素D水平可能影响疗效。

也有病例对照研究没有发现IBS女性与健康女性的25(OH)D存在显著差异，25(OH)D与菌群多样性等指标也没有明显相关性。

哪些情况下，需要结合维生素D和菌群一起看？

因此，对症状反复、饮食限制明显或补充效果不理想的人，可以将血清25(OH)D与菌群报告中的肠道屏障、炎症、产气、短链脂肪酸和肠-脑轴相关指标结合评估。

例如，以腹泻、腹胀为主，同时提示肠道屏障受损、炎症或LPS水平升高、肠道产气升高、变形菌门增加，说明屏障和免疫调节可能是更需要关注的环节，单纯补充维生素D可能并不充分，还需要同时调整饮食和菌群环境。

免疫系统疾病

前一章提到，维生素D参与树突状细胞、Th17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等免疫通路；肠道菌群及其代谢物短链脂肪酸，也会持续参与免疫系统的训练。

★ 甲状腺：关注抗体、屏障和菌群功能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患者中，较低的25(OH)D较为常见。维生素D与VDR结合后，可限制Th17等促炎反应，并支持Treg和免疫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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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汇总26项新诊断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病病例对照研究的分析发现，桥本甲状腺炎人群的Th17水平整体较高，而Treg、FoxP3表达整体较低，支持Th17/Treg失衡可能参与疾病中的免疫异常。

一些研究还报告，较低的 Prevotella 与Th17/Treg稳态异常有关；其他维生素D干预研究则观察到 Akkermansia 和 Bifidobacterium 等菌群变化。但这些结果来自不同人群和不同研究，尚未形成稳定、可重复的“桥本菌群图谱”。 部分临床研究发现补充维生素D后甲状腺抗体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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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389/fendo.2026.1785878

对25(OH)D偏低的患者，纠正不足有助于维护骨骼、肌肉和正常免疫功能。

但如果维生素D水平已经改善，而抗体、甲状腺功能或症状仍未达到预期，不宜只继续增加剂量，还应结合碘、铁、硒、药物使用和疾病阶段进行判断。

硒是脱碘酶（T4转T3）的核心成分，铁是甲状腺过氧化物酶（TPO）的必需辅酶。缺铁或缺硒，即使D水平再高，甲状腺素也无法顺利转化和利用。

若维生素D水平难以上升，或同时存在消化道症状如腹胀、腹泻、便秘等，左甲状腺素吸收不稳定，进一步考虑肠道屏障、消化吸收和菌群环境。

★ 类风湿关节炎：肠道变化可能与全身炎症相连

一项荟萃分析报告称，维生素D摄入量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率呈负相关。

几项研究表明，较低的血清维生素D水平与较高的类风湿关节炎活动相关。

两项荟萃分析报告称，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维生素D浓度低于健康对照组，血清25(OH)D与疾病活动呈负相关，特别是DAS28，其中一项分析还包括CRP。

一些针对RA和维生素D缺乏患者的补充研究报告称，治疗12周或3个月后DAS28有所改善，而一项针对早期RA的安慰剂对照试验发现，整体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但对DAS28、疼痛或CRP没有显著影响。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常见菌群多样性下降。早期或未经治疗的患者中，普雷沃氏菌，尤其是Prevotella copri，Collinsella增多较受关注；粪杆菌属等产丁酸菌则可能减少。前两者与肠道通透性、Th17反应和炎症负担有关，产丁酸菌减少则可能削弱屏障和免疫调节。

注：Prevotella 包含40多种不同种，作用不同，例如 P. histicola 在小鼠中反而显示出降低肠通透性、减轻关节炎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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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3390/nu18091325

总的来说，目前的证据表明维生素D状态与类风湿关节炎活动之间可能存在负相关。

然而，因果关系仍不确定。不能排除反向因果关系，因为疾病活动度更高的患者可能行动能力降低，阳光照射减少，从而内源性维生素D合成减少。尽管干预研究相对较少且规模通常较小，但维生素D补充似乎对类风湿关节炎有益。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而言，尤其在伴有腹胀、排便异常、饮食限制或维生素D补充效果不理想时，可结合DAS28、CRP、ESR，关注菌群多样性、Prevotella、Collinsella和产丁酸菌。这种联合评估更容易发现营养、屏障和免疫环境中可能同时存在的问题。

★ 过敏性鼻炎：维生素D可能影响过敏性炎症

过敏性鼻炎常表现为反复打喷嚏、鼻痒、流涕、鼻塞，部分患者还会伴随睡眠质量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头痛等。其本质不仅是鼻黏膜接触过敏原后的局部反应，也涉及免疫系统对外界物质的耐受和炎症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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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D与VDR结合后，可影响树突状细胞和T细胞的反应方式，促进Treg分化，抑制IL-6、TNF-α和IL-17等促炎信号，同时增加IL-10等抗炎因子。因此，当维生素D水平不足时，免疫系统可能更容易维持在过度敏感和持续炎症的状态。

对于鼻炎长期反复、常规治疗效果不稳定、户外活动较少，或者同时存在其他过敏性疾病的人，可以配合检测维生素D水平，判断是否存在不足。若偏低，将维生素D作为整体治疗中的辅助环节，可能有助于改善免疫调节环境。

补充效果会受到年龄、性别、基础用药和干预时间等因素影响。研究中的剂量方案不一定适合自行照搬。

糖尿病、慢性肾病、脂肪肝等代谢异常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脂肪肝等看似发生在不同器官，却常共享一组基础问题：内脏脂肪增加、胰岛素敏感性下降、低度炎症以及肠道代谢环境改变。

维生素D可通过VDR参与胰岛β细胞功能、胰岛素分泌和炎症调节；肠道屏障受损后，LPS等细菌成分进入循环，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血糖和脂质代谢。有研究认为，维生素D不足可能与胰岛素分泌下降、敏感性降低及菌群功能异常同时存在。

较低的维生素D水平，经常与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等风险同时出现，可能涉及内皮功能、炎症和心肌代谢。维生素D更适合作为整体代谢状态中的一个评估指标。

★ 糖尿病：血糖、胰岛素抵抗与β细胞功能

维生素D受体存在于胰岛β细胞和多种免疫细胞中，可能通过影响胰岛素分泌、胰岛素敏感性、炎症反应及免疫调节参与糖尿病的发生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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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前期人群：

现有随机对照研究提示，补充维生素D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向2型糖尿病进展。

一项整合3项随机临床试验的个体参与者数据分析发现，与安慰剂相比，维生素D使新发糖尿病的相对风险下降约15%，3年绝对风险下降3.3%；同时，恢复至正常血糖调节状态的可能性提高约30%。

研究还发现，随访期间平均25(OH)D达到较高水平的人群，糖尿病风险下降更明显。

已经确诊2型糖尿病的人群：

一项纳入39项随机对照试验、共2982名受试者的Meta分析显示，维生素D补充后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胰岛素及HOMA-IR均有小幅改善，其中糖化血红蛋白平均下降约0.30个百分点。改善在原本存在维生素D缺乏、超重、基线HbA1c较高的人群中相对更明显。

维生素D更适合作为糖尿病综合管理中的缺乏纠正和辅助因素，而不是替代降糖药、胰岛素、饮食控制和运动。

对于糖尿病前期、肥胖、胰岛素抵抗、血糖控制不佳，或长期缺少日晒的人，可以结合血清25(OH)D、空腹血糖、HbA1c、空腹胰岛素及HOMA-IR进行评估，判断是否存在维生素D不足与糖代谢异常叠加的情况。

1型糖尿病患者还需要关注骨量下降和骨质疏松风险，即使维生素D不确定能改善血糖或阻止β细胞功能衰退，也应维持适宜的维生素D储备。

★ 慢性肾病：活化能力下降，关注VD-PTH-钙磷代谢轴

肾脏是维生素D活化的核心器官。经肝脏生成的25(OH)D需要进入肾近端小管，在1α-羟化酶作用下转化为具有生物活性的1,25(OH)₂D，也就是骨化三醇，从而调节钙磷吸收、骨代谢和甲状旁腺激素分泌。

随着慢性肾病进展，肾单位和近端小管功能减少，1α-羟化酶活性下降；同时FGF23升高、磷潴留以及肾小管对25(OH)D摄取减少，都会进一步限制骨化三醇生成。因此，慢性肾病患者不仅容易出现血液中25(OH)D不足，也可能存在有原料但活化不足的情况。

有研究指出，超过80%的慢性肾病患者存在维生素D缺乏，并且缺乏程度通常随肾功能下降而加重。

活性维生素D下降后，肠道对钙的吸收减少，机体会通过升高甲状旁腺激素来维持血钙，长期可能形成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导致骨转换异常、骨痛、骨质疏松和骨折风险增加。

这一系列钙、磷、PTH、FGF23及骨代谢异常，被统称为慢性肾病矿物质和骨异常，即CKD-M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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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D还可能通过维生素D受体参与肾脏炎症和纤维化调节。维生素D不足时，对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抑制减弱，可能增加血压、炎症和纤维化信号；同时NF-κB等炎症通路更容易活化。

因此，低维生素D既可能是肾功能减退、蛋白尿、饮食限制和户外活动减少的结果，也可能与肾脏及心血管风险相互叠加。

研究显示，营养性维生素D对慢性肾病早中期患者的PTH控制有一定帮助，但在透析或慢性肾病 5期患者中的效果并不一致。

2025年欧洲共识建议，对慢性肾病、透析及肾移植后人群监测并纠正维生素D缺乏，可将25(OH)D维持在75 nmol/L以上，即30 ng/mL以上；同时应避免单次或间断使用≥100,000 IU的超大剂量，也应避免25(OH)D长期超过150～200 nmol/L，即60～80 ng/mL，以降低高钙血症等毒性风险。

骨化三醇等活性维生素D制剂通常不等同于普通维生素D补充剂，更适合保留给晚期慢性肾病并伴严重、持续进展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者，由医生结合钙磷和PTH水平决定。

★ 维生素D缺乏、慢性肾病、牙周炎

牙周炎不只是牙齿没刷干净，而是口腔菌群失衡与免疫炎症共同作用的结果，常表现为牙龈出血、口臭、牙周袋加深和牙齿松动。

现有观察性研究总体发现，血清25(OH)D水平与牙周炎症程度呈负相关，也就是维生素D较低的人更容易出现牙龈炎症或较严重的牙周指标。美国NHANES III调查也观察到了低维生素D与牙周炎症之间的关联。

慢性肾病患者常存在维生素D活化不足、钙磷代谢紊乱、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以及慢性炎症，这些变化可能削弱口腔免疫防御，并影响牙槽骨代谢，使牙周炎更容易发生或加重。

反过来，牙周炎带来的持续炎症和细菌成分入血，也可能增加全身炎症负担，对肾功能产生不利影响。两者共同涉及维生素D不足、氧化应激和免疫反应异常，因此适合放在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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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发现，慢性肾病人群的牙周炎患病率约为非慢性肾病人群的2倍，牙周袋深度和牙周附着丧失也更明显。

大型队列研究表明，牙周病与肾功能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牙周浸润表面积（PISA）增加10%与eGFR降低3.0%相关，eGFR（估计肾小球滤过率）降低10%导致PISA增加25.0%。

目前证据主要来自观察性研究，只能说明慢性肾病、维生素D不足与牙周炎相互关联，还不能证明补充维生素D可以直接治疗牙周炎或延缓肾功能下降。

★ 脂肪肝与肝脏代谢

肝脏是维生素D代谢的重要场所，摄入或皮肤合成的维生素D需要先在肝脏转化为血液中主要检测的25(OH)D。

长期饮酒、脂肪肝和肝功能异常又常伴随饮食问题、消化吸收下降及户外活动减少，因此低维生素D既可能是肝脏疾病的伴随结果，也可能进一步影响炎症和肠-肝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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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一项结合临床与动物实验的研究发现，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25(OH)D水平较低，统计分析提示较高的25(OH)D与较低的患病风险相关。

在慢性酒精性肝损伤小鼠中，维生素D缺乏进一步改变肠道菌群，降低肠上皮连接蛋白Occludin和E-cadherin，使屏障稳定性下降；同时增加肝脏和结肠中TNF-α、IL-1β、IL-6、IL-8及CCL2等炎症信号，并增强NF-κB通路活化，从而加重酒精相关肝损伤。

饮酒和维生素D不足共同削弱肠道屏障，使LPS等微生物成分更容易经门静脉到达肝脏，继而放大肝脏炎症。

因此，对于长期饮酒、脂肪肝或肝酶反复升高的人，可以结合维生素D水平、肝功能、血糖血脂以及肠道屏障、LPS和胆汁酸代谢状态进行评估，判断是否存在维生素D不足与肠-肝轴异常叠加的情况。

脂溢性皮炎：反复出油脱屑，关注VD状态

脂溢性皮炎常发生在头皮、眉间、鼻唇沟和耳周等皮脂分泌较旺盛的部位，表现为红斑、油腻性鳞屑和瘙痒。它并不只是“头皮太油”或“清洁不到位”，目前认为其发生与皮脂环境、皮肤屏障、免疫反应以及以马拉色菌为代表的皮肤微生态共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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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D可能通过免疫调节、表皮细胞分化和屏障维持参与这一过程。

一项纳入53名脂溢性皮炎患者和60名健康对照者的研究发现，患者中严重维生素D缺乏的比例为52.8%，高于对照组的25.8%。

另一项纳入71名患者和71名健康对照者的研究得出了更复杂的结果：两组总体维生素D水平差异没有达到统计学显著性，但在脂溢性皮炎患者内部，病情较重者的维生素D水平相对更低。该研究同时发现患者的血清锌水平较低。

神经精神与神经发育问题

★ 成人抑郁：低维生素D可能与多条情绪调节通路相交

抑郁症的发生涉及遗传、压力、生活事件、睡眠、饮食、神经递质和炎症等多重因素。

维生素D受体及相关代谢酶存在于脑组织中，维生素D可能参与血清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调节，同时影响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神经可塑性、应激轴和神经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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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D与日照不足、抑郁和季节性情感障碍存在关联。

一项观察性研究中，维生素D缺乏者出现临床显著抑郁的可能性约为维生素D充足者的3.5倍。

低维生素D与更高的季节性情绪障碍发生可能性有关；部分研究也观察到冬季维生素D水平和季节性症状之间的关系。

低维生素D与抑郁同时出现，不代表低维生素D一定导致抑郁。反向因果同样可能存在。例如，抑郁的人可能更少出门、更少运动、饮食质量下降，进而导致维生素D水平降低。

研究没有发现冬季补充后症状显著改善，也有小型研究报告高剂量注射后症状改善。

有研究认为，光照疗法的证据更直接。光照可以影响褪黑素节律和生物钟，一些研究显示，晨间强光治疗能减轻疲劳、情绪低落、嗜睡、食欲增加和碳水化合物渴求等季节性症状。

维生素D更适合被看作抑郁评估中的一个可能因素和辅助干预点，对于同时存在长期情绪低落（尤其是秋冬明显加重）、日照不足、疲劳、睡眠问题、肥胖、食欲或排便改变、饮食限制的人，可以结合血清25(OH)D、营养状况及肠道表现进行整体评估。若维生素D偏低，纠正不足可能有助于改善整体健康环境。

★ADHD：低维生素 D 可能与部分症状相关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 ADHD，主要表现为注意力难以维持、活动过多和冲动控制困难。它的发生涉及遗传、脑发育和多种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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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示，维生素 D 可能参与神经细胞分化、神经营养因子合成、多巴胺系统发育、突触可塑性和神经炎症调节。这些过程与注意力、执行功能和冲动控制有关，因此维生素 D 与 ADHD 之间具有一定的生物学联系。

有临床对照研究发现，ADHD 儿童和青少年的维生素 D 水平低于匹配的健康儿童。

动物研究中，孕期和出生后维生素 D 缺乏的动物也出现了多动、空间学习能力下降和注意调节异常等类似 ADHD 的表现。

★自闭症：维生素 D与早期脑发育和症状特征有关

自闭症的发生涉及遗传和多种环境因素。

一些研究报告，ASD 儿童和青少年的维生素 D 水平相对较低，维生素 D 缺乏可能与更明显的 ASD 症状同时出现。

但这类研究主要属于观察性研究。ASD 儿童可能存在偏食、饮食种类有限、户外活动较少或生活方式差异，这些因素本身也可能导致维生素 D 水平降低。

母体孕期维生素 D 与孩子 ASD 特征有关吗？

Generation R 前瞻性出生队列3937名儿童研究发现，母亲孕期血清维生素 D 水平较高，儿童后来表现的 ASD 特征相对较少（β＝−0.07；p＜0.008）。

另一项关于孕期维生素 D 缺乏的研究发现，母体孕期维生素 D 水平较低，与儿童 5 岁时更多的 ASD 相关特征、行为问题和较弱的社会能力有关。

对 ASD 儿童而言，发现维生素 D 缺乏时可以进行规范纠正，主要是满足儿童生长发育健康需要。

注：由于研究方法不统一，部分结果存在矛盾，目前不能确认维生素 D 对 ADHD或ASD 具有预防或治疗作用。

年龄增长与特殊生理阶段

★ 衰老，免疫衰老与肠道失衡容易叠加的阶段

有一类人不一定患有明确疾病，但身体环境正在发生较大的生理变化。

一方面，胸腺萎缩，初始T细胞和B细胞减少，身体识别新病原体、应对感染和接种疫苗后的反应能力下降；另一方面，衰老细胞、氧化应激和代谢异常不断积累，使身体长期处于轻度炎症状态。这两种变化分别被称为“免疫衰老”和“炎症性衰老”，与感染、心血管疾病、代谢异常、虚弱及多种年龄相关疾病有关。

维生素D参与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调节，能够影响T细胞、B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的反应，也参与抗菌肽生成和黏膜屏障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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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也会随年龄发生改变。部分研究观察到，双歧杆菌、梭菌目及其他产短链脂肪酸菌减少，而变形菌门和肠杆菌科等机会性菌增多；黏液层、肠道蠕动和屏障修复能力也可能下降。短链脂肪酸减少和屏障通透性升高，会使肠道对免疫系统的调节能力减弱，并可能推动全身低度炎症。维生素D又能通过VDR影响屏障和菌群环境，而部分菌群代谢物也可能反过来支持VDR信号，形成双向联系。

老年人更值得关注维生素D和肠道，并不是因为年龄本身等于缺乏，而是多种风险更容易同时叠加：户外活动日照可能减少、食欲下降、饮食单一、肝肾转化下降、慢性疾病、药物使用以及消化吸收问题。此时，维生素D偏低可能与免疫反应减弱和慢性炎症相互叠加。

★ 更年期，是多种风险容易叠加的阶段

雌激素下降后，腹型肥胖、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心血管和骨量下降风险更容易同时增加。维生素D不足可能进一步放大这些问题，因此更年期女性除了关注骨骼，也应结合腰围、血糖、血脂和维生素D评估整体代谢状态。

若存在腹型肥胖、血糖或血脂升高、脂肪肝、长期饮酒，有些伴有腹胀、排便异常，维生素D补充效果不理想，可以结合菌群报告中的肠道屏障、LPS、短链脂肪酸和胆汁酸代谢进行观察，从而判断干预重点应放在维生素D补充还是改善其他指标，辅助找到优先级最重要的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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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也是一种身体环境迅速变化的阶段

妊娠期的免疫耐受、营养需求和母体菌群都会调整，维生素D状态与母婴健康之间的关系也受到关注。

2025年一项日本先导研究将62名孕妇分为每日200、400和1000 IU维生素D₃组，从孕早期开始干预8周。血清25(OH)D随剂量增加，1000 IU组的 Fusicatenibacter 相对丰度在干预后上升。

这是一项样本较小的先导研究，不能据此认定Fusicatenibacter是孕期维生素D疗效标志，也不能把研究剂量直接转化为孕妇的个人补充建议。

总的来说，维生素D之所以反复被提及，并不是因为它能够单独解释这些问题，而是因为它同时参与免疫调节、黏膜屏障、代谢和炎症反应。对血清25(OH)D不足的人，合理纠正低水平具有基础健康价值。

有些疾病直接影响维生素D的消化吸收，有些与肠道屏障和免疫耐受有关，还有一些更多涉及菌群代谢、肠-肝轴或肠-脑轴。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说明具体怎么评估，如何看指标，怎样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评估重点。

04
怎样评估自己的维生素D与肠道状态？

维生素D评估除了看“缺不缺”，还要区分两个层面：一个是身体当前实际处于什么水平，另一个是日常饮食和肠道环境能否提供稳定支持。

血清维生素D，了解体内维生素D的总体水平

血清25-羟维生素D，也就是25(OH)D，是目前评估体内维生素D状态最常用的指标。

但25(OH)D是告诉我们结果，不能单独解释这个结果是怎样形成的。同样是水平偏低，有的人是日照和摄入不足，有的人可能存在吸收障碍、肥胖、肝肾功能异常或药物影响。

如果25(OH)D明显偏低，或规律补充后变化仍不理想，还可以结合血钙、血磷、甲状旁腺激素以及肝肾功能，进一步了解维生素D的吸收、转化和钙磷代谢情况。

身体线索，有没有消化吸收相关问题

检测结果需要与身体表现和既往病史放在一起理解。

• 日照少、很少摄入鱼类、蛋黄或强化食品，通常更偏向来源不足；
• 如果同时存在长期腹泻、脂肪便、体重下降，或有炎症性肠病、乳糜泻、肝胆疾病、胰腺功能异常、胃肠道手术史，则需要考虑消化吸收和转化环节。

因此，两个血清25(OH)D水平相同的人，背后的原因可能不同。只看数值而不看形成原因，容易出现反复补充却难以长期维持的情况。

菌群维生素D营养分值：看饮食和肠道端的支持能力

肠道菌群检测报告中的维生素D评估，往往是根据近期膳食摄入和菌群相关代谢能力计算得到的相对值。

它更多回答的是：

日常饮食能否提供相对稳定的营养来源？
当前菌群和肠道环境是否有利于相关营养的代谢与利用？

菌群检测报告中除了菌群平衡、多样性、核心菌属、有益菌和潜在有害菌，还可以观察肠道屏障、炎症和产气状态，以及丁酸、丙酸、乙酸等短链脂肪酸、次级胆汁酸、维生素与微量营养素代谢、膳食营养结构和相关健康风险。

这些可以帮助理解维生素D所处的饮食和微生态背景。

如何结合血液与肠道菌群检测结果？

血清25(OH)D反映体内当前的维生素D状态；菌群报告中的维生素D营养分值，则是根据近期膳食摄入和菌群相关代谢能力计算得到的相对值。两者观察的是同一营养过程的不同侧面，既有联系，也不能相互替代。

补充剂、日照、体脂、消化吸收、遗传差异、肝肾功能和药物等因素，都可能使两项结果出现不一致，不一致是提示维生素D从摄入、吸收到转化和利用的过程中，可能受到不同因素影响。

如果血清25(OH)D和菌群营养分值都偏低，说明体内维生素D不足，同时日常饮食或肠道端的营养支持也可能不够理想，在合理补充的同时，还应关注饮食结构和肠道环境。若两项结果不一致，则需要结合日照、补充剂使用、身体表现，以及肠道屏障、胆汁酸、短链脂肪酸和菌群结构等信息进一步分析。

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判断，当前更需要纠正维生素D不足，还是还应同步改善饮食和肠道环境。至于是否需要益生元、益生菌或其他干预，则应结合完整的菌群报告和个体情况决定。

05
维生素D怎么补，从补足摄入到改善肠道环境

维生素D干预至少包含两个层面：

• 一是增加维生素D的来源，纠正或预防不足；
• 二是改善它进入身体后所面对的消化吸收和肠道微生态环境。

对于日照和饮食来源不足、肠道状态相对稳定的人，干预重点可以放在维生素D本身。

如果本身存在排便异常、肠道屏障、胆汁酸、短链脂肪酸或菌群结构方面的问题，则需要在补充维生素D的同时，为它改善进入身体后的肠道环境。

在了解怎么补充之前，我们先看一下维生素D的参考摄入量。

参考摄入量

按照《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

• 18-64岁成人每日维生素D推荐摄入量为10微克，即400 IU；
• 65岁及以上人群为15微克，即600 IU。

需要注意，参考摄入量通常指食物与补充剂共同提供的维生素D，并不是在日常饮食之外必须额外服用的剂量。

关于400～600 IU能否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目前仍有讨论。

有随机对照试验提示，对一般成年人而言，每日补充2000 IU维生素D3通常足以使大多数人达到较充分的25(OH)D水平，并具有较好的长期安全性。

作者认为，传统指南这些400-800IU的剂量可能只能满足较低的维持目标，且未充分考虑肤色、地区、肥胖和个体反应差异。

为什么作者主张2000 IU/日？

作者汇总随机对照试验后认为，每日补充2000 IU维生素D3，可以让：

超过99%的普通成年人达到25(OH)D高于20 ng/mL；

超过90%的普通成年人达到25(OH)D高于30 n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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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3390/nu16030391

2000 IU/日总体安全吗？

在VITAL研究中，约2.6万名中老年人每日补充2000 IU维生素D，平均持续5.3年，未发现明确的维生素D中毒信号。

2000 IU/日可以自行补充吗？

从现有大型试验看，每日2000 IU对多数成年人具有较好的耐受性。

但同时，文章也提出几个风险提示：

• 剂量越高，发生高钙血症等不良反应的风险越值得关注；
• 3200–4000 IU/日长期使用，在部分荟萃分析中与高钙血症、跌倒和住院风险升高有关；
• 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维生素D代谢异常者需要更加谨慎；
• 长期间歇性大剂量冲击，可能不如每日稳定补充；
• 极少数存在CYP24A1基因异常的人，补充维生素D后更容易出现高钙血症。

总的来说，低至中等剂量、每日稳定补充，优于不定期使用很大的冲击剂量。2000 IU/日最可靠的价值，是提高并维持维生素D水平、预防缺乏，而不是治疗某一种特定慢性疾病。

推荐摄入量不等于纠正缺乏的剂量

推荐摄入量主要用于维持健康状态，而不是治疗已经发生的维生素D缺乏。如果血清25(OH)D已经明显偏低，仅按照日常参考摄入量补充，未必能够在短期内将水平恢复到合适范围。

此时需要根据血清25(OH)D、年龄、体重、基础疾病和用药情况决定补充剂量，并在一段时间后复查。临床上用于纠正缺乏的阶段性剂量，可能高于日常推荐摄入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长期自行使用大剂量。

饮食干预：既补充维生素D，也要支持菌群

脂肪鱼类，如三文鱼、鳟鱼、鲭鱼和沙丁鱼，是较重要的天然来源；蛋黄、动物肝脏和部分奶酪中也含有少量维生素D。菌菇主要提供维生素D₂，此外，还可以关注明确标注添加维生素D的牛奶、谷物或其他强化食品。

其他肠道友好型食物

全谷物、燕麦、豆类、蔬菜、水果、坚果和种子虽然通常不是维生素D的直接来源，却能够为肠道菌群提供膳食纤维、抗性淀粉和植物多酚。换句话说，一部分食物负责增加维生素D来源，另一部分食物则负责改善它所处的肠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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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实用的饮食思路

一方面增加鱼类、蛋类、菌菇和强化食品，

另一方面保持植物性食物的种类与可发酵纤维。

地中海饮食

地中海式饮食正体现了这种组合思路：鱼类和适量乳制品提供维生素D及优质脂肪，全谷物、豆类、蔬菜、水果、坚果和橄榄油则提供膳食纤维、不饱和脂肪酸与植物多酚。与长期依赖某一种补充剂相比，这类饮食模式更接近对营养摄入、代谢状态和菌群生态的整体管理。

特殊人群

对于饮食限制较多、长期低脂饮食、素食或不摄入强化乳制品的人，还需要特别检查维生素D来源是否长期不足。

天然食物中的维生素D有限，因此当血清25(OH)D已经明显偏低时，仅靠调整食谱往往需要更长时间，必要时仍需配合补充剂。

日晒干预：重要，但人群日照标准不统一

皮肤在UVB照射下可以合成维生素D₃，因此日晒是维生素D的重要来源之一。

但实际合成效率受到季节、纬度、天气、日照时间、肤色、年龄、皮肤暴露面积和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影响。隔着普通玻璃晒太阳，也不能获得同样的UVB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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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UV和维生素D关系的模型研究显示，在夏季、暴露较大皮肤面积的情况下，较短时间的户外暴露可能足以帮助维持维生素D；

但在冬季、中高纬度地区，当暴露皮肤面积只有约10%时，中午可能需要超过45分钟，而且地区间差异较大。

在避免晒伤的前提下增加规律户外活动，并将日晒理解为维生素D来源的一部分，而不是唯一方式。

对于长期居家、夜间工作、衣物遮盖面积较大，或者因疾病和药物需要严格防晒的人群，饮食和补充剂的重要性会相应提高。

补充剂干预：剂量之外，还要选对形式

常见营养补充剂包括维生素D₂和维生素D₃。两者均可提高25(OH)D，但D₃通常提升效率更高、维持时间更长，因此应用更广。

维生素D属于脂溶性维生素，随含有一定脂肪的正餐服用，有利于它形成混合胶束并在小肠吸收。比起偶尔补一次大剂量，规律服用通常更容易获得稳定的血清水平。

还要检查复合维生素、钙片、鱼肝油和单独维生素D制剂是否存在重复摄入。

对于肠道状态相对稳定的人，重点仍是保证来源充足并规律补充，不必额外叠加复杂的菌群干预。

若同时菌群检测提示屏障、短链脂肪酸、胆汁酸和菌群结构异常，则可以在纠正维生素D不足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膳食纤维、益生元、益生菌或合生元等协同方式。

维生素D + 益生菌

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系统综述评估了益生菌与维生素 D 联合补充的健康获益，结果表明，与安慰剂、单独补充维生素 D 或单独补充益生菌相比，联合补充可带来更大的健康收益。联合补充可降低疾病严重程度，改善心理健康和代谢指标，包括胰岛素敏感性、血脂异常、低度炎症和氧化能力，并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

维生素D + 益生菌胶囊 → IBS改善

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非干预性真实世界研究评估了三种益生菌联合维生素D对腹泻型或混合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IBS-M）的作用。

三种益生菌为：

•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CETC 7484
•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CETC 7485
• Pediococcus acidilactici CECT 7483

246名成人连续42天每日服用含3×10⁹CFU益生菌及10 μg维生素D的制剂，具有可评价数据的89名患者中，62.9%于第42天达到症状应答标准，IBS严重程度显著下降。症状改善同时与生活质量提升、焦虑和抑郁减轻及肠道相关焦虑降低密切相关。

维生素D + 益生菌胶囊 → 偏头痛改善

一项随机、安慰剂对照研究显示，成年受试者联合补充益生菌胶囊（每天 4.5×10¹¹CFU）和维生素 D（每两周 50,000 IU）共 12 周后，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显著升高，偏头痛相关指标也得到改善。

该益生菌胶囊包含植物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嗜酸乳杆菌（L. acidophilus）、保加利亚乳杆菌（L. bulgaricus）、婴儿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短双歧杆菌和嗜热链球菌（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

维生素D + 益生菌胶囊 → 多样性改变

另一项研究发现，联合补充益生菌与胆钙化醇（维生素 D3）4 周后，肠道菌群的 α 多样性和 β 多样性，菌群组成发生改变，涉及乳杆菌科、拟杆菌属、产菊粉罗斯拜瑞菌（Roseburia inulinivorans）、普雷沃氏菌属等。

所用益生菌包括嗜酸乳杆菌 W22、乳酸乳球菌 W58、短乳杆菌 W63、两歧双歧杆菌 W23 和乳双歧杆菌 W51。

维生素D + 益生菌胶囊 → 精神分裂症改善认知

Mohammadi 等人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联合补充益生菌和维生素 D 共 12 周后，认知功能显著改善，总胆固醇和 C 反应蛋白水平下降。所用益生菌包括嗜酸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副干酪乳杆菌、长双歧杆菌和凝结芽孢杆菌，每种剂量为 2×10⁹ CFU；维生素 D 剂量为每日 400 IU。

维生素D + 益生元

益生元促进维生素D3前体合成

补充益生元，低聚果糖（FOS）和菊粉，可调节肠道菌群，包括多形拟杆菌（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和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从而促进维生素 D3 前体的生物合成。

维生素D + 菊粉、低聚果糖 → 乳糜泻维生素D改善

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初步营养干预研究（n=34），每日剂量为800或1000 IU；益生元组额外每日摄入10 g Synergy 1，连续3个月。注：Synergy 1由短链低聚果糖和长链菊粉按1:1比例组成，安慰剂组摄入等量麦芽糊精。

干预3个月后，益生元组血浆25-羟维生素D水平由20.36 ng/mL升至28.57 ng/mL，中位数提高约42%(p < 0.05)；维生素D达到最佳水平的儿童比例由17%升至46%。安慰剂组的维生素D水平未出现显著变化。

研究者推测，菊粉和低聚果糖可能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促进短链脂肪酸生成及改善肠上皮功能，进而提高维生素D的肠道吸收。

维生素D + 槲皮素 → 抗炎、TNF-α 下调

槲皮素是洋葱、葡萄皮和籽中的主要黄酮类物质，也是目前已知抗炎活性最强的天然黄酮之一。维生素 D 与槲皮素都具有抗炎作用，两者可能通过不同的作用环节，共同影响慢性炎症相关通路。

• 槲皮素主要作用于炎症信号的上游。细菌脂多糖LPS和游离脂肪酸可激活巨噬细胞膜上的TLR4受体，促进TNF-α等炎症因子的产生；槲皮素可能通过抑制TLR4活化和细胞膜脂筏形成，减弱这一炎症信号。
• 活性维生素D则与维生素D受体VDR结合，进入细胞核后参与基因调控，可能减少TNF-α相关基因的表达。两者的作用路径不同，但最终都指向TNF-α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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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协同配方在缓解肺部疾病（如肺纤维化、严重呼吸道感染等）及全身性慢性炎症中展现出极高的干预潜力。

除了协同抗炎，槲皮素还对维生素D本身具有保护作用。

2021年一项体外研究发现，维生素D对氧气和高温敏感，而槲皮素能够抑制维生素D的分解，减轻高温和pH值升高对维生素D降解的影响。这意味着，从制剂配伍的角度，两者可能存在相互稳定的作用。

日常摄入洋葱、葡萄（带皮）或荞麦等槲皮素来源，同时保持鱼类和蛋类的摄入以补充维生素D。

除了槲皮素外，研究人员还提出维生素 D与黄酮类、多酚类及其他植物化学物质在抗炎、免疫和肠道菌群方面可能具有整体协同或互补作用。橙皮苷、柚皮苷、白藜芦醇、水飞蓟素、姜黄素、儿茶素、可可多酚等都被纳入。

维生素D ＋ 姜黄素 → 脑健康、抗衰老

有研究人员认为，姜黄素可以作为配体与维生素D受体VDR结合，并提到维生素D₃与姜黄素联合，通过VDR及抗炎通路形成作用互补，并具有潜在的脑健康和抗衰老价值。

维生素D ＋ 齐墩果酸 → 支持骨代谢

齐墩果酸是葡萄表面蜡质层等植物来源中的一种三萜类化合物。

齐墩果酸可能通过影响维生素D代谢酶，提高活性维生素D信号，从而与维生素D共同支持骨代谢。

维生素D + 白藜芦醇 → 增强维生素D受体信号

细胞实验显示，白藜芦醇可增强维生素D受体（VDR）介导的转录活性，并与活性维生素D3产生协同作用，促进VDR与视黄酸X受体（RXR）形成异源二聚体，从而加强维生素D相关基因信号。

其可能机制包括提高活性维生素D与VDR的结合、调节RXR活性，以及通过激活SIRT1影响核受体功能。但目前主要属于细胞和分子机制证据，尚不能直接等同于人体临床获益。

维生素D + 其他微量营养素

维生素D + 维生素E → 原发性痛经改善

一项双盲、随机对照试验纳入106名、血清25(OH)D ≤30 ng/mL的15–35岁原发性痛经女性。

• 前8周给予维生素D 50,000 IU/周联合维生素E 400 IU/日
• 之后维生素D以50,000 IU/月维持2个月
• 补充时间为月经前2天至月经第5天；总随访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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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慰剂组相比，联合补充后原发性痛经疼痛和经前综合征（PMS）均显著改善：

• 疼痛评分（NPRS）从7.85降至3.75，平均变化-4.10 分；
• 经前症状PMS总评分从32.42降至9.02，平均变化-23.40分；
• 情绪波动、睡眠、食欲、疲劳、乳房胀痛、头痛、肌肉关节痛、腹胀和日常功能等也有所改善；
• 未出现严重不良事件，依从性约92%

注：研究未设置“仅维生素D”或“仅维生素E”组，因此只能说明该联合方案有效，不能确定维生素D和维生素E各自的独立作用，或证明二者存在协同效应。

结果也主要适用于维生素D不足的原发性痛经女性，不能直接外推到维生素D水平正常的人群。

维生素D + 维生素B → 睡眠、肠道改善

神经系统疾病患者补充维生素D和维生素B复合物 3 个月后，睡眠得到改善、疼痛感降低、肠道症状缓解。

维生素D ＋ 维生素K → 支持骨代谢

维生素D₃和维生素K的摄入对钙吸收和骨代谢通路很重要。两者在骨骼健康中承担不同任务：

• 维生素D促进钙吸收；
• 维生素K参与部分骨相关蛋白的正常功能。

维生素D ＋ 叶酸 → 轻度阿尔茨海默中探索

维生素D₃与叶酸可能分别从神经炎症调节和同型半胱氨酸代谢两个方向支持脑健康，已有研究探索其在轻度阿尔茨海默病中的联合应用。

维生素D + 其他 → 慢性扁桃体炎改善

腺样体–扁桃体肥大是导致原本健康儿童上气道阻力增加和OSA的最常见异常之一。在88名4-12岁、有SDB症状史且预测OSA风险问卷评分较高的儿童中，腺样体和／或扁桃体肥大者维生素D 缺乏的频率，高于无咽部淋巴组织肥大者。

另一项前瞻性试验中，慢性扁桃体炎儿童接受了一种口服补充剂治疗，该补充剂含有黑接骨木、锌、热灭活嗜酸乳杆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阿拉伯半乳聚糖、维生素D、维生素E、维生素C。

• A组每日接受10 mL补充剂，持续90天；
• B组每日接受15 mL补充剂，持续45天；
• C组采用常规处理方法。

与“观察等待”策略相比，口服该复合补充剂治疗与扁桃体炎和发热发作次数减少、扁桃体体积缩小相关。

维生素D + 镁 → ADHD改善

一项双盲试验纳入 66 名儿童，连续 56 天同时补充维生素 D 和镁。干预后，儿童血清维生素 D 和镁水平升高，部分情绪、焦虑应对和社会行为指标有所改善。

注: 这些研究主要观察生物标志物，目前不能把维生素 D 作为 ADHD 的独立治疗方法，也不应替代规范的行为干预和药物治疗。

维生素D + 药物

维生素D + 常规治疗 → 过敏性鼻炎改善

一项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纳入5项随机对照试验、共370名过敏性鼻炎患者，评估维生素D作为辅助治疗与常规治疗联用的效果。

常规治疗包括：

• 尘螨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SCIT）
• 五种草花粉舌下免疫治疗（SLIT）
• 抗组胺药西替利嗪
• 鼻用糖皮质激素：糠酸莫米松、氟替卡松

维生素D的补充方案为：

• 每日800–1,000 IU 或 每周50,000–60,000 IU
• 疗程4周至5个月

亚组分析显示，维生素D联用非糖皮质激素治疗（免疫治疗或抗组胺药）可显著减轻过敏性鼻炎症状（SMD=−0.56，95% CI −0.90−0.90 至 −0.23−0.23），研究间异质性较低（I2=0%I2=0%）。

维生素D联用鼻用糖皮质激素也有症状改善趋势，但合并结果未达统计学显著性，且异质性很高。因此，现有证据提示维生素D可能更适合作为免疫治疗或抗组胺药的辅助方案。

维生素D＋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可能增强肿瘤免疫治疗效果

维生素D可能通过VDR信号调节PD-1、PD-L1和CTLA-4等免疫检查点分子，并影响CD8⁺ T细胞、Treg细胞和Th17细胞的平衡。因此，维生素D可能作为辅助因素，增强针对靶点的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

维生素D＋雌激素 → 协同

维生素D可能促进雌激素产生，而雌激素又可能参与维生素D受体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功能。与此同时，维生素D/VDR和雌激素/雌激素受体都能影响Th17细胞、IL-17以及PD-1/PD-L1相关免疫反应。

大豆异黄酮染料木黄酮（genistein）是一种植物雌激素，可以作为雌激素受体的激动剂。染料木黄酮可能通过雌激素受体通路，与维生素D/VDR调节网络发生间接联系，但直接协同作用尚未得到验证。

维生素D＋PI3K/AKT/mTOR通路调节剂

维生素D可能通过VDR、PPAR、ESR以及PI3K/AKT/mTOR等通路调节免疫检查点分子。

文中提到的其他潜在联合措施包括：

• mTOR抑制剂，如雷帕霉素；
• PI3K/AKT/mTOR双重抑制剂；
• 低分子量褐藻糖胶；
• 能影响AMPK、PI3K或AKT信号的小分子。

这些成分可能降低PD-L1表达，或改变Treg/Th17分化，因此可能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形成联合方案。

06
结 语

本文我们了解到，维生素D不仅仅是一种帮助钙吸收、维护骨骼健康的营养素，更是参与人体多系统调节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当规律补充后指标依然偏低，需要跳出不断加量的思路，去看肠道微生态、消化吸收能力以及整体的代谢状态。打通了吸收与转化的内部通道，补进去的营养才能更好地转化为身体的防线。

随着“肠-脑轴”、“肠-肝轴”等前沿多组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人员正在逐渐厘清维生素 D 与肠道微生态之间更深层的调控网络。

未来对维生素 D 的评估将逐步结合个人的饮食结构、肠道菌群及其代谢物、遗传差异、炎症状态和疾病阶段，判断谁更容易缺乏、谁可能存在吸收或转化障碍，以及哪些人更可能从补充中获益。

在这一过程中，肠道菌群检测也可能从简单描述“有哪些菌”，进一步发展为帮助识别营养吸收和代谢环境、预测个体对不同干预措施的反应，并辅助制定更加精准的个体化健康方案。

维生素 D和益生菌、饮食模式及其他干预的协同组合是否稳定有效，仍需要更多长期队列研究和随机对照试验验证，但这代表了精准营养和个体化健康管理的重要方向。

注：本账号内容仅作交流参考，不作为诊断及医疗依据。

本文维生素D 辅助干预作为参考，不宜替代相关疾病规范的行为干预和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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