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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可委 CNAS L23010 认可项目：微生物宏基因组 | 16S rRNA扩增子
二级病原微生物安全实验室
国家高新企业 | ISO9001认证 | 肠道健康精准检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 | 专精特新企业- 联系电话：+13336028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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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禾健康
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忙了一天，晚饭随手买份快餐；早餐来不及准备，吃点包装面包，拿瓶甜饮；孩子放学后，书包里常备着饼干和零食。它们方便、好吃、随处可得，单独看似乎只是生活中的小选择。但当这些食物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餐桌上，甚至挤走了家常饭菜、蔬菜水果和谷物，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甚至大脑也会受到影响吗？
近些年，研究发现“超加工食品”较高摄入量与肥胖、代谢异常、心脑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相关；一些研究还观察到它与认知能力变化、脑结构指标及大脑衰老特征之间的联系。对正在关注记忆力、注意力，或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做好长期健康管理的人来说，这些发现值得了解。不过，研究中的“相关”并不等于已经证明因果，超加工食品也不是配方和营养组成完全相同的一类食物，不能因为一次食用就认定会损害健康。
这篇文章将从生活中常见的食品谈起，介绍到底什么是超加工食品、如何查看配料表，并梳理它与身体健康尤其是大脑衰老和认知功能之间的研究线索。我们也会区分哪些发现来自人群研究，哪些仍停留在实验或机制探索阶段，避免夸大尚未确定的结论。
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些信息不是为了制造饮食焦虑，而是帮助我们看清长期饮食模式：哪些选择经常占据餐桌，哪些更有营养的食物因此被挤到了边缘。看懂之后，才更容易从日常一餐一饮开始，做出适合自己、也能长期坚持的调整。
什么是超加工食品？
“超加工食品”不是指所有经过加工的食物。按照 NOVA 食品分类系统，食品通常可分为四组；超加工食品是第 4 组，通常是为了方便、耐储存、口味稳定或更受欢迎，由工业配方和多道工业工艺制成的产品。
简单来说，超加工食品并非只经过清洗、切碎、冷冻或烹煮，而是将食物拆解成糖、油脂、淀粉、蛋白质等原料后重新组合，并可能添加香精、色素、乳化剂和增味剂，以制成方便食用、味道浓郁且保质期较长的产品。
生活中常见的超加工食品
以下是常见的超加工食品类别。具体产品是否属于超加工食品，应查看配料表，因为同类产品的配方可能差异很大。
① 含糖或调味饮料
汽水、可乐等碳酸软饮料；
加糖果汁饮料、果味饮料；
能量饮料、运动饮料；
奶茶、调味咖啡饮料、瓶装甜饮；
一些添加甜味剂、香料或多种风味配料的“无糖”饮料。
需要注意的是，饮料名称里有“果汁”“茶”或“乳”并不能直接判断加工程度。例如，纯果汁的分类和含香精、甜味剂、增稠剂的果味饮料可能不同。
② 包装零食和甜食
薯片、玉米片、膨化食品；
调味饼干、夹心饼干、威化饼；
巧克力糖果、软糖、棒棒糖；
蛋糕、糕点、甜甜圈、包装甜点；
冰淇淋、雪糕及一些复合型冷冻甜品。
这类产品若配料中出现多种香料、乳化剂、色素、增味剂、甜味剂等，通常更符合超加工食品的特征。
③ 方便主食、即食食品
方便面、方便粉丝及部分速食米饭；
粉末汤、即冲浓汤、即食甜品粉；
冷冻披萨、预制意面、微波即食餐；
预制馅饼、速食早餐产品；
需要加热即可食用、配料表较长的复合食品。
“方便”并不必然等于超加工，但许多即食产品为了口味稳定、快速复热和延长保质期，会使用较复杂的工业配方。
④ 加工肉和重组肉制品
香肠、热狗、法兰克福香肠；
火腿、午餐肉、部分肉肠；
鸡块、鸡米花、鱼排、鱼条等重组肉或鱼肉制品；
一些配料复杂的汉堡肉、肉丸、肉饼。
需要区分：新鲜肉类或简单冷藏肉不属于超加工食品；而把肉打碎、重组，加入淀粉、分离蛋白、香料等配料制成的产品，更可能属于超加工。
⑤ 早餐谷物与包装面包
加糖、调味或着色的早餐谷物、谷物圈、谷物脆片；
含多种添加剂的包装面包、甜面包、汉堡胚；
一些包装馒头、蛋糕粉或烘焙预拌粉。
只由小麦粉、水和酵母等简单原料制成的工业面包，可以属于加工食品，而不是超加工食品；如果配方中还加入乳化剂、色素、香料等，则更可能是超加工食品。原味燕麦、简单玉米片也可能只是最少加工；加了糖、调味料或色素后，分类可能改变。
⑥油炸食品、糖油混合物
炸鸡、鸡柳、炸薯条；
汉堡；
披萨。
能量密度较高，含有精制碳水化合物、油脂、盐和糖，并采用工业化配方加工而成。
⑦ 其他常见产品
人造黄油及一些复合涂抹酱；
某些粉末饮料、代餐粉或营养补充类产品；
某些调味酱、蘸酱和复合调味产品。
实用判断法：先看食品是否以完整食材为主，再看配料表是否出现大量工业配方成分、甜味剂、色素、乳化剂、香精、增稠剂或“即食化”设计。不要只凭“包装/冷冻/罐装”三个字判断，也不要把某一种添加剂单独当成全部风险来源。
超加工食品为什么值得关注？
较高的超加工食品摄入与超重、肥胖、腰围增加、代谢综合征，以及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全因死亡和抑郁等不良健康结局存在关联。
这类食品常较容易入口、能量密度较高，可能让人吃得更快或不易及时感到饱；同时，它们可能替代水果、蔬菜、豆类和全谷物等食物，使膳食纤维及一些天然营养成分摄入减少。部分产品也可能含较多糖、盐或不健康脂肪。
一杯饮料、一包零食、一份方便食品，偶尔吃一次通常不必过度担心；但如果它们经常取代家常饭菜、蔬果和全谷物，影响可能就不只是“多吃了点糖或盐”。
较高的超加工食品（UPF）摄入与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部分心理和认知问题相关，这些影响或许并不陌生。但你知道吗？研究还发现，它可能与大脑衰老及认知能力下降有关。
过去已发现的健康影响
①多种营养元素失衡，减少了对具有保护作用的植物化学物质的摄入
②容易摄入过多能量，增加超重和肥胖风险
③增加糖尿病、高血压、高甘油三酯及代谢综合征风险
④与心血管疾病和脑卒中风险相关
⑤可能改变整体营养质量和膳食结构
⑥可能影响心理健康，但因果关系尚不明确
⑦可能涉及肠道和炎症机制，但仍在研究中
超加工食品摄入量与各种不良健康后果
doi: 10.1136/bmj-2023-077310.
除了上面这些已知的影响外，今天重点要讲述的是超加工食品对大脑衰老及认知的影响。这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超加工食品对人们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
下面表格汇总了不同研究中超加工食品（UPF）摄入与心理健康、认知功能及心脑血管健康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摄入较多超加工食品与若干不良健康结局存在关联。
doi: 10.1146/annurev-nutr-061824-053453.
1. 神经影像学：脑萎缩与白质高信号
大量神经影像学分析了超加工食品（UPF）摄入量与大脑结构指标、白质损伤、功能连接性、葡萄糖代谢以及淀粉样蛋白积累之间的关系。
注：汇总了15项神经影像研究，最大研究样本约 3846人。
其中，2017年开展的一项观察性横断面研究，评估了超加工食品摄入与脑萎缩及白质高信号负荷的关系。这项研究为脑影像证据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
• 摄入过多的超加工食品脑萎缩更明显
多项研究通过结构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发现：摄入过多超加工食品与脑体积减少以及局部和全球范围内的脑萎缩之间存在关联。
长期遵循西式饮食，以及大量摄入高脂食物、含糖软饮料及加工肉类等，均与脑萎缩加重相关。长期高脂肪、高饱和脂肪和高钠饮食还与脑室逐渐扩大有关，而脑室容积增大是脑萎缩的指标。部分研究也发现，较高摄入与特定皮质及皮质下区域萎缩加重相关。
• 白质异常
通过结构磁共振成像技术发现，白质异常与摄入含有糖分、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的软饮料有关。在 T2 加权磁共振扫描中，摄入这些物质的受试者其白质高信号区的体积明显更大。
• 脑激活
有一项fMRI研究发现，高脂、高糖零食摄入较多者在执行爱荷华赌博任务时的脑激活存在差异。其他研究则考察了观看UPF图像时的脑反应；一项荟萃分析发现，眶额皮质、杏仁核和岛叶的激活结果最为一致。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非痴呆症成年个体摄入超加工食品（UPF）与神经元损伤、神经退化、大脑激活异常以及大脑白质变化等相关影像特征之间存在关联。
2. 生物液体标志物发生变化
研究发现，促炎饮食模式及部分超加工食品相关饮食，可能与阿尔茨海默病（AD）和神经退行性病变相关的生物液体标志物变化有关，但尚不能确认因果关系。
• 血浆神经丝轻链（NfL）
一项观察性研究发现，饮食炎症指数（DII）评分较高、饮食模式更具促炎性，与血浆NfL水平升高相关。
NfL是反映轴突损伤和神经退行性变化的标志物。不过，该研究考察的是饮食炎症性，而非UPF摄入本身。
DII包含45种食物成分；超加工食品可能含较多饱和脂肪、反式脂肪，同时在加工中损失纤维、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剂及多不饱和脂肪等成分，因此可能与较高的饮食炎症水平相关。
• 脑脊液总tau与Aβ42
一项人群横断面研究发现，偏向西式饮食（富含红肉或加工肉类、精制谷物、甜食和高糖饮料）与脑脊液总tau阳性概率增加43%相关；以Aβ42 ≥350 pg/mL为界时，阳性概率增加31%。这些结果提示饮食模式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脑脊液标志物存在关联，但不能证明饮食导致了标志物变化。
• 血浆GFAP、NfL及磷酸化tau
一项短期干预研究考察了高聚合度纤维饮料，发现神经退行性病变相关标志物GFAP和NfL，以及磷酸化tau（p-tau231、p-tau181）水平出现显著变化。
3. 抑郁症可能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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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纳入26项观察性研究的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共涉及约26万名参与者。结果显示，超加工食品摄入较高的人群出现抑郁的可能性也较高，报告的风险比约为1.28；对抑郁症状的分析也观察到类似方向的关联。
这可以理解为：在这批研究中，摄入较多超加工食品的人群，报告抑郁或出现相关症状的比例更高。但这并不表示多吃某种食品就必然会抑郁，也不能排除反向影响——例如情绪低落时，部分人可能更倾向选择方便、容易获得的食品。生活压力、睡眠、身体状况和整体饮食等因素也可能同时影响情绪与饮食选择。
4. 与焦虑与抑郁症状存在关联
强有力的一级证据显示，超加工食品（UPF）暴露与焦虑风险升高，以及抑郁或焦虑症状风险升高相关。
二级提示性证据也表明，UPF暴露与抑郁风险升高相关。然而，尽管定量指标显示证据较强，GRADE评估却将这三项结果的证据质量均判为较低。
另一项综述同样发现，UPF暴露与抑郁及常见精神障碍风险升高相关，证据等级为II级；与焦虑风险升高相关的证据则为III级。
5. 影响执行功能与整体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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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13.608
• 每日UPF摄入占比超过19.9%者执行功能和整体认知能力下降更快
在巴西成人健康纵向研究中，10775名参与者平均随访8年。结果显示，每日能量摄入中超过19.9%来自UPF者，执行功能和整体认知能力下降更快；但这一关联仅见于未严格遵循MIND饮食指南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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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01/jamaneurol.2022.4397.
上图是根据日常从超加工食品中获取的能量百分比的不同四分位数，全球认知表现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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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5.236
另一项针对568名2型糖尿病老年人的研究发现，平均随访5.3年间，较高摄入超加工肉类、油脂和酱料与执行功能及整体认知能力更快衰退相关。
随着摄入超加工食品的时间推移，认知功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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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93/gerona/glac070.
• 超加工食品的摄入与语言流畅性表现关联明显
有一项横断面研究直接考察了UPF摄入与认知功能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呈倒U型关联：UPF摄入极低或极高者的认知表现最差。在摄入较高的人群中，UPF摄入与语言流畅性表现的关联更明显，尤其是在没有慢性健康问题的参与者中。
其他研究则关注与UPF部分重叠的西式饮食，即高糖、高饱和脂肪和高盐、低纤维、复合碳水化合物及微量营养素的饮食模式。部分研究发现，这类饮食也与较差的认知表现和更快的认知衰退相关。
6. 阿尔茨海默病与血管性痴呆风险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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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8.77
对70 多万名参与者进行了十年以上的跟踪调查，发现摄入较多 UFPs 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呆的风险比摄入最少的人要高。
• 多摄入加工食品痴呆、中风风险增加
进一步的数学建模分析表明，如果用未加工食品替代 10%的 UFPs 摄入量，那么痴呆的风险可以降低 19%。
每天额外摄入 25 克加工肉类会导致全因痴呆的风险增加 44-52%，具体表现为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增加。此外，摄入含有添加糖或人工甜味剂的饮料也会增加中风的风险。
7. 脑卒中风险增加
有研究对近50万名参与者进行了队列分析，结果显示，超加工食品摄入比例较高与脑卒中风险增加相关；每增加10个百分点，风险相对增加约44%–52%。
这一数字反映的是特定研究和统计方法下的相对关联，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绝对风险都会同幅增加，也不能解读为摄入增加10%必然导致中风。不同超加工食品类别的关联可能各异，不宜一概而论。
怎样理解这些研究？
在多项人群研究中，较高的超加工食品摄入与大脑衰老、心理健康、认知和心脑血管等不良结局出现了关联，值得关注；但目前不能仅凭这些关联断定因果关系。“风险增加”通常指相对风险或统计模型中的风险比，不等于一个人患病的概率直接增加相同百分点。
超加工食品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一类产品。饮料、甜点、加工肉、方便食品、某些包装主食的配方差异很大；同一类别不同品牌也可能不同。研究结论更适合用于观察总体饮食模式，而不宜据此把某一种食品、某一个人或某次饮食简单归结为健康问题。
对日常生活来说，比较稳妥的做法不是追求“绝对不吃任何加工食品”，而是减少经常大量摄入的含糖饮料、包装零食、方便食品和加工肉等，同时让蔬果、豆类、全谷物、坚果及简单烹调的蛋白质来源在饮食中占更大比例。看包装食品时，可以比较配料表、糖盐脂肪含量和食用频率；如果某类产品经常代替正餐或新鲜食物，优先从这里调整，通常比纠结偶尔吃的一份零食更实际。
超加工食品进入人体后，会经历哪些变化？它们又可能通过哪些路径作用于健康？接下来，我们从身体内部一步步探寻答案。
超加工食品对大脑影响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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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146/annurev-nutr-061824-053453.
▷ 肠道菌群多样性下降：膳食底物和加工成分改变菌群生态
肠道菌群利用膳食纤维及其他营养物质，产生短链脂肪酸等代谢产物，参与维护肠道黏膜、调节免疫和代谢。若超加工食品（UPF）取代了豆类、全谷物、蔬菜、水果等富含纤维的食物，肠道菌群可利用的底物可能减少，菌群组成和代谢功能也可能随之改变。
研究提示，高 UPF/自助餐式饮食降低肠道微生物多样性；相关菌群失衡与肠屏障功能异常、杯状细胞损伤和促炎细胞因子增加有关。
▷肠屏障与炎症：从肠道通透性到全身低度炎症
肠道内壁由上皮细胞和黏液层构成，像一道选择性屏障：吸收营养，同时限制细菌及有害成分进入体内。动物和实验研究提示，某些乳化剂等成分可能干扰黏液层或肠道微生物与上皮的相互作用，进而影响屏障完整性。
若屏障通透性增加，晚期糖基化终产物（AGEs）、细菌来源的脂多糖可能更容易进入循环，刺激免疫反应，促成低度、慢性的炎症状态。并可能通过肠—脑轴影响神经系统。
▷血脑屏障与突触：claudin-5和synaptophysin是关键
大鼠研究提示，菌群失衡与 claudin-5 表达改变相关；claudin-5 是维持血脑屏障紧密连接的重要蛋白。
同期还观察到海马突触蛋白 synaptophysin 减少，提示突触功能可能受损。这个链条是“动物实验中的机制线索”，不能直接等同于人类已经发生血脑屏障破坏或记忆下降。
▷肝脏、肾脏和心血管：通过外周器官间接影响脑
超加工食品（UPF）较高摄入与肝酶升高、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HR 1.43）、肝纤维化（HR 1.18）和不利的血糖、血脂、肾脏生物标志物变化有关；也与心血管病和高血压相关。
外周代谢、血管和肾脏异常可能通过心—脑、肾—脑和肠—脑轴增加认知下降风险，这也是为什么血压、HbA1c、血脂和肝肾指标值得一起监测。
▷阿斯巴甜：代谢产物与神经炎症线索
阿斯巴甜可代谢为具有神经毒性潜力的化合物，并与慢性神经炎症相关；在小鼠研究中，长期阿斯巴甜处理还观察到基底节 α-突触核蛋白、tau 水平升高，多巴胺、酪氨酸羟化酶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表达下降。
注：这里的证据主要来自动物，不能把日常摄入量直接换算成确定的人体神经毒性。
▷偶氮类色素：血脑屏障、递质和脂质过氧化
部分偶氮食品色素可穿过血脑屏障并在脑组织中积累，在实验条件下干扰神经递质活动、增加脂质过氧化并触发神经炎症。
▷谷氨酸钠（MSG）与小麦麸质：炎症、氧化应激和胶质细胞
动物研究中，MSG 加重脂多糖（LPS）诱导的大鼠脑神经毒性，同时增强炎症和氧化应激。另一项雄性小鼠研究中，小麦麸质与下丘脑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数量显著增加相关。它们提示免疫/炎症通路可能被激活，但不代表含 MSG 或含麸质食物对所有人都造成同样影响。
▷油炸相关物质与丙烯酰胺
油炸食品常见于高超加工食品（UPF）饮食。其与活性氧增加、脂质过氧化、循环胆固醇升高和神经炎症相关；斑马鱼长期丙烯酰胺暴露还导致脑内脂滴增加，并扰乱胆固醇、花生四烯酸和鞘脂代谢。猪模型中，高脂饮食相关肥胖改变了脑线粒体电子传递链复合体。
▷高脂+糖/钠：Aβ42、脑血管和突触
在 5xFAD 和 APP/PS1 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中，高脂并额外增加糖或钠的饮食增加海马有毒 Aβ42 形式沉积，雌性小鼠对斑块累积更敏感。
相关模型还出现代谢、脑血管、炎症、免疫细胞和突触异常。该证据说明“饮食模式”可能影响病理过程。
▷BPA、二氧化钛和三氯蔗糖：包装/添加剂的实验线索
BPA 是包装材料相关的内分泌干扰物，研究将其与焦虑、空间导航缺陷及发育期神经行为改变联系起来；二氧化钛（TiO₂）暴露与海马神经元凋亡、学习记忆受损和运动功能障碍相关；三氯蔗糖在小鼠中改变色氨酸—血清素前体相关代谢物。
▷神经递质与食物奖赏：可能影响决策、情绪和进食控制
雄性大鼠摄入超加工食品后，伏隔核钙通透性 AMPA 受体（CP-AMPAR）增加；肥胖易感性会增强这种募集，内侧前额叶皮层的 CP-AMPAR 传递也增强，而基底杏仁核未见同样变化。
一项人类 fMRI 荟萃分析发现，摄入超加工食品时，眶额皮质、杏仁核和岛叶常被激活，提示奖赏、情绪与决策脑区可能参与其中。
▷分子重编程与神经退行性标志物：目前更适合作为研究指标
动物研究提示，高脂或西方饮食可能改变 DNA 甲基化、记忆相关基因（如 Sirt1）、脂质组和炎症相关基因网络。
人群研究发现，促炎饮食指数较高与血浆神经丝轻链（NfL）升高相关；西方饮食则与脑脊液总 tau 和 Aβ42 阳性的概率分别增加 43% 和 31% 相关。短期蛋白饮料干预也观察到 GFAP、NfL、p-tau231 和 p-tau181 水平变化，但这些指标不能用于个人自我诊断。
小编的话
超加工食品可能影响健康的方式，不只是“糖、盐、油吃多了”这么简单。它们可能因为纤维较少、质地柔软、容易快速吃下，改变肠道菌群和饱腹感；部分添加剂或加工相关物质也可能影响肠道屏障、炎症和代谢。长期饮食模式若进一步带来体重、血糖、血压、血脂等变化，也可能间接影响心血管、肝肾乃至大脑健康。
不过，许多细致的机制线索来自动物或实验研究，不能直接等同于人体日常饮食的结果；人群研究发现的关联，也不代表已经证明因果关系。不同产品的配方和影响并不相同，不能把所有超加工食品视为一样。更实际的做法，是留意摄入频率和份量，尽量避免它们长期取代蔬菜、水果、豆类、全谷物等完整或少加工食物。
前面提到，长期大量摄入超加工食品（UPF），可能影响体重、血糖、血压、肠道和脑健康。但这些影响往往是多种饮食和生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一项化验或菌群检测能单独判断“身体是否受到了 UPF 的伤害”。
日常更值得关注的，是饮食是否经常以包装零食、甜饮料、方便食品和加工肉制品为主，是否因此少吃了蔬果、豆类和全谷物；同时留意体重、腰围、血压、血糖、血脂，以及排便、睡眠、情绪和记忆力有没有持续变化。它们能帮助我们了解整体健康状况，但不是 UPF 损害的专属信号。接下来，我们从这些日常能观察、必要时能检查的方面，看看哪些变化值得留意，以及怎样科学解读。
▸ 饮食习惯
• 可关注的变化：留意超加工食品在日常饮食中的比例，以及含糖饮料、加工肉制品、包装零食、方便食品和甜点的食用频率。
• 建议：可以连续记录 3–7 天的饮食，或拍下每天吃的食物，帮助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记录时尽量写清具体食物和份量，不必简单把饮食分成“健康”或“不健康”。
▸ 代谢与血管
• 可关注的变化：留意体重、腰围和血压；体检时也可关注血糖或糖化血红蛋白（HbA1c）、甘油三酯及 LDL-C、HDL-C 等血脂指标。
• 建议：按年龄、健康状况和医生建议定期检查。异常指标可能与饮食、运动、睡眠、遗传等多种因素有关，不能单凭这些指标判断是否受到超加工食品的影响。
▸ 肝脏与炎症
• 可关注的变化：体检时留意 ALT、AST 等肝功能指标；如有需要，也可在医生建议下评估肝脏脂肪或纤维化情况。
• 建议：一次指标异常不一定意味着有持续性问题，应结合既往病史和其他检查综合判断。若异常持续，或医生建议复查，应及时跟进。
▸ 肠道健康
• 可关注的变化：留意排便频率和形态，以及腹胀、腹痛、腹泻或便秘等情况；也可以观察这些变化是否与某些食物或饮食调整有关。
• 建议：症状持续不缓解、逐渐加重，或伴有便血、体重明显下降等情况时，应及时就医。不要仅凭检测结果自行诊断。
▸ 睡眠与心理状态
• 可关注的变化：留意入睡是否困难、睡眠时间和质量，以及情绪低落、焦虑、压力和进食习惯是否出现持续变化。
• 建议：超加工食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联系仍在研究中，不能据此认定某种食物直接导致情绪问题。如果睡眠或情绪困扰持续影响日常生活，可向医生或心理专业人士求助。
▸ 认知功能
• 可关注的变化：留意近期记忆、注意力、处理日常事务和表达是否出现持续变化。
• 建议：如果自己或家人发现认知能力持续下降，应寻求规范的医学评估。网络测试不能代替诊断，也不应仅凭饮食习惯推断原因。
▸ 肠道菌群
• 可关注的变化：关注日常饮食是否足够多样，豆类、全谷物、蔬菜和水果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是否吃得充足。以及肠道微生态整体是否多样、均衡，而不是只关注某一个特定菌属的变化或数量。
• 建议：目前没有一种菌群检测或单一指标，能判断一个人是否受到超加工食品的影响。与其追求某一种“有益菌”，不如优先改善整体饮食结构，保证整体的肠道微生态。
吃得更健康，不必从“彻底戒掉”某类食物开始，而可以从下一餐的选择开始：多给新鲜、完整的食材留些位置，让蔬菜、水果、豆类和全谷物成为餐桌常客；同时少让甜饮料、零食和方便食品占据日常饮食的主角。
关键不在于追求完美，而在于让更有营养的选择逐渐成为习惯。具体该怎么选、怎么搭配，才能既可行又更有利于长期健康？接下来一起看看。
每餐的“替换公式”
• 一半蔬菜：深色绿叶菜、十字花科蔬菜、番茄、菌菇、彩椒、胡萝卜等，尽量轮换颜色。
• 四分之一优质蛋白：鱼类每周2次左右；豆类/豆制品、鸡蛋、原味禽肉；减少加工肉。
• 四分之一完整主食：燕麦、糙米、全麦面、玉米、荞麦、藜麦、土豆/红薯等，优先完整或少加工形式。
• 加一小份健康脂肪：坚果、芝麻、橄榄油/菜籽油、牛油果；控制总量而非无限增加。
• 饮品以水、无糖茶或无糖咖啡为主：把含糖饮料从“每天”改为“偶尔”，通常是最容易见效的第一步。
• 一日饮食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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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优先纳入的“功能性食物”类别
这里的“功能性”指食物本身含有较多膳食纤维、蛋白质、不饱和脂肪、发酵成分或植物活性物质，但不意味着补充剂一定优于食物。
• 发酵食物：原味酸奶、开菲尔、无糖发酵豆制品等；优先选择低糖、低盐配方。
• 益生元来源：燕麦、大麦、豆类、洋葱、蒜、芦笋、香蕉、苹果等富含可发酵膳食纤维的食物。
• 多酚来源：浆果、葡萄、茶、可可含量较高且低糖的产品及橄榄油、深色蔬菜。
• Omega-3来源：深海鱼、淡水鱼、亚麻籽/奇亚籽和核桃；鱼类优先于高糖“鱼油软糖”等加工产品。
• 坚果与豆类：作为零食或菜肴配料，提供纤维、植物蛋白和不饱和脂肪；注意份量和过敏风险。
超加工食品已经融入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它们方便、耐储存，也能在忙碌时解决一餐。问题通常不在于偶尔吃了一份方便食品或零食，而在于它们是否长期、大量地成为饮食主角，取代了蔬菜、水果、豆类、全谷物和简单烹调的食物。较高的超加工食品摄入与多种代谢、心脑血管和认知相关健康结局存在联系；神经影像及其他研究也提供了值得继续探索的大脑健康线索。
因此，比起追求“完全不吃”，更可行的目标是逐步调整频率和搭配。可以先从最常出现的一项开始：把每天喝的甜饮改为水或无糖茶；买零食时比较配料表和糖、盐、脂肪含量；忙碌时用燕麦、鸡蛋、水果、原味酸奶或简单准备的饭菜替代部分即食食品。每餐尽量让蔬菜占有一席之地，轮换加入豆类、全谷物、坚果、鱼类及其他简单烹调的蛋白质来源。若方便食品暂时难以避免，也可以搭配一份蔬菜或水果，让一餐更完整。
与此同时，关注体重、腰围、血压、血糖、血脂、肠道微生态及代谢产物等指标，并留意记忆、注意力及日常生活能力是否出现持续变化，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自身健康。若指标异常或认知变化影响生活，应及时咨询医务人员，而不是仅凭饮食习惯自行判断原因。健康饮食不必追求完美，从一餐一饮开始调整，并结合定期检测和专业建议，往往更实际，也更容易坚持。
注：本文仅用于提供信息参考，提供的任何信息都不应被视为医疗建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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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禾健康
炎症性肠病（IBD）主要包括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虽然其主要病变位于胃肠道，但IBD并非单纯的局部肠道疾病。持续的免疫炎症反应还可能累及皮肤、关节、眼睛及肝胆系统等，形成多种肠外表现（extraintestinal manifestations，EIMs）。
皮肤是IBD常见的肠外受累部位之一。 研究报道，约6%–10%的IBD患者存在相关皮肤表现，部分队列报告的比例可达10%–30%。这意味着，皮肤问题并不是IBD病程中偶然出现的伴随症状，而是值得临床关注的重要表现。
皮肤疾病不仅临床表现不同，与肠道炎症活动的关系也存在明显差异。
例如，结节性红斑通常与肠道疾病活动密切相关，而坏疽性脓皮病可能在肠道炎症得到控制后仍持续存在。部分皮肤病变甚至可能在IBD确诊之前出现。另一方面，治疗IBD的生物制剂虽然能够控制炎症，却也可能诱发新的银屑病样皮损等反常性皮肤反应。
因此，IBD相关皮肤表现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肠道炎症在皮肤上的延伸。不同疾病可能涉及共同的遗传易感因素和免疫炎症通路，但其具体发生机制、临床病程及治疗反应又不完全相同。
那么，肠道与皮肤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免疫联系？为什么同样患有IBD，不同患者却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皮肤表现？
本文总结了IBD相关皮肤疾病的临床特征、诊断及治疗策略，并从遗传易感性、免疫炎症通路、淋巴细胞迁移和肠道微生物群等方面，探讨肠道炎症与皮肤病变之间的潜在联系。
理解这些皮肤表现的临床差异及其潜在机制，有助于提高IBD相关皮损的早期识别和鉴别诊断能力，并为兼顾肠道与皮肤炎症的治疗决策提供参考。
根据皮肤病变与IBD之间的关系，相关表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疾病特异性皮肤表现，其病理特征与肠道疾病本身具有直接联系，代表性疾病为转移性克罗恩病。
第二类是反应性皮肤表现，主要涉及异常免疫炎症反应，包括结节性红斑、坏疽性脓皮病及Sweet综合征。
第三类是与IBD存在共同免疫机制的皮肤疾病，例如银屑病和化脓性汗腺炎。两者可能共享部分遗传易感因素和炎症通路，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相关皮损均由IBD直接引起。
此外，部分皮肤表现与IBD治疗有关，例如抗TNF-α药物诱发的银屑病样皮疹。
这些疾病虽然都可能发生于IBD患者，但其临床特征、组织病理、与肠道活动度的关系，以及治疗策略存在明显差异。下面我们来介绍每一种相关皮肤病的表现。
结节性红斑：最常见的IBD相关皮肤表现之一
结节性红斑（erythema nodosum，EN）是IBD最具代表性的皮肤表现之一，约见于3%–10%的UC患者及4%–15%的克罗恩病患者。
小腿突然出现疼痛性红结节
结节性红斑通常急性起病，典型表现为双下肢，尤其是小腿胫前区域出现多个红色、隆起、疼痛明显的皮下结节。病变局部常有压痛及温度升高，部分患者还可伴有关节痛、发热等全身症状。
从病理学角度来看，结节性红斑属于脂膜炎的一种，主要累及皮下脂肪组织间隔，因此被归类为间隔性脂膜炎。早期病变可见中性粒细胞浸润，但通常不伴有血管炎。
与一些严重的溃疡性皮肤疾病不同，结节性红斑一般不会发生皮肤破溃，皮损消退后通常也不会留下永久性瘢痕。
结节性红斑活动往往与IBD肠道炎症活动平行
当IBD处于活动期时，结节性红斑可能出现或加重；随着肠道炎症得到控制，皮肤结节也常逐渐改善。因此，结节性红斑的出现有时可以为临床评估IBD活动状态提供线索。
并非IBD特有：还需要排除哪些疾病？
链球菌感染、结核、结节病、药物反应及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同样可能导致类似皮损。
因此，对于疑似结节性红斑的患者，除观察皮损的形态、分布和压痛特点外，还需要结合病史及相关检查进行病因判断。常用的初步检查包括血常规、C反应蛋白等；如果怀疑存在结核或链球菌感染，则需要进一步进行针对性筛查。对于表现不典型的患者，可考虑皮肤活检。
如何治疗？控制肠道炎症是重要环节
对症处理可包括休息、抬高患肢及局部加压等措施。部分患者可能需要抗炎药物或其他系统治疗。
需要注意的是，非甾体抗炎药虽然能够缓解结节性红斑引起的疼痛，但可能加重IBD，因此使用时应谨慎评估。
对于与IBD活动密切相关的结节性红斑，随着基础疾病得到控制，皮损往往也能够逐渐改善。
坏疽性脓皮病：发生率较低，可能造成严重组织损伤
坏疽性脓皮病（pyoderma gangrenosum，PG）是另一种重要的IBD相关反应性皮肤表现，约发生于1%–2%的IBD患者。其特征为大型、疼痛的溃疡迅速形成，这些溃疡通常出现在腿部。一些研究表明，该疾病在女性中的发病率较高。
虽然坏疽性脓皮病的发生率低于结节性红斑，但其病变通常更加严重，可造成明显疼痛、皮肤缺损和瘢痕，对患者生活质量产生较大影响。
典型的临床表现：快速进展的疼痛性皮肤溃疡
病变早期可能表现为丘疹、脓疱或小范围皮肤破损，随后迅速扩大，形成边缘不规则、紫红色、潜行性的溃疡，周围常伴有红斑和硬结。
病变主要发生于下肢伸侧，但并不局限于腿部，也可累及腹壁，尤其是在腹部手术后愈合处的皮肤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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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临床形态，坏疽性脓皮病还可分为不同类型。
一种是脓疱型，表现为疼痛的脓疱和环形溃疡；
一种是水疱型，会迅速形成水疱，最终导致溃疡和坏死；
一种是增生型，表现为边界清晰、较浅的溃疡，最终发展成外生性病变。
典型的或溃疡性坏疽性脓皮病表现为迅速形成的疼痛溃疡，边缘呈暗紫色，周围有硬结和红斑。
一个重要特点是创伤性反应
所谓创伤性反应（pathergy），是指皮肤受到轻微损伤后，出现异常强烈的炎症反应，并在损伤部位形成新的皮损。文献报道，约30%的坏疽性脓皮病病例可出现这一现象，即针刺、昆虫叮咬或手术切口等轻微损伤，也可能诱发新的溃疡，或使已有皮损进一步扩大。
注：超过一半的创伤性反应患者存在某种基础疾病，通常是炎症性肠病或关节炎。
这一特点对临床处理十分重要。对于疑似坏疽性脓皮病的患者，需要注意避免不必要的皮肤创伤，并在专业评估下开展伤口处理。
坏疽性脓皮病诊断是通过排除法来确定的
既基于临床表现，也基于组织学检查。除了一些非特异性的组织学特征外，没有其他特定的实验室指标可用于其诊断。
主要诊断标准包括：在排除其他导致皮肤溃疡的原因后，出现快速发展的、伴有疼痛的、坏死性皮肤溃疡，其边缘不规则、呈紫色且凹凸不平。
临床医生通常需要结合皮损形态、疾病进展速度、病史及病理结果，同时排除感染、血管性疾病和其他原因导致的皮肤溃疡。
目前，Delphi诊断标准、Su标准及PARACELSUS评分系统可用于辅助临床判断。
注：Delphi专家共识提出了诊断溃疡型坏疽性脓皮病的1项主要标准和8项次要标准，有助于临床医生减少误诊，并筛选适合纳入临床试验的患者。
在PARACELSUS评分系统中，皮肤活检仅被列为次要诊断标准。考虑到坏疽性脓皮病患者接受皮肤活检的比例存在差异，这一设置强调，相较于单纯依赖组织病理学结果，结合临床表现及病史进行综合判断，往往更有助于PG的诊断。
肠道炎症缓解，坏疽性脓皮病仍可能持续存在？
坏疽性脓皮病的治疗同样比结节性红斑复杂。除温和的局部伤口护理、感染监测和疼痛管理外，部分患者还需要接受全身性免疫抑制治疗。
糖皮质激素和环孢素是重要的系统治疗选择，对于部分难治性病例，也可能考虑抗TNF-α等生物制剂。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坏疽性脓皮病的疾病活动不一定与肠道炎症同步。
部分患者即使IBD已经得到控制，坏疽性脓皮病仍可能持续存在或反复发作。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只要肠道症状缓解，坏疽性脓皮病就一定会随之好转。
这也是结节性红斑和坏疽性脓皮病在临床管理上的一个重要区别：
前者通常与肠道炎症活动密切相关；
后者可能具有相对独立的炎症过程，需要针对皮肤病变本身进行持续评估和治疗。
Sweet综合征：伴随全身炎症的急性皮肤表现
Sweet综合征（Sweet’s syndrome，SS），又称急性发热性中性粒细胞性皮病，是IBD相对少见的一种反应性皮肤表现。
突发疼痛性红斑，还可能伴随发热
其典型表现为突然出现的疼痛性红斑、斑块或结节，常分布于上肢、躯干、头颈部，并可能伴有发热、白细胞增多及炎症指标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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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结节性红斑主要累及皮下脂肪组织不同，Sweet综合征的组织病理学特点通常是真皮内出现明显的中性粒细胞浸润，而无血管炎证据。
如何确诊？临床表现与组织病理是关键
经典型Sweet综合征的诊断需要结合临床表现与组织病理结果。突发疼痛性红斑或结节，以及真皮内中性粒细胞浸润是主要诊断依据；发热、白细胞升高、伴随炎症性疾病及糖皮质激素治疗反应等，可提供进一步支持。
Sweet综合征由什么诱发？
IBD相关Sweet综合征既可能与肠道疾病的免疫异常有关，也可能由药物诱发。
例如，硫唑嘌呤（azathioprine，AZA）虽然是IBD治疗中使用的免疫调节药物，但也被报道与药物诱发的Sweet综合征有关。
部分TNF-α抑制剂同样存在既可能治疗、也可能诱发Sweet综合征的报道，提示相关免疫通路具有一定复杂性。
治疗如何选择？识别诱因与控制炎症
对于药物诱发的病例，识别可能的致病药物十分重要。治疗通常需要考虑糖皮质激素，其他选择包括秋水仙碱、碘化钾及部分免疫调节药物。对于难治性或激素依赖性病例，IL-1或TNF-α相关靶向治疗也受到关注。
转移性克罗恩病：发 在肠道之外的肉芽肿性炎症
转移性克罗恩病（metastatic Crohn’s disease，MCD）是一种罕见的克罗恩病特异性皮肤表现。
这里的“转移性”并非肿瘤转移，而是指在与胃肠道病变不连续的皮肤部位，出现与肠道克罗恩病具有相似组织病理特征的肉芽肿性炎症。
其组织学特点为非干酪样肉芽肿形成。
皮损形态多样，会阴部“刀割样裂隙”
MCD的临床表现具有较大差异，可以表现为红斑、结节、斑块、深部裂隙或溃疡，病变可累及下肢、躯干、面部及皮肤皱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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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外生殖器及会阴部受累是较具特征性的表现之一，尤其在成年患者中值得关注。病变可能表现为外阴、阴囊或会阴部水肿、深部溃疡、肥厚性改变以及具有特征性的刀割样裂隙。
容易漏诊？关键在了解病史与皮肤活检
由于这些皮损形态多样，且部分表现与感染性或其他炎症性皮肤疾病相似，MCD常面临诊断延迟的问题。
在组织病理学上，MCD也需要与结节病、皮肤结核及异物肉芽肿反应等疾病进行鉴别。
因此，诊断通常需要结合已知的克罗恩病病史、皮损分布及皮肤活检结果，必要时进一步排除其他肉芽肿性疾病。
应先评估药物治疗，再考虑手术
治疗方面，MCD可能需要局部或全身性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抗生素及生物制剂等综合治疗。
甲硝唑是文献中较常使用的抗生素之一，英夫利西单抗等抗TNF-α药物也被用于部分病例的诱导及维持治疗。
在免疫抑制剂方面，伊氟利松被一致认为是对 MCD 的胃肠道症状进行诱导治疗和维持治疗的有效药物。治疗选项包括类固醇（局部使用或全身使用）、甲硝唑、磺胺氯吡嗪、甲氨蝶呤、高压氧治疗、AZA以及抗TNF-α抗体等。
对于严重会阴部MCD，研究强调应在考虑手术干预前评估抗TNF-α治疗的可能性。对于药物治疗无效的严重病变，才可能进一步考虑手术治疗。
注：对于那些对药物治疗无反应的严重皮肤溃疡，可以考虑采用手术切除并结合口服硫酸锌的治疗方法。
牛皮癣：共 共享炎症通路，但治疗反应并不完全相同
银屑病（牛皮癣）是一种慢性免疫介导性炎症性皮肤病，主要表现为边界清楚的红色斑块，表面覆盖银白色鳞屑，可伴有不同程度的瘙痒。
斑块型银屑病是最常见的临床类型，通常累及头皮、肘部、膝部及臀间沟等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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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斑块型外，银屑病还包括点滴型、脓疱型和红皮病型等不同类型。部分患者可能出现掌跖受累，表现为角化过度、厚鳞屑或脓疱性病变。
临床上，银屑病通常依靠典型皮损特征进行诊断，必要时结合组织病理学检查。银屑病面积与严重程度指数（PASI）则常用于疾病严重程度和治疗效果评估。
银屑病与IBD，共享一条炎症通路
从遗传学和免疫学角度看，两种疾病均涉及免疫调节异常，并存在部分共同的遗传易感位点及炎症通路，尤其与IL-23/Th17轴有关。
IL-23参与维持Th17细胞相关反应，而Th17细胞产生的IL-17等细胞因子可促进局部炎症及免疫细胞募集。
抗炎药物也可能诱发银屑病？
不过，两种疾病共享部分炎症通路，并不意味着针对同一靶点的药物对肠道和皮肤具有完全相同的作用。
例如，抗TNF-α药物能够治疗部分IBD及银屑病患者，但在某些接受抗TNF治疗的IBD患者中，反而可能出现新发或加重的银屑病样皮损。
这种反常性皮肤反应，是IBD治疗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后文将进一步讨论。
化脓性汗腺炎：反复出现的深部结节、脓肿和窦道
化脓性汗腺炎（hidradenitis suppurativa，HS）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疾病。
化脓性汗腺炎的典型表现是皮肤皱褶区域反复出现疼痛性深部炎性结节和脓肿，常见部位包括腋窝、腹股沟、会阴、肛周、臀部及乳房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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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疾病反复发作，部分患者可能形成慢性窦道、瘢痕及局部组织结构改变。
与短期发生、可逐渐消退的普通炎症性皮损不同，化脓性汗腺炎往往具有长期反复发作的特点，慢性疼痛、渗出、瘢痕和活动受限可能显著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临床诊断主要依靠典型皮损、解剖部位及反复发作的病程，目前缺乏单一的特异性实验室诊断指标。
化脓性汗腺炎与IBD存在关联
化脓性汗腺炎与IBD之间存在一定的流行病学关联，部分研究尤其关注化脓性汗腺炎与克罗恩病共存的情况。
在潜在机制上，两种疾病可能涉及共同的遗传易感因素、细胞因子调节异常、先天免疫反应及微生物群变化。
两种疾病同时存在，治疗该如何兼顾？
在治疗方面，化脓性汗腺炎可根据病情严重程度采用局部克林霉素、系统性抗菌药物及其他抗炎治疗。对于部分中重度患者，可考虑阿达木单抗等生物制剂。
当化脓性汗腺炎与IBD同时存在时，治疗方案还需要综合考虑两种疾病的活动情况以及不同药物的适应证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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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Rubaye K,et al., Transl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6 Sep 19
上述多种皮肤疾病在临床表现上差异明显，但在发病机制方面却存在一些共同特征。
近年来，研究者提出了肠道–皮肤轴的概念，用于解释肠道与皮肤之间可能通过免疫系统、微生物群及其代谢产物形成的相互联系。
这一机制强调遗传易感性、肠道屏障损伤以及异常免疫反应，可能共同影响肠道和皮肤两个组织系统。
IBD与皮肤表现共同发生的潜在影响因素总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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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21037/tgh-2025-142
遗传易感性与肠道屏障损伤
遗传因素在IBD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NOD2与ATG16L1：两个值得关注的IBD易感基因
NOD2是克罗恩病的重要易感基因，其编码蛋白参与细菌组分识别及先天免疫调节。
ATG16L1则与自噬过程及细胞稳态维持有关。
研究提示，NOD2和ATG16L1相关异常可能损害潘氏细胞功能，影响肠道屏障完整性，使肠道微生物成分更容易与宿主免疫系统接触。
肠道屏障受损，如何进一步激活炎症反应？
正常情况下，肠道黏液层、上皮紧密连接以及黏膜免疫系统共同维持肠道屏障功能。
在IBD中，这些屏障结构和功能可能发生改变，导致肠道通透性增加，从而促进微生物相关成分与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进一步激活炎症反应。
肠道与皮肤的共同炎症易感性
IBD与部分免疫介导性皮肤疾病共享遗传风险位点，包括与IL-23相关的免疫调节基因。共同遗传背景可能使部分患者更容易同时发生肠道和皮肤炎症，但遗传因素本身并不足以解释所有皮肤表现。
Th1/Th17及炎症细胞因子：共同的免疫通路
在IBD中，肠道抗原提呈细胞受到微生物及炎症信号刺激后，可分泌TNF-α、IL-1、IL-6、IL-12和IL-23等细胞因子。
炎症信号如何持续放大？
这些炎症信号参与初始CD4⁺ T细胞活化及分化，促进Th1和Th17等效应T细胞反应。
Th1相关炎症反应涉及IFN-γ等细胞因子，而Th17细胞可产生IL-17、IL-22等炎症介质。IL-23则参与维持和增强Th17相关免疫反应。
当这些炎症通路持续激活时，可促进免疫细胞募集、局部组织损伤及炎症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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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Rubaye K,et al., Transl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6 Sep 19
促炎反应与免疫调节失衡
与此同时，调节性T细胞（Treg）及IL-10等免疫调节机制参与抑制过度炎症。
在坏疽性脓皮病等皮肤疾病中，研究观察到Th17相关炎症信号增强及Treg细胞数量下降，提示促炎反应和免疫调节之间的平衡可能受到破坏。因此，肠道与皮肤可能并不是发生了完全独立的两种炎症，而是在不同组织中表现出部分共同的免疫调控异常。
不过，不同组织对炎症细胞因子的依赖程度并不完全相同，这也是某些免疫靶向药物对肠道和皮肤具有不同治疗效果的原因之一。
免疫细胞迁移与中性粒细胞活化
除了共同的炎症通路，免疫细胞在不同组织间的迁移也是连接肠道与皮肤的重要潜在机制。
T细胞如何找到炎症部位？
正常情况下，T细胞的组织归巢受到黏附分子和趋化因子的调控。例如，MAdCAM-1/α4β7和CCL25/CCR9等分子参与淋巴细胞向肠道迁移。
在炎症状态下，趋化因子的表达可能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免疫细胞在不同组织间的分布。
CCL20/CCR6等趋化信号：连接肠道与皮肤的潜在线索
研究发现，肠上皮细胞和皮肤角质形成细胞均能够产生CCL20，而CCL20可募集表达CCR6的Th17细胞。
CCL27/CCL28与CCR10，以及CXCL9、CXCL10、CXCL11与CXCR3等趋化因子–受体系统，也可能参与肠道和皮肤炎症组织中的淋巴细胞募集。
这些发现为肠道炎症相关免疫细胞可能影响皮肤提供了机制解释。
中性粒细胞异常活化：NETs如何进一步放大炎症？
除淋巴细胞外，中性粒细胞的异常活化也具有重要作用。
IBD患者的部分循环中性粒细胞可能处于预激活状态，释放TNF-α、IL-1β等炎症介质，并通过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Ts）及相关信号促进炎症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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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粒细胞还可能影响巨噬细胞功能，促进其向促炎性M1表型极化，使局部炎症持续存在。
这种免疫异常在坏疽性脓皮病和Sweet综合征等中性粒细胞性皮病中尤其值得关注。
肠道菌群与微生物代谢产物
肠道菌群失调被认为是连接IBD与皮肤炎症的潜在因素之一。IBD患者的菌群异常不仅涉及保护性共生菌减少和条件致病菌增殖，还与肠道黏液层受损、上皮紧密连接异常及肠道通透性增加有关。这些变化可能使更多微生物相关成分接触免疫系统，进一步参与全身炎症反应。
部分研究发现，与健康人群相比，IBD患者粪便中的产短链脂肪酸细菌减少。研究人员指出，肠道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能够支持具有抗炎作用的调节性T细胞（Treg）生成。
银屑病患者的皮损区域可出现菌群丰富度及多样性下降，Shannon多样性指数低于非皮损区域和对照样本。研究提到，白色念珠菌（Candida albicans）、马拉色菌（Malassezia）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异常增多可能与银屑病症状加重有关。
注：肠道菌群参与IBD皮肤表现的具体因果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肠道微生物失调和饮食可能会
在银屑病中诱导轻度和慢性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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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S, et al., Cell Communication and Signaling, 2024
肠道通透性增加导致的“肠漏”可以诱导脂多糖(LPS)、脂蛋白(LTA)、外毒素(ET)和肽聚糖(PG)等强效炎症介质的释放，以及肠道细菌DNA进入血液。
柠檬酸杆菌感染可以刺激ILC3s产生IL-22和IL-17A，从而有助于黏膜免疫。ILC3s的功能也受到微生物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醋酸、丁酸和丙酸)的影响。
乙酸和丙酸与结肠ILC3s上的FFAR2受体相互作用，激活AKT或ERK信号通路，并通过STAT3轴释放IL-22；
而丁酸则降低ILC3s的数量，同时，丁酸增强Treg细胞的分化，叶酸有助于维持Treg细胞，中长链脂肪酸支持Th1和Th17细胞的分化。
高盐饮食导致渗透压改变激活P38/MAPK通路,进而上调下游靶点NFAT5和SGK1，这反过来驱动转录因子RORγt、IL-23R、IL-17A和IL-17F的表达，导致Th17分化。上调的SGK1通过磷酸化Foxo1促进IL-23R的表达和稳定Th17分化。
IBD的治疗不仅涉及肠道炎症控制，也需要考虑相关皮肤疾病及治疗药物的不良反应。
随着生物制剂在IBD治疗中的广泛应用，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逐渐被认识：某些原本用于抑制炎症的药物，反而可能诱发新的炎症性皮肤表现。
抗TNF-α治疗与反常性银屑病
抗TNF-α药物：同时作用于肠道与皮肤炎症
TNF-α是参与IBD和部分皮肤炎症性疾病的重要促炎细胞因子。
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等抗TNF-α药物能够用于IBD治疗，同时也可改善部分银屑病及其他免疫介导性皮肤病。
然而，一些患者在接受抗TNF-α治疗后，可能出现新发银屑病或原有银屑病加重，这种现象被称为反常性银屑病（paradoxical psoriasis）。
研究报道，相关皮损约发生于2%–5%的治疗患者，在IBD患者中可能更加常见。
TNF-α与IFN-α：反常性炎症背后的免疫调节机制
其潜在机制可能与TNF-α抑制后，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DCs）产生IFN-α的调控发生改变有关，从而诱发银屑病样炎症反应。
这一现象说明，阻断某一炎症通路并不一定能够同时抑制所有组织中的炎症。部分情况下，免疫网络中的调节平衡发生改变，反而可能促进其他类型的炎症。
IL-17抑制剂与IBD发生或加重风险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IL-17抑制剂。
IL-17抑制剂在银屑病、银屑病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治疗中具有明确疗效，但也有新发或加重IBD的相关报道。
这一现象进一步说明，尽管肠道与皮肤共享部分炎症通路，但不同组织对同一种免疫靶向干预的反应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对于同时患有IBD与皮肤疾病的患者，选择生物制剂时不能仅依据其对单一疾病的治疗作用，而应综合评估肠道和皮肤两方面的获益与风险。
如何区分药物不良反应与IBD相关皮肤表现？
IBD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新发皮损，并不一定意味着肠道炎症加重。
可能的原因包括：IBD相关肠外表现、独立存在的皮肤疾病、药物诱发的反常性炎症，以及感染性皮肤病变。
尤其对于使用抗TNF-α药物或其他免疫抑制剂的患者，细菌、真菌、病毒及机会性感染风险也需要受到关注。
由于这些皮损在临床形态上可能存在重叠，诊断需要结合药物使用时间、皮损特征、肠道疾病活动状态及必要的检查。
明确病因后，才能决定是继续观察、增加针对皮肤病变的治疗，还是重新评估当前IBD用药方案。
肠道与皮肤需要共同管理
2024年欧洲克罗恩病和结肠炎组织（ECCO）发布的IBD肠外表现指南明确指出，结节性红斑通常与活动性肠道炎症密切相关。当皮损与IBD活动有关时，治疗的首要目标是控制基础肠道疾病，随着肠道炎症缓解，皮损通常也会逐渐消退。
坏疽性脓皮病的活动可能与肠道炎症不同步，即使肠道症状已经缓解，皮肤溃疡仍可能持续进展。ECCO指南因此建议，对于严重坏疽性脓皮病，应尽早考虑具有系统性抗炎作用的治疗，尤其是英夫利西单抗等抗TNF-α药物，同时配合适当的伤口护理和疼痛管理。
Sweet综合征需要关注是否存在药物诱发因素；化脓性汗腺炎则需要长期管理复发性炎症、窦道和瘢痕。对于接受抗TNF-α治疗后出现银屑病样皮损的患者，还需要判断其是否属于反常性皮肤反应。
因此，IBD相关皮肤病的管理应建立在尽量准确识别皮损类型的基础上，同时评估肠道疾病活动和皮肤病变的严重程度。
在临床实践中，可结合症状、C反应蛋白（CRP）、粪便钙卫蛋白以及必要的内镜检查、肠道菌群检测评估肠道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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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皮肤方面则根据疾病类型观察皮损面积、溃疡愈合情况、结节或脓肿数量及复发频率。
注：对于病情复杂的患者，胃肠病科、皮肤科及临床营养团队的共同评估尤其重要。
从肠道入手：饮食和营养干预
除了常规抗炎和免疫调节治疗，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功能也为IBD相关皮肤病的干预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前文提到，肠道菌群失衡可能通过影响屏障功能、微生物代谢产物及免疫细胞反应，参与系统性炎症的形成。从这一角度看，改善肠道微环境，有可能通过降低炎症负荷，间接影响皮肤炎症。
地中海饮食：可作为长期健康饮食的基础
2024年美国胃肠病学会（AGA）临床实践建议指出，在没有禁忌证的情况下，IBD患者可以采用以蔬菜、水果、全谷物、橄榄油、鱼类等为基础的地中海式饮食，并适当减少超加工食品、添加糖和过多盐分的摄入。
注：对于存在症状性肠道狭窄、营养不良或特殊食物耐受问题的患者，膳食纤维的种类、质地及摄入量需要个体化调整，不宜机械地增加高纤维食物。
对于IBD合并皮肤病的患者，合理的做法仍是根据肠道疾病类型、活动程度和肠道菌群检测报告中的营养状态选择有证据支持的饮食或营养治疗，并将皮损变化作为值得关注的临床观察指标。
如果说饮食和营养干预主要是通过改善肠道环境及基础疾病状态发挥作用，那么益生菌、营养补剂等策略，则试图更直接地影响肠道微生物群及其功能。
益生菌：银屑病研究已有积极信号
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纳入90名斑块型银屑病患者，研究由三种特定菌株组成的益生菌组合，包括：
Bifidobacterium longum CECT 7347；
Bifidobacterium lactis CECT 8145；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CECT 8361。
经过12周干预，益生菌组达到银屑病面积与严重程度指数改善75%（PASI 75）的患者比例为66.7%，安慰剂组为41.9%。研究还观察到益生菌干预与肠道菌群组成改变及较低的后续复发风险有关。
回顾性分析显示，83.7% 的银屑病患者在接受唾液链球菌K-12治疗 24 周后，PASI 评分改善了 100%，并且随着治疗持续时间的延长，疗效持续改善。
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持续口服婴儿双歧杆菌35624（B.fantis）可显著改善银屑病的进展，并降低C反应蛋白和肿瘤坏死因子TNF-α的表达，显示出免疫调节作用。人体微生物群的作用不仅限于粘膜免疫系统，还延伸到全身免疫系统。
营养补充剂与植物活性成分：肠–皮轴干预的新方向
除饮食调整和益生菌外，Omega-3脂肪酸、维生素D及部分植物活性成分也受到关注，其潜在作用涉及炎症调节、肠道屏障功能和肠道微生物群。
Omega-3脂肪酸与维生素D： 鱼油具有一定抗炎潜力，但银屑病临床试验结果并不一致。大型VITAL试验发现，补充维生素D（2000 IU/天）可使总体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风险降低约22%。
姜黄素： 是目前较值得关注的植物活性成分。研究提示，姜黄素可能改变肠道菌群组成及微生物代谢功能。部分银屑病临床试验观察到PASI评分改善和炎症指标下降；UC临床研究也发现，其作为常规治疗的辅助干预具有一定潜力。
白藜芦醇： 动物研究发现，白藜芦醇能够改善肠道屏障功能，并改变拟杆菌属、Alistipes、Parabacteroides等菌群的相对丰度；另有研究观察到Blautia、Dorea等菌群增加。
槲皮素： 在咪喹莫特诱导的银屑病样皮炎小鼠模型中，槲皮素可减轻皮损，并降低TNF-α、IL-6及IL-17等炎症信号，提示其可能通过调节IL-23/Th17通路发挥作用，但仍缺乏充分的人体临床证据。
锌：对于化脓性汗腺炎，一项22人的初步研究发现，口服锌后8人完全缓解、14人部分缓解。2025年欧洲HS指南也提出，可考虑将葡萄糖酸锌用于轻中度化脓性汗腺炎的二线维持治疗，但长期高剂量补锌存在铜缺乏等风险。
肌醇＋叶酸＋镁：一项纳入20名伴糖代谢异常的化脓性汗腺炎患者的小规模研究发现，在常规抗生素治疗基础上补充肌醇、叶酸和脂质体镁，6个月后皮损严重程度评分（Sartorius评分）由38.3降至27.3，同时胰岛素抵抗指标也有所改善。
海藻硫酸化多糖SXRG84：一项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试验，44名患有炎症性皮肤疾病的受试者每日口服2 g SXRG84、持续6周后，研究观察到IFN-γ、IL-1β、TNF-α等炎症指标的变化，约23%的参与者报告皮肤状况有所改善。
此外，乳清蛋白提取物XP-828L，以及辅酶Q10、维生素E和硒的联合补充，也在银屑病人体研究中显示出一定辅助治疗潜力。
IBD相关皮肤病变不仅是肠道炎症的肠外表现，也反映了肠道屏障、免疫系统与皮肤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不同皮肤疾病的发生机制和临床病程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兼顾肠道炎症控制与皮肤病变的针对性治疗。
随着肠–皮轴研究的深入，从肠道微生态入手干预皮肤炎症正成为值得关注的新方向。未来，结合肠道菌群检测、免疫指标及临床表现开展更精准的研究，或将为IBD相关皮肤疾病的个体化管理提供新的思路。
注：本文仅用于提供信息参考，提供的任何信息都不应被视为医疗建议。
主要参考文献：
Al-Rubaye K, Alrubaiy L. The overlooked surface: cutaneous manifestations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Transl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6 Sep 19;11:113.
Miulescu RG, Costescu M, Marin RC, Mușetescu A, Muntean C, Roşca I, Adam II, Ilici A, Coman OA. The Gut-Skin Axis in Pediatric Atopic Dermatitis: Nutritional Modulation, Microbiome Interactions, and Emerging Precision Approaches. Nutrients. 2026 Sep 23;18(19):3138.
Zhao N, Cao W, Liu W, Wu L, Huang R. Gut Microbiota in Psoriasis: Evidence for Dysbiosis, Pathological Mechanisms, Causality, and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Clin Cosmet Investig Dermatol. 2026 Oct 1;19:630661.
Demirbağ Gül B, Şentürk N. Elevated fecal calprotectin levels in psoriasis: association with disease severity. Cutan Ocul Toxicol. 2026 Sep 28:1-8.
He R, Zhao S, Cui M, Chen Y, Ma J, Li J, Wang X. Cutaneous manifestations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basic characteristics, therapy, and potential pathophysiological associations. Front Immunol. 2023 Oct 26;14:1234535.
谷禾健康
从秋分到寒露，温差骤大、草木转黄，我们的餐桌也悄然换季——夏日的西瓜冷饮退场，热气腾腾的炖菜、板栗、红薯与秋梨纷纷登场。
然而，身体的“秋燥反应”也接踵而至：喷嚏流涕止不住、皮肤干燥湿疹复发、排便干结腹胀，甚至莫名陷入失眠与“悲秋”情绪……
很多人将这些归咎于干燥或着凉，但你体内的“第二基因组”其实早已察觉。谷禾健康基于14.6万余份真实世界检测样本发现，中国人群的肠道菌群存在显著的季节节律：入秋后，发酵代谢相关的菌群（如 Phascolarctobacterium升高29.0%、巨单胞菌升高27.2%）出现剧烈波动。
肠道菌群也有季节节律：来自谷禾健康 14.6 万份样本的真实世界观察
庞大的样本提示我们人体肠道菌群季节生态节律与“四时取象”理念，人体微生态在秋季面临气温骤降、日照缩短与秋燥应激的考验。
肠道不仅消化食物，更通过短链脂肪酸、胆汁酸与色氨酸代谢，遥控着我们的肺气道、皮肤屏障与大脑神经。为什么秋天肠道一“变阵”，鼻炎、湿疹、便秘与抑郁便组团来袭？我们又该如何顺应菌群节律，来精准贴秋膘？
本文将结合最新微生态研究与临床证据，带你从微观世界看懂身体的秋季警报，找到一套标本兼顾的秋季健康新方案。
过敏性鼻炎 / 结膜炎：短链脂肪酸减少，削弱过敏免疫调节
秋季部分地区的蒿属、豚草等杂草花粉较多，吸入后可诱发IgE介导的过敏反应，使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症介质，导致鼻痒、喷嚏、流涕、鼻塞、眼痒、充血、流泪等症状。冷空气及干燥环境还可能加重鼻黏膜刺激，结膜炎患者会加重眼部不适。
肠道菌群可能通过调节性T细胞（Treg）、Th2型免疫反应及短链脂肪酸代谢参与过敏免疫调节。
过敏性鼻炎
Watts等研究发现，过敏性鼻炎患者肠道中副拟杆菌属（Parabacteroides）增加、草酸杆菌属（Oxalobacter）减少。另一项研究则发现，患者肠道中布劳特氏菌属（Blautia）、多雷菌属（Dorea）及Subdoligranulum等减少，伴随粪便短链脂肪酸水平降低。
丁酸等短链脂肪酸能够维持肠道屏障功能，并促进Treg介导的免疫调节。当相关代谢功能下降时，机体对过敏炎症的抑制作用可能减弱，使Th2型免疫反应更容易放大，促进IL-4、IL-5及IgE相关反应，进而加重鼻黏膜炎症。
肠道微生物群失调如何影响过敏性鼻炎
Li J, et al., Eur Arch Otorhinolaryngo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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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微生物群在过敏性鼻炎中的作用
过敏性结膜炎
Liu等利用大规模人群遗传数据进行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发现霍尔德曼菌属（Holdemanella）、链杆菌属（Catenibacterium）、瘤胃球菌科UCG-002组（Ruminococcaceae UCG-002）的遗传预测丰度较高，与较低的过敏性结膜炎风险相关。
2024年另一项研究发现，克里斯滕森菌科R-7组（Christensenellaceae R-7 group）及毛螺菌科FCS020组（LachnospiraceaeFCS020 group）也呈现提示性的保护关联。
部分瘤胃球菌科微生物参与胆汁酸转化，其代谢产物可通过FXR、TGR5等受体影响免疫调节；肠道微生物产生的丁酸等短链脂肪酸，也可能促进Treg功能，抑制过度活跃的Th2型免疫反应。 当免疫耐受能力下降时，IL-4、IL-13等炎症信号可能增强IgE相关反应，促进眼部过敏炎症。
支气管哮喘：肠道丁酸不足，放大IgE介导的气道炎症
秋季是部分地区儿童哮喘急性发作的高峰期，尤其在开学后更为明显。学校人员聚集增加了鼻病毒等呼吸道病毒的传播机会，病毒感染可损伤气道上皮，激活炎症反应，使原本处于高反应状态的支气管更容易收缩，并伴随黏液分泌增多，引起喘息、胸闷、夜间咳嗽，严重时甚至出现呼吸困难。花粉暴露和气温变化也可能进一步增加发作风险。
肠道菌群可能通过“肠-肺轴”参与气道免疫调节。Chen等对66名哮喘患儿和35名健康儿童进行比较，发现哮喘患儿肠道中拟杆菌属（Bacteroides）增加，粪杆菌属（Faecalibacterium）及韦荣球菌属（Veillonella）减少，同时伴随IgE、IL-4、IL-5、IL-13水平升高及Th1/Th2免疫失衡。
涉及哮喘的简化细胞机制及其与微生物的相关性
2026年Miyachi等对300名儿童开展肠道宏基因组分析，发现普通拟杆菌（Bacteroides vulgatus）、Bacteroides uniformis等与肺功能指标存在关联，而溴瘤胃球菌（Ruminococcus bromii）和Alistipes indistinctus在特定遗传风险儿童中表现出提示性的保护关联。
研究发现，哮喘患者粪便及血浆丁酸水平降低。进一步的机制实验表明，丁酸可通过GPR43受体抑制p38 MAPK/NF-κB信号，限制Tfh13细胞活性，从而减少过敏原特异性IgE产生及气道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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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最新研究已逐步渗透到更精细层面
特应性皮炎与湿疹：秋燥加重皮肤屏障损伤
秋季空气湿度下降，皮肤水分流失增加，容易使特应性皮炎患者出现干燥、红斑、脱屑、剧烈瘙痒。特应性皮炎是常见的湿疹性疾病之一，其核心问题不仅是皮肤缺水，还包括皮肤屏障功能缺陷及免疫炎症异常。屏障受损后，外界刺激物更容易进入皮肤，形成“瘙痒—搔抓—屏障进一步受损”的恶性循环。
宏基因组分析发现，特应性皮炎患者肠道中部分瘤胃球菌科（Ruminococcaceae）、阿克曼菌科（Akkermansiaceae）细菌减少，同时伴随脂肪酸、维生素及氨基酸相关代谢通路改变。
丁酸等短链脂肪酸能够促进Treg功能，帮助维持免疫耐受；当相关代谢功能异常时，免疫调节能力可能受到影响。过度活跃的Th2型免疫反应可产生IL-4、IL-13等炎症因子，抑制丝聚蛋白（Filaggrin）等皮肤屏障蛋白的表达，使皮肤更容易失水、受到刺激并产生瘙痒。
荨麻疹：肺炎克雷伯菌增多，肠道屏障受损，加重肥大细胞炎症
荨麻疹主要表现为突然出现的风团、皮肤瘙痒，部分患者还可伴随血管性水肿。其核心机制是肥大细胞活化并释放组胺等炎症介质，导致皮肤血管扩张、通透性增加。秋季气温下降，冷空气可能诱发寒冷诱导性荨麻疹，但与病因复杂、反复发作的慢性自发性荨麻疹（CSU）并不相同。
近年来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可能通过影响肠道屏障和微生物代谢产物，参与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的炎症调节。
2024年Zhu等在《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研究，发现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者肠道中肺炎克雷伯菌增加，而人源罗斯氏菌（Roseburia hominis）等短链脂肪酸产生菌减少，同时伴随血液短链脂肪酸水平降低、脂多糖（LPS）水平升高。其中，肺炎克雷伯菌丰度与疾病活动程度相关。
2025年Podder等的人体研究同样发现，患者肠道中产短链脂肪酸菌减少、条件致病菌增多，部分菌群变化与荨麻疹活动程度及疾病控制情况相关。
慢性荨麻疹中肠道菌群的改变及影响
Cai R,et al.Gut Microbes.2024
短链脂肪酸减少会削弱肠道屏障的保护作用，使细菌来源的脂多糖更容易进入血液循环。 脂多糖可通过TLR4等炎症信号增强肥大细胞的活化反应，促进组胺、IL-4和IL-13等炎症介质释放，进而加重皮肤风团及瘙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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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牛皮癣）：产丁酸菌减少，通过IL-23/Th17通路加重皮肤炎症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是一种慢性免疫介导的炎症性皮肤病，典型表现为边界清晰的红色斑块，表面覆盖银白色鳞屑。部分患者在秋冬季因日照减少、皮肤干燥及感染等因素出现症状加重。其核心病理机制是IL-23/Th17免疫通路过度活跃，促进IL-17、IL-22等炎症因子释放，引起角质形成细胞异常增殖和皮肤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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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S, et al., Cell Communication and Signaling, 2024
Xiao等对70名银屑病及银屑病关节炎患者和25名健康对照进行宏基因组分析，发现患者肠道中直肠真杆菌（Eubacterium rectale）及部分阿利斯特菌属（Alistipes）菌种减少，其中银屑病关节炎患者的直肠真杆菌下降更明显。这些菌群与碳水化合物发酵及短链脂肪酸代谢有关。
2025年另一项纳入128人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普氏粪杆菌（Prevotella copri）及埃格特菌科（Eggerthellaceae）与银屑病存在风险关联，而厚壁菌门中的Anaerostipes hadrus、Blautia wexlerae等表现出潜在保护关联。
编辑
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具有维持肠道屏障、促进Treg细胞功能及调节炎症反应的作用。 当相关代谢功能下降时，肠道屏障及免疫调节可能受到影响，促使IL-23/Th17炎症通路更加活跃。Th17细胞分泌的IL-17、IL-22可进一步刺激角质形成细胞增殖，促进炎症细胞募集，加重皮肤红斑和鳞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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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产丁酸菌减少、胆汁酸代谢异常，影响肠道蠕动
秋季天气转凉后，部分人饮水量和运动量减少，加上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容易出现大便干硬、排便费力及排便次数减少等问题。
中医常将这类表现与“秋燥伤津、肠道失润”联系起来。现代医学则认为，便秘主要与结肠传输减慢、粪便含水量减少及排便协调功能异常有关。
近年来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可能通过短链脂肪酸、胆汁酸及肠神经信号参与肠道动力调节。
Han等对24名慢传输型便秘患者和24名健康对照进行宏基因组分析，发现患者肠道中长双歧杆菌、Gordonibacter pamelaeae增加，而Roseburia intestinalis和伴生粪球菌（Coprococcus comes）减少，同时伴随胆汁酸和胆固醇代谢相关功能变化。
2026年一项纳入101人的研究也发现，慢性功能性便秘患者肠道中粪杆菌属（Faecalibacterium）、罗斯氏菌属（Roseburia）减少，而克雷伯菌属（Klebsiella）增加。
2025年另一项多组学研究则观察到，功能性便秘患者的鹅去氧胆酸水平降低。
饮食、微生物群和结肠生理在便秘发病机制中的相互作用
编辑
涉及两条途径：
一是罗斯氏菌等微生物参与丁酸生成，影响结肠上皮及肠道环境；
二是肠道菌群通过胆汁酸转化，影响TGR5受体及肠嗜铬细胞的5-羟色胺（5-HT）释放。
5-羟色胺能够参与肠神经反射和肠道蠕动调节，因此胆汁酸代谢异常可能影响结肠推进运动，使排便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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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易激综合征：菌群影响胆汁酸代谢，增强内脏敏感性
肠易激综合征（IBS）是一种常见的肠-脑互动障碍，主要表现为反复腹痛、腹胀，伴随腹泻、便秘或排便习惯改变。
秋季开学、工作节奏调整及饮食变化，可能通过精神压力、自主神经和肠道动力变化，使部分患者症状加重。其重要病理特征是内脏敏感性增高，即正常程度的肠道扩张或刺激也可能引起明显腹痛。
近年来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可能通过胆汁酸代谢、肠道屏障及神经免疫信号参与这一过程。
2024年Li等整合14个肠易激综合征菌群发现队列及多个干预队列，共9204份数据集，发现患者肠道中存在两类相对富集的微生物群，其中一类为通常存在于口腔的兼性厌氧菌，包括非典型韦荣球菌（Veillonella atypica）、殊异韦荣球菌（Veillonella dispar）及小韦荣球菌（Veillonella parvula）等，提示口腔来源微生物在肠道中的异常定植可能与疾病有关。
Zhan等对25名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患者和15名健康人进行分析，发现患者肠道中卵形拟杆菌（Bacteroides ovatus）减少，同时粪便总胆汁酸、初级胆汁酸及鹅去氧胆酸水平升高。
编辑
卵形拟杆菌参与胆盐水解酶（BSH）相关代谢，其减少可能影响胆汁酸转化，导致初级胆汁酸异常积累。 鹅去氧胆酸等胆汁酸可激活TGR5受体，影响肠道黏膜屏障和感觉神经信号，增强内脏敏感性，使患者更容易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
胃食管反流：肠道细菌过度生长与食管微生态异常，可能影响黏膜屏障
天气转凉后，部分人偏爱火锅、油腻食物和夜宵，若进食过多或餐后立即平卧，可能增加胃食管反流的发生机会。胃食管反流病（GERD）主要与食管下括约肌抗反流功能异常、胃内容物反流及食管黏膜屏障受损有关，典型症状为反酸、烧心，部分患者还可出现胸骨后不适。
近年来研究发现，胃食管反流与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IBO）及肠道微生态变化可能存在联系。
Wang等对394名消化科患者进行研究，发现胃食管反流与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存在显著关联，尤其与甲烷呼气试验阳性有关。其中24名接受粪便菌群测序的患者显示，合并胃食管反流和SIBO者存在普通拟杆菌（Bacteroides uniformis）和粪拟杆菌（Bacteroides stercoris）等菌群特征。
食管局部微生态与反流症状的机制联系也很紧密。2024年研究发现，胃食管反流症状患者的食管菌群中革兰阴性菌比例升高，尤其是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相对富集，同时伴随TLR2表达升高、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1减少及上皮细胞间隙扩大。
局部革兰阴性菌来源的脂多糖（LPS）可促进TLR2及IL-6相关炎症信号，抑制Claudin-1表达，削弱食管上皮屏障。 当反流物接触黏膜时，受损的屏障可能使感觉神经更容易受到酸及其他刺激物影响，从而加重烧心、反酸相关不适。
抑郁：产丁酸菌减少、色氨酸代谢异常，影响神经炎症与情绪调节
秋季白昼逐渐缩短、日照减少，部分人可能出现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疲劳、嗜睡及食欲变化。具有反复秋冬季发作特点的抑郁症状，可能属于季节性情感障碍。其发生与生物钟紊乱、褪黑素节律及血清素相关信号变化有关。
近年来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可能通过“肠-脑轴”参与情绪调节，尤其涉及短链脂肪酸、色氨酸代谢及神经免疫信号。
一项荟萃分析，纳入44项研究、共4883人，发现抑郁症患者肠道中丁酸球菌属（Butyricicoccus）、粪球菌属（Coprococcus）、粪杆菌属（Faecalibacterium）等减少，而埃格特菌属（Eggerthella）、肠球菌属（Enterococcus）、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等增加。
一项研究对400人进行多组学分析，发现抑郁相关人群肠道中氨基酸球菌属（Acidaminococcus）、克里斯滕森菌科R-7组（Christensenellaceae R-7 group）、巨球菌属（Megasphaera）等存在差异，同时伴随15种粪便代谢物变化。
几种心理障碍中的肠道菌群失调
编辑
Borrego-Ruiz A,et al. Prog Neuropsychopharmacol Biol Psychiatry.2023
涉及的主要途径：
一是产丁酸相关菌群减少，可能削弱肠道屏障及免疫调节，使炎症信号更容易影响神经系统；
二是肠道菌群可能通过炎症及代谢信号，影响色氨酸向犬尿氨酸（Kynurenine）等产物的转化。犬尿氨酸通路中的部分代谢物与神经炎症、谷氨酸信号及神经细胞功能有关。
Zhang等对86名抑郁症患者及120名健康人进行研究，发现布劳特氏菌属（Blautia）、Alloprevotella及巨单胞菌属（Megamonas）与犬尿氨酸/色氨酸比值呈正相关，提示菌群变化可能与色氨酸代谢及炎症调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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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菌群与皮质醇、GABA代谢异常，参与应激反应
秋季开学、工作节奏调整及生活压力增加，可能使部分人出现紧张不安、心悸、注意力下降、失眠等症状。但焦虑障碍并没有明确的秋季高发规律，其发生与遗传、心理压力、神经递质及应激系统调节等多种因素有关。
肠道菌群可能通过肠-脑轴，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自主神经系统及神经活性代谢物相互作用，参与机体的压力反应。
Li等对60名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和30名健康人进行多组学分析，发现患者肠道中大肠杆菌—志贺菌属（Escherichia-Shigella）增加，而罗斯氏菌属（Roseburia）、双歧杆菌属及部分普雷沃氏菌属减少。
同时，患者血浆中皮质醇、谷氨酸水平升高，γ-氨基丁酸（GABA）及血清素水平降低，提示肠道微生态变化可能与应激激素及神经活性物质代谢异常相关。
编辑
2025年另一项纳入24篇研究的系统综述发现，焦虑人群肠道中毛螺菌属（Lachnospira）、粪杆菌属（Faecalibacterium）、丁酸球菌属（Butyricicoccus）等相对减少，而肠杆菌科（Enterobacteriaceae）及梭杆菌属（Fusobacterium）相关菌群增多，但不同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
肠道屏障及微生物代谢功能异常可能改变炎症信号，影响HPA轴对压力的反应，使皮质醇分泌和自主神经活动发生变化。 同时，GABA和谷氨酸分别参与抑制性和兴奋性神经信号调节，其代谢异常可能与焦虑相关的神经兴奋性变化存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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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粪杆菌和毛螺菌减少，微生物代谢影响睡眠调节
秋季白昼缩短、日照时间变化，可能影响人体昼夜节律。对于作息不规律或长期处于压力状态的人群，生物钟与睡眠需求之间的协调可能受到影响，出现入睡困难、夜间易醒、凌晨醒、睡眠浅和白天疲惫等症状。
睡眠不仅受褪黑素、腺苷及神经系统调节，还可能与肠道微生物产生的代谢物有关。
一项荟萃分析纳入14项研究、共9036人，发现失眠患者肠道中粪杆菌属、毛螺菌属减少，而布劳特氏菌属（Blautia）及Eubacterium hallii增加，同时伴随部分炎症及代谢指标变化。
Lin等多组学研究，发现毛螺菌属与血清腺苷水平及总睡眠时间呈正相关，而粪球菌属（Coprococcus）与血清苯酚、苯酚硫酸酯水平呈负相关。其中，苯酚及苯酚硫酸酯水平越高，部分失眠严重程度评分也越高。
影响睡眠的微生物群-肠道-大脑轴交流模式
编辑
Sen P, et al.,Trends Mol Med. 2021
腺苷是参与睡眠压力调节的重要信号分子；色氨酸代谢与褪黑素生成、昼夜节律也存在联系。肠道菌群可能通过影响代谢产物、免疫炎症及应激信号，间接参与睡眠调节。
睡眠节律紊乱也可能反过来改变肠道菌群组成及代谢功能，形成双向影响。
不过，血液腺苷水平与睡眠时间相关，并不能证明肠道菌群通过改变脑内腺苷直接导致失眠。2026年另一项整合468人的跨队列分析还观察到失眠者多样性升高，提示不同人群的菌群特征并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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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菌群与睡眠：双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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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滋阴润燥、以粮养菌：激活短链脂肪酸防线
针对问题
过敏性鼻炎、哮喘、特应性皮炎/湿疹、便秘。
菌群机制
秋季燥邪伤津，易致产短链脂肪酸（SCFA）菌群（如罗斯氏菌、伴生粪球菌、普拉梭菌）相对不足，削弱肠黏膜与皮肤气道屏障，并降低Treg免疫耐受，诱发Th2/Th17过度炎症。
当季饮食底物
可溶性膳食纤维与抗性淀粉：秋季根茎与谷物成熟，多选用山药、莲藕、百合、银耳、南瓜、芋头及燕麦、杂粮粥。不仅滋阴润肺，更为产丁酸菌提供丰富发酵底物，促进丁酸生成，修复“肠-肺”、“肠-皮”黏膜轴。
坚果润燥
适量补充核桃、黑芝麻、松子，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与植物多酚，促进胆汁酸代谢协调，润滑肠道改善便秘。
2. 食疗药膳与本草配伍：精准重塑微生态平衡
针对问题
过敏体质、虚弱湿热、消化不良。
推荐药膳
沙参麦冬百合银耳羹：滋阴清肺、增液润肠，为双歧杆菌等益生菌提供黏多糖底物。
四神汤（山药、莲子、芡实、茯苓）
健脾渗湿，利于改善肠壁微循环，抑制革兰氏阴性条件致病菌及脂多糖（LPS）移位。
适宜中草药代茶饮
太子参、黄芪搭配麦冬，益气养阴固表；咽干鼻痒者可加桔梗、辛夷、甘草；肠燥者可泡服决明子配郁李仁。
3. 调控“肠-脑-轴”与光照节律：平复秋冬情绪与失眠
针对问题
秋季抑郁（季节性情感障碍）、焦虑、入睡困难。
菌群机制
日照缩短扰乱褪黑素与血清素分泌；产丁酸菌减少易促使色氨酸转向神经毒性的犬尿氨酸通路，诱发神经低度炎症。
干预方式
营养补充：食用香蕉、小米、豆类、禽肉等富含色氨酸与B族维生素的食物，促进脑-肠5-HT合成。
采光与作息
遵循“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早晨安排30分钟户外快走，充足晨光能同步生物钟，间接稳定肠道微生物昼夜节律；晚间避免蓝光，睡前可用温水配合酸枣仁、百合茶安神。
4. 动静适度，护温养气：顺应秋季收敛节律
针对问题
内脏敏感性增高、肠易激综合征（IBS）、体虚乏力。
起居与运动
秋主收敛，运动宜选择八段锦、太极、慢跑或瑜伽，避免大汗淋漓耗伤津液；注意腹部及颈部保暖，防止冷刺激诱发肠道痉挛与肥大细胞组胺释放。
总结
秋季养生核心在于顺应时序，以秋收之物（根茎、多糖、坚果）喂养有益菌群，通过提升短链脂肪酸水平稳固屏障、平抑过敏、滋润肠道、舒缓神经，实现从肠道微生态到全身内外兼治的健康平衡。
注：这篇文章仅用于提供信息参考，提供的任何信息都不应被视为医疗建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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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禾健康
粪拟杆菌（Bacteroides caccae）是一种革兰氏阴性、厌氧细菌，是人类肠道微生物群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在多糖和寡糖代谢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粪拟杆菌有时会与粪便拟杆菌（Bacteroides stercoris）混淆。根据谷禾数据库的人群检出率数据，Bacteroides stercoris 的检出率通常较高，可达 97.12%；相比之下，Bacteroides caccae 的检出率相对较低些，为 85.58%。
Bacteroides caccae还是最早定植在婴儿肠道中的微生物之一，这一点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婴儿时期。这一时期会影响到结肠的环境，并可能对日后健康与发育产生影响。
B. caccae能够利用多种碳源，包括黏蛋白和复杂糖类，这为它自身以及其他有益的肠道细菌创造了生存空间。它还能产生抗炎分子，有助于减轻炎症、促进黏膜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并维护肠道健康。
然而，B. caccae在身体虚弱或免疫力下降的情况下也可能成为机会性病原体，能够侵入血液系统并引发严重的感染。
形态学特征
•革兰氏阴性
•专性厌氧
•无芽孢
•形态：典型为小杆菌/短杆菌，不具运动性
•类型菌株：ATCC 43185
血液中的Bacteroides cacc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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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177/03000605211047277.
生长环境与生态位
↘ 生长条件
•温度：适宜于37°C
•氧条件：需要厌氧环境
•营养类型：对肠道里可利用的多糖（如阿拉伯糖半乳聚糖 AG、阿拉伯半乳聚糖相关底物）、宿主糖胺聚糖（GAG，如软骨素硫酸盐）、黏蛋白相关糖蛋白/糖肽以及蛋白质（如乳清蛋白）都有代谢能力。
↘ 生态位与“营养稀缺策略”
拟杆菌属的重要生物学逻辑是：当单糖/寡糖等可利用底物不足时，会通过大规模酶体系（外膜摄取受体、胞外/周质水解、胞内转运与代谢）将复杂底物拆解后再进行利用。
蛋白水解的代谢研究表明，补充乳清蛋白后，B.caccae的生长速率、最终生物量和 SCFAs（短链脂肪酸）生成显著提高。
GAG（软骨素）降解相关基因机制研究证明其具备对糖胺聚糖结构进行分段降解的酶协同能力。
黏蛋白降解的 O-糖肽酶机制研究指出：B. caccae 通过多样化的 M60 家族 O-糖肽酶识别并切割黏蛋白中的 O-糖链，从而打开宿主黏液的营养来源。
人群中的分布
↘ 健康人群中较常见
B. caccae在健康成人肠道菌群中并非罕见成员，且丰度会受到出生方式、喂养方式、饮食结构等影响。
↘ 可以由母亲传给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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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4.016
一项大型斯堪的纳维亚队列研究表明：拟杆菌属菌株在阴道分娩婴儿中更常检出，其中B. caccae与 Phocaeicola vulgatus的检出率更高；同时，B.caccae被界定为首次明确证实的母婴共享拟杆菌菌株之一。
这提示：分娩方式会影响婴儿早期的定植生态，而拟杆菌属（包括 B. caccae）具备母体传播并在婴儿早期肠道建立的潜力。
代谢能力
B. caccae的代谢能力可概括为三条主线：
（A）复杂膳食多糖/寡糖
（B）宿主黏液/糖胺聚糖
（C）蛋白 → 发酵终产物（含 SCFAs）
↘ 黏蛋白降解：O-糖肽酶的底物识别与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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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4.238
“黏蛋白降解 O-糖肽酶”研究指出：
该菌有16个peptidase_M60 家族 O-糖肽酶基因；
至少13个能产生活性黏蛋白降解酶；
通过高通量 FRET 筛选 + 动力学分析，鉴定到5种关键的 O-糖肽酶；
虽然这些酶亲缘关系接近，但表现出显著不同的底物选择性。
这解释了为什么 B. caccae 能高效“拆解多样化黏蛋白糖肽底物”：它不是单一酶负责全部，而是同家族多酶并行，通过底物谱差异提高覆盖面。
↘ 糖胺聚糖/软骨素硫酸盐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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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4.238
对软骨素（chondroitin）/糖胺聚糖降解的研究展示了典型 Bacteroides 风格的“基因座模块化”：
多糖利用位点（PUL）的一部分成分可触发对软骨素硫酸盐的降解，过程涉及去磺化，可把含硫的结构转化为无磺化软骨素。
文献还给出了关键酶的协同关系，例如：
•BcPL35（多糖裂解酶）作为启动/关键切割环节；
•BcGH88（外切β-尿核苷水解酶）与其协同；
•BcGH109（α/β-N-乙酰半乳糖基苷酶）参与特定糖基片段的处理；
•BcGDH（作为新的糖脱水酶）在代谢结构分解理解中很重要。
这个证据支持：B. caccae能把宿主/来源于组织或动物制品的糖胺聚糖作为“可优先营养”。
↘ 膳食多糖利用：发酵与拟杆菌互作
AG（阿拉伯糖半乳聚糖）发酵中拟杆菌种类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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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6.306
在对来自枸杞的 LBP-3（AG相关底物）进行发酵时，P. vulgatus 与 B. caccae对底物的偏好不同：
P. vulgatus更偏好阿拉伯糖（Ara）富集链段；
B. caccae更偏好半乳糖（Gal）富集链段。
两者在发酵过程中释放的寡糖种类数不同（例如 P.vulgatus鉴定出更多种寡糖片段），体现“功能互补”，这些发酵上清/产物还能促进其他 Bacteroidetes的生长，尤其促进P. distasonis、B. uniformis等（交叉喂养的生态证据）。
此外，单培养中，B. longum和B. caccae对 AG 的降解都不算高（48h分别约25%与39%）。
但共培养后发生生态位重排：B. longum的生长增强、AG降解可提高到约48%。同时观察到pH下降，并对B. caccae的生长/代谢产生抑制，提示可能存在“代谢互作 + 环境约束（酸化）”的双重作用。
↘ 蛋白利用：乳清蛋白补充增强生长与SCF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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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6.633
为B. caccae 设计蛋白水解模块的代谢建模”提供了更偏代谢工程/系统生物学的证据：
补充乳清蛋白后，B. caccae生长速率、最终生物量、SCFAs产生显著增加；
基因组分析识别出大量候选蛋白酶及氨基酸转运相关系统
这支持了：B. caccae 不只是多糖/黏液使用者，也能在高蛋白饮食或蛋白可用性升高情境中发挥显著代谢贡献。
与人体及其他菌群的互作
① 互作1：交叉喂养
AG（阿拉伯糖半乳聚糖）发酵时，不同拟杆菌对链段偏好不同 → 释放不同寡糖谱；这些寡糖/上清可以促进其他拟杆菌门甚至副拟杆菌属的生长。
这是一种“生态网络层面的互补利用”。
② 互作2：环境约束（酸化/代谢产物）
B. longum 与B. caccae共培养研究显示：
双歧杆菌可能通过发酵产物导致pH下降，从而对 B. caccae 生长/代谢形成抑制。
这说明互作不是“总是协同”，而是会受到代谢产物和局部生态位条件共同调制。
③ 互作3：与免疫相关外膜蛋白
用与炎症性肠病（IBD）相关的 pANCA 单克隆抗体从 B. caccae 鉴定到一个约 100 kDa 的 TonB 连接型外膜蛋白，命名为 OmpW。OmpW 仅在B.caccae 中存在（至少在他们检测的范围内是拟杆菌特异）。
序列/结构域分析表明其为 TonB 连接受体家族成员
部分克罗恩病（CD）患者体内针对 OmpW 的IgA升高，提示其可能成为 CD 相关免疫应答靶标。
但研究人员也强调：抗 OmpW IgA 与 pANCA 活性并非完全一致（提示免疫谱复杂，不同患者/不同抗原的主导性不同）。
Bacteroides caccae 的健康益处
B. caccae在人体健康状态下可能具有以下作用：
1. 影响婴幼儿早期肠道微生态
Bacteroides caccae在婴儿肠道的早期定植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细菌是首先定植在婴儿肠道中的微生物之一，尤其是在通过阴道分娩的婴儿身上。
B. caccae的早期定植可能会改变肠道微环境，进而可能影响幼儿的身体健康和后期发育。
2. 影响婴儿的免疫分化、避免过敏
B. caccae，能够降解多种糖苷物质。通过分泌脂多糖（LPS），并刺激T细胞的产生和分化，有助于帮助婴儿避免患上过敏性疾病。
B. caccae相对丰度较低与婴儿食物过敏及特应性皮炎发生相关，提示早期细菌定植具有重要意义。
3. 把黏蛋白作为可利用的营养
B. caccae能够利用多种碳源，包括黏蛋白以及简单和复杂的糖类。B. caccae是黏蛋白降解能力很强的拟杆菌，其基因组中含有16个 peptidase_M60 家族的 O-糖肽酶（O-glycopeptidases）候选基因，并且对底物识别/切割具有多样的底物选择性。
在正常菌群结构下，这类酶系统可能帮助细菌更有效地利用黏液表层的糖蛋白片段；
在与其他菌的交叉喂养网络耦合时，可能促进群落代谢稳定（例如把大分子糖蛋白逐级降解为更小的寡糖/氨基酸或发酵底物）。
•关键点：这类“黏蛋白降解”在健康里不必然是坏事——它取决于菌群平衡、黏膜屏障状态与底物供给是否匹配。
•与AKK菌是否相似？
从代谢角度看，B.caccae与Akkermansia muciniphila的相似性在于二者均能利用黏液相关糖结构作为营养来源。
但“黏液利用”在健康中的意义并非由降解能力单独决定，而更可能取决于：黏膜屏障的稳态水平、菌群间交叉喂养网络能否将降解产物进一步转化为有利代谢物，以及底物供给与降解位点是否匹配。因此，黏液相关降解在正常生态中可能通过逐级分解与底物再分配促进代谢稳态；而在屏障受损或底物结构失衡时，降解过程可能改变黏膜微环境并影响炎症走向。
4. 拓展营养底物谱，参与群落“功能分工”
•降解代谢糖胺聚糖（GAG，如软骨素硫酸盐）
B. caccae的多糖利用位点（PUL）相关元件参与软骨素/糖胺聚糖结构的降解，并且过程涉及脱磺化把含硫结构转成无磺化软骨素等形式。
PUL中关键酶存在协同关系（例如由多糖裂解酶 BcPL35 启动，并与其他外切/特定糖苷酶共同作用）。
注：某种新的糖脱水酶（BcGDH）对结构分解很关键。
健康意义：在饮食结构多变（纤维、动物源成分差异）或宿主组织糖胺聚糖可用性变化时，B. caccae 可能帮助肠道保持对复杂糖底物的处理能力，从而维持代谢输出的“可持续性”。
•对复杂多糖/寡糖的利用与互作
在单培养中，B. caccae对 AG 的利用效率有限，且与部分共培养伙伴（如双歧杆菌）之间未表现出强协同；但在共培养后，生态互作效应明显出现：例如可通过改变 pH 与发酵产物谱，进而重塑底物降解程度。pH 下降并抑制某一菌生长，正是典型的“代谢互作”表现。
健康意义：
B. caccae很可能是拟杆菌网络中能在特定底物类型下承担“分解/发酵”环节的一员；
其代谢产物、酸化效应、对寡糖谱的贡献，会影响群落成员的生长与竞争/互利平衡。
此外，B. caccae 还能产生抗炎分子，有助于减轻炎症，从而在构建黏膜免疫系统和维持肠道健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总结来说，Bacteroides caccae是一种在人体肠道中至关重要的细菌，它对肠道早期定植和免疫系统的发育起着重要作用。此外，这种细菌还具备多种健康益处，例如抗炎作用以及能够利用多种碳源的能力。
Bacteroides caccae 的致病性影响
虽然B. caccae 在肠道中具有一定的益处，但在健康状况不佳的人群中，它可能会成为一种机会性病原体。
1. B. caccae 可能导致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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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较为罕见，但这种情况仍有可能发生。在一项报道中，有一名 42 岁的男性患者，患有肾性高血压和胃肠道出血，他出现了由 B. caccae 引起的菌血症现象。
• B. caccae 过多时分解黏蛋白的能力会破坏肠道屏障
B. caccae与 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 可共同降解覆盖在上皮细胞上的保护性黏液层中的糖胺物质。由于它们将这些多糖作为能量来源，因而被称为“多糖通用者”，能灵活利用多种多糖，包括膳食纤维以及宿主黏液糖蛋白中的糖链。
因此，B. caccae 可通过自身对黏液糖蛋白的代谢潜力来影响黏液屏障：黏液层究竟更可能被维持还是被破坏，很大程度取决于结肠内是否存在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还能为细菌提供替代能量来源；当其不足时，黏液层可能变稀，从而增加肠道感染与炎症风险。
2. 炎症性肠病：从免疫靶点到黏膜界面
研究者用与 IBD 相关的抗体（pANCA 单抗）从 B.caccae 鉴定出一个约 100 kDa 的TonB-连接型外膜蛋白；在部分 IBD（尤其与 CD 相关）的免疫谱中，该蛋白伴随 IgA 反应增强现象。
• B.caccae 的特定分子可能更易被免疫系统识别
这类结果通常提示：B. caccae 的特定分子产物在疾病状态下更容易被免疫系统“看到”（暴露增加/屏障改变/菌体增多或活化等），因此可作为候选免疫标志物或机制靶点。
3. 其他炎症/代谢相关疾病
对于非 IBD 疾病（如代谢性疾病、肥胖/胰岛素抵抗等），B. caccae更像是“可连到特定代谢通路的候选菌”，其潜在作用可主要通过其代谢能力解释（多糖/GAG/黏蛋白降解、产酸、SCFA 谱变化及群落互作）；但要认定其是否为真正的原因菌，仍需更强的证据支持。
与 B.caccae 相关的潜在治疗方法有哪些？
Bacteroides caccae的治疗通常侧重于恢复和维持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群。可能的治疗方法包括：
益生菌和益生元：有助于促进有益细菌的生长。
饮食上的改变：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以帮助维持平衡的微生物群。
抗生素：在怀疑存在菌群过度生长或感染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抗生素。不过，如果使用过量，抗生素也会破坏微生物群的正常平衡。
粪便微生物群移植术：在肠道菌群失调的严重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这种疗法来恢复肠道细菌的平衡状态。
如何支持有益细菌的生长呢？
促进如 Bacteroides caccae 这类有益细菌的生长需要：
保持均衡的饮食，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尤其是来自水果、蔬菜和全谷物的食物。
食用发酵食品，如酸奶、酸乳酪和泡菜
应避免过度使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会破坏肠道微生物群落的平衡。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定期锻炼和管理压力来保持健康。
粪拟杆菌（Bacteroides caccae）作为拟杆菌属重要的物种，也是人类肠道常见的共生菌。喜欢在没有氧气的环境中生长，能够分解吃进去的复杂膳食纤维，也能利用肠道黏液中的一些糖类物质作为营养。它值得一提的特殊之处是拥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分解工具”，可以识别并拆解黏液中的特殊糖链。
从基因和功能来看，粪拟杆菌像是把不同的“分解模块”组合在一起，因此能够适应肠道里多种不同的营养来源。在母亲和婴儿之间也可能共享这种细菌。这些特点说明，它通常是肠道微生物群中比较稳定、具有一定功能的成员。
在肠道健康、菌群平衡时，Bacteroides caccae可以帮助回收和利用食物残渣及肠道黏液中的物质，参与维持肠道的营养和代谢平衡。
在菌群失衡、肠道屏障受损或发生炎症时，Bacteroides caccae的一些细胞表面成分可能刺激免疫系统；同时，它对肠道黏液的分解活动也可能影响黏膜屏障，从而与某些疾病的发生或加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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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禾健康
结直肠癌（CRC）与肠道菌群之间的关系已有较充分的研究证据，但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以及不同研究设计所获得的具体菌群特征往往存在差异。相同细菌在不同队列中，也可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疾病相关性。因此，单纯依赖某一个菌种的出现或丰度变化，往往难以形成稳定、可重复、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疾病标志物。
这也意味着，菌群检测真正需要解决的，并不是简单判断“某一种菌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而是要从高度个体化、易受地域、饮食、生活方式及短期生理状态影响的菌群数据中，识别出跨人群、可重复、具有生物学解释力的稳定信号。换言之，疾病相关菌群更可能表现为一种由多个菌种、功能基因、代谢通路及菌群互作共同构成的整体状态。
近日，一篇发表于《Gut Microbes》的研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结直肠癌相关菌群可能并不是由一组固定的菌群物种定义的，而是由不同细菌共同形成某种趋同的功能状态。也就是说，虽然不同患者体内的具体菌种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可能通过不同的菌种组合，共同实现相似的营养获取、环境适应、微生物竞争以及与宿主相互作用的功能。
这一发现与谷禾健康构建菌群检测分析模型的基础逻辑高度契合。谷禾并不将检测结果简单建立在单一菌种或单一丰度指标之上，而是依托海量肠道菌群数据，重建和训练菌群基础大模型，在菌种组成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别菌群功能、代谢通路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并通过功能和健康轴提取与疾病状态相关的综合特征。这样，模型关注的就不再是某一个菌种在某一次采样中的短期波动，而是菌群整体是否形成了与特定疾病或健康状态相对应的功能模式。
该研究利用泛基因组和共关联基因簇（CAGs）框架，分析 13 种细菌、3711 个 CAG，并在来自日本、美国和欧洲的三个 CRC 宏基因组队列中评估其关联。结果显示，CRC 与健康相关的菌群特征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类固定物种：谱系内较稳定的“专职型”特征与跨谱系分布的“兼职型”特征可以同时存在，而不同物种之间还出现了功能趋同与组合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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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疾病相关信号可能同时存在于多个层次：既包括菌种和菌株层面的变化，也包括基因簇、功能模块、代谢通路以及不同菌群成员之间的协同或拮抗关系。对于实际检测而言，从单一指标转向多维特征整合，能够减少对某一个菌种、某一个基因或某一次丰度变化的依赖，从而更接近复杂疾病真实的微生态基础。
谷禾健康模型正是基于这一思路，将海量样本中的物种组成、菌群丰度、功能基因、代谢能力、菌群互作及宿主相关健康特征进行系统整合，并通过模型训练识别不同疾病状态下反复出现的功能组合和代谢网络。由于疾病相关的生态改变可能由不同菌种通过趋同功能共同实现，因此，即使个体之间的具体菌群成员存在差异，模型仍有机会通过更高层级的功能信号识别其共同的疾病相关状态。这也是谷禾健康菌群检测模型能够兼顾准确性、稳定性与生物学解释力的重要基础。
物种组成和丰度是理解肠道菌群的重要基础，也是目前微生物组研究中最常用的信息维度之一。但对于结直肠癌(CRC) 这类复杂疾病，仅依赖单一物种的升高或降低，往往还不足以解释菌群与疾病之间复杂的生物学关系。
这篇研究进一步把分析尺度延伸到了泛基因组和功能基因层面。原因在于，同一物种内部不同菌株的基因组成并不完全一致，而系统发育距离较远的细菌，也可能因为趋同进化、基因获得与丢失，甚至水平基因转移，携带相似功能的基因。
对实际菌群检测而言，研究尺度越细并不意味着单一指标就越有解释力。复杂疾病往往涉及多种微生物、功能和生态关系，因此，如何基于足够大的参考数据库，从多个菌群特征中识别稳定的疾病相关模式，可能比单独追求某一个分类层级更重要。
基于泛基因组的CAG特征解析
泛基因组关注的不是某个物种的一株代表菌，而是这个物种所有已知菌株共同拥有的基因集合。研究重点分析了CAGs（共关联基因簇）。CAG由一组共同出现的蛋白编码基因构成，可以理解为比物种更精细的功能单元。
研究覆盖13种细菌，共分析3711个CAG，并利用来自日本、美国和欧洲的三个独立CRC宏基因组队列进行验证，总体包括379名CRC患者和347名健康对照。
从物种泛基因组到CRC相关gene bin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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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三个队列在具体 gene bin 层面的一致性并不高。作者认为，这可能与测序平台、测序深度、来源人群以及生物学异质性等差异有关。因此，这项研究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某一个具体 gene bin 能否在不同人群中反复出现，而是不同细菌是否会在更高层面的功能上表现出趋同。
这一点对于菌群检测模型具有重要启发。现实检测中，样本采集、测序深度、个体饮食、药物使用及肠道短期状态，都可能导致部分菌种或基因簇的检测结果发生变化。如果模型过度依赖某一个具体菌种、某一个基因簇或某一个丰度阈值，就可能在不同时间、不同人群或不同检测条件下产生较大偏差。
谷禾健康模型通过海量菌群数据训练，不仅学习单个菌种或基因簇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提取多个菌种之间的共同功能、代谢网络和健康状态特征。当某一个菌种在样本中暂时减少，或者某一个功能由其他菌种补偿时，模型可以通过整体功能网络进行综合判断，而不是简单地将局部丰度变化等同于疾病风险变化。
-专职型（Specialists）
这位类基因主要集中在某一个特定菌株谱系中，谱系保守性较高，说明它们更可能长期伴随这一支菌株稳定存在。
-兼职型 （Side hustlers）
这类基因并不固定存在于某一个谱系，而是分散出现在不同菌株中，表现出较强的基因组可塑性。
为了描述这种差异，作者设计了一个单系性评分（monophyly score）。
评分越高，说明某个基因簇越集中在特定进化谱系中；
评分越低，则说明这个基因簇在系统发育树上的分布越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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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专职型”和“兼职型”更像是描述谱系分布的两个端点，而不是把所有基因硬性分成两个互斥类别。
普拉梭菌是整篇文章里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通常被认为是健康相关菌，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丁酸菌。但这篇研究发现，普拉梭菌内部同时存在健康相关和CRC相关的基因簇。
两者的谱系分布不同。
健康相关CAG具有更高的monophyly score，更符合稳定存在于特定谱系中的专职型特征；
CRC相关CAG则表现出更低的单系性，更接近分散在不同菌株中的兼职型。
这说明，同一种细菌内部可以同时存在不同的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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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个结果并不意味着CRC相关基因普遍都是“兼职型”。在所有物种中，只有F. prausnitzii表现出明确差异，其他物种在多重校正后并没有出现同样的趋势。CRC相关和健康相关的基因特征中，都可能同时存在两种模式。不同的是这两类特征在不同菌种中的组合和比例。
当作者把不同细菌中的结直肠癌相关CAG一起分析时，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功能趋同（functional convergence）。
虽然这些基因簇来自不同细菌、不同谱系，但其中反复出现了一些相似功能，尤其包括：
T4SS，IV型分泌系统
T4SS涉及细菌间或细菌与宿主之间的物质传递，也与移动遗传元件有关；
TonB依赖性受体
TonB相关系统参与铁等营养物质摄取；
RagB/SusD家族营养摄取蛋白
RagB/SusD则与复杂营养底物的利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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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功能并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与细菌在复杂肠道环境中的生存和竞争能力有关。
作者进一步发现，共有14类蛋白家族反复出现在至少5个不同gene bins和多个细菌物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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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提示，CRC相关肠道环境可能并不是选择某一种固定细菌，而是在选择某些适合这一生态位的功能能力。
这正是谷禾健康模型从菌种层面进一步提取功能和代谢网络的理论基础。模型通过海量菌群数据识别不同物种之间重复出现的功能信号，并将这些功能信号与疾病表型、代谢状态及健康轴进行关联。相比依赖单一菌种丰度的检测方式，功能层面的特征通常具有更强的跨个体解释能力，也更不容易受到某个菌种短期波动的影响。
因此，即使个体A和个体B的菌群组成并不完全相同，只要其菌群在营养摄取、铁竞争、代谢转化、宿主互作等方面呈现出相似的功能网络，谷禾健康模型就有可能识别出两者所处的相近疾病相关状态。这种“不同菌种、相似功能、共同预测”的逻辑，有助于提升模型在不同人群中的泛化能力。
Fusobacterium animalis的多重进化策略
Fusobacterium animalis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复杂性。
研究发现，它的 CRC 相关 gene bins 横跨高、低不同的单系性评分；其中多个基因簇携带 T4SS 相关功能，但这些功能所在的基因簇具有不同的谱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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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即使在同一个物种内，与 CRC 相关的功能也可能同时依赖两种模式：
一部分长期保留在特定谱系中；
另一部分更加灵活，可能经历反复获得或丢失。
CRC 相关生态位对“功能能力”的选择，并不一定要求某一个固定菌株在所有个体中扩张。
如果一种菌群特征未来希望用于检测或长期追踪，一个现实问题是：它在同一个人身上是否足够稳定？作者利用纵向样本进一步评估了 pangenome bin 的时间稳定性。
总体上，同一个体不同时间点之间的 gene bin 丰度相关性高于不同个体之间；对大多数研究物种而言，即便经历肠道清洁这样的急性扰动，bin 层面的结构也没有出现大幅变化。这说明，部分菌株/基因层级信号具有一定的个体内持续性。
但稳定性也并非所有菌都一样。Escherichia coli和Fusobacterium animalis的个体内时间相关性相对较低，提示某些菌的基因组构成可能更容易波动。
“时间稳定”并不等于“已经具备诊断价值”：这些信号能否提高 CRC 识别能力，仍然需要在前瞻性人群中与物种水平模型进行直接比较。
同一个人的菌群会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往往更大。因此，一个指标是否“异常”，不仅取决于某一次检测值，还与个人长期基线和参照人群有关。未来如果希望提高菌群信号的解释力，横向的人群参照和纵向的个人变化可能需要同时考虑。
作者进一步做了不同物种 gene bins 之间的两两组合分析，希望寻找“单独看不明显、组合后关联增强或减弱”的候选关系。
研究在Yachida队列中对不同物种的pangenome bins进行了两两组合分析，并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加入交互项。仅两两组合就拟合了980,001个模型，随后按照交互项的统计显著性排序，选取前200组进行探索性分析。
一旦从单菌、单基因进入组合分析，可比较的可能性会呈指数式增加。 这项研究仅考察gene bin的两两组合，就产生了接近98万个模型；如果继续加入更多菌种、功能、代谢物以及宿主因素，数据维度还会进一步扩大。因此，高维菌群研究困难的是如何从大量可能的组合中区分稳定信号、偶然共现和统计噪声。
1 协同关联，CRC风险增加
F. animalisbin 66与 Clostridium scindens bin 169
最突出的一组是 Fusobacterium animalis bin 66 与 Clostridium scindens bin 169。
在 Yachida 队列的逻辑回归模型中：
两者同时存在时，模型中的CRC概率约为0.91；而只出现其中一个bin时，CRC概率约为0.45。
注：这里的“0.91”是特定队列、特定统计模型中的条件概率，不能解释为“一个人携带这两个基因簇就有 91% 的患癌风险”。
基于已有生物学知识，作者提出假设：
C. scindens 可能通过改变胆汁酸环境，为携带特定功能基因的F. animalis 提供更加适合的生态位，两者进一步形成协同的CRC相关环境。
注：目前这一点仍然只是统计关联和机制假设。仍需要共培养、动物模型和代谢检测进一步验证。
这里还牵出了一条重要的菌群-胆汁酸-宿主共代谢轴。人体首先在肝脏合成初级胆汁酸，进入肠道后，再由部分肠道细菌进一步转化。C. scindens是一种具有较强胆汁酸7α-脱羟基化能力的细菌，可以将初级胆汁酸转化为包括脱氧胆酸（DCA）在内的次级胆汁酸。DCA与DNA损伤和结肠细胞凋亡抑制有关。
胆汁酸因此并不只是帮助脂肪消化的物质，它同时也是能够影响肠道上皮、代谢和信号通路的活性分子。已有研究还发现，饮食改变胆汁酸输入后，也可能进一步改变肠道微生物对胆汁酸的转化。 因此，这类跨物种组合值得关注的地方，不仅是两种菌同时出现，还有它们是否共同塑造了一个不同的代谢环境。
2 健康相关菌，也可能参与CRC组合
普拉梭菌bin 166 和 F. animalisbin 94
这二者同时存在时，CRC关联明显增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普拉梭菌通常被视为健康相关菌，但普拉梭菌 bin 166本身属于低丰度、低单系性评分的“兼职型”基因簇。
这个结果再次说明，用“好菌/坏菌”的物种标签概括一个物种，可能会掩盖菌株和基因层面的差异。
3 协同 / 拮抗型基因组合
例如，Eggerthella bolteaebin 345与 Escherichia colibin 583同时存在时，与较低的CRC概率相关。
协同和拮抗的CRC/健康相关基因组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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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E. colibin 79与Ruminococcus torquesbin 59共同存在时，CRC关联又明显增强。
有意思的是，R. torquesbin 59的单系性评分为1.0，是非常典型的“专职型”；而与它协同的E. coli bin 79则属于另一种谱系分布模式。
这些结果提示，CRC相关菌群更像一个由多个功能模块共同组成的生态网络。
注：该研究目前仍属于探索性工作，提供一种“概念验证”式的方法框架，还不能直接等同于可用于临床诊断的新指标。研究只覆盖 13 种细菌，古菌、真菌和病毒并未纳入；作者强调，未来还需要扩大菌种和人群范围，并结合基因组共线性、质粒分析、机制实验及前瞻性队列进一步验证。
这项研究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将CRC相关菌群的观察尺度，进一步延伸到同一物种内部携带哪些基因、不同细菌是否共享相似功能，以及这些特征之间如何组合出现。
这项科研工作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立即提供一套可直接用于CRC检测的新指标，而在于提出了一种值得进一步验证的研究思路：面对高度复杂且存在显著个体差异的肠道菌群，与其依赖某一个孤立的菌种或功能指标，不如基于大规模、长期积累的真实世界样本，系统识别跨人群、可重复、具有生物学意义的菌群功能模式。只有在足够丰富、多样且持续扩展的样本基础上，才能进一步验证这些功能信号的稳定性、泛化能力及其在疾病预测中的实际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Lee J, Minot S, Dey N. Pangenome analysis reveals both niche-specific “specialists” and microbial “side hustlers” in colorectal cancer microbiomes. Gut Microbes. 2026 Dec 31;18(1):2728331.
谷禾健康
普雷沃氏菌属（Prevotella）在肠道内占据着极其特殊而复杂的地位。作为拟杆菌门的重要基石成员，普雷沃氏菌广泛定植于人群的肠道、口腔及泌尿生殖道，并因其卓越的复杂植物性碳水化合物分解能力，被确立为非西方化传统高纤维饮食人群肠道微生态的核心代表（普雷沃氏菌型）。
普雷沃氏菌在医学界呈现出令人困惑的“功能悖论”与“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它被视为发酵膳食纤维、合成保护性短链脂肪酸并维护宿主代谢与黏膜稳态的基石有益菌；另一方面，多项临床与流行病学研究将其与牙周炎、细菌性阴道病、类风湿性关节炎、代谢综合征以及胃肠道恶性肿瘤的恶化直接关联。
这种“天使与恶魔”并存的矛盾现象，使普雷沃氏菌属成为微生物学界最引人入胜、也最具转化挑战的研究对象之一。
随着宏基因组学与高通量测序的普及，人们逐渐解开了其“属水平丰度”背后的复杂性。研究者发现，普雷沃氏菌属并不是一个功能完全一致的整体，不同物种、不同菌株之间在碳水化合物利用、黏液降解、代谢产物生成、宿主黏附以及免疫调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换言之，“普雷沃氏菌增多”本身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健康，也不能简单地被视为疾病标志。
菌株、饮食、群落、位置
决定功能方向的第一层，饮食提供了什么底物
微生物的功能都需要底物。一个拥有复杂多糖发酵能力的菌株，生活在富含阿拉伯木聚糖、果聚糖和其他可发酵纤维的肠道里，与长期生活在低纤维、高脂肪、高动物蛋白环境中的同类，代谢状态并不相同。
欧美人群的多是高脂代谢菌株，东亚人群多为谷物纤维代谢菌株。
同样一套代谢机器，输入不同，输出自然不同
高纤维饮食提供大量植物多糖（长期摄入全谷物、豆类、根茎、蔬菜等食物），容易把整个生态系统的碳流推向发酵和短链脂肪酸网络。
西方化饮食则改变可利用底物结构（高脂、高动物蛋白、低纤维饮食），也改变胆汁酸、黏液层、氧化还原状态和菌群竞争关系。
注：其他因素比如肠道转运速度会影响细菌可利用底物和停留时间；黏膜通透性决定细菌是否容易接触免疫系统；胆汁酸组成改变不同菌的竞争优势；慢性炎症提高硝酸盐、ROS 等电子受体水平；抗生素会突然清空部分竞争者；质子泵抑制剂改变胃酸屏障…这些背后都是很具体的一整套适合某些菌株生存的宿主环境。
决定功能方向的第二层，“邻居”改变它发挥作用的方式
真实肠道里没有任何细菌独自生活。
普雷沃氏菌周围可能是具核梭杆菌，也可能是普拉梭菌；可能处在慢性炎症已经形成的菌群网络中，也可能生活在一个短链脂肪酸生产和交叉喂养高度活跃的稳定社区里。
谷禾凭借专利菌群注释方法，可以基于菌群结构来精细化推断区分近似菌种，实现普雷沃氏菌的细分分型。
它所在生态网络允许什么样的代谢关系存在
如果P. intermedia与Fusobacterium nucleatum同时富集，炎症信号、上皮屏障破坏和免疫抑制可能相互叠加。反过来，普雷沃氏菌产生的乙酸、琥珀酸等中间代谢物，也可以成为其他共生菌的底物，经交叉喂养继续转化为丁酸。
这时候，即使两份肠道菌群检测报告同时都显示“Prevotella丰度占比10%”，其生态含义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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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功能方向的第三层，它住在哪里，决定它面对什么生态位
微生物拥有自己的基因组，但它表现出来的功能，是基因组与所在组织共同“计算”的结果。
P. intermedia在牙周袋里，与它出现在健康结肠腔内，并不是同一件事。
牙龈沟有血红素、炎症渗出、氧化还原改变和持续的组织损伤；
结肠则有厚厚的黏液层、极低氧环境、不同的碳源以及高度组织化的黏膜免疫系统。
食物底物、短链脂肪酸、琥珀酸等
它的核心竞争力，是处理别人吃不动的复杂碳水
普雷沃氏菌属最值得关注的基础生物学，是它对复杂碳水化合物的处理能力。
很多普雷沃氏菌属的基因组里存在成套的多糖利用位点（Polysaccharide Utilization Loci，PULs）。
简单说，一套 PUL 不是单独的一种酶，而是一整套从“识别-抓取-切割-运输-继续降解”串在一起的系统。
外膜上的 SusD 样蛋白负责识别特定多糖，邻近糖苷水解酶把大分子切成较短片段，SusC 类转运蛋白再把寡糖送进周质空间，后续脱支酶和水解酶继续拆解，最终送入中心碳代谢和发酵网络。
因此，高纤维饮食与普雷沃氏菌属丰度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场生态选择——谁最擅长利用每天源源不断进入肠道的底物，谁就更容易获得增长优势。
高纤维饮食之后，看这些底物最终被怎样利用
复杂多糖经普雷沃氏菌处理之后，可以进入琥珀酸途径，生成乙酸、丙酸等代谢产物；某些与保护性表型相关的菌株，如P. melaninogenica、P. rothiae，又与丁酸相关的代谢网络联系在一起。
这些代谢物随后被宿主上皮吸收，也可能被其他细菌继续利用。
这意味着，“普雷沃氏菌属丰度上升”只是生态变化的第一层。再往下一层，需要看它是否伴随丙酸、丁酸等功能产物增加；继续往下，还可以观察宿主屏障、免疫细胞和代谢表型是否随之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单纯说“吃纤维可以增加某一种菌”其实略显粗糙。更需要观察的是，碳最终流向哪里。
发酵能力相似，代谢输出可以完全不同
琥珀酸在这里尤其有意思。
它既可以是细菌代谢网络中的正常中间产物，也可以在特定失衡状态下大量积累。研究表明，过多琥珀酸进入上皮细胞后，可影响 HIF-1α 稳定性以及细胞应激状态，并进一步牵动内质网应激和炎症反应。
于是，一个原本属于“碳水发酵”的代谢节点，开始与上皮损伤和慢性炎症连接起来。
这就是微生物代谢研究里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式：同一种代谢物，在不同浓度、不同组织位置以及不同宿主状态下，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生物学效应。
短链脂肪酸如此，琥珀酸也是如此。
P. copri 的争议，还提示了另一条代谢分叉：支链氨基酸
在部分菌株中，与亮氨酸、异亮氨酸等支链氨基酸合成相关的基因更丰富；在特定饮食和宿主代谢背景下，这类代谢能力被认为可能参与胰岛素抵抗相关表型。
也就是说，讨论P. copri时，还需要看“它是哪一个株系、携带哪些代谢模块”。
从复杂多糖到短链脂肪酸，从琥珀酸到支链脂肪酸，普雷沃氏菌更像一个具有高度可塑性的代谢平台。
环境决定哪一套程序获得优势。
想了解更多细节的朋友可以滑动阅览：
普雷沃氏菌属于拟杆菌门、拟杆菌纲、拟杆菌目、普雷沃氏菌科，多为革兰氏阴性、无芽孢、无鞭毛的专性厌氧杆菌。
其外膜含 LPS；部分物种具有 IX 型分泌系统（T9SS），可将黏附蛋白、蛋白水解酶及其他底物转运至细胞表面，部分分子也可通过外膜囊泡（OMVs）进入周围环境。
不同物种和菌株基因组差异较大，部分菌株还携带 β-内酰胺、大环内酯、四环素相关抗性基因及可移动遗传元件。
对于理解炎症和菌株安全性，以上这些结构特征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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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这些菌株、饮食和群落差异，最终会落到宿主身上。
在高膳食纤维环境中，部分 Prevotella参与复杂碳水发酵，产生乙酸、丙酸、琥珀酸等代谢物，并通过交叉喂养支持其他产丁酸菌，从而提高整个群落的短链脂肪酸输出。增加的丁酸等短链脂肪酸，有利于维持肠屏障和免疫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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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向上，某些促炎相关Prevotella 菌株可以通过 LPS 和其他微生物组分激活TLR4/NF-κB、TLR2-Th17-IL-17 等炎症通路；琥珀酸等代谢变化还可能增加上皮应激和屏障损伤。持续的炎症与屏障破坏相互强化，局部环境便逐渐从短暂免疫反应转向慢性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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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3389/fonc.2026.1855577
当这种促炎状态长期存在，它又会怎样进入肿瘤生态？
从单向作用到生态反馈
肿瘤组织自己就是一个特殊生态位。
这里有缺氧、有坏死、有异常血管、有代谢重编程，还有大量功能失调的免疫细胞。这样的环境可以反过来筛选适合在其中生存的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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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细菌促进炎症和组织损伤，组织变化又为这些细菌提供新的生态位；细菌继续改变局部代谢与免疫状态，肿瘤细胞也在不断重塑自己的周围环境。
因此，在肿瘤组织里发现普雷沃氏菌属，既可能记录肿瘤生态环境已经发生改变，也可能意味着其中某些菌株参与维持这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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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3389/fonc.2026.1855577
它经常和具核梭杆菌一起出现
结直肠癌微生物学里，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已经被研究多年。
它拥有FadA、Fap2等黏附和免疫调节相关分子，可以影响 E-cadherin/Wnt-β-catenin 通路、NK/T 细胞功能以及髓系抑制细胞募集。
有意思的是，一些肿瘤样本中 P. intermedia、P. nigrescens 等口源性普雷沃氏菌会和具核梭杆菌共同富集。
两者一旦进入同一个病灶，作用可能发生叠加
具核梭杆菌提供强黏附和免疫逃逸能力
普雷沃氏菌则可能增强蛋白水解、炎症和屏障破坏；
NF-κB、NLRP3、Wnt/β-catenin、STAT3 等信号网络因此彼此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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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3389/fonc.2026.1855577
这类“微生物协同致癌”证据在体外实验、动物研究以及部分人群观察中都已出现，但人体层面的完整因果链仍需要纵向和干预研究继续验证。
这其实比寻找“某一种癌菌”更接近肿瘤真实生态：
肿瘤里值得研究的单位，很可能不是一种菌，而是一组协同工作的微生物网络。
口-肠轴与异位定植
每天都有大量口腔细菌随唾液进入消化道。大多数时候，它们难以在稳定的下消化道生态系统里建立长期优势。
但牙周炎、胃肠屏障损伤、局部炎症、药物和菌群失衡会改变这一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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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3389/fonc.2026.1855577
P. intermedia、P. nigrescens等口源菌就可能通过吞咽进入消化道，也可能在牙龈屏障破损时进入循环。对于已经具有坏死、缺氧和黏膜结构破坏的肿瘤组织，这些菌获得了定植机会（此前没机会定植）。
微生物影响肿瘤，还深入到表观遗传层面
慢性炎症不仅改变细胞因子浓度，也会影响宿主细胞的转录和表观遗传程序。在普雷沃氏菌相关研究中：
一条路线涉及 DNA 甲基化
长期 IL-6、IL-1β 等炎症信号可影响 DNMT 等 DNA 甲基转移酶，从而改变包括 CDKN2A/p16 在内的抑癌相关基因表达。
另一条更前沿的路线涉及 m6A RNA 修饰
已有研究把普雷沃氏菌相关炎症环境与METTL3 上调联系起来；METTL3 介导的 m6A 修饰可以改变 c-Myc、STAT3 等转录本稳定性，也与 PD-L1 mRNA 稳定性及免疫逃逸相关。
它出现在癌变过程的哪一步？
结直肠癌研究里，P. intermedia 是目前相对受关注的物种之一。
2022 年的一项研究在结直肠腺癌组织中发现P. intermedia富集，并观察到它与具核梭杆菌共同存在时，对癌细胞迁移和侵袭表现出叠加效应。随后还有研究在控制肠道转运时间、粪便钙卫蛋白和 BMI 等混杂因素后，继续观察到P. intermedia与结直肠癌的相关性。
这类证据开始连接组织定位、菌群协同和功能实验。可人体癌变往往跨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研究者最终需要解决的是时间顺序：菌群改变是在腺瘤之前就出现，还是在肿瘤改变局部环境之后才显著富集？它参与的是癌变启动、进展、免疫逃逸，还是治疗耐药？
这也是为什么纵向队列尤其关键。
胃癌、口腔癌、食管癌，呈现出不同的组合
胃癌中，肿瘤来源的P. intermedia 与疾病进展之间已有研究联系，其中包括 PLIN3 等宿主通路。
口腔鳞状细胞癌的证据更贴近其原生生态位。患者-对照研究发现P. intermedia检出差异，实验研究则观察到其可促进肿瘤细胞增殖、侵袭和炎症因子释放；较新的研究还把肿瘤内P. intermedia与 ISG15、M2 型巨噬细胞极化和免疫抑制微环境连接起来。
食管鳞癌研究中，P. nigrescens 感染与 Ki67、p-STAT3 等增殖信号升高有关。
Prevotella 并不只生活在肠道。口腔、阴道等黏膜部位都可以发现这个菌属，而不同部位提供的营养、氧化还原状态、邻近菌群和免疫环境并不相同。
为什么某些普雷沃氏菌在牙周袋这样的环境里容易扩增？
口腔是普雷沃氏菌属最重要的生态位之一。特别是P. intermedia、P. nigrescens 等产黑色素厌氧菌，与牙周疾病长期联系在一起。
牙龈炎症时，组织出血增加，血红素和铁资源大量进入牙周袋；与此同时，局部氧化还原环境下降，更适合厌氧菌生长。
吸烟为什么也会和口腔 Prevotella 联系起来？
吸烟并不是单纯把某种细菌吸进嘴里。它改变的是局部氧化还原状态、免疫反应、唾液环境和黏膜状态，因此可以重新排列口腔微生物竞争关系。
吸烟者口腔中P. melaninogenica、P. pallens 等物种可发生富集；如果同时存在口腔卫生差、吞咽功能异常等情况，口腔厌氧菌还可能进入下呼吸道。
这里再次说明：生活方式和微生物之间的关系，往往通过改变生态位实现。
P. intermedia的血红素利用和乳铁蛋白相关铁获取能力，这些特征让它在炎症牙周袋中的竞争力明显提高。
牙周炎改变环境 → 环境选择Prevotella → Prevotella 加重局部炎症和组织破坏 → 新的营养和生态位继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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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群落结构决定它能不能扩张
阴道微生态提供了另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健康状态下，乳杆菌通常占据优势，并通过维持较低 pH等方式限制其他微生物扩张。
当乳杆菌减少、乳酸下降、pH 上升，这种稳定结构被打破后，Prevotella bivia等厌氧菌获得新的生态空间。
随后又会出现微生物之间的代谢互利。例如 P. bivia 与 Gardnerella vaginalis可以通过代谢物交换促进彼此生长，帮助致病性生物膜形成。
注：这和肠道里的 普雷沃氏菌和具核梭杆菌协同并不是同一个机制，却在生态学上讲的是同一件事：环境先改变竞争规则，随后微生物之间的合作进一步稳定新的失衡状态。
从黏膜到关节：影响还可以延伸到远端
环境依赖性还有一个更复杂的层面：微生物生活在黏膜，但它引起的免疫变化未必停留在原来的位置。
类风湿关节炎是其中较受关注的例子。
部分研究发现，P. copri与类风湿关节炎人群中的菌群变化存在关联，而 Prevotella相关的 TLR、Th17 和 IL-17 等免疫通路，也被用于解释黏膜微生物变化与远端炎症之间可能存在的连接。
在特定类风湿关节炎模型和宿主背景下，高纤维饮食与 P. copri甚至可能协同加重炎症。
注：营养学进入微生态时代以后，一个越来越清楚的方向，就是从“这种食物平均有什么作用”，走向：这种底物，在这个人的这套菌群里，会被谁利用，最后生成什么？
神经、过敏、IBS 、多发性硬化研究
部分儿童队列中，自闭症谱系障碍与较低 Prevotella丰度出现相关；
一些婴幼儿研究观察到P. copri定植与食物过敏风险存在关系；
多发性硬化动物研究中，Prevotella histicola 显示出增加 Treg、降低 Th17 相关炎症的潜力。
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和部分慢性黏膜炎症研究又发现某些Prevotella富集。
这也说明，这个菌属的生物学意义高度依赖宿主免疫状态、组织生态位和具体菌株。
微生态研究早期，人们很自然地希望找到，哪些菌有益，哪些菌有害；少了就补，多了就杀。这很容易理解，也很方便传播。
普雷沃氏菌，也许正使我们放弃“好菌坏菌”的那套思路。
它可以出现在高纤维、短链脂肪酸丰富的肠道生态中；也可以参与 Th17 型慢性炎症。
它可以通过代谢物帮助维护屏障和 Treg 稳态；某些菌株又可以借助 LPS、T9SS、OMVs 和其他机制推动组织损伤。
它可以是人体长期共生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也可以在牙周炎、肠道失衡或肿瘤形成的新生态位中获得完全不同的功能位置。
谷禾凭借积累的海量肠道菌群样本，深度提取菌群构成结构中隐含的信息，从不同的健康轴洞察普雷沃氏菌的健康影响。基于健康轴和菌群结构，我们将全面量化普雷沃氏菌的个性化干预策略，让菌群调整更精准。
相关阅读：
肠道重要基石菌属——普雷沃氏菌属 Prevotella
广泛存在于人群的双面使者——Prevotella copri与疾病和健康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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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禾健康
什么是慢性疲劳？
疲劳是身体向我们发出的信号，表明我们需要休息和恢复体力。这种疲劳通常发生在剧烈运动后或睡眠不足时。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增加睡眠时间、让身体在运动后得到恢复、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以及减少压力来缓解疲劳。
但是，如果你即使睡了一晚上，并且戒掉了糖分摄入后仍然感到疲惫不堪，那么疲劳就可能变成了慢性问题。
患有慢性疲劳的人不仅身体疲惫无力，还会缺乏完成日常任务的动力，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可能会感到轻微的抑郁情绪。
贫血
贫血的主要症状是疲劳。贫血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但常见的三种营养因素包括铁、维生素B12和叶酸（维生素B9）的缺乏。
疲劳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铁。实际上，缺铁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营养缺乏现象。人体中的大部分铁都存在于血红蛋白中，血红蛋白有助于将氧气输送到细胞，而细胞则利用氧气来产生能量。
铁含量低可能由以下原因引起：
血液检测：由于血液中的铁含量每天都会有所波动，并且在摄入富含铁的食物后会有所增加，因此建议进行铁蛋白检测。如果长期的调理铁，还要做肠道菌群的评估。
维生素B12缺乏
像铁一样，维生素B12也是制造红细胞所必需的成分，因此它是产生能量的关键营养素。此外，维生素B12在制造 DNA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它对于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也是不可或缺的。
维生素B12缺乏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会显现出来，因为肝脏中有储存大量的维生素B12的能力。
容易出现维生素 B12 缺乏的人群包括：
叶酸（维生素 B9）缺乏
叶酸是另一种对生成红细胞至关重要的维生素。它对于过程也是必需的。
叶酸缺乏通常发生在那些摄入水果和蔬菜不足的人身上。酗酒者以及哺乳期母亲也更容易出现叶酸缺乏的问题。
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功能减退）
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人会感到疲劳、难以减肥、出现脱发现象，并且对寒冷非常敏感。
大约 90%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病例是由一种名为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自体疾病引起的。
编辑
如果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症状，医生通常会先检测患者的促甲状腺激素水平。促甲状腺激素是一种促使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的激素。还可能检测游离 T3 和游离 T4的水平。
如果需要的话，还会检查甲状腺抗体水平：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s）和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s）。超过90%的桥本病患者检测出 TPOAbs 阳性，而大约大于70%的患者检测出 TgAbs 阳性。
维生素D缺乏
除了缺铁之外，最常见的营养缺乏之一是维生素 D 缺乏。全球有近十亿人受到这种状况的影响。由于阳光照射与皮肤癌和皮肤损伤之间的关联，人们大大减少了在阳光下停留的时间。不过，因为阳光照射能够满足人体 50-90%的维生素 D 需求，所以还是有必要进行适量的阳光照射。
只有少数食物天然含有维生素 D，而强化食品则不太可能满足全额的日常需求。
许多研究也表明，维生素 D 缺乏与疲劳症状有关。补充维生素 D 能够改善健康人群以及各种疾病患者的疲劳症状。
肠道微生物群
肠道微生物群在疲劳和慢性疲劳综合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肠道微生物群可以帮助产生重要的神经递质，维持肠道屏障完整性，防止炎症物质进入血液。在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中，研究发现产丁酸盐菌明显减少，这可能与症状严重程度相关。
对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进行的干预主要集中在使用双歧杆菌和乳酸菌菌株上，这些菌株在减少炎症和氧化应激方面始终表现出良好的效果，并且伴随着疲劳感的降低。例如，在8周内使用干酪乳杆菌菌株Shirota的益生菌治疗可显著降低慢性疲劳综合征(ME/CFS)患者的炎症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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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3390/nu16111545
肝功能严重受损
肝脏负责帮助消化、解毒药物和化学物质、合成蛋白质，以及储存铁、维生素 A 和 B12 等营养物质。肝脏在维持人体能量水平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疲劳则是慢性肝病患者常见的症状之一。
睾酮水平低
睾酮是一种对维持高能量水平至关重要的激素，不仅对男性如此，对女性也是如此。睾酮水平较低的人最常见的抱怨就是缺乏能量和动力。
不幸的是，男性和女性的睾酮水平在 20 多岁达到高峰后，每年会下降 1-2%。
减轻压力
压力和疲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它们经常同时出现，并且会相互影响。生活中的压力不仅可能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还可能引发慢性疲劳综合症。
多项研究指出，认知行为疗法在压力管理方面能够有效减轻慢性疲劳综合症、纤维肌痛症和多发性硬化症引起的疲劳感。同样，将认知行为疗法与正念冥想相结合使用，也有助于缓解纤维肌痛症和癌症患者出现的疲劳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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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通过呼吸练习和肌肉放松练习来进行放松疗法，对于缓解慢性疲劳综合症、多发性硬化症、癌症、心力衰竭以及干细胞移植等疾病的疲劳症状有一定的帮助。不过，在那些同时比较了这两种疗法的研究中，认知行为疗法表现得更为有效。
提高睡眠质量
睡眠对保持健康至关重要。如果无法获得足够且高质量的睡眠，就会引发疲劳以及其他多种健康问题。从事夜班工作或夜间工作的人（如医疗专业人员）更容易出现睡眠障碍和疲劳现象。
在患有慢性疲劳综合症、癌症、多发性硬化症、炎症性肠病以及过敏性鼻炎等疾病的人群中，睡眠障碍非常常见。而这些症状往往会进一步加重患者的疲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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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临床研究表明，针对睡眠障碍的治疗可能有助于缓解由某些疾病引起的疲劳症状，例如癌症和多发性硬化症。此外，认知行为疗法也被认为能够改善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的睡眠质量。
吃出好睡眠：基于肠道菌群的营养干预落地方案
锻炼
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是导致持续疲劳的常见原因。多项研究指出，增加锻炼量有助于减轻健康人的疲劳感。然而，在一项针对中老年人进行的调查中，人们最常给出的不锻炼的理由却是“太累了”。
患有慢性疲劳综合症的人特别难以满足身体活动的要求。根据一项荟萃分析，对于这类患者来说，定期进行体育锻炼有助于减轻疲劳感，其效果甚至优于健康人群。
然而，过度锻炼会导致疲劳以及多种健康问题。专家建议进行适度的运动，比如快走、游泳或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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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水分状态
即使是很轻微脱水的情况，也会使健康人的精神疲劳加剧，同时降低运动员的体力和认知功能。
根据多项临床试验的结果，重新补充水分有助于缓解疲劳症状；而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则可以预防疲劳的发生。
按摩
一些临床试验表明，按摩可以有效减轻运动后局部的肌肉疲劳和酸痛感。不过，冷水浸泡似乎对缓解整体疲劳更为有效。
一项小型临床试验发现，将按摩椅与脑按摩相结合的方法能够有效减轻精神疲劳并改善认知功能。
一项荟萃分析表明，按摩疗法，尤其是肌筋膜释放疗法，能够减轻纤维肌痛患者的疲劳感。在一项针对患有这种疾病的女性的临床试验中，按摩疗法与体育锻炼结合使用时，其效果更为显著。
虽然另一项荟萃分析表明，按摩疗法在减轻乳腺癌患者的疲劳感方面是有效的，但由于大多数研究的质量较低且样本量较小，因此缺乏足够的证据来支持按摩疗法用于缓解与癌症相关的疲劳症状。
注：还有一些有限的证据表明，按摩可能有助于缓解慢性疲劳综合症、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腰痛、血液透析、脊髓损伤、骨髓移植以及帕金森病引起的疲劳。
寒冷暴露
多项研究指出，在运动前进行冷水浸泡有助于提高运动表现。在运动过程中，仅通过外部降温措施（例如穿着降温衣物）就能有效减少无氧运动带来的疲劳感；而同时采用外部和内部降温措施（例如饮用冷饮料）则能显著提升有氧运动的表现。
同样，多项研究表明，在运动后接触寒冷环境可以缩短 48 至 72 小时内的疲劳感。全身浸入冷水中似乎比接受冷冻疗法更为有效。
阳光照射
许多研究指出，维生素 D 缺乏与疲劳和肌肉无力有关，不过并非所有有这种缺乏症状的人都会出现这些症状。
适量的阳光照射是补充维生素 D 的最佳方式，因为人体所需维生素 D 的 50-90%可以通过阳光摄取获得。此外，你还可以通过食用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来补充这种维生素，比如富含脂肪的鱼类、肝脏、蛋黄以及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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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
针灸主要用于治疗慢性疲劳综合症、癌症（尤其是乳腺癌）以及纤维肌痛症引起的疲劳症状。多项荟萃分析表明，针灸可能具有一定的疗效，但同时也指出大多数研究的质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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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证据表明，针灸可能有助于缓解由失眠、帕金森病、多发性硬化症、骨关节炎以及终末期肾病等疾病引起的疲劳症状。
芳香疗法（薰衣草香味）
在一些临床试验中，使用薰衣草精油进行芳香疗法可以减轻血液透析带来的疲劳和焦虑感。不过，并非所有临床试验都证实了这一效果。此外，薰衣草的香气还能缓解那些在需要应对焦虑任务的健康人群的不适感。
脊椎按摩疗法
在 3 项小型试验中，发现脊椎矫正疗法能够减少纤维肌痛和腰痛引起的疲劳感。
充足的卡路里摄入
卡路里是衡量食物所提供的能量的数量，而身体正是利用这些能量来维持各项功能的运转。多项研究表明，严重的卡路里限制不仅会导致体重下降，还会引发精神和身体的疲劳。重要的是，极低的食物摄入量会增加营养缺乏的风险。
平均而言，成年人每天需要 大约2000 卡路里的能量，不过这一数值会因年龄、性别或体力活动情况而有所不同。据估计，15 至 18 岁的男性每天大约需要 3000 卡路里的能量。如果摄入的卡路里少于 1200 卡路里，可能会导致新陈代谢速度减缓，进而引发疲劳。
有趣的是，一项关于重量举运动员的研究发现，当他们的蛋白质含量较高时，低热量饮食能够减少疲劳、压力以及不满感。
咖啡
对 21 项荟萃分析进行的全面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咖啡因能够改善多种运动任务的表现，其部分原因在于咖啡因具有抗疲劳的作用。
当咖啡因能够延缓疲劳时，身体的肌肉就能更有力地收缩，从而让人们能够进行更长时间的锻炼。像跑步、慢跑、有氧健身、游泳和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从增加训练量中获益最大。
咖啡因还可以提高警觉性，同时减少精神疲劳，尤其是对那些睡眠不足的人来说更为有效。多项研究指出，饮用含咖啡因的饮料后，人们在进行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任务时，疲劳感会减轻。不过，经常摄入咖啡因的人似乎会逐渐产生对咖啡因作用的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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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精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摄入碳水化合物后，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会迅速上升，随后由于胰岛素的释放，葡萄糖水平会急剧下降。当食用含糖饮料、烘焙食品、糖果、白面包和米饭等食物时，这种效应尤为明显且迅速。多项研究指出，频繁摄入这些食品会导致精神和身体上的疲劳。
充足的铁摄入
多项研究指出，铁缺乏（未伴有贫血）会导致疲劳加剧，以及整体健康状况下降。
富含铁的食物包括肉类、禽肉、内脏肉、鱼类、贝类、豆类、种子、绿叶蔬菜，以及强化食品。
充足的维生素 B12/钴胺素摄入
维生素 B12常见来源包括动物制品，如红肉、鱼类、禽肉、酸奶和牛奶。
摄入足够的维生素 B9/叶酸
“叶酸”这个名称来源于拉丁语“folium”，意为“叶子”。因为叶酸主要存在于菠菜、西兰花、卷心菜和羽衣甘蓝等绿叶蔬菜中。其他富含叶酸的食物还包括柑橘类果汁、豆类以及肝脏。
黑加仑
摄入黑加仑果汁能够减轻健康志愿者在身体和精神上的疲劳感。在一项小型试验中，黑加仑中的花青素也能有效缓解打字工作导致的肩部疲劳和僵硬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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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骑行者中，黑加仑果粉能够减少运动过程中的乳酸积累，并改善休息时的心血管功能。而在登山者中，黑加仑提取物则能够延长攀爬时间和总攀爬时长。
解决食物过敏问题
身心疲劳是人们对食物成分如麸质、乳糖、FODMAPs以及凝集素产生敏感的常见症状。
如果怀疑自己的低能量水平是由于对某些食物的不耐受引起的，建议咨询过敏专家或营养师，进行食物敏感性检测。一般采用排除法饮食疗法，以帮助确定不耐受的原因。
黑巧克力
富含黄酮类的可可和黑巧克力能够被证明能够减轻那些需要持续进行脑力劳动的人以及患有慢性疲劳综合症和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身体和精神疲劳。
肌酸
肌酸是一种在体内自然产生并储存在肌肉中的物质。在体力活动过程中，肌酸会被释放出来，为身体提供所需的能量以维持活动。
多项试验表明，补充肌酸可以有效提高运动表现，并使肌肉疲劳程度减少 14.5%。
肌酸还可以改善认知功能，减少精神疲劳。在那些需要完成需要持续集中注意力的任务或遭受睡眠不足困扰的人群中，肌酸发挥了这样的作用。此外，对于素食者来说，由于他们的饮食中缺乏这种化合物的主要来源，肌酸也有类似的益处。在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中，补充肌酸有助于逆转认知衰退。
辅酶 Q10
在两项针对健康人的临床试验中，口服辅酶 Q10 能够减轻疲劳，并提高体育锻炼时的表现。
有研究指出，定期补充辅酶 Q10 可以有效缓解患有纤维肌痛、多发性硬化、肌肉萎缩以及双相情感障碍等疾病患者的疲劳症状及其他相关症状。
一种口服补充剂，含有辅酶 Q10 和 NADH 成分，能够减轻疲劳，提高慢性疲劳综合症患者的运动表现。
益生菌益生元
对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进行的干预主要集中在使用双歧杆菌和乳酸菌菌株上，这些菌株在减少炎症和氧化应激方面始终表现出良好的效果，并且伴随着疲劳感的降低。例如，在8周内使用干酪乳杆菌菌株Shirota的益生菌治疗可显著降低慢性疲劳综合征(ME/CFS)患者的炎症标志物。
使用多菌株益生菌制剂，这些制剂可以对抗抗生素耐药性病原体，增强粘膜屏障并调节免疫反应，包括制剂鼠李糖乳杆菌联合干酪乳杆菌(Ramnoselle) 和干酪乳杆菌联合乳酸双歧杆菌(Cytogenex) 在 8 周后有效改善疲劳(Chadler 评分)，这归因于炎症减少，与基线相比，CRP 水平降低了近 30%，免疫力增强，其特征是 IgM 显着增加（是基线值的三倍）和 CD4/CD8 比率降低。
用嗜热链球菌 BT01、短链球菌 BB02、动物芽孢杆菌乳酸亚种 BL03、动物芽孢杆菌亚种 BI04、嗜酸乳杆菌 BA05、植物乳杆菌 BP06、副干酪乳杆菌 BP07 和瑞士乳杆菌 BD08 的八种活菌株和冻干菌株组成的益生菌联盟进行处理 （VSL#3®），与安慰剂相比，4 周后长期COVID患者的Chalder疲劳量表 （CFS）疲劳评分显著降低，安慰剂在干预后维持 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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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肉碱
对于患有慢性疲劳综合症的人来说，连续两周补充 L-肉碱可以改善症状，而且耐受性良好。其衍生的化合物乙酰-L-肉碱和丙酰-L-肉碱也分别对缓解精神和整体疲劳有显著效果。
在老年受试者中，L-肉碱和乙酰-L-肉碱都能有效减轻身体和精神的疲劳感（约减少 40%），增加肌肉质量，并改善认知功能。
一些试验表明，L-肉碱能够有效缓解由纤维肌痛、甲状腺功能减退、肝性脑病、透析相关贫血以及治疗肾癌和丙型肝炎的药物引起的疲劳症状。
虽然 L-肉碱在缓解多发性硬化和癌症患者的疲劳症状方面已被广泛研究，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两项荟萃分析表明，L-肉碱在这两种情况下几乎没有效果或根本无效。
牛磺酸
牛磺酸是一种存在于几乎所有身体组织中的氨基酸，对肌肉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补充牛磺酸可以帮助恢复运动后肌肉中降低的牛磺酸水平。
在患有心力衰竭的患者以及参加短距离自行车运动的运动员中，补充牛磺酸能够减少疲劳并提升身体表现。然而，在另一项针对铁人三项运动员的研究中，牛磺酸并未显示出任何效果。
多项研究指出，将牛磺酸与咖啡因结合使用能够减轻长时间驾驶带来的疲劳感。
人参
在多项针对健康志愿者和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的研究中，人参提取物治疗能够减轻疲劳的严重程度。据报道，人参还能减轻癌症和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疲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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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NADH
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是一种辅酶，它能够通过将电子从一个分子转移到另一个分子来促进多种代谢反应的发生。
在几项初步试验中，补充这种辅酶或其还原形式 NADH 有助于减轻运动引起的疲劳以及慢性疲劳综合症的症状。当同时补充 NADH 和辅酶 Q10 时，治疗效果更为显著。
关于长寿因子(NAD+)你了解多少？——健康益处及如何提高补充效果
β-丙氨酸
在多项针对不同年龄人群的研究中，β-丙氨酸能够延缓疲劳现象，其效果可达 36.5%。这可能得益于β-丙氨酸能减少高强度无氧运动过程中体内的酸性物质积累。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物质的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此外，在患有慢性疲劳综合症的人群的尿液中检测到了较高水平的这种化合物。目前还不清楚，是否通过补充β-氨基酸来提升血液中的β-氨基酸含量，真的能够引发慢性疲劳综合症。
褪黑素
褪黑素通常在睡前服用，被广泛用于缓解时差症状，如疲劳和睡眠不规律的问题。
在一项针对青少年运动员的临床试验中，运动后在傍晚时分服用褪黑素能够改善疲劳感、睡眠质量、认知表现以及整体健康状况。
褪黑激素对于患有慢性疲劳综合症的人来说通常无效，除非同时伴有这种激素分泌延迟的情况。褪黑素仅能在有睡眠问题的癌症患者中缓解疲劳症状。同样，它也有助于减轻患有创伤性脑损伤或正在接受手术患者的疲劳和睡眠障碍。
褪黑素的产生、功能、干预及其与肠道菌群的关系
支链氨基酸
补充支链氨基酸如亮氨酸、异亮氨酸和缬氨酸，比单纯补充其他氨基酸更能帮助运动后恢复。因为这些氨基酸能够减少肌肉疼痛、损伤以及疲劳感。
它们似乎还能通过补充运动过程中消耗的氨基酸来提高运动表现，不过并非所有研究都认为这种补充方法有效。然而，过量的这些物质会通过增加氨的产生而导致疲劳。
黄芪
在一项针对中风康复患者的临床试验中，口服黄芪补充剂显著改善了患者的疲劳感、认知功能以及生活质量。在一项针对晚期癌症患者的初步研究中，静脉注射黄芪提取物有助于缓解患者的疲劳症状。
一种由黄芪和红艾草提取物制成的制剂，在连续使用 4 周后，能够显著减轻慢性疲劳综合症患者的疲劳症状。这是一种含有黄芪的多味中药配方，能够增强运动员的体力，缩短他们的恢复时间。
D-核糖
一项针对纤维肌痛或慢性疲劳综合症患者的初步研究表明，每天摄入 5 克 D-核糖能够提升 45%的精力水平，并改善 30%的整体健康状况。
据报道，D-核糖还能有效缓解老年人的身体和精神疲劳。
灵芝
在一项针对神经衰弱患者的临床试验中，从灵芝中提取的复合碳水化合物使患者的疲劳感减少了 28%，且耐受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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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灵芝孢子粉能够降低乳腺癌女性的疲劳、焦虑、抑郁症状，同时提升她们的主观幸福感。
5-HTP
在一项针对纤维肌痛症患者的小型临床试验中，给部分患者补充5-羟色氨酸后，有一半患者的疲劳症状及其他相关症状得到了改善。
姜黄素
在一项针对有职业压力相关焦虑与疲劳症状的患者的临床试验中，一种含有高生物利用度的姜黄素和葫芦纤维的组合制剂，其疗效优于传统的姜黄素制剂。
姜黄素与肠道微生物群之间的互作：姜黄素对健康影响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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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篇文章仅用于提供信息参考，提供的任何信息都不应被视为医疗建议。
谷禾健康
一个炎症性肠病（IBD）患者，刚确诊时，医生告诉他要注意饮食，于是他可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先是开始少吃辛辣、油炸食品。
后来听说乳制品可能刺激肠道，于是戒掉牛奶。又看到有人说麸质不好，面包也不吃了。
再后来是粗粮、豆类、生冷蔬菜、水果、坚果
……
每一次腹痛、腹胀或者腹泻，都可能让一种新的食物进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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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并不罕见。2018 年一项针对 294 名荷兰成年 IBD 患者的调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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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数据并不能代表所有 IBD 患者，但足以说明：对许多人来说，饮食是疾病管理中最容易主动掌控的一部分。
问题也由此出现：如果某种限制能让人感觉好一点，那么限制得更多、更彻底，会不会更安全？如果症状减少了，是不是说明肠道炎症也控制住了？
科学界正在重新审视这个逻辑。
本文系统梳理了特定碳水化合物饮食(SCD)、低FODMAP、无麸质、无乳制品…这些限制性饮食常被用于应对不同的健康困扰，但它们带来的匹配获益，是否足以抵偿长期坚持所付出的营养、微生态、心理和现实成本？
本文不预设限制性饮食应当被推崇或否定，而是尝试追问：对谁有益、依据有多充分，又要付出什么代价？当明确依据有限时，我们应如何判断一种饮食限制是否值得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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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饮食之所以有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个符合直觉的推理：既然某些食物可能带来症状，把它们排除以后感觉舒服了一些，那么意味着排除得更加彻底，也许效果会更好。
特定碳水化合物饮食（specific carbohydrate diet，SCD）是一个典型例子。
特定碳水化合物饮食 vs. 地中海饮食——限制更多的一方，没有明显优势
特定碳水化合物饮食（specific carbohydrate diet，SCD）是 IBD 患者中较常见的限制性饮食之一。通常限制谷物、复杂碳水化合物、多数乳制品和加工食品。
早期一些病例和观察性研究报告过症状改善，但样本量、随访时间和对照质量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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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发表于《Gastroenterology》的一项DINE-CD 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给了研究者一个很直接的比较机会：SCD与地中海饮食，谁对轻中度症状的成年克罗恩病患者更有帮助？
研究纳入有轻中度症状的成年克罗恩病患者，194 人被随机分配到 SCD 或地中海饮食组，191 人进入有效性分析。前6 周由研究方提供符合方案的餐食和零食，之后患者自行执行饮食。
第 6 周，两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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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这组轻中度症状的成年人中，限制明显更多的SCD，并没有因为“管得更严”而获得更好的症状缓解或炎症指标应答。
无麸质、无乳制品——有适应证时有价值，长期坚持缺少依据
无麸质和无乳制品饮食也需要区分适应证。
如果 IBD 患者同时存在乳糜泻——严格无麸质饮食当然是必要治疗；
如果明确有乳糖不耐受——减少乳糖摄入也可能明显改善腹胀、腹泻等症状。
到了没有这些适应证的IBD患者身上，证据就弱得多。
目前没有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证明，没有乳糜泻的IBD患者通过长期戒除麸质可以改善炎症结局。无麸质饮食还可能降低膳食纤维、叶酸、维生素B12、维生素D、铁和钙等营养素的摄入，同时增加饮食成本。
乳制品也有类似情况
两项规模较小的UC维持期研究共纳入77名患者，12个月时，无奶饮食组临床复发率为59%，对照组为68%，RR=0.83，95%CI 0.60～1.15，差异没有达到统计学显著；内镜和组织学复发的数据也不足以支持明确结论。
与此同时，长期排除乳制品还需要考虑钙和维生素D不足。
因此，对于长期忌口的患者，可以定期问问自己：这项限制当初为什么开始，今天还需要吗？
当严格程度增加，却没有获得与之相匹配的疾病获益，长期越来越窄的饮食范围，会不会同时付出其他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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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饮食当然有它的临床位置。疾病活动期、存在梗阻风险、明确食物不耐受，饮食调整本身可以是治疗和症状管理的一部分。
需要权衡的是，当一种长期限制没有显示出与其严格程度相匹配的疾病获益时，那么营养、心理、微生态、成本和可执行性代价就应被重视。
营养代价 | 过度忌口，加重营养风险
IBD 患者本身就容易出现营养问题。慢性炎症、食欲下降、腹泻和吸收障碍，都可能影响营养摄入和吸收，药物及既往手术也可能增加这一风险。
如果此时又长期排除多个食物类别，问题就容易叠加。长期忌口、食物种类不断减少，则可能进一步造成能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铁、维生素 B12、叶酸、维生素 D、锌和钙等营养素缺乏的风险增加。
看似正常的体重，也可能出现营养问题
即使体重没有明显下降，患者仍可能出现肌肉量减少，甚至发展为肌少症。研究指出，IBD 患者的肌少症与住院、术后并发症、生物制剂治疗反应较差及生活质量下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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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具有更高的营养需求，营养不足还可能影响生长发育、青春期发育延迟、骨矿化不足等。
因此，饮食管理里不是说只盯着“这顿饭有没有让我拉肚子”，也要看长期能量、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有没有跟上。
AGA 2024年临床实践更新提出，IBD患者需要定期接受营养不良筛查，并关注维生素D和铁；对于广泛回肠病变或既往回肠手术患者，还应特别关注维生素B12。
微生态代价 | 过度忌口，可能改变肠道菌群
长期限制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矛盾：很多人减少食物种类，是为了保护肠道，但肠道微生物同样依赖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全谷物、豆类、蔬菜、水果中的多种膳食纤维和可发酵成分，可被肠道微生物利用，并生成包括乙酸、丙酸、丁酸在内的短链脂肪酸。丁酸被认为参与肠上皮屏障完整性和免疫调节。
研究指出，饮食多样性与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和韧性有关；长期减少可发酵纤维，可能伴随部分有益菌减少和短链脂肪酸生成下降。
因此，食物越来越单一带来的变化，可能不只表现为少摄入了几种维生素。长期饮食结构怎样改变肠道生态，也逐渐成为IBD营养研究的重要方向。
心理代价 | 焦虑：从谨慎进食到害怕吃饭
当食物不断被分成安全和危险，正常进食很容易变成持续的风险评估。
今天腹痛，就开始回想中午是不是吃错了什么；
明天排便次数增加，又从菜单里删掉一样。
随着这种模式不断重复，可选择的食物越来越少，
即使疾病已经稳定，患者也可能仍然不敢尝试过去停掉的食物。
这种模式在部分患者中会发展为明显的食物焦虑，甚至达到回避/限制性食物摄入障碍（avoidant/restrictive food intake disorder，ARFID）的标准。
注：回避/限制性食物摄入障碍是一种进食障碍。患者可能因为害怕进食后的不良反应、对食物的气味或质地敏感，或者缺乏进食兴趣，长期回避某些食物或限制摄入量，进而出现营养不足、体重下降或社交功能受损。与神经性厌食症不同，ARFID 通常与追求瘦身或对体重、体形的不满无关。
2025 年一项多中心研究纳入 325 名 IBD 患者，17.8% 符合 ARFID 标准；
即便只看没有客观活动性炎症的患者，仍有 16.3% 符合标准。
对于这部分疾病处于非活动状态的患者，胃肠道相关焦虑是显著预测因素。
一项包括国内四家三甲医院的消化内科门诊进行的横断面研究，共有 483 名患有炎症性肠病的患者完成了问卷调查。其中，20.3%的患者符合急性回避障碍的临床标准。急性回避障碍的平均得分为 21.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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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下因素与急性回避障碍的发生有显著关联：患有克罗恩病的患者（比值比为 0.483，95%置信区间：0.280-0.835；p=0.009）；处于活动性疾病状态的患者（比值比为 0.220，95%置信区间：0.123-0.392；p<0.001）；具有与症状控制相关的饮食观念的患者（比值比为 2.431，95%置信区间：1.299-4.548；p=0.005）；以及有特定饮食史的患者（比值比为 27.158，95%置信区间：3.679-200.456；p=0.001）。
回避/限制性食物摄入障碍（ARFID）不是以减重为目的的节食
患者可能因为害怕腹痛、腹泻等进食后果，对食物气味或质地敏感，或者逐渐缺乏进食兴趣，持续回避食物或限制摄入，最后影响营养、体重和社会功能。
当限制不断扩大、即使病情稳定也不敢重新引入食物时，饮食管理已经不仅是营养问题，也可能成为心理和生活质量问题。
执行代价 | 方案越复杂，现实中的坚持越困难
严格饮食还会带来很实际的负担：购买特殊食材、阅读配料表、自己准备餐食、减少外食、额外使用营养补充剂，以及更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临床试验中的退出率，可以部分反映这种负担。
提供预制餐 V.S. 自行备餐
提供预制餐：2026年一项对62项IBD饮食试验、共3523名参与者进行的Meta研究显示，总体未完成率约为16%。
自行备餐：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 PRODUCE 试验，在该试验中，特定碳水化合物饮食组44%的参与者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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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还注意到，由研究团队直接提供餐食的试验，完成情况往往好于需要参与者自行采购和准备食物的试验。换句话说，进入真实生活以后，复杂饮食的执行难度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当这些问题被放到一起，IBD长期饮食管理的方向也开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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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长期饮食限制既没有稳定显示出更好的疾病控制，又可能伴随营养、微生态、心理和执行方面的成本，那么研究自然会开始寻找另一种路径：在疾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保留更完整、更丰富、更容易长期维持的饮食结构。
近年来被讨论较多的地中海饮食，就是这种思路的代表之一。
地中海饮食：一种更丰富的长期饮食框架
地中海饮食强调摄入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坚果、橄榄油、鱼类及其他优质蛋白，同时减少红肉、加工肉类和超加工食品。
这种饮食模式的特点不在某一种超级食物，而在整体组合：包含较丰富的膳食纤维、不饱和脂肪酸及植物来源的生物活性成分，也为肠道微生物提供了多种可利用的膳食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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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 IBD 研究过的包容性饮食模式中，当前各学会推荐地中海饮食作为大多数患者优选的饮食框架。
不过，支持性证据主要来自观察性研究，而随机对照试验数据仍然有限。
一些研究已经证明，坚持地中海饮食与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疾病活动指数、炎症生物标志物和生活质量改善之间存在关联。
前文介绍的 DINE-CD 试验，也为这一方向提供了参考。在具有轻中度症状的成年克罗恩病患者中，地中海饮食与限制更严格的 SCD 在第6周取得了相近的症状缓解率，两组的炎症指标应答率也未见显著差异。
这项研究提示，长期饮食方案的选择可以同时考虑营养结构、食物丰富程度及患者的执行能力。对于病情稳定、没有特殊饮食禁忌的患者，地中海饮食提供了一种较容易融入日常生活的基础框架。
相关研究为包容性饮食提供了生物学依据，长期疾病获益仍有待更多临床试验进一步明确。
专业指南更加重视营养充分与长期可持续
近年来，专业组织相继更新 IBD 饮食管理建议，将营养状态、疾病活动度及患者的实际生活需求纳入饮食方案的选择。
各组织的关注重点有所不同，但整体上都强调营养充分、个体化管理，以及饮食干预与规范医学治疗相结合。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
2026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发布了《炎症性肠病生活方式管理中国专家共识》。
1、IBD患者普遍存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及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导致营养缺乏发生率较高。多种营养素缺乏与疾病活动度密切相关。患者应在医师指导下加强饮食管理并适时补充必需营养素。(共识水平:100.0%；证据质量：中等质量)
2、饮食或补充剂中增加膳食纤维对非狭窄型克罗恩病患者具有良好安全性，而合并症状性肠道狭窄的克罗恩病患者应严格限制膳食纤维的摄入。(共识水平:96.0%；证据质量：中等质量)
3、在充分保障患者每日营养需求的前提下，临床医师应结合IBD患者的肠道耐受情况，参考一般人群的健康膳食指南，对脂肪、蛋白质，以及特定种类的肉类、蔬菜和水果的摄入进行个体化调整，以实现营养均衡和症状控制的双重目标。
4、超加工食品的摄入可能增加IBD患者的疾病活动度和复发风险，并与手术等不良结局相关，建议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减少此类食品的摄入。(共识水平:100.0%；证据质量：中等质量)
5、鉴于我国人群乳糖不耐受比例较高，建议对乳制品不耐受或回避的IBD患者增加其他来源的蛋白质和营养素摄入，以保证其营养需求。
6、不建议IBD患者在无明确依据的情况下减少米、面等精制谷物主食的摄入。如有调整饮食结构的需求，可在专业人士指导下适度增加全谷物的摄入。
7、以高摄入超加工食品、红肉和动物脂肪，以及低摄入蔬菜与水果为特征的西方化饮食与IBD患者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在日常饮食管理中，患者可参考地中海饮食（高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鱼类及不饱和脂肪摄入，限制红肉和甜食摄入），含可被发酵的低聚糖、双糖、单糖和多聚糖的食物（fermentableoligosaccharides， dissaccharides，monosaccharides andpolyol；FODMAP）饮食，以及江南饮食等健康饮食模式进行食物选择。这些健康饮食模式的共同理念在于增加水果、蔬菜、全谷物、豆类、鱼类、坚果与种子类食物的摄入，同时限制红肉、加工肉类、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共识水平:92.0%;证据质量:高质量)
——以上内容引自：《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
国外权威指南也有相关描述：
美国胃肠病协会 (AGA)
2024年临床实践更新建议，在没有禁忌的情况下，多数 IBD 患者可以将地中海饮食作为长期健康饮食的基础。
对于症状明显的疾病活动期患者，可以短期采用低渣、低纤维饮食，并根据病情逐步恢复日常饮食。AGA 对长期严格限制性饮食持谨慎态度，包括长期维持低 FODMAP 饮食。
此外，减少红肉和加工肉类摄入可能有助于降低溃疡性结肠炎的发作风险，但在克罗恩病中尚未观察到同样明确的复发预防效果。
欧洲克罗恩病和结肠炎组织 (ECCO)
2025年饮食管理共识强调保障充足的营养摄入，避免缺乏明确适应证的长期限制。对于活动期或存在肠梗阻症状的患者，可以根据临床情况短期调整饮食。
ECCO 还建议尽早引入具备 IBD 管理经验的营养师，协助评估营养状态、制定个体化方案，并提高长期饮食管理的可执行性。
国际炎症性肠病研究组织 (IOIBD)
IOIBD承认，饮食干预可能在症状管理中发挥作用，或作为部分患者的辅助治疗，但不要将限制性饮食作为单一治疗方案。该组织特别强调在进行饮食干预时，要进行共同决策、密切监测营养缺乏症，并让多学科护理团队参与。
美国胃肠病学会 (ACG)
对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的相关建议也强调饮食的辅助作用。对于中重度活动性 IBD，疾病控制仍需要有效的药物治疗；部分轻症患者或有特定症状的患者，可以在专业指导下进行短期饮食调整，并获得相应的营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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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007/s11894-026-01047-0
综合这些建议，长期饮食管理更加重视营养充分、饮食多样性和患者的实际耐受情况。地中海饮食因其整体健康获益、食物选择相对丰富及长期可执行性，成为多数 IBD 患者可以考虑的基础饮食模式。
对于有明确临床需要的患者，针对性限制和治疗性饮食仍然具有相应的应用价值。
全肠内营养、克罗恩病排除饮食：限制可以有价值，但要有目标、有阶段
EEN：在克罗恩病中具有明确治疗地位，儿童证据尤其充分
全肠内营养（Exclusive Enteral Nutrition，EEN）在克罗恩病，尤其儿童克罗恩病中具有明确治疗地位。在规定疗程内，患者主要通过营养配方获得完整营养，以缓解疾病。
部分成年患者也可在专业指导下采用 EEN，具体应用需要结合疾病状态、营养情况及治疗目标。
CDED：“限制”也可以是结构化、阶段性的治疗
克罗恩病排除饮食（Crohn’s Disease Exclusion Diet，CDED）是一种分阶段实施的治疗性饮食，通常与部分肠内营养（Partial Enteral Nutrition，PEN）联合使用。
它并不是让患者无限期地排除越来越多食物，而是按照治疗目标规定不同阶段的饮食内容，并安排后续过渡。
2019年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纳入78名轻中度克罗恩病患儿。40人接受CDED联合PEN，38人接受EEN。CDED+PEN组的饮食耐受率达到97.5%，EEN组为73.6%，P=0.002。
第6周，采用更严格缓解标准时，两组无激素缓解率分别为75%和59%，差异没有达到统计学显著。
到了第12周，持续接受CDED+PEN的患者中75.6%维持无激素缓解，而EEN后转为自由饮食联合PEN的对照组为45.1%，P=0.01。
这类治疗性饮食有一个共同点：适应证、疗程和后续调整都比较明确，通常由医疗和营养专业人员共同管理。研究也强调，限制性饮食应有明确目标和时间边界，并安排结构化的食物重新引入。
限制要有开始，也要有退出机制。
这也给“动态扩容”划出了边界：病情需要时可以限制，条件改变后，就该重新评估那些曾经被停掉的食物。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加回来？吃完不舒服又该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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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D 患者在不同疾病阶段的饮食需求存在明显差异。
同一种食物，对不同患者可能不同；对同一个患者，在活动期、缓解期、术后恢复期，答案也可能发生变化。有没有明显狭窄、一次吃多少、食物是生的还是充分煮熟、个人有没有乳糖或其他食物不耐受，都会影响实际反应。
因此，与其不断追问“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吃”，更有效的问题是：
以现在的疾病状态，这个食物是否适合？
如果需要暂缓，原因是什么？什么时候再评估？
吃完不舒服，需要重视，但不当成炎症复发
腹胀、腹痛、排便次数增多、大便变稀，当然都值得关注。但IBD中的胃肠道症状与炎症活动并不完全同步。
有些食物进入肠道以后，因为发酵、渗透作用、食物质地或对胃肠动力的影响，可以造成产气、腹胀和排便改变，这些症状并不意味着肠黏膜炎症必然同步加重。反过来，一个人几乎没有症状，也不能据此确认肠道中完全不存在炎症。
低FODMAP研究非常适合说明这个区别
低 FODMAP 饮食最初用于肠易激综合征，主要减少容易发酵、吸收不完全的短链碳水化合物。
它在 IBD 中最有价值的场景，通常是疾病处于缓解期，但患者仍然存在腹胀、腹痛、腹泻等 IBS 样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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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纳入 52 名处于静止期、但仍有持续胃肠道症状的克罗恩病或溃疡性结肠炎患者。27 人接受低 FODMAP 饮食建议，25 人接受对照饮食建议，干预 4 周。低 FODMAP 组 14/27（52%）报告胃肠道症状得到充分缓解，对照组为 4/25（16%）(P=0.007)。
症状上的差异很明显，但研究并没有观察到相应的抗炎变化。粪便钙卫蛋白、CRP等指标没有出现一致改善。
2025年的Meta分析汇总5项随机对照试验、共224名患者，也发现低FODMAP可以降低整体IBS样症状严重程度，SMD=-0.56，95%CI -0.90～-0.23，P=0.0009；粪便钙卫蛋白则没有显著差异，SMD=-0.20，P=0.17，而且整体证据确定性仍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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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研究还观察到长期严格低FODMAP可能减少双歧杆菌和普拉梭菌，并影响丁酸生成。
因此，目前低FODMAP饮食更适合在有IBS样症状重叠的部分IBD患者中短期使用，随后进行结构化的食物再引入。
这组研究对普通患者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意义：
有时候需要调整的是量，有时候是食物形态，有时候处理的是功能性症状；如果客观炎症指标同时升高，则又属于另外一个临床问题。
看现在处在哪个阶段，再决定要不要“扩”
开始重新引入食物以前，首先需要判断当前疾病状态。
活动性炎症、IBD与IBS样症状重叠、肠道狭窄以及术后恢复，对饮食的要求差异很大。评估时除了症状，还可以结合粪便钙卫蛋白、CRP，必要时通过内镜或肠道检查了解炎症和肠道结构。
如果炎症正在明显活动，治疗炎症本身仍然是疾病管理的核心，不能因为少吃几样东西以后腹泻减少，就认为疾病已经得到控制。
如果炎症处于稳定状态，却仍有明显腹胀、腹痛和排便异常，就可以考虑是否存在IBS样功能性症状，以及低FODMAP等短期干预是否适合。
如果存在明显肠道狭窄或梗阻风险，食物质地和纤维摄入又需要单独调整。即使从长期健康角度希望增加植物性食物，也不能脱离肠道结构情况自行大量增加粗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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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引入时，一次不要改变太多
当疾病稳定、营养状态允许、又没有明确禁忌时，可以逐步尝试一些过去停掉的食物。
如果一次恢复五六种食物，第二天出现腹胀，很难知道真正的影响因素在哪里。因此，更容易观察的方法是一次尽量改变一个主要变量，从相对小的量开始，再结合食物质地和烹调方式逐步调整。
例如，一种蔬菜过去生吃容易出现明显症状，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先从充分煮熟、较小份量尝试；曾经长期不吃豆类，也无需第一顿就吃很大的量。
如存在明显狭窄、既往复杂手术或其他特殊情况时，重新增加膳食纤维尤其需要医生和营养专业人员参与。
这个过程不追求“挑战食物”。主要是看这项限制今天还需不需要存在？如果不需要，我怎样把它稳妥地放回日常饮食？
观察症状、炎症、营养和微生态
重新吃回一种食物时，最容易感知的是腹胀、腹痛、排便这些变化，这些都可以记录下来。
但如果要判断这次重新引入是否合适，还需要把观察范围放宽一些，时间拉长一点。看这种反应是否反复出现，以及经过一段时间后，炎症状态、营养状态等有没有一起变化。
比如，某种食物增加以后连续几次都出现类似的腹胀，可以进一步调整摄入量、烹调方式或食物形态；
如果只是偶尔一次不舒服，之后又能够正常耐受，就没有必要急着重新把它放回“黑名单”。
——看疾病状态
除了症状记录，也可以结合粪便钙卫蛋白、C反应蛋白等炎症相关指标；医生认为有必要时，再进一步考虑内镜或影像检查。这些临床评估仍是判断疾病活动度的重要依据。
如果希望进一步了解肠道微生态，也可以把粪便菌群检测作为补充观察工具。以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为例，样本通过粪便采集，过程相对无创；报告可提供菌群组成，以及与炎症、肠道屏障等相关的参考指标和风险评估，为理解个体的微生态状况增加指导线索。
把这些信息放在一起，更容易判断这段时间出现的腹泻、腹痛，究竟是食物耐受变化，还是疾病状态也在悄悄发生改变。
——看营养和饮食结构
除了症状和炎症相关指标，体重、肌肉量，以及铁、维生素D、维生素B12等营养指标，也值得持续关注。它们能帮助判断：随着饮食限制减少，营养摄入是否更充足，整体饮食结构是否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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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位长期不吃豆类、全谷物和多种蔬菜的患者，在病情稳定后逐步增加这些食物，观察的就不只是“吃完有没有腹胀”。还可以结合粪便钙卫蛋白、C反应蛋白等临床指标，关注炎症状态是否稳定。
同时评估膳食纤维摄入和相关营养指标的变化。如果希望进一步了解饮食调整伴随的微生态变化，也可以参考菌群多样性、短链脂肪酸相关评估及相关菌群等指标。
这些信息需要放在一起理解：饮食变化、症状、营养状态、近期用药和疾病活动度都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菌群检测可以补充一组个体化的微生态参考信息，帮助患者和医生观察饮食结构变化与菌群特征之间是否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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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调整开始时，可以先留下自己的基线菌群状态。几个月后再复测，与自己的基线做纵向比较，就能看到随着食物种类逐步增加，菌群多样性、核心菌群、IBD风险评估，以及膳食纤维、短链脂肪酸生成能力等指标在发生的变化，通过这样不断持续记录和对比，不仅能清晰地看到哪些饮食调整对自己的菌群产生了积极影响，更能发现哪些食物可能引发了肠道不适，从而灵活地进行针对性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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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炎症性肠病（IBD）患者，限制饮食有明确适用场景，例如确诊乳糜泻、食物过敏，或在专业指导下进行有期限、有目标的饮食干预。需要重新审视的，是那些长期沿用、依据不清，或已经让饮食种类越来越少、营养摄入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的限制。“可能不耐受”不等于必须终身忌口；但重新尝试，也应建立在病情和个人风险经过评估的基础上。
如果考虑重新引入某种食物，第一步不是直接试吃，而是先弄清楚限制它的原因：曾经出现的是过敏反应、稳定重复的胃肠道症状，还是在疾病发作期偶然出现的不适？目前疾病是否稳定？是否有肠道狭窄、梗阻风险、吞咽困难等会影响进食安全的情况？既往是否有严重过敏反应？同时也要盘点体重变化、实际摄入量，以及铁、维生素B12、维生素D等营养风险。
若有狭窄或梗阻风险、严重过敏史、明显营养不良或病情活动，不宜自行进行食物挑战。
有一个比较安全可以采用一个简单、可复盘的步骤：一次只调整一种食物，从少量、容易控制的形式开始；尽量保持其他饮食和用药不变；记录食物、份量、烹调方式、症状及发生时间。若相似反应在多次摄入后重复出现，再讨论是否需要改变份量或做法、暂缓尝试，或进一步评估。若只是偶发一次不适，不必立刻把食物永久列入禁忌（除一些诱发荨麻疹、呼吸困难、喉头肿胀等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
判断结果时，也不要把所有症状都归因于食物。腹痛、腹泻可能与食物耐受、感染、药物或IBD活动等多种因素有关。若症状持续或加重，应由医生结合病程和具体表现，决定是否需要粪便钙卫蛋白、血液检查、内镜和肠道菌群评估；食物过敏评估则应基于相应的病史和临床怀疑，而不是仅凭不适就进行广泛筛查。与此同时，定期关注体重、肌肉量、饮食摄入和有指征的营养指标，避免在控制症状的过程中忽略营养不足和菌群的平衡以及多样性等。
注：本文仅用于IBD和营养相关知识分享，不替代针对个体患者的医疗和营养建议。IBD活动期、肠道狭窄、术后、儿童青少年及存在明显营养不良风险的人群，饮食调整尤其需要结合消化科医生及专业营养师进行个体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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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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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禾健康
“保温杯里泡枸杞”几乎成了当代养生文化的代名词。无论是写字楼里加班到深夜的年轻人，还是公园里晨练的中老年人，枸杞都以一种近乎”万能保健品”的姿态出现在日常饮食中。人们相信它能明目、护肝、抗衰老、增强免疫力，甚至把它当作熬夜后的”补救良药”。然而，当我们把一捧干红枸杞丢进热水时，真正被我们喝进身体的“有效成分”究竟有多少？这些成分又是怎样在体内发挥作用的？答案远比想象中复杂。
枸杞（goji berry）是茄科植物，在中国已有约2300年的药用与食用历史，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是典型的”药食同源”物种。现代研究表明，枸杞果实中含有多糖、黄酮、生物碱、类胡萝卜素、甜菜碱、维生素C类似物（2-O-β-D-吡喃糖基-L-抗坏血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其中，枸杞多糖（Lycium barbarum polysaccharides，LBPs）占干果重量的5%–8%，被认为是枸杞最主要的活性物质，具有免疫调节、抗炎、抗肿瘤、抗氧化、降血糖、降血脂、神经保护、视网膜保护等多种药理活性。
但一个常被忽视的关键是：枸杞多糖本质上是水溶性大分子碳水化合物，结构上包括阿拉伯半乳聚糖、果胶、葡聚糖、木聚糖等多种类型。这类大分子多糖几乎不能被人体自身的消化酶分解——它们会”完整地”穿过胃和小肠，最终抵达大肠，在那里被数以万亿计的肠道微生物所发酵、利用。换言之，你喝下去的枸杞多糖，真正决定其健康效应的，不是你的胃，而是你肠道里的“微生物工厂”。
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枸杞多糖作用机制的理解。近年研究证实，枸杞多糖的诸多健康益处——从调节免疫、改善肥胖与糖尿病，到缓解结肠炎——都依赖于肠道菌群的中介：多糖被菌群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SCFAs）等代谢物，这些代谢物才是真正作用于宿主免疫与代谢的”信使”。这意味着，同样吃枸杞，肠道菌群不同的人，获得的效果可能天差地别。
本文将系统梳理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当前人们补充枸杞多糖存在哪些问题与不足？第二，枸杞多糖与肠道微生物群之间存在怎样的双向相互作用？第三，如何“借菌发力”，利用肠道微生物群让枸杞多糖的补充更科学、更高效。
近年来，随着“药食同源”、肠道健康和功能食品理念持续升温，枸杞多糖正从传统枸杞中的“幕后活性成分”走向大众消费市场。作为枸杞中最受关注的生物活性成分之一，它不仅频繁出现在枸杞原浆、养生茶饮、固体饮料、乳制品、营养代餐和保健食品中，也被开发为胶囊、口服液及功能性配方原料。
人们对其抗氧化、免疫调节、肠道菌群调节及代谢健康等潜在作用的关注不断增加，使枸杞多糖成为连接传统养生文化与现代营养科学的一类热门天然成分。
枸杞多糖到底是什么？
枸杞多糖不是一种单独、固定的“神奇成分”，而是一大类从枸杞果实中提取出的、由许多糖分子连成的复杂大分子，英文常写作（LBPs/Lycium barbarum polysaccharides）。
从化学结构上看，它是以阿拉伯糖、半乳糖、葡萄糖、鼠李糖、甘露糖、木糖等拼成的复杂多糖，常还带有少量蛋白质。它更像枸杞中一组结构各异的“功能性膳食纤维—糖蛋白复合物”，是当前枸杞研究最受关注的成分之一。
doi: 10.2147/DDDT.S72892.
（A）枸杞的果实；（B）棕色的枸杞多糖；（C）以及枸杞多糖中存在的六种主要单糖
↘ 枸杞多糖的一些特点
枸杞多糖具有哪些生物活性？其中哪些作用对人体健康更有实际意义？现有研究提示，它可能参与免疫调节、抗氧化、肠道与代谢健康、眼部保护、神经保护及放化疗辅助等多个过程。不过，不同作用的证据基础差异很大，以下将依据现有科学证据的强弱逐一说明。
免疫调节：研究最多、证据最充分
免疫调节是枸杞多糖（LBPs）研究最集中、证据也相对较充分的领域。
↘ 枸杞多糖影响免疫细胞，改善抗体反应
细胞和动物研究显示，LBP可影响T细胞、B细胞、自然杀伤（NK）细胞、巨噬细胞及树突状细胞等多种免疫细胞，促进IL-2、IFN-γ等免疫相关因子的表达，并可能改善抗体应答。部分动物研究还发现，LBP可促进滤泡辅助性T细胞及生发中心B细胞反应，提示其可能参与适应性免疫调控。
其机制可能涉及TLR2/TLR4、NF-κB和Notch等信号通路；此外，LBP还可能经肠道菌群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影响肠道相关淋巴组织和肝脏免疫细胞，形成“肠—肝—免疫”调节链条。
枸杞多糖可能具有的免疫调节作用机制
doi: 10.2147/DDDT.S72892.
↘ 人体补充枸杞汁后免疫分子水平升高
人体证据方面，早期小型研究使用枸杞汁制剂，剂量约为每日120 mL、相当于LBP约1.63 g，连续补充2至4周后，受试者的主观精力、睡眠、胃肠规律性和幸福感有所改善；部分研究还观察到淋巴细胞、IL-2和IgG水平升高。
枸杞多糖在宿主中的双重免疫调节作用
编辑
doi: 10.3390/foods11203177.
另有一项较早的晚期肿瘤辅助治疗研究显示，LBP联合LAK/IL-2可能提高客观缓解率和NK/LAK细胞活性，但这类结果仍需现代、高质量临床试验验证。
总体而言，枸杞多糖在维持免疫平衡方面具有一定潜力，但尚不能据此将其视为“增强免疫力”的药物。
抗氧化：有作用，但并非万能药
↘ 能够提高多种抗氧化酶活性
枸杞多糖可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和过氧化氢酶（CAT）等内源性抗氧化酶活性，并降低丙二醛（MDA）等脂质过氧化指标。
健康中老年人的小型人体研究中，连续补充枸杞汁后，SOD和GPx有所升高，MDA有所下降，提示其可能具有一定抗氧化效应。
↘ 激活抗氧化防御通路
研究还指出，不同分子量的LBP功能并不完全相同，部分低分子量组分可能具有更强的抗氧化活性。在细胞和动物模型中，LBP可通过激活Nrf2/HO-1、NQO1等抗氧化防御通路，减轻氧化应激对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等组织的损伤。
枸杞多糖的抗氧化活性及其作用机制
但“抗氧化”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清除自由基，更不能据此推断其具有明确的抗衰老或治病作用。目前人体证据主要是短期生物标志物变化，长期健康结局仍缺乏充分验证。
抗炎作用：降低促炎细胞因子的水平
枸杞多糖作为枸杞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具有良好的抗炎作用。
↘ 枸杞多糖调节TNF-α、IL-6等水平
核因子κB 是关键的转录因子，能够调节炎症反应。研究表明，枸杞多糖可以通过抑制 NF-κB 及其核转移，从而降低促炎细胞因子的水平，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等。
实验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枸杞多糖的抗炎效果，枸杞多糖可能通过相关信号通路调控STAT1、STAT6介导的巨噬细胞极化，从而减轻结肠炎小鼠的体重下降、结肠缩短和疾病活动指数异常等表现。
因此，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枸杞多糖的抗炎机制，并深入探索其重要的作用途径，以充分发挥枸杞多糖的多种抗炎效果。
代谢与肝脏健康：人体数据有限
↘ 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糖水平
动物研究表明，枸杞多糖（LBPs）可能通过促进GLUT4转位、激活AMPK通路和抑制肝糖异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和糖代谢。
在针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观察到：在连续三个月服用枸杞多糖后，患者的血清葡萄糖水平显著下降，而胰岛素分泌指数和高密度脂蛋白水平则有所上升。这表明枸杞多糖可能是治疗 2 型糖尿病的潜在有效辅助药物。
枸杞多糖对糖尿病患者血糖稳态的影响
编辑
doi: 10.3389/fnut.2022.916271.
↘ 枸杞多糖护肝作用及改善肝脏损伤
枸杞多糖具有肝脏保护作用。研究表明，它可降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水平、提高肠道微生物丰富度，并减轻乙醇诱导的肝损伤。研究进一步表明，分子量约为5—10 kDa的枸杞多糖具有较强的乙醇性肝损伤保护作用，未来可进一步比较不同分子量组分的功效差异。
可能具有保护肝脏作用的枸杞多糖
编辑
doi: 10.2147/DDDT.S72892.
此外，长期暴露于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可能导致肝脏解毒酶异常和肝功能障碍。研究显示，枸杞多糖可抑制肝脏孕烯X受体及其下游Ⅰ相、Ⅱ相解毒酶的表达，从而改善相关肝脏损伤。
注：在四氯化碳诱导的急性肝损伤模型中，20 mg/kg枸杞多糖可减轻线粒体损伤，改善脂质代谢，并缓解肝脏结构损伤和过度纤维化。
↘ 还可能有助于改善肥胖、血脂异常等
部分研究还提示，它可降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并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枸杞多糖和益生菌对代谢综合征的改善效果
编辑
doi: 10.3390/foods11203177.
不过，目前与糖尿病、肥胖、血脂异常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相关的主要证据仍来自动物实验。尽管已有小样本2型糖尿病临床研究提示辅助降糖潜力，但尚不足以支持其替代规范治疗，更不能作为降糖、降脂或减肥产品的依据。
改善肠道屏障与消化系统
↘ 枸杞多糖有助于肠道健康
枸杞多糖（LBP）本身难以被人体直接完整吸收，其部分作用可能与肠道菌群利用和代谢有关。在动物模型中，LBP可维持ZO-1、occludin和claudin等肠道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抑制NF-κB和MLCK相关异常信号，从而减轻肠上皮屏障损伤。它在DSS诱导性结肠炎模型中也显示出一定保护作用。
可能的意义包括：
这些发现为枸杞多糖支持肠道健康提供了合理的生物学解释，对于普通人而言，更适合将其理解为可能有助于维持肠道微生态和屏障功能的膳食成分。本文将在后续内容中进一步阐述，肠道微生物群如何有助于机体更充分、更有效地利用枸杞多糖。
抗肿瘤活性：有潜力，但避免夸大
↘ 枸杞多糖能够促进肿瘤细胞凋亡、辅助抗肿瘤
在细胞和动物实验中，枸杞多糖（LBP）可影响肿瘤细胞周期、促进凋亡，并调节Bax、Bak、Bcl-2及caspase-3/9等相关信号。部分研究还观察到其可能改变乳腺癌细胞的雌激素代谢，或提高某些肿瘤细胞对放疗、化疗的敏感性。
在放化疗相关研究中，LBP在动物模型中曾显示出减轻多柔比星心脏毒性、骨髓抑制和放射损伤的潜力，且部分结果提示其未削弱抗肿瘤药物的杀伤作用。早期临床研究也曾观察到LBP联合LAK/IL-2用于晚期肿瘤时的辅助获益。
枸杞多糖具有抗癌活性的可能机制
编辑
doi: 10.2147/DDDT.S72892.
↘ 不同枸杞多糖对肿瘤细胞的作用存在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枸杞多糖不是单一、固定的化合物，而是一组结构和分子量各异的多糖组分。不同组分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结果：某些低分子量组分表现出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而另一些高分子量组分则可能促进增殖。因此，不能将“枸杞多糖”笼统等同于抗癌成分。LBP不能用于替代肿瘤规范治疗；肿瘤患者若考虑补充，也应先与主治医生沟通。
眼健康：已有初步人体研究
眼部健康是近年来较受关注的方向。枸杞含有玉米黄质等类胡萝卜素，而LBP可能与这些成分协同，通过Nrf2/HO-1等通路减轻蓝光和氧化应激对视网膜细胞的损伤。
注：玉米黄素（Zeaxanthin），是叶黄素类脂溶性色素成分，为β-胡萝卜素的二羟基衍生物。
↘ 提高黄斑色素光密度，改善视觉对比敏感度
一项人体研究提示，补充枸杞相关制剂可能提高黄斑色素光密度，并改善视觉对比敏感度。这为其潜在眼部益处提供了初步临床线索。动物研究还显示，LBP可能减轻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缺血再灌注损伤。
但这并不意味着食用枸杞或补充LBP可以治疗黄斑变性、青光眼或其他眼病。现有研究的样本量和持续时间均有限，眼病患者仍应以眼科规范诊疗为主。
其他健康益处
↘ 神经保护效应
在认知障碍和衰老动物模型中，枸杞多糖（LBP）可能改善空间记忆，并涉及BDNF/TrkB、PI3K-Akt和Nrf2等信号通路。它也可能通过调节小胶质细胞极化、降低TNF-α和IL-1β等炎症因子，减轻神经炎症。
枸杞多糖对脑损伤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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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2147/DDDT.S72892.
↘ 心血管保护
心血管方面，动物实验提示枸杞多糖可能经NO-cGMP通路促进血管舒张，并可能减轻氧化低密度脂蛋白相关损伤、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和内皮功能异常。
枸杞多糖具有心脏保护作用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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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2147/DDDT.S72892.
↘ 生殖保护
此外，枸杞多糖在多种生殖损伤动物模型中表现出一定保护作用，例如减轻热应激、氧化应激、辐射或环境化学物导致的睾丸损伤，并可能影响精子线粒体功能和卵巢相关指标。
枸杞多糖对双酚A引起的精子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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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2147/DDDT.S72892.
不过，这些领域目前主要是机制探索和动物实验结果，缺乏可靠人体证据，不能直接推断为改善认知、保护心血管或提高生殖功能的效果。
随着枸杞多糖功能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应用已由传统食用方式逐步拓展至功能食品、营养补充剂及医药辅助研究等多个领域。
然而，不同应用形式在成分组成、有效剂量、质量控制和科学证据水平方面仍存在差异。了解枸杞多糖当前的主要使用方式，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实现其更科学、安全和高效的利用。
1
日常食品：最普遍、最成熟
这是它目前最常见的应用场景，包括：
需要注意：吃枸杞不等于只摄入枸杞多糖。 枸杞还含有玉米黄质、类胡萝卜素、黄酮、甜味糖、有机酸等。因此，完整枸杞食品的效果通常是多种成分共同作用，不能把所有益处都归功于多糖。
2
保健食品与营养补充剂：越来越常见
市场上常见“枸杞多糖提取物”“枸杞多糖胶囊”“枸杞多糖口服液”等。这类产品的优势是剂量集中、携带方便；但问题也很突出：
3
医药与临床：仍处于“研究阶段”
枸杞多糖在抗肿瘤辅助、糖尿病辅助管理、脂肪肝、神经保护、眼部保护、药物递送材料等方面都有研究，但总体仍不能把它视为成熟的标准治疗药物。
最准确的定位是：枸杞多糖已经是有较多基础研究支持的功能食品成分；在临床治疗层面，仍属于证据持续积累、标准化不足的研究方向。
当前人们补充枸杞多糖存在的不足
⑴ “吃枸杞”不等于“定量补充枸杞多糖”
日常生活中，人们主要通过干枸杞、原浆、茶饮、酸奶和枸杞粉等摄入枸杞。由于完整枸杞还含有类胡萝卜素、黄酮、有机酸和糖类等成分，其作用通常是多种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完全归因于枸杞多糖。不同产品的用量、加工方式和多糖保留率也各不相同，不能仅凭产品名称比较其效果。
泡水只能提取部分水溶性多糖，若只喝水而不食用果实，实际摄入量可能较低。原浆和粉剂虽能保留更多成分，但部分产品含有添加糖。对于需要控制血糖或能量摄入的人，糖含量往往比产品是否含有枸杞多糖更值得关注。
⑵ “总多糖”不能代表明确的活性成分
枸杞多糖并非一种固定物质。其分子量、单糖比例、糖苷键、支链数量及是否结合蛋白质，均可能影响其发酵特征和生物活性。研究报道的枸杞多糖分子量跨度很大，不同产地、品种、成熟度、提取温度及纯化方法都可能改变最终组成。
市场产品常用比色法测定“总多糖”，但这一数值主要说明样品中可被该方法检测的糖类总量，并不能回答以下问题：其中有多少是结构明确的枸杞多糖？是否混有单糖、低聚糖或其他杂质？分子量和支化程度是否稳定？不同批次能否产生相同的菌群效应？因此，两个均标注“多糖含量30%”的产品，其结构和实际作用可能并不相同。
⑶ 提取和加工过程可能改变结构
热水、超声、酶解等提取纯化方法虽能提高多糖得率或纯度，也可能改变其分子量、支化和聚集状态，因此高得率、高纯度并不等于高活性。精制多糖也不能与市售粗提物直接等同。
2024年的研究发现，LBP1、LBP2和LBP3对肠道菌群及短链脂肪酸的影响各异：富含阿拉伯糖和半乳糖的LBP3更能促进乙酸和丙酸生成，LBP1和LBP2则与丁酸生成相关。可见，枸杞多糖并非越多越好，其结构及相应的发酵效应更为关键。
⑷ 动物实验剂量不能简单换算为人类补充剂量
现有证据主要来自体外和动物实验，各研究的剂量、周期、动物品系及疾病模型差异较大。由于人和动物在代谢、肠道结构与菌群组成上存在差异，动物剂量不能直接用于人体。
⑸ 个体菌群差异可能造成“同样补充，不同反应”
肠道菌群受饮食、年龄、遗传、疾病、药物及生活方式影响。枸杞多糖需依靠微生物酶降解：缺少关键菌时，其发酵和利用受限；拥有完整的“降解—交叉喂养—产酸”菌群网络时，则可生成更多有益代谢物。
因此，菌群不仅影响枸杞多糖能否被利用，也决定乙酸、丙酸和丁酸等产物的比例，这可能解释不同研究结果不一致甚至相反的现象。
许多人以为枸杞多糖能直接被肠道完整吸收进入血液，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由于难以被人体消化酶直接分解，枸杞多糖进入结肠后会被特定菌群发酵利用，调节菌群组成并促进短链脂肪酸等代谢物生成；同时，个体菌群的结构与代谢能力又决定其降解效率和生物效应。因此，肠道微生物群是连接枸杞多糖摄入与健康作用的重要纽带。
肠道微生物对枸杞多糖的降解作用
枸杞多糖（LBPs）会被微生物特有的碳水化合物活性酶（如 GHs 和 PLs）水解，而这种活性酶通常在人类基因组中是不存在的。
注：糖苷水解酶（GH）和多糖裂解酶（PL）
↘ 枸杞多糖大部分需要靠微生物中的酶来进行分解、转化
研究发现，枸杞多糖跨越肠上皮细胞层的比例很低，这意味着其作用重点可能并非“完整吸收入血”，而是肠腔内的局部作用和微生物转化。
可以将这一过程理解为：人摄入的是“原料”，肠道微生物负责进一步加工。只有携带相应酶系统的细菌才能切开多糖主链或支链，释放较小糖片段；这些片段随后还可被其他细菌继续利用，形成交叉喂养网络。
枸杞多糖对不同肠道微生物的影响
↘ 枸杞多糖抑制致病菌与肠道炎症
变形菌门中包含志贺氏菌、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幽门螺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等多种潜在病原体。变形菌门，尤其是革兰氏阴性菌的异常增殖，是肠道菌群失调的典型特征。
与革兰氏阳性菌相比，革兰氏阴性菌可诱导人源细胞产生更多促炎因子IL-6和IL-8。其中，脂多糖（LPS）可被TLR4等模式识别受体识别，并通过MAPK/NF-κB通路促进TNF-α等炎症因子释放，进而加剧肠道炎症和稳态失衡。
研究显示，阿拉伯糖半乳糖型LBP-3可显著减少结肠炎小鼠体内的变形菌，尤其是具有促炎特性的肠杆菌科细菌；葡聚糖型LBP则能抑制TLR4-MAPK/NF-κB通路，降低IL-1β和TNF-α水平。此外，该类型LBP还可减少高脂饮食诱导的NAFLD小鼠体内变形菌数量及LPS/TLR4/NF-κB通路活性。补充阿拉伯半乳聚糖型LBP-W后，异常升高的变形菌相对丰度也可显著下降并恢复至正常水平。
↘ 枸杞多糖促进益生菌增殖与稳态
体外研究显示，12–20 mg/mL的枸杞多糖（LBPs）可显著促进多种双歧杆菌和乳杆菌生长。
同样，由葡萄糖、麦芽糖和鼠李糖组成的LBPs，也能显著促进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长形双歧杆菌、动物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和植物乳杆菌在体外的生长。
其中，嗜酸乳杆菌和长双歧杆菌在MRS培养基中的最大浓度分别达到8.23 ± 0.30和6.34 ± 0.11 log₁₀ CFU/mL。在正常小鼠中补充LBP可提高乳酸杆菌相对丰度和结肠sIgA水平，从而增强先天免疫。
此外，每日补充50 mg/kg体重、分两次给予的阿拉伯半乳聚糖型LBP-W，不仅提高了肠道菌群多样性，还增加了正常及高胰岛素饮食诱导肥胖小鼠体内乳杆菌的丰度。
↘ 枸杞多糖富集多糖利用菌并重塑菌群结构
除病原菌和益生菌外，LBPs还可富集含多种糖苷水解酶（GH）和多糖裂解酶（PL）的多糖利用菌。体外人肠道菌群研究表明，阿拉伯半乳聚糖型和果胶型LBPs均能促进拟杆菌属增殖；不同LBPs也可增加正常饮食小鼠和C57BL/6J小鼠中“第二代益生菌”Akkermansia的丰度。此外，LBPs可提高正常小鼠和结肠炎小鼠中产次级胆汁酸的瘤胃球菌科细菌丰度。
然而，枸杞多糖对短链脂肪酸产生菌的影响存在差异。在环磷酰胺诱导的免疫抑制小鼠中，阿拉伯半乳聚糖型LBPs可增加拟杆菌属、Lachnospiraceae和Ruminococcaceae的丰度；阿拉伯半乳聚糖—果胶复合物WBPPS则在富集拟杆菌属和Ruminococcaceae的同时，降低Rikenellaceae、Marinifilaceae和Alistipes的丰度。
此外，未经化学表征的枸杞多糖可改变标准饮食小鼠中Akkermansia muciniphila、Allobaculum stercoricanis、Citrobacter、Tannerella、Spirochaeta和Parasutterella excrementihominis等菌的丰度，提示其作用受枸杞多糖类型及动物模型影响。
总体而言，枸杞多糖对宿主健康的益处可能源于其能够丰富益生菌、减少病原体数量，并稳定共生细菌的数量，从而调节微生物结构。
枸杞多糖调节肠道微生物产生的代谢物
肠道微生物产生的小分子代谢物是连接菌群与宿主的重要媒介，可调节肠道及全身免疫。由于肠道菌群高度复杂，其整体代谢状态难以用单一菌种的代谢活动解释。短链脂肪酸、次级胆汁酸和色氨酸代谢物是三类主要微生物代谢物，对维持肠上皮完整性和屏障功能至关重要。
枸杞多糖对肠道微生物群和肠道屏障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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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390/foods11203177.
↘ 枸杞多糖提高短链脂肪酸水平进而减轻炎症
短链脂肪酸是枸杞多糖（LBP）发酵的主要终产物，可通过多种途径调节宿主生理功能：
1.降低肠道局部pH、促进黏蛋白分泌，并抑制病原体生长与黏附；
2.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调控炎症和免疫相关基因表达，减少TNF-α等促炎因子分泌；
3.激活上皮细胞或免疫细胞表面的G蛋白偶联受体GPR41、GPR43和GPR109A，诱导免疫反应；
4.为肠上皮细胞提供能量，促进其分化和增殖，改善屏障功能；
5.抑制NF-κB信号通路并减轻氧化应激，从而降低结肠炎症及癌变风险。
研究表明，枸杞多糖不仅能提高短链脂肪酸水平，还可促进相关产酸菌生长，如产乙酸的双歧杆菌、普雷沃拉菌和拟杆菌，产丙酸的双歧杆菌、粪球菌和瘤胃球菌，以及产丁酸的粪球菌和粪杆菌属。
↘ 枸杞多糖调控氨基酸及有机酸代谢
研究还发现，阿拉伯半乳聚糖型LBPs可逆转多种氨基酸和有机酸代谢异常，涉及色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谷氨酰胺、高丝氨酸和亮氨酸，以及酮脲素、尿黑素原、2-异丙基甲酸、抗坏血酸、葡萄糖酸、（S）-2-羟基谷氨酸和牛磺酸等。
通路分析显示，LBP-3还可调节戊糖磷酸途径，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的生物合成，以及苯丙氨酸代谢。
↘ 枸杞多糖降低脂多糖水平并改善糖尿病代谢
脂多糖（LPS）也被视为肠道细菌来源的代谢产物。在高脂饮食（HFD）/链脲霉素诱导的糖尿病模型中，枸杞多糖（LBP）干预可显著降低大鼠和小鼠体内的LPS水平。
尿液代谢组学分析进一步表明，葡聚糖型LBP可提高糖尿病大鼠的肌酐、2,2,3-二羟基丁酸、D-半乳糖醛酸和柠檬酸水平，同时降低甲基丙酸、苯甲酸和木糖醇水平，使其趋于正常。
↘ 枸杞调节炎症相关代谢物水平
此外，补充枸杞成分可降低亚油酸和花生四烯酸等ω-6多不饱和脂肪酸，以及L-缬氨酸、L-苯丙氨酸、L-丝氨酸、L-赖氨酸、L-甲硫氨酸和L-谷氨酸等炎症相关氨基酸的水平；这些氨基酸在白细胞介素-10缺乏小鼠的粪便中与肠道炎症密切相关。
编者小结
枸杞多糖与肠道菌群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促进益生菌”，而是一个由多糖结构、微生物酶系及菌群协作共同决定的生态过程。不同结构的枸杞多糖会选择性富集具有相应降解能力的细菌，其分解产物又可通过交叉喂养被其他菌群利用，最终形成短链脂肪酸等活性代谢物。
因此，枸杞多糖的健康效应可能取决于个体原有菌群是否具备完整的“降解—传递—发酵”网络。这也提示，同一种枸杞多糖在不同个体中可能产生不同效果。未来应从单纯观察菌群丰度变化，转向解析多糖结构、功能菌群与代谢产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为枸杞多糖的精准营养应用提供依据。
枸杞多糖的健康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肠道菌群的参与，因此，补充枸杞多糖的同时，也应注重养护肠道菌群，使“补多糖”与“养菌群”协同进行。
本章将围绕原料选择、菌群协同、膳食搭配、剂量与节奏、补充时机及人群适配等层面，提出一套“借菌发力”的实践策略，帮助枸杞多糖更好地被肠道菌群利用，力求使其真正抵达结肠并充分发酵，从而切实“发挥出价值”。
1
选对”多糖形态”
——从结构入手提高菌群利用率
↘ 优先选择具有阿拉伯半乳聚糖结构的枸杞多糖
枸杞多糖是结构异质的混合物，不同结构对菌群的“喂养效率”不同。研究发现，阿拉伯半乳聚糖型枸杞多糖对双歧杆菌与乳酸杆菌的促生长效果最为突出，因为其富含的阿拉伯糖、半乳糖及阿拉伯寡糖、半乳寡糖片段，恰好是这些益生菌偏好的底物。因此，优先选择保留阿拉伯半乳聚糖结构的产品，是提高菌群利用率的第一步。
↘ 温和的工艺使分子结构保留比高浓度更易吸收
在提取工艺上，超声辅助提取兼具高效率、短时间、低溶剂消耗的优势，且能通过降低分子量、打断氢键来增强多糖的生物活性。分子量适中的多糖片段更易被菌群的碳水化合物活性酶（CAZymes，如糖苷水解酶GH、多糖裂解酶PL）切割利用。
相比之下，传统长时间高温水提虽简单，却可能破坏多糖分支结构、降低益生元活性。对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与其追求”高浓度原浆”，不如关注”温和工艺、结构保留、分子量适中“——后者才是菌群”吃得动”的形态。
2
益生元+益生菌”协同
枸杞多糖本质是益生元，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肠道内有相应的益生菌来发酵它。枸杞多糖能促进嗜酸乳杆菌与长双歧杆菌增殖，并在小鼠体内提升脾脏与胸腺指数、增加结肠sIgA。这意味着，枸杞多糖与益生菌像是”原料与工人”的关系，缺一不可。
↘ 摄入枸杞多糖的同时补充乳杆菌、阿克曼菌等
实践中可采用合生元策略，在补充枸杞多糖的同时，摄入富含双歧杆菌、乳杆菌的食物或制剂（如无糖酸奶、发酵乳、益生菌补充剂），或日常多吃富含天然益生菌的发酵食品。
研究还指出，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作为”第二代益生菌”新秀，可被枸杞多糖富集，与肠道屏障完整性和代谢健康密切相关。一个”先养菌、再喂多糖”的顺序也值得考虑：先用1–2周调整菌群（增加益生菌与膳食纤维摄入），再系统补充枸杞多糖，发酵效率更高。
3
改善菌群的整体生态
——用高纤维饮食为降解菌”扩充”
枸杞多糖的发酵效果深受整体膳食结构影响。高脂高糖饮食会抑制多糖降解菌，促进变形菌等促炎菌增殖；富含膳食纤维的饮食则有助于维持拟杆菌、双歧杆菌、瘤胃球菌和粪杆菌等糖类利用菌的丰度。这些菌富含GH和PL酶系，是发酵枸杞多糖的主要力量。
↘ 多样化饮食，尤其是富含纤维的食物
对普通健康人而言，最现实的办法是保持多样化、富含天然膳食纤维的饮食，包括全谷物、豆类、蔬菜、水果、菌菇和坚果。其目的不是保证某个菌属一定增加，而是为多糖降解菌和短链脂肪酸产生菌提供连续、丰富的底物，维持微生物之间的交叉喂养。
枸杞可作为这种饮食的一部分，而不应取代其他植物性食物。较为稳妥的生活化方式是将适量完整枸杞用于酸奶、燕麦、杂粮粥或其他正常膳食，同时注意总糖和总能量。这样既能摄入枸杞成分，也能为菌群提供更加多样的植物底物。
4
剂量与节奏：规律、渐进的摄入方式
↘ 枸杞多糖补充也并非一下子越多越好
体外实验表明，枸杞多糖对益生菌呈“钟形”剂量效应：5%浓度促生长效果最佳，增至15%后反而减弱，说明过量补充可能抑制益生菌，甚至被条件致病菌利用。
动物实验的有效剂量为50～400 mg/kg；换算至人体，日常摄入量宜控制在数百毫克至1～2克，而非越多越好。
↘ 枸杞多糖宜少量分次持续补充
在节奏上，”少食多餐”优于”一次大量”。肠道菌群适应新的可发酵多糖需要时间。分次摄入能让多糖更均匀地抵达不同肠段、被不同菌群接力发酵，避免一次性过载导致发酵不充分或产气不适。建议将枸杞多糖分散到早晚餐或加餐中，而非一次性冲泡大剂量。同时，持续补充优于短期突击：动物实验的有效周期多为4–12周，菌群的重塑与代谢物水平的稳定需要时间，指望”喝三天就见效”并不现实。
如果出现持续腹痛、明显腹泻、便血或体重异常下降，应停止自行尝试并就医，不能简单解释为“菌群正在调整”或“排毒”。
5
时机与搭配：让多糖”走对地方”
↘ 最好随餐摄入，尤其可搭配富含益生菌的食物
枸杞多糖不易被小肠消化酶分解，可完整到达结肠，因此空腹或餐后服用对其作用影响不大。不过，与食物同服可延缓胃排空，使多糖更均匀地进入肠道，并减轻胃部刺激。还可搭配苹果、菊芋、香蕉等富含果胶或菊粉的食物，形成“复合益生元”效应，为多种降解菌提供底物。
枸杞多糖也可与酸奶、泡菜、纳豆等发酵食品同食，形成“益生元+益生菌”的协同作用。其发酵产生的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可通过GPR41/GPR43受体调节免疫并强化肠道屏障。
6
个体化补充需要功能检测
真正的精准补充不应只是检测粪便中有没有双歧杆菌或阿克曼菌，而应评估菌群是否具有利用目标多糖的功能。未来可结合宏基因组分析、碳水化合物活性酶谱、体外粪菌发酵和短链脂肪酸检测，判断个体更适合哪一种结构的枸杞多糖。
例如，若体外发酵显示某人的菌群对阿拉伯半乳聚糖产生较多乙酸和丙酸，而对果胶型多糖产生更多丁酸，就可能据此选择不同组分。但这一模式目前主要属于研究和产品开发方向，尚未成为常规临床服务。
面向不同人群的个性化补充建议
枸杞多糖”借菌发力”的策略，落到具体人身上不能一刀切。不同年龄、生理状态与基础疾病的人群，肠道菌群基线与代谢需求差异显著，补充方案应因人而异。
一、健康成年人
对于普通人，较稳妥的原则是：把枸杞视为多样化膳食中的一种食物，而不是药物，重在膳食协同。
健康成人的菌群结构相对稳定，枸杞多糖的作用是”锦上添花”——放大已有的菌群代谢优势。建议每日多糖摄入控制在数百毫克至1克级别，分散于早晚餐或加餐；优先选择阿拉伯半乳聚糖型；与酸奶、发酵食品同食形成合生元；以全谷物、蔬果的高纤维膳食托底。
评估信号：排便规律、腹胀减轻、精力稳定。
二、中老年人群
以“养菌”为先，兼顾免疫与代谢。随着年龄增长，肠道菌群多样性和双歧杆菌等有益菌丰度下降，条件致病菌增多。中老年人可先用1～2周增加益生菌和膳食纤维，再从每日数百毫克枸杞多糖开始，持续观察8～12周。
研究显示，枸杞多糖可改善脾脏、胸腺指数及结肠sIgA等免疫指标。正在服用降糖药或降压药者，应注意潜在相互作用，并在补充前咨询医师。
三、代谢综合征/肥胖人群
以”调菌”为核心，配合生活方式。代谢综合征患者常伴菌群失调（变形菌丰度增加、阿克曼菌减少、慢性低度炎症）。枸杞多糖可通过富集阿克曼菌、增加丁酸盐生成、调节GPR受体改善胰岛素抵抗与脂代谢。
建议在医生指导下，将枸杞多糖嵌入“低升糖+高纤维+规律运动”的综合方案，每日1–2克、持续12周以上，以短链脂肪酸生成与代谢指标（血糖、血脂、腰围）为评估点。
需强调：枸杞多糖是辅助而非替代药物，不可擅自停药。
四、儿童与青少年
谨慎为宜，优先食补：儿童菌群处于发育期，对外源多糖的耐受与反应不同于成人。文献缺乏儿童专项研究，建议优先通过天然食物（枸杞果、杂粮、蔬果）补充，避免高剂量提取物。确需补充时，剂量减半、密切观察消化反应。
五、特殊人群
孕妇、哺乳期、免疫缺陷或正在使用免疫抑制剂者，因缺乏安全性证据，应在医师指导下决定是否补充。枸杞多糖虽属食药同源，但其免疫调节与菌群重塑效应在特殊生理/病理状态下需审慎评估。
总体而言，利用肠道微生物群提高枸杞多糖利用效率的核心，不是简单增加剂量，而是实现结构明确的多糖、具备相应降解能力的菌群、持续健康的饮食环境之间的匹配。现阶段最可行的是将枸杞纳入多样化饮食、避免过量和夸大功效；未来则需要通过标准化多糖、特定菌株合生元和高质量人体试验，逐步实现更精准的应用。
从一粒枸杞，到结肠深处菌群发酵产生的分子丁酸——枸杞多糖的健康之旅，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本文沿着”多糖—菌群—代谢物—宿主“这条主线，把其中的关键环节说清楚。
第一、枸杞多糖并非像维生素那样直接入血发挥作用，它的主要”舞台”在结肠：人体消化酶拿它没办法，绝大多数要靠肠道菌群的碳水化合物活性酶（GH、PL等）切割发酵，生成短链脂肪酸等代谢物，再经由GPR41/GPR43等受体调节免疫与代谢。这意味着，”吃了多少克”远不如“菌群发酵出了什么”重要。
第二、枸杞多糖本质是益生元，需要与益生菌（双歧杆菌、乳酸杆菌、阿克曼菌等）形成”原料—工人”的合生元关系；它的发酵效果又被整体膳食结构深刻影响——高纤维饮食、降解菌丰度充足，多糖才能发挥出价值。
第三、补充应因人而异：健康成人侧重增效，中老年人兼顾养菌与免疫，代谢综合征患者重在调节菌群，儿童优先食补，特殊人群需谨慎评估。剂量也并非越高越好，应采用少量分次的方式，根据效果再进行调整。
总之，枸杞多糖的作用取决于多糖结构、菌群状态、膳食基础、剂量及个体差异。它不能替代药物或均衡饮食，而可能通过优化菌群—代谢—免疫网络发挥辅助作用。理解枸杞与肠道菌群的双向互动，才能让“保温杯里泡枸杞”更具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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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禾健康
早高峰车流，空气中的细颗粒物；食物和饮水中可能存在的微量环境化学物；塑料在环境中不断降解形成的微塑料；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农药，以及某些能够长期残留、蓄积的重金属……
这些东西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会特别意识到它们。
环境暴露往往不像一次感染那样，会让人突然发烧，也不像食物中毒那样，几个小时后就能明确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很多暴露的剂量很低，也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但如果，把时间从一天拉长到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生呢？它们会不会在身体里留下长期的生物学痕迹？
这个问题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尤其值得关注。流行病学数据表明，过去几十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病负担不断增加，但人的基因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同等程度的变化；双胞胎研究也提示，即使遗传背景非常接近，一个人最终是否发生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仍然存在明显差异。
于是，研究的视线开始更多地转向基因之外：空气、饮食、化学物、生活方式，以及这些因素在一生中的累积影响。
这正是“暴露组（Exposome）”描述的东西。
本文我们看看这些外界因素，是如何被身体感知到，又可能怎样经过肠道微生态和免疫系统，一步步影响长期健康。理解这些，有助于寻找稳态发生偏移之前可能被识别和干预的环节。
我们每天都在暴露，只是很少意识到。
2005年，流行病学家 Christopher Wild 提出了一个概念：Exposome，暴露组。
如果说基因组（genome），描述的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遗传信息，那么暴露组描述的，则是一个人从生命早期开始，一生经历的环境暴露总和。
这里的“环境”，比我们平时理解的要宽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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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当然包括空气、水、气候、污染物；也包括饮食、吸烟、运动、职业环境等生活方式因素。
进一步往身体内部看，氧化应激、体内化学环境以及微生物群，也可以被看作暴露在人体内部留下的一部分生物学响应。
过去研究环境因素时，我们可能采用一对一的思路：
但真实生活显然不是这样。
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可能同时接触交通污染、不同来源的饮食成分、食品加工过程中使用的添加剂、环境中的微塑料和多种低浓度化学物质。而且这种暴露并不是只发生一天。它可能持续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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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暴露组研究开始从单一因素，转向长期、低剂量、多因素共同暴露。
而要理解这些外界因素如何真正进入人体的生理网络，肠道是一个很重要的交汇点。
这里既直接面对大量外来物质，也聚集着微生物、代谢物、上皮屏障和大量免疫细胞。环境与人体的许多复杂互动，就发生在这里。
提到 PM2.5，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肺。
但空气中的颗粒物进入呼吸道后，并不一定都停留在那里。
PM2.5，也会随着吞咽进入肠道
气道表面的黏液会黏住一部分颗粒，再由纤毛不断向咽部清除。这个过程每天都在发生，而其中一部分颗粒最终会随着吞咽进入消化道。
那么，这些颗粒进入肠道以后，会留下什么影响？
研究者已经观察到一些微生态层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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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研究指出，在交通污染暴露较高的地区，人群肠道中的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 、Eubacterium rectale 有所减少。
注：这两类菌都是重要的产丁酸菌。丁酸水平的变化可能进一步影响结肠上皮能量代谢、紧密连接稳定性以及 Treg 相关的免疫调节。
研究提示，PM2.5 暴露可促进 ZO-1、Occludin 等紧密连接蛋白的降解，削弱肠上皮屏障完整性，并增加 LPS 等微生物来源成分跨越肠屏障的机会。
与此同时，PM2.5 还增加肠腔内活性氧（ROS）的产生，形成氧化应激。对于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Eubacterium rectale 这类严格厌氧菌来说，氧化环境本身就不利于其生存；空气污染中的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还可能改变局部 pH，为部分耐受性更强的微生物创造不同的生态条件。
相比通过呼吸道间接进入肠道的颗粒物，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环境暴露，本身就是经口进入消化道的。
微塑料、农药、重金属，就是其中几类典型代表。
微塑料：先受到影响的，可能是黏液屏障
微塑料先改变黏液层和微生物生态位
微塑料进入肠道后，首先接触到的并不是上皮细胞，而是覆盖在其表面的黏液层。
动物研究显示，聚苯乙烯和聚乙烯微塑料暴露可造成肠道黏液层损伤，并抑制 MUC2 的表达。MUC2 是结肠黏液层最主要的黏蛋白之一，一旦其生成减少，原本用于隔开肠腔微生物和上皮细胞的物理距离也会随之缩短。
黏液层并不是简单的一层保护膜，它本身就是肠道微生态空间结构的一部分。像Akkermansia 这样的黏液相关菌，就生活在这一特殊生态位中。
研究表明，微塑料暴露伴随着 Akkermansia 减少、黏液层变薄，以及微生物与上皮直接接触增加。
而纳米塑料的问题还多了一层。
更小的纳米塑料进一步越过屏障，牵动局部免疫
由于颗粒尺寸更小，它们不仅可能穿过黏液层，还可以吸附其他环境污染物和微生物。有研究称之为：特洛伊木马效应。
BPA、重金属甚至附着在颗粒表面的细菌，都可能借助纳米塑料进一步进入肠道深层组织。
研究还发现，微塑料颗粒可在派尔集合淋巴结（Peyer’s patches）中聚集，并影响树突状细胞的抗原呈递功能，进一步增强 Th1 和 Th17 相关免疫反应。
也就是说，微塑料可能同时改变黏液层结构、微生物空间分布以及局部免疫识别环境。
农药：对肠道微生物形成选择压力
农药的作用方式又不太一样。
草甘膦可能改变菌群中的竞争关系
以草甘膦为例，它的主要作用靶点是植物中的莽草酸途径（shikimate pathway）。人体细胞没有这条代谢通路，但部分肠道微生物有。
这意味着，草甘膦进入肠道后，并不是对所有微生物产生同样的影响，而可能根据不同菌种对莽草酸途径的依赖程度，形成一种生态上的选择压力。
研究显示，草甘膦暴露与 Lactobacillus、Bifidobacterium 等减少有关，而部分对这一通路依赖较低或耐受性更强的 Clostridium、Salmonella 则可能获得相对生长优势。
这样的变化随后会反映到代谢层面。研究提示，草甘膦相关的菌群变化可伴随短链脂肪酸，尤其是产丁酸下降。SCFA 供应减少后，对 Foxp3+ Treg 分化和免疫耐受的支持也可能减弱。
注：这一部分需要谨慎。研究人员同时指出，很多实验中要达到明显菌群改变，使用的草甘膦浓度远高于普通人真实膳食暴露水平。
表1 暴露组分对肠道菌群和免疫系统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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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16/j.fct.2026.116331
重金属：影响微生物功能基因和生物转化能力
铅、镉、砷等重金属具有明显的生物蓄积特性。长期暴露下，它们的影响并不只停留在宿主细胞，也可能深入到肠道微生物的基因表达和代谢活动。
从菌群组成，到耐药基因组的重塑
研究显示，镉和铅暴露可促进肠道细菌中抗生素耐药基因的传播，也就是影响微生物群落的耐药基因组。这种传播可以通过细菌之间的水平基因转移发生。
这意味着，环境暴露带来的选择压力，可能进一步改变整个肠道微生物群携带的功能基因（包括它们具备怎样的耐受能力、携带哪些功能基因，以及这些基因如何在群落内部传播）。
微生物，也参与决定砷在体内如何被转化
动物研究显示，砷暴露可以损害肠道菌群对砷的生物转化能力，并导致包括单甲基砷酸在内的毒性代谢物积累，进一步加重氧化应激和系统性炎症。
关于重金属和肠道菌群，谷禾在之前的文章中有过更多阐述，详见：
因此，在某些环境化学物的暴露中，肠道菌群既可能是被影响的一方，也可能反过来参与决定这些物质最终形成怎样的代谢产物，以及宿主实际面对怎样的生物学暴露。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讨论环境因素与健康的关系时，仅仅测量外界暴露浓度往往还不够。进入人体生理系统的，已经不是最初的那个化学物，而是经过微生物和宿主共同代谢之后形成的一整套新的分子环境。
但这些发生在肠道里的变化，并不会一直停留在肠腔内部。
当代谢环境和屏障状态同时发生变化，一些原本被限制在肠腔中的微生物信号，就有机会进一步进入宿主的免疫视野。
食品乳化剂、微塑料和草甘膦等暴露可能与 Zonulin 介导的肠道通透性调节有关。Zonulin 是参与调节细胞间紧密连接的蛋白；相关信号可激活 EGFR（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通路，使紧密连接蛋白与细胞骨架之间的连接发生改变，细胞间隙随之扩大。
原本主要被限制在肠腔中的细菌抗原、LPS（脂多糖）、肽聚糖以及部分未完全消化的食物蛋白（例如，麸质-醇溶蛋白），都可能获得更多机会穿过细胞之间的通路，进入肠黏膜固有层。
其中最典型的一类信号，就是 LPS。
LPS 原本是革兰阴性菌外膜的组成成分。在肠道屏障完整时，它主要被限制在肠腔内；但当屏障通透性增加，LPS 等微生物来源成分就更有机会接触黏膜免疫细胞，甚至进入循环。
更多关于LPS 可以看谷禾之前详细写过的文章：
LPS 一旦被识别，炎症通路就会启动
LPS 是革兰阴性菌外膜的重要组成成分。对于免疫系统来说，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细菌碎片，而是一类高度明确的微生物存在信号。
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等先天免疫细胞表面的 TLR4可以识别 LPS，随后激活下游 NF-κB 信号通路，促进 IL-1β、IL-6、TNF-α 等促炎因子的表达。
这套反应本身并不是坏事。短时间内，它是免疫系统面对细菌入侵时非常重要的防御机制。
需要关注的是刺激的持续时间和频率。
如果微生物来源的信号长期、反复进入免疫系统，TLR4—NF-κB 这套通路就可能持续处于被激活的状态。
这种由肠源性 LPS 持续进入循环所形成的状态称为代谢性内毒素血症。
也就是说，问题不一定来自某一次强烈刺激，而可能来自低强度、长时间、反复出现的免疫输入。
这也是环境暴露研究越来越重视长期累积的原因。
同样是外界暴露，进入免疫系统的信号量未必相同
我们通常衡量环境暴露，会关注空气中有多少 PM2.5、食物中有多少某种化学物，或者一个人接触了多久。
但从人体内部来看，外界暴露量并不等于免疫系统最终实际面对的生物学刺激量。
在两者之间，还隔着肠道微生态、微生物代谢、黏液层和上皮屏障等多个环节。
如果屏障完整，很多微生物成分仍然被限制在肠腔内；如果屏障通透性升高，免疫系统实际接收到的信号就可能不同。
从这个角度看，一个人的内部状态，本身就是环境暴露最终产生怎样生物学效应的一部分。
这提示我们：当外部暴露无法完全避免时，身体内部如何处理这些暴露，同样值得关注。
持续的抗原暴露，会增加免疫“误伤”的机会
如果刺激继续存在，问题还可能进一步深入到免疫耐受。
长期的细菌抗原输入可能参与分子模拟。
有些微生物抗原与人体自身蛋白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相似性。免疫系统原本针对微生物建立的抗体或 T 细胞反应，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同时识别人体自身成分。
例如，针对细菌 HSP60 产生的抗体可能与人体 HSP60 发生交叉反应，从而与血管内皮损伤和自身免疫性血管炎等过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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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除了关注炎症高不高，还可以看免疫系统是否还能准确区分什么需要攻击，什么应该耐受。
而在这套判断机制中，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分子节点。
它一边接收来自肠道微生物的代谢信号，一边也能直接感知某些环境污染物。
这个节点，就是 AhR。
芳香烃受体，AhR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它最早因为能够响应二噁英等环境化学物而受到关注，因此很长时间里，人们把它理解为一个环境污染物感受器。
但现在看来，AhR 的角色远比这复杂。
在肠道中，它本身就是连接微生物代谢、黏膜屏障、免疫调节的重要节点。
同一个受体，可以接收完全不同来源的信号
正常情况下，部分乳杆菌属、双歧杆菌属可以参与色氨酸代谢，产生吲哚-3-醛、吲哚-3-乙酸等吲哚类代谢物。这些微生物来源的小分子可以作为 AhR 的天然配体。
AhR 被激活后进入细胞核，与 ARNT 结合，再作用于特定 DNA 调控区域，影响下游基因表达。
在生理状态下，这类信号有助于促进 IL-22 产生，并参与 Foxp3+ Treg 的维持，从而支持黏膜屏障和免疫耐受。
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就只看菌群组成还不够，决定宿主接收到什么信号的，是这些微生物正在进行怎样的代谢。
污染物也能进入这套信号系统
问题在于，AhR 并不只识别微生物来源的配体。
二噁英、PCB（多氯联苯）、PAH（多环芳烃）等环境污染物，同样可以与 AhR 结合。而且部分外源化学物对 AhR 具有更高的亲和力，并可能造成更加持续的受体激活。
以 TCDD 为例，研究提出，这类外源配体可能干扰 AhR 正常的降解和关闭过程，使信号持续存在。
同样是 AhR，被不同来源、不同强度、不同持续时间的配体激活，产生的免疫结果并不完全一样。
这也是 AhR 研究最值得关注的地方：环境化学物和微生物代谢物，实际上可能在竞争同一个宿主信号入口。
AhR信号方式改变→Treg/Th17 平衡也改变
AhR 信号异常后，一个重要的下游结果，是 Treg / Th17 平衡发生偏移。
Treg 负责维持免疫耐受，限制过度炎症；Th17 则更偏向促炎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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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污染物造成的持续 AhR 激活可能抑制 Foxp3+ Treg 的形成，同时促进 Th17 相关反应，使 IL-17/IL-22 轴向更明显的促炎方向偏移。
空气颗粒物还可以通过 AhR 激活树突状细胞，增强抗原呈递，并进一步促进自身反应性 T 细胞的激活。
这也提供了一个理解个体差异的角度。面对同一种外界暴露，不同人的肠道微生态、色氨酸代谢能力、屏障状态和免疫调节基础并不会完全一致。
而有些环境影响，甚至可能比一次炎症反应持续得更久。因为它们能够进一步改变基因的使用方式。
AhR连接污染物、肠道菌群与免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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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3389/fmicb.2026.1737229
我们的 DNA 序列通常不会因为一次环境暴露而改变。
但同一套 DNA，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
这就是表观遗传。
重金属，可能让部分 T 细胞基因更容易打开
DNA 甲基化是调节基因表达的重要方式之一，而维持这一过程的重要酶是 DNMT。
注：DNMT，DNA methyltransferase，DNA 甲基转移酶。通过SAM辅因子将甲基转移至胞嘧啶，调控基因表达与细胞分化，其异常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研究表明，重金属等环境毒物可抑制 DNMT 活性，引起 DNA 低甲基化。
在 CD4+ T 细胞中，CD11a（LFA-1）、CD70、KIR 等基因启动子区域发生低甲基化后，其表达增加，可能使 T 细胞逐渐呈现更强的自身反应性表型。
也就是说，即使最初的环境刺激已经过去，免疫细胞的功能状态仍可能留下一段时间的改变。环境暴露的影响，也就从一次免疫反应，进一步进入了免疫细胞本身的基因调控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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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变化发生在 Foxp3 上。
Foxp3 是维持 Treg 功能的重要调控因子。研究提到，当 Foxp3 启动子发生高甲基化后，其表达可能受到抑制，Treg 维持免疫耐受的能力也可能随之减弱。
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具体了：
一些原本该受限制的自身反应性 T 细胞可能更容易被激活，而负责维持免疫耐受的 Treg 调节作用又可能减弱。
当这两类变化同时存在时，免疫系统对自身组织的容忍边界就可能变得更不稳定，开始向不利的方向偏移。
不只是 DNA 甲基化，炎症基因本身也可能变得更容易启动
环境暴露还可以作用于染色质结构。
研究提到，PM2.5 和氧化应激能够改变 HDAC（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活性，使 IL-6、TNF-α 等炎症相关基因所在的染色质区域更加开放，也就是更容易被转录。
这里其实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交汇。
前面我们讲过，菌群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尤其丁酸，本身也具有HDAC抑制作用，并参与 Foxp3+ Treg 的调节。
也就是说，环境污染带来的氧化应激，与肠道微生物产生的代谢信号，可以在同一类表观遗传调节机制上发生交汇。
这也是为什么单纯讨论暴露了多少污染物，有时还不足以解释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生物学反应。进入人体之后，这些外来信号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发挥作用。它面对的，是一个原本就存在差异的代谢、微生态和免疫背景。
砷还可能通过 microRNA 改变炎症的刹车系统
表观遗传调控还包括 microRNA。
砷和 BPA 暴露可改变 miR-146a、miR-155 等免疫调节 microRNA 的水平。
其中，miR-155 过度表达会抑制 SOCS1。SOCS1 原本是细胞因子信号中的一个重要负调节因子，可以理解为 JAK/STAT 通路上的刹车。当 SOCS1 被抑制后，JAK/STAT 信号可能持续活跃，慢性炎症也更容易被维持。
所以，长期环境暴露值得关注的，它还可能逐渐改变免疫系统的反应阈值和调节方式。
而当这种状态持续足够久，另一个变化开始出现——免疫系统本身，也可能提前进入衰老。
我们通常用年龄来理解衰老。但对免疫系统来说，身份证上的年龄，不能解释全部差异。
同样是50岁，有些人的免疫系统仍然保持较好的调节能力；另一些人却可能已经出现更明显的慢性炎症、免疫耗竭和衰老细胞积累。
长期环境压力就是其中一个值得研究的因素。
研究表明，长期存在的氧化应激、DNA 损伤和慢性炎症，都可能推动免疫细胞更早出现衰老特征。
PM2.5、重金属等环境暴露与免疫细胞端粒缩短有关，并可能推动细胞进入复制性衰老。
注：复制性衰老指正常体细胞因反复分裂导致端粒不断缩短、触发DNA损伤应答，达到分裂极限后发生的不可逆增殖停滞状态。它与端粒酶活性降低密切相关。
衰老细胞会持续释放炎症信号
端粒不断缩短后，一些免疫细胞逐渐失去正常的增殖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安静地退出。
进入衰老状态的细胞可能形成 SASP（Senescence-Associated Secretory Phenotype，衰老相关分泌表型），持续释放 IL-6、IL-1β、MMPs、趋化因子等炎症信号。
这些信号又会改变周围组织环境，甚至推动邻近细胞出现衰老特征。
于是，一个循环开始形成：
慢性炎症和环境压力推动细胞衰老，而衰老细胞又继续制造炎症。
这也是炎症性衰老的重要特征——没有明显感染，身体却长期处于一种低水平、难以完全消退的炎症状态。
前面提到的肠源性 LPS，在这里也有了更长期的意义。研究提出，持续的 LPS 转位和 TLR4 刺激可能使免疫系统长期难以回到静息状态，并与免疫细胞出现耗竭表型有关。
动物研究：老龄菌群可参与推动炎症性衰老
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
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的肠道菌群变化，只是衰老的结果，还是也可能反过来参与炎症性衰老？
动物实验给出了一些更直接的线索。
一项研究将老龄来源的肠道菌群转移给无菌小鼠，结果显示，这种菌群转移能够促进受体出现系统性炎症性衰老。也就是说，至少在这一动物模型中，老龄微生态本身具有推动炎症性衰老的能力，而不只是随着衰老被动发生变化。
另一项小鼠研究进一步发现，老龄小鼠肠道菌群来源的LPS能够激活TLR4，并增强巨噬细胞的炎症反应。
当然，目前菌群推动免疫衰老的直接证据仍以动物实验和机制研究为主，但这些研究至少提示：
长期环境压力作用于人体时，决定免疫系统最终处于怎样的状态的，可能不仅是外界暴露本身，还包括体内长期存在的炎症和微生态信号背景。
当这种状态继续积累，变化还会进一步进入 T 细胞和 B 细胞层面。
而这就把问题推向了下一步——免疫系统为什么会越来越容易把攻击指向自身组织？
免疫系统衰老之后，出现的并不只是防御能力下降。一些已经带有明显衰老特征的免疫细胞，反而会保留较强的炎症和组织攻击能力；与此同时，另一部分 B 细胞开始更容易产生针对自身成分的抗体。
免疫衰老因此并不是简单地让免疫反应越来越弱，而是让整个免疫系统的工作方式发生偏移。
类风湿关节炎和系统性红斑狼疮中的一些免疫细胞变化，就提供了两个很具体的例子。
T 细胞：衰老之后，组织攻击能力仍可能保留
在类风湿关节炎（RA）研究中，一类具有衰老特征的 CD4+CD28− T细胞受到关注。
这类细胞已经失去 CD28 共刺激分子，并表达 CD57、KLRG1 等衰老相关标志，但仍能够释放穿孔素（perforin）和颗粒酶（granzyme），产生直接的细胞毒性作用。
这类细胞可以在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关节滑液中积累，并被认为可能直接参与关节软骨损伤。
也就是说，免疫细胞变老之后，攻击能力与正常调控之间逐渐失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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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细胞：针对自身成分的抗体更容易出现
研究关注到一类年龄相关B细胞（ABCs，Age-associated B Cells），在长期抗原刺激和细胞压力下，初始 B 细胞的发育可能受到抑制，而 ABCs 逐渐扩增。
与产生针对病原体的保护性抗体相比，这类细胞更倾向产生针对自身 DNA 和核蛋白的抗体，例如 anti-dsDNA 和 ANA。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ABCs 的比例还与疾病活动程度以及狼疮性肾炎相关。
一个是具有组织损伤能力的 T 细胞积累，一个是更容易产生自身抗体的 B 细胞扩增。
当然，这并不是说某种污染物会沿着一条固定路径最终导致类风湿关节炎或系统性红斑狼疮。自身免疫病本身就是遗传、感染、环境和免疫状态等多种因素共同参与的复杂疾病。
表2 暴露体诱导的自身免疫和免疫衰老的细胞和分子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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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16/j.fct.2026.116331
先降低外部压力，再稳住肠道这个界面；如果内部状态已经发生偏移，再找到具体环节进行纠正。
环境接触，既做减法，也可做加法
能减少的明显暴露，当然首先应该减少。比如说吸烟、二手烟、职业性污染物以及持续的高污染环境暴露等。
但环境健康研究正在出现另一个有意思的方向：环境并不只有有害暴露，还存在可能促进健康的有益暴露。
最近的一篇研究提出，有益暴露其中包括绿地、森林环境以及植物释放的挥发性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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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186/s40246-025-00882-y
比如森林空气中的α-蒎烯，在细胞实验中可以抑制 LPS 诱导的 MAPK/NF-κB 信号，并降低 IL-6、TNF-α、iNOS、COX-2；一些人体森林浴研究还观察到 NK 细胞数量和活性升高，而且变化可持续超过 7 天。
这种影响也不只体现在免疫细胞上。人体森林浴研究中，富含植物挥发物的森林环境还伴随尿液皮质醇、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下降；短期森林停留后，也观察到血清皮质醇、尿肾上腺素和血压降低。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环境干预未必只有躲开什么，未来也可能包括主动增加一些对免疫和压力调节更友好的环境暴露，比如说多接触户外大自然，空旷的草坪，森林等。
稳住肠道微生态和屏障，让它更有缓冲能力
当一部分暴露无法避免时，更现实的问题就变成：进入肠道以后，这套系统能不能维持稳定。
饮食
高纤维的地中海式饮食，比如更多蔬菜、水果、豆类、全谷物、坚果，配合适量鱼类，与更丰富、更稳定的肠道菌群以及较低的系统炎症相关。
研究表明，较高依从性的地中海饮食与 CRP、IL-6 等炎症指标降低以及更好的 T 细胞功能相关。
从菌群机制上也很好理解：膳食纤维给产短链脂肪酸菌提供底物，丁酸等代谢物又参与维持上皮屏障和 Treg 稳态。
益生菌、益生元
益生元、益生菌及合生元也被研究用于提高微生物多样性、屏障功能和 IgA 相关黏膜免疫。
酸奶、开菲尔、豆豉和泡菜等发酵食品富含益生菌。一些益生菌产生活性神经元化合物或充当载体。一些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菌株分泌γ-氨基丁酸 (GABA)，增加黏液分泌、强化紧密连接，并通过 SCFA 抑制 NF-κB 炎症信号。
不过，即使同样增加膳食纤维，有些人的菌群能够有效利用并产生预期代谢物，有些人却未必；不同益生菌菌株的活性、定植能力和代谢功能也差异很大。
植物来源的活性成分
除了直接补充益生菌、益生元，一些植物来源的活性成分也可能改变肠道中的生态选择压力。
比如在 LPS 诱导肠道炎症的小鼠模型中，山苍子精油干预后，肝脏和肠道中的TNF-α、IL-6、IL-1β 水平下降，同时 Lactobacillaceae、Lachnospiraceae 等菌群增加，并伴随结肠隐窝和上皮完整性的改善。
体外研究发现，香芹酚、肉桂醛、柠檬醛、百里香酚等植物挥发性成分，对C. perfringens、E. coli、部分Salmonella等潜在致病菌抑制更明显。
注：真实人体肠道中的有效剂量和长期影响还需要验证。
判断稳态偏移发生在哪里
如果一个人的问题主要是产丁酸功能不足，和 LPS 相关信号偏高或者屏障状态不佳，显然不一样。
因此，干预前不妨看一下菌群结构，微生态恢复力，短链脂肪酸、色氨酸等代谢功能有没有偏移，屏障和 LPS 相关信号是否异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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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谷禾健康肠道菌群检测数据库>
已经发现偏移——做针对性的纠正
文中我们了解到，一些污染物进入体内会引发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那么针对已经出现的这些问题，也有一些干预措施。
多酚类
白藜芦醇在衰老或慢性炎症小鼠模型中，被观察到可以提高 T 细胞增殖和 NK 细胞活性，同时降低 IL-6、TNF-α。
姜黄素则在细胞和动物研究中表现出抑制 NLRP3 炎症小体、促进自噬以及上调 SIRT1 等作用。姜黄素的作用还有一部分经过肠道菌群。详见谷禾之前的文章：姜黄素与肠道微生物群之间的互作：姜黄素对健康影响的益处
其他例如绿茶儿茶素、可可等富含黄酮的干预，在部分老年人研究中与 NK 细胞活性、疫苗抗体反应以及炎症指标改善有关。
Omega-3
EPA、DHA一方面可以影响 PPAR 和 NF-κB 等炎症通路，另一方面还是消退素、保护素等促炎症消退介质的前体。
也就是说，不仅是减少炎症产生，还涉及帮助已经发生的炎症正常结束。
维生素D
维生素D参与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以及T细胞分化。在一项针对维生素D缺乏老年人的随机临床试验中，维生素D联合N-乙酰半胱氨酸干预 8 周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的 p16、IL-6、TNF-α 等衰老和炎症相关指标下降。
当明确存在营养缺乏时，纠正缺乏本身可能减少额外的免疫压力。
睡眠和运动
长期睡眠不足会提高 IL-6、TNF-α，削弱 T 细胞增殖，并影响抗体应答。
规律运动与更低的CRP、IL-6、TNF-α以及更年轻的 T 细胞组成相关；一些老年人阻力训练研究还观察到，SASP 相关炎症介质和 T 细胞衰老指标下降。
现实生活中，很多暴露剂量并不高，也不会让身体立刻出现明显反应。我们也很难做到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环境暴露的世界里。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长期、低剂量的外部信号进入身体以后，会经过怎样的微生物代谢、屏障和免疫调节，最终形成不同的生物学结果。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越来越关注肠道微生态。环境告诉我们，身体正在面对什么；肠道微生态则提供了一个观察身体内部如何响应这些信号的窗口。
未来研究也正从单一污染物模型，走向更接近真实生活的低剂量混合暴露；从横截面的菌群比较，走向菌群长期追踪；再把微生物组、代谢组、免疫指标和暴露数据结合起来，理解为什么面对相似的外部环境，不同人的生物学反应仍然可能不同。
干预没有统一答案，因为不同产品作用在不同节点；而肠道菌群检测可以帮助找到这些重要节点，并观察这个节点有没有按照预期发生变化。
注：本账号内容仅作交流参考，不作为诊断及医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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