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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拟杆菌(Bacteroides caccae)| 肠道里的“多糖分解师”——能帮助婴儿抵抗过敏,也可能在身体虚弱时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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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拟杆菌(Bacteroides caccae)是一种革兰氏阴性、厌氧细菌,是人类肠道微生物群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在多糖和寡糖代谢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粪拟杆菌有时会与粪便拟杆菌(Bacteroides stercoris)混淆。根据谷禾数据库的人群检出率数据,Bacteroides stercoris 的检出率通常较高,可达 97.12%;相比之下,Bacteroides caccae 的检出率相对较低些,为 85.58%。

Bacteroides caccae还是最早定植在婴儿肠道中的微生物之一,这一点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婴儿时期。这一时期会影响到结肠的环境,并可能对日后健康与发育产生影响。

B. caccae能够利用多种碳源,包括黏蛋白和复杂糖类,这为它自身以及其他有益的肠道细菌创造了生存空间。它还能产生抗炎分子,有助于减轻炎症、促进黏膜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并维护肠道健康。

然而,B. caccae在身体虚弱或免疫力下降的情况下也可能成为机会性病原体,能够侵入血液系统并引发严重的感染。

01 B. caccae 的基本生物学特征—“肠道定植者”身份

形态学特征

•革兰氏阴性

•专性厌氧

•无芽孢

•形态:典型为小杆菌/短杆菌,不具运动性

•类型菌株:ATCC 43185

血液中的Bacteroides cacc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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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177/03000605211047277.

生长环境与生态位

↘ 生长条件

•温度:适宜于37°C

•氧条件:需要厌氧环境

•营养类型:对肠道里可利用的多糖(如阿拉伯糖半乳聚糖 AG、阿拉伯半乳聚糖相关底物)、宿主糖胺聚糖(GAG,如软骨素硫酸盐)、黏蛋白相关糖蛋白/糖肽以及蛋白质(如乳清蛋白)都有代谢能力。

↘ 生态位与“营养稀缺策略”

拟杆菌属的重要生物学逻辑是:当单糖/寡糖等可利用底物不足时,会通过大规模酶体系(外膜摄取受体、胞外/周质水解、胞内转运与代谢)将复杂底物拆解后再进行利用。

蛋白水解的代谢研究表明,补充乳清蛋白后,B.caccae的生长速率、最终生物量和 SCFAs(短链脂肪酸)生成显著提高。

GAG(软骨素)降解相关基因机制研究证明其具备对糖胺聚糖结构进行分段降解的酶协同能力。

黏蛋白降解的 O-糖肽酶机制研究指出:B. caccae 通过多样化的 M60 家族 O-糖肽酶识别并切割黏蛋白中的 O-糖链,从而打开宿主黏液的营养来源。

人群中的分布

↘ 健康人群中较常见

B. caccae在健康成人肠道菌群中并非罕见成员,且丰度会受到出生方式、喂养方式、饮食结构等影响。

↘ 可以由母亲传给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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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4.016

一项大型斯堪的纳维亚队列研究表明:拟杆菌属菌株在阴道分娩婴儿中更常检出,其中B. caccae与 Phocaeicola vulgatus的检出率更高;同时,B.caccae被界定为首次明确证实的母婴共享拟杆菌菌株之一。

这提示:分娩方式会影响婴儿早期的定植生态,而拟杆菌属(包括 B. caccae)具备母体传播并在婴儿早期肠道建立的潜力。

代谢能力

B. caccae的代谢能力可概括为三条主线:

(A)复杂膳食多糖/寡糖

(B)宿主黏液/糖胺聚糖

(C)蛋白 → 发酵终产物(含 SCFAs)

↘ 黏蛋白降解:O-糖肽酶的底物识别与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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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4.238

“黏蛋白降解 O-糖肽酶”研究指出:

该菌有16个peptidase_M60 家族 O-糖肽酶基因;

至少13个能产生活性黏蛋白降解酶;

通过高通量 FRET 筛选 + 动力学分析,鉴定到5种关键的 O-糖肽酶;

虽然这些酶亲缘关系接近,但表现出显著不同的底物选择性。

这解释了为什么 B. caccae 能高效“拆解多样化黏蛋白糖肽底物”:它不是单一酶负责全部,而是同家族多酶并行,通过底物谱差异提高覆盖面。

↘ 糖胺聚糖/软骨素硫酸盐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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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4.238

对软骨素(chondroitin)/糖胺聚糖降解的研究展示了典型 Bacteroides 风格的“基因座模块化”:

多糖利用位点(PUL)的一部分成分可触发对软骨素硫酸盐的降解,过程涉及去磺化,可把含硫的结构转化为无磺化软骨素。

文献还给出了关键酶的协同关系,例如:

•BcPL35(多糖裂解酶)作为启动/关键切割环节;

•BcGH88(外切β-尿核苷水解酶)与其协同;

•BcGH109(α/β-N-乙酰半乳糖基苷酶)参与特定糖基片段的处理;

•BcGDH(作为新的糖脱水酶)在代谢结构分解理解中很重要。

这个证据支持:B. caccae能把宿主/来源于组织或动物制品的糖胺聚糖作为“可优先营养”。

↘ 膳食多糖利用:发酵与拟杆菌互作

AG(阿拉伯糖半乳聚糖)发酵中拟杆菌种类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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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6.306

在对来自枸杞的 LBP-3(AG相关底物)进行发酵时,P. vulgatus 与 B. caccae对底物的偏好不同:

P. vulgatus更偏好阿拉伯糖(Ara)富集链段;

B. caccae更偏好半乳糖(Gal)富集链段。

两者在发酵过程中释放的寡糖种类数不同(例如 P.vulgatus鉴定出更多种寡糖片段),体现“功能互补”,这些发酵上清/产物还能促进其他 Bacteroidetes的生长,尤其促进P. distasonis、B. uniformis等(交叉喂养的生态证据)。

此外,单培养中,B. longum和B. caccae对 AG 的降解都不算高(48h分别约25%与39%)。

但共培养后发生生态位重排:B. longum的生长增强、AG降解可提高到约48%。同时观察到pH下降,并对B. caccae的生长/代谢产生抑制,提示可能存在“代谢互作 + 环境约束(酸化)”的双重作用。

↘ 蛋白利用:乳清蛋白补充增强生长与SCF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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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6.633

为B. caccae 设计蛋白水解模块的代谢建模”提供了更偏代谢工程/系统生物学的证据:

补充乳清蛋白后,B. caccae生长速率、最终生物量、SCFAs产生显著增加;

基因组分析识别出大量候选蛋白酶及氨基酸转运相关系统

这支持了:B. caccae 不只是多糖/黏液使用者,也能在高蛋白饮食或蛋白可用性升高情境中发挥显著代谢贡献。

与人体及其他菌群的互作

① 互作1:交叉喂养

AG(阿拉伯糖半乳聚糖)发酵时,不同拟杆菌对链段偏好不同 → 释放不同寡糖谱;这些寡糖/上清可以促进其他拟杆菌门甚至副拟杆菌属的生长。

这是一种“生态网络层面的互补利用”。

② 互作2:环境约束(酸化/代谢产物)

B. longum 与B. caccae共培养研究显示:

双歧杆菌可能通过发酵产物导致pH下降,从而对 B. caccae 生长/代谢形成抑制。

这说明互作不是“总是协同”,而是会受到代谢产物和局部生态位条件共同调制。

③ 互作3:与免疫相关外膜蛋白

用与炎症性肠病(IBD)相关的 pANCA 单克隆抗体从 B. caccae 鉴定到一个约 100 kDa 的 TonB 连接型外膜蛋白,命名为 OmpW。OmpW 仅在B.caccae 中存在(至少在他们检测的范围内是拟杆菌特异)。

序列/结构域分析表明其为 TonB 连接受体家族成员

部分克罗恩病(CD)患者体内针对 OmpW 的IgA升高,提示其可能成为 CD 相关免疫应答靶标。

但研究人员也强调:抗 OmpW IgA 与 pANCA 活性并非完全一致(提示免疫谱复杂,不同患者/不同抗原的主导性不同)。

02 Bacteroides caccae 在健康与疾病中的双重角色

Bacteroides caccae 的健康益处

B. caccae在人体健康状态下可能具有以下作用:

1. 影响婴幼儿早期肠道微生态

Bacteroides caccae在婴儿肠道的早期定植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细菌是首先定植在婴儿肠道中的微生物之一,尤其是在通过阴道分娩的婴儿身上。

B. caccae的早期定植可能会改变肠道微环境,进而可能影响幼儿的身体健康和后期发育。

2. 影响婴儿的免疫分化、避免过敏

B. caccae,能够降解多种糖苷物质。通过分泌脂多糖(LPS),并刺激T细胞的产生和分化,有助于帮助婴儿避免患上过敏性疾病。

B. caccae相对丰度较低与婴儿食物过敏及特应性皮炎发生相关,提示早期细菌定植具有重要意义。

3. 把黏蛋白作为可利用的营养

B. caccae能够利用多种碳源,包括黏蛋白以及简单和复杂的糖类。B. caccae是黏蛋白降解能力很强的拟杆菌,其基因组中含有16个 peptidase_M60 家族的 O-糖肽酶(O-glycopeptidases)候选基因,并且对底物识别/切割具有多样的底物选择性。

在正常菌群结构下,这类酶系统可能帮助细菌更有效地利用黏液表层的糖蛋白片段;

在与其他菌的交叉喂养网络耦合时,可能促进群落代谢稳定(例如把大分子糖蛋白逐级降解为更小的寡糖/氨基酸或发酵底物)。

•关键点:这类“黏蛋白降解”在健康里不必然是坏事——它取决于菌群平衡、黏膜屏障状态与底物供给是否匹配。

•与AKK菌是否相似?

从代谢角度看,B.caccae与Akkermansia muciniphila的相似性在于二者均能利用黏液相关糖结构作为营养来源。

但“黏液利用”在健康中的意义并非由降解能力单独决定,而更可能取决于:黏膜屏障的稳态水平、菌群间交叉喂养网络能否将降解产物进一步转化为有利代谢物,以及底物供给与降解位点是否匹配。因此,黏液相关降解在正常生态中可能通过逐级分解与底物再分配促进代谢稳态;而在屏障受损或底物结构失衡时,降解过程可能改变黏膜微环境并影响炎症走向。

4. 拓展营养底物谱,参与群落“功能分工”

•降解代谢糖胺聚糖(GAG,如软骨素硫酸盐)

B. caccae的多糖利用位点(PUL)相关元件参与软骨素/糖胺聚糖结构的降解,并且过程涉及脱磺化把含硫结构转成无磺化软骨素等形式。

PUL中关键酶存在协同关系(例如由多糖裂解酶 BcPL35 启动,并与其他外切/特定糖苷酶共同作用)。

注:某种新的糖脱水酶(BcGDH)对结构分解很关键。

健康意义:在饮食结构多变(纤维、动物源成分差异)或宿主组织糖胺聚糖可用性变化时,B. caccae 可能帮助肠道保持对复杂糖底物的处理能力,从而维持代谢输出的“可持续性”。

•对复杂多糖/寡糖的利用与互作

在单培养中,B. caccae对 AG 的利用效率有限,且与部分共培养伙伴(如双歧杆菌)之间未表现出强协同;但在共培养后,生态互作效应明显出现:例如可通过改变 pH 与发酵产物谱,进而重塑底物降解程度。pH 下降并抑制某一菌生长,正是典型的“代谢互作”表现。

健康意义:

B. caccae很可能是拟杆菌网络中能在特定底物类型下承担“分解/发酵”环节的一员;

其代谢产物、酸化效应、对寡糖谱的贡献,会影响群落成员的生长与竞争/互利平衡。

此外,B. caccae 还能产生抗炎分子,有助于减轻炎症,从而在构建黏膜免疫系统和维持肠道健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总结来说,Bacteroides caccae是一种在人体肠道中至关重要的细菌,它对肠道早期定植和免疫系统的发育起着重要作用。此外,这种细菌还具备多种健康益处,例如抗炎作用以及能够利用多种碳源的能力。

Bacteroides caccae 的致病性影响

虽然B. caccae 在肠道中具有一定的益处,但在健康状况不佳的人群中,它可能会成为一种机会性病原体。

1. B. caccae 可能导致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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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较为罕见,但这种情况仍有可能发生。在一项报道中,有一名 42 岁的男性患者,患有肾性高血压和胃肠道出血,他出现了由 B. caccae 引起的菌血症现象。

• B. caccae 过多时分解黏蛋白的能力会破坏肠道屏障

B. caccae与 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 可共同降解覆盖在上皮细胞上的保护性黏液层中的糖胺物质。由于它们将这些多糖作为能量来源,因而被称为“多糖通用者”,能灵活利用多种多糖,包括膳食纤维以及宿主黏液糖蛋白中的糖链。

因此,B. caccae 可通过自身对黏液糖蛋白的代谢潜力来影响黏液屏障:黏液层究竟更可能被维持还是被破坏,很大程度取决于结肠内是否存在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还能为细菌提供替代能量来源;当其不足时,黏液层可能变稀,从而增加肠道感染与炎症风险。

2. 炎症性肠病:从免疫靶点到黏膜界面

研究者用与 IBD 相关的抗体(pANCA 单抗)从 B.caccae 鉴定出一个约 100 kDa 的TonB-连接型外膜蛋白;在部分 IBD(尤其与 CD 相关)的免疫谱中,该蛋白伴随 IgA 反应增强现象。

• B.caccae 的特定分子可能更易被免疫系统识别

这类结果通常提示:B. caccae 的特定分子产物在疾病状态下更容易被免疫系统“看到”(暴露增加/屏障改变/菌体增多或活化等),因此可作为候选免疫标志物或机制靶点。

3. 其他炎症/代谢相关疾病

对于非 IBD 疾病(如代谢性疾病、肥胖/胰岛素抵抗等),B. caccae更像是“可连到特定代谢通路的候选菌”,其潜在作用可主要通过其代谢能力解释(多糖/GAG/黏蛋白降解、产酸、SCFA 谱变化及群落互作);但要认定其是否为真正的原因菌,仍需更强的证据支持。

与 B.caccae 相关的潜在治疗方法有哪些?

Bacteroides caccae的治疗通常侧重于恢复和维持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群。可能的治疗方法包括:

益生菌和益生元:有助于促进有益细菌的生长。

饮食上的改变: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以帮助维持平衡的微生物群。

抗生素:在怀疑存在菌群过度生长或感染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抗生素。不过,如果使用过量,抗生素也会破坏微生物群的正常平衡。

粪便微生物群移植术:在肠道菌群失调的严重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这种疗法来恢复肠道细菌的平衡状态。

如何支持有益细菌的生长呢?

促进如 Bacteroides caccae 这类有益细菌的生长需要:

保持均衡的饮食,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尤其是来自水果、蔬菜和全谷物的食物。

食用发酵食品,如酸奶、酸乳酪和泡菜

应避免过度使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会破坏肠道微生物群落的平衡。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定期锻炼和管理压力来保持健康。

03 总结

粪拟杆菌(Bacteroides caccae)作为拟杆菌属重要的物种,也是人类肠道常见的共生菌。喜欢在没有氧气的环境中生长,能够分解吃进去的复杂膳食纤维,也能利用肠道黏液中的一些糖类物质作为营养。它值得一提的特殊之处是拥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分解工具”,可以识别并拆解黏液中的特殊糖链。

从基因和功能来看,粪拟杆菌像是把不同的“分解模块”组合在一起,因此能够适应肠道里多种不同的营养来源。在母亲和婴儿之间也可能共享这种细菌。这些特点说明,它通常是肠道微生物群中比较稳定、具有一定功能的成员。

在肠道健康、菌群平衡时,Bacteroides caccae可以帮助回收和利用食物残渣及肠道黏液中的物质,参与维持肠道的营养和代谢平衡。

在菌群失衡、肠道屏障受损或发生炎症时,Bacteroides caccae的一些细胞表面成分可能刺激免疫系统;同时,它对肠道黏液的分解活动也可能影响黏膜屏障,从而与某些疾病的发生或加重有关。

主要参考文献

https://doi.org/10.1099/00207713-36-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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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患者化疗常见的副作用——癌性疲劳与肠道菌群失衡存在密切关联

谷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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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乳腺癌已成为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同时也是导致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第四大原因之一,严重威胁着女性的生命健康。为了最大程度降低复发风险、延长生存期,辅助化疗几乎是绝大多数乳腺癌患者的必经之路。然而,化疗在带来生存希望的同时,也常常伴随着一系列令人痛苦的副作用。其中,癌症相关疲劳便是最为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之一。

对于许多乳腺癌患者来说,化疗的艰辛不仅在于治疗本身,相比于脱发、恶心等常见副作用,更在于一种挥之不去的、深入骨髓的疲惫感。这种疲惫并非休息一下就能缓解,它有一个专业名称——癌症相关疲劳(Cancer-Related Fatigue,简称 CRF)。它正悄然影响着无数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可能比疾病本身更令人困扰。

什么是癌症相关疲劳?

很多人会觉得,“化疗累一点不是很正常吗?休息休息就好了。” 但事实上,癌症相关疲劳绝非简单的身体劳累,它有着明确的医学定义。

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将其描述为一种持续存在、令人痛苦的身体、情感和 / 或认知层面的疲惫感,这种疲惫与近期的活动量不成比,会严重干扰正常生活,比如无法完成家务、难以专注交流、甚至连起床都觉得费力。

更关键的是,这种疲劳很难通过常规休息缓解。哪怕患者睡足 10 小时,依然会觉得浑身无力、精神涣散,这种持续性的消耗,比身体上的疼痛更易击垮患者的心理防线。

研究数据显示,超过90%的化疗患者会经历癌症相关疲劳,而在乳腺癌患者群体中,由于常需要接受多种治疗手段(如手术、放化疗、内分泌治疗等),疲劳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更高。高达30%的乳腺癌幸存者在治疗结束后数年,仍被重度疲劳所困扰。

这种长期疲惫不仅限制了她们的身体活动能力,还阻碍了重返工作岗位的步伐,对心理和社交生活造成了深远影响。癌症相关疲劳的危害远不止于主观感受上的不适。研究证实,疲劳的严重程度与患者的生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甚至可能影响生存结局。

尽管如此,目前医学界对癌症相关疲劳的内在发生机制仍知之甚少,这也导致临床上缺乏足够有效的、基于循证医学的干预手段。传统的治疗手段,如睡眠指导、运动疗法、心理干预等,虽然有一定帮助,但对于中重度疲劳的患者往往效果有限。这也使得寻找有效的治疗靶点、开发针对性干预措施变得尤为迫切。

随着人体“第二基因组”——肠道菌群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我们的肠道。肠道中庞大的微生物生态系统不仅在消化吸收中发挥重要作用,更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并通过复杂的神经-免疫-内分泌网络与大脑进行双向沟通,形成所谓的”肠-脑轴”。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肠道菌群可能在癌因性疲劳的发生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

化疗药物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往往也会攻击肠道中的有益菌群,导致菌群结构失衡。当肠道菌群失去平衡,肠道这道天然屏障就会受损出现“肠漏”,原本被“关”在肠道内的微生物产物和某些神经活性代谢物质,就可能进入血液循环。这些物质会沿着“肠-脑轴”激活神经、免疫和内分泌等多条通路,促使体内释放出一系列炎性因子和活性物质(比如IL-6、脂多糖等)。这些物质可能引发神经炎症,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影响,最终表现为一种难以缓解的疲惫感。与此同时,这种内在变化还可能影响患者的行为,比如让人不自觉地减少活动、不愿社交,从而进一步加重疲劳的恶性循环。

2026年,发表在国际知名肿瘤学期刊《Frontiers in Oncology》上的一项最新前瞻性队列研究,该研究不仅证实了肠道菌群在化疗疲劳中的核心作用,最新的研究发现,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分析患者化疗前的肠道菌群特征,提前预测她们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疲劳的风险。这为早期干预、预防严重疲劳的发生开辟了全新的思路。通过该研究深入探讨肠道菌群如何成为预测化疗疲劳的”生物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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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队列设计

为了探究肠道菌群与癌因性疲劳之间的真实因果与预测关系,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严谨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与以往只能观察“当前状态”的横断面研究不同,前瞻性研究的特点在于它能预见未来,通过在事件发生前就开始收集数据,而不是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这样的设计能够避免回忆偏差,更准确地揭示因果关系和预测模型。

研究团队在2021年期间,从两家三甲医院招募了100名即将首次接受辅助化疗(共四个周期)的女性乳腺癌患者。为了确保研究的纯粹性,采用严格的入组标准:患者在入组前均没有精神疾病、胃肠道疾病、血液或内分泌系统疾病,且在过去三个月内未使用过抗生素或益生菌。这些严格的排除标准,旨在最大程度地保证所采集到的肠道菌群样本能反映其“原生态”,排除其他疾病或药物的干扰。所有患者均在开始辅助化疗之前入组,确保可以获得她们的”基线数据“——也就是在化疗前还未对肠道菌群产生影响的状态。采用配对粪便和血液样本,以探索潜在的神经免疫-内分泌途径。

为什么特别关注“第三个化疗周期”?

临床经验和既往纵向研究表明,接受四个周期化疗的乳腺癌患者,其疲劳感往往在第三个周期达到顶峰。此时,化疗药物的累积毒性最大,患者的生理和心理承受力往往处于临界点。

如果在这个阶段出现中重度疲劳,极易导致化疗减量甚至中断,直接影响患者的生存预后。因此,精准预测并干预第三周期的疲劳,具有极高的临床价值。

研究人员在患者化疗前(基线)收集了她们的粪便样本、血液样本,并进行了详细的疲劳量表评估(包括癌症疲劳量表CFS和视觉模拟疲劳量表VAFS)。

1

癌症疲劳量表

癌症疲劳量表(Cancer Fatigue Scale, CFS)由日本学者Okuyama于2000年开发的,广泛用于评估癌症患者疲劳症状,该量表包括躯体疲劳、情绪疲劳、认知疲劳三个维度,共15个条目。每个项目均采用5分制李克特量表(1-5)进行评分,总分范围为0-60。分数越高,表示疲劳越严重。

2

视觉模拟疲劳量表

视觉模拟疲劳量表(Visual Analog Fatigue Scale, VAFS)用于使用具有11个等级的标尺评估患者的疲劳水平,从“我不觉得累”到“我觉得筋疲力尽”。VAFS采用0-10的数值评分。

0表示无疲劳,1-3表示轻度疲劳,4-6表示中度疲劳,7-10表示重度疲劳。

随后,在患者进行到第三个化疗周期时,再次进行随访评估。根据第三周期的VAFS评分,患者被分为两组:

  • 轻度疲劳组(Y0组,42人):VAFS评分 < 4分
  • 中重度疲劳组(Y1组,58人):VAFS评分 ≥ 4分(这类疲劳已显著影响日常功能,需要常规健康教育之外的靶向干预)

16S rDNA测序和微生物多样性数据分析

该项目所有患者的粪便样本,使用杭州谷禾提供的专用常温保存管进行采集和储存,并在谷禾实验室完成了16S扩增子测序及生物信息分析。

样本采用专用的DNA提取试剂盒(GHFDE100 DNA isolation kit)从粪便样本中提取细菌总基因组DNA,对16S rDNA基因的V4高变区进行PCR扩增。采用Illumina NovaSeq 6000高通量测序平台测序,结合生物信息学分析流程(如VSearch聚类、SILVA数据库注释等),计算得到从门到属各个分类层级的微生物相对丰度。

16S扩增子测序的临床转化价值

在众多微生物组学技术中,16S扩增子测序在临床队列探索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优势主要体现在:

  • 高性价比与高通量: 相较于能提供功能基因信息的宏基因组测序,16S测序成本更低,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对大规模临床样本(如本研究的100例)进行筛查,快速获得物种组成和丰度信息。
  • 成熟的技术与标准化流程: 16S测序技术发展成熟,从样本采集、DNA提取到测序分析,已形成相对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保证了不同研究之间数据的可比性。
  • 挖掘预测性生物标志物的利器: 尽管16S测序不直接提供功能信息,但通过与临床表型的关联分析,它能够极其灵敏地捕捉到与疾病状态相关的菌群结构变化,是发现和验证预测性生物标志物(Biomarkers)的强大工具。本研究正是利用16S测序,成功找到了能够预测化疗疲劳的菌群特征。

核心发现:化疗前的菌群特征可以预测后期疲劳症状

研究结果发现:

基线时,Y0组和Y1组在躯体疲劳、认知疲劳、疲劳总评分(CFS评分)和疲劳程度(VAFS评分)方面无显著差异(P >0.05)。

然而,在第三个化疗周期,观察到两组之间在身体疲劳、情绪疲劳、疲劳总评分和疲劳程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 0.05),Y1组的所有评分均高于Y0组。而在化疗开始前,那些后来在第三周期发展为中重度疲劳(Y1组)的患者,其肠道菌群结构已经与轻度疲劳(Y0组)患者出现了显著差异。这表明,肠道菌群并非在化疗后才被动改变,而是在治疗开始前就可能决定了个体对化疗毒副反应的易感性。

1. 菌群失衡的早期信号:

B/F比值升高与变形菌门增殖

在门水平上,肠道菌群主要由拟杆菌门 、厚壁菌门 、变形菌门、梭杆菌门 (Fusobacteria) 构成,这四大菌门的总和占比均超过了菌群总数的95%。进一步研究发现,中重度疲劳组患者在化疗前的拟杆菌门/厚壁菌门比值(B/F比值)显著高于轻度疲劳组(1.15 vs 1.03, P = 0.043)。

注:B/F比值长期以来被视为衡量肠道菌群健康状况的宏观指标之一,其升高通常与肥胖、炎症性肠病等多种代谢和炎症性疾病相关,暗示着肠道微生态的失衡。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重度疲劳组患者肠道内的变形菌门丰度显著增加(8.03% vs 5.01%, P = 0.039)。变形菌门被誉为“微生物界的杂草”,其在肠道中的过度扩张是菌群失调的典型标志。变形菌门下包含了大量潜在的致病菌,在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幽门螺杆菌等常见致病菌中都占主导地位,它们大多属于革兰氏阴性菌,其细胞壁外膜富含脂多糖(LPS,即内毒素)。

注:LPS是引发人体全身性炎症反应的强烈触发器,其水平的升高意味着肠道内存在一个潜在的“炎症火药库”。

在菌群多样性方面,两组之间的α多样性无显著差异(Shannon指数P = 0.505,Simpson指数P = 0.820,Chao1指数P = 0.326);β多样性分析也显示两组菌群结构整体相似(ANOSIM及PERMANOVA分析P值均大于0.05),主坐标分析结果见图1。

图1:两组患者肠道菌群的α多样性与β多样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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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整体多样性指数(如Shannon, Simpson, Chao1)无显著差异,但PCoA图显示两组样本在空间分布上略有分离趋势,预示着特定菌群的丰度已悄然改变。

2. 产短链脂肪酸菌匮乏

通过LEfSe(线性判别分析效应量)深度挖掘,研究人员发现,轻度疲劳组(Y0组)患者肠道内富含考拉杆菌属(Phascolarctobacterium)和瘤胃菌科(Ruminococcaceae)等有益菌。这些细菌是肠道内著名的产短链脂肪酸菌(尤其是丁酸)。

注:丁酸不仅是肠道黏膜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能维护肠道屏障的完整性,还能穿透血脑屏障,发挥强大的抗炎和神经保护作用。

相反,中重度疲劳组(Y1组)患者体内这些“护城河”细菌的丰度显著降低,取而代之的是韦荣球菌属(Veillonella)、巨球型菌属(Megasphaera)以及肠杆菌目(Enterobacteriales)等条件致病菌的增多。这些菌群的富集,进一步加剧了肠道微环境的促炎状态(图2)。

图2:LEfSe分析揭示了两组患者在化疗前肠道菌群的特征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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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代表中重度疲劳组(Y1)富集的菌群(如变形菌门下的γ-变形菌纲、肠杆菌目、肠杆菌科),绿色代表轻度疲劳组(Y0)富集的菌群(如瘤胃菌科下的RFN20、考拉杆菌属)。

3. 构建高精度预测模型:AUC高达0.82

基于上述发现,研究团队将基线肠道菌群特征与临床协变量结合,构建了一个多因素逻辑回归预测模型。这个模型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不仅仅依赖于单一指标,而是综合了多个维度的信息,模拟了临床决策的复杂性。

模型变量的协同解读

最终进入模型的变量包括:

◐ 菌 群 变 量

  • 韦荣球菌属(Veillonella)丰度较高(OR = 1.860): 该菌属丰度的增加,使发生中重度疲劳的风险增加。韦荣球菌属是一种能利用乳酸的细菌,其增多往往与其他产乳酸菌的失衡有关,可能反映了肠道代谢通路的紊乱。
  • 考拉杆菌属(Phascolarctobacterium)丰度较低(OR = 0.578): 该菌属丰度的降低,是中重度疲劳的保护因素的减弱。每降低一个单位,疲劳风险增加(1/0.578)。作为重要的产短链脂肪酸菌,它的减少直接削弱了肠道的抗炎和屏障保护能力。

◐ 临 床 变 量

  • 疼痛评分: 疼痛是唯一一个在模型中保持显著性的临床因素。这提示我们,疼痛与疲劳可能共享相似的生物学通路,例如中枢敏化和神经炎症。疼痛本身也是一种强烈的应激源,会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肠道菌群。

◐ 其 他 临 床 协 变 量

包括年龄、BMI、癌症分期等,尽管这些因素在单变量分析中可能与疲劳有关,但在加入了强大的菌群变量后,它们的独立预测能力被削弱。这反过来证明,肠道菌群可能是连接这些临床因素与疲劳结果的更底层的生物学中介。

结果显示,该模型预测患者在第三周期是否会发生中重度疲劳的准确率(AUC值)达到了0.82(95% CI: 0.73 – 0.90, P < 0.001)。 AUC值是衡量模型预测能力的标准,0.82意味着该模型具有“良好”到“优秀”的区分能力。

在最佳截断值下,该模型的敏感性为82.8%(能正确识别出82.8%的未来高疲劳患者),特异性为71.4%(能正确识别出71.4%的未来低疲劳患者)。这意味着,通过化疗前的一次粪便16S测序,结合简单的疼痛评估,医生就能以较高的准确率找出那些容易在化疗中严重疲劳症的高危患者,从而提前进行干预。

深度机制探讨:肠道菌群如何通过肠-脑轴加剧化疗疲劳?

为了弄清肠道里的细菌究竟是如何影响大脑产生疲劳感,研究人员从100人的大队列中随机抽取了13名患者组成子队列:CRF无显著变化组(n=6)和CRF增加组(n=7)。

先导队列(n = 13)与整体队列(n = 100)在社会人口学或临床特征上无显著差异(均为 P > 0.05),验证了随机抽样子样本的代表性。对比了她们化疗前后肠道菌群和血液中神经免疫内分泌指标的动态变化。结果揭示了一条清晰的“肠-脑轴”致病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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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障破损:产丁酸菌Blautia减少与LPS泄漏

在化疗过程中,随着疲劳感加剧的患者,其肠道内的厚壁菌门,特别是经黏液真杆菌属(Blautia)的丰度出现了显著下降(P = 0.011)。Blautia是肠道内极其重要的产丁酸菌。当它减少时,肠道内短链脂肪酸(SCFAs)的产量锐减。这不仅导致肠道黏膜细胞失去营养支持,发生肠漏,还使得变形菌门产生的内毒素(LPS)趁机大量进入血液循环。相关性分析也证实,在化疗前,Blautia的丰度与血清LPS浓度呈显著负相关(图3)。

图3:肠道菌群与神经免疫内分泌指标

及疲劳评分的相关性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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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前(a),Blautia与BDNF呈显著正相关,与疲劳评分(CRF)和LPS呈显著负相关。而巨球型菌属(Megasphaera)则与CRF、IL-6和NGF呈正相关,清晰地展示了“好菌”与“坏菌”的不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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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炎症:LPS如何抑制“大脑肥料”BDNF?

——LPS引发的免疫反应与神经炎症

进入血液的LPS会激活免疫系统(如TLR4受体),引发全身性的炎症反应,导致白细胞介素-6(IL-6)等促炎细胞因子释放。这些炎症因子和LPS能够穿透或破坏血脑屏障,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炎症。

已有研究表明,在神经炎症模型中,LPS会激活大脑中的小胶质细胞。被激活的小胶质细胞会释放大量炎症介质,同时上调组蛋白去乙酰化酶2(HDAC2)的表达。HDAC2的过度活跃会抑制BDNF基因的转录,从而导致BDNF蛋白合成减少。

简而言之,LPS就像一个信号,告诉大脑的免疫系统进入战备状态,而这种“战备状态”的代价之一,就是抑制了用于日常维护和修复大脑的“肥料”(BDNF)的生产。

——BDNF浓度下降与疲劳的关系

研究还发现:疲劳加剧的患者,血清中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浓度显著下降(P = 0.035)。BDNF被誉为“大脑的肥料”,是调节神经元能量代谢、促进神经可塑性和维持情绪稳定的核心物质。其水平的下降,直接与抑郁、认知障碍和疲劳感相关。这一发现也与以往“肠道菌群影响神经营养信号”的研究结论一致。

——肠道菌群失调对疲劳的影响

结合研究结果,为我们可以清晰理解肠道菌群通过肠道-脑轴影响癌因性疲乏的机制提供了线索。

  • 一方面,肠道菌群紊乱削弱了保护性通路——产短链脂肪酸(尤其是丁酸)的细菌减少,既削弱了其透过血脑屏障直接上调BDNF的能力,也削弱了其维持肠道屏障完整性的作用;
  • 另一方面,失调的菌群会激活炎症通路——变形菌门等革兰氏阴性菌的增加会导致脂多糖(LPS)负荷升高,LPS会引发全身性炎症反应,促使IL-6等促炎细胞因子释放,这些炎症介质不仅会直接引发疲劳等不适,还会间接抑制BDNF表达。

本研究中观察到的血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水平下降,形成炎症与神经营养支持不足之间的恶性循环。很可能是短链脂肪酸减少与全身炎症增强共同作用的关键结果,而BNDF作为神经元能量代谢与可塑性的核心调控因子,其水平降低可能直接导致中枢性疲劳的发生(图4)。

图4:肠道菌群通过“肠-脑轴”影响癌因性疲劳的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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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导致菌群失调(产SCFA菌↓,革兰氏阴性菌↑) → 肠道屏障受损,LPS入血 → 激活TLR4等通路,引发全身炎症(IL-6↑) → 炎症信号和LPS穿过血脑屏障,抑制大脑BDNF表达(BDNF↓) → 最终导致中枢性疲劳(CRF↑)。

✍ 科普延伸:与“慢性疲劳综合征”异曲同工

其实,不仅是癌症化疗患者,在普通的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综合征(ME/CFS)患者中,科学家也观察到了极其相似的菌群特征。

一篇于2025年发表在《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的综述指出,ME/CFS患者普遍存在肠道菌群失调,其核心特征同样是促炎类群(如变形菌门)增加,而产短链脂肪酸的有益菌(如粪杆菌、罗斯氏菌)减少。

这种跨疾病的共性,强有力地印证了本研究的结论:化疗作为一种强烈的外部冲击,诱导或加剧了与慢性疲劳疾病相似的肠道微生态失衡模式,最终通过“肠-脑轴”的神经炎症通路,在大脑中“投射”出了难以克服的疲劳感。

临床启发与展望

这项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癌因性疲劳本是一种主观的、难以评估的症状,通过早期肠道菌群检测结合疲劳量表评估和相关血液标志物检测,可以为临床医生和患者提供了早期干预和防控的可能性。

总体而言,苏州大学的这项研究不仅为我们描绘了肠道菌群、神经免疫内分泌系统与化疗疲劳之间的复杂网络,更进一步证实并拓展了以往的研究结论:化疗前的肠道菌群特征,有望成为预测乳腺癌患者化疗期间CRF的生物标志物,例如,通过化疗前肠道菌群检测,评估其B/F比值、变形菌门丰度及产丁酸菌的比例,将可能成为由化疗引起的癌因性疲劳的重要评估预测指标。医生可以提前介入,给予更积极、更具针对性的支持性辅助干预。

通过监测血液标志物,来动态评估干预效果。血清BDNF水平的下降与疲劳加重密切相关。在临床实践中,血清BDNF可以作为一种便捷的血液生物标志物,用于动态追踪患者的疲劳进展,为干预措施的有效性提供有力证据。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构建抗疲劳防线:

  • 精准的微生态干预:对于通过16S测序发现缺乏产丁酸菌的患者,可以考虑针对性地补充特定的益生菌(如含有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的复合菌株,或未来获批的下一代益生菌如Blautia),以及补充益生元(如菊粉、低聚果糖)。
  • 饮食结构的优化:鼓励患者在消化功能允许的情况下,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全谷物、蔬菜、豆类)。膳食纤维是肠道菌群合成短链脂肪酸的必备原料,没有原料,再好的“化工厂”也产不出“燃料”。
  • 运动:打破恶性循环,推荐每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八段锦)。运动不仅能改善体能,最新的研究还发现,规律的运动本身就能优化肠道菌群结构,促进短链脂肪酸的生成。
  • 心理与睡眠管理:焦虑和失眠会进一步恶化肠道微生态(脑-肠轴的双向作用)。通过规律作息、睡前放松、必要时的心理疏导,给情绪“松绑”,也是缓解疲劳不可或缺的一环。

肠道菌群,作为连接化疗药物、宿主免疫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关键枢纽,未来有望成为肿瘤支持治疗的核心关注点。随着16S rDNA测序等高通量微生物组学技术的普及与成本降低,个体化肠道菌群检测或将成为肿瘤精准治疗不可或缺的一环。

注:本账号内容仅供学习和交流,不构成任何形式的医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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